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神后记》叙及高雅之，未著官守，其时在太元中，高雅之似尚在未仕之年。《晋书》录高雅之事迹，最早的是《王恭传》高雅之闭城不纳王恭一条，亦未著其官守，只是说刘牢之遣子刘敬宣与婿高雅之共击王恭云云。但是《通鉴》此处已谓高雅之官东莞太守，胡注谓此东莞为侨置于晋陵郡的南东莞郡。我们知道，高衡曾居此职，此职是北府将的传统官守之一。隆安二年高素以卫府司马随谢琰东出，高雅之或亦在军。四年，高雅之与桓不才、孙无终等北府将共击孙恩，战于余姚，败绩；又战于郁洲，被孙恩俘获，分见于《安帝纪》、《孙恩传》及《天文志》（中）及（下）。其时高雅之为宁朔将军。高雅之何以得从孙恩军中归来，不知其详。元兴元年（402）刘牢之叛桓玄失败，欲奔高雅之时，雅之为广陵相，见《刘牢之传》。广陵相在北府中按惯例仅居督将之下，可见高雅之此时地位已相当重要了。高雅之北投慕容德，见《刘敬宣传》及《慕容德载记》。元兴三年刘裕驱逐桓玄，高雅之南归，南燕人追及杀之，见《通鉴》。《晋书》及南朝诸史均不见乐安高氏后人事迹，大概高氏在高雅之死后不是绝后，就是沉沦了。
高雅之事，史籍所见如是，与《搜神后记》冲突之处，只有“雅之父子为桓玄所杀”一点。桓玄杀高素，据《通鉴》在元兴元年十一月，其时高雅之在北，不可能罹于高素之难。高雅之之死，当以南燕追兵杀之一说为是。所以“雅之父子为桓玄所杀”一句，必有某种文字错误。我疑有几种可能。一是“子”字为衍文，如果去掉这一个字，此则故事就可以诠释通畅。另一可能是“父子”为“父祖”之误，或者高雅之之祖高衡老而未死，与高素同时遭难。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可能，即《搜神后记》原文并无误字，“雅之父子”不包括雅之本人，而是指高雅之之父高素和高雅之之稚子。不过未得确证，这些都只是推测罢了。
由上所考，我认为高衡、高素、高雅之为北府将门乐安高氏三代之说是可以成立的。三代之中除高素外，高衡或以年老，高雅之或以年幼，都未曾随谢玄北征。高氏祖孙两人都曾为东莞太守；祖父两人都曾为谢氏（谢玄、谢琰）部将，都曾为司马道子戍守石头。乐安高氏是北府将门中仅次于彭城刘牢之的一个家庭。他们与许多北府将一样世居京口，与刘牢之一家交谊甚深。高衡与刘牢之之父刘建辈分相同；高素与刘牢之为姻戚；高雅之与刘敬宣为郎舅关系，他们北奔共度患难，结果一死一存。
在晋末的纷纭政局中，乐安高氏三代经历的浮沉反复虽比刘牢之要少一些，但也屡履险境，而且在桓玄之乱中，高、刘同归失败。卷入上层政治斗争漩涡的将门人物不知如何自处，盲目被动，高氏和刘牢之没有实质差别。他们都是其时较低社会阶层夺取最高统治地位以代替门阀政治这一历史运动的先驱者和牺牲者。刘裕从前辈众多北府将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逐渐看清了道路。此中除刘牢之外，乐安高氏也以自己的失败提供了负面经验。
北府将乐安高氏家世事功考述既竟，还留下一个虽有关系但难断言的问题，附录在这里以待后证。乐安高氏之侨寓江左者，据知尚有高柔其人。《世说新语·言语》“孙绰赋《遂初》”条及同书《轻诋》“高柔在东”条及注，颇载高柔事迹。高柔字世远，乐安人，南渡后居会稽，营宅于会稽东山之畎川，娶泰山胡母氏女，与名士孙统、孙绰兄弟邻居友善，并为谢尚所重。孙统作《高柔集·叙》，谓高柔“家道隆崇”，曾为司空参军、安固令。此司空指郗鉴，郗鉴为司空在成帝咸和三年至咸康四年（328—338）。安固县，属扬州临海郡。《高柔集·叙》又谓“尚书令何充取为冠军参军”。何充咸康四年、五年为吏部尚书，进号冠军将军，六年迁尚书令。高柔为冠军参军，年代与为司空参军、安固令衔接。乐安高氏非一流高门，但是从高柔婚宦及交游状况看来，当在次等士族之列，非寒庶可比。北府将乐安高衡出现稍晚，他与此乐安高柔有宗族关系，可以肯定。但高衡一支是否由营居会稽东山畎川的高氏分离出来，尚无直接证据。我根据《世说新语·轻诋》、《晋书·谢尚传》以及本文前节所考，可以确知如下一些情节：一，谢尚居东山时甚重高柔；二，谢尚出仕后即有一段戎旅生涯，后来更长期居豫州西府督将之任；三，西府与北府历来关系密切，谢玄所募北府将有些即是豫州西府旧人。根据这些已知情节，我推测乐安高衡或其父兄有可能与高柔同居会稽，后来随谢尚出充戎旅之任，遂留西府豫州为将；谢万的西府兵溃败，高衡遂率兵流荡淮域，太元初始归北府建制。这只是一种推测，如果属实，则乐安高衡—高素与彭城刘建—刘牢之经历相同之处更多，同属于北府兵中的西府势力，同为谢氏多年旧部。这就是说，北府与西府的亲缘关系，我们所见更多了。
九 北府的罢省和北府兵的逐渐消失
当刘裕在京口策划反抗桓玄之时，原来的北府旧将已被诛戮无余。剩下的北府兵也转入卫将军桓谦、徐兖二州刺史桓修、青州刺史桓弘之手，分处于建康和京口、广陵。豫州则入“京口之蠹”的士族刁逵之手。刘裕“地非桓、文，众无一旅”，唯一可指望的，只有利用旧谊，纠集同道，共谋起事。他所纠集的人，虽然都是世居京口，其家庭多与北府有不同程度的历史关系，本人也有一些成为北府诸桓的僚佐，但他们的威望与能力都与昔日驰骋疆埸、屡立战功的北府旧将无法比拟。真正称得上北府将的，只有曾为孙无终参军、刘牢之司马的刘裕一人而已。
北府诸桓，在当地本无基础，刘裕消灭他们，比较顺利。但是刘裕于仓猝之间所聚之众并不强大，当他本人被推为盟主向建康进军时，所率徐兖二州之众不过千余人而已。嗣后桓谦以卫将军率北府旧众堵截刘裕，北府旧众反战溃散，当有人投向刘裕，但数量不知多少。而桓玄退回荆州后，凭借其家族经营荆州半世纪以上的影响，犹得拥众数万；桓氏子弟更是遍布雍、梁等州，严阵以待下游的进攻。所以当何无忌、刘道规、刘毅等军攻向荆州时，按兵力说始终都是以寡敌众，以弱敌强。上下游的战局屡有反复，刘裕所领北府新军的损耗，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如此，刘裕还是只能指靠这支北府新军力战，别无其他兵力可用。
新的北府诸将，还将经历一场不可避免的分裂斗争。刘裕在京口，是以反对桓玄篡晋为口实而起兵的，当时并没有显示其他目的。与刘裕一同起事的刘毅、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等将领，据《宋书》卷一〇〇《自序》载沈约《上宋书表》说，他们全是“志在兴复，情非造宋”。也就是说，这些将领并没有考虑驱桓复晋以后进一步的问题。刘毅是他们中的突出代表。他赞赏昔日的正始风流，在周围团聚了不少士族名士。他对于刘裕以驱桓复晋的盟主逐渐演变为咄咄逼人的权臣，深表不满。刘裕陆续消灭了他认为足以成为自己权力竞争者的一批北府将领。刘裕亲历旧事，殷鉴前人，知道除了逐桓玄，灭卢循，兴复晋室以外，还必须西征北讨，建立对外敌的疆埸功勋，才能取信于朝野，并于其中物色可以随同他“造宋”的人。刘裕必于灭南燕、灭谯纵、灭后秦，而自己已入五十八岁的迟暮之年，始敢篡晋称帝，原因就在这里。
刘裕义熙之政，实际上是军中之政，也可以说是北府之政。他深知自己成功与否，完全系于北府兵。自元兴三年（404）起兵京口以后，十三年间，刘裕都是自领徐州刺史、都督，直到义熙十二年（416）始以宋公世子刘义符为徐、兖刺史。《宋书》卷二《武帝纪》载刘裕下书曰：“吾倡大义，首自本州，克复皇祚，遂建勋烈，外夷勍敌，内清奸宄，皆邦人州党竭诚尽力之效也。”北府的勋业如此，使京口、晋陵在全国处于特殊地位。义熙九年土断民户，规定“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意在继续维持京口、晋陵的特殊地位，使其中的侨籍民户但充北府兵，不必负担编户齐民的其他赋役。《宋书》卷七八《刘延孙传》还载有刘裕遗诏，曰：“京口要地，去都邑（建康）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自此至宋末元徽四年（476），基本上都是如此。此后萧道成得势，亦居中遥领北府，以成篡事，可见北府的传统影响。
尽管北府仍居优重地位，特别受到重视，但北府兵经晋末的徙拨和元兴、义熙以及刘宋永初、元嘉年间的大量征发外调，将卒战亡坠没者非常多，晋陵人丁户口日益枯竭，不能满足补充北府兵的需要。《宋书》卷五《文帝纪》元嘉二十六年（449）文帝幸京口，诏曰：“……顷年岳牧迁回，军民徙散，廛里庐宇，不逮往日。……可募诸州乐移者数千家，给以田宅，并蠲复”云云。诸州募徙者，以东晋咸和、太元之例言之，当为江淮流民；给田宅而又无限期蠲复，一同白籍侨民，不预土断，只充北府兵。但是毕竟时过境迁，刘宋政治格局非东晋之旧，东晋北府强藩所具独特的战略地位，刘宋时已在起着变化。
北府地位的变化，始自文帝元嘉年间荆雍兵之起。武帝刘裕鉴于东晋荆扬之争，以荆州居上流之重，土地广远，资实甲兵居朝廷之半，遗诏令诸子次第居之。文帝刘义隆自义熙末年以来，均在都督荆雍诸州军事、荆州刺史之任，终于自江陵入承大统。元嘉一代，既用南徐京口的北府兵，又用荆雍襄阳的西楚兵。资深功大的北府宿将檀道济于元嘉十三年（436）死后，襄阳兵在刘宋政治中的作用更为显著。元嘉二十六年文帝欲广襄阳资力，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台租税，亦悉数资给襄阳。此事与募徙诸州数千家以实京口晋陵之事，恰在同年，可见北府兵力日衰，荆雍兵力日盛，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翌年刘宋北伐，东西齐举，东路败退，而西路柳元景的荆雍兵则胜利入关，亦可见刘宋兵力变化的状况。孝武帝自江、荆入统，据《宋书》卷六《孝武帝纪》：孝建元年（454）“始课南徐州侨民租”，北府的特殊地位动摇了。
文帝以后，内乱迭起，历朝用兵，无分东西。荆雍府将，屡有入充宿卫，而桑梓帝宅、内镇优重的北府，其军事力量则已失去对建康举足轻重的作用。萧道成入据中枢，并不恃北府之重；他在遥领北府以后始成篡事，只是由于北府犹为辇下近藩之故。其后萧衍、陈霸先立国，在他们即帝位之前，都遥领南徐，或督或刺，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入齐以后，北府的传统影响已大不如前。据《南齐书》卷三五《桂阳王铄传》，齐建国第八年，即武帝永明二年（484），萧铄出为南徐州刺史镇京口，是年京口“始省军府”。这意味着北府自东晋咸和以来形成的独特军事地位，正式宣告结束，驰名南北屡具战功的北府兵，也不再被称道了。《梁书》卷二《武帝纪》，萧衍以襄阳兵入建康，于天监元年（502）即帝位后立即下令“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这意味着正式取消义熙九年刘裕所行徐州晋陵不在土断之例的规定，取消徐州晋陵民但充北府士卒、不负担其他徭赋的特权，从此京口再无军事优势可言。所以隋开皇九年（589）贺若弼率军自广陵渡江，在这素以北府精兵著称之地，竟未遇到有力的抵抗，一举而下京口。
以江淮流民为主体的京口北府兵，从建立军府起到罢省军府止，一共存在了一百五十余年。它抗拒过胡族南侵，支撑过东晋门阀政治，也参预过江左政治权力的角逐，最后转化为江左皇权。北府兵在南朝初年的一段时间里还发挥过一定的作用，然后逐渐从历史上消失。从此以后，它所经历的漫长曲折的过程，也鲜为人所道及了。
十 后 语
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涉及东晋时长江下游以京口为基地的和长江上游以襄阳为基地的两个“南来北人武力集团”问题。他指出京口武力集团形成于永嘉之乱以后，襄阳武力集团形成于“胡亡氐乱”以后；后者晚于前者，其战斗力之衰退亦较前者稍迟；梁武帝的兴起，实赖后者的兵力。陈先生对五朝历史动态的这一观察，深具启发意义。只是陈先生并没有就此作进一步的研究。《北府兵始末》一文探索北府京口武力集团出现的时代背景和兴替过程，论证它的历史作用，补充陈寅恪先生的见解并以此纪念陈寅恪先生。
——原刊《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又见《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谷川道雄主编，日本玄文社印，1989年。
南北对立时期的彭城丛亭里刘氏
一 刘该其人其事
彭城丛亭里刘氏是处于南北界上河淮地区的著名士族，它不曾倾族南迁，永嘉以后仍在彭城本乡保持着强大的宗族势力。凭借其可南可北的地理条件，族人有时南移江左，有时回归本土，有时又投奔北方，以求保护和发展宗族势力。这是一种与江左王、谢高门不同类型的士族。我们拟以东晋太元、隆安之际刘该北出一事为切入点，探索此一家族在南北朝对立时期的动向及其际遇。
《东晋门阀政治》一书(1)提到刘该之事。该书谓太元二十一年（396）东晋孝武帝死，安帝即位，会稽王司马道子解徐州刺史之任，《通鉴》云“以散骑常侍彭城刘该为徐州刺史，镇鄄城”。(2)该书认为这是司马道子为招揽散在河淮地区北府诸将的一项措施。刘该被司马道子派遣之事不见于今本《晋书》，《通鉴》当另有根据。《宋书》卷一《武帝纪》东晋元兴元年（402）“北青州刺史刘该反”。同书卷五一《宗室长沙王道怜传》义熙元年（405）北青州刺史刘该引索虏为援，寇徐州，围彭城，刘道怜率众追斩叛将刘该于光水沟。(3)据此，知刘该已由徐州刺史转北青州刺史，并投降北魏，协同魏将围攻彭城等地。刘道怜于刘该降魏数年之后，犹以其东晋官守称之，可知刘该一直依违于南北之间，且不远离彭城据点，而杀刘该的刘道怜，亦为彭城人物。刘该具有何许背景？因何故投降北魏？降北魏后际遇又如何？《东晋门阀政治》对于这些问题未予深究。书出版后，在讨论中，发现北魏孝文帝时刘芳的祖父刘该，就是司马道子派往鄄城作徐州刺史的刘该，而刘该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士族门户的存在。这样，彭城丛亭里刘氏人物时南时北的活动轨迹，始见端倪，引起我们探索的兴趣。
《魏书》卷五五《刘芳传》：刘芳“彭城人也，……祖该，刘义隆征虏将军，青徐二州刺史”；《北史·刘芳传》：刘芳“彭城丛亭里人，……祖该，宋青徐二州刺史”。若以宋文帝元嘉时间计，此刘该晚于受司马道子之命北镇鄄城的刘该约30年。这是以前未曾将两刘该联系起来思考的原因。但细究起来，两刘该实即一人。《魏书》、《北史》将刘该东晋安帝元兴时事，误记为宋文帝元嘉时事，而将北青州刺史误脱北字。这类错误，在《魏书》中常见，不胜枚举。《魏书》及《北史》刘芳传均云：“芳祖母，〔崔〕浩之姑也。”此言刘该妻就是崔浩姑母，崔玄伯姊妹。崔玄伯作为汉族士人受到道武帝拓跋珪的宠任，正好是在刘该降北魏期间。天兴元年（398）北魏朝廷制官爵、撰朝仪、定律令、申科禁，“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4)后来崔玄伯又“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深为太祖所任，势倾朝野”。(5)北魏朝廷为羁縻自南奔北重要官员的政治需要，多以宗室或大臣子女与之联姻，所以刘该才有机缘与崔玄伯之姊妹婚配。
《宋书·武帝纪》谓东晋元兴元年（402）“北青州刺史刘该反”，元兴元年应是刘该配合魏将进攻彭城的时间。《魏书·长孙肥传》：“除肥镇远将军，兖州刺史，给步骑二万，南徇许昌，略地至彭城。司马德宗（晋安帝）将刘该遣使诣肥请降。”通观事件的发展过程，长孙肥出征前为卫尉卿，当从平城出发，根据《魏书·太祖纪》，其时在北魏天兴四年（401）七月。长孙肥先绕道征许昌，然后再略地至彭城，估计至少需时数月。所以，我们推测刘该投降长孙肥的时间当在北魏天兴五年（402），即东晋元兴元年，其时东晋形势已发生巨变。东晋元兴元年三月桓玄占领建康，自为丞相、录尚书事，流放太傅司马道子，杀道子子元显等。刘该南归之路既绝，而青齐地区的广固又有慕容德的南燕政权。当长孙肥重兵压境之时，刘该除了投降一途以外，没有别的出路。《通鉴》系刘该降魏于隆安五年（401）七月，与长孙肥从平城出发同时，此当为叙事方便，没有顾及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当然，这还只是根据当时形势发展对于刘该降魏动机的合理推测。严格说来，在北魏天兴四年七月至五年六月长孙肥撤离彭城(6)之前，都有接受刘该投降的可能性。
刘该是北魏入主中原后第一批降魏的南方重要将领。刘该降魏后仅二年多时间即战死，他的儿子刘逊之、刘邕，(7)可能由于孤立无援，也可能由于南方朝廷的招引，又倒向东晋，并出仕东晋、南朝边州军府。
二 丛亭里刘氏世系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丛亭里刘氏：汉“高祖七世孙宣帝，生楚孝王嚣。嚣生思王衍。衍生纡。纡生居巢侯般，字伯兴。般生恺，字伯豫，太尉、司空。生茂，字叔盛，司空、太中大夫，徙居丛亭里。恺六世孙讷，晋司隶校尉。孙宪生羡。羡生二子：敏、该。”(8)此言刘该高祖为刘讷，彭城丛亭里人。刘讷在西晋是著名的士族名士。《世说新语·品藻》“刘令言始入洛”条刘孝标注引《刘氏谱》曰：“纳(9)字令言，彭城丛亭人。祖瑾，乐安长。父甝，魏洛阳令。纳历司隶校尉。”同书《言语》“庾穉恭为荆州”条注引《文字志》曰：“〔刘〕劭字彦祖，彭城丛亭人。祖讷，司隶校尉。父松，成皋令。”又《隋书》卷七一《刘弘传》云：“刘弘字仲远，彭城丛亭里人，魏太常卿芳之孙也。”以上数条皆确证刘该为彭城丛亭里人，且亲从关系较详。
参照《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后汉书·刘般传》、《晋书·刘隗传》、《魏书·刘芳传》及各附传，能够大致弄清由两晋南北朝下至隋唐丛亭里刘氏的世系，并编制成如下页的简略世系表。
说 明：
（一）刘茂以上数世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后汉书·刘般传》。
（二）此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参考《元和姓纂》卷五“彭城刘”条：“恺六世孙讷，晋司隶校尉。孙宪生羡，羡二子：敏、该。”刘宪为刘讷之孙，但不明为何人之子，其父可能是刘松，也可能是刘畴，也可能是刘讷另一子，故用疑问号表示。
（三）刘庆以下世系，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魏书·刘芳传》。《世系表》载丛亭里刘氏共91人，多为刘敏后裔。《魏书·刘芳传》错讹较多，只作参考。如谓刘芳为刘庆之孙，与各书均不同，似误。但《魏书·刘芳传》记刘芳后裔颇详，特别是刘芳后裔在唐代的情况，并记刘敏后人刘轨之子孙分居丰县，均为它书所不载。
（四）刘逖及刘逸民，据《北齐书·刘逖传》。
（五）刘弘见《隋书》卷七一《刘弘传》，谓弘为刘芳之孙，但不知其父名讳。
（六）敬徽，《魏书·刘芳传》作徽，同书《崔光传》谓崔光之女婿为彭城刘敬徽，盖即其人。《刘芳传》脱敬字。
（七）刘僧利，《刘芳传》谓为芳族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谓为刘敏从子，两者所叙相差一辈，此依《刘芳传》。
（八）刘缵等三人皆见《刘芳传》，谓缵为芳族兄。刘缵等人亦散见《南史·齐武帝纪》及《梁书》。
（九）刘傭，刘隗从子，见《晋书》卷三二《简文宣郑太后传》。
史书中尚能发现一些其他丛亭里刘氏人物，如《宋书·刘延孙传》所说的“豫州刺史刘怀武”；《隋书·刘子翊传》谓子翊“彭城丛亭里人，父徧，齐徐州司马”。因不明亲从关系，此表中无法注明。
在两晋及南北朝成书的各种史籍中，均谓丛亭里刘氏为汉高祖刘邦弟楚元王交后裔。《宋书·刘延孙传》云：“延孙与帝室虽同是彭城人，别属吕县。刘氏居彭城县者，又分为三里，帝室居绥舆里，左将军刘怀肃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刘怀武居丛亭里，加上吕县别属，凡四刘。虽同出楚元王，由来不序昭穆。”此言彭城刘氏四支皆为楚元王之后。又如《魏书·刘芳传》：“刘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汉楚元王之后。”再如唐初成书的《晋书·刘隗传》，亦如是说。此说的主要根据当是《世说新语·品藻》所引之《刘氏谱》，此谱《隋书·经籍志》及新、旧《唐书》皆无著录，疑隋唐后已散失。唐中宗时刘知几撰《刘氏家史》及《谱考》，有新说：推“彭城丛亭里诸刘，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嚣曾孙司徒居巢侯刘恺之后，不承楚元王交，皆按据明白，正前代所误。”(10)林宝《元和姓纂》两说俱存，其所述之丛亭里刘氏谱系，明言据刘知几所考，基本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同，故知刘知几的考证就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根据。据《后汉书·刘般传》，刘般封侯在建武九年（33），离楚孝王嚣只有60余年，亲从仅三世，记载明确；《汉书·楚孝王嚣传》与《后汉书·刘般传》所述世系皆能衔接，一般说不会有误。刘般子刘恺，恺少子茂，其事迹见《后汉书·刘般传》，也是信史。
三 永嘉乱后丛亭里刘氏在彭城地区的宗族势力
据知永嘉时过江的彭城丛亭里刘氏人物，有刘隗与刘劭。《世说新语·言语》“庾穉恭为荆州”条注引《文字志》：“〔刘〕劭博识好学，多艺能，善草隶，初仕领军参军，太傅出东，劭谓京洛必危，乃单马奔扬州。”刘劭为刘讷之孙，南渡时间在永嘉四年（310）十一月东海王越出许昌之后不久，当时洛阳尚未陷落，但形势已明朗，故“谓京洛必危”。而刘讷侄刘隗过江时间，难于确考。司马睿监徐州镇下邳时，刘隗为彭城内史，彭城属徐州军府，刘隗当在司马睿统督之下，他随司马睿于永嘉元年（307）同时过江，是可能的。
随刘隗及刘劭过江的刘氏宗族，或从彭城，或从洛阳，必有人在。永昌元年（322）王敦第一次举兵时，刘隗被迫北奔石勒，带走妻子亲信200余人，其中当有丛亭里刘氏南渡的宗亲。王敦以诛刘隗为名举兵叛乱，似未触及刘劭一支。刘劭在成帝咸康时仍任侍中、豫章太守等职，但并不显赫。
在刘隗、刘劭等避乱南下后，当有丛亭里刘氏的部分宗族仍留在彭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元和姓纂》中，刘宪及其子刘羡，羡子刘敏，有名讳而无职任，这与《宰相世系表》所载人物体例不合，绝非疏忽脱漏。疑刘宪、刘羡、刘敏子孙三人皆在彭城平居或作坞主，未受朝廷之命。《魏书·刘芳传》各附传中，刘芳从兄弟刘元孙“养志丘园，不求闻达”，刘僧利“从容乡里，不乐台官”等，都是显例。
丛亭里刘氏在江左，有为北府将者。《宋书·刘延孙传》所述之刘怀武属丛亭里，他在刘宋时任豫州刺史，应出身东晋的北府将，推测他应居京口。另外，《太平广记》卷四一《刘波》（原注：出《异苑》）云：“刘波，字道则，晋孝武帝太元年中，移居京口。”《异苑》是刘宋时人刘敬叔的志怪小说，除去神怪荒诞部分，往往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据《晋书》卷六九《刘波传》，刘波为刘隗之孙，曾随刘隗在石赵作官，石虎死后，刘波南奔，长期投靠桓氏为将，沦为门阀士族的爪牙。太元四年（379）苻丕攻克襄阳，刘波率军救援，因畏懦免官。他移居京口，当是此时之事。淝水战前刘波为冠军将军、散骑常侍，史籍只记军号而不记具体职掌，疑亦有因。战后刘波被授为“督淮北诸军、冀州刺史，以疾未行”。刘波此时上疏中说：“苻坚灭亡，于今五年，”(11)知此授当在太元十三年（388），其时谯王司马恬已为“都督兖、青、冀、幽、并、扬州之晋陵、徐州之南北郡军事，领镇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12)谯王恬是北府主将，刘波为冀州，正在谯王都督之下，当已转为北府将。
此外，如前所述，孝武帝死前后，司马道子为抢据河淮之间北府诸将屯驻之地，招揽北府诸将，命彭城刘该出任徐州刺史，亦当有利用刘该乡里宗族力量的考虑，而刘该亦当具有北府将资历无疑。
彭城丛亭里刘氏之居官北方者，也不乏与乡里宗族联系的迹象。《魏书·刘芳传》附刘骘传谓永熙三年（534）刘骘父刘（刘芳之子）被高欢诛杀，其时刘骘为徐州开府从事中郎，骘即率乡部赴兖州，与刺史樊子鹄共同抵御高欢。与此同时，刘芳第五子刘粹为徐州别驾，亦因“兄死，粹招合部曲，就兖州刺史樊子鹄，谋应关西”。(13)刘粹、刘骘二人，皆为徐州开府上佐，在丛亭里刘氏宗族势力集中之地，故能随时集聚乡部。
丛亭里刘氏拥有强大的宗族势力，除刘骘、刘粹之例以外，还有不少。太和二十二年（498）南齐豫州刺史裴叔业进攻徐州，“疆埸之民颇怀去就，高祖忧之，以〔刘〕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14)北魏把徐州事务交给刘芳处理，目的当是利用丛亭里刘氏的影响，来稳定此地动乱形势。翌年八月，孝文帝死，宣武帝初即位，南徐州刺史(15)沈陵南叛，徐州又发生大水，为防止彭城地区发生骚动，(16)朝廷“遣〔刘〕芳抚慰赈恤之”。(17)刘芳两次出使徐州之后，皆有升迁，第一次“徙兼侍中，”(18)第二次“正侍中”。《通典·职官》三谓“北魏尤重门下，多以侍中辅政。”刘芳由散骑常侍徙兼侍中，再正侍中，说明刘芳在徐州稳定局势有功。
值得注意的是，刘该投降北魏，并与北魏势家崔玄伯联姻，他的子孙理应居官北魏。但史实却相反，他的儿孙皆在南方，刘芳入平城时竟是孑然一身。这原因何在？依我们看来，丛亭里刘氏的门户地位离不开彭城地区的宗族势力，当时彭城在南方政权控制之下，丛亭里刘氏只有回到南方才能倚靠宗族势力。刘宋泰始年间失淮北徐、兖、青、冀四州，彭城由北魏稳定地占领，丛亭里刘氏宗族大都归于北魏，以刘芳为代表的丛亭里刘氏家族地位始在北魏迅速升起。刘芳有《徐州人地录》行世，可见他对乡里事物的关注。
总的说来，丛亭里刘氏既为士族，又是将家，其宗族主体仍以彭城及左近为基点，不曾倾族迁徙。丛亭里刘氏人物无论在南在北居官，大多与乡里宗族保持联系，以利观望；而南北朝廷也往往利用刘氏人物的此一特点，任命他们为彭城地区的将军刺守或其上佐，以图稳定局势，发展势力。丛亭里刘氏在南北纷争中宗族不衰，盖由于此；而他们无论在南在北都难于稳稳上升而至显赫地位，亦由于此。
四 丛亭里刘氏门第在江左的变迁
《山公启事》记载山涛领选时的选例，其中有云：“近启修武令刘讷补南阳王友，诏曰：‘友诚宜得有益者，然以长吏治民不易，屡易为疑，令散人无所依仰。’又启‘今者职散中诚自有人，然刘讷才志外内非称，臣以为宜蒙此者，是以启及，不审固可用不？’诏‘可尔所启。’”(19)此条中“刘讷才志外内非称”，从前后文内容连贯看，“非称”应为“所称”之误。此言刘讷在入洛阳作官之前曾作修武令，因才智出众，领选的尚书仆射山涛向晋武帝推荐刘讷调南阳王友，这就是《世说新语·品藻》所说的刘讷初入洛的情形。武帝子司马柬于咸宁三年（277）八月徙封南阳王。柬与惠帝同为杨皇后所生，特为武帝所宠爱，所以得以徙封大国，其开府僚佐应为高门清显。这不仅是因刘讷所秉赋的才智，当亦有门第因素。
丛亭里刘氏之先人刘般，光武帝时初封菑丘侯，徙封杼秋侯，再改封居巢侯。其子刘恺三登三事，恺子刘茂亦位至司空。史言刘般“修经学”，“讲诵不怠”。刘恺让居巢侯爵与弟刘宪，并敢于抵制外戚邓骘，这些都是当时名士所景仰的行为。在士人与外戚、宦官的斗争中，刘茂与太尉陈蕃等联名上书救护李膺，影响深远，也当是丛亭里刘氏进入世家大族的重要阶梯。刘茂之后三世无显宦，其孙刘瑾为乐安长，曾孙刘甝为曹魏洛阳令，但仍维持世家大族地位。东晋王敦檄文攻击刘隗为邪佞，亦未曾诋其门第。
刘讷之子刘畴，史称“善谈名理”，看来正处于由儒入玄的转变之中，这有利于丛亭里刘氏门户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刘畴曾代傅宣为吏部郎，(20)也正是高门美选。永嘉中，他曾为司徒左长史。据《晋书·怀帝纪》，其时相继为司徒者有王衍、东海王司马越、傅祇三人。傅祇永嘉五年（311）五月始为司徒，六月刘曜入洛，傅祇退屯盟津，暴疾而亡，大概未曾开府置佐。我们推断，刘畴应是王衍或东海王越为司徒时之左长史，也就是说，刘畴与东海王越应有较深关系。江左司马睿朝廷公卿多是东海王越府的僚佐，(21)这应是王导及蔡谟推崇刘畴的原因之一。《晋书·刘畴传》：“司空蔡谟每叹曰：‘若使刘王乔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选也。’又王导初拜司徒（按当以《裴劭传》拜司空为正，王导拜司空在大兴四年七月），谓人曰：‘刘王乔若过江，我不独拜公也。’其为名流之所推服如此。”(22)蔡谟和王导论及刘畴，是对刘畴人才的赞许，也是对丛亭里刘氏门第的推崇。探王导之本意，还有感叹时事艰难之意。因为其时王敦之叛如箭在弦，刘畴若过江，也许能以其所具影响调解矛盾。
刘畴未能过江，而被阎鼎杀害，这是丛亭里刘氏门户利益的一大损失。刘隗尽力事元帝，被门阀士族目为佞臣，又“骄蹇失众心”。(23)他被迫北投石勒，出仕僭伪，丛亭里刘氏门户地位和在江左的影响大大降低。刘劭虽仍能作侍中、尚书，但已绝非刘畴那样的重名，所以后嗣不显。
婚姻关系是士族门第的一个重要标志。丛亭里刘氏在南的婚配，我们可以举出刘傭为例。据《晋书·简文宣郑太后传》：郑后，河南荥阳人，世为冠族，先适渤海田氏而寡居，纳为元帝夫人。郑氏尚有二妹，郑氏忧曰：“恐姊为人妾，无复求者。”于是元帝从容谓刘隗曰：“郑氏二妹，卿可为求佳对，使不失旧。”荥阳郑氏在江南无显官，失去了高门地位；郑夫人又非正妃，形同妾媵。刘隗自然知道，王、庾等高门绝不会求偶于郑氏，只能退求其次，于是“举其从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适汉中李氏，皆得旧门。”此知丛亭里刘氏与汉中李氏够得上“旧门”，但并不显赫，与王、谢有相当差别。汉中李氏本是东汉反对外戚梁冀而死的名士李固的后裔，(24)李固与其父李郃均位三公，(25)但《华阳国志》及《晋书》中未见汉中李氏有显宦，其门第与丛亭里刘氏大概相若。不过刘氏子弟纳郑氏女是刘隗在南之事，刘隗出奔后刘氏门第就当别论了。
刘劭之后，东晋后期丛亭里刘氏见于记载的，就是刘隗之孙刘波及刘宪之孙刘该。刘波淝水战前为散骑常侍，战后出为督淮北诸军、冀州刺史；刘该亦为散骑常侍，后出为徐州刺史。散骑常侍在西晋初本为显职，后来逐渐沦为闲散，刘宋以后此职用人颇轻，(26)宋齐多沿袭晋制。东晋后期散骑常侍已开始用将家，如刘敬宣曾加散骑常侍。(27)敬宣，刘牢之子，将家无疑。刘波、刘该已降为将家，沦为次等士族，他们虽善于经营武力，但不能接近中枢。可注意的是，刘波督淮北诸军，其作用与刘该出刺徐州相同，即怀辑北府诸将；其所具有的特殊条件亦当相同，即有彭城乡部宗族可以依托。不过刘波以疾未行，刘该虽行而未获成效，是相异处。
五 丛亭里刘氏在北魏的际遇
南北朝时，丛亭里刘氏在南方似已消声匿迹，但却在北魏兴起。刘芳以平齐民身份入平城，幸运地受到文明太后的赏识。其中原因，一是刘芳的个人儒学修养，一是丛亭里刘氏的门望。
《北史·儒林传·叙》谓“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进”。刘芳经学精洽，尤长音训，号称刘石经，被目为儒宗。这与丛亭里刘氏的家学似有关系。丛亭里刘氏所传何经，史无明文。从刘芳一生言行及所留著作残文看，儒学素养绝非一般。刘氏子孙好学强立，文翰及经史兼综者不少。
丛亭里刘氏在北魏的婚姻关系，限于士族的狭隘范围。除刘该与崔玄伯联姻外，我们尚知刘芳与清河崔光为中表亲，刘芳族孙刘敬徽又为崔光之婿，(28)刘芳从妹与北魏显贵李洪之结婚，(29)刘芳之舅为青齐著名强族房元庆。(30)后来孝文帝选刘芳族子刘长文之女为太子恂孺子，不为无因。孝文帝特重汉人门第，他规定六皇弟必须选择陇西李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诸高门女子为婚。(31)史称“世之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32)五姓：崔、卢、李、郑、王。荥阳郑氏是五姓之一，而丛亭里刘氏之女“与荥阳郑懿女对为〔太子〕左右孺子”，(33)丛亭里刘氏与荥阳郑氏门第应当相近。由此可见，丛亭里刘氏虽然消声于南而犹显贵于北，这是丛亭里刘氏入唐后还能持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后记〕 本文之作，滕君昭宗与我共同发明指意，起草之任属滕君，清定之责在我。滕君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供职于连云港市博物馆。他在阅读拙著《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时，提出该书所论东晋徐州刺史刘该可能就是北魏刘芳之祖刘该。我们经过往返研讨，觉得此说不误，并有深入研究的价值。时值汤用彤先生百年寿辰，我建议共以此意撰文纪念。刘该属彭城丛亭里刘氏，故里在河淮之间可南可北之地，未曾倾族迁徙。刘氏人物之居官者，其动向是忽南忽北，在相当程度上视彭城故里属南属北为准，也就是说以保全家族利益为依归。刘氏既为士族，又是将家，像这样的家族自成一种类型，在南北对立时期还能找到一些。我们认为对彭城丛亭里刘氏进行研究，可以说明一些历史现象，开发一些类似的研究课题，是有益的。不过本文只能算是初步尝试，深入的工作有待同好共同钻研。
田余庆 1992年11月
——原刊《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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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看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版第241页。
(2) 《资治通鉴》卷一〇八太元二十一年五月。孝武帝死于九月，《晋书》卷六四《司马道子传》谓安帝践阼，道子解徐州。两书记时不同，授刘该徐刺在前，是由于事机紧迫，权宜版授，以促其行，而后才有解道子徐刺诏令。
(3) 《晋书》卷七五《荀羡传》：“羡自光水引汶通渠。”此言光水为汶水支流。《水经注》卷二四《汶水》、卷二五《泗水》《洙水》各条，光水皆作洸水。
(4) 《魏书》卷二《太祖纪》。
(5) 《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
(6) 《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五年（402）六月诏长孙肥等征平阳。
(7) 《元和姓纂》卷五“彭城刘”条作雍之，据此推断刘邕亦可作刘邕之，南北朝人名中“之”字常见省略。
(8) 《新唐书》卷七一上《宰相世系表》。
(9)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引程炎震《笺证》曰：“宋本纳作讷，《晋书·刘隗传》亦作讷。”程说是。
(10) 《旧唐书》卷一〇二《刘子玄传》。
(11) 《晋书》卷六九《刘隗传附刘波传》。按刘波所任之冀州，应是江北侨立之冀州。《晋书·地理志》徐州条，元帝过江，“是时，幽、冀……流人相帅过江淮，帝侨立郡县以司牧之”。成帝时，“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
(12) 《晋书》卷三一《宗室司马恬传》，卷九《孝武帝纪》。
(13) 《魏书》卷五五《刘芳传附子粹传》，卷八〇《樊子鹄传》。
(14) 《魏书》卷五五《刘芳传》，卷七《高祖纪》。
(15) 北魏南徐州或东徐州及州治问题，《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中，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四七辨证颇详。
(16) 《魏书》卷六〇《韩麒麟传》谓“高祖时，拜给事黄门侍郎，乘传招慰徐、兖，叛民归顺者四千余家”。知南北交界地区，时有骚动。
(17) 《魏书》卷五五《刘芳传》，卷八《世宗纪》。
(18) “兼侍中”即“长兼侍中”。“长兼”一词，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云：“长兼者，未正授之称。”欧阳修《集古录》卷四谓长兼为“当时兼官之称，如唐检校官之类。”钱氏与欧阳氏说法不一。《魏书·崔光传附崔鸿传》将长兼与试守并列，疑应以钱氏《考异》为正。
(19) 《太平御览》卷二四八“王友”条。
(20) 《文选》卷四六任昉《王文宪集序》李善注引傅畅《晋诸公赞》。
(21) 参看《东晋门阀政治》第4版，第10页。
(22) 亦见《晋书》卷三五《裴楷传附裴劭传》，《世说新语·赏誉》“王丞相拜司徒”条。
(23) 《资治通鉴》卷九二永昌元年（322）正月。
(24) 《新唐书》卷七二上《宰相世系表》。
(25) 《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卷八二《李郃传》。
(26) 《通典》卷二一《职官》三，《初学记》卷一二《职官》下。
(27) 《宋书》卷四七《刘敬宣传》。
(28) 《魏书》卷六七《崔光传》。
(29) 《魏书》卷八九《李洪之传》。
(30) 《魏书》卷五五《刘芳传》。
(31) 《魏书》卷二一《咸阳王禧传》。
(32) 《资治通鉴》卷一四〇。
(33) 《魏书》卷五五《刘芳传》。
彭城刘氏与佛学成实论的传播
《南北对立时期的彭城丛亭里刘氏》一文写于十年以前。其后思考所及，觉得居于南北中间地带的彭城，其地位除影响南北政局之外，还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过重要作用。南北朝时期流行的佛学成实论，就是公元五世纪时在寿春、彭城研习养成，通过僧人传布南北，成为中国佛学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其时刘氏撑持彭城一方，染习其中，自多襄赞。彭城刘氏人物播迁，随形势变化，或南或北，与同时间内僧人流布南北，并传播成实论，动向大体一致。彭城刘氏人物与成实论的传播，颇有因缘。
按成实论，鸠摩罗什居后秦时于长安译出，当东晋安帝义熙年间。其时北方扰攘，两淮之地长期属南。刘裕灭后秦，以子义真留守长安。义熙十四年（418）义真被赫连勃勃攻逼，赖长安僧人释僧导之助，得以逃归南方。翌年刘裕受晋封为宋王，以寿春为王都，遂立东山寺于寿春，僧导得以来东山寺讲说经论。罗什译成实论时，僧导曾“参议详定”，深谙其说，成实论乃得因僧导而南传。后来北魏太武帝毁佛（446），北方僧众纷纷避难南行，或归寿春，或投彭城，寿春、彭城成为两淮地区的成实论重镇，寿春为时略早，彭城则影响大于寿春。两处僧人又多移驻建康，建康成实之学遂盛于南朝。溯江而上，江陵、长沙诸寺亦讲习成实。
彭城成实论研习开讲，始于僧嵩，当在太武毁佛前后。僧嵩后来转驻建康，但僧嵩在彭城的传人，自僧渊以下，入北者颇多，时间当在刘宋泰始五年（北魏皇兴三年，469）北魏夺得青齐之地、彭城入魏之后。所以北朝成实论之盛，在北魏冯太后、孝文帝时，较南方晚。
《魏书》一一四《释老志》，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幸徐州（彭城）白塔寺，顾谓诸王及侍官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师（僧嵩），受成实论于罗什，在此流通。后授渊法师（僧渊），渊法师授登（道登）、纪（慧纪，亦作慧记、惠纪）二法师。朕每玩成实论，可以释人染情，故至此寺焉。’”孝文帝提及的道登，其时在孝文帝侍讲之列。孝文爱好成实论，并重视成实诸僧，于此可见。冯太后亦爱成实，置成实师于左右。另有释昙度者，本江陵人，游建业，造徐州，从僧渊受成实论。《高僧传》论谓“昙度、僧渊，独擅江西（江北）之宝”，即指研习传授此学。昙度亦自彭城至平城，开讲成实，徒众远近至者千余人。这些就是孝文帝幸彭城白塔寺所言的背景。不过北方义学不如南方，一时兴起的成实之学，并不像南方那样名僧辈出，历时较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