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城成实之学研习养成及其与彭城刘氏因缘，颇有痕迹可寻。当僧嵩、僧渊开讲成实之时，彭城首望刘氏人物不能不受到濡染，涉猎成实，蔚为风气。彭城儒生与僧侣酬对往还，当为常事；刘氏尽地主之谊，必然多所赞助。“隐士刘因之舍所在山，给〔僧渊〕为精舍”，即是一例，事见《高僧传·僧渊传》。
彭城刘氏在北魏的代表人物刘芳，其经历颇多与成实论传播相关之处。据《魏书》五五及《北史》四二《刘芳传》，刘芳当是生长彭城，北魏平青齐以后，辗转入北。其时他年十六，家穷窘，常为诸僧抄写经论，“昼则佣书以自资给，夜则诵经不寝”。他“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历十余年之久。这些“德学大僧”，以平城当时佛学状况言之，多习成实论无疑，而且有一些来自彭城。刘芳少年时在乡里所习染的成实论，此时竟成为他在平城谋食的手段，稍后又成为他进身入仕的阶梯。刘芳以平齐民的身份而能得到冯太后和孝文帝的眷顾，我想就是由于与诸“德学大僧”多有还往之故。
《刘芳传》载：“南方沙门”惠度为冯太后师，以事被责，暴亡，“芳因缘关知”，受冯太后鞭责。此事《南齐书》一八《祥瑞志》记其原委，谓魏人获玺，文曰“坤维圣帝永昌”，欲因惠度献于冯太后，以求攀附。惠度以正朔在南，遂私托僧人送至建康，事发，惠度被责，刘芳株连。惠度其人，在南经历亦可略考。据《高僧传·释慧球传》，慧球在湘州麓山寺，“与同学慧度（惠度）俱适京师，……后又之彭城，从僧渊受成实论。”由此可知，惠度有南居彭城和研习成实论且师从僧渊的经历，在平城为冯太后身边的德学大僧之一，自然权势在握。刘芳与他亲近往来，坐“因缘关知”受罚，当由于刘芳本人乡里、家世、学养诸多关系之故。不过刘芳受罚止于一时一事，于前途未产生影响。他终于以“笃学有志行”，受到冯太后、孝文帝的赏识拔擢，在朝地位不断上升。
刘芳后来以儒学显，号称“刘石经”，应对称旨。他除了儒学素养为孝文帝器重之外，其余经历包括自幼染习彭城成实论义学，得以与平城诸僧亲近，以此为媒介而为冯太后、孝文帝所顾等等情节，都是据相关资料推断而来，《刘芳传》未置一词。彭城刘氏处在南北对立的特殊时代，居南北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经历时南时北的政治变迁，又受到在彭城兴起的成实论的耳濡目染，因而襄赞成实诸僧研习传播，促成南北文化交流，是很自然之事。刘芳事迹，是彭城刘氏对南北文化交流所起促进作用的一个实例。
汤用彤先生在其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论述成实论在南朝、北朝的流行，曾单独标举“彭城之佛学”一段文字，只是未述及与彭城刘氏人物的关系。十年前撰文纪念汤先生诞辰百年，未能与汤先生毕生研究的中国佛学相联系，颇以为憾。兹添补彭城刘氏与成实论一段因缘，为该文续笔，以期切合纪念大师之初衷。
2002年11月
古运河开发中所见的一个问题(1)
中国唐史学会、杭州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史学会等单位联合组织的唐宋运河考察队，于1984年7月14日至8月25日，沿浙东运河、江南运河、江淮运河（邗沟）和唐宋汴河故道，作了一次实地考察。考察队成员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考察行程三千余里。野外考察在酷暑中进行，当然影响考察效果，但是冒暑活动，更能反映大家求知的迫切心情。
现在出版的这本《运河访古》，是考察队员们分别撰写的论文的汇集。论文质量不一定整齐，但毕竟都是作者们在考察中得到的启发或积累的心得，可能各有一些特点。
我忝为队长，伴随研究古运河的专家和有志于此的同行们进行考察，长了不少见识。由于有别的事情要办，我在扬州离队回京，未能参与邗沟和汴河故道的考察活动，颇感遗憾。这个前言，只是略书我个人在考察过程中的所见所思而已，与考察队的各项活动和本书的内容，不一定有多少联系。
我的所见所思有下列几点：一，浙东、江南、淮南运河，凑巧都是分裂时期的历史产物；二，分裂时期修凿这些运河，主要是为了发展与外界的交往，而不是为了造成一个闭锁的地方系统以巩固分裂割据；三，把分裂时期凿成的这些运河改造为发挥全国效益的大运河的一部分，没有国家的统一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对这几点意见依次加以说明。
中国大运河是隋炀帝为了统一帝国的需要而凿通连接起来的，这是习知的史实。但是，大运河的长江以南、甚至淮河以南各段，却都不是统一时期的产物，其始凿是在分裂时期，连通也是在分裂时期。
先从最南端的浙东运河说起。浙东运河可能首凿在春秋末年。《越绝书》中所谓“山阴故水道”，历史地理学家认为就是今绍兴至上虞一段运河。浙东运河全线西起钱塘江的西兴堰，东至上虞的通明堰，当连通于两晋之际的贺循，事据《嘉泰会稽志》。至于从通明堰更向东引，连接余姚江、甬江以通于海，使整个浙东运河发挥最大效益，则是南宋时事。南宋偏安一隅，首都临安所倚的钱塘江难于通航。临安物资供应仰赖浙东，海外贸易赖浙东明州港以为吞吐，所以倚重浙东运河。南宋帝陵在浙东绍兴，梓宫启运和谒陵活动，都需运河。所以浙东运河与余姚江的全线畅通，对维持南宋朝廷极为重要，从经济上和从政治上说，都是如此。
江南运河也主要是分裂时期的产物。其南段和中段水源充足，土层深厚，地势平坦，开河较易，当通于春秋末年。江南运河的关键部分是北段，即今丹阳至镇江一段，这一段运河，我推测是吴王夫差时初开，或者是吴王就山间自然河道，部分地修治利用。吴王过江争霸中原，很注意利用水路。他既然能开通邗沟于江淮之间，又能从海上攻齐，也当有可能于自己的后方尽量利用水道以通长江，从而构成这段运河的雏形。《越绝书》所谓“吴古故水道……入大江，奏（凑）广陵”，当是反映这一事实。这段运河秦始皇曾加利用和改造。三国孙吴末年，岑昏曾主持过这段运河的重大改造工程。据《太平御览》卷一七〇引《吴志》，岑昏“凿丹徒至云阳”，“皆斩绝陵袭，功力艰辛”。这是指岑昏在重叠的丘陵山岭间开辟运河新道，从而形成后世蜿蜒曲折河道的基础。为运河调剂水量的练湖是陈敏所开，时间在两晋之际。
至于江淮之间的邗沟初开于吴王夫差之时，更是没有问题。邗沟由原来连接博芝、射阳诸湖的弯曲水道改变为由津湖径渡，初创于汉魏之际的陈登，两晋之际的陈敏可能也起过作用。
吴越古运河规模不算太大，其地河湖水网密集，地势平坦，开河工程一般并不甚难，所以分裂时期的吴越小国，也能兴建。小国为了求存，更关注本地的迫切需要。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中央集权国家，辉煌的文治武功，灿然可观的典章制度，规模巨大的建设工程，尽管多出现于统一时期，但是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包括小工程的兴建，却往往在分裂时期更为显著。一般说来，统一王朝的政治、文化以至经济中心多在首都及少数重镇，只有这些地方才有优先发展机会；远离交通干线的地区，例如南方腹地广大地区，发展速度则要缓慢一些。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往往在交替出现的分裂时期逐渐得到一些弥补。分裂时期的小国，为了自立自存，不得不勉力开发一些道路河渠等工程，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而分裂时期地区经济的发展，又给以后出现的统一局面提供便利条件和更高的经济、文化基础。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周期性的发展过程。吴越时期，六朝时期，十国时期，南宋时期，江南地区从开发到提高，逐步发展到接近北方、赶上北方、超过北方的水平，对秦汉、隋唐、元明清大帝国的出现和维持，起了重要作用。凿成于分裂时期的淮南、江南、浙东古运河，促进了地区的发展，到统一时期成为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的重要部分，又使统一多了一重保障。这一运河开凿过程，与古代国家的周期性的发展是一致的。近年来，我国地方史的研究成果，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不少的证据。这是我的第一点认识。
首凿于秦统一前的南方各运河，在促进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客观上也起过巩固分裂局面的作用，这在分裂时期是不可免的。占据江东一隅的人，首先的要求就是保全由运河所沟通的基本区域作为自己的立足之点。但是从长远看来，这并不是运河所发挥的政治作用的主要方面。南方统治者开凿运河，利用运河，并不重在使南方自成一个闭锁系统以与外界隔绝，而重在更方便地与外界开展各种交往，包括经济、文化、政治交往，也包括进行战争。我们可以说，江南地区正是通过运河增进了与外界的关系，提高了自己的发展速度，增加了自己的活力。浙东运河的开凿，与持续甚久的吴越战争有密切关系，这是没有疑问的；江南运河北段和邗沟的开凿，服务于吴王夫差北上争霸的政治要求，也很清楚。以后，秦末项羽北进，西汉吴王刘濞反汉，都沿江南运河和邗沟方向通向北方。他们都想凭借江南力量，取代北方政权，但是都未成功。早期孙吴历史也反映了同样的趋势。孙吴植根于江南运河流域，而又不安于局促一隅的局面，一定要将政治中心从太湖所屏蔽的吴，沿运河北迁至濒临长江的京口，以适应孙吴政权开展对外界交往的需要。后来孙吴立都建业，离开了运河。但不久以后凿成的破冈渎，又使建业经秦淮水直接与运河联通。孙吴仍然赖运河以立国，运河则支持着建业向外界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江淮运河、江南运河、浙东运河，都从来不是分裂割据的象征。绍兴现有禹庙、禹陵、禹穴，是绍兴重要的名胜古迹。禹东巡会稽而死，司马迁作如是说。今绍兴会稽山麓禹庙兴建的历史，据方志说可上溯至南朝的萧梁。据我所知，会稽有禹庙，至少在东汉时。《三国志·魏书·王朗传》注引《王朗家传》载：王朗于东汉末年为会稽太守，时会稽祀秦始皇，与夏禹同庙，王朗莅郡，除秦始皇之祀。以秦皇与夏禹并祀，是当地民情的反映。民情重夏禹，当然由于他是华夏圣君，且又为治水而至会稽。民情重秦始皇，应当是重他一统南北而且有会稽之行。夏禹与秦始皇并祀于会稽，是华夏文化南被和南北一统的象征。我们知道秦皇会稽之行是循运河一线而来的，《越绝书》有始皇修水道到钱塘的记载。运河的存在也成为一统的象征和一统的因素。
所以我认为南方运河在政治上所起的主要作用，不是使江南自成闭锁系统而与外界隔绝，而是使江南与外界更快、更紧地联为一体。这是我的第二点认识。
如上所述，浙东、江南、淮南运河主要都是开凿于分裂时期，在政治上却都主要起着促进统一而非巩固分裂的作用。但是把这些运河作进一步修整，并连通北方水系而构成大运河，使之发挥全国性效益，还得靠统一国家的作用，分裂时期是无能为力的。在这方面，隋炀帝的确是值得纪念的人物。扬州市郊雷塘的隋炀帝荒冢，虽然真假难分，但也有加以保护的必要。晚年仕于吴越钱镠的余杭人罗隐作《炀帝陵》诗曰：“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一本作博）雷塘数亩田。”这是慨叹炀帝陵平凡荒圮，不称其平陈伟业，现在读来，令人深思。我想如果考虑到炀帝开河之功，把“平陈业”三字改为“开河业”，不是也可以发出同样的感慨吗！顺便提及，王国维《人间词话》引此诗，谓之为“政治家之言”，“词家所忌”。他从诗词境界立论，自有道理。但是有些感事怀古的诗词也自有意境，给史家带来启示，是史家所爱读的，《炀帝陵》诗属此。当然，这是题外的话，无关本文主旨。
除隋炀帝外，我还想提及秦始皇在开通运河方面值得纪念的事迹，而这一点是从不为人注意的。秦始皇东巡，沿长江而下，经金陵，至丹徒，南折而下钱塘，以至会稽，其南折一段路程与运河恰合。根据各家古地理书的记载，这条运河线上有许多地名，是秦始皇东巡时改定的，原因都是说望气者以其地有天子气，所以秦始皇用刑徒掘地以败其势，并且变更地名。例如：以赭衣徒凿谷阳地而有丹徒之名，即今镇江；凿云阳直道使之阿曲而有曲阿之名，即今丹阳；令囚徒掘污槜李地而有囚卷、由拳之名，即今嘉兴，等等。秣陵也是秦始皇时由于同样的原因而改易的名称。甚至由秣陵溯秦淮水至其上游之方山，然后向东凿通破冈渎以连江南运河的工程，据说也始凿于秦始皇时。《通鉴》梁中大同元年六月甲子条胡注曰：“破岭在今镇江府丹阳县，秦始皇所凿，即破冈也。”就连破冈渎西端起点的方山埭亦建于此时。《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润州上元县方山：“秦凿金陵以断其势；方石山垝，是所断之处也。”《资治通鉴》齐武帝永明元年（483）胡注引宋白之言曰：“《丹阳记》云，秦始皇凿金陵方山，断处为渎。则今淮水经城中入大江，是曰秦淮。”秦始皇北归，由江乘渡江，后人遂推测丹徒至江乘大道，就是“南极吴楚”的一段驰道。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曲阿名称的含义。江南运河丹阳至镇江段，穿行丘陵山岭之间，地势时高时低，水位落差问题极难处理。秦始皇凿云阳直道使之阿曲，实际上是顺应地形地势以开通一条弯曲河道。弯曲河道比直道能增加河道长度，降低河床坡度，调整水位落差，便利船只航行。这同今天在山间选择盘山路线以利车行，道理是一样的。秦始皇显然做了许多与这一段运河的修治有关的事，但史籍却从未提及秦始皇有此功劳，所以后世关于此段河道工程修建问题异说纷纭。据我所知，有的方志倾向于认为这段运河即是秦始皇所开，如《至顺镇江志》；有的著作认为岑昏以前没有这段运河，如《十七史商榷》“小其”条。我则如前所述，推测是吴王夫差初开，秦始皇作过改造，岑昏又作过重大改造。由于地形地势的原因，这段运河设计施工都很艰难，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一次成功而又维持久远，是不可能的，必须经过多次改造，反复维修。秦时凿直道使阿曲，与四百多年以后孙吴时“斩绝陵袭”相比，其工程内容与改造重点，应当是类似的。
大运河开通以前，陈敏是认识淮南、江南运河水系对于支持北方政权有巨大作用的少有人物之一。西晋末年，陈敏为仓部令史，请求离开洛阳，着手建立一个转运系统，通过江南运河、淮南运河以及北方可用的河流段落，漕运江东粮谷以济中原。他先后任合肥、广陵度支，掌握一支运兵，渡江后又兴建练湖以调剂江南运河水量，便利漕运。陈敏后来乘晋乱割据吴越，《晋书》遂归之于叛逆之例。今天我们从其初衷和行事看来，也许可以认为陈敏已有了南北大运河的某种构想，同隋炀帝所修大运河的蓝图相近。当然，真正形成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只有在稳定的统一时期才有可能，陈敏之时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大运河修成后，唐和北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仰赖大运河，大运河效益发挥的程度影响唐宋政权的兴衰。而且，大运河的作用，也不限于唐宋帝国内部。大运河的一端通过明州港以通海外诸国，另一端则从洛阳西出以衔接横贯亚洲内陆的“丝绸之路”。可以说，大运河起着沟通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巨大作用。当然这种作用发挥的程度如何，与其时中国国内的具体状况，也与域外各地段的具体状况有直接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关于这层意思，请参看本书《唐宋运河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从这个角度看来，我认为大运河作为东方世界主要国际交通路线的稳定的一环而起作用，也只有在中国统一时代才能较好地实现。这是我的第三点认识。
在中国古运河考察中所获得的这三点认识，也可以说是我自己从一个侧面所见中国古运河开发史的某些特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延绵不断的统一的文明古国，是中国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就统一这一点说来，我认为最可宝贵的还不是统一时间的长久。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曾反复出现过，分裂时间也不很短。中国历史中并不是只具备统一的条件，而丝毫没有分裂的条件。民族的、地域的、内战的诸多原因，都有可能导致一个时期的分裂。封建经济的闭锁性的一面，是长期存在的影响统一的因素。不过我更认为，按照历史的昭示，最值得宝贵的地方还在于，即令在分裂再现之时，中国人并不自安于分裂，分争各方总是力求寻得恢复统一的路径，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思想、感情、文化交流、经济联系、政治交往，也自然而然地孕育再统一的条件，使统一成为全社会不可抗拒的潮流。而且在此以后形成的统一国家，其立国的基础，统一的地域规模和巩固程度，往往比过去的统一国家更要宽广，更要牢固。中国古运河开发的历史，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中国历史的这一特点。我从古运河考察中所见所思而产生这种认识，也许是凭借以小见大的历史眼光，也许只是主观臆断，所以我不敢信其必是，提出来供这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参考。
——1985年作。原刊《运河访古》，唐宋运河考察队编，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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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题《古运河遐想——〈运河访古〉前言》。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状况，各段很不平衡。长期以来，周、汉、唐、明诸朝历史最受重视，主要的原因是国家“一统”，有盛世，有英主，有武功，典章制度灿然可观，经济文化比较发达。至于分裂时期的历史，历来总是被忽视，因为它往往延续于动乱之中，没有多少可以被称道的文治武功，典章制度也比较混杂。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总是处于被忽视、受冷落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当代史料编纂很盛，但都属于别史、杂史、载记之类，多出私家之手。后来正史编纂告成，大量史料也就陆续散失。魏晋南北朝历时不过四百年，所含正史却有一志八书二史，加上隋书，总数达十二种，种类占二十四史之半。这一事实，正好说明魏晋南北朝史料纷繁杂乱，亟须作进一步的综合整理工作。但是在中国的王朝时期作过这种系统综合整理工作并取得重大成果的，我认为只有北宋刘恕一人。经刘恕整理的这四百年的历史资料，构成《资治通鉴》的一部分约一百二十卷。它揉合十几部正史的主要资料，还增添了一些正史以外的资料，叙事精密，首尾相呼，南北对应，极具水平。《宋史·刘恕传》说：刘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这个评价是恰当的。刘恕以后数百年间，魏晋南北朝史料散佚更甚。唐宋以下颇富史料价值的笔记小说中，也没有多少魏晋南北朝史料可供钩稽，史料整理更无从说起。乾嘉考据风起，出现了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家考史著作。魏晋南北朝史以其所含正史种类特多，在诸家考史著作中占有较大比重。此外在正史的补表、补志中，涉及此段历史的也较多。乾嘉的务实学风是非常可贵的，在这种学风影响下形成的考史、补史著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乾嘉学者的史学流于饾饤，缺乏新意，没有导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重大突破。
历代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成果不过如此，比之于汉、唐盛世历史，这块学术园地显得非常荒芜。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古人囿于其时代水平，不具备理解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眼光，因而不能从深处思考这段动乱历史的意义和作用，不懂得魏晋南北朝历史为什么会孕育、生成，它为什么又会孕育、生成另一段历史。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启发了中国史家的思想。一部分中国史家继承乾嘉务实学风，超越乾嘉狭隘视野，参考西方史学方法，重新探究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内涵，出现了一批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深受国内外史家景仰的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先生具有爱国思想，具有正直的士大夫情操和博学深思的中国文化习养。他在学术研究方面虽然保持着传统史学的风貌，但是他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却具有全新的内涵。他着眼于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较高的层次上探讨魏晋南北朝历史的脉络所在，提出并解答了许多前人的认识所不能及的问题。他重视以不同的种族、家族、地域、文化为背景的社会集团的活动，从中发现历史的联系和推移，并以之解释各种纷繁的历史现象。他师承乾嘉而又不拘泥于乾嘉，在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中奠定新基础，开辟新途径，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陈寅恪的研究影响了几代史学工作者，近几十年来国内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最有成就的学者，几乎都是陈寅恪的弟子或私淑弟子，而他们的研究工作，基本上都是在陈寅恪的启发下或者是在陈寅恪的基础上进行的。诚然，陈寅恪的功力和成就更多地是在唐史研究方面。但是他的唐史体系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是上承魏晋南北朝史。正是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发现了重大的线索，才使他的唐史结构得以形成。他分析唐史中的文化影响、制度渊源、地域关系、家族传统、政治背景等方面的问题，跟他分析魏晋南北朝史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现在在这里召开魏晋南北朝史学术讨论会时，不能忘记这位硕果累累的先行者。
陈寅恪按照他自己的家世背景、学术素养从事研究，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就达到了一个真正的高峰。陈寅恪晚年继续按照他自己的独特途径从事研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论著。由于他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才吸引了那样多的史学工作者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今天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欣欣向荣，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处于冷落状态了。
但是千余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成果，就其积累总量说来毕竟有限。近年来由于各种干扰，特别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魏晋南北朝史家浪费了不少精力，丧失了不少时间。今天看来，研究工作刚刚恢复，譬如垦荒，房前屋后，道畔水边，凡是方便易垦之处虽然都已有人尽力耕耘，获得成果，但在深远处有待开发的空白还是不少。特别是要靠高瞻远瞩才能看得到的问题，要花大气力才能有成的工作，今天做得还很不够。在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等方面，提出来的新课题并不很多。研究工作往往是围绕着一些老问题进行，而一时似乎又难于取得重大突破。这里让我举例加以说明。
四十多年以前，陈寅恪于《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文中，曾引用《陈书》所载梁末“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乘时而起的资料，认为这是江东“世局之一大变”。陈寅恪识见敏锐而又慎重，他把这一见解列入推论，当含有待证的意思。但是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对这一问题作出深刻而又确凿的验证。“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大量出现在梁末历史上，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突然的事。它必然反映江左腹地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交往，业已达到相当可观的水平。只有这样，在政治上、军事上足以割据一方的豪霸才能出现。他们乘侯景乱后局面而坐大，浮现到了社会的表层，成为尔后陈朝重要的统治力量。但是江南腹地社会经济在六朝时的发展进程究竟如何，达到了怎样的水平，腹地豪霸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政治代表如何逐步兴起，凡此等等都是南朝历史的大事，我们却还没有千方百计地去发掘资料，加以说明。所以就这一点而言，陈寅恪四十多年前提出的问题，现在基本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没有大的进展。所谓江东“世局之一大变”的问题，仍然说不清楚。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辉煌的文治武功尽管多出现于国家统一时期，但是地方经济的发展在分裂时期有时也颇为显著。一般说来，统一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均在首都，只有首都以及首都所仰赖的经济供应线（例如漕运线，商品流通线）附近，首都与重镇之间交通线附近，才有较大的发展机会，此外的广大地区，发展速度要缓慢得多。《史记》所列举的重要都会，多半是分裂的战国时期各国的首都和重镇，而到了秦汉统一时期，大发展的只是长安、洛阳等数处而已，其他大多不再发展，有的甚至趋于衰落。按照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理解长江以南经济、文化开始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不是在统一的秦汉时期，而是在分裂的六朝。梁陈之际南方腹地豪霸纷纷出现，正是南方在分裂时期发展较快的一种反映。从这里看来，我觉得分裂时期的历史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可寻。何况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民族融合现象也多在分裂的年代特别显著。分裂时期的社会变迁和民族变迁，往往为即将重建的国家统一准备更广阔的地域，奠定更厚实的基础。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我听到有些南方省区的同志所作该省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报告，颇有启发。这些报告能够在习见的史料以外发掘本省区的地貌、物产、土壤、气候以及地志、口碑等多种资料，进行探索。如果南方各省都作类似的探索，若干年后探索有成，也许我们对六朝时期南方腹地开发进程能得到较多的了解。这不但可以大大开阔我们对南朝历史研究的视野，而且还可以把陈寅恪所作江东“世局之一大变”的推论加以证实。
当然，仅就这一个方面说来，待研究的也不只是南方各个地区，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分别研究的必要。
从这里我还想到，今后若干年内，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应当在务实的基础上多提出一些新问题加以探索，而不要把研究工作局限在几个老大难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外国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也要多多吸收。探索新问题，借鉴外国，可以丰富我们的思想，有助于寻找解决老大难问题的途径。发展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工作，一需要功力，一需要思想，思和学相辅相成。陈寅恪取得丰硕的成果，原因也在这两个方面。为了矫正长期以来史学研究中空泛的弊病，目前应当把扎扎实实放在第一位，把热热闹闹放到第二位去。也许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能出现较大的突破。也许再有若干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队伍中能出现几个新时代的陈寅恪，他们既有微观的功力，又有宏观的眼光；既熟悉中国传统的史学，又有精深的理论修养，还能够把全世界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尽收眼底。这样，魏晋南北朝史就会成为高水平的学科。不过在这种成就出现以前，我们还是要多研究具体问题，力求多取得具体创获。具体创获哪怕细小，其总和将是可观的。重大问题的解决，有时要依赖长期积累的一点一滴的研究成果。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似乎有这样一种规律：在取得重大突破之前，往往需要一个资料积累和整理的比较冷寂的过程。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对学术知识材料的搜集整理，为资本主义时代学术大发展作了准备。中国乾嘉之学用考据方法整理资料，研究学术，为一个世纪以后人们用新思想来探索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素材。现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同各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一样，处在拨乱反正之后行将起飞的时刻。为了迎接史学研究的高潮，我们应当多做一些具体的扎实的准备工作，并且多培养一些适应这种需要的有功力又有眼光的青年人材。史学研究真正的高潮，说不定更要靠我们的下一辈。
——1983年作。原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1986年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消除“代沟”，共同前进
——《文史哲》笔谈
近几年来，一部分青年史学工作者对当前中国历史研究状况感到不满，认为研究课题不够丰富，思路局限，视野狭窄，方法陈旧。有的年轻人还提出中国史学处在危机之中。他们要求借鉴西方史学，借鉴史学以外的学科包括某些自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对中国史学作若干改造。他们的呼吁和努力，引起了史学界广泛的注意，同好者有之，附和者有之，观望者有之，疑虑者亦有之。这是史学界的止水涟漪，反映了全国改革声中史学界有志青年的新的追求，新的探索，是史学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
史学界同行聚首，常有人议论起上述史学危机问题。凡是几十年风风雨雨的过来人，绝大多数都不同意所谓危机之说。他们认为中国的史学危机确实存在过，持续时间还很长，但是上帝保佑，危机毕竟是过去了，眼下正是埋头苦干的大好时机，不要分散精力。他们估计，以往史学所受摧残曾影响到几代人的身心，后果严重，今天要想立竿见影地出大成果，也许不切实际，但是新成果毕竟是会源源不断地出现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再过一些时日，年青一代史学工作者成熟了，其中完全可能出现一批高手，出现一批富有创造性的划时代的成果。那时候，历史学定会出现真正的新气象。而在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稳扎稳打。所以今天谈史学危机，近于故作危言，并无好处。
青年们则申辩说，现在形势很好，对此并没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只是担心在史学研究有可能腾飞的时候，由于史学工作者几十年生活在学术的闭锁状态而缺乏必要的世界性眼光，缺乏新方法论和技术手段，缺乏时代气息，因而有可能飞不起来。他们认为所谓危机之说由此而发，希望在耸听之余，能起到激励作用。有的青年还抱怨一些年长学者只是感到危机一词的刺耳而听不进年青人理智的呼声，不理解他们在现代化潮流中对史学现状的忧虑，不重视他们为了寻求改革而作的努力。他们认为自己的时代责任感和科学良心被误解了，并因此深感委屈。
也许，这就是当今社会所谓的“代沟”在史学领域的表现。
当然，“代沟”之说也只能是就其倾向性而笼统言之。青年们的思想未必完全一致，年长者对此的看法恐怕也颇有参差。不过，问题既然已摆在我们面前，就希望有更多的史学工作者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彼此讨论，互相沟通。
变革的时代，青年总是最富于创新精神，史学界当然不会例外。创新是一种探索，探索必然有准确有不准确，有成熟有不成熟，有成功有不成功。这些都只能留待实践即史学研究成果来加以检验，而不能预先作出确实而又具体的判断。青年们要求探索的愿望是合理的，我们只能尊重他们这种愿望，切盼他们少走弯路，早获成果。学术的发展，在正常情况下总是后浪推前浪，后人胜前人。如果青年人没有开拓精神，不善于思考，也许只能在前辈后面亦步亦趋。如果这样，他们最多只能出于其师而等于其师，创新、突破、前进就谈不上。国画大师齐白石诫弟子，有“泥我者死”的名言。绘画不能拘泥于师法，否则就会丧失艺术的生命力，史学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近代学术的发展，各学科彼此渗透是必然的事，而且不限于方法论和技术手段。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中任何一个学科出现的、在当时看来是重大的成果，毫无例外地都会反映到史学中来。甚至自然科学的重大进展，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在史学中得到反映。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史学的第一次大改造，与生物科学中进化论思想进入史学领域有重要关系，这是大家所熟知的。社会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被引入历史研究中，对史学的影响尤为深刻，这就更不待言了。计量方法、比较研究方法、比较语言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等等也都或早或迟地被引进历史研究之中，史学界也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电脑用于史学研究，当前更是迫不及待。只要我们对被引进的思想和方法有比较、有取舍、有较充分的理解，较恰当地估计它的价值，不曲解不夸大，而又能用得其所，用得其法，一句话，只要我们能消化而吸收之，这种引进对历史研究是大有好处的。眼下青年们谈论最多的自然科学中的所谓“老三论”、“新三论”，恐怕也应这样看待，只不过要先弄清楚它们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弄清楚它们究竟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与历史科学交叉，为历史科学所用。
较年长的史学工作者出于持重的考虑，总觉得还应当把自己亲身得到的教训，提出来供青年们参考。教训之一就是，理论浮夸风曾使史学研究吃过大亏，千万要注意防止。任何新思想、新方法，即令都很正确，我们对它的内容有较充分的理解，对它的作用也有恰如其分的估计，即令如此，也不能代替每个人扎扎实实的、坚持不懈的具体研究。只有在具体研究中，新思想、新方法的应用确实帮助解决了一些问题，取得了一些实际成果，这些新思想、新方法才算被证明对史学研究是有用的，才会获得较广泛的认同。有志探索的人应当发扬苦学深思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不要企求忽然间得到一种仙方，短期之内不太费力就能解决千百年历史中重大的疑难问题。否则，总有一天会感到大失所望。
借鉴和引进是为了振兴中国史学，这要求我们理解中国史学当前的弱点和优势所在，以便借用新思想、新方法，发扬优势，克服弱点。中国史学的弱点，如前所述，青年们有自己的看法，谈论很多；但中国史学的优势，是否同样受到注意了呢？
在我看来，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最富有历史感的民族之一，所以几千年来才能出现那么多卓越的史学家，留下那么丰富的典籍和研究成果。历代史家潜心著述，磨练出严谨地对待史料的成套方法，讲究扎实的基本功和深厚的史学根柢，并且凝聚为实事求是的传统学风。这应当是中国史家的一大优势。与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相比，中国学者研究的是本国历史，具有对文化背景和文字理解方面的天然优势。只有尊重自己的好传统，发扬自己的优势，练好基本功的人，才最具有强大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像根深柢固的树木最具有强大的摄取养分的能力一样。反之，自己功夫浅，底子薄，想借鉴也是无能为力。我们的先辈史家中富有创新精神而又有丰硕成果的，都是根柢深厚的人，这一点，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家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史家，都是一样。
还有个善于借鉴、善于吸收问题。借鉴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要消而化之。借鉴新的思想，新的方法，不免要引进一些新的术语，新的概念。新术语、新概念如果不能在相当的深度上有机地应用于中国历史的分析，还不能说完成了借鉴的目的。善于借鉴的人，并不以术语、概念取胜，而是将借鉴来的新思想、新方法化为自己的思想和方法，用在具体的研究之中。例如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最有成就的陈寅恪先生，他发挥中国史学的传统优势，汲取西方近代史学的思想和方法，融会贯通而又不露痕迹。有时他仅仅根据并不罕见的史料，以之论证历史问题，却能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他并不多用外来术语，不自诩某学某论。他撰文著书，体裁风貌陈旧，当然不足为法，但无碍于其内容之新颖。他的思想和方法使人感到是中国产品而非舶来品，舶来品已中国化了。前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的成功之作也不是靠术语、概念，而是寓论于史，值得我们学习。
话还得回到“代沟”上来。史学界年长者和年轻人，一般说来各有长短。史学的大发展，归根结底要靠年轻一代。年长者应当尊重年轻人的探索精神，年轻人应当理解年长者的持重态度。年长者与年轻人，在一个时间内研究兴趣可能各有偏重，对学术评价的标准可能并不全同，应当彼此包容，等待实践的检验。只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史学研究，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大家都会心安理得，各得其所，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史学研究中不同意见的存在，对史学的发展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为了繁荣历史科学，年长者多发挥指引作用，年轻人多发扬进取精神；年轻人从年长者潜心学习，博采众长以加速自己的成长，年长者扶持年轻人，鼓励年轻人尽快地超越自己。才人代出，各领风骚，这才是史学界两代之间的正常关系。
所以我确信，作为史学界一时话题的“代沟”应当消除，而且可以消除。只有消除“代沟”，才能共同前进。
——1986年作。原刊《文史哲》1987年第1期
重订本跋
《秦汉魏晋史探微》出版至今，已是第十个年头了。此书上市不久就告脱销，常有友朋同行因购买不到而向我索取，我无以为报。过去与中华书局谈及再版问题，书局意见是可以重印，但不要改动。我觉得既然有该改的地方而不能改了再印，心里不踏实，所以打算等到十年合同期满，另出重订本。现在刊出的，就是那时设想的本子。
重订本有如下几类改动：
一，调换文章 《论东晋门阀政治》这篇文章原在杂志刊出，后来《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已以之作为“后论”，本无须收入本书，所以这次撤掉了。原来还收了纪念翦伯赞教授的文章，“是想借此表达对先辈史家正气的追思，也表示恪遵先生提倡的历史主义”。翦先生一生的最后几年，在席卷全国的极左思潮中顶风而行，大声疾呼，提倡历史主义，影响史学界，也使当时北大历史系的学术方向没有偏到最极端、最荒唐的地步，而先生却以此陷入厄运，终于在文革中殉身。这是他学术生涯中最值得纪念的一页。但是该文迄今已为多种书刊转载，为免重复，这次也撤了。新补入《南北对立时期的彭城丛亭里刘氏》一文，新近又写成《彭城刘氏与佛学成实论的传播》，作为前文的补充，一并刊出。
二，增删和修改 这类变动比较多，有资料性的，有论证性的，也有文字表述方面的。变动之处，字数不论长短，都不另注明。有些资料增补和考证未入正文，作为附注径置页下，与原有之注并列，未加区别。
三，更换文题或增设副题 这类改动都是为了与内容更贴合一些，一般是技术性的，无关文章主旨。
附带说明一下，最后两篇短文，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和《消除“代沟”，共同前进》，与本书格调并不吻合，本想一并撤掉，但终于还是留下来了。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好时代，学术思想很像是宋儒说的“活泼泼地”。我自己一生中的研究工作也差不多集中在那个年代之中。但是那个年代史学界的思想解放毕竟刚刚起步，而学术思想解放是一个渐进过程，气氛是逐步明朗起来的。我们置身其中，有时不免有所犹豫，观望形势，不敢解放；有时又有点急躁，生怕耽误时机，因此引发一些议论。这两篇短文原是有感于此而作的发言。前一篇，是在1983年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闭幕式上的发言，主旨是论证陈寅恪先生对这段历史研究的划时代贡献。这种意见本是史界的共识，并不新鲜，但在当时却是与会者由于学术气氛还不很明朗的缘故，而未曾说出或未曾畅快说出来的。其实我也不是没有犹豫和顾虑，在发言中也说了一些多余的话，这次稍作了删削。后一篇，则是根据1986年该学会年会上的发言宗旨写的，目的是想化解一些青年史学工作者所发“史学危机”警号之后出现的史学界所谓“代沟”隔阂，说说我自己对当时史学研究的一点看法，与青年学者商量。现在，这两篇短文所涉问题都不存在了，而当年的青年史学工作者已成为当前史学领域的主力军。这两篇文章好在字数不多，把它们留在这里，是为了保存转折期思想的一点陈迹，纪念那个“活泼泼”的80年代。套用古人的一句话，算是“述往事，思来者”。
田余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