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史记》记秦王政二十三、二十四年事颇有错简，疑窦不少，史家于此不得不改字求解。但是改字解史同改字解经一样，本来是学者所忌，只有不得已而为之。史料改字必须不悖公认的校勘原则，充分尊重注家成果和前人研究意见，反复斟酌，切忌武断。必改而又缺乏版本依据时尤其要慎重从事。即令这些都做到了，改字解史除了一些明显易见的讹误以外，往往仍不免见仁见智，难于定谳。所以本文辨昌平君之役所作的推断，引前人改字所作的解释，都不敢自信必得其实。前举黄盛璋先生《云梦秦墓两封家信中有关历史地理的问题》一文，对抵牾资料作了新的判断，改动史文较多；黄文中与昌平君有关的一些意见，亦有来自改字生解者。其中颇有可商榷之处，特举出以求正于黄先生。
黄文认为，《编年记》秦王政之二十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有死□属”之文，说明昌平君已死于此年。“有死□属”之句，缺字不好揣度，辞意难求。黄文大概是训有为又，以为“有死□属”的死者就是昌平君。这当然是很难置信的。黄文据此，进一步认定稍后项燕立之为荆王以反秦的人，不是如《史记》所确指的昌平君，而是昌文君。此说如果能够成立，那么《史记》须要改动之文就不止一处了。黄先生对此是否作过周密的考虑？《编年记》二十三年“□□守阳□死。四月，昌文君死”。对此，黄文又猜测前一死者就是项燕，由此认定项燕与昌文君同死此年，以此反证项燕所拥立者确为昌文君而非昌平君。这也给人以穿凿之感。黄文用《编年记》以正《史记》中的抵牾讹误时，作为证据使用的不尽是《编年记》中确凿可辨的文字，而兼有以意补之的或者强为之解的文字，任意性大，缺乏说服力。用这样的方法寻找证据，并据以擅改《史记》文字以成己说，看来是不适宜的。
《楚世家》、《王翦传》都说王翦破楚军于蕲，杀项燕，蕲地在淮北；而《本纪》二十三年又说昌平君反秦于淮南。黄文认为这些材料说的是一件事，但地点不同。他说，《本纪》淮南之说不对，《索隐》引徐广“淮一作江”之说也不对，正确的应是淮北或淮阳。因为，作淮北，与蕲地合；作淮阳，与云梦秦墓木牍家书合。但是这也近于武断。因为秦楚之战既及于淮北之蕲，后来又扩展到了江南，按路线说淮南正好是王翦追逐楚军的必经之地，为什么昌平君反秦就不能在淮南停留呢？前引《史记》不同材料，明说在不同地点，为什么只能是一件事呢？考虑到楚国最后一个都城在淮南寿春，淮南当有一些有利于昌平君停驻的条件，因此否定昌平君反秦于淮南之说就更难认为有理由了。相比之下，如果还是觉得必须改字求解的话，值得考虑的只能是徐广之说，因为徐广毕竟是根据亲眼所见的一种古本《史记》说话的，有版本根据，比黄文的凿空之见，理由要充分得多。当然这也只是根据版本学常识来判断，并非认为徐广之说绝对正确。
黄文对《王翦传》中“李信攻平舆，蒙恬攻寝，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句改字为解，也不妥当。黄文认为由平舆、寝至城父，是由西向东，不是由东向西，于是擅改“而西”为“而东”。但是这一字之解既无助益，还造成了新的麻烦。第一，这段史料疑难的关键之处是，为什么李信要回攻自己的后方城市郢陈。改“西进”为“东进”，并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如果李信率军东进，应当是面朝楚军，为何楚人不是迎头抵挡，而是如《王翦传》所说在秦军后面紧追不舍？第三，如果李信军败真是在郢陈以东或平舆、寝以东之地，战场距秦地日远，秦王为什么会突然感到事态紧迫，以至于惶恐以谢王翦，说出“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的话来？显然，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郢陈出现了不测，引发了颍川郡内旧韩遗民的抗秦斗争，而颍川的斗争又正是仅仅一年以前发生的“新郑反”事件的重演。“新郑反”作为秦灭韩的余波，影响及于郢陈；郢陈楚人反秦的不测事件，又反转过来波及韩人聚集的颍川。既然如此，李信自郢陈“引兵而西”的史料，指西向颍川，意思很明确，无须改字求解了。
这样解释《王翦传》的有关史文，只有一处有待斟酌，即城父的方位问题，而这个问题张守节《正义》本已替我们作了较为完满的解答。《正义》认为城父当作父城，在唐汝州郏城县东，于秦属颍川郡。城父于郢陈为东，但父城于郢陈为西。父城、城父二名，旧籍多有误写。《正义》引服虔曰“城父，楚北境”，即误父城为城父。《元和郡县图志》卷六汝州郏城县条：“本春秋时郑地，后属楚（按此即服虔所谓‘楚北境’），又入于晋，七国时又属韩。至汉以为县，属颍川郡……。父城故城在县东南四十里。”父城战国既为韩地，秦时自多韩国遗民。韩国旧族张良即出于父城。张良自少及长，交游于郢陈一带，并屡有反秦活动。可见这一带韩国遗民响应郢陈昌平君的号召，再起反秦，是完全有基础、有条件的。李信率军自郢陈西趋父城，目的就是镇压韩人反抗。李信父城之败，败于韩楚联军。
五 张楚反秦的两重作用
秦王政力战十年，完成统一。六国遗民慑于秦的威力，暂时放弃了暴力反抗，但仍时有非暴力反抗活动。其中著者，有齐鲁儒生博士讥刺始皇封禅事，孔鲋受陈余挑动藏书事，博士淳于越请复古分封事，以及“始皇帝死而地分”的东郡刻石事，等等。从事非暴力反秦的人物，各国遗民皆有，而以齐国为多。齐国是文化之邦，知识人才众多，反秦舆论易于传播，对秦威胁很大。
但是，武力反秦之事也并非全不足忧，秦始皇所忧主要在楚。秦楚之战激烈而持久，多有反复，在楚国遗民中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亡秦必楚”之说，反映了楚人强烈的复仇愿望。《史记·高祖本纪》谓秦始皇常说：“东南有天子气”，因东游以厌之。东南者楚地，可知秦始皇十分关注楚地动静，随时提防楚地发生反秦暴乱。刘邦居楚地，恐为秦所注视，据说曾以此疑不自安。史籍所见江东的金陵、丹徒、曲阿、由拳等地都有秦始皇东游时掘地厌天子气的记载，而这一带地方都在当年王翦秦军灭楚时扫荡江南的范围之中。这种种事实，决定了秦末武力反秦的发动者和主力军，非楚莫属。以后楚地櫌锄白梃发难反秦之事，证明秦始皇当年的东南之忧是确有根据的。
齐文楚武。秦始皇对齐楚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徙民是其中重要措施之一。秦徙天下豪富十二万家于咸阳，所徙以齐楚居多。《史记·刘敬列传》记刘敬言，秦楚之际，“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所以汉高祖九年徙民，(9)《汉书·高祖纪》谓：“徙齐楚大姓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而不言及三晋和燕。
陈胜首事，张楚成为关东武力反秦的重心所在，齐鲁儒生也纷纷来归陈王，齐文楚武合流了。儒生的鼓荡，对于六国反秦浪潮的推动，很起作用。陈胜张楚的六个月中，楚、赵、燕、齐、魏均已自王。旧韩有张良聚众而韩国名号却未出现，我想是由于颍川密迩陈地，陈胜不允许另立韩王以分楚势之故。
当东方反秦形势蓬勃发展之时，陈胜所遣以楚为旗号的直接攻秦诸将，却一无所成。陈胜初起时，吴广曾建议：“王引兵西击，则野无交兵。”(10)陈胜把西击任务交给身居假王地位的吴广，而吴广之军却被秦军阻于三川。曾在项燕军中视日的陈人周文受命击秦，收兵数十万，入函谷后也被章邯击败自杀。吴广死于部将田臧之手，章邯又击杀田臧。陈胜遣入武关的楚人宋留也滞留南阳，未得入关，后来降秦被杀。西击秦者皆张楚之兵，为陈胜实力所在，但其战斗力之弱却大大出乎意外，死伤损失者占很大的比重。看来此时张楚攻秦并非上策，而树置诸侯以为秦敌却能立刻收到瓦解强秦的实效。
陈胜反秦，必趋据旧楚都城郢陈而称张楚，这是历史条件和时代意识交相作用于陈胜的结果，而不是任意的选择。它有积极的意义，也有消极的意义。张楚既立，反秦浪潮迅猛广阔地从楚地兴起，天下景从响应以击暴秦。没有其他王国能够代替张楚旗号。这是张楚成功的一面，也是主要的一面。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立张楚意味着以楚反秦，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各诸侯王在反秦旗帜下效尤竞立，以至于动摇刚刚树立的统一的政治理念。张楚西击一无所成，而东方诸侯声势却如此浩大，因此只有组织诸侯联合反秦，才有出路。诸侯联合反秦必须有盟主，张楚自然居于盟主地位。这种情况，实质上就是战国末年楚为纵长合纵攻秦的重演。所以，张楚之立，对于统一政治局势的继续维持，又有消极影响，孕育严重后果。
《盐铁论·结和》记载文学论秦末事说：“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陈涉，地夺诸侯。”此话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张楚反秦的两重作用。《史记·天官书》所谓“张楚诸侯并起”，同样是这个意思。司马迁评价陈胜亡秦之功时，也重在陈胜首倡而诸侯并起。《太史公自序》曰：“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陈涉世家》曰：“陈涉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为了亡秦而重演合纵，看来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一步。陈胜未必是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局面。他想独立地西击秦，又想阻止六国王室后人（如魏咎）为王，但毕竟都失败了。
陈胜张楚之立，可以说是诸侯旧地皆王的开端，是“兴灭国”；项梁立楚怀王，可以说是诸侯王室后人皆可兴复的标志，是“继绝世”。(11)“兴灭国，继绝世”，旧典所载，影响至深。陈胜走一步，项氏再走一步，这两步连在一起，使一场农民反秦暴政的战争无可避免地转化为诸侯合纵攻秦。看来在这个关键时刻，历史前进并没有直路可走，非出现“之”字不可。
在关东形势出现如此变化的时候，关中的秦国出现了同步变化的动向，也值得我们留意。
项羽率合纵之师破秦军主力于钜鹿，而刘邦又衔楚怀王之命进入武关。此时，秦国君臣都认识到，保全一统的帝业已绝无可能，去帝称王还不失为自存之计。秦二世曾向赵高求为一郡之王；据说赵高曾与楚约，由他本人灭秦宗室而王关中。《秦始皇本纪》说，二世死，赵高宣告：“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这样，战国七王就一个不差地恢复了。秦去帝称王，贾谊在《过秦论》中是赞许的。但是时势毕竟已变化了；关东诸王虽然可以承认关中王业，但不等于承认秦的故王，嬴秦宗室或旧人欲求保全王位，已经不可能了。子婴为秦王没有多久，就不得不封皇帝信物出降于楚将刘邦。秦降于楚，“亡秦必楚”的话终于应验了。但是另一个同时出现的结果，却是帝业回归于王业。要想再造帝业，必须经过一场严重的斗争，这就是刘邦、项羽之战，这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又似当年的秦灭六国。
国内史家往往把秦末战争区分为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即秦楚之战和楚汉之战，前一阶段的农民战争转化为后一阶段的争夺统治权力的战争。我现在认为，不论如何区分阶段，也不论以何者为转化标志，都须得承认如下的事实，即秦楚战争和楚汉战争一脉相承，其性质既能转化，必有足以形成转化的内在条件。这种内在条件，我认为就包含在陈胜张楚反秦的称号之中。张楚足以反秦，张楚也足以引发诸侯竞起。竞起的诸侯中，始终以楚的声势最大。由此演化为项羽、刘邦之争，而实际上项羽、刘邦皆楚，这个楚，又是继承陈胜张楚而来。
《义门读书记》卷一三引冯钝吟曰：“楚兵初起，忧在亡秦，须立六国以树党。六国立，则秦已失天下，独有关中耳。秦已灭，则患在诸侯。尽徙故王王恶地，羽之谋也。此亦有不得已者，但不知桓、文处此当何如耳！”(12)项羽面对亡秦以后的一盘残局，确有难于下手的隐衷，被冯班觉察到了。项羽不会自安于称楚王而长久地与诸侯王并立，不会眼看着业已空出的帝位而毫不动心。所以他除了在分封诸侯王中隐伏心机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动作。第一步，他把楚怀王升格为楚义帝，以楚帝代替秦帝的法统地位，并就此承认帝业的合法性。他自己则暂居西楚霸王，继续作诸侯的盟主。第二步，他徙义帝于郴而又杀之，这样就使楚帝名号暂时空悬起来，使自己有静观待变、斟酌处理的余地。第三步，他合乎逻辑的措置是，作好各种善后以后，自己名正言顺地登上楚帝的宝座。但是项羽没有迈开这最后一步，形势就急遽变化，自己立刻由主动变为被动，作楚帝的机会也永远消失了。
代项羽完成帝业的刘邦，此时虽然用的是汉王名义，但是如前所述，他渊源于楚，是楚的一部分。项羽称帝不成，并不意味着楚不能帝。不过要夺取帝业，只有楚的名分还不够，还必须据有当年秦灭六国的形势。我们看到，当渊源于楚的汉王刘邦东向与诸侯盟主楚王项羽交锋之时，他确实是不期而然地居于当年秦始皇灭六国的地位。客观形势要求居关中的刘邦之楚消灭居关东的项羽之楚，步秦始皇的后尘，再造帝业。这又出现了反秦而又不得不承秦的问题，出现了以后的汉承秦制，首先而又最根本的是承秦帝制。以帝制为标志，张楚以来历史所呈现的“之”字路走到头了。只是张楚犹有余波，表现为汉初关东诸侯王问题迭起，扰攘达数十年之久，在数十年扰攘中，楚的名号总是反复出现。
《史记·六国年表·序》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太史公造作三代兴灭之词，意在烘托秦汉。汉胎于楚，作事在东南;而收功实于秦，地在西北。我疑太史公是据秦时政治风谣敷衍成说，而“东南有天子气”就是其时极为敏感的一则风谣。西北之秦警惕东南之楚，盖源于秦楚的历史关系。东西畛域之别甚至影响千年之久，何止于汉！
回顾战国末年秦灭六国之际，韩、楚犄角而立，新郑、郢陈不宁，李信、王翦攻楚，项燕、昌平君反秦等一系列事件，决定了秦灭六国后“亡秦必楚”之说的流行和秦始皇的东南之忧。不久，戍卒作难，张楚自号，郢陈建旗，项氏北归，怀王继统，刘邦灭秦，这一系列决定时局进程的大事，又无一不是过去秦楚关系的自然发展。特别是张楚自号于陈，与十余年前昌平君易帜反秦于陈之事，甚多相似之处。陈胜召与计事的陈地三老、豪杰，无疑多是当年昌平君郢陈反秦之役的见证人，甚至可能是参加者。张楚之立，重新开始了秦楚之争；刘邦灭秦，完成了张楚之军西击强秦所未曾完成的任务。秦楚之争，最后的胜利者是楚。胜利的楚以刘邦为代表，转化为汉的皇权，这同时又是秦始皇已开其端的统一的回归，帝业的胜利。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13)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三嬗，谓张楚、项氏（含楚怀王）、汉家。其实，三嬗皆楚。三嬗而获成功，谓汉承秦而成帝业。号令三嬗，意味着历史上的秦楚之争从秦末张楚以来，尽管一再变更形式，但终于以楚的胜利宣告结束，虽然胜利了的新朝并不称楚，而称为汉。
秦楚之际风云诡谲，事态纷纭，它昭示于后人的历史结论，一是非张楚不能灭秦，二是非承秦不能立汉。灭秦和承秦，相反而又相成，其间都有楚作为中介。这就是本文主旨所在。(14)
〔后记〕 从汉墓张楚帛书论及汉初重张楚问题，不可忽略汉高祖刘邦对张楚的态度。《史记·高祖本纪》十二年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厘王、齐湣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陈胜守冢之数，《汉书·高帝纪》亦作十家。而《史记·陈涉世家》记载详明，谓“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汉书·陈胜传》又缀以“王莽败，乃绝”之语，足见确凿可信。陈胜守冢之数优于秦始皇及其他六国君长，表明汉高祖对张楚的特殊态度。对于楚义帝，汉五年以义帝无后，曾立韩信为楚王以存恤楚众，但旋即降韩信为侯而别以刘交王楚，为同姓王。对于项羽，只是承认他受自义帝的鲁公封号，以礼发丧，并以项氏有功者四人为汉列侯而已。相比之下，汉高祖重张楚而不重义帝法统，更清楚可见。《容斋随笔》卷九“楚怀王”条曰：“高祖尝下诏，以秦皇帝、楚隐王亡后，为置守冢，并及魏、齐、赵三王，而义帝乃高祖故君，独缺不问，岂简策脱佚乎？”在我看来，洪迈此处所疑简策脱佚，并无根据。高祖为陈胜而不为义帝置守冢，而且户数多，优于其他帝王，正是由于汉初特重张楚法统的缘故。
——原刊《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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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种意见分见《文物》1975年第5期，以及《文史哲》1979年第5期和第6期所载刘乃和、鲍善淳、张政烺诸文。
(2) 上引诸家清人论述，分见吴非《楚汉帝月表》及汪越撰、徐克范补《读史记十表》，引文均据《二十五史补编》。
(3) 高敏《云梦秦简初探》解释《史记·秦始皇本纪》“十六年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的文字时，认为腾本是韩南阳假守，于此年降秦，为秦效力（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增订本，第35页）。这一解释于情理不合，难以成立。因为，如果腾真是韩南阳假守之降秦者，那么秦国以新纳的这一名降将出任秦王辇下的内史，旋又以腾率秦军灭其本国，掳其旧君，这显然是难以置信的。此时的秦国并不缺乏优良的军事人才，完全没有如此重用降人的必要。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五于此句之后有“附案：此句疑有讹脱。方氏《补正》曰：‘发卒受韩南阳地，而使内史腾为假守也。’”此说比较合理可信。
(4) 《读云梦秦简〈编年记〉书后》，见《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
(5) 两封书信的释文见《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座秦墓发掘报告》，《文物》1976年第9期。考证见黄盛璋《云梦秦墓两封家信中有关历史地理的问题》，《文物》1980年第8期。黄文考证中的某些见解，本文下节另有商榷。
(6) 这里有个疑问。木牍家书说秦军“攻反城久”，而《王翦传》却说秦军久守不攻，直至楚军东退，因而追之，大破楚军，至于蕲南云云。两处所叙战争状况，一说攻，一说守，显然不一致。这是不是说，王翦野战，坚壁待机以拼实力，是主战场的行动；而木牍家书所说攻反城淮阳，只是配合主战场的行动呢？王翦此次出征，的确还有其他战事为本传所未载者，如《本纪》：“取陈以南至平舆。”本传所载，似乎只是王翦主力一次战斗的特写而已。
(7) 曾见有人引用《南康军图经·纪游集》佚文，著录此事，亦谓楚康王即是楚怀王之子。按《南康军图经》已不存，《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不著录，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所考南康军诸经诸志无有带《纪游集》篇名者，皆与上举《图经》不类。所以上举《图经》佚文不知自何处引来。据《舆地纪胜》卷二五，星子于太平兴国一年置县；《元丰九域志》卷六江南东路条有“南康军，太平兴国七年以江州星子县置军，治星子县”；《新定九域志》古迹卷六南康军条有《图经》之名，应当就是《南康军图经》。因此知上举之《南康军图经》定非伪出，当是祥符时诸图经中的一种，但莫能详。近读《文史》第二十七辑陆振岳《图经述略》一文，也还未获得解答上举问题所需的资料。
(8) 《史记·春申君列传》熊悍立为楚王（楚幽王，时即秦王政之九年），《索隐》曰：“按楚悍有母弟犹，犹有庶兄负刍及昌平君。”据此，知昌平君与楚幽王及楚王负刍均为兄弟行辈，后来项燕立昌平君为楚王以抗秦，正是以他继承亡于寿春的楚王负刍。有了此条资料，昌平君事迹就更便于叙述和理解。此条资料本文原来失检，是我的疏失，现补注于此。本文内涉及昌平君的文字，仍存其旧，不一一斟酌改动，请读者留意。
(9) 汉高祖九年徙民，十年就有被徙者亡走之事。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记高祖十年七月京兆湖县令状等奏劾齐国族田氏徙处长安，田氏女子袭用他人文书阑出函谷关，欲还临淄，被获，以“亡之诸侯论”，送者齐人以“从诸侯来诱论”。此资料甚可贵。见《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奏谳书》释文见此书第214页。
(10) 见《文选》卷二四注引《楚汉春秋》。
(11) 陈胜是反对继绝世的。《孔丛子·答问》孔鲋建议陈胜“兴亡继绝，以为政首”，陈胜没有拒绝“兴亡”，却拒绝“继绝”。他说：“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
(12) 冯钝吟即冯班，有《钝吟杂录》十卷，《四库全书总目》入子部杂家类，班侄冯武辑，何焯评。此处何焯引入《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1987年）之语，不见于《丛书集成》本中的《钝吟杂录》。何焯谓冯班“著书无定所”，“没后多散佚”，所以冯武所辑不全。冯班生于万历季年，死时近七十。何焯生卒年为1661—1722，晚于冯班不数十年。何焯此处所引，大概是后出的冯班佚文为何焯所知者。《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存目八有《冯定远集》11卷。
(13) 《史记·太史公自序》作八年，较胜。八年，起陈胜张楚，止刘邦称帝。五年之说若非错简，则可能有二解。一，指陈胜张楚至汉王之立（或义帝被杀），首尾五年；二，如汪越《读史记十表》卷四所云，指汉王始封至称帝，亦五年。不过此二解释都不能涵盖“号令三嬗”的全过程。
(14)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和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一书，拓展了本文的论点，对于秦—楚—汉历史的错综关系有进一步的研究论证，请参读。
论轮台诏
一 轮台诏颁布的时机
《汉书·西域传》班固赞曰：汉武帝制匈奴，通西域，“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汉武帝在反击匈奴的长期过程中，开边兴利，继往开来，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竭天下民力资财以奉其政，数十载无宁日，加之以重刑罚，穷奢丽，弄鬼神，终使民怨沸腾，社会后果极其严重。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汉武帝要保存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必须及时地在政策上实现转折，使社会安定下来，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政策的转折出现于征和四年（前89），(1)也就是汉武帝死前二年。这一年，汉武帝所颁布的轮台“哀痛之诏”，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它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
轮台之诏的颁布，不能说是及时的。在征和以前的若干年，出现过需要转折也有可能实现转折的时机，但汉武帝丧失了这种时机，延误了转折，从而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和政局的动乱。
汉武帝的统治，前后历五十四年之久。在他统治的最早一个时期，约当建元元年至元光二年（前140—前133），西汉社会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还是升平治世的景象。《史记·平准书》曰：“至今上（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盐铁论·国疾》载大夫之言曰：“文景之际，建元之始，民朴而归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又载贤良之言曰：“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安。”其时虽有闽越用兵之事，但规模不大，对社会无甚影响。
元光二年，汉武帝开始了大规模的用兵。《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自是（按指元光二年）始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汉书·萧望之传》载张敞曰：“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所谓三十余年，具体说是三十二年。《汉书·西域传·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曰：“自元光二年谋马邑，诱单于，绝和亲，为用兵之始。其后连年用兵，至太初三年西域贡献，凡三十二年。”按元光二年至太初三年（前133—前102），是西汉历史的重要年代，汉武帝的全部事业，几乎都是在这三十二年中完成的，其中除四出征伐外，还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意识形态的改革，还有如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等项政治、军事制度的改革，还有如统一货币、管盐铁、立平准均输制等项经济制度的改革，等等。河决瓠子夺淮入海，为害武帝一朝达二十余年之久，也是在这个时间之内修复的。
但是，如果细细考察汉武帝在这三十二年中完成的每一项事业的具体时间，我们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事项都是元狩（前122—前117）、元鼎（前116—前111）年间做成的；有少数完成于元封年间（前110—前105）；只有伐大宛一件事在元封以后，而伐大宛虽然事出有因，但并不是必要的。如果不计伐大宛这件并非必要之事，那么汉武帝在元封年间已经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从此着手实行政策的转折，应当说正是时候。
元封是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年号，它是以举行封禅典礼而得名的。封禅典礼盛大隆重，时人非常重视。《史记·太史公自序》谓司马谈不得参预大典，“发愤且卒”。封禅的意义，据《汉书·武帝纪》注引孟康所说，是“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汉武帝认为自己该办的事都已经或都即将办完，可以说已经到了“功成治定”的时候，才于元封元年举行封禅大典，并使用元封年号。这就是说，在元封年间实行政策的转变，应当是汉武帝考虑过的。
还应看到，元封年间已经出现了较大的社会险象。《汉书·石奋传》附《石庆传》：“元封四年（前107），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適（谪）之。”武帝反对谪徙，案问御史大夫以下议为请者，又诏报丞相石庆曰：“今流民愈多，计文不改。(2)君不绳责长吏，而请以兴徙四十万口，(3)摇荡百姓……。”流民问题并不始于此年。在此之前，由于连年兴发和重赋，已有不少农民弃业流亡。加之以“吏多私，征求无已，去者便，居者扰”，使流民问题更加严重。汉武帝制定了流民法“以禁重赋”，结果仍然是“官旷民愁，盗贼公行”，以至出现流民二百万口的严重局面。这是农民对汉武帝政策的严重抗议。如果官府处置不慎，势必进一步“摇荡百姓”，其后果武帝是知道的。所以他才案问御史以下议请谪徙者，并重责丞相石庆，以图平息事端。从这里看来，武帝在元封年间改变政策以安百姓，也完全是形势所必需的。
《资治通鉴·汉纪》征和二年，有一长段叙述巫蛊之狱始末的文字，内容非常重要，但不见于《史》、《汉》及今存北宋以前其他有关史籍。其中有几句追述汉武帝对大将军卫青所说的话：“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4)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汉武帝以历史为鉴，对于自己所行诸事进行反省，认为这些事情虽属必要但毕竟是劳民之举，文词是恳切的。他料到后世如不改变轨辙，继续劳民，就会出现秦朝那样的速亡局面。这种推测符合情理，也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他以劳民为念而思所以改弦更张，更是难能可贵。他在局面还没有发展到像征和年间那样接近于失去控制之时，就认识到这一点。卫青死于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说此话的时间下限不能晚于此年，上限当在元封中或更早一些。这是我们能够见到的汉武帝表示有必要改变政策的最早记载，它出于汉武帝的郑重思考，而不是敷衍之辞。
转变政策既然早已有必要又有可能，汉武帝对此也有所认识，为什么他要迟到征和末年自己临死前，才在轮台诏中确认这种转变呢？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从史籍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只能从事态发展中探寻迹象，进行分析。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汉武帝对开边之事心里无数，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适可而止；另一个原因是，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矛盾制约着转变政策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汉武帝在完成积极事业的过程中，该止步的时候没有止步。他师心自用，侥幸求逞，使自己走向相反方向，因而延误了政策转变的时间。只是到了最后时刻，他才下决心颁布轮台“哀痛之诏”，力图挽回将颓的局势。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汉武帝的目的应当说基本达到了。班固所做“仁圣之所悔”的评论，对汉武帝来说大体上是合适的。
下面，我们拟围绕卫太子问题和开边事态这两个方面试作剖析，以探索征和四年轮台之诏的具体背景，并论证其他相关问题。
二 汉武帝与戾太子的潜在矛盾
上引《资治通鉴》汉武帝对卫青所说的话，是《通鉴》一段长文的一部分。这段长文在上引文之前说：“初，上年二十九，乃有戾太子（按卫太子谥戾），甚爱之。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闳，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皇后、太子宠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觉之，谓大将军青曰……”，云云。
皇后卫子夫是卫青之姊，卫太子刘据是卫青之甥。卫子夫以生子刘据而得立为皇后，刘据之贵宠可知。刘据生于元朔元年（前128），元狩元年（前122）立为太子时年七岁。其时武帝开边、兴利、改制、用法，事业蓬勃发展。他留心观察太子的才能志向，希望同自己一样具有雄才大略，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当他清楚太子“仁恕温谨”的秉赋之后，“嫌其材能少，不类己”，(5)才逐渐产生了不满。加上其余皇子陆续出生，继嗣有了选择的余地，因此，皇后、太子也就渐渐由宠盛变为宠衰了。这里面，卫皇后宠衰与卫太子宠衰关系密切，卫太子宠衰主要是由于他的才能志向不能称武帝开边兴利之意。可以看出，宫廷里这一变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政治性，而不只是其他原因如色衰之类。
《通鉴》在提到“亡秦之迹”的话以后接着说：“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耶？可以意晓之。”这些话无疑是为了安皇后，安太子，也无疑是为了安卫青，安卫氏家族。但事情并不止此。这个时候，武帝确也需要太子这样的继嗣来“安天下”。所以他并没有由于元封五年卫青之死而废黜宠衰的皇后和太子。自此到征和二年，其间有十六年，皇后和太子的地位都无变化。看来由于情况的复杂性，在对待皇后、太子的问题上，汉武帝有一段相当长的犹豫过程。
《通鉴》继续写道：“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羽，故太子誉少而毁多。”
武帝既不满意卫太子“仁恕温谨”，又怕“亡秦之迹”再现；而要避免重蹈“亡秦之迹”，又正需要像卫太子那样堪为“守文”的人作为继嗣。这显然是矛盾的根源。其实在当时，武帝仍然深信自己的统治是稳固的，并不认为真会出现“亡秦”的结局。他认为，“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显然，他还没有打定主意在自己统治的时间内转变政策方向。他担心的是“后世”，也就是自己身后太子即位之时。他把转变政策之事付托给太子。所谓“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以及告诫后世不要“如朕所为”，就是这个意思。至于他自己，那还是要继续“出兵征伐”，还是要继续“变更制度”。太初年间追匈奴，伐大宛，改正朔，易服色等，就是武帝这种思想的表现。这个时期，武帝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上述矛盾在将来有可能导致不幸的后果。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矛盾确实在起着作用。卫太子与汉武帝比较，有不同的思想品格，有不同的统治政策。在武帝和太子并存的长时间里，朝廷中自然存在着两类官僚。一类是追随武帝的开边、兴利、改制、用法之臣，他们是多数；一类是拥护“守文”的太子的所谓“宽厚长者”，他们是少数。(6)武帝和太子既然各有一班为自己效力的臣僚，他们的关系就超越了宫廷生活中的父子关系和个人权势关系，而具有朝廷中两种相矛盾的政治势力的性质。这两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在形势变化的时候，有可能激化起来，表现为武帝与太子的不可两立的抗争。
上引《通鉴》记事写清楚了武帝与太子冲突的两种政见的性质，(7)但是理当作为原始资料看待的《汉书》却把这一冲突全部写成争宠、泄忿。《汉书·戾太子传》说：“武帝末，卫皇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遂有巫蛊之狱导致卫皇后和卫太子之死云云。两相比较，《通鉴》比较深刻，在史识上胜过《汉书》一筹。《通鉴》又认为元封以后武帝与太子疏远，仅仅是由于卫青死，卫太子失去了可以凭依的强有力的外家，因而臣下竞构太子的缘故。考虑到巫蛊之狱卫氏族灭的后果，此说不为无因；但仅仅如此而不究及武帝、太子政见的不同，似乎又离开了《通鉴》本来的观点，离开了历史的深度。
三 巫蛊之狱的政治意义
汉武帝与卫太子的公开冲突，爆发于征和二年，这就是巫蛊之狱。
汉武帝时，巫蛊作为一种迷信活动，在宫廷内外都很流行。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废陈皇后，张汤“治陈皇后巫蛊狱，深竟党与”，(8)“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9)其时巫蛊之术一般是埋木偶于土中，咒诅祀祷，认为咒诅必定应在仇家。巫蛊之事易于被判定咒诅皇帝，大逆不道，所以在纠纷杂出的汉武帝时期屡次成为兴动大狱的罪名。《汉书·西域传》：“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汉〕军。”参以《匈奴传》、《戾太子传》、《江充传》等胡巫参与巫蛊的资料，中外学人疑巫蛊之术或与匈奴习俗有关，不无道理。
大规模的巫蛊之狱发生在征和年间。其时公孙贺为丞相，贺子敬声为太仆，父子被告使巫祀诅武帝，并于武帝经行驰道埋偶人。征和二年（前91）正月，贺、敬声俱死狱中。这时武帝卧病甘泉宫，水衡都尉江充建言巫蛊为祟，欲乘机陷害太子及皇后。武帝使江充为绣衣使者治巫蛊狱，江充率胡巫掘地求偶人，扬言得之于太子宫。太子使客诈为武帝诏捕斩江充，并发兵凡数万众以拒官军。武帝命丞相刘屈氂与太子战，并收卫皇后玺绶，卫皇后自杀。(10)太子败走湖县（在今河南灵宝境），旋以被围自经。太子死后，屡有人言江充之奸。征和三年，高庙寝郎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11)武帝经受激烈震动后，有所感悟，谓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因此立拜田千秋为大鸿胪，数月，以之代刘屈氂为丞相，并族灭江充之家。武帝还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并对卫太子问题一步一步地进行昭雪。
据《汉书·江充传》，江充曾为绣衣使者，“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卫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江充以之属吏，遂与太子有隙，恐太子得立对自己不利，乃引祸以陷太子。《传》文说江充“奸讹”(12)，“由疏陷亲”，可能都是事实。但是规模这样大的直接针对皇室至亲的巫蛊之狱，除了出于江充个人恩怨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呢？
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巫蛊之祸》条曰：“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木将腐，蠹实生之；物将坏，虫实生之。是时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杀，李陵所谓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祸之所被，以妻则卫皇后，以子则戾园（按即卫太子），以兄子则屈氂，以女则诸邑、阳石公主，以妇则史良娣，以孙则史皇孙。骨肉之酷如此，岂复顾他人哉！且两公主实卫后所生，太子未败数月前皆已下狱诛死，则其母与兄岂有全理？固不待于江充之谮也。”洪迈的意思是说有武帝之朽，才有江充之谮，并一一举出被杀之人，以说明武帝对“骨肉之酷”。洪迈这些话都是事实。但是我们从这里看到另一问题，即被杀者中除刘屈氂以外，(13)全部是卫氏家族人物，卫皇后及其子、女、媳、孙。卫皇后二女诸邑、阳石公主，征和二年四月死在公孙贺一案中，而公孙贺一案即是卫太子巫蛊之狱的前奏。卫皇后的血亲被杀而洪迈未录者，还有姊卫君孺和弟子卫伉，(14)以及外孙曹宗。(15)卫皇后其他戚串，死者更多。据《汉书·外戚传》说：巫蛊狱兴，“卫氏悉灭”。可以说，公孙贺之狱与卫太子之狱，都是针对卫氏而发的，其目的是为了更换后宫和更换继嗣，而更换继嗣是更为主要的目的。前面说过，江充兴狱，意在太子。江充掘偶之时，太子少傅石德谓太子曰：“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16)江充和刘屈氂所行，客观上都是在实现汉武帝改换继嗣这一政治目的。石德点破“秦扶苏事”，是洞悉当时政局底蕴之谈。
洪迈所论汉武帝“骨肉之酷”，并非特指卫皇后和卫太子，所以把汉家宗室的刘屈氂也列在皇后、太子一起。其实，刘屈氂被杀属于另一矛盾。刘屈氂与李广利是儿女亲家，李广利女嫁刘屈氂子。李广利妹即汉武帝李夫人。李夫人生子昌邑王髆。刘屈氂与卫太子死战，意在除卫太子而以昌邑王髆代为太子。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谓刘屈氂对卫太子“必出于死战，此其心欲为昌邑王地耳！太子诛，而王以次受天下，路人知之矣。其要结李广利，徇姻娅而树庶孽，屈氂之慝，非一日之积矣”。卫太子既死，刘屈氂、李广利相约早立昌邑王髆。但是此时汉武帝并未属意诸庶子。由于这个原因，同时出于巨变之后的复杂感情，汉武帝以巫蛊咒诅罪名腰斩了刘屈氂，并收系李广利妻。其时李广利已出征匈奴，闻讯后向匈奴投降。
事端突起、头绪纷繁的巫蛊之狱导致改换继嗣的后果，而改换继嗣又同卫太子“仁恕温谨”和“守文”的秉赋颇有关系。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巫蛊之狱中卫太子的对手江充那里看到旁证。
《盐铁论·国疾》贤良曰：“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安。其后邪臣各以伎艺，亏乱至治，外障山海，内兴诸利。杨可告缗，江充禁服，张大夫（汤）革令，杜周治狱，罚赎科適（谪），微细并行，不可胜载。……圣主觉焉，乃刑戮充等。”江充禁服，指的就是江充为使者禁察车服逾制之事，在贤良看来，这事远远不是一种权宜督察的细小事故，而是与兴利用法诸大事相当；而江充其人也不只是一个奸伪小人，而是与兴利用法的张汤、杜周、杨可并列的重要政治人物。至于说“圣主刑戮充等”，似不准确。我们知道，张汤系自杀而死，杜周病死，杨可不知所终，而江充则是被卫太子杀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