在这方面，孙策托孤之事也可比较。《三国志·吴书》除了上举《张昭传》注引《吴历》托孤语外，还记有《孙策传》孙策谓张昭等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这里丝毫看不到孙策有允许孙权“缓步西归”的打算。孙策又谓孙权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这里也丝毫没有怀疑孙权能否“任事”之意。而且据《世说新语·豪爽》“陈林道在西岸”条注引《吴录》孙策临终举印绶授孙权时最后的一句话，正好是“慎勿北渡”。(26)而“慎勿北渡”即指不要贸然西归。由此可见，前引《吴历》托孤语，只是孙策估量形势严峻，极而言之，并不是确认张昭有“自取”之权，也不认为真可丢弃江东而“西归”淮泗。同样，刘备也不会真心授权诸葛亮，让他判断刘禅可辅与否而决定是否自取帝位。《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载遗诏敕刘禅曰：“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这是刘备对刘禅的基本估计，丝毫看不出还有可辅与否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刘备故作此语，是预料到有此授权，能够进一步预防不测。在这里，诸葛亮扮演的角色，很像是后世打鬼的钟馗，这个鬼就是李严。
在上述的意义上，前引桂馥所说“与其拱手以让敌，何如使能者制敌而有之”的话可以得到新的解释。敌指吴，显而易见，这是表面之敌。还有更危险的潜在的“敌”，指的是可能滋事的旧人，李严是其代表。“能者”意在诸葛亮，诸葛亮凭托孤时赋予他“自取”的权力，可以制服位在同列而又可能滋事的李严。当然这只是我借用桂馥的话而作的解释，桂馥本意可能并非如此。
《诸葛亮传》刘备托孤语下裴注引孙盛曰：“世或有谓备欲以固委付之诚，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途。”此“世或有谓”之言，不但孙盛不信，桂馥在《晚学集》中也“认为非也”。而我则认为孙盛所引“固委付之诚”、“一蜀人之志”，其论出于距蜀汉未远之世，是符合实情的有识之见。只不过刘备意所关注者并不在诸葛本人。诸葛忠贤，确无须“若斯之诲”。但要使被委付的诸葛得以“一蜀人之志”而抑“篡逆之途”，则必须首先大大地巩固他的地位才行。
按照这样的分析，我认为刘备托孤语是他根据蜀国具体情况深思熟虑的结果，是刘备少有的富于谋略之举。难怪他临死前还谆谆叮嘱刘禅“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而诸葛亮也不辞劳苦，为刘禅手写《申》、《韩》、《管子》、《六韬》诸书。托孤之语自然是以对诸葛亮的信任为前提的，但不止是个人信任问题。从以后发生于诸葛亮与李严之间的事来看，诸葛亮完全领悟刘备的言外之意，而且在言行上与之配合得相当默契，相当成功。
据《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李严曾劝诸葛亮受九锡，进爵为王。按裴松之所见《诸葛亮集》，当即陈寿录写编次的二十四篇；隋志著录二十五卷，并谓梁二十四卷，这与陈寿录写者相符或大体相符，只是改篇为卷而已。由此可知，裴注所见亮《集》来历清楚，确凿可信，所引受九锡及进爵事肯定都是李严之意，无赝作赝文之可能。李严所劝于诸葛亮者，是非常之言、非常之事，李严却敢于出此而无所遮掩。诸葛亮答书也很直率，毫不回避。他说自己：“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他的意思是，九锡之受不是不该，而是时机未到。他所谓“知己未答”的“知己”，“诸子并升”的“诸子”，从背景说来自然是指同受顾命的李严而言。诸葛亮与李严似乎是彼此会意，心照不宣。其所以如此，我想是有刘备托孤语作为共同依据的缘故。李严敢于劝诸葛亮受九锡称王，是根据此语；诸葛亮回答说时机到时“虽十命可受”，也是根据此语。诸葛亮所答，是对李严政治试探的强烈表态。
对于九锡之劝，诸葛亮可信是无动于衷，决无三让而后受之之意。他对蜀汉的忠诚，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可是他并不义正辞严地指责李严非所宜言，而是不顾僭越之嫌，委婉作答。“十命可受”虽是假定之词，可却是人臣之所大忌，他娓娓道来，不以为意。注疏家不得其解，遂疑此语未必出自以谨慎著称的诸葛亮之口。可是，谁杜撰此语编次于《诸葛亮集》之中？为什么有此杜撰？这些问题还是无从解释。照我看来，考虑到刘备有“君可自取”之语在先，再来体味诸葛亮、李严之间九锡、十命之类的话，理解就容易了。刘备既然郑重其事地作此嘱托，诸葛亮就不必在李严的政治试探面前过分拘泥于君臣名分。这就是诸葛亮答李严语的实质所在。诸葛亮聪明练达，深谙诸子、《六韬》之义。他治蜀总不忘以先帝付托为言，史家也总以此赞美他忠烈溢于言表。揆之上述，似不无历史的隐曲寓于其中，蛛丝马迹依稀可辨。
托孤之语的真实含义既然如此，以后蜀政中的有关问题，都可以循此线索加以考察，而且大体可以得到解释。李严副诸葛亮并受顾命，本是刘备在危机中的权宜之举，对于稳定刘备身后的蜀国局势，确实起了重大作用。但是李严一旦居位，东西分陕，一国二孔之弊就逐渐有所暴露。加之以人事纷纭，此伏彼起。先有廖立狂惑，来敏乱群；后是孟达来降不果而陨身，李严横造无端而废徙。历史遗留的新旧纠葛反复出现，诸葛亮都逐一解决了，而且没有酿成大乱。他没有辜负刘备白帝的托付。不过随着此一公案的结束，诸葛亮走向暮年，蜀政中光彩吸人的时刻也就终止了。
——原刊《文史》第35辑，中华书局，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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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章学诚遗书》外编卷四《知非日札》，文物出版社，1985年。
(2) 《上汉帝表》列名之事，古代史家本已有所斟酌。袁宏《后汉纪》卷三〇录此表文，谓建安二十四年“秋八月，诸葛亮等上言曰……”云云，将马超、许靖、庞羲、射援四人之名略去，径以诸葛亮领衔。度其用意，盖亦以四人之名列于诸葛亮之前为不可解。《后汉书》记是年“秋七月庚子，刘备自称汉中王”，《资治通鉴》略同，均不列表文及上表人名，上表月份异于《后汉纪》。袁宏、范晔、司马光诸家，在列名问题上似乎都有所蔽。
(3) 前者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后者见《隶续》卷一六。
(4) 《后汉书·刘焉传》。
(5) 《华阳国志·汉中志》载此书略同，并于其下著录李严致孟达“吾与孔明并受遗诏，思得良伴”之书。可见常遽之意亦认为此二书在内容上彼此呼应。
(6) 《晋书·宣帝纪》连载孟达致诸葛亮二书言魏军来攻事，两书间隔不过数日，可见书信往返不少。
(7) 军事方面亦有可议之处。《晋书·宣帝纪》谓此役蜀、吴军救孟达于西城之安桥、木阑寨。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六，木阑寨在今安康以东，旬阳以西。安桥亦在附近。但是魏兴郡治安康在申仪之手，申仪断蜀道以防蜀军，蜀军何得越魏兴郡治而至木阑寨？又，上庸城是孟达所守，吴军又何得越此地而救孟达于其西北数百里之安桥？这是不解的问题。《水经·沔水注》只说吴军救孟达于木阑寨，未言蜀军相救。
(8) 《左传》闵公二年卫懿公“与石祁子玦，……使守”，注：“玦，示以当断决。”余物则无征。
(9) 章太炎《检论》卷九“思葛”，《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10) 《太平御览》卷三四一《诸葛亮与瑾书》：“兄嫌白帝兵非精炼，到所督，则先主帐下白毦，西方上兵也。嫌其少者，当复部分江州兵以广益之”。此即诸葛亮建兴四年调李严至江州之前后时间内致李严书，谈白帝防务事，史籍遂误为致诸葛瑾书。参本书《诸葛亮与兄瑾论白帝兵书辨疑》一文。
(11) 《华阳国志·巴志》，《水经·江水注》，《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三。
(12) 《华阳国志·后主志》此时“亮乃加严中都护”，它书无此一情节。按李严在永安，本来是以“中都护统内外军事”，此职在孙吴，孙策死时孙权曾以之授周瑜，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其职任略当魏晋常见之“都督中外诸军事”，例为权臣所居，可见遗诏寄托之重。但李严建兴四年徙前将军，八年迁骠骑将军，已失都护。而且刘禅居成都，永安、江州均非行在，李严在永安、江州，亦无从统内外军事。此时诸葛亮为了“隆崇其遇”，以李严“主督汉中”，故又加中都护，虚设名号而已。《华阳国志校注》认为“亮乃加严中都护”一句为误，似亦未必。
(13) 《太平御览》卷四六三引梁祚《魏国统》：“黄权来降，文帝从容谓权曰：‘君舍逆效顺，欲追踪陈、韩耶？’对曰：‘臣过受刘氏殊遇，降吴不可，归蜀无路，是以归命。旦败军之将，免死为幸，何古人之敢慕也！’帝善之。”按梁祚，魏收书有传。其书两唐志著录，章宗源有说。
(14) 《隶续》卷一六。
(15) 《三国志·蜀书·陈震传》，《太平御览》卷四九六引《江表传》。
(16) 此二郡太守不知是何方所署置。卢弼认为是刘备所署，与宜都太守樊友一样。
(17) 书中王朗谓其子王肃年二十九，以王肃生年计之，书当作于黄初四年。从《集解》之说。
(18)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1986年台北版。
(19) 李鸿谒诸葛亮于汉阳，在建兴三年冬。李鸿所述曾见王冲于孟达所，不能晚于三年冬，但是三年冬李严尚在永安都护之任，四年春始还驻江州，见《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所以，此云“江州督李严”为误。
(20) 《华阳国志》赞黄权的主要文字，当在该书《先贤士女总赞·巴郡士女》中，但该书此一部分已阙。
(21) 《水经·淯水注》：“淯水又南径预山东。……山南有魏车骑将军黄权夫妻二冢，地道潜通。其冢前有四碑，其二，魏明帝立，二是其子及臣吏所树者也。”
(22) 《三国志·吴书·张昭传》注引《吴历》。
(23) 《三国志·吴书·张昭传》注引《吴书》。
(24) 孙盛、袁宏所论，分见《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及《文选》卷四七《三国名臣序赞》。
(25) 《魏书·咸阳王禧传》。孝文帝还直接提及诸葛亮受命辅孤。同书《彭城王勰传》，孝文于军中不豫，时勰总摄六师，请另置元戎统军，己则责专侍疾。孝文曰：“戎务侍疾，皆凭于汝。……诸葛孔明、霍子孟异姓受托，而况汝乎！”魏晋南北朝君主托孤，正式作遗诏允许顾命之臣“自取”，还有一例，就是东晋简文帝遗诏。《宋书·天文志》（三）载简文帝遗诏桓温曰：“少子可辅，即辅之；如不可，君自取。”这是简文帝确知桓温有不臣之心，预计身后将有逆谋而出此无可奈何之言，与孙、刘付托以及与孝文帝之言，意义又有所不同。简文帝诏为侍中王坦之所毁未出。
(26) 参见本书第282页。
东三郡与蜀魏历史
一 东三郡的历史地理
西城郡，曹魏黄初时改名魏兴郡，治今陕西安康。上庸郡，治今湖北竹山。房陵郡，治今湖北房县。三郡以“东三郡”之名见称，辖地跨有今陕东南、鄂西北。《华阳国志·汉中志》：“三郡，汉中所分也，(1)在汉中之东，故蜀汉谓之东三郡。”《舆地纪胜》卷一八九金州(2)“风俗形胜”引《图经·山川序》：“自汉中而东，则谓金多山岭，而均、房而西，则谓金多平旷。”可见西城以东重峦叠嶂，愈行愈险。东三郡各郡城之间有山蹊联系。东三郡北境还有沔水相通：西城在沔水边；上庸及房陵则均在沔水南，分别以堵水、筑水连通沔水。东三郡崇山环抱，四塞险固，号为奥区，在地理上自成一体，内部往来虽然比较密切，对外则呈封闭状态，长期与世隔绝。
秦时，三郡地本为汉中所辖荒裔，其中的房陵历来为安顿罪人及其他迁人（迁虏）之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九年秦王灭嫪毐，舍人罪轻者“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十二年吕不韦死，舍人的一部分，《正义》谓“迁移于房陵”；十九年王翦灭赵，获赵王迁，《正义》亦谓“迁王于房陵”。(3)《华阳国志·汉中志》：“新城郡，本汉中房陵县也。秦始皇徙吕不韦舍人万家于房陵，以其隘地也。”隘地当指其地险隘阻隔，迁人难于逃离。
房陵据说以四面山石如室得名，林深地隘，容量有限，所以秦代迁人数量，在蜀者当多于在房陵者。(4)《史记·项羽本纪》项羽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以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汉书·高帝纪》汉元年韩信语刘邦曰：“项羽背约而王君王于南郑，是迁也。”注引如淳曰：“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蜀汉分指蜀及汉中，而汉中兼括东三郡地。由此可知，汉王之封，是项羽恃势以迁虏之例处置刘邦。南郑向南，沿蜀道入成都；向东，则乘沔水达于西城、上庸、房陵。巴蜀和东三郡，都是刘邦被当作迁虏的谪徙之所，枢纽则在汉中南郑。
西汉时，西城、上庸、房陵都是汉中郡的属县，在益州刺史部。《华阳国志·汉中志》谓西汉时宗室大臣有罪或徙房陵，《汉书·诸侯王表》有例甚夥。(5)其时上庸亦为迁谪之所。(6)东汉末年，西城、上庸、房陵三县均升格为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二十年曹操击走张鲁而入汉中，“分汉中之安阳、西城为西城郡，置太守；分钖、上庸郡，置都尉”。史家疑“分钖、上庸郡，置都尉”之文为“分钖、上庸为上庸郡，置都尉”之讹夺，(7)是。东汉制度，边郡往往置都尉，治民比郡。建安时上庸于魏为边郡，故但置都尉而不置郡守。(8)房陵设郡不见明文。《三国志·蜀书·刘封传》建安二十四年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通鉴》该年胡注谓“此郡疑刘表所置，使蒯祺守之，否则祺自立也”。按蒯为荆州南郡中庐大姓，刘表在襄阳时，联络蒯氏，蒯氏家族得势，蒯祺当以家族势力之故，受刘表之命治理相邻的原益州汉中郡房陵县地，并受刘表私署为太守。如果此说不误，则房陵称郡更在上庸、西城之前。
按汉中郡地，包括西城、上庸、房陵在内，西汉时户101570，口300614；东汉时则户57344，口267402，分见《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以户数和口数言，东汉时均少于西汉时，可以窥知此处经济在两汉时无何发展。(9)由汉中统领西城、上庸、房陵，主要靠沔水为联系纽带，而沔水水量水势无常，舟行下水差易而上水甚难，(10)所以并不便利。汉中郡有时设治于西城，当是为了兼顾自沔水上游统领下游的需要。东三郡自西至东地面如此辽阔，道里如此悬隔，山岭如此险峻，以汉中南郑统全境，无论如何是鞭长莫及。当张鲁据汉中时，东三郡地事实上已与益州主要部分脱离，不得不各自为政。几百年来，益州东三郡地与周边郡县包括荆州郡县不能全无交往，日积月累，闭塞状况当亦有所改观，不必仰赖汉中为治。所以后来汉中三县独立为郡，其中东端的房陵长久以来即受荆州襄阳的羁縻，也是势所必然。
《三国志·魏书·刘表传》刘表初为荆州刺史，各地宗帅（“宗贼”）势盛，刘表单马入宜城，要结大族蔡瑁、蒯良、蒯越等人，诱斩宗帅而用其众。这是刘表所辖荆州部内之事。与荆部地界相连而隔在益部的东三郡内，自然也有宗帅割据问题。还有蛮夷君长，在本地所起的割据作用相当于宗帅。《三国志·蜀书·刘封传》注引《魏略》叙申耽、申仪兄弟在西城、上庸间聚众数千家，先后通张鲁，通曹操，降刘备，降曹丕，俨然是东三郡首屈一指的宗帅。(11)申耽先为上庸都尉，与刘封同抗魏兵，失败后受调徙南阳；其弟申仪未受魏调遣，仍居魏兴太守之职，直到太和二年（228）之初始被司马懿执归洛阳。申氏兄弟在东三郡事态发展的年代中，始终是交织于蜀魏各种势力之间的一支重要地方武装，其破败晚于荆州八郡宗帅数十年之久。
《宋书·州郡志》梁州：“魏兴太守，魏文帝以汉中遗民在东垂者立。”《华阳国志·汉中志》又谓“其人半楚，风俗略与荆州沔中郡同”。“荆州沔中郡”，当指沔水所经、秦汉属益州、三国以后属荆州的诸郡，包括魏兴以东的上庸、房陵二郡。房陵郡，黄初初年称新城郡。新城郡民除前代迁人以外，多杂楚人。东三郡地境原来由楚入秦，本属楚文化区，入秦后始转而受经由汉中顺沔水而来的秦文化的影响。但是自西徂东，秦文化渐淡，楚文化渐浓。唐金州即汉西城郡、魏魏兴郡地，素有“秦头楚尾”之称。(12)所谓“秦头楚尾”，既指地理位置顺沔水由秦入楚的走向，更指秦楚政治文化关系的交会与熔融。金州以上之地附于汉中而在秦益，文化当以秦为主；金州以下之地虽在政区划分上也曾归属秦益，但地界深入荆楚之境，与荆楚政治文化关系当更为密切。汉末魏初东三郡介于蜀魏之间而发挥其独特作用，有如上种种原因。陕西安康县出土战国晚期以后的文物，兼有秦式和楚式，(13)也是重要的证据。
对于东三郡在汉末魏初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我在以前所撰论文中有所论述，但有未达一间之憾。本文之作，就是对涉及这一时期东三郡事的旧文的几点补充。
二 《隆中对》“跨有荆益”解(14)
拙作《〈隆中对〉再认识》，对于诸葛亮建议刘备“跨有荆益”之说有所论列。我认为诸葛亮身在荆州而建图益州之议，不能预先设想弃荆州于不顾，故有“跨有荆益”之说。但荆益之间的联系，按稍后情况看来，主要靠三峡相连一途。在纷争局面下，恃三峡沟通荆益，需要峡内峡外维持相呼应的军事力量。这种条件刘备暂时可以具有，但不能保持长久，所以荆益终难兼而有之。历史上并没有割据益州的人长期跨据荆益二州以成稳定局面的先例。入蜀以后的刘备暂时可以出入三峡，但迟早要龟缩峡内，放弃荆州。这不是刘备所甘愿的，因而他在关羽败亡后倾国出师，以图匡复。但蜀师不能发挥顺流之势，踯躅峡中整整半年，既不能不战，又不能战，终于师老兵疲，一朝覆没。这证明刘备倾力以求“跨有荆益”，毕竟是失策之举。不过我还认为，“跨有荆益”之失，不失在草庐对策之时，而失在形势屡经变化之后；不失在诸葛亮早年的建议，而失在刘备以后的实践。曹操南下，刘备奔逃，形势一变；赤壁之战，孙权入荆，形势二变；刘备进蜀，关羽毁败，形势三变。刘备无视已变之局，为“跨有荆益”孤注一掷，终于被迫承认现实，守益弃荆。
孙权也同样看重东三郡。《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周瑜于赤壁战后由南郡诣京城见孙权，建策曰：“乞与奋威（按指奋威将军孙瑜）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按指孙权）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周瑜的谋划还很粗略，没有打通东三郡以连结汉中与襄阳的具体设想，这是由于当时不具备必要条件的缘故。翌年，即建安十六年，吴将吕岱“遣兵西诱汉中贼帅张鲁，到汉兴城，鲁嫌疑断道，事计不立，权遂召岱还”。(17)汉兴是魏兴的异称，即西城郡。城，今地不详。以当时荆州割据形势犬牙交错以及张鲁“嫌疑断道”之举推之，吕岱之兵当是沿东三郡内山道西出。关羽败死后，孙权在汉川得势，曾以将军周泰为汉中太守。(18)这虽属遥领性质，亦可见孙权于东三郡时注一目。约在此时，吴将陆逊自秭归遣将攻房陵太守邓辅。(19)再后九年，魏太和二年春，当魏将司马懿奇袭上庸，攻灭孟达之时，吴军又远道奔赴上庸、魏兴地区救援。(20)这些都是孙吴重视东三郡地区之证。但是由于地势阻隔，吴军真要插手东三郡事并且持续地在东三郡起作用，毕竟是非常困难的。
蜀军据汉中，孟达入东三郡，魏国在其南疆处于被动地位。孟达降魏后始终未离开东三郡，魏国被动地位始终未完全改变。其时魏吴有事于江淮，魏国无暇西顾，只以夏侯尚数千人羁縻东三郡，并纵容宗帅申仪盘踞魏兴以牵制孟达。诸葛亮自汉中兴师北伐，孟达又成为魏蜀之间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反覆中终于被司马懿消灭，申氏势力也同归于尽。这样，魏国南疆才得以大大巩固，东三郡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也随之消失了。
三 东三郡与蜀魏历史
拙作《蜀史四题》中，“刘封与孟达”及“黄权降魏索隐”二题，也涉及东三郡。其中属于自汉中、襄阳交通于东三郡诸事，在上节中已作交待。还有一些是自长江三峡内外交通于东三郡（主要是上庸郡）的事例，本节中将着重讨论。
蜀将黄权之军孤悬峡外江北的崇山峻岭之中，夷陵之战以后进退失据。黄权降魏，以地理条件和人事条件而言，最便当的途径是通过本属蜀中同僚、此时已是魏国边将的孟达的撮合。黄权接洽降事以及以后入仕洛阳，必经孟达防区，这个地区在蜀魏两国之间甚具敏感性质。我曾举《三国志·蜀书·费诗传》如下记载为证。建兴三年（魏黄初六年）冬，李鸿自魏降蜀，来蜀之前曾诣孟达，并在孟达处得见自蜀降魏的王冲。李鸿当为孟达所率来自蜀中的部曲，估计是朱提郡汉阳县（今贵州威宁县境）人。他随孟达降魏后一直在东三郡，至是归蜀，并向诸葛亮当面传递了孟达的信息。王冲则是李严驻永安时的牙门将，降魏投奔孟达，此时仍在孟达处。我根据这些线索判定，孟达驻在的房陵、上庸，是蜀魏两国之间信息交流、人员来往的枢纽所在；掩护此种特别关系的人物就是孟达；而孟达能够起这种作用，是由于他在房陵、上庸还维持着他原有的军事力量。魏国既不能完全控制东三郡，只有对孟达的此种行为持隐忍态度，甚至有意加以利用，以图获取蜀国信息，发挥孟达对付蜀国的特殊功能。(21)孟达曾有引致蜀将黄权的功劳，可能还有挟其蜀中政界旧有关系以自重于魏的打算，这从孟达敢于在蜀魏之间恣意行事可以看出。
蜀国与孟达联系，因申仪居于魏兴而不便频繁地使用自汉中东来的通道，所以还要靠自长江北上房陵或上庸，中转之地是秭归城。但是在蜀吴之争中，秭归频频易手。建安二十四年冬，陆逊乘关羽毁败的有利时机，逐蜀汉官吏而进入三峡，据有秭归，自秭归北攻房陵，破诸大姓及诸蛮夷君长，“前后斩获招纳民数万计”。(22)夷陵之战，蜀军一度夺回秭归，并以之为蜀军的大本营。《水经·江水注》：秭归城，“古老相传，谓之刘备城，盖备征吴所筑也”。刘备败退回蜀，传世《后出师表》“秭归蹉跌”之语，即指此役。从此以后秭归属吴，蜀军退守永安，不敢出峡。
三峡中郡县建置，随着蜀吴军事进退而迭有变更。《三国志·吴书·潘璋传》：孙权“分宜都巫、(23)秭归二县为固陵郡，拜璋为太守。”吴增仅《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吴荆州固陵郡条据《潘璋传》考曰：“今考《华阳国志》，先主改巴东为固陵郡，是时宜都属先主，故以宜都之巫县移入固陵。二十四年关侯败后，巫县当入吴，还属宜都。故是年权分巫、秭归二县，与蜀对置固陵也。及章武元年先主伐吴，复得巫、秭归二县地，似吴之固陵当以是废。二年猇亭之役，吴复有二县，宜又还属宜都。”
在三峡频频易手之时，控制三峡地区的一方，多从峡内的秭归北窥房陵，企图进入东三郡。这就是说，三峡局势的变化，牵动着东三郡局势，影响各国关系。
自秭归北出，溯今香溪河谷，越山岭五百里，接近其时粉水上源，顺水依谷可通房陵。这是汉代以来的古道。(24)陆逊领宜都太守以后，除了刘备出峡的短暂时间以外，秭归都在吴军之手，蜀方无法使用秭归至房陵这一路线，但是事实证明，蜀方与房陵、上庸联系并未中断。韩冉受刘备派遣吊曹操之丧而停留于上庸，是一显例。关于此事，《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诸书有如下两则记载：
《魏书》曰：“备闻曹公薨，遣掾韩冉奉书吊之，致赙赠之礼。文帝恶其因丧求好，敕荆州刺史斩冉，绝使命。”
《典略》曰：“备遣军谋掾韩冉赍书吊，并贡锦布。冉称疾住上庸，上庸致其书，适会受终，有诏报答以引致之。备得报书，遂称制。”
按曹操之死，在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黄初元年）一月，曹丕“受终”（即帝位）在该年十月，刘备“称制”在下年四月。据此估计，韩冉来上庸约在延康元年春夏间；上庸致其书于魏国，当是八月孟达降魏以后的事，所以“适会受终”；其时曹仁以车骑将军都督荆扬益州诸军事，屯宛，受孟达转递刘备书以致洛阳朝廷者当即曹仁；受魏文帝敕斩韩冉的荆州刺史当是夏侯尚，他正是在曹丕即帝位后领荆州刺史假节都督南方诸军事的。魏文帝诏书到达成都当在春间，因而刘备得以略事准备后在四月称制，并以曹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为称制理据。(25)此事首尾在一年以内。《魏书》谓敕斩韩冉而绝使命，《典略》谓诏报答以引致之。二说不同，但细加分析，又似有相成之处。
韩冉其所以称疾停驻上庸而不直接进诣洛阳，当是因刘曹仇隙既久且深，刘备因丧求好，曹丕是否礼接，并无把握。作为行人，韩冉宜有缓冲之计，所以利用孟达在魏地位，称疾上庸而须曹丕之命。这是刘备原定方略，还是韩冉权宜措置，不得而知。但是韩冉受到孟达保护，他所进行的联系交涉事宜得到孟达的合作，是可以肯定的。孟达降魏后，东三郡入魏荆州刺史部，但曹魏势力尚未能主宰东三郡，所以魏荆州刺史很难执行魏文帝斩韩冉的敕命。史不载韩冉下落，但很可能是既未被引致洛阳，亦未被斩，而是携魏帝诏书回报成都，完成了刘备向曹丕作政治试探的使命。不过，韩冉送致洛阳的是汉中王致魏王函，带回成都的却是魏帝下汉中王或者是下汉左将军宜城亭侯诏，(26)这是刘备所不愿接受的。刘备既不愿委质称臣于魏，所以就以此为契机，匆遽决定称制。
史籍中没有留下韩冉行程路线的资料。我们知道，曹操死时刘备已由汉中回到成都，韩冉之行当自成都出发。他不大可能由成都北上汉中，东越申仪所据魏兴郡城而抵上庸，因为这不但太迂远，而且申仪于刘备、于孟达均为异己力量。我疑韩冉经永安而达上庸。其时秭归在吴军之手，韩冉不能进入。韩冉东出永安后，当循峡中山蹊北行。《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夏侯尚“勒诸军平三郡九县”，搜索扫荡所至，遍及穷僻，客观上有助于附近道路的探寻与开通。《三国志·蜀书·许靖传》注引《魏书》黄初四年魏司空王朗致蜀司徒许靖书，(27)有“道初开通”之语。这一初开之道，当即此数年来蜀魏官私共同使用的通道。王朗之函就是王朗派遣降人送致蜀国的。王朗函首谓“消息平安，甚善甚善”，可见在此之前，许靖先已利用新开通道经过东三郡，与洛阳王朗联系。王朗、许靖原来都是北方名士，声誉相闻；汉末一个居官会稽，一个避地会稽，交往甚多；后来两人隔居南北，二十余年音问不通，主要由于没有往来渠道。一旦新道开通，他们之间的联系立即恢复。值得注意的是，奔走于这条代替秭归—房陵道的永安—上庸道上的，主要是蜀魏双方的降人。前引《费诗传》载永安有蜀国降人奔上庸，上庸有魏国降人奔巴蜀，都是利用这条新开的通道。通过这条道路，降人传播着双方的信息。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篇二六页一〇二六考山南巴山诸故道，谓五代后唐由房州新开道四百里，即是循堵水南源之九道梁河（当时称微江）河谷而上，约经今官渡河、白河口，逾乌云顶山隘，沿大宁河谷，越大昌而至奉节，即当时的永安。这条道路晚至《旧五代史·唐明宗纪》始有正式记载，而且还说是新开之道。但是我疑此等依山傍水的小道，千百年来极可能是经军事行动的搜求和山民的探索，依局势需要程度，时而使用，时而废弃，而使用时总是有所修整，有所拓展。当蜀汉自东门永安不经秭归而求连通东三郡，曹魏亦思利用东三郡而探求蜀汉消息的时候，开通此一道路是合乎蜀魏双方需要，而且是并不困难的。永安、秭归迤北地带，魏、蜀、吴郊境所接，三方皆当有所活动，三方皆未能固守。所以韩冉入魏所经，蜀魏降人出入，许靖、王朗信使往还，很可能都是利用这条道路。王朗所说“道初开通”，指的就是这条道路。这是三国初年蜀魏之间的一条重要的政治通道。夷陵之战，蜀将黄权所领江北策应之师，全在这一带山林之间活动，对于山间小径的开辟和这条政治通道的形成，也当有重要作用。
严耕望前揭书页一〇二五据后代资料，谓由堵水有路通至今城口、万源而下巴蜀。此路的大巴山部分，应在《夏侯尚传》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里所经的范围之内，在当时被发现并被使用，是可能的。但是由万源通向巴蜀主要地区，道路还很遥远，所以这条路与永安—上庸道不同，很难作为联系蜀魏的主要而又便捷的道路加以利用。
《三国志·魏书·王昶传》嘉平二年冬至三年春，魏征南将军王昶遣新城太守州泰袭吴之巫、秭归、房陵，(28)皆大捷，吴军南撤，魏军在江北掌握了较大的主动权。不过沿长江的要地魏军无力固守，仍回到吴军手中。蜀亡，蜀永安守将罗宪被吴将步协、陆抗围攻，“或劝南出牂柯，北奔上庸，可以保全”。(29)由此可知直到此时，前述出永安沿大宁河谷逾乌云顶而达上庸的道路，作为政治上联系蜀魏的通道，一直是开通的，不过已经失去重要性，不一定像过去那样频繁地被使用了。
综上论述，并参考拙作《蜀史四题》以及《〈隆中对〉再认识》二文，东三郡与蜀魏早期历史关系，可注意者有如下诸端：
一，原属益州刺史部的东三郡，在地形地势上自成区域，呈封闭状态，设治较早，开发缓慢，古地志中记载甚少。东汉末年刘表为荆州牧，以居荆部、益部之间的襄阳为治所，染指房陵，但对上庸、西城无能为力。刘备入汉中，由南北二路交通东三郡：孟达自秭归北取房陵，刘封由汉中顺沔水至上庸，二人并受东援襄樊关羽的呼召。这就是蜀国对魏国早期的军事态势。蜀国跨有荆益之土，西端益州自汉中窥伺秦川，东端荆州出襄樊威慑宛洛，东三郡则居中联络策应。这种在东三郡两端的益荆二州境内对魏保持进攻态势的战略部署，最初的设想可追溯到《隆中对》。《隆中对》的这种设想，是以居荆益二州之间、连接汉中与襄阳的东三郡的存在为前提的。
二，关羽毁败，孟达降魏，东三郡之地始脱离几百年来所归属的益州，入魏荆州刺史部。魏国杂用宗帅申仪和降将孟达据守，以夏侯尚为荆州刺史统东三郡，并扫荡山林，开拓道路，以图建立东三郡的新秩序。但是东三郡实际管辖权依然如故，孟达在上庸、房陵处于半独立状态，魏国朝廷羁縻而已，未能实现完全的统治。刘备秭归蹉跌以后，孟达促成黄权降魏有功，使自己得以暂时自固于魏国朝廷，同时又保持与蜀国的联系。看来魏国也是有意默认孟达的这种特殊地位，以求保持通向蜀国的渠道，获得蜀国的信息，与蜀国维持某种平衡。
三，建安末和黄初年间，蜀魏两国经过东三郡，维持着一条交通路线，先是经过秭归而达房陵，即秭归—房陵线；秭归入吴以后，又另辟永安以东、秭归以西的山道，即永安—上庸线。双方公私，均通过新道进行联系。这就是王朗致许靖函中所说“道初开通”之道。这也是蜀魏两国之间的政治通道，居中介地位的就是据有房陵、上庸的孟达。
四，蜀魏间降人来往，信息传递，导致诸葛亮策反孟达以利北伐之事。但是孟达恃才好术，时有反覆；又同与诸葛亮不相容的蜀中政要李严同属一派，容易搅动蜀中政局。所以诸葛亮终于不救孟达于危难之中，促成孟达败死。从此东三郡中旧日益州残余势力，包括降将孟达，也包括宗帅申氏，悉数被魏军肃清，魏国南疆始得大大巩固，而东三郡在蜀魏早期历史中的特殊作用，也就随着消失。
——原刊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一卷，1993年
〔作者跋语〕 东三郡地区发展，古地志记载甚少，明代犹为流民逋逃渊薮。清人严如熤居官山南二十余年，于道光初辑成《三省边防要览》一书，颇有难见资料。其书卷二、卷三“道路考”，详著此间地名、道里、险夷，以及行旅艰难之状。书中所见，少数地段平原坦途，舆马俱便。卷五“水道”记傍水处有的地段还有舟行之便。这是三郡内部得以保持较密切联系的条件。卷三“险要”记由此南行通向长江口岸，一路大山无际，随处皆险。如说乌云顶山隘（本文曾提及此处）“交四川巫山县界，山大林深，人行碧岫苍烟之中，最为幽险”。又云此处“砍伐老林，辟为径路，朽木狼藉，横塞山巅，缘木而过，登跋为艰”云云。严如熤书成甚晚，但山川终古依旧，使我们仍然得以想见一千六百年前此处的艰险闭塞之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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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中郡，秦惠王攻取楚国之地，治南郑，西汉末或治西城，参《汉书·地理志》益州汉中郡条王先谦《补注》。
(2) 唐宋金州即汉末之西城郡治，即今安康。
(3) 《史记·赵世家》注引《正义》同。《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一房陵县北九里有赵王迁墓。又，唐中宗被废为庐陵王，光宅元年（684）迁庐陵王于房州，即房陵也。
(4) 秦灭六国后，以六国人为迁虏，处之蜀边，如临邛卓氏、程郑等。《睡虎地秦墓竹简》第二六一页《封诊式》“迁子”条爰书，有刖足“以县次传诣成都”，“迁蜀边县，令终身无得去迁所”记载。又，迁人亦有复归者，如《史记·吕不韦列传》“复归嫪毐舍人迁蜀者”是。但迁房陵者未见复归记载。
(5) 参刘琳《华阳国志校注》第一三九页。刘氏所举尚有可补充者，如《汉书·武帝纪》建元二年济川王明迁防陵（房陵）是。
(6) 《汉书·武帝纪》元鼎元年济东王彭离徙上庸，同书《宣帝纪》本始四年广川王吉徙上庸。
(7) 参卢弼《三国志集解》引沈家本说。沈说据《续汉书·郡国志》注引袁山松《后汉书·郡国志》之文。
(8) 《三国志·蜀书·刘封传》注引《魏略》刘封来上庸之前，申耽曾“遣使诣曹公，曹公加其号为将军。因使领上庸都尉”。按此当即建安二十年事。二十四年申耽降刘备后，刘备以申耽领上庸太守，从此无都尉之称。
(9) 《舆地纪胜》卷八六房州“风俗形胜”，谓至宋时此处犹安于山僻，“男子烧畬为田，女人绩麻为布，以给衣食”。遍检较早的地理资料，包括王谟《汉唐地理书钞》和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所辑有关古地志，均未发现此处有什么重要的社会经济状况记载，其落后可以概见。明代此处还是未开化状态，是流民逋逃渊薮。明英宗天顺到宪宗成化年间，房县发生过大规模流民暴动。
(10) 《三国志·蜀书·蒋琬传》延熙中蒋琬屯驻汉中，“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而众论咸谓如不克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
(11) 申氏是西城、上庸土著还是外来户，史无明文。按古有神农生于随州随县厉乡之说；有神农氏之后封于申，以国为氏之说；而周有申国，在今南阳。今神农架地名来历问题，传说亦多。这些资料似涉申氏族源，但又难于指实。《元和姓纂》卷三申氏条及岑氏《四校记》多录申氏人物，均不及申耽、申仪兄弟。
(12) 《舆地纪胜》卷一八九金州“风俗形胜”。《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六兴安州条“唐李吉甫曰：‘金州秦头楚尾，为一都会。’”按今本《元和郡县图志》有关部分及阙卷佚文，不见此语。
(13) 《文物》1992年第1期李启良《陕西安康一里坡战国墓清理简报》，报导安康县南郊墓中出土陶器，从风格式样看来，有的是秦式，有的是楚式，反映这里是秦楚文化交会和熔融地带。
(14) 本节主要内容，曾写成单篇论文，收入《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5) 《续汉书·郡国志》荆州南郡襄阳注引《襄阳耆旧传》曰：“县西九里有方山。”按此方山当即万山。
(16) 《三国志·魏书·张既传》。
(17) 《三国志·吴书·吕岱传》注引《吴书》。按此事与刘璋遣法正邀刘备入蜀，在同一年。
(18) 《三国志·吴书·周泰传》。
(19)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此房陵太守或是刘备所署。
(20) 《晋书·宣帝纪》。
(21)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太和元年注引《魏略》曰：孟达降，魏王加拜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就是为了对付蜀国，稳定魏国西南疆埸。
(22)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参同书《孙权传》。
(23) 按巫，原刻误作至，点校本有校记。
(24) 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台北版篇二六，页一〇二七及附图二五。关于古河道走向诸问题，请与中华地图学社《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版有关图幅对参。
(25)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26) 刘备左将军、宜城亭侯官爵皆曹操所表授，参《通鉴》建安二十四年胡注。
(27) 王朗书中说到大男王肃年二十九。以王肃生年推之，此书当作于黄初四年。参卢弼《集解》。
(28) 洪亮吉、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卷六谓此房陵二字为衍文，是。
(29) 《晋书·罗宪传》。
孙吴建国的道路
——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
孙吴建国，六朝肇始，史家措意，自古而然。本文搜求剩义，感到孙吴霸业之起，在魏、蜀前；称王称帝，在魏、蜀后，其建国道路，曲折而又漫长，似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只是事在若隐若现之间，很不明晰。因而钩稽前人弃舍的资料，细思陈琳为曹操所作《檄吴将校部曲文》中提及的孙吴与江东诸大族的关系，才恍然若有所得。孙氏霸业稽延，症结盖在于调整与江东大族关系的需要。
孙策以袁术部曲将的名分南渡，逐汉官而据江东，既是僭越，又是入侵。这决定了江东大族对孙策疑惑、敌视的态度。孙策对江东大族按不同对象分别对待，或诛戮，或羁縻，或依靠，因而出现了孙吴对待江东大族的三种不同类型，构成孙吴在江东发展的三个阶段，使孙吴建国呈现为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其内核则是求得孙吴政权的江东地域化。
拙作《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一文，视暨艳案为孙吴政权江东化最后阶段的一个要案，并从此论及孙吴建国的大体过程。本文为该文补充了这一过程的前半段，可以作为该文的上篇来读。本文与该文同步酝酿，但该文脱稿在前，叙事属后；本文脱稿在后，叙事属前，所以可能有交错重叠、繁简不当之处，请读者留意焉。(1)
一 孙策渡江的历史背景——袁扬州与刘扬州的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