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组建北府兵的过程中，桓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桓伊与桓冲同属谯国桓氏，但桓伊出于谯国铚县而非谯国龙亢，与桓冲有别。据《晋书》卷六四《武陵王遵传》，桓伊与桓温兄弟本是“疏宗”，《世说人名谱·龙亢桓氏谱》则列桓伊为桓冲的“别族”。总之，他们之间有一定的宗亲关系，却非嫡亲。桓伊曾参大司马桓温军事，迁淮南、历阳太守。其人既为名士又有武干，有拒捍疆埸之能。谢玄刺兖州时，曾与桓伊共破前秦别将之军，桓伊以功进都督豫州诸军事、西中郎将、豫州刺史，正式成为西府督将。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据《续晋阳秋》，定桓伊刺豫州在太元三年六月，时当谢玄为兖州刺史募北府兵的后一年，在谢玄以君川之捷加领徐州刺史正式成为北府督将的前一年，大致是可信的。
正当谢氏在下游加强实力的时候，桓伊就任豫州镇将，使我们窥测到某种政治的原因。东晋荆扬对峙，例有某种势力或在江州，或在豫州，居间缓冲，荆扬的平衡始能维持，政局始能稳定。太元初年荆扬对峙，桓强谢弱。其时荆、江一体，居间缓冲的势力不能在江州，只能在豫州。桓伊势力揳入豫州，正起着这种作用。桓伊于桓冲既非血亲，于谢氏也无它关系，在桓强谢弱的总体条件下，这样的人，桓谢双方都可以放心，都可以接受。桓伊出刺豫州，我们可以视为东晋在前秦压力下桓、谢势力为了应敌而作的又一次调整。荆、江与豫的联系，可以使桓冲消除对江淮谢氏势力的某种疑虑；徐、扬与豫的联系，可以使北府指望在战场上继续得到西府的呼应和协同。这对于共抗前秦无疑是有利的。桓冲势力和谢安势力，长江上游和长江下游，其接合部位就在豫州。豫州的桓伊忽然间成为局势中的关键人物，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
太元初年以来，南北战争存在荆襄和江淮两个战场。战争初起阶段，主战场在荆襄；决战阶段，主战场在淮淝。两个战场，两个阶段，都可以看到桓谢关系中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援的作用。就此而论，我们可以说谢玄组建北府兵既是南北关系的产物，又是南方桓谢关系的产物。桓谢彼此之见并未完全消除，所以谢玄只能在北府范围内筹募军队而未曾涉足西府；桓谢此时又以协和为主，所以谢玄北府兵中有西府成分而西府并不掣肘。这也是关于谢玄募北府兵一事不可忽视的背景，这一背景分析，有助于理解史籍所见的北府兵资料。
现在我们回到谢玄募北府兵的本题。
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
玄募骁勇之士，得彭城刘牢之等数人，以牢之为参军，常领精锐为前锋，战无不捷，时号北府兵。（《通鉴·晋纪》太元二年）
史籍所载谢玄组建北府兵的主要资料，据知只有这简单两条。以此分析，可以得到如下一些见解。
北府“募劲勇”，“募骁勇之士”，与历朝将帅募集军队不同，主要是募将而不是募兵。所以《刘牢之传》只列应募为将者数人的姓名，《通鉴》径谓募得“刘牢之等数人”而已。这当然不是说谢玄组建的北府兵不需士卒，只是说北府管内自有众多的流民，构成丰富的兵源，一般说来，有将就能有兵。如前所述，当郗鉴在京口着手充实北府兵力的时候，曾有过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郡界之事；谢玄在江淮间组建北府兵的前一年，即太元元年（376），恰也曾有“移淮北流人于淮南”之诏，见《晋书》卷九《孝武帝纪》。诏徙的淮北流民，当即谢玄补充北府诸将的主要兵源。《晋书》卷七九《谢玄传》：“时（按当太元三年）苻坚遣军围襄阳，车骑将军桓冲御之。诏玄发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谦（按即谢玄所募得的东海何谦）游军淮泗，以为形援。”所谓“三州”，以其时江淮间形势度之，当指侨立的徐、兖、青三州，北府镇将例带此三州都督；而“三州人丁”，当非指有实土实民的郡县正式编户，而是指由淮北徙淮南后系于上述三州的流民，其籍贯即属此三侨州。《宋书》卷三一《五行志》（二）：太元四年“氐贼围南中郎将朱序于襄阳，又围扬威将军戴遁于彭城。桓嗣以江州之众次援序，北府发三州民配何谦救遁”。这也证实新募的北府将何谦得到三州民丁的补充。
北府补兵还有更残暴的办法。《晋书》卷八一《毛璩传》，璩为镇北将军谯王司马恬军府司马，时“海陵县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议率千人讨之。时大旱，璩因放火，菰葑尽然（燃），亡户窘迫，悉出诣璩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云云。据《晋书》卷三七《谯王恬传》及《通鉴》太元十三、十五年条，恬职为都督兖、青、冀、幽、并、扬州之晋陵、徐州之南北郡军事，领镇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镇京口。据谯王恬所居职及所镇地言，他实际上就是北府镇将。他之所以未带徐州刺史，如下节所详述，是由于其时司马道子以宰相遥领徐州之故。毛璩为司马恬司马，也就是北府将的一员，所以逃亡民户所补者亦即为北府兵。此事虽在谢玄组建北府兵十年之后，亦可借以理解流民并非都乐于补北府为兵，因而才有毛璩这种残暴之举。
谢玄所募诸将籍贯，以西晋时北方政区为准，刘牢之、何谦、诸葛侃为徐州人，高衡为青州人，刘轨为兖州人，田洛为并州人，孙无终为京口所在地扬州之晋陵人。以常例言，这些地方都在北府都督范围以内，也与郗鉴当年所徙江淮流民籍贯一致。所以谢玄在江淮间所募诸将，与江淮间徐、兖、青、冀、幽、并诸州流民，特别是与该将同籍的流民，应当原来就有联系或者易于建立联系，他们也可能就是流民首领，即流民帅。
不但如此。谢玄所募北府诸将，有些人原来就是北府旧将，久战江淮。例如东海何谦，十余年前为北府镇将庾希部属。《晋书》卷八《哀帝纪》隆和元年（362）七月，“庾希部将何谦及慕容将刘则战于檀丘，破之”。庾希被桓温罢废后，何谦大概即留在江淮间，无所归属，十余年后遂从谢玄，这只是谢玄所募将领中有案可查的一人而已。从谢玄征伐的北府将戴（遁），谯国人，晋隐士戴逵之弟。戴原为北府镇将荀羡参军。《晋书》卷七五《荀羡传》，荀羡攻慕容俊，还，留“参军戴、萧二千人守泰山”。戴自受荀羡之命守泰山，至从谢玄征伐，其间二十年以上，事迹不见于史籍。估计荀羡死后戴即脱离北府，拥众于江淮间，独立活动。至谢玄召募，始得归还北府建制。《谢玄传》附戴，谓以武功显，封侯，位至大司农，当为随谢玄立功以后之事。又，荀羡死年，即升平三年（359），西府豫州督将谢万兵溃于涡、颍，谢万狼狈单归。西府溃散之众，自然也是分布淮域，无所统属，与北府何谦、戴的情况，应当类似。
既然应谢玄之募者多是散在江淮的老将，其中有些又可确认是永和以后东晋北伐时北府的旧部，我们就可以据此推测，他们不只是凭个人骁猛应募，而是各有所统武力。北府将卒因主帅变易或因溃败而散在江淮者，往往还是将卒相随，共求生存。这就是说，他们由东晋官兵变成了流民和流民帅；谢玄召募，他们又由流民和流民帅重新成为东晋北府官兵。他们或者还须作一些兵员补充，才能投入战斗，而补充兵员也是来自流民。从数十年的历史过程看来，这些北府将卒和流民、流民帅，其基本成员本来是一回事，只是名义上时有变化而已。由于有此历史背景，谢玄北府兵才会那样容易组成，组成后不须整编训练，只须授予名号，就成为闻名的北府兵。这种情况西府也是一样，只是由于西府地位不具备北府那样的稳定性，士卒也没有北府那样充足的来源，所以历史上并没有留下西府兵的专称。
不过，北府、西府既然地境相邻，经常协同作战，有时还同归一个统帅指挥，而将卒籍贯又大体相同，所以两府部将彼此改属，也是自然的事。刘牢之就是显例。《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牢之“父建，有武干，为征虏将军，世以壮勇称”。同书卷七九《谢万传》，西府督将谢万北伐，“先遣征虏将军刘建修治马头城池”。两处刘建官位一致，时间也符合，无疑即是一人。所以刘牢之本为西府豫州将家之后。刘建一家在谢万北伐溃败以后不见于史籍二十余年，到了太元之初，刘牢之却在江北应谢玄之募，由西府转隶北府。在这方面，谢玄与刘牢之有相同之处。谢氏家族势力的基础本在豫州西府，谢玄在西府的号召力应当大于北府；谢玄所募诸将中，出身于西府将家的刘牢之也具有特殊地位，在战场上的表现最为突出。尽管如此，谢玄所统之兵，是北府兵，而不是西府兵，因为谢玄居官北府。
从实际说来，谢玄北府兵是北府、西府的联合力量。北府将卒可能来自溃散为流民、流民帅的两府旧部，以北府为多，但指挥力量却多出自西府或与西府有关的家族人物。北府兵组成后，谢玄指挥征战多时。淝水之战，谢石以征讨大都督为统帅，谢玄以徐兖二州刺史为前锋都督，都居于指挥之任，只是层次不同。西府的西中郎将、豫州刺史桓伊任居方面，协同作战，与谢玄、谢琰军并肩强渡淝水。前秦、东晋决战，战场包括寿春、洛涧、淝水，都在西府豫州境界之内，这对于刘牢之突袭作用的发挥，对于谢氏的战场指挥，无疑都有便利之处。
苻坚南侵求战，其预想的战场即在西府豫州的寿春地区，其战场对手自然是谢玄的北府兵以及桓伊的西府兵。《太平御览》卷三〇九引《晋中兴书》：“苻坚率众五十万向寿春，谓〔苻〕融曰：‘晋人若知朕来，便一时还南，固守长江，虽百万之众，无所用之。今秘吾来，令彼不知。彼顾江东，在此必当战。若其溃败，求守长江不复可得，则吾事济矣。’”《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苻坚兼道奔赴寿春时，确有令曰：“敢言吾至寿春者，拔舌。”苻坚求战目的是达到了。但是，如果没有谢玄预先建立的北府兵，如果没有桓伊西府之众在豫州境内与北府兵协同作战，如果没有谢氏在寿春地区以攻为守的战略方针，战事的进展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战争的结局也可能会有不同。在分析谢玄北府兵的组建和淝水之战的胜利时，我们不能不追溯到谢尚以来三十余年中北府、西府传统的协同呼应关系及其所发挥的作用。
六 淝水战后北府权力分配的变化
淝水战后，东晋权力结构急剧改组。影响东晋权力结构改组的因素，有的来自外部，有的来自内部。来自外部的是：北方军事威胁已经解除，而且出现了北征的机会。来自内部的是：东晋主相对于功高不赏的谢氏疑虑加深，谢氏必须考虑自处之道。桓谢二族的权力在新形势下应当有所调整，以期继续维持平衡。谢安以谦退的气度，处理由这些因素引起的权力冲突，取得了暂时的效果。但是接着出现的，却是孝武帝和司马道子之间，也就是主相之间，兄弟之间，在更高层次上形成更大的权力冲突。
就北府、西府而言，淝水之战结束后的短期内，权力结构出现了两次重大变化，其结果是，谢氏退出北府，桓氏退出西府，而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则不遗余力地明争暗斗以夺取二府权力。孝武帝死后，有关北府权力的争夺继续进行，终于导致东晋末年统治者内部的大动乱。
战后第二年，即太元九年，桓冲死，桓氏子弟中以威望言，本无人足以代替桓冲居分陕之任。谢安明智地排除了用谢玄代桓冲位以逐桓氏势力的朝议，而用三桓居三州之任：桓石民较有才望，以之为荆州刺史；桓石虔勇猛有军功，居险远恐有难制之虞，乃授豫州刺史；原豫州刺史桓伊改授江州刺史。这样桓谢得以相安无怨，上下游的大局稳定了。同年谢安请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北征，自己也离京师出驻广陵，以避免卷入正在酝酿中的东晋主相的矛盾。谢氏北府兵北征，桓石虔西府兵按惯例应协同作战。桓石虔以母忧去职，当未果行，暂时继任西府的原为桓氏旧将的豫刺朱序出军，受谢玄节制。到此为止，谢安处置得当，延缓了东晋局势的恶化。
谢玄进驻彭城，北府诸将多数随玄北征，刘牢之军是中坚力量。太元十年谢安死，十一年谢玄以故自彭城退屯淮阴，西府朱序遂得于十二年代镇彭城，总统以北府兵为主的北伐诸军。至此，谢氏势力逐步退出北府，桓氏宿将朱序则以西府总北府之任。这是与北府有关的权力结构的第一次调整。
谢玄病，疗于京口，太元十三年初，死于会稽。《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载《山居赋》自注曰：“余祖车骑（谢玄）建大功淮淝，江左得免横流之祸。后及太傅（谢安）既薨，远图已辍，于是便求解驾东归，以避君侧之乱。废兴隐显，当是贤达之心”云云。由此可知，谢玄南还疗疾，兼有避乱之意。“远图已辍”，当指北伐停顿，诸军征战无成，犹散驻江淮以外，朱序代督，未必能起节制北府兵将的作用。
此后出现了权力结构的第二次调整，目的是从长江下游排除桓氏势力，由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分取各镇权力。由于情况较为复杂，兹分州加以说明。
豫州 太元十二年桓石虔服阕复豫州职，朱序始离西府出监兖青二州诸军事、二州刺史，代谢玄镇彭城，后驻淮阴，正式成为北府统帅。朱序督北府后，西府桓石虔拒绝了出镇马头参预北征之命，意在维持桓氏实力在西府稳定的存在，避免损耗。看来桓氏势力其时囊括了下游两重镇，这对东晋朝廷是非常不利的。太元十三年桓石虔卒官，给朝廷造成了可乘之机。于是，出于桓氏世仇庾氏家族的庾准（庾亮之孙，庾羲之子）得以脱颖而出，受命为西中郎将、豫州刺史。据《晋书》卷二七《五行志》，太元十五年八月，庾楷代准之职出镇西府。这样，桓氏丧失了从太和四年（369）以来一直控制在手历时二十年之久的豫州西府阵地；而庾氏从咸康八年（342）庾怿死后失去的豫州，经过近半个世纪，至此复得。考虑到王恭出为北府在庾楷受任西府的同年二月，可以看到，孝武帝企图恢复穆帝永和年间北府、西府协同拱卫建康的意向，是很明显的。不过东晋政权此时坏烂已甚，庾氏家族也衰败不堪，西府实际上难有独立作为。只是在东晋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主相冲突中西府庾氏究竟将站在哪一边，这一抉择还会对时局具有影响。
兖州和青州 谢玄北征时职衔军号是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晋陵、幽州之燕国诸军事，说明他是以北府督将出征。他以北征军前锋都督之职，得节制西府诸将，但并没有总统北、西二府权力。北征渡河后三魏皆降，谢玄以功加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军事。他上疏谓司州应统于豫州，也就是说应以西府统司州而不应以己所任北府统之，可见此时谢玄并无排挤西府桓氏势力的意向。值得注意的是，从职衔上可知，谢玄都督七州后失掉了都督扬州晋陵郡军事之权，而晋陵却是北府兵的根本之地。这可能是北府兵督将随战局发展而进退，逐渐失去了与京口、晋陵联系的一种反映；也可能是朝廷有意割断谢氏与北府根本之地联系的一种措置。在我看来，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谢玄归京口疗疾，是他与京口的最后一次联系，但旋即赴会稽之任。
朱序代谢玄居职，也只带监兖青二州军事、二州刺史之号，不带徐州，似乎也说明朱序虽得权宜指挥淮域的北府兵，但也不能与北府根本之地联系。朱序虽然是再度居兖州之职，但与北府无旧，难于服北府之众。其本传谓序“表求运江州米十万斛、布五千匹以资军费，诏听之”。由此可知，朱序兖青军资得不到京口转输供给，不得不仰赖上游桓氏地境，因而他在军事指挥关系上和军队给养上都不具备在淮域持久活动的可能。太元十三年四月朱序西归，桓氏势力终于被从长江下游排除，东晋宗室谯王司马恬取得了兖青之职。
司马恬并不是像前此的谢玄、朱序那样屯驻彭城、淮阴，就地指挥北征诸军，而是镇于京口，远离正在淮域的北府兵。从职能上说来，司马恬是正式的镇京口的北府督将，但我们知道，他却不是徐州刺史。这给我们提供了两个信息：一个信息是北府兵孤悬淮域，不得返镇京口，又无人指挥联系，最可能的前途是重新成为流民帅和流民，下文将要提及的本来兼领徐州刺史的宰辅司马道子，忽然以彭城刘该为徐州刺史出镇鄄城，我认为其目的正是为了抢夺淮域诸军的指挥权。另一个信息是此时的徐州京口地位异常，似乎正酝酿着权力冲突。
徐州 谢玄南归以前已失都督扬州晋陵军事之权，至少说明他不能完备地控制徐州。谢玄南归后，他统领的由徐兖青三州合成的北府，正式分为徐州与兖青二州两镇。此事钱大昕言之甚确，见《廿二史考异》卷二二。其时司马道子权势已盛，除以司徒、录尚书事、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领扬州刺史外，还兼领谢玄所遗徐州刺史。道子以宰辅领徐州，自然无法履职，只能在建康设局遥领，这就是《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所说“后徐州寄理建业”的一段历史。我们发现，咸和以来徐州刺史都督徐州军事镇京口为北府镇将的传统制度，至此出现了新的变异：
一、司马道子继谢玄兼领徐州刺史，按理说是要取得指挥北府兵之权。但是他不带徐督，不居京口，又不进驻淮域，自然难达目的，只是虚衔遥领而已。
二、继谢玄居彭城指挥北府兵的朱序，不带徐刺徐督，没有京口作为根本之地，不可能胜任指挥。如前所述，朱序此任，只能视为朝廷把桓氏势力排挤出长江下游过程中的权宜过渡之计。
三、继朱序为青兖二州刺史、都督的谯王司马恬，是孝武帝所倚仗的东晋宗室勋望，所督除兖、青、冀、幽、并及扬州之晋陵外，还有“徐州之南北郡”，而且镇于京口。他除了没有徐州刺史的合法名义以外，最符合北府镇将的条件。但是他与徐州刺史司马道子同具一个弱点，就是远离淮域的北府兵，不可能引北府兵作为自己的实力。至于他所督“徐州之南北郡”之语，只见于本传，而不见《本纪》及《通鉴》。我认为督“徐州之南北郡”当是诏令中含糊之词，意在区别于都督徐州军事的全权，目的是为徐州刺史司马道子留有余地。司马道子其时势倾内外，孝武帝虽恶之而犹不得不加优崇。
从北府传统制度的这种变异中，我们看到其实质是主相暗争北府权力。这一暗争，由于太元十五年司马恬死后王皇后之兄王恭出任都督兖青冀幽并徐诸州及扬州（扬州据《廿二史考异》卷二二补）之晋陵诸军事、兖青二州刺史、镇京口而明朗化了。王恭督徐已无“徐州之南北郡”的限制，他作为北府镇将的资格，比司马恬又进了一步，所缺的仍是实力的补充。以后王恭引远在淮域的北府将刘牢之回驻京口以为司马，北府京口的军力也在逐渐充实之中。
有关北府的第二次权力结构调整的结果是，继谢氏之后，以朱序为代表的桓氏势力也退出了北府，北府归于朝廷。但是州治出现了转移：例在江北的兖、青刺史移治于江南的京口，权力入孝武帝之手；本在京口的徐州刺史却为司马道子所得，治所寄于建康。主相权力冲突，在北府问题上形成一个死扣。终孝武帝之世，主相斗争虽持续发展，但尚未达到反目程度，因此这一不正常的州治转换问题始终未得解决。孝武帝死，司马道子尽揽权力，京口北府的王恭成为道子的最大障碍，矛盾就激化了。
据《晋书》卷六四《司马道子传》，晋安帝即位，道子解徐州刺史之任。安帝即位在太元二十一年九月，而《通鉴》是年五月乙卯记有“以散骑常侍彭城刘该为徐州刺史，镇鄄城”。刘该自京师外任为徐刺在前，司马道子解徐刺在后数月，此点殊不可解。我推测很可能是事机紧迫，权宜版授以促刘该速行，而后才有解除道子徐刺的制命。但是无论如何，司马道子在关键时刻以近臣刘该远戍疆埸为徐州刺史，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具有隐情的政治事件。
彭城刘该，事迹不见《晋书》，其北戍鄄城，似未得到达而只是驻止于其故里彭城附近或稍北区域。《魏书》卷二六《长孙肥传》：魏兖州刺史长孙肥“步骑二万南徇许昌，略地至彭城。司马德宗（晋安帝）将刘该遣使诣肥请降，贡其方物”。此事《通鉴》系于隆安五年（401）七月，距刘该奉命北出已逾五年，时刘该称将军而不称徐州刺史。按隆安二年王恭于京口起兵败死，谢琰乃受徐州刺史之命，刘该名义上的徐州刺史之衔，大概在此时被改换了。刘该最后的职称是北青州刺史。北青州治东阳，今山东安丘境。《宋书》卷一《武帝纪》晋元兴三年（404）“北青州刺史刘该反”；同书卷五一《刘道怜传》记此事，并谓刘该引北魏为援。道怜时为南彭城内史，于义熙元年（405）率部追斩刘该。
刘该外出之前，在建康居官散骑常侍，此官在晋末宋初可用将门子弟为之。刘隗之孙刘波自北投南，曾居此职；刘牢之子刘敬宣亦尝居此职。据《司马道子传》，隆安元年（397）道子以其卫将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世子元显，可知前一年刘该以徐州刺史北行时并无“徐州文武”随行，或者随行者甚少，当是到达彭城后在当地另选“徐州文武”，而在当地可以充选的人，除了刘氏宗族人物之外最方便的莫过于散在淮域的北府将卒和流民。刘该在彭城，反复于晋、魏之间，处于南北两属状态。凡此种种，都说明此时的刘该更似是有武干的将家，刘该本人有出身于北府将而早已投身建康依靠司马道子之可能。还有一点可注意的是，刘该出镇之时，东晋并无重新在淮北用兵北征的可能。刘该衔司马道子之命，以徐州刺史匆匆北出荒裔，必然另有目的。
正是根据这些情况，我推测刘该以徐州刺史北出，是出于司马道子抢夺淮域北府兵指挥权的需要。原来孝武帝通过王恭，取得了京口地利，但司马道子居徐州刺史之职，在名分上比王恭还是略高一筹。孝武帝死，解决北府归属问题已是迫不及待。司马道子及时利用这一名分优势，派刘该赴淮域对北府兵进行联络，意在相机加以实际控制，使之不落入京口王恭之手。刘该利用北府将旧谊，凭借乡里影响，估计起了相当的作用，所以他本人得以在彭城立定脚根。但是隆安以来东晋内乱迭起，各种力量都想要招揽远在淮域的这一较为强大的军队。而北府诸将之间本来联系松散，无严格的隶属关系，谢玄去职后他们处在无主状态已有了很长时间。所以刘该夺取北府诸军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如下文所述，重要的北府将有归于京口王恭的，是北府将中较强的部分，如彭城刘牢之、晋陵孙无终；有归于建康司马道子的，是出于特殊考虑，如乐安高素。至于不愿南归而滞留淮域为流民帅以观形势的，大概也不会没有。这就是各方对北府兵进行争夺的结果。
刘该出彭城丛亭里。依刘该先人仕履及刘该行事看来，丛亭里刘氏既是士族，又是将家。刘该降魏后娶崔玄伯姊妹为妻，孝文帝时的刘芳是刘该之孙，事见《魏书》卷五五《刘芳传》以及《元和姓纂》卷五、《新唐书》卷七一《宰相世系表》。据刘该北行后多在彭城附近活动看来，司马道子似乎特别须要利用他的乡里宗族势力，团聚北府之众以为己用。
司马道子夺取北府兵的计划，成果无多，因此没有兵力以应付京口王恭的挑战。此点与道子父子不得不于两年之后甘冒风险而强征“乐属”为兵一事，我认为很有关系。如果淮域北府兵通过刘该而入司马道子之手，并真正为他们所用，那么冒险强征“乐属”的事就不一定有必要。这是影响以后政局发展的一个重要情节，我们应当予以注意。
徐州北府权力争夺之际，豫州西府也有权力之争。太元十三年（388）以后庾氏兄弟迭居西府之任，解决了逐桓氏势力于西府之外，并防制桓氏自上游觊觎朝廷的问题，但庾氏在朝廷主相之争中偏向何方，尚未完全明朗。最晚到孝武帝死时（396），庾楷已与司马道子及其妃党太原王氏王国宝结为党援。《晋书》卷八四《王恭传》：恭本拟乘入赴山陵之机，起兵诛王国宝，以“庾楷党于国宝，士马甚盛，恭惮之，不敢发”。卷六四《司马道子传》隆安二年（398）道子约庾楷共拒王恭，使人说楷曰：“本情相与，可谓断金。往年帐中之饮，结带之言，宁可忘邪？……”《通鉴》于此前尚有“昔我与卿，恩如骨肉”之语，胡注谓“此必太元二十一年庾楷赴难（按指庾楷兵卫建康以防王恭发难）时事”。庾楷复司马道子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忧惧无计，我知事急，即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奋，我事相王，无相负者。既不能距恭，反杀国宝，自尔已来，谁复敢攘袂于君之事乎？”王恭和王国宝，同出太原王氏，一个是孝武帝皇后之党，一个是会稽王司马道子王妃之党。庾楷先是在司马道子和王国宝一边，但并无坚定立场。隆安二年司马道子以王国宝异母弟王愉为江州刺史督豫州四郡军事，侵犯了庾氏豫州利益，庾楷转与王恭联合。以后他又降桓玄，背桓玄，终为桓玄所杀。庾氏虽出门阀士族，但已衰败不堪，庾楷对待东晋末年社会复杂矛盾，除了以个人眼前利益为归趋以外，看不出固定的政治意向。他的行径和结局不像门阀士族，倒像政治上尚处在盲目状态的北府将刘牢之。庾楷的无所作为，反映了门阀士族的衰败，也反映了西府势力的衰败。
关于淝水战后北府的状况，涉及江东社会的方方面面，表现纷繁复杂，而且都与中枢相涉。开始是桓谢矛盾，以谢氏的谦退和桓氏的大度而有所缓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问题根源在朝廷中的主相之争，北府本身无能为力。《东晋门阀政治》中有专章讨论主相之争，请参看。
七 北府将彭城刘牢之
安帝隆安以来，东晋原来的门阀政治秩序已被破坏，社会失去重心。逐鹿者此伏彼起，形势瞬息变化。内战各方究其实力的基础，大致有如下四类：
一，挟晋安帝以自重的以司马道子父子为代表的东晋皇室势力。他们所虑，是实力严重不足。《魏书》卷九六《司马德宗传》：“自德宗（晋安帝）以来，内外乖贰：石头以外，皆专之于荆、江；自江以西，则受命于豫州；京口暨于江北，皆兖州刺史刘牢之等所制。德宗政令所行，唯三吴而已。”司马道子控制淮域北府兵的计划既无成果，只有贸然征发东土免奴为客者即所谓“乐属”，移置京师为兵，以实宿卫。《魏书》卷九七《桓玄传》玄讨司马元显檄文：“……加之以苦发乐属，枉滥者众，驱逐徙拨，死叛殆尽。”经过这样大规模的暴力驱迫，除死叛者外，必然还有许多乐属被逼移置京师。《金楼子》卷三《说蕃》记此事，下连“元显大治兵器，聚徒十万”云云。十万之数容有夸张，但他们人数众多，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来自其他途径，显然就是东土的所谓乐属。乐属屡经苦难，要使之形成可观的战斗力是困难的。道子父子力求控制士族，重振司马氏皇权。他们自然也想得到士族的助力。但此时真正可为他们所用的士族，主要只有道子的妃族太原王氏王忱、王愉等人而已。
二，王恭、殷仲堪、桓玄为代表的居于上下两藩的门阀士族势力。他们最有资格与司马道子抗衡，以图恢复与东晋共天下的门阀政治。他们之间利益并非始终一致，经过反复拼斗，最后只剩下桓玄一支。桓玄顺流东下，消灭了司马道子父子力量，进据建康，俨然成了昔年的王敦。桓玄没有汲取王敦事件的教训，走得太远，竟轻易地取代东晋，独占权力，使自己陷于孤立，以致失败。
三，孙恩、卢循以道教纽带与东土农民暴动结合而成的势力。从基本群众和他们的起事动因来看，这无疑是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吴姓士族据郡参加，是由于东晋征发“乐属”严重损害了他们利益的缘故。道教徒、农民与吴姓士族，这三种力量是偶然的结合，并不存在共同利益的牢固基础。就孙恩、卢循而言，他们是侨姓士族的沉沦者，起兵目的是冲破侨姓门阀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局面，以求得本身政治地位的上升，如是而已。
四，以刘牢之为代表的北府将。他们在东晋时期的社会地位略同于孙恩、卢循，属于士族的较低层次。尽管如此刘牢之以及以后的刘裕一方，与孙恩、卢循一方，在战场上却是长期交锋的生死对手。终刘牢之之世，北府兵是门阀政治的工具，始终未完全脱离附庸地位。杨佺期的襄阳兵，与刘牢之的北府兵性质相同，也是来源于流民，依附于门阀士族，只是比刘牢之失败要早，其作用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北府兵基础雄厚，最具有收拾动乱局面的可能。但这种可能不是实现于刘牢之，而是实现于刘裕。刘牢之以自己的失败为刘裕铺平道路。
我们简略地探索一下北府将刘牢之由外战力量转化为内战力量的过程。
如前所述，彭城刘牢之，将家出身，父建，西府谢万部将，协同郗昙北府诸将北征。谢氏离西府后，刘氏事迹无闻，但未离江淮地区。谢玄募北府兵，刘牢之以骁勇入募，为谢玄参军、前锋，历淝水之战及北征。谢玄南返，北征停歇以后，刘牢之大概与北府诸将一样，暂时滞留淮域。他引众归于京口，不得晚于太元、隆安之间。《晋书》本传：“及王恭将讨王国宝（按在隆安元年），引牢之为府司马，领南彭城内史，加辅国将军”，旋又领晋陵太守。王恭兼有外戚和名士之重，为主相相争中孝武帝的重要支柱。孝武帝死，司马道子独揽中枢。王恭虽居北府重藩而无实力，所以不得不借重北府旧将刘牢之以与司马道子抗衡。据《晋书》卷七四《桓修传》，与刘牢之同于此时回京口的北府将，还有晋陵人孙无终，而彭城人刘裕此时就在孙无终军中为司马。这是长期被搁置于荒裔的北府诸将南归的时机。南归诸将有附王恭者，也有附司马道子以供驱使者。郗鉴死后从未直接参预江南内争的北府兵，此时逐渐成为内争所赖的军事主力。
王恭出镇京口，并无徐州刺史之名，徐州刺史刘该，为司马道子派遣，此时远在彭城。但是王恭得将刘牢之北府兵众后，既居京口，又有实力，自然成为实际的北府督将。而南归后的刘牢之尚无独树一帜以逐鹿江东的要求，只有依附内战一方以求自存。
刘牢之北府兵渐具独立性，是王恭败死以后的事。王恭死后，京口的都督职任与刺史职任分离为二：原由王恭所刺以京口为治的兖青二州复改徐州，谢安之子谢琰为刺史；王恭所遗都督兖、青、冀、幽、并、徐等州及扬州之晋陵郡诸军事职，则由刘牢之继任，亦在京口。刺史不带都督，虽有州兵，不甚强大；而都督拥有重兵，北府督将之名遂专归于都督。《晋书》卷一〇〇《孙恩传》谓谢琰以徐州刺史南讨，加督会稽等五郡军事，遂“率徐州文武戍海浦”；而同书卷八四《刘牢之传》则谓牢之奉朝廷命讨桓玄，“率北府文武屯洌洲”。这里“徐州文武”与“北府文武”分属谢琰与刘牢之，一戍海浦，一屯洌洲，区别是很清楚的。
《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谓“及平王恭，〔牢之〕转徐州刺史”，误。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二辨徐、兖分合问题甚详，但该书谓“安帝即位，道子解徐州，其刺史当即王恭兼领”，亦误。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记徐刺次序为司马道子、刘该、谢琰，是准确的，而万斯同《东晋方镇年表》则于司马道子、刘该二任徐州刺史并漏。又，近人著作也有以谢琰所率戍于海浦的“徐州文武”即是北府将士，其说亦可酌。
刘牢之率北府兵由王恭府司马上升为北府督将，这是北府兵地位转变的开端。原来刘牢之在王恭军府时，王恭本以行阵武将相遇，礼之甚薄；刘牢之则颇负才能，深怀耻恨。可是王恭为了得其死力以对付司马道子，又不得不屈尊与刘牢之结为兄弟，并在自己生死攸关时刻，向刘牢之许诺：“事克，即以卿为北府。”同时，王恭的对手司马元显为了策反，派遣时为庐江太守的另一北府将高素游说牢之，其诺言也是：“事成，当即其（按指王恭）位号。”交手双方都对刘牢之以北府督将相许，说明时势如此，刘牢之已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非刘牢之不能统帅北府，非北府兵不能决定战局。此时此刻时局的重心既不是司马皇室，也不是门阀士族，他们都失去了实力。如果刘牢之善于运用自己的权力，如果他有足够的智谋识见以判断前程，业已开端的北府兵地位的转化将得到继续，历史的进展可能就不会是后来的那种情形。
可是，新近居位、处在历史演变关头的刘牢之，并不理解历史将向何处发展。刘牢之一生戎马，为当权者驰驱，目光是非常短浅的。他既不能综观时局，也就无法自如地运用手中有可能决定时局的北府兵。《刘牢之传》说：“牢之本自小将，一朝据恭位，众情不悦。乃树用腹心徐谦之等以自强。”刘牢之先后屈服于司马氏皇权的名分和士族桓玄的社会影响，惶惶然不知所措。他叛王恭而降司马元显，叛司马元显而降桓玄，叛桓玄而致灭顶。刘牢之之败，当然有个人的原因。《晋书》卷七九《谢安传》说谢安预见刘牢之“不可独任”；牢之以乱终，“识者服其知人”。这里以气度、才具解释刘牢之之败，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理由。但是与他同辈的北府将，例如下节将加以分析的乐安高氏，行事虽不如刘牢之富于戏剧情节，但也是一事无成，俯首就戮，这就不能不考虑时代条件这一因素对于北府诸将的普遍影响了。
历史的演变总是迂回曲折的，人们处在历史转折关头，不免带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古人更是如此。刘牢之是彻底失败了。他不是败于军事，而是败于思想理念，败于政治。政治上失败，军事力量也就随之瓦解，北府兵遂被分割于诸桓之手。但是从刘牢之失败中获得的认识，却大大地帮助了刘裕。后来刘裕准备兴北府之师以克桓玄，虽已没有现成的兵力可用，不得不另起炉灶，但是行动之前却是冷静观察形势，决不轻举妄动。据《宋书》卷一《武帝纪》，刘裕曾拒绝随刘牢之北奔广陵，并对刘牢之之甥何无忌说：“镇北（牢之）去必不免，卿可随我还京口。桓玄必能守节北面，我当与卿事之；不然，与卿图之。”刘裕果然是按此计议行事，等待有了强硬的口实，就毅然独树旗帜，卒获成功。从刘裕的成功逆而观之，刘牢之活动的失败作为负面经验，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价值。
八 北府将乐安高氏
郗鉴至王恭七十年间，北府督将都是门阀士族，无一例外。而他们下属的北府诸将，大致与刘牢之一样，多为行伍世家，也有士族之沉沦者，一般都是供门阀士族驱使，无它抱负。东晋末年，北府诸将面临十分复杂的政治局势，无所适从，甚至难逃“战败则倾宗，战胜亦覆族”（《刘牢之传》何穆说刘牢之语）的命运。与刘牢之同应谢玄之募，后来又同在王恭军府的晋陵孙无终，也是一降司马道子，再降桓玄，终于在元兴二年（403）与大批北府将一起为桓玄所杀。这许多北府将偶有行军作战的点滴事迹附于史籍，其他方面则已无闻。另一与刘牢之同应谢玄之募的北府宿将乐安高衡，其命运同于上述诸人，其行事及其家族后人略有可考。兹据说部及史籍所载，合而观之，以见北府诸将在晋末政局中，其出处兴废颇为一致。
晋太元中，乐安高衡为魏郡太守，戍石头。其孙雅之，在厩中，云有神来降，自称白头公，拄杖，光辉照屋。与雅之轻举宵行，暮至京口来还。后雅之父子为桓玄所杀。（《搜神后记》卷五）
按《搜神后记》，旧题陶潜撰，显系伪托。但此书文辞简古，所叙人物事迹多暗合史实，可知亦非晚出杜撰之书。《高僧传·序》提到过陶渊明《搜神记》，当即此书，则此书梁代已经流传，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小说家类有考。所以我认为此书有些故事，其基本情节是具有史料价值的。又，《太平广记》卷二九四引《幽明录》亦有此则故事，“来还”作“晨已来还”，“所杀”作“所灭”，余同。
此则故事，其神异部分在道术流行的东晋时期并不罕见，可不置论。可注意的是关于乐安高衡及其孙高雅之的片断事迹。
高衡于太元二年应谢玄募，《晋书》载其后来事迹，仅见《谢玄传》、《苻坚载记》所说东莞太守高衡与彭城内史何谦军泗口、援留城一项。何谦为庾希居北府任时的旧将，高衡既与他官守相当，估计也是久在江淮活动的流民帅，有在北府军中较长的经历。《搜神后记》所载高衡的青州乐安籍贯，与《晋书》合，而多出如下一些事实：一，高衡曾为东晋魏郡太守，戍石头。据《宋书》卷三五《州郡志》，咸康四年（330）侨立魏郡，寄治京邑（建康），所以高衡得以魏郡太守而有石头之戍。二，高衡为魏郡太守的时间是太元中，其时绝大部分北府将还在北征，驻军淮域，所以可断高衡未曾参与谢玄北征而是附于建康的司马道子，为道子所倚重。三，高衡为高雅之之祖，所以年事应当已高，此应为高衡未预北征的一个原因。四，高雅之与京口常有往来，这符合北府将的一般情况。以上几点都言之确凿，颇有印证，没有可疑之处，可补史阙。只有“后雅之父子为桓玄所杀”一语，有扞格之处，疑误，须另作稽考。
《搜神后记》未著高衡之子、高雅之之父的名讳仕履，《晋书》也未明文交待。但其人亦为北府将，参与北府兵的战争活动，当无疑问。考之晋末人物事迹，其人应是北府将高素。
高素随谢玄北征，官淮陵太守，见《谢玄传》及《苻坚载记》所附《苻朗传》。最晚到太元末、隆安初，也就是刘牢之已归京口附于王恭之时，高素附于司马元显，为庐江太守。高素之父高衡、子高雅之既然都在司马道子一边，则高素南归后附于建康的司马道子父子而不附于京口王恭，是理所当然之事。不过高素南归前后，史籍已久不见高衡事迹，估计高衡已经老病或者老死。王恭隆安二年起兵，司马元显遣高素说刘牢之使叛王恭，并代表元显许诺事成后以刘牢之袭王恭北府位号，见《刘牢之传》。是役，司马元显又以高素随左将军谢琰讨伐王恭，灭之，见《司马道子传》。稍后，谢琰以卫将军、徐州刺史镇压浙东义军，高素为卫府司马，受遣助北府督将刘牢之，见《刘牢之传》。隆安五年孙恩军至丹徒，高素以冠军将军戍守石头，见《安帝纪》。元兴元年（402）桓玄入建康，随即大杀刘牢之同党的北府旧将，高素也在被杀者之中，见《桓玄传》。高素被杀时官吴兴太守，当是高素镇压义军有功，得以继谢邈（谢安弟谢铁子）、庾恒（或作庾桓，庾亮孙，庾和子）出守吴兴。东晋三吴太守、内史例以门阀士族居之。高素得为吴兴太守，与桓玄为夺刘牢之兵权而以牢之居会稽内史之任一样，说明刘、高两家在北府将中地位显赫，得以突破门阀士族禁区为官。这一点，与刘牢之继替门阀士族而居北府督将之任一样，在晋末门阀士族之衰，次等士族包括北府势力之起的时局变化中，颇具象征意义。不过从门阀士族的传统观念看来，这毕竟是一种不寻常、不得已的安排，只要有可能，门阀士族总要加以排斥。
取上列史实与《搜神后记》对勘，以高素为北府宿将高衡之子，高雅之之父，除最后一点留待讨论外，都可以入扣而无所滞碍。据《王恭传》，刘牢之倒戈反王恭，王恭败还京口城，高雅之闭城门不纳，则其时高雅之尚在京口而不在建康。这是因为与许多北府将一样，高氏也是寄家小于京口故里，所以才有高雅之自建康“轻举宵行，暮至京口来还”，即频繁往来于官舍和家宅之间的事。高雅之又是刘牢之之婿，所以当王恭反时高雅之适在京口家居，得以拒王恭于京口，更是完全符合情理。高素其所以受遣说刘牢之倒戈，除由于北府旧谊的考虑以外，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刘氏与高氏本是姻亲之故。我们知道桓玄后来进至姑孰，劝刘牢之降时，所遣行人是刘牢之族舅何穆之，也是利用亲戚关系，以便秘商。
刘、高二家在江左多变的局势中曾一度分属司马道子与王恭两个对立阵容，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刘牢之随谢玄北征时，局势中的一些矛盾还未完全明朗，朝廷在形式上还有统一的政令。所以北府将或出征淮域，或留守建康，并不包含明显的政治分野的意义。加以高衡为刘牢之的父执，年事已高，所以留守建康为司马道子所用，而其子高素则随谢玄北征。北征停息、北府将陆续南归时，建康与京口对立形势已成，而高素则以高衡居官建康之故而归于司马道子，刘牢之与司马道子没有牵连，可以径还京口而附于王恭。这种政治上所属不一的情况，对于将门刘、高说来并不是重要问题。及至王恭败死，刘牢之降司马道子后，刘牢之、高素二人进退就基本一致了。刘牢之后来决定背叛桓玄时，企图先奔广陵，以就广陵相高雅之，而当刘牢之途穷自缢后，偕刘牢之子刘敬宣北奔的也是高雅之。又经数月，高素被桓玄杀害，结局亦与刘牢之相似。刘敬宣、高雅之等据山阳欲起兵反桓玄，不克而走，投奔南燕，他们二人更是命运与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