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录》建安五年孙策杀广交游、善议论的名士高岱，而张温之父张允是高岱八友之一。据此推测，张温家族与孙策存在嫌隙，是可能的。这与虞俊所说可以照应。
(36) 据《文选》卷五三。《晋书》卷五四《陆机传》作“以风义举正”，风义即是讽议。只是所列人物只有虞翻、陆绩和张惇，而无张温，当为唐人删削。
(37) 《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建安九年注引《吴录》。
(38) 《三国志·吴书·陆绩传》。
(39) 江东人物，包括北人南人，与孔融有过联系的计有：盛宪（《三国志·吴书·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孙邵（《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吴录》，《建康实录》卷一）、王朗（《三国志·魏书·王朗传》注）、张纮（《三国志·吴书·张纮传》注引《吴书》，《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虞翻（《三国志·吴书·虞翻传》）、徐宗（《三国志·吴书·潘濬传》注引《吴书》）等。
(40) 《后汉书·孔融传》融“辟司徒杨赐府。时隐核官僚之贪浊者，将加贬黜。融多举中官亲族”云云。此事与江东检核郎署混浊淆杂之事相似。清议名士志趣相同，孔融如此盛名，张温对之应当是感同亲炙的。
(41) 《宋书·王微传》。参《三国志·蜀书·来敏传》及注引《诸葛亮集》。
(42) 忌族即圮族。《书·尧典》：“方命圮族”；孔传：“圮毁族类。”
(43) 《三国志·吴书》薛综、吕岱、钟离牧等传及注也有类似称谓，指荆州、交州山民聚众阻险者，其中蛮、俚等族占相当比例。
(44) 《三国志·吴书·周鲂传》。参《张温传》。
(45) 这里所说大局变化，指孙权加速其政权的江东化过程，说详下节。
(46) 张温出仕时年三十二，温传所载如此，本文据温传立说。但骆统表中说温“年纪尚少，镇重尚浅”，似与年三十二之说不合。《太平御览》卷四〇七引《吴录》谓温使蜀，与诸葛亮结金兰之好。此年亮年四十四，温年似亦不能太小。疑骆统为张温开脱，故有此含糊之说。《吴书·张昭传》昭以孙权田猎事进谏，权谢昭曰：“年少虑事不远，以此惭君。”卢弼《集解》曰：“时权已年三十矣，不为少矣。”所以男子三十是否属于年少，端在所论何事，本无绝对界限可言。
(47) 孙策昔为袁术攻破庐江，太守吴郡陆康宗族百余人，遭罹饥厄，死者将半，陆康旋死。见《后汉书·陆康传》。陆绩即陆康子，陆逊即陆绩侄，逊、绩均曾居庐江围城中。
(48) 《三国志·吴书·步骘传》。
(49) 《三国志·吴书·潘传》注引《襄阳记》。此条前文已用。
(50)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九《九真太守谷朗碑》。
(51) 《抱朴子·自序》。
(52)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53) 《三国志·吴书·朱然传》。
(54) 朱然墓于1984年于安徽马鞍山市郊发现，其地吴时属丹阳郡。出土文物甚多，其中有木刺十四枚，木谒三枚，所书姓名、籍贯、封爵、官职与《三国志·吴书·朱然传》合。参看《文物》1986年第3期有关发掘报告和文章。
(55) 从其时孙权用将的情况看来，他似有以孙皎为荆州上游统帅之意。孙皎比朱然更为亲近。但是孙皎有以小忿侮大将甘宁的过失，似不协诸将之心，所以吕蒙拒绝与孙皎分任左、右部督。孙皎虽然原已都护诸将，终不得统帅之职。
(56) 其时陆逊有右部督衔，见《陆逊传》，但《朱然传》未说朱然有左部督之授。
(57) 见《文选》卷四二。此书未著年月。书谓“往年在谯，新造舟舡”，事在建安十四年，知书作于十五年以后；而书谓“外击刘备”者，必备仍在荆州时事，知书作于刘备十六年入益州之前。又《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附《阮瑀传》注，谓瑀死于十七年。
(58) 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卷四“张昭不相”条，认为张昭之不得相位，关键在孙策遗言“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数语，使张昭成为过于敏感的人物。见《二十五史三编》第四分册，岳麓书社，1994年。以孙氏兄弟与张昭关系贴近程度以及张昭个人心性观之，周寿昌说是有见识的。
(59) 《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黄武四年注引《吴录》载孙邵事迹，说孙邵“从刘繇于江东”；《建康实录》卷一径谓孙邵“汉末随刘繇过江归国”。
(60) 《吴书·顾雍传》。
北府兵始末
一 梗 概
史家论东晋北府兵，多着眼于北府名称的起源、谢玄组北府兵而有淝水之战的胜利、刘裕起自北府终以复晋篡晋等数事，而重在谢玄以北府兵战胜苻秦。但是谢玄北府兵事迹史籍只草草几笔，淝水之战过程记载也颇简略。所以北府兵在中国古史中虽甚知名，而人们对其来龙去脉和具体状况却论之甚少，因而对淝水之战的胜利不免有得之偶然、取之甚易之感，对于晋宋间北府兵居然能够改变一个时代的政治格局，也觉茫然。
其实，名称始见于孝武帝太元初年的谢氏北府兵，并非谢玄一朝募集，立刻形成强大的战斗能力。谢氏北府兵的出现，有其颇为深远的历史基础和隐约可见的发展过程。约而言之，北府兵的梗概如下：
一，谢氏北府兵并非新军，而是由若干流民帅分领的久在江淮间活动的老军，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永嘉、建兴之际。这些流民军名义上附晋，一般用晋名号，但却是自力图存，对江左政权的关系时松时紧，若即若离，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质。各支流民军大致按其所从来的籍贯区分，他们之间联系也较松散，彼此并无严格的统属关系。
二，以江淮流民充北府之兵，始于成帝咸和年间的郗鉴。郗鉴是南来的流民帅之一，王敦之乱时立功东晋，为晋诚臣。他曾驻广陵，后移京口，是最早的以京口为基地的北府镇将，也是江淮流民军的组织者和盟主。在郗鉴、郗氏后人以及历任北府镇将的维系掌握之下，一支实实在在的北府兵早已出现，而且历久犹存。
三，北府兵时有聚散。穆帝永和年间褚裒、殷浩等人自北府大规模北伐，后来历任北府镇将也陆续向北用兵，北府兵不断消耗，难于得到及时的补充。有时战争失利，北府兵瓦解溃散在江淮之间，与北府断绝联系，成为无所统属的流民武装。有时北伐再起，溃散的北府兵又进入北府行列，成为东晋官军。
四，以京口为基地的徐州北府兵与以历阳为基地的豫州西府兵，在战场上协同呼应。永和九年（353）殷浩北伐失败，谢尚受命为西府豫州刺史、都督军事，镇守历阳。此后朝廷赖建康附近的下游北府和上游西府支持；北府、西府两藩也结成密切的关系，出军应敌，总是进退协同。这种情况在谢尚、谢奕、谢万兄弟相继为西府镇将的十余年中一直如此；三十年后淝水之战的胜利，也是由北府谢玄、西府桓伊二藩兵力密切配合而取得的。
五，谢玄的北府兵是此前溃散的北府武力的重新集结，也是北府、西府武力的重新组合。谢玄募北府兵，主要是募将，特别是募散落而脱离建制的北府旧将。一般说来，将皆各自有兵；兵员不足，则以江淮流民补充。江淮之间，北府、西府各有其潜在势力，谢玄的北府兵，就是这两府在江淮间潜在势力的结合。谢玄本人居北府镇将之位，而谢氏家族势力却起自西府。谢玄北府兵的实际掌握者是刘牢之，而刘牢之之父刘建本是谢氏西府旧将。如前所述，淝水之战的兵力，亦兼有徐、兖谢氏的北府兵和豫州桓伊的西府兵，而此战的主战场也在西府豫州境内。只是北府地位和传统势力远胜西府，谢玄组军必得利用北府的这一优势，因此北府兵得以驰誉千载，而历史上并未留下西府兵的专称。
六，淝水战后北府兵出现分化。淝水之战的胜利改善了东晋的处境，也提高了谢氏及其北府兵的威名。其时一部分北府兵为朝廷的司马道子所用，停驻江表，戍守建康；大部则随谢玄北征，转战河淮，损耗颇大。谢玄内迁，死会稽内史之任，随征北府诸将失去了长期、稳定的统属关系，名义上转辖于继督北府的原桓氏荆州旧将朱序，实际上则处于无主状态。这部分北府兵重又散在北方，虽瓦解犹得保全。孝武帝末年，后兄王恭出镇京口，引北府将刘牢之为北府司马。大概在此前后，散在北方的北府将陆续率所部南还，驻屯京口附近。孝武帝死后，随着东晋统治者内部权力矛盾的激化，本来是对付外敌，驰骋疆埸的北府诸将，纷纷在江左卷入内战，为人驱除，几经反复，终于在桓玄篡晋后被诛锄殆尽，残存的北府士卒，则落入诸桓之手。
七，刘裕再建北府兵和宋、齐间北府兵逐渐消失。劫余的北府旧将刘裕在京口、广陵重新聚集势力，以再建的北府兵逐灭桓玄。正是这支再建的北府兵，以其实力支持了义熙之政，使东晋的北府兵权逐步转化为刘宋皇权。刘裕所行义熙土断，规定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以图维持北府兵的战斗力和士卒补充渠道。刘裕代晋前后，北府兵除充台军宿卫以外，还随诸将和刘宋诸王出藩而扩散到长江上游。但是刘宋时期政治格局起了变化，北府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变化，兵将的来源，日益移到西楚的襄阳。京口虽以桑梓帝宅而继续保有相当的地位，但兵源已经枯竭，宋文帝元嘉之末不得不移民充实京口。北府兵完成了它的历史作用，从史籍中逐渐消失。萧齐代宋，北府军镇被正式取消；萧梁之初，晋陵土断，北府兵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也消失了。
史籍所见北府兵，其始末线索大抵都在这一梗概之中，毋庸一一铺叙。现在只就梗概所述北府兵出现和发展的历程，选择一些问题，试作考证分析。
二 两晋之际的北府
《世说新语·排调》“郗司空拜北府”条注引山谦之《南徐州记》曰：“旧徐州都督以东为称。晋氏南迁，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将，北府之号，自此起也。”按山谦之所称的南徐州，即东晋侨立于京口的徐州。山氏关于北府称号由来之说，论北府者或加征引。其说大体符合历史实际，但亦有粗率及不准确之处。
山氏所谓“旧徐州都督”云云，明指西晋制度。西晋徐州治下邳，为都城洛阳东藩，故徐督所带中郎将或征、镇、安、平诸将军号，皆以东为称。其时以东为称者，还有兖、青、扬督，皆以与都城相对方位为准。山氏所谓“晋室南迁”，因而改东为北云云，其更改的具体时间不是司马睿渡江的永嘉元年（307），而是司马睿称晋王的建武元年（317）。建武以前，洛阳虽然早已陷落，江左犹用长安愍帝建兴（313—316）年号，因而藩镇所带方位名号，一仍西京旧贯，并无改易。司马睿本人也只是由镇东改为“大都督陕东诸军事”。《晋书》卷六《明帝纪》：司马睿子司马绍（即以后的晋明帝）于“建兴初拜东中郎将，镇广陵”。广陵属扬州，虽为建康北门，于洛阳犹为东，司马绍所冠东中郎将的名号，显然还是以洛阳为基准。
建武元年，西晋正朔不存，广陵镇将始得不必以东为称，然犹未径改为北。据《晋书》卷六四《琅邪王裒传》，司马睿是年称晋王，以晋王子裒代晋王太子绍镇广陵，为使持节、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车骑将军。据晋、宋官制：车骑二品，四征、四镇三品，四中郎将四品；征、镇及中郎将均须带东、西、南、北方位之称。司马裒非嫡长子，而得超越司马绍曾居东中郎将之位，以车骑而不以征、镇及中郎将出镇广陵，得避免称东称北，而且还带“使持节”的位号。这是晋室法统名分正经历由关洛转向江左的变化而又尚未完成的反映。就两晋统绪嬗变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而又微妙的信息。就司马睿个人而言，这是藩王即将得势而又尚未登于至尊的敏感时刻。
司马睿先后以子绍、裒出镇广陵，是西晋宗王出镇制度的沿袭。《朱子语类》卷一三五：“晋大封同姓，八王之乱以此，元帝中兴亦以此。”中兴的晋元帝出镇建康，也是西晋宗王出镇制度的产物。然后他又从建康以子嗣为藩卫，出镇要害，只是由于他本人未即帝位，其子嗣出镇者尚无宗王名号。但是时势毕竟不同，西晋宗王强大的局面，江左不复存在，绍、裒出镇均不得不以琅邪王氏的王舒为军府司马，实权与王舒共有。这种情况，又是八王之乱后期以来逐渐形成“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一种表现。
司马裒出镇，当年即死，先后为绍、裒军府司马的王舒受命代替司马氏出镇广陵。《晋书》卷七六《王舒传》谓舒“除北中郎将、监青徐二州军事”，这就是山谦之所说的“北府之号自此起”。
山谦之记事粗率之处在于，此时的北府特指广陵，还不是《南徐州记》所指的京口。而且山氏谓王舒以徐州刺史本官加北中郎将，也不确切，因为王舒未尝为徐州刺史。此时居徐刺之任者为蔡豹，其人尚活动于江淮之间，治所未尝至广陵。王敦乱平后，郗鉴始领徐州刺史，以广陵为治。成帝咸和初年，徐州刺史郗鉴自广陵过江，移镇京口，以后，京口始得专北府之称。此时上距王舒以北中郎将监青徐二州军事驻广陵而为北府，已经有十二年之久了。以地理论，京口、广陵唇齿相依，本为一体，无京口后援则广陵不足以羁縻江淮，无广陵屏蔽则京口也难于经营成辇下重镇。不过京口、广陵毕竟有大江之阻，作为建康安危所系的内镇，只能是京口而不能是广陵。
广陵、京口间江面辽阔，达四十里，隔江如同隔海。所以魏晋时期，此处并不是南北交争的便捷津渡。曹魏黄初年间曾有两次广陵之役，但是据考魏文帝意在耀兵以图削平青徐割据势力，而不在渡江以图京口。入唐以后，此处江面变窄，只余十八里。但是下至南宋，陆游《入蜀记》有采石江面狭于瓜洲之说；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据陆游之说曰：“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盖以〔采石〕江面狭于〔京口〕瓜洲也。”这一问题，拙作《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一文中有所探讨，可以参看。
征之史实，两晋之际，广陵、京口确实不曾有过北方胡骑侵袭的危险，频繁的边警往往来自寿春、合肥、历阳一线。既然如此，司马睿用王子率重兵，又与琅邪王氏配合，不是严守合肥、历阳，而是严守广陵，因而广陵先京口而有北府之称，这究竟是出于何种需要呢？
在我看来，两晋之际广陵屯重兵，从主要方面说来其目的并不在于备胡，而在于第一，接应南下士族；第二，遏制流民帅拥众过江。这两方面都是司马睿为了立足江左而又提防觊觎的迫切需要。
永嘉乱起，流民络绎南行，士族家庭亦奔逐其间。他们既利近便，又图安全，觅津寻渡，所在皆有。但是就关东各州流民而言，只要可能，他们宁愿选择自泗、淮沿中渎水方向南下，经广陵渡京口的路线。这条路线一来可以尽早离开中原战场，摆脱胡骑追逐，比较安全；二来接近江左政权所在的建康，易于获得政治保障。所以自永嘉、建兴年间以迄东晋之初，广陵以北，江淮之间，就成为流民麇集之区。流民中的士族，往往经广陵、京口以达建康。
其实，司马睿南来也是循这条路线。《太平御览》卷一七〇引《建康图〔经〕》：“西晋乱，元帝自广陵渡江。”《宋书》卷三五《州郡志》：“晋乱，琅邪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晋书》卷六《元帝纪》作“近有千户”），太兴三年立怀德县”云云。随司马睿过江的琅邪国人，以路径便捷而言，自然也是经由泗、淮，于广陵过江，止于建业附近。元帝以国兵兴建业，这琅邪国兵，有许多当即随司马睿过江的琅邪国人的家庭成员，他们无疑也是经此道而来。又，《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司马睿过江后，身边参赞机务的多琅邪国人士，如王氏兄弟、诸葛氏兄弟、颜含、刘超等等，“时人以帝善任一国之才”。一国，指琅邪国。这些士族人物来到建康，追随司马睿，也当以此道为顺。
过江士族，大体上都成为司马睿“百六掾”的人物，是司马睿奠定江左基业的支柱。他们一般是父母兄弟子侄偕行，没有部曲或部曲无多，历尽艰辛，始能抵达建康。《建康实录》卷五注引《南徐州记》曰：“费县西北八里有迎担湖。昔中宗南迁，衣冠席卷过江，客主相迎，负担于此湖侧，至今名迎担湖，世亦呼为迎担洲”云云。按费县即怀德县改名，在建康宫城西北三里。衣冠士族负担南来，邓攸即其一例，见《世说新语·德行》“邓攸始避难”条注引王隐《晋书》。穷蹙南迁的士族，自然须要依托司马睿以求保障。
但是还有不少南行而不得过江或不愿过江的人，则滞留江淮之间，他们多是统率宗族乡党，千百为群的流民帅。流民帅的门户背景并不相同，但他们多少都有战斗经验，起初都有抗胡复土的要求。他们原不受司马睿节制，未必竭诚效忠于司马睿。司马睿对他们颇多疑忌，唯恐他们率部曲过江后竞逐权力，成为江左政权的肘腋之患，危及东晋。他们自己也虑及一旦脱离部曲，入仕建康，就将失去凭借，摆布由人。所以他们一般宁愿停驻江淮，以观形势。这样，江淮之间，广陵左近，就有不少流民帅各据一隅，大股多虚拥晋室名号为将军、刺史、太守，小股则依附于大股以求自存。有的流民帅还与北方胡族政权保持直接或间接关系，处于南北两属状态。流民帅之间出现利害冲突的时候，有时不免要以兵戎相见。
由于这种情况，司马睿乃于广陵大力设防，制止流民帅拒命强渡，已渡者则尽可能促其北归。祖逖率部曲南来时，司马睿“逆用”之为徐州刺史于淮北泗口，就是为了阻止他继续南行。祖逖本人后来虽然应辟建康，部曲随过江者只能停驻京口，无法安顿，甚至不得不以盗窃攻剽为生。祖逖有抗胡志向，终于又率部回归淮北战场。尊经阁本《世说新语·考异》谈到江左“百六掾”时说：“或曰不得者以为耻，而志士不为。”“志士”所指不详，我推测祖逖辞睿府谘议参军而复北，大概就是“志士不为”一例。志节不如祖逖的人，司马睿忌之更甚。苏峻率数千家泛海南来，已达广陵，犹受命北返，驻守淮北。蔡豹用兵淮上，战败南归，司马睿竟命北中郎将王舒于广陵收之。这些也都是有部曲相随的流民帅一般都不见容的例证。司马睿于广陵设守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
一般说来，过江入仕建康者多为士族，停留江外者多为门户较低的武人。但是有些人的姓族，不易准确辨别。如苏峻，《晋书》卷一〇〇本传说：峻，长广掖县人，“父模，安乐相。峻少为书生，有才学，仕郡主簿”，其家族至少应属下层士族；而《太平御览》卷三五一引其同时人梅陶在盆口与三公（按指陶侃、温峤、庾亮，事在苏峻乱起之时）书却说：“长广人释锄犁执干戈，何知战法？”这说的却是寒庶。两说相较，梅陶之说当较可信，但亦不可确断。除了姓族高下以外，还有人物特点问题。同属陈留蔡氏，蔡豹“有气干”，南行终不得过广陵；而蔡谟南下时却得为驻广陵的东中郎将司马绍参军，转司马睿丞相府掾，遂立功于江左。同时，北人率宗族部曲以千百数而得以安居江左者，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东莞徐澄之与乡人臧琨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定居京口，即是显例。北人得居京口者虽有相当数量，但是得居建康近处者则不多见。
至于零散流民过江至三吴诸郡者，所在多有。他们既受江左大姓奴役，又成为东晋朝廷兵役征发对象。东晋发流民之沦为江左僮客者为兵以配戴渊、刘隗，见《晋书》卷六《元帝纪》；也曾募流民为台兵、郡兵，见《晋书》卷七八《孔坦传》。流民盲目奔窜于江左者，大兴三年遇三吴大饥，又流还江北，数亦不少，见《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继续浪荡三吴的流民，除为豪族并兼者外，“或客寓流离，名籍不立”。直到太元中，朝廷为了防备苻坚南侵而搜简名实，正其里伍，“其中时有山湖遁逸，往来都邑者”，执政谢安不敢纠检，见《世说新语·政事》“谢公时兵厮逋亡”条注引《续晋阳秋》。这种零散流民渡江以前，闻风奔走，所在觅渡，就不知有多少人是循广陵、京口路线而来了。
两晋之际，南来的流民帅众多，东晋设防的对策，其得失如何呢？东晋对策，自然是以江左司马氏政权的狭隘利益为依归的，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处流民帅于长江以北，可以维持其抗胡复土的信念，使之成为一支积极力量，可以说用得其所。如果听任他们率部流徙过江，一时又无妥善安顿的长策，他们在江左可能变成不安定的因素，影响东晋政权的稳定，这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是不利的。苏峻等流民帅被召自淮域来到江左，虽然取得了削平王敦之乱的成果，但是苏峻得以驰骋江左，立功受爵，据历阳内史之位，卒以坐大。没有几年，苏峻联络统率祖逖流民之众驻于寿春的豫州刺史祖约，终于掀起了更大的叛乱。这是一个极大的教训。八百年以后的两宋之际，曾出现与两晋之际类似的情况，给人们留下了一些可资比较的材料。那时北方的败将溃兵裹胁流民蜂拥过江，形成一股一股的争财抢位的巨盗，使南方社会不得安宁。庄绰《鸡肋编》卷中：“建炎后俚语，有见当时之事者。如‘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又云：‘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取后事与前事相比较，司马睿设北府于广陵以处置流民帅的对策，也可以说不尽是出于一姓的私利，在当时形势下毕竟是有其必要性的。
流民散处江淮，有强臣就流民所在统之而用于北伐，如两晋之际祖逖之在徐、豫，两宋之际宗泽之在汴京，这样最有可能发挥流民的作用，但也最易遭南方偏安政权之忌。祖逖受制于王、马，宗泽受制于汪、黄，都怏怏不得志而死。晋、宋南渡后权力结构中的利害冲突，使这种局面难于避免。《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唐太宗以晋阳宫人侍高祖”条言及此事，颇为深刻，可以参看。东晋郗鉴是个特例。他有流民帅而兼为士族的特殊身份，有引流民帅安反侧而拯救东晋朝廷的特殊功勋，有安抚流民为兵以为东晋所用的特殊环境，有居辇下而善与中枢相处的特殊关系，所以得为朝廷执政信任而形成以他为首的东晋北府和北府兵。
北府作用的变化，开始于郗鉴率流民军入驻京口的成帝咸和初年。苏峻之乱，兵锋及于京口、晋陵以及三吴腹地，东晋骤然出现土崩之虞。其时郗鉴以都督徐兖青三州军事、徐兖二州刺史镇北府广陵。他遣使间道说江州刺史温峤曰：
今贼谋欲挟天子东入会稽。宜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静镇京口，清壁以待贼。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东道既断，粮运自绝，不过百日，必自溃矣。（《晋书》卷六七《郗鉴传》）
温峤和后来成为讨伐祖约、苏峻诸军盟主的陶侃，采纳郗鉴建议，作为江北流民帅之一的郗鉴得以率众过江。但是出于疑虑，他们只是命郗鉴会师于建康附近，控制而使用之，而未按照郗鉴原来的建议，部署其众于京口以节制两浙军事。分别在浙西、浙东的虞潭、王舒军，与苏峻部众连战失利，不能控制局势，因而又有陶侃长史孔坦之议：
本不应须召郗公，遂使东门无限。今宜遣还，虽晚，犹胜不也。（《晋书》卷七八《孔坦传》）
陶侃初尚犹豫，经孔坦固争，始令郗鉴与郭默等还据京口，并于京口东南立大业、曲阿、亭诸垒以拒苏峻军，东方战场局势才得以稳定下来。从此郗鉴长驻京口达十一年之久，在他的经营下，京口逐渐成为东晋战略重镇，系建康朝廷安危，北府之名也就由江北的广陵移于江南的京口了。
三 郗鉴与北府
郗鉴由广陵移镇京口，上距五马渡江，已经过二十有一年。其时由永嘉之乱驱动的流民沿中渎水南徙高潮，已逐渐转缓，用重兵扼守广陵以保障建康安全的必要性也减低了。前此，朝廷之患在北，建康以合肥、淮阴为其战略外围支撑；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以后，上游诸方镇持续地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威胁建康，朝廷之患移于上游，合肥、淮阴外镇悬远，缓不济急。建康另需其他更为近便而又强大的战略支撑点，京口正好符合需要。北府移驻京口后，与京师建康密迩，又无大江之阻，缓急易于策应。京口与仍然具有军事重要性的广陵隔岸呼应，足以观察江北动静并节制江淮军事行动。所以京口地位的重要性，此时已逐渐为江左执政认识到了。但是京口地区是否有条件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巩固北府强藩的地位，就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
京口迤南的晋陵地区，丘陵榛莽，人口绝少，土地开发水平甚低。孙吴时此地原为毗陵屯田区，入晋始立郡县。《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太平广记》卷一九三引《搜神记》、《太平御览》卷三五三引《异苑》以及《南史》卷五二《始兴王传》附《萧晔传》，这些资料都说明东晋时期此处仍然地广人稀，虎群出没，而且缺少陂渠水利，土地非常贫瘠。两晋之际陈敏率运兵于广陵过江南来，曾于此处开辟练湖，用以调节运河水量以利漕粮运输，也兼供灌溉之用。东晋张闿开新丰湖，也有灌溉之利。但是晋陵的荒凉面貌，改变并不很大。《太平御览》卷一七〇引《舆地志》，谓“丹徒（京口）界内土坚紧如蜡。谚云：‘生东吴，死丹徒’，言吴多产出，可以摄生自奉养，丹徒地可以葬”云云。京口、晋陵地区自然条件虽然不好，但多空荒无主之地，可以容纳相当数量的流民，从而又可以从流民中简拔士卒以为北府之用。郗鉴率部过江后能够长期在京口立足，而且始终拥有实力，背景就是如此。
郗鉴改变了司马睿以来的流民对策，从消极防范转为积极招抚。他于徙镇京口之次年，即有徙淮南流民以实晋陵之举。《宋书》卷三五《州郡志》南徐州条曰：
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
淮南流民被招徙过江，终于植根晋陵，不再流动，这主要是郗鉴给流民分配田宅，使他们生计有托之故。《晋书》卷六七《郗鉴传》载咸康五年（339）郗鉴临终前上疏逊位，有言曰：
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与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
郗鉴与江北流民帅的关系，史籍无直接记载。郗鉴于过江参与平定苏峻之乱的前夕，曾于广陵设坛场，刑白马，大誓三军，这就是自比齐桓、袁绍，号召同盟共赴国难。在这里，郗鉴在江淮间流民帅中的盟主地位，是很明显的；而诸流民帅原与东晋朝廷的疏远关系，也隐约可见。郗鉴其所以在流民帅中享有威信，与其说由于他是朝廷命官，居北府都督之重，无宁说他本人也是流民帅，因而便于董督流民之故。
郗鉴本人原是来自兖州的流民帅，而他又具士族的身份，由他充任流民帅的盟主，是有资格的。郗鉴效忠东晋朝廷，由他出任北府镇将，招抚流民，联络流民帅，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也是非常适宜。他的军队虽然不曾获得北府兵这一专门称号，实际上却已是具有特殊地位的北府兵。这支军队以兖、青、徐州流民以及晋陵本地人为多，但如前引咸和四年淮南移民籍贯所示，幽、冀、并三州人当也不少。这对于了解日后谢玄所募北府兵将之事，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郗鉴受命以北府之兵“静镇京口”以后，建康战略形势改观。第一，通过京口，加强了对三吴的控制力。在此以前，江左出现变乱，牵动三吴士族，三吴动辄不宁，建康鞭长莫及。在此以后，三吴长期平静，粮道基本畅通。三吴有事，京口重兵足以威慑。晋末东南八郡农民暴动，镇压力量也主要是来自京口。第二，加强了建康的应变能力。咸和年间，石勒所部屡次由青、徐泛海南侵，入长江口，寇掠郡县，威胁粮道安全。排除这一威胁的，正是郗鉴北府之兵。第三，支持建康执政抗御上游，这是此一时期京口北府所发挥的最大的战略作用。苏峻乱后，陶侃、庾亮分据建康上游的荆、豫各州；陶侃死后，庾亮自豫兼并荆、江，独霸上游。他们先后都与建康中枢执政王导有某种程度的对立。咸和五年，陶侃拟自荆、江起兵，下建康以废黜王导；咸康五年，庾亮也有顺流以废王导之谋。这些都是对江左政局关系重大，足以导致内战的非常举动。由于拥强兵坐镇京口的郗鉴采取持重的态度，陶、庾都未敢贸然兴兵，东晋政局转危为安。郗鉴终北府之任，自己从未举兵干预中枢，却以北府力量维持了建康政局的稳定。司马睿渡江、建国以迄明、成之时江左内战频仍的局面，确实是改变了。此后北府在郗氏后人的影响或主持之下，继续起着这种重要的作用，使东晋内部的和平环境得以延续数十年之久。
北府虽不以武力直接干预中枢，但在外警出现和禁卫匮乏之时，却能及时支援，向朝廷输送军队，以解急需。咸康元年石虎游军出现在历阳，朝廷闻警，立即向历阳、芜湖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调遣。其时刺豫州镇芜湖的庾亮本人，趁上游陶侃之死，已离豫州上据江、荆，执政王导急需军队夺取庾亮留下的豫州，以解建康的扼喉之困。所以上述的军事调遣，实际上既是备石虎，又是抗庾亮；而且备石虎只是一时之需，抗庾亮却是长久之计。正在这时，据《晋书》卷七《成帝纪》：“司空郗鉴使广陵相陈光帅众卫京师。”陈光为广陵相，自然是北府重要将领，他率众至京师后并未遇到战争，以后也未闻回归北府建制。过了四年，郗鉴死，蔡谟代北府之任。《晋书》卷七七《蔡谟传》曰：“时左卫将军陈光上疏请伐胡，诏令攻寿阳。”蔡谟反对此举，上疏曰：“今征军五千，皆王都精锐之众。又光为左卫，远近闻之，名为殿中之军”云云。按左卫为东晋宿卫六军之一。左卫将军陈光当即数年前北府郗鉴所遣入援建康的广陵相陈光，此时所部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王都精锐之师。北府在军事上为建康所赖，于此可见一斑。
四 北府与西府的协同呼应
郗鉴之死至桓温自领徐、兖刺史，即自咸康五年至太和四年（339—369），历任北府督将除少数以重臣、外戚出镇者外，一般都有下述特点：一，居任以前已有为北府参佐的经历，比较熟悉北府情况及其与中枢的关系；二，郗鉴后人或为镇将，或居参佐，郗氏家族在北府始终保有强大的影响，没有间断。这种特点，是其他任何藩镇所没有的。北府镇将的连贯性保证了北府本身的稳定，虽有人妄图插手，却无成功，没有引起太尖锐的斗争。
郗鉴的继任者蔡谟（成帝咸康五年至八年，即339—342年在职），有甫过江即助司马绍守广陵的经历。郗鉴疾笃时，蔡谟已就郗鉴军司，后来他继北府镇将之任亦出郗鉴之荐。后任何充（成帝咸康八年至康帝建元元年，即342—343年在职）原与北府无旧，以参录之重避诸庾暂时出督北府，但长史则用郗鉴子郗愔。后任桓温（康帝建元元年至穆帝永和元年，即343—345年在职）挟外戚之重，以琅邪内史迁督北府，资浅势微，时间不久，影响未尝深入京口、晋陵。后任褚裒（穆帝永和元年至五年，即345—349年在职）虽居外戚之重，但曾为郗鉴车骑参军驻广陵，出督北府后又以郗愔为长史。后任荀羡（穆帝永和五年至升平二年，即349—358年在职）曾为褚裒征北长史，居职后又以郗愔弟昙为军司。升平二年至五年（358—361），郗昙为北府督将。再后二任是范汪（升平五年在职）、庾希（哀帝隆和元年至废帝太和二年，即362—367年在职），都被大权在握、咄咄逼人的桓温罢废，其中范汪亦曾为郗鉴司空掾。庾希之后是郗愔（太和二年至四年，即367—369年在职），他曾先后充任北府督将何充和褚裒的长史。
还须指明的是，自从郗鉴以来直到安帝隆安二年（398），居北府之任者都是侨姓门阀士族，无一例外，足见京口北府对于建康朝廷的重要性。这也是北府的一个特点。
北府例以本镇参佐升为督将，北府保存郗氏家族的强烈影响，以及北府督将职任门阀士族以外的人物不能染指，这些特点有利于维持北府重镇的稳定性，有利于发挥其举足轻重的政治作用和军事作用。
北府兵力，并无定制，当以居其任者实际地位的不同和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区别。郗鉴先后以车骑将军、司空、太尉领徐刺为都督，位望隆重，所统当不只徐州的府兵和州兵。他身为流民帅的盟主，居京口节制江淮，当有独到作用。蔡谟继为镇将，地位和威望自然不如郗鉴。《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谓谟“所统七千余人，所戍东至土山（北固山），西至江乘，镇守八所，城垒凡十一处，烽火楼望三十余处”。这是指蔡谟直接控制指挥的徐州兵和沿江防区而言。蔡谟都督范围是徐、兖、青三州以及扬州之晋陵、豫州之沛郡，所守当然不止是北固至江乘，所统亦当不止七千人，但其直接统属，大概不出上述的范围和兵力。至于羁縻江淮，蔡谟大概是无能为力的。北府指挥地点在京口，亦称京城。该城系咸和六年北来海寇猖獗时郗鉴就孙吴京口督所治京城扩大而成，其遗址近年已被发现，情况见《考古》1986年第5期所载有关诸文。
一般说来，江淮无事时，北府无须北顾，任务在于江防警备和拱卫京师。《蔡谟传》所列部署，大体适应这种要求。永和以后，东晋乘后赵石虎之死、北方混乱之机，连年北伐，北府兵的活动也就大异于往时。荀羡居北伐之任，由京口移镇淮阴；郗昙居任，又移下邳。都督军事的范围也有变化，除徐、兖、青以及扬州晋陵外，郗昙、范汪加冀、幽，郗愔加幽，桓温最盛时，则不但并吞北府、西府，还都督中外。
这里所说的西府，指扼建康上游咽喉的豫州。《廿二史考异》卷二二：“考南渡以后，豫州或治历阳，或治寿春，或治姑孰，而都督例以西为号。”豫州侨置于长江岸边近于建康之处，始于庾亮，其时治所在芜湖，与姑孰贴近。祖约、苏峻为乱，即发自豫州。《宋书》卷三五《州郡志》扬州淮南太守条谓“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渡江者转多”云云。其时祖约为豫刺治于寿春，后赵石聪攻祖约，引起流民南徙，为尔后庾亮出都刺豫镇芜湖时组织西府军队，提供了人力条件。当永和以后北府兵北伐，移镇淮阴、下邳等地时，豫州西府也自长江南北的芜湖、历阳向北方移镇马头、寿春、汝南等地，参与北伐，其都督军事范围除豫州外，督将谢尚加冀、并、幽，谢奕、谢万、袁真加冀、并。
值得注意的是，处在北伐态势下的北府和西府，都曾或加督冀、并、幽，或加督冀、并，或加督冀、幽诸州军事，而且有时其中的一州或二州，又同时受督于北、西二府。这恐怕不止是北伐复土愿望的反映而已。如前节所述，咸和四年郗鉴徙淮南流民过江，过江流民籍贯即分属青、兖、徐以及冀、幽、并诸州；其时或稍后除侨置有徐、兖二州或治江北，或治江南以外，还于江北侨置幽、冀、青、并四州，均见于《宋书》卷三五《州郡志》南徐州条。这可证明江淮间除多徐、兖、青流民外，还有许多流民籍隶幽、冀、并州，其群体之中各自有帅。所以当北府、西府之军进驻淮域之时，朝廷乃扩大其都督军事范围于幽、冀、并州，以便北府、西府督将节制各自驻区内幽、冀、并州的流民帅，用其力量于北伐战争。我们知道，《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谢玄募江淮劲勇为将时，入选诸人籍贯，即彭城、东海、琅邪、乐安、东平、西河、晋陵诸郡国，无一不在上述六州及京口所在地扬州之晋陵郡，这种情况肯定不是偶然的。
豫州成为一个可靠的为朝廷所用的重要军府，始自永和二年（346）朝廷以陈郡谢氏谢尚为西中郎将、督扬州之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历阳之时。谢尚原领江州刺史时所督豫州四郡，当仍如旧，为尚所督。谢氏兄弟在豫州经营十余年之久，使豫、扬、徐联为一体，豫州西府与徐州北府成为卫护首都建康的有力的双臂。豫州西府之立，一方面减缓了相继占据上游荆、江等州的庾氏和桓氏对朝廷的军事压力，一方面在北伐活动中与徐州北府协同呼应，在军事上同步进退，增加了东晋的应敌力量。而且，西府军事力量的存在，西府与北府之间形成的持久的历史关系，对以后谢玄组建北府兵，也起着极重要的作用。
回顾历史，西府与北府协同北伐，事迹是相当多的。永和五年褚裒北伐，据《晋书》卷九三《褚裒传》：“除征讨大都督、青扬徐兖豫五州诸军事”，北府和西府的兵力都在他的指挥之下。褚裒败死后，永和八年殷浩北伐，据《晋书》卷七七《殷浩传》，也是“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兼督北、西二府。殷浩大军以西府豫州的安西将军谢尚、北府徐州的北中郎将荀羡为督统，谢尚屯寿春，荀羡屯淮阴，东西呼应。殷浩兵败被废后，升平二年（358）三月，据《晋书》卷八《穆帝纪》：“诏安西将军谢奕、北中郎将荀羡北伐”，也是北府、西府协同动作。此年谢奕、荀羡相继死。次年十月，《纪》又载：“遣西中郎将谢万次下蔡，北中郎将郗昙次高平”，以击前燕慕容俊军。这仍然是两府协同作战的部署。
北府和西府，就兵力言并不平衡，北府强于西府，所以协同作战，始终是以北府为主，西府为辅。西府地境虽然也有不少流民，但就江左一侧而言，缺乏如北府拥有晋陵那样安全而又有空荒可供开发之地足以容纳流民家庭的自然条件。西府谢氏兄弟居任颇久，心向朝廷，但谢氏在西府毕竟没有形成如郗氏在北府那样强大的家族影响和军事实力。所以西府的力量，始终没有发展到足以与北府相匹敌的程度。
永和北伐，北府和西府的兵力损耗都很大。褚裒代陂之败，死伤大半，裒归京口，但闻死者之家哭泣之声。殷浩连年北伐，屡战屡败，粮械都尽。谢氏经营西府十余年，练就了一批军力，谢万率之临阵，军还溃散，谢万狼狈单归，谢氏豫州基业完全丧失。
北府、西府的北征事实上不可能再进行了，坐大于上游的桓温轻而易举地抢走了北伐的旗帜，当专征之任。桓温北伐，也都传檄下游的北府、西府，同时进军。升平五年（361）之役，据《晋书》卷九八《桓温传》“以谯梁水道既通，请徐（按北府徐刺范汪）、豫（按西府豫刺当是袁真）兵乘淮泗入河”云云。太和四年（369）桓温伐燕，又请北府郗愔、西府袁真同时出兵。结果郗愔在其子郗超怂恿之下，度量形势，辞北府之任；袁真则受逼叛变，被桓温剿平。桓温以上游之重，又囊括了下游的北府和西府，才进入了权力的顶峰。但此时北府、西府在长年战耗之余，又经桓温搅乱，将卒死伤者有之，溃散者有之，实力所剩无多。此后若干年中，北府、西府的军事活动，都寂尔无闻。
孝武帝嗣位后，桓、谢家族势力几经调整，东晋恢复了上下游相对平衡的传统格局。其时执政谢安深虑无军事实力以为后盾，而前秦入侵又迫在眉睫。在这种背景下，谢玄凭借北府、西府长期形成的历史关系，才得以在旦夕之间组建了千古闻名的北府兵。
五 谢玄的北府兵
孝武帝太元二年（377），谢安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总摄下游。原来继统桓温之众、都督扬江豫三州诸军事、扬豫二州刺史的桓冲，由于种种原因，一退而至徐州京口，再退而至豫州姑孰，又于此年回驻荆州江陵，就荆州刺史、都督江荆梁益等七州诸军事之位。上下游门阀士族势力平衡局面被桓温破坏后，至此又得恢复。桓氏家族以桓冲为代表，退出中枢权力角逐，但仍握重兵居上游；谢氏家族以谢安为代表，虽督五州居执政位，却无军事实力以制衡桓氏并应付前秦威胁。所以谢安于桓氏宿将朱序此年离兖州刺史任后，利用桓冲西归荆州的机会，不失时机地以侄谢玄出就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谢玄莅职后，立即筹建北府兵以应家国急需。太元四年谢玄加领徐州刺史，广陵、京口复为一体，这对于北府兵的组建，非常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