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治大量遣送公族及四姓子弟诣王府一事推知，检核郎署对吴四姓触动不小，因而他们反应最强。《三国志·吴书》中所见非议暨艳的陆逊、陆瑁、朱据，都是吴人，而且都出于吴四姓。当然，《三国志·吴书》中所见郎吏也有其他江东大族，如会稽谢承；(30)也有江东的非大族子弟，如吴郡殷礼。而且，在一个时期内，北方（主要是淮泗）宾旅寄寓之士在郎署占有相当比例是不可避免的。所有这些人入居郎署，也并非没有混浊淆杂问题。不过，随着吴人、其他江东人中人才的成长，随着宾旅寄寓之士来源的断绝，郎署中吴四姓数量将日增，淮泗人数量将日减，这是必然的趋势。所以郎署中的问题，以吴四姓子弟最为突出，也是必然的。在暨艳案中与暨艳同主其事的选曹郎徐彪是广陵人，《三国志·吴书》所见同情暨艳所行的唯一人物文士陈表是庐江人。他们都不是江东人，与非议暨艳的陆逊、陆瑁、朱据等人有显著的地域差别。这与上述三署郎籍贯变化即江东人日多，淮泗人日少的趋势符合，也许不是偶然的。至于张温、暨艳均吴人而不苟同于吴四姓的眼前利益，断然检核三署，其原因将在本文下节解释。
《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吴郡太守朱治，权举将也，权曾有以望之，”诸葛瑾为之解说，事遂得释。“有以望之”的望字，梁章钜训为怨望，(31)与瑾传文义切合。赵一清更谓孙权有望于朱治者，“殆谓暨艳”。若依赵说推之，或者是说暨艳本见用于朱治，而朱治荐之于孙权之朝，卒成乱阶，因而孙权怨望朱治。这只是推测，难于确说。
三 张温与暨艳
张温、暨艳都是吴郡人。张温是大族名士，大族名士居职选曹是当然的事。暨艳门户较低，(32)非张温引致难入选曹，更难于以选曹郎代张温居选曹尚书职。他们二人社会层次有所不同，居然“更相表里，共为腹背”，(33)演出检核郎署这样一台大戏，招致严重后果，其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琢磨。
我们知道，江东大族蜂拥入仕，产生严重弊端，因而出现要求检核郎署与反检核的冲突，这是暨艳案的实质。江东大族经由郎署登朝，是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利益所在。为什么支持暨艳检核郎署，从而阻滞四姓仕宦之路的，偏偏是出于四姓的名士张温呢？这个问题，我觉得须从当时士大夫中的清议风气和张温的个人特点来回答。
张温其人，品格、文才、言议、容止无不出众，加上他的家族地位，具备汉末以来名士首领的各种特征。所以《张温传》顾雍谓张温“当今无辈”。《会稽典录》云：会稽虞俊“至吴，与张温、朱据等清谈干云，温等敬服”。(34)可见北方名士清议之风也吹扇于江东的吴会地区，而张温是江东清议主要人物之一。清议的中心内容是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江东不会例外。江东题目人物之风盛行，当与清议有密切关系。《张温传》骆统疏理张温时，说张温“亢臧否之谈，效褒贬之议”。张温所引致的暨艳，其人也是“性狷厉，好为清议”。张温与暨艳正是由于同具清议志趣和好尚而结合在一起的。他们臧否所指，自然容易集中到当时社会所注目又为他们所熟知的公族子弟及四姓入仕的各种弊端和郎署混浊淆杂问题，同汉末名士清议所指往往是宦官外戚以及依附宦官外戚的士人一样。
骆统为张温疏理，说他以荷宠恃才，肆情褒贬招嫉，是得实的。《张温传》注引《会稽典录》说，曾在暨艳案发之前与张温清言议论的虞俊，预言张温“才多智少，华而不实，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祸”。(35)这透露张温议论已涉及当时深为敏感的政治问题。陆机《辨亡论》论及吴国人才，曰：“奇伟则虞翻、陆绩、张温、张惇，以讽议举正。”(36)“以讽议举正”者，应当就是狂直之辈，不以人主喜怒为意。暨艳案发之后，曾在张温使蜀时与之交往的诸葛亮，“初闻温败，未知其故，思之数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再后，陈寿著《三国志》，评张温“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备，用致艰患”；裴松之注《三国志》，也说张温“名浮于德”，“华伤其实”。张温同辈和后代史家评论张温，都认为他的名士气质和所受清议影响，是他罹祸的主要原因。
汉末以来，涉足清议的士大夫，议论的着眼点和具体人物对象或有不同，但多事关时政，触及权势，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政治影响。就臧否人物而言，其所激所扬既可能有助于朝廷选士用人，澄清吏治，也可能干犯皇权，扰乱已成的政治秩序。有些名士所论问题，具有更为直接、更为敏感的犯上性质。如“清议峻厉”的沈友，关注的是孙权的“无君之心”；(37)以“直道见惮”的陆绩，临终犹自称“有汉志士”，(38)以示不赞成孙权的僭越。张温所议被虞俊认为有“覆家之祸”，正是属于这一类型。至于暨艳，不但是“好为清议”，影响舆论，而且以选曹尚书的权位，行检核、黜陟以至于拘束人身之实。他不满足于举浊厉清，而是大加挞伐，以至于百僚震惧，郎吏自危，使澄检淆杂演变为一场尖锐激烈的政治冲突，导致孙权干预，张温、暨艳覆败。
清议造成政治纠纷，甚至导致相当规模的废黜和杀戮，这样的事魏、蜀皆有，不独吴国为然。三国之间，此种风气彼此激荡，彼此影响，而以魏国为著。魏有孔融，浮华交会，讥刺侮慢，影响及于蜀、吴。孔融生前，江东人物与之交往者颇不乏人。(39)张温晚出，与孔融年辈相错，没有直接接触，但孔融立身行事诸端，张温当是熟悉而景仰的。(40)蜀有来敏，诸葛亮谓“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41)张温其人，就其清议的影响和作用说来，就是吴国的孔融、来敏。张温、孔融、来敏都出自名门，有文学，尚浮华，敢于干犯当轴。他们三人的结局也大略相似：孔融被杀，张温废黜，来敏废而复起，居职而已。这是一代士风分别在三个国家的反映。
暨艳一案，毕竟重在主其事者的暨艳本人，不在张温。前引暨艳“性狷厉，好为清议”，以此成为张温的同道是无疑的。不过暨艳之不能免死于孙权之世，除了他以选曹尚书主司检核以外，还有一层比较隐晦却极为重要的原因，即暨氏家族染于“恶逆”问题。这是孙吴早期历史遗留的问题，须要略加探讨，以明究竟。
《张温传》载孙权废黜张温令曰：“昔暨艳父兄，附于恶逆，寡人无忌，故进而任之，欲观艳何如。察其中间，形态果见。”骆统疏理张温，亦有言曰：“国家之于暨艳，不内之忌族，(42)犹等之平民。”孙权由于暨艳家庭身世的原因而加重对暨艳一案性质的认定，加重对暨艳的惩处；其事在当时人是知之甚稔的，所以孙权令中只是一提了之，未曾多着笔墨，但是后来读史的人却不易明白这一背景，事遂湮灭。
《三国志·吴书》中屡有“恶逆”、“旧恶”、“宿恶”、“恶民”、“奸叛”等称，迭见于顾雍、陆逊、张温、骆统、朱治、潘璋、诸葛恪等传及注，所指皆扬州山区守险不服的山民，或称“山寇”、“山贼”。有的地方也有山越人包括在内。(43)他们的魁帅往往是大姓英豪，坚持与孙氏为敌，孙策对之仇恨甚深。“暨艳父兄附于恶逆”，无疑指他们早先参预了山民阻险反抗活动，与孙氏有过较量，孙权不曾忘怀此事。
暨艳父兄“附于恶逆”，当非魁帅。据知“恶逆”经扑讨者，如《孙策传》注引《吴录》的邹他、钱铜诸例，是要一概族诛，亦即“内之忌族”的。孙权对暨氏不但不“内之忌族”，而且“犹等之平民”，才有后来暨艳得以出仕之事，这大概与暨氏只是“附于恶逆”而非为其魁帅有关。还有，暨艳父兄大概是出山投降的。“恶逆”降者称为“去恶从化”，史有其例。《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恪“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拘执。’臼阳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缚送言府。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我疑“旧恶”之从化者不得拘执，当是诸葛恪循孙权旧规，与孙策时严厉处置有所不同。暨氏如果真是“旧恶”之从化者，暨艳得“等之平民”，并获出仕机会，就更便于理解了。
据骆统上表所言暨艳仕宦经历，所谓“先见用于朱治”者，当谓初为吴郡吏；“次见举于众人”者，当谓获得乡论荐举；“中见任于明朝”者，当谓与吴四姓子弟一样经郎署而贡于吴王府。这本是当时便捷的出仕升迁途径。但是如骆统所说，黄武三年瑕衅一出，暨艳家族“附于恶逆”的旧事被重新揭出，反而成为处置暨艳的最严重的罪名。孙权所谓“欲观艳何如，察其中间，形态果见”，指的是对暨艳在观其后效之中，从检核三署一事发现了他的异心，终于证成他与其父兄“附于恶逆”相同的动机和态度，因此使他罹叛逆之罪。这当然是诛心之论。暨艳因新账旧账算在一起而被穷究，以至于无人（包括骆统在内）敢于从整饬郎署、区别清浊的初衷来为暨艳开脱。
值得注意的是，骆统疏理张温表中，针对孙权废张温令所说张温“何图凶丑，专挟异心”之言，为张温细加辩解。骆统说张温“实心无它情，事无逆迹”，这当然是要表明张温的过失与暨艳家族“附于恶逆”者根本不同。这是骆统表中最着意之笔。孙权令中谓张温受命以重兵讨豫章“宿恶”，会曹丕兵出淮泗，张温“悉内诸将，布于深山，被命不至”，因此引起孙权疑惑。骆统为之申述，辩明张温“取宿恶以除劲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锐”，并无它意。豫章太守王靖“以郡民为变，以见谴责”，(44)其事涉及豫章“宿恶”问题，而弹劾王靖的正是张温。骆统欲以此事证明张温在对待“宿恶”问题上既无隐私可言，更无任何“逆迹”。骆统谆谆以张温与“宿恶”无染为说，应当是真实的。孙权似不坚持张温“逆迹”之疑，但还是不纳骆统的请求，张温终于被废黜。
前面论及清议酿成巨案，除了名士以矫时慢物为荣的风气使然以外，往往还有更直接更具体的政治原因。孔融被杀，涉及刘姓皇位问题，这是众所周知的。来敏一度被废，关系到蜀政中新旧客主两类臣僚的利益之争，拙文《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有论。张温支持暨艳检核郎署，确似带有针对孙权的用意，所以才有孙权之令“昔令召张温，虚己待之，既至显授，有过旧臣。何图凶丑，专挟异心”等等，虽不是“恶逆”问题，仍似有言外之意，我怀疑还另有文章。
据《张温传》，张温被召廷见，在刘基为大司农、顾雍为太常之时。以刘基、顾雍所居九卿之官可以看出，张温出仕一定是在孙权称吴王的黄武之时，而其时张温年已三十有二。这对于当时大族名士起家拜官的年龄说来，已经是非常晚了。《陆逊传》“逊年二十一，始仕幕府”，言其晚仕。张温三十二始仕，晚之又晚。有盛名的张温虽然生长在朱治、孙权眼睑之下的吴郡吴县，年轻时却未为太守朱治所用，更未荐诣孙权的将军幕府，必待岁月蹉跎之后，大局有了变化，(45)张温始有脱颖而出的机会。张温既仕，两三年内迅速擢升，由议郎、选曹尚书而至太子太傅，以辅义中郎将使蜀，又率宿卫重兵入豫章董督三郡，周旋于“宿恶”之薮，部伍出兵事宜。这就是说，张温其人以才以地，早就具有担当大任的潜在优势，一旦有机会出任，立即扶摇而上。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起家拜官如此之晚，又说明在孙权看来，用不用张温涉及某种利害，必须思考再三，犹豫至十年之久，才在就吴王位的黄武时拿定主意，重用张温。(46)究竟是什么原因影响孙权对张温的估量，历史上没有留下可供考证的资料，只有依情理稍作推测。孙权在处置暨艳之后，幽张温而罗织其罪，与暨艳家世附逆之事夹杂言之，言外之意，似张温家族与孙吴之间也有过某种嫌隙之事，因而对张温难于信任。从后来对张温处置相当严酷的情节看来，要说孙氏借此以报其家仇宿怨，也不无道理。如前所论，张温之父张允为高岱八友之一，孙策诛高岱，张氏有所牵连，遂留嫌隙，也是可能的。不过高岱事毕竟是侮时傲物性质，不是直接附于恶逆，所以张温终得不死。当然，张温不死，还可以从张氏吴四姓之一的家族地位寻求解释。
我们知道，直到建安中期后期，吴四姓代表人物尚无一人被孙权委以文武重任。顾雍曾为会稽郡丞行太守事，而孙权领会稽太守居吴，所以顾雍长期不在孙权身边，至黄武初始擢居吴王府为卿。至于陆氏，与孙氏本有深酷家仇，(47)孙策领会稽郡时以郡丞行郡太守事的陆昭，当出吴郡，但不悉与陆康的亲疏状况。陆康子陆绩被孙权贬谪，死于贬所。陆逊谨慎处世，颜事吴。陆逊领县，陈便宜召募伏匿（按此当包括阻险山民），得二千兵自领，为孙权讨伐“恶逆”立功，没有通山民以反孙氏的嫌疑。但是陆逊在吕蒙荐举以前，迄未获得孙权的显授。吴四姓中顾、陆为首望，孙权毕竟不得不有所借重，所以与顾、陆联姻。顾、陆拔起于侪辈之中，都比较晚，在建安末，黄武初。此外，吴郡朱桓以讨伐山民闻，黄武以前亦不显。余下的就是本节所论张温一族。张温父允，虽然“名显州郡”，曾为孙权东曹掾，却无事迹可述。我疑张温家族牵连于高岱一案，于孙氏有隙，已见前述。张温出仕如此之晚，废败如此之速，而且一人之废，影响一族，与陆氏很不一样，当不是偶然的。
《张温传》张昭谓张温：“老夫托意，君宜明之。”似觉话里有因。但张昭所托何意，为何托于张温，概莫能明。又《太平御览》卷八九九引《吴录》载张温自理表，用百里奚以养牛讽养民干秦穆公故事，其文不全，难明张温申诉主旨。姑志于此，以待后证。
四 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与暨艳案
现在，转到对暨艳案作纵向考察上来。
孙权严惩暨艳，并及张温，表明了孙权维护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仕宦特权的决心。我们知道，孙吴立国以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为支柱，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形成这种局面却是较晚的事。孙氏渡江，以淮泗人物为主体，对于不亲附的特别是对敢于聚众阻险的江东大族曾予严厉处置，掀起了诛戮吴会英豪的大风波，牵动面颇为广泛，历时亦颇长久。所以孙吴与江东大族的结合，亦即孙吴以淮泗人为主体的政权转变为以江东人为主体的政权，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可以称之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它大体可分为年代交错的三个阶段，即一，群吏爪牙兼用江东人，在建安末年以前；二，顾、陆先后成为当轴主政人物，在建安末年至黄武年间；三，全面的江东化，在黄武年间及以后。暨艳案是第二阶段的产物，第三阶段的前奏。
孙权统事以后，山民继续阻险反抗，大姓名士清议峻厉，意味着孙氏淮泗集团仍被视为移植江东的异物，受到江东本土上下的排斥。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北士南流运动既已停止，淮泗集团无法获得人才的补充，孙吴所需群吏早已参用江东人。武职中也出现了一批江东籍的高层将校。这说明孙权在继续固结淮泗轴心的时候，地域性转化迹象已经出现，只不过在当时还是一股潜流，未被人们充分注意。
《三国志·吴书·陆凯传》陆凯表上孙晧，陈述孙晧时用人取士标准比孙权时有明显变化。他说：“先帝简士，不拘卑贱，任之乡闾，效之于事，举者不虚，受者不妄。今则不然，浮华者登，朋党者进，”云云。此表是否为陆凯所作，陈寿存疑，但表中指责孙晧之失，都符合实情，可断孙权与孙晧取士标准确有不同。这种变化实际上就是孙氏淮泗集团江东地域化的表现，只不过此事在建安、黄武之间已经明显，无待孙权之死，孙晧之立。
孙权群吏参用江东人，其中虽有大姓如陆逊、全琮辈，但多数可信出自寒微卑贱的社会较低阶层。前举吴郡顾邵拔丁谞、张秉、吾粲、殷礼于微贱而友之之事，颍川周昭论之曰：“昔丁谞出于孤家，吾粲由于牧竖，豫章（按指顾邵）扬其善，以并陆、全之列，是以人无幽滞而风俗厚焉。”(48)为顾邵所拔而友之的人，都得到孙权重用，可见陆凯表中所说孙权简士“不拘卑贱，任之乡闾，效之于事，举者不虚，受者不妄”属实，而且时间较长。在孙氏杀戮吴会英豪风波稍稍平息，大族尚有所警惕而与孙氏保持距离之时，孙权简士自然难拘族姓，只能从孤寒南人中寻觅，以应淮泗集团的急需。孤寒之士一旦见用并获升迁，其门户地位也将逐渐变化。周昭评顾邵拔孤寒“以并陆、全之列”，必然导致这种结果。
孙权取士由“不拘卑贱，任之乡闾，效之于事”，进而重用江东大族，其宗旨与曹操行之有效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并无二致。有事赏功能的宗旨，就曹操、孙权的早年说来，一个谓之赏功而不罚过，一个谓之忘过记功，实质是一样的，只是在实行的年代上，曹操比孙权要早得多。有国者在创业和守业的不同阶段，选士本有不同的要求。孙权之初，江东犹在草创之中，淮泗轴心求群吏爪牙于本地，取士用人重在功能，即所谓“效之于事”。有功能事效者不究过误，也不辞卑贱，所以往往在江东大族以外的寒微中寻求。后来孙权立足已稳，赤壁战后又形成了三分鼎足的外部环境，虽然名义上尚未自王自帝，但是局面已成，按治平的要求来用人选士就逐渐成为必需，因此“尚德行”的标准就自然而然地被重视起来了。“尚德行”必重姓族，所以《陆凯传》中所说的变化，主要就是孙吴政权转而靠近江东大族，想让他们发挥较大的统治作用。这是孙吴政权江东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实，这种变化本来就是孙策临死时所期待于孙权的。《孙策传》策“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这不只是兄弟二人能力长短的比较，而且是对古人创业者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经验的传授。而要举贤任能，必不能忽视比在江东的淮泗士人多得多的江东本土士人。孙权统事后的若干年内，由于内外条件不具备而未得实现由得天下到治天下的转折，到建安末和黄武初始得逐步实现。
《陆凯传》还说到孙权简士“任之乡闾”。乡闾之论在九品官人法实施以前，原则上需要地著的条件，这个条件，只有江东人才能具有。《鲁肃传》肃说孙权抗拒曹操，曰：“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这话是说，鲁肃临淮东城人，乡里在北，归曹操后可以付乡里品其名位；孙权品第必在吴郡，曹操无能为力。事实上，孙权兄弟三人品第察举，皆吴郡太守朱治通过乡闾为之。朱治之子朱才初以父任领兵，后来必经丹阳乡议，始获名誉。建安时江东人士颇有郡察孝廉、州举茂才之例，前者如孙权兄弟和贺齐，后者如虞翻和陆逊，都是江东大族和公室子弟。这是他们按旧制仕进的正途，孙权主政，承袭旧制，所以江东子弟虽在淮泗集团主轴当权之时，犹得有此晋身之阶。后来九品官人法移植江东，乃有襄阳习温、武陵潘为荆州大公平（大中正），(49)桂阳谷朗为郡中正、州大中正，(50)丹阳葛洪之父为郡中正(51)等例，南士出仕遂循此以为保障，这使他们获得比淮泗人要大得多的出仕机会。
江东的宾旅寄寓之士与南士不同，他们考详无地，出仕得不到乡论和九品官人法的凭借，只能指靠任子或特殊征拜为官，或者代父兄领兵。这是他们出仕的主要途径。也有很多重要的淮泗人物，子孙或者因细故被废，或者完全无闻于世。而淮泗子孙如果改注江东籍贯，当可依江东子弟之例仕进。沛郡薛综及子薛莹两代仕吴，薛莹子薛兼生于吴世，《晋书》本传谓为丹阳人，而且与同时的顾荣、贺循、纪瞻等南士齐名，号为南金东箭。彭城张昭曾孙张闿亦生于吴世，《晋书》本传作丹阳人，而且累官至丹阳郡中正。薛兼、张闿二例，足以说明仕进制度和程序促进了江东的淮泗子弟土著化这样一种事实。当然这是一代两代以后的事，是事物演变的结果。
孙吴政权江东化的第一阶段就是如此。
建安末、黄武初，孙吴政权江东化进入第二阶段，其主要标志是当轴人物进行更换，由淮泗人更换为江东人，特别是吴人。这种地域更换，主军者先于主政者。武将和文臣在转型期的代表人物，前者是吕蒙—朱然—陆逊，后者是孙邵—顾雍。替换时机都是旧人病故，所以替换具有和平性质，没有出现冲突，这对于巩固孙吴统治是有利的。
主军者的地域替换，不是指驰骋疆埸的“虎臣”，而是指任专方面的统帅。孙权早年，孙吴开拓性的军事活动主要在荆州地区，指挥者周瑜、鲁肃均淮泗人，兼具文武气质。建安二十二年鲁肃死，孙权本欲以严畯为代。严畯，彭城人，避难江东，张昭荐用，具有人望基础和淮泗地域条件。但是《严畯传》畯自谓“朴素书生，不闲军事”；《步骘传》周昭谓严畯“学不求禄，心无苟得”。可见严畯根本不是一个富有进取心的军事人才，孙权属意于他，除文才以外，显然是看重他的地域、人事背景，淮泗本位的考虑是一目了然的。后来孙权改用吕蒙，其人出自淮泗，长于江东，以武勇事孙策。吕蒙为上游统帅，基本条件合适，而且兼具淮泗、江东的双重地域条件，欠缺的是不学无文。所以他当途掌事后孙权特别嘱他留意术学，他也发愤于此，多所开益，弥补了孙权所望于统帅的兼具文武的要求。无武的严畯和少文的吕蒙先后为孙权属意，与周瑜、鲁肃相比皆逊，这正说明严格地从淮泗人物中求帅，是越来越不容易了。吕蒙任职不久即死，时在襄樊战役之后，荆州形势未全明朗。孙权求帅，淮泗既难有适当人选，于江东人物中求之，就成为势所必需的了。不过属意于谁，一时尚难以确定。
吕蒙破关羽前以疗疾为名还建业，吴郡陆逊建取关羽之言，与吕蒙意合。后来吕蒙答孙权“谁可代卿”之问，(52)遂荐陆逊。孙权拜陆逊为偏将军右部督，以当荆江上流之任，领宜都太守。吕蒙死前，孙权又有“谁可代者”之问，(53)吕蒙曰：“朱然(54)胆守有余，愚以为可任。”吕蒙死后，孙权遂以朱然假节镇江陵。
孙权两次以上流任寄询问吕蒙，吕蒙两次荐代，所答不同，但都是江东人。这是孙吴统治集团地域性转化中的又一件大事。陆逊（183—245）和朱然（182—249）从其个人条件和家庭背景说来，都具有替代吕蒙的资格。朱然是朱治养子，少年时与孙权“同学书，结恩爱”，稍长，受兵征战。他兼得淮泗武将门户和江东丹阳籍贯这样的双重背景，但淮泗特点较为强烈一些。陆逊则出吴四姓，门户地位比朱然突出，但与孙权关系本远，为海昌屯田都尉领县事时，陈便宜乞募伏匿，始得有兵。陆逊、朱然先后被荐，说明孙吴荆州统帅由淮泗人转入江东人手，已是不移的趋势，只是转变是骤是缓，还将视形势需要和孙权意向为定，欲缓则用朱然，欲骤则用陆逊。孙权初意似不在陆逊，故有向吕蒙的第二次询问。看来孙权对此问题有所犹豫，由于荆州军情态势发展迅速，他才作出最后的决断。
朱然被荐代在陆逊之后，但他得以假节镇守荆州首邑，位置自然在陆逊之上。孙权荆州用兵，例置左右部督，指挥不专一人，取其制衡之意。《三国志·吴书·孙皎传》皎，孙权从弟，为孙权所重，以将军、都护督夏口，“都护诸将于千里之外”，(55)任寄甚重。建安二十四年吕蒙袭公安，孙权欲令孙皎、吕蒙分别为左、右部大督，吕蒙拒绝受命，说孙权曰：“‘若至尊以征虏（按孙皎为征虏将军）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决事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此目前之戒也。’权寤，谢蒙曰：‘以卿为大督，命皎为后继。’”如吕蒙所陈，赤壁战后，孙权并用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袭江陵而事决于瑜；襄阳战前吕蒙袭南郡，孙权用孙皎、吕蒙为左、右部督而吕蒙为大。此后吕蒙、孙皎均死，朱然、陆逊二人均有显授而朱然居上。夷陵之战，刘备倾国来攻，按照孙权用兵遣将成规，以陆逊、朱然分督左、右部以应敌，是合乎情理的。(56)但是孙权却“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这样，陆逊始得专上游之任，位在朱然等上，朱、陆在荆州战场的指挥地位颠倒过来，孙吴上游统帅之职的地域性调整正式确定，陆逊作为吴四姓代表人物终于破茧而出，执掌了孙吴上游兵权。这是孙吴当轴武职地域变化的重要标志。
孙权改用江东大姓为上游统帅，淮泗老将和贵戚并不心服。《陆逊传》“当御〔刘〕备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按如韩当），或公室贵戚（按如孙桓），各自矜恃，不相听从”。陆逊制之以军令，又以书生受命为谦退之辞。他在答孙权之问中说：“此诸将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克定大事者。臣虽驽懦，窃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以济国事。”夷陵战中陆逊表现了优异的指挥才能，获得大捷，巩固了统帅地位，也巩固了这一地域性的替代过程。从此以后至吴亡，陆氏子孙专上流之任达五十余年之久。
孙吴政治上当轴人物的地域性替换，比军事统帅的地域性替换要曲折一些，时间延续较久，黄武中始得完成。
孙吴中枢政要人物，最早的莫过张昭。张昭有主迎曹操而怫孙权意之失，但他毕竟是顾命之臣，人望所在，南北知名。赤壁战后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57)犹有责孙权“内取子布，外击刘备”之语。张昭是谋谟之臣，并不直接主事；孙权大权在握，也不特仗张昭。黄武元年吴国初置丞相，其时陆逊已为荆州统帅，照理说孙权径用江东人为丞相以与武职统帅之江东地域性转化同步，是最合理的选择。但是朝议仍在张昭，这显然是出自淮泗人物的固执要求。孙权未用张昭而用孙邵，引出后世史家许多议论猜测。在我看来，除了孙权以方严惮张昭、以往事怄张昭等旧说以外，还应当估计一种情况，即用张昭则相权太重，孙权所不能容，(58)更不利于完成中枢人物的江东化。孙邵北人，颇有声誉，老成持重，这些与张昭条件相当。他随刘繇过江，(59)仕于刘繇州府，孙策时无闻，孙权时始复出仕，非淮泗从龙勋贵和顾命重臣之比，无权重难制之虞，可以由孙权自由进退，所以孙权放心用他。孙权用孙邵为第一任丞相，还可以显示自己与刘扬州（繇）甚至与东汉法统的继承关系，有利于改善孙吴政权的形象。孙邵旋死，孙权再一次排除了请以张昭为相的朝议，相位移至顾雍之手，完成了当轴文臣江东地域化的转换过程。
张昭（156—236）、孙邵（163—225）、顾雍（168—243）三人生年相次，有数岁之差，他们交替当权，年龄结构是合适的。孙权择相，本来不是以万机相期待，而重在得心应手。按此要求，孙邵、顾雍都合适而张昭不合适。朝议两度请以张昭为相，反映了淮泗人物在朝的势力和强烈的愿望，与数年前公室及旧将反对陆逊为上游统帅事件性质一样。顾雍与孙权有旧而非孙氏近臣，拜相后“其所选用文武将吏各随能所任，心无適莫”。(60)这意味着他安排适度，并不以江东人排斥淮泗人，而且成为风尚。所以在孙吴当轴文武地域转换过程大局已定之后，孙吴将相人物出自淮泗者还是不少，而他们与江东人之间的畛域之见则越来越淡化了。考虑到前举彭城张昭、沛郡薛综家族数世之后已落籍为丹阳人的事例，可以认为刘禹锡《乌衣巷》诗中“王谢堂前燕”句所反映的历史变迁，在吴晋之际已经一度出现过了。
以陆逊出任统帅、顾雍出任首辅为标志的孙吴政权江东化的第二阶段，就是如此。武文两途，一陆一顾，而且是相继出现，也真凑巧。接着就是第三阶段，即孙吴政权的全面江东化。
发生于黄武三年的暨艳案，是孙吴政权江东化进程中的插曲，是全面江东化的前奏。全面江东化急需用江东士人充实各级政权，这种从政人才正由各种渠道进入官府，其中重要渠道之一即是由各郡贡举，在郎署快速养成。人才的贡举和养成中出现混浊腐败现象是意料中事，可是一些受清议之风影响，执着于激浊扬清的士子，以先后居吏曹之任的张温、暨艳为代表，却坚持澄清检核郎署，兼及百僚，而且使用严厉的处置手段，引起强烈反抗，于是暨艳案就发生了。暨艳案出现在黄武年间而不是更早或更晚，并非偶然。孙权严惩暨艳，并及张温，正是为了维护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的仕宦特权，满足孙吴政权对人才的需求，巩固孙吴政权江东化这一历史进程。
孙吴政权完成了江东地方化，彻底改变了淮泗入侵者的形象，政权大大巩固，但是孙吴的偏霸地位也从此确定了。用黄武、黄龙年号表示土德代汉，只是一种徒然的粉饰。吴王之封受之于魏，是不移的事实。孙权即帝位告天时自认“权生于东南”，旋又接受与蜀汉交分天下之议，实际上自居东南之帝，所以不敢行郊祀之礼。一直到吴亡，孙吴始终未能改变法统相争中的劣势。
但是就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而言，由于孙吴的江东地方化而获利甚多，黄武以后大为发展。张勃断言四姓盛于三国之间，陆凯向孙晧自诩家门人物之盛，左思赞美四姓威武富实，张华谓晋灭吴“利获二俊”陆机、陆云，葛洪则感慨江东仕宦之路全为大族操纵。这些都说明四姓门户势力凭借政权而获得突飞猛进。在吴四姓突飞猛进之中，像张温、暨艳那种敢于遮道作梗的人物，却是再也看不见了。
——原刊《中国文化》第4期，1991年，香港
〔作者跋语〕 中国古代政权当其兴建之际或经历其他变革之时，往往从受益阶层中培植相当数量的人物，使之通过某种渠道进入仕途，充实统治机构，巩固这一变革。以此登进于朝的一代人物，必然是权势为先，鱼龙混杂。与此相应，选举制度弊端百出，社会、政治矛盾难于避免。主事者如果练达圆通，用渐进、温和手段，在较低的层次上作局部调整，治标而不奢求正本，或许可以小有作为，使矛盾不致激化，政权不致动摇。如果主事者不识时务，不容忍这种腐败，而欲坚持沙汰秽浊，惟平是务，就难免引发利害冲突，导致当权者的暴力干预，甚至酿成大狱，出现悲惨结局。孙吴选曹受东汉清议之风影响，执意澄检郎署而爆发暨艳一案，即属此类。
暨艳案发的黄武之时，孙吴统治机构刚从将军幕府升格为吴王朝廷，内外繁剧，不遑创制，政务实施大体比照东汉旧制，依稀近似而已。东汉选举制度，顺帝阳嘉时曾用左雄之议，有所改革，除限定应举者年龄以外，增加了“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的考试内容，并有端门覆试规定。接着还用黄琼之议，增设四科。阳嘉改制如黄琼所说，目的在“澄洗清浊，覆实虚滥”。后来张温、暨艳检核郎署，其初衷本亦如此。阳嘉改制行之以渐，似曾起作用于一时而未引起对抗，但也不能期望有长期而显著的效果。到了东汉末年，选举制度圮败不堪，取人以权势第一，此外只论族姓虚誉。孙吴黄武造国，选举方面因袭这种颓风败俗，权势及族望者易成声誉，脱颖登朝。于是孙氏公族及吴四姓子弟遂得以鱼贯而进，毫无障碍，以致于郎署淆杂猥滥，不可收拾。这可以说是发生暨艳案的制度上的背景。
张温、暨艳辈相继出掌选曹，效法东汉清议的遗风旧习，却缺乏练达圆通的从政才能。他们无从提出稳妥可行的节制办法以救弊于一时，只求逞心快意，用行政手段强对幸进者降贬拘执，以至招致孙吴最高执政的猛烈报复，而郎署混浊现象依然如故。赤乌二年孙权有依四科察举之诏，实际上是求恢复东汉阳嘉时黄琼所议四科，但是终吴之世迄无成效。
暨艳一案，如果只从政治上的腐败和反腐败的通常意义上立说，不过是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过的事端案例的重演，显得平淡无奇。但是把暨艳案放到孙吴政权演化进程中来审视，意义就深刻得多。暨艳澄检郎署，受影响受损害最大的不只是一群倖进的年轻人物，而是一个急于在社会政治中上升到统治地位的阶层。孙吴政权庇护这个阶层，是为了用他们来卫护自己的存在。孙吴急速地扶植了后来在江东历史上长久地起作用的吴四姓，培育了一批撑持孙吴统治的有用人才，成效虽然显著，但是却进一步腐化了自己的机体。孙吴的短祚，不能不与此有重大关系。这一点，可以说是暨艳案发人深省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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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典》卷二三《职官》五引此文，字句微异。又此案《通鉴》系于黄武三年，案情涉及是年冬曹丕南侵退军后张温之事，可能迁延至四年始结案。又，《张温传》于案情梗概之下载孙权幽张温所下令文和骆统疏理张温表文，均包含不少与此案有关的材料，文长不录。
(2) 即本书所收《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
(3)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八“暨、徐之狱，类魏崔、毛诛废事”。中华书局，1987年。
(4) 《宋书》、《南史》范晔传载孔熙先说范晔之言，皆略去毛玠、张温句。
(5) 见《学术研究》1986年第6期。
(6) 《吴书·吴范传》及注引《会稽典录》载孙权时魏滕被孙权谴，吴范救之之事，魏滕与魏腾当是一人。可知魏腾后来在孙权左右。
(7) 魏东曹掾典选举，见《魏书·崔琰传》。吴制当亦如此。
(8) 《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黄武四年注引《吴录》：孙邵“黄武初为丞相，……张温、暨艳奏其事，邵辞位请罪，权释，令复职”，黄武四年卒。张温、暨艳奏孙邵何事，于史无考。以情理言，当为坐三署混浊，丞相失职事。
(9) 三署中之五官署，其郎将一职，在曹操居丞相、魏王时，以世子曹丕为之，副贰丞相，为时特例。
(10) 《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黄武四年注引《吴书》。
(11) 《三国志·吴书·刘繇传》。
(12) 汉代郎中令（后改称光禄勋，王国仍称郎中令）领三署，有选拔郎官以供朝廷任用之责。三国以来，禁军制度变化，光禄勋不复居禁中，郎官无宿卫之责，为居位享俸待调之“散郎”；三署中郎将至晋罢省。《通典》卷二三《职官》五引《华谭集》“尚书二曹论”（按二曹指贼曹与选曹），记刘道贞（《晋书》作刘道真，即刘沈）语称“吴、晋重吏部”，又称“今吏部非为能刊虚名、举沉朴者，故录以成人，位处三署，选曹探乡论而用之耳，无烦乎聪明”。（按“选曹”原文作“听曹”，据《全晋文》卷七九改）是吴、晋之三署郎由选曹据中正品第（按即“乡论”）擢用选拔，郎中令（光禄勋）不负选拔之责。参阎步克《从任官及乡品看魏晋孝秀察举之地位》，见《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故孙吴选曹尚书暨艳有权直接检核郎署，而郎中令及中郎将不预其事。
(13) 《三国志·吴书·朱据传》。
(14) 《三国志·吴书·薛综传》：“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按士燮遣子入质在建安末，燮死于黄武五年，故可定薛综为五官中郎在黄武中。
(15) 《三国志·吴书·妃嫔·徐夫人传》：“权为讨虏将军，在吴，聘以为妃，使母养子登。”同书《谢夫人传》：“权纳姑孙徐氏，欲令谢下之，谢不肯，由是失志，早卒。后十余年，弟承拜五官中郎。”按据《孙登传》，登赤乌四年死，年三十三，则生于建安十四年，徐夫人母养登当即此年或略后事。谢夫人“失志早卒”当在此后不久。从此时再“后十余年”谢承拜五官中郎。据此推算，谢承拜此官只能在黄武时。
(16) 《三国志·吴书·顾雍传》注引《通语》。
(17)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黄武元年注引《吴书》。
(18)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黄武五年。郡望原书失载，但据知褚氏只此一望。
(19) 以上所考，参考了洪饴孙《三国职官表》及杨晨《三国会要》（中华书局，1956年）。
(20) 其实赤乌以后郎署污浊问题也未解决，读《抱朴子·吴失》记吴末“贡举以厚货者在前，官人以党强者为右”可以推知。党强主要指吴公族及四姓子弟等大族操纵选举，垄断仕途。本文下面就要说到这种情况。
(21) 分见《三国志·吴书》陆逊、陆瑁、朱据等传。
(22)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逊至荆，以荆士仕进或未得所为虑，上疏请曰：“今荆州始定，人物未达，臣愚，乞普加覆载抽拔之恩，令并获自进，然后四海延颈，思归大化。”陆逊所虑，可为参考。
(23) 《三国志·吴书·顾邵传》注引殷基《通语》。殷基，殷礼之子，记其父仕履，当极准确。又，《张温传》载孙权令，谓殷礼本为“占候召”，《赵达传》谓达“治九宫一算之术”，“自阚泽、殷礼皆名儒善士，亲屈节就学，达秘而不告”云云。
(24) 《文选》卷四四陈琳所撰《檄吴将校部曲文》。
(25) 《三国志·吴书·陆凯传》。
(26) 景宋本“旧目”作“旧日”，如此则全句不似六朝文字，当以作“旧目”为是。
(27) 《三国志·蜀书·庞统传》无“而为之目”，但注引《吴录》有“或问统曰：‘如所目，陆为胜乎”之语，与《世说新语》同。
(28) 黄惠贤《校补襄阳耆旧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习温”条有“秘过辞于温，问曰：‘先君昔曰君侯当为州里议主，今果如其言。’”按“曰”亦“目”之讹字，似以出校为宜。
(29)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有此说，但谓此条“张文”所指为“张昭之族”。不过张昭非吴四姓之张，所以徐说不能成立。
(30) 会稽大族在孙吴早年被诛戮者多，所以我估计其子弟在郎署者比吴四姓少。《世说新语·政事》谓吴中强族骂吴郡太守会稽贺邵为会稽鸡，贺邵遂至诸屯邸检校诸顾、陆役使官兵及藏逋亡事，罪者甚众。“陆抗时为江陵督，故下，请孙晧，然后得释”。这说明顾、陆门户力量特大，也说明吴、会二郡大族有矛盾。
(31) 《吴书》中所见望字作怨望解者，还有一些例证。《吕范传》范为孙权主财计，孙权私有所求，范不敢专许，“当时以此见望”。《胡综传》注引《吴历》：“怨望朝廷。”
(32) 六朝时期，暨氏人物事迹在史籍中极为罕见，可知暨氏不是在官的权势家族。但暨艳因张温引致，得居孙吴选曹尚书之职，而其家族还曾“附于恶逆”以抗孙策（事详下文），所以暨氏亦非小户。敦煌所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斯二〇五二号），其第八所录江东（南）道二十郡，“苏州吴郡出五姓：朱、张、顾、陆、暨”；“杭州馀杭郡出四姓：暨、隗、戢、监”。（据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又，《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三七，入声九：“暨，今馀杭及闽中多此姓”，并列举历代暨氏人物，其中有暨陶。据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暨陶，崇安人，预神宗元丰五年殿试。秦汉以来，会稽境内地名多有带暨字者，如馀暨（萧山）、诸暨等，其起源难于确说，或与暨姓人户分布有关。吴郡暨氏当为一方土豪。暨艳一度得居显职，家族地位本可因缘上升，但大狱旋发，遂一蹶不可复振。我早年为文涉及暨艳者，断暨为小户，是错误的。
(33) 《三国志·吴书·张温传》孙权罪张温令。
(34) 《太平御览》卷四九一引。又，《朱据传》谓据文武全才，“有姿貌膂力，又能论难”。他们是吴国少有的善清言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