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万斯同《魏方镇年表》谓，霸以都督青州军事征为执金吾，不确。臧霸未尝至青州，而曹休已于两年前都督青徐，均见前考。又，执金吾在两汉为宿卫重臣，入魏后转冗散，魏史籍中不见执金吾参预重大军政活动资料。
(19) 赵一清《稿本三国志注补·魏志·于禁传》，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
(20)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吴黄武三年（即魏黄初五年）“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吴将徐盛此时于石头至江乘作疑城，布列战舰。《徐盛传》注引《魏氏春秋》：“文帝叹曰：‘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也。’”
(21)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注引《吴录》，是役，“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
(22) 《太平御览》卷九五引虞预《晋书》。按王基私淑郑玄，《晋书·刘聪载记》李弘谓基为“当世大儒”。《金石萃编》卷二四有王基断碑，钱大昕跋称基为“东土名士”。
(23) 《史记·河渠书》：“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鸿字衍。
(24) 《续汉书·地理志》：广陵郡东阳县，“故属临淮，有长洲泽，吴王濞太仓在此”。东阳偏西，不在当时中渎水道上，而接近当时的泗口，疑即周亚夫所攻之处。焦循《邗记》卷一，于东阳地望另有说，不备录。
(25) 此山阳当即《蒋济传》文帝所谓山阳池，《通鉴》作山阳湖，在津湖附近，不是郡县之名。据《宋书·州郡志》，山阳郡及其治所山阳县，均置于东晋义熙中。但《晋书》庾冰、桓温等传于义熙以前已屡见山阳之名，而且所指并非池、湖。此问题尚待考证。
(26) 江淮之间交通，水陆都可通行，至少西汉时已是如此。《汉书·枚乘传》载乘谏吴王濞书，谓“转粟西乡（向），陆行不绝，水行满河”。枚乘是淮阴人，所说交通情况当是根据本人见闻。
(27) 《三国志·魏书·蒋济传》文帝语。
(28) 永和为东汉顺帝、东晋穆帝以及后秦姚泓、北凉沮渠牧犍年号，兴宁为东晋哀帝年号。这两个年号，与《水经注》这段文字的内容在年代上均不相当，无从是正。
(29) 近年刊行的有关出版物，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不一致的。例如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西晋诸图，所绘中渎水道向东绕行，东晋之图则改为南北直行，显然符合“陈敏穿沟”之说；《辞海》“邗沟”条则符合“陈登穿沟”之说。
(30) 在匡琦作战的孙吴军队，系张昭所统。《三国志·吴书·张昭传》注引《吴书》：“权征合肥，命昭别讨匡琦。”
(31) 陈敏有在丹阳郡开练湖水利的记录，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
(32) 刘文淇《扬州水道记》据“贯射阳而望邗沟”，认为中渎水至白马湖后又向东流入射阳湖，再折向西北入淮。其所附之图，与杨守敬《水经注图》所绘于白马湖径北入淮者不同。
(33) 《宋书·谢灵运传》。赋题疑有误字。甬城当作角城。《水经·淮水注》：“淮泗之会，即角城也。”杨守敬《水经注疏》有说。
(34) 吴军袭击之例，如前引建安五年孙吴军与陈登军战于射阳附近的匡琦城；黄初六年之役曹丕撤军时，孙韶以轻兵过江袭击；青龙二年，孙韶率兵由中渎水入淮。又，吴军亦得由海道入淮，溯流西上。《三国志·魏书·傅嘏传》，嘉平中，吴将诸葛恪扬言欲向青徐，嘏谓：“不过遣偏师小将素习水军者乘海溯流，示动青徐，恪自并兵来向淮南耳。”
(35) 见《文选》卷三四。
(36) 后来祖逖中流击楫，也是在这水天一色，风急浪高的茫茫海口，险恶的自然条件，使他“有如大江”的誓言更显得激昂悲壮。事见《晋书·祖逖传》。
(37) 《三国志·吴书·步骘传》及《初学记》卷六引。
(38) 长江古称天险，但其长难卫，是弱点。《文选》卷四二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曰：“……若恃水战，临江塞要，欲令王师终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战千里，情巧万端，……江河虽广，其长难卫也。”这是指长江中下游而言。陆机《辨亡论》陆逊喻长江为长蛇，指上游而言，亦其长难卫之意。塞江之说，三国议者甚多。《三国志·吴书·孙奂传》注引《江表传》，孙权欲自武昌还都建业，令百官议上游防御之策，“诸将或陈宜立栅夏口，或言宜重设铁锁者，权皆以为非计”。《辨亡论》谓“蜀之初亡，朝臣异谋，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晋书·吾彦传》吾彦为吴国建平太守，王濬楼船下益州时，“彦乃辄为铁锁横断江路”，以滞晋师。
(39) 《华阳国志·后贤志》。
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
这篇文章要讨论的，只限于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不涉及他的艺术形象问题。我觉得应当这样来看曹操：第一，主要看他比他的先辈和同辈多做了哪些好事，而不是看他做了哪些别人都做过的坏事；第二，主要看他所作所为的客观作用，而不是看主观动机。
曹操打过黄巾，而且不只一次。屠杀兵民的事更多，但要作具体分析。有的显然是被夸大了的，例如杀戮徐州人民的事就是这样。有的限于史料，一时还辨别不清，例如坑袁绍降卒的事，《献帝起居注》载曹操自己的奏书，说斩首七万余级，这出自曹操之口，有虚报邀功之嫌。因为破“贼”文书以一为十，是当时的惯例，见《国渊传》。但也有些是确凿不移的，例如屠城的事。他屠过中原的城市，也屠过乌桓占领的柳城。缪袭《魏鼓吹十二曲》有《克官渡》篇，赞扬“屠城破邑，神武遂章”；还有《屠柳城》的专篇，均见《宋书·乐志》。这些都无须为曹操粉饰辩解。不管怎样，这类坏事有好多同辈人都做过，差别不过是五十步百步而已。而曹操统一北方的事业，以及与统一有关的许多活动，却是同辈人没有做过的好事。虽然曹操是抱着他自己的企图来做这些事的，但是这些事情的客观作用，却超过了他的主观意愿。论述曹操，应当从这些方面着眼。
曹操是一个“好皇帝”，但是任何皇帝都不可能不压迫人民，这是铁的事实。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历史的前进，总是由人民群众付出沉重的代价，忍受程度不同的痛苦换来的。
我不打算对曹操问题作全面的分析，只就曹操统一北方的作用，曹操超过同辈人的一些地方以及曹操的思想等几个方面，谈一谈我的看法。
一 走统一的路
统一是秦、汉以来中国历史的必由之路。曹操完成了中国北部的统一，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巩固了统一，这是曹操在历史上最值得肯定的地方。统一北方是他一生事业中的一根经线，曹操其他的进步活动，都可以同这根经线相联系。这是第一。
曹操是在分裂倾向严重的情况下统一北方的，这就增加了统一事业的艰苦性，因而曹操的历史作用也就显得更为重大。这是第二。
曹操统一了北方，也即是最大限度地完成了当时统一的历史使命。一口气把南方也统一起来，当然更好。但是在曹操的年代要做到全国统一，客观上的困难，是难以克服的。这是第三。
现在就按这三层意思，依次加以分析。
统一使豪强之间破坏性的火并战争大大减少，使人民少受死亡流徙的痛苦，使生产多少得到一点保障。统一也使保卫边疆成为可能。统一是件好事，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有的学者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只有封建社会末期才会产生消灭封建世界的政治割据的要求，而在三国时候自然经济完全占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曹操所进行的统一战争是完全肯定的话，不是和当时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不相符合吗？这种见解我不同意。要论曹操的统一好不好，只有拿统一以前的社会状况来比较。那时大的割据者连州跨郡，小的纵横乡聚，没有一天宁静的时候，也没有多少人能够进行生产。割据者谁也没有长久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这难道是符合“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正常现象吗？人民群众和没有完全丧失理性的统治者，都是渴望统一的。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高深的道理。要是没有曹操，别人也会来搞统一。
三国时代是否非有一个长期的几十个势力彼此角逐的分裂局面不可呢？当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局部统一之后，我们是否还应当说，最好等到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出现的时候再去统一呢？
在古代中国，在秦汉以来的国家中，封建割据的分裂倾向和事实上存在的统一，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我们并不否认，在封建割据倾向强烈，政治上无力维持统一的时候，统一帝国是会瓦解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使分裂局面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抑制的可能性，也还存在。三国时候，北方自然经济倾向的增长，远没有达到一州一郡，甚至一县一乡可以关起大门来独立生存的程度。这时候，统一的历史已经存在过四百年，统一仍然是全社会一致的强烈愿望，统一逐步实现，是完全合乎常规的。谁都知道客观规律不可逾越，但是这里丝毫也不是说，能够突破某些客观限制的时候也不要去突破它。如果这样，人就只配称作客观条件的奴隶。而如果有人竟然战胜了客观条件，我们还要用“规律”的名义去贬斥他，这岂不是更不应该吗？
曹操毕竟把北方统一了。统一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好处。这里并没有同社会发展不相符合的地方。要说有什么不符合，也只是不符合人们脑子里的某些抽象概念而已。
当然，注意到曹操时代分裂倾向的严重性，也还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统一的艰难，可以更恰当地估计曹操统一北方的历史意义。
曹操进行统一活动，比起同辈人来条件最不利。“浊流”的身世很难洗刷干净。士大夫对浊流的歧视，对人民群众有很大的影响。曹操既要战胜武装的敌人，又要战胜强烈的舆论，这两方面是互为影响的。
曹操挟天子定许以后，并没有立即得势。那时袁绍劝他杀杨彪、孔融，他不敢杀；敌将被俘不屈，他不敢惩罚；打败了豪强武装，他不敢兼并他们，反把他们署为郡县。对自己的下属，只赏功而不罚罪。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辖区内外，到处都还是割据势力，他自己还处在风雨飘摇状态之中。
官渡之战时，曹操兵少粮绌，处境很困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曹操最大的困难并不在这里。建安四年，袁绍已陈兵官渡，曹操派到徐州去的刘备也叛变了。这一来，整个豫州到处骚动。许、蔡以南的郡县都降袁绍。许下官员和军中将领多同袁绍通信息。徐州东海的豪强昌豨和附近郡县，连兵数万叛变了。关中诸将中立观望，首鼠两端。田丰说袁绍，刘备说刘表，劝他们乘虚袭许。孙策也密治兵，作袭许的部署。特别严重的是人民群众多向北流徙，汝南的黄巾余众也在袁绍的鼓动下反对曹操。甚至曹操的卫士徐他，也在官渡战营中谋杀曹操。没有叛变的郡县，不敢向人民征收户调绵绢。情况真是千钧一发。在这个时候，曹操手里只有两张可用的牌，一张是官渡前线数量不多的军队，一张是没有叛变的一批名士和豪强。曹操打算调还军队，镇压后方，但又怕一溃不可止，以至于全军瓦解。于是他只好退而求其次，让豪强臧霸带着自己的精兵回到青、徐，帮同镇抚东方；同时派名士何夔作谯郡的城父令，陈群作酂令，谯郡其他各县也都用名士镇抚。他想保住自己的家乡老巢，让情况稳一稳再说。
为什么忽然间会形成这种分崩离析的局面呢？第一，敌人军力强，号召力大。第二，曹操辖区内州郡有兵，豪强大族有兵，他们仍旧是半公开的割据者。分裂倾向积重难返，一有机会就要出乱子。
官渡之战，曹操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取得胜利的。他把许下、军中人给袁绍的书信一起烧掉，不予追究，是不得已的事情，不能只当作曹操的权术看待。
官渡战后，曹操又战胜了袁谭、袁尚，取得了邺城，统一了中国北部。
曹操扬眉吐气，挺起胸膛来了。“整齐风俗”，“惟才是举”，“重豪强兼并之法”，扩充屯田，杀孔融、杨修、魏讽，等等，这些措施，一件一件付诸实行了。赏功而不罚罪的作法改变了，代之以“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拥有强大的宗族、部曲、宾客的人，像李典、臧霸、孙观、田畴等，都纷纷把子弟、徒属送到邺城居住，向曹操表示忠诚不贰。州郡的兵马，大概也罢掉了一些。曹操完成了这些事情，北方的统一，才在相当的程度上得到巩固。
这些事都不是容易办到的！
这里还要谈一下曹操打乌桓的问题。打乌桓的事，紧接着打袁氏兄弟、打高幹之后，那时曹操的军队已经十分疲惫了。曹操左右，除了郭嘉以外，没有一个同意打乌桓的。曹操为什么坚持非打不可呢？是乌桓的威胁最严重吗？不，乌桓对曹操的威胁绝对没有刘表严重，打乌桓可能得到的好处，也绝对不能同打刘表相比。曹操打乌桓，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乌桓是幽、冀割据势力的后盾。张纯依靠乌桓的力量，为害多年；公孙瓒据地称雄，也使用了乌桓、鲜卑的力量；袁绍更不用说，袁尚、袁熙战败，也跑到乌桓中去了。不把乌桓打垮，对幽、冀的统治就不能巩固，北方重新分裂的可能性就要大得多。因此对于曹操打乌桓这件事，应当首先看作是巩固北方统一的必不可少的措施。至于解除了边患，救回了被虏的人民，这些只能看作曹操打乌桓的次要作用。
为什么说曹操统一了北方，他主要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呢？为什么不能要求他把南方也统一起来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还得看看北方内部另一面的情况，同时也还得看看南方的情况。
细心查阅一下史料，就会感觉到，北方统一的程度还是大有问题的。臧霸、孙观这些青、徐豪霸，终曹操之世，几乎是父死子继地垄断了青、徐二州刺史的职位，盘踞在他们的老巢。曹操死时，臧霸在洛阳的一支军队，还擅自敲起鼓来，回到家乡去了。连曹操带了二十多年的青州兵，也同臧霸军一起走了。这是一件形同叛逆的大事，可是朝廷不但不敢阻拦他们，反而檄告沿途郡县，为他们准备粮食。那时，甚至还有人主张把守土的官员一律换成可靠的谯沛人，以防公开割据的重现。文帝一即位，就立即派宗室重臣曹休都督青、徐，去镇压东方的豪霸。臧霸的兵，也直到这时候才被夺走。
当北方内部还是这种状态的时候，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统一南方呢？我想是没有的。这不是说北方没有打赢对南方一次战役（例如赤壁之战）的可能性。一次战役的胜败，还有偶然的因素在内，不能说是注定了的。问题在于北方政权靠一次战役的胜利就想把广大的南方比较稳定地统治起来，这看起来没有可能，何况事实上北方并没有打赢赤壁之战呢？
从军事力量来看，曹操能动员的军队，无论如何不会超过三四十万人。用三四十万人去对付长江以南的全部地区，从巴蜀到海，从荆、扬到交、广，在三国时候是不行的，因为南方也有豪强大族的割据。控制山越和控制荆、益地区的“蛮夷”，对于北来的军队也是困难万端的。当然，曹操可能从南方得到军队。可是要考虑到，辽阔的北方也还需要军队据守。
从经济力量来说，曹操时经济恢复只能说刚刚开始，这也说明没有统一南方的希望。要统一，就得等待时日，等待物质条件的成熟。
这样分析问题，并没有低估魏、蜀、吴各自争取全中国统一的努力。蜀国是以继汉自居的。魏、吴开国，分别以黄初、黄龙纪年，而黄正是五德终始学说中代汉的颜色。这说明魏、蜀、吴都不愿作偏安的霸主，都想作刘姓皇帝那样一统的君王。曹操当然不用说了。诸葛亮抱定“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志向，北伐中原，“死而后已”。孙权也不是不想统一北方。赤壁战后他的打算，是让周瑜带着精兵抢先平定巴蜀，先统一南方，然后由襄樊进击许、洛，去做中原的正统皇帝。直到嘉禾元年，孙权还由于没有统一北方，很不自在，不愿意备郊祀之礼。他说：“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如何施此？”吴、蜀虽然没有统一北方的希望，但是它们在各自的范围内削平了较小的割据势力，巩固了内部的统一，这也就为南北统一准备了条件。
这里有两个问题，须要说明一下。一个是，虽然事实上北方归根结底远远强于南方，最具有统一中国的条件，但是在没有统一以前，却不能把统一当作曹魏独有的权利。如果说吴、蜀只能俯首投降，反抗魏的进攻就是违背统一，那还成什么三国呢？魏、蜀、吴各自的努力，不断地向人们宣告，南北是不能长久分离的。这也许可以算是三国交兵的一项积极意义吧。另一个问题是，南北没有立即统一，不能说完全没有经济原因。如果那时北方和南方在经济上不可分离，和北方内部各个州郡不可分离的程度完全一样，那么三国的人民和统治者绝不能忍受几十年的分裂，无论如何也要争取更早的统一。
经过几十年的相持，南北的统一终归实现了。饮水思源，没有曹操统一北方，恢复和发展北方的社会经济，南北的统一是根本谈不到的。
在说到曹操的功绩时，我们也不能低估黄巾军的斗争对历史前进的推动作用。曹操是站在黄巾起义的对立面的。但是黄巾起义打击了豪强地主，特别是扫荡了许多纵横县邑乡聚的割据势力，这却为曹操统一北方扫清了道路。黄巾的冲击，也逼使曹操去注意引起农民起义的社会原因，采取一些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使农民获得生产和生活条件，获得提供兵徭租赋的条件，从而也使统一的局面得以稳定下来。还应当说明，曹操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得以实现，也与起义农民打击了和扫荡了豪强地主势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曹操并不是农民很满意的统治者，所以在他统治之时，还发生过不少次地区性的农民起义。这些斗争不能不逼使曹操遵守自己定立的制度，不过分损害农民。
我们知道曹操从黄巾那里夺得了许多耕牛、农具，所以许下屯田才得以实行。这说明起义农民是一边战斗，一边生产的。他们既然都带着自己的家庭，又有耕牛、农具，所以只要战斗不很紧张，就可以生产，而且也必须生产。他们进行战斗，一方面是为了摆脱官家和豪强地主的剥削压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武装保卫自己，使生产得以进行，不受侵犯。豪强许褚的堡壁被汝南黄巾包围时，许褚用耕牛交换黄巾的粮食，作为缓兵之计。这也证明黄巾拥有较多的粮食，而且还需要耕牛继续进行生产。有的学者把黄巾同那些不事生产的、“走一路吃一路”的、“有奶便是娘”的、“乌合之众”的地主武装看成一样，我想这是不公允的。
二 胜人一筹
曹操所走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路要走得通，除了靠方向明确以外，还必须有披荆斩棘的本事。曹操是有本事的人，他奋斗了三十多年，不论斗智斗力，吃过他的亏的人非常多。他占据的地盘是正朔所在的中原，名分上又高人一等，别人斗他不过，只有用辱骂来壮胆泄愤。最通常的是骂他奸诈，骂他残酷。后代的历史家，也就用这些材料来否定他。但是事实是否定不了的。别说千秋万世之后有人替他翻案，替他恢复名誉，就是在当时，他的对手为了要战胜他，也不能不对他作一些正确的估量。
曹、袁的十胜十败，或者四胜四败，是曹操部属的评论，有面谀的嫌疑，姑且不谈。孙权评曹操，应当不会有溢美之词。《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载孙权的话说：“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比之于操，万不及也。”比，何焯校改为丕，指曹丕，是。万不及曹操的人岂止曹丕？刘备比曹操，自叹不如。陈寿评刘备，也说他“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拿带兵御将来说，青州兵刚到曹操手上时，不愿意为他死战，濮阳之役临阵奔逃，弄得曹操差点儿被烧死。可是就是这一支兵，后来成了曹操南征北战的主力，不曾背离。为什么呢？因为曹操善于掌握他们，他们也愿意为曹操出死力。而曹操一死，他们不愿受别人的统驭，又立即散伙了。
曹操不但能用将士的死力，而且还善于采择他们的智谋，倾听他们的意见。荀彧、荀攸在官渡之战前后的几次谏议，最足以说明这一点。
建安五年秋，官渡接战，曹军不利，曹操想要退守许下，先保老巢。曹操的想法，看起来好像不是全无理由。他同荀彧商量。荀彧用楚、汉荥阳之战作比，说明“先退者势屈”的道理，劝阻了退兵之计。其实，那时曹军形势，比刘邦在荥阳时要糟得多。首先，刘邦有一个比较安全的后方，而曹操却没有。要是曹军一退，豫州郡县交攻于内，袁绍、刘表夹击于外，将士胆战心惊，离心离德，这岂不是全盘瓦解吗？
曹操打赢了官渡一仗后，袁绍势力并没有立即被消灭，曹操内部的困难也还没有解决多少。建安六年，曹操觉得打袁绍没有把握，想先南征刘表，讨点便宜。荀彧又谏止了。两年以后，袁谭、袁尚争夺冀州，袁谭向曹操求援。曹操又想乘这个时候丢下北方，讨伐刘表。这次出面谏阻的是荀攸。荀攸说：刘表没有大志，先放着不打没有关系。袁氏兄弟仍旧地广兵强，他们一旦和睦相处，力量汇合，问题就严重了。所以应当抓住机会，用计击破袁氏兄弟。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曹操经过思考，又一次听从了劝告，帮助袁谭打败了袁尚，接着又打败了袁谭，平定了冀州。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曹操如果丢下河北不管，去打刘表，恐怕是败多胜少。因为他在统一了北方以后，还不能打赢赤壁之战，那么在河北敌人还强大的时候，自然更难有获胜的希望。打败了，南北来个夹击，后果不用说了。就算打胜了，孙权、刘备这些人还不把他拖在江汉的泥淖中，叫他进退两难吗？如果这样，他自然也谈不上集中力量平定河北，统一北方了。北方不统一，混战再打十年二十年，会是个什么局面呢？说到这里，能够不佩服荀彧、荀攸的眼光和曹操从善如流的度量吗？
这几次事情，不能说是曹操一时的失算。曹操在这七八年中，对袁氏作战老是徘徊犹豫，缺乏信心。我们不应当迷信曹操的武略，要求他一辈子不作错误的判断。问题在于他能够在谋臣的帮助下纠正错误，这一点是别人不容易办到的。袁绍并不是没有谋士。沮授、田丰都是很不错的人物。可是袁绍“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以至于落得一败涂地。刘备虚怀纳谏，很有名气，可是猇亭战时却一意孤行，弄得全军覆没。拿这些人来比较，曹操了不起的地方更可以看出来了。
曹操事后看清了那几年战略上的道理。他对汉献帝褒奖荀彧说：“向使臣退于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有倾覆之形，无克捷之势。若后南征，委弃兖、豫，利既难要，将失本据。彧之二策，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也。”这里又可以看出曹操不掠美、不夺功的品德。
曹操周围的武将、谋臣和文士都非常多，他们对于曹操的文治武功都作过贡献。曹操也善于利用他们的所长，给了他们发挥才能的机会，所以早年逃到南方去的士人，都成批地回到了北方。至于曹操“知人善察”，“惟才是举”，那更是他政治思想中人所共知的优秀的东西，这里无须论述。
曹操也同历史上的一些大人物如嬴政、刘邦一样，有不少权变机诈、刁钻忌刻的事，这里也不多说。
曹操以“览申商之法术”称著，关于去浮华、清吏治、抑豪强，曹操的作法也是既有胆识，又合时机。这一方面，袁绍同他又是鲜明的对比。诸葛亮倒是可以同他比拟。但是小小的蜀国，同中原的复杂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他们两人严法治的后果，也不能同日而语。至于孙氏统治吴国，法纪不立，诸将世袭领兵成为定制，豪强大族的势力事实上约制不了。另一方面，孙权淫威独擅，臣下欲言不能。这些情况，我们从孙权时的暨艳一案中可以看得出来。
吴郡青年暨艳为选曹尚书，看到郎署官员不称职的太多，上章奏弹，把不称职的人贬降官位，把“居位贪鄙，志节污卑”的罚充军吏，送到营府里去。暨艳的活动触怒了东吴大族，受到他们的攻击。陆瑁对暨艳说：“今王业始建，将一大统，此乃汉高弃瑕录用之时也。若令善恶异流，贵汝、颍月旦之评，诚可以厉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陆瑁的老兄陆逊也曾用同样的理由警告过他。朱据更说，如果把那些贪污的人贬黜，当心自己获罪。（以上分见《三国志·吴书》孙权、张温、陆瑁、陆逊、朱据等传及注）
暨艳不过是个敢于同不称职守、贪赃枉法的大族官僚作斗争的寒族青年而已。诸葛亮评论暨艳的同道张温，说温“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大概暨艳同张温差不多吧。不过张温是吴中大姓，暨艳却无此社会地位。孙权不但不支持暨艳来整饬吏治，反而逼得他自杀而死，并且还罗致他人，包括张温在内。暨艳无声无息地死去了。北宋犹存的《暨艳集》，后来也失传了。除了《吴书》中偶有寥寥数言涉及他以外，就只有《太平御览》中还保留了他几句文章而已。他死了之后，同时人敢怒而不敢言，在孙权的淫威之下，只得赶快洗刷同他的关系。吴国言路不通，越来越甚。赤乌元年孙权诛灭校事吕壹以后，思问政于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都以不掌民事为言，推之于陆逊、潘璋，陆逊、潘璋也危怖不安，不敢说话。这与曹操纳谏，适成对比。
三 叛逆思想
正当万事俱全，只等登极的时候，曹操忽然间对臣下说道：“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看来他说的是真心话，并非暗示臣下再劝一次驾，三让然后正位。这是可怪的事。说怪不怪，曹操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名教的叛徒，但又摆不脱名教的束缚。
前面说过，曹操的浊流身世给他带来了不少痛苦。他年青时，自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所以居官兢兢业业，只图博个好名声，讨士大夫的欢喜。那时他自然不敢造反。后来董卓把他逼跑了，他因祸得福，得到了厕身于“飘扬云会”的“名豪大侠、富室强族”之间的机会。他的志气大起来了，力量也强起来了。他深知人言可畏，也深知所谓“激浊扬清”的名士同那些与他角逐的割据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为了向人示威，杀了陈留边让，但是一看反应很坏，也只得暂时收敛一下，等机会再说。
他的势力越大，叛逆思想也越强烈。“惟才是举”，“破浮华交会之徒”，这当然是违反名教传统的。看起来，他似乎决心要跟传统的名教决裂。
曹操的这种胆识，是完全应当受到推崇的。他敢说，而且还突破了时代的限制，作了别人不敢作的事。他这一着，不但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自己的志气，而且对于铲除东汉以来政治上的积弊，起了重大作用。
但是他是否完全突破了名教的束缚，完全站到名教的反面了呢？那也不是。
他并没有否定德行的标准。他说的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他固然需要“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把这些人从乡议禁锢之中救出身来，这同汉武帝元封五年招致“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的“跅弛之士”，倒是有点相像。同时，他也需要“至德之人放在民间”者。他认为“有行”和“进取”很难两全。如果又有行，又进取，那么对他说来应当是最合适的人了。不过这种人如果不能继续为他立功，甚至成了他前进的障碍，那还是要杀的。
曹操的言行中，有许多矛盾的现象。他对孝的看法就是这样。他的别驾东平大姓毕谌，因母妻被张邈掳去，叛归张邈。曹操捉住了毕谌，别人都为毕谌担心。曹操却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曹操在这里把孝看作德行的根本，表现了儒家的正统思想。杀孔融，是曹操同名教作斗争的一件大事。曹操给孔融定的罪名之一，是“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这是指孔融诋毁孝道而说的。请看，曹操在这里岂不是以卫道者自居吗？曹操是“明古学”的，当然懂得孝道的作用。虽然如此，曹操还是声称要提拔不仁不孝的能士。
曹操哪能不想做皇帝呢？但是他怕背千古骂名，不敢做皇帝。用司马光的话说，就是“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他自己既不敢做皇帝，可是又使他的儿子非做皇帝不可。曹操称道天命，也很有意思。他自己本来不信天命，可是怕别人因此说他有“不逊之志”。因此在《明志令》中他就把这个问题反复解释，想表明自己的志向是清白的。他的解释委婉曲折，欲盖弥彰。孙权向他称说天命，劝他做皇帝。他一方面把孙权书信宣露于外，让大家知道；一方面又说：“此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到了临终之时，身后大事的安排，不能再含糊其词了。曹操要说话，还是只有捧出自己毕生不信的“天命”来，曹丕的皇位也就这样定下来了。曹操的表演，臣属都明白。公卿上尊号于曹丕时说，曹丕如不赶快正位，则“武王（曹操）必不悦于高陵之玄宫矣”。曹丕一上台，来一个“九品官人”，再来一个“儒雅并用”，那些以“功能”见用于曹操的人，只有“冗散里巷”（参《三国志·魏书·贾逵传》附杨沛传）。时代好像到了“尚德行”的“治平”之世，一切又回归于始了。
事实上曹操也只能这样。能完成的功业完成了，权柄抓稳了，异己锄尽了，叛逆者成为正统了。剩下的事，除了保住万世一系，福禄永长以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这对于一般的权利觊觎者说来，正好踌躇满志，趾高气扬；而对于“壮心未已”的英雄说来，就不免有点凄凉之感了。曹操的忸怩作态，原因就在这里。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如果这只绕树而飞的乌鹊就是曹操自己，那么可以说，他终归会飞进时代的罗网里去的。
曹操毕竟是时代的产儿，他归根结底不能不受时代意识的支配。不管道路多么曲折，他总是要走到封建帝王的老路上来的。这当然不足为曹操病，因为曹操除了这一面之外，还有过突破时代限制的一面。
细细琢磨曹操的思想性格，我感到曹操确实是个戏剧性很强的人。他可以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可以是反抗传统的叛逆，可以是文采风流的才士，也可以是权诈忌刻的奸臣。但是不论他以什么姿态出现，都有一种内心的深刻矛盾笼罩着他，他的各种活动，都有这种矛盾斗争的痕迹。
艺术家如果从这种矛盾中来观察曹操，也许可以塑造出一个更生动的曹操形象来。这，只能算是一种愿望，在这里姑妄言之。
——原刊1959年4月9日《光明日报》，收录于1960年三联书店《曹操论集》
〔作者跋语〕 此文写于1958年曹操问题全国性大讨论之时，带有明显的论辩味道，是收入本文集最早的一篇文章。这篇应急的浅显之作其所以被收进来，是由于我后来所写的有关文章，在观点上与此文有很多的承袭关系。此文开头处指出，只限于讨论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这是表示不同意把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也用同历史人物研究一样的尺度来裁剪。要尊重历史，也要尊重艺术。当然，历史人物与其艺术形象是相关连的，要完全分开也未必能做到。所以文章末尾我又说到曹操是个戏剧性很强的、多方面的、充满内心矛盾的人物，盼望艺术家把握这种特点来塑造曹操，而不要把问题简单化，归之为曹操究竟该是白色脸谱，还是红色脸谱。后来我有了一种更明确的看法，即有些在民间有巨大影响的古代历史人物，其功过和地位，应与其历史地塑造成型的艺术形象区别开来，两者都属文化遗产，可以并存。历史学家如果不是精通艺术，就不必越俎代庖，把舞台上曹操的脸谱任意改掉。至于此文中从曹操诗句引申出“飞进时代的罗网”、“走到封建帝王的老路上来”的话，实际上是我所认为曹操终归要向儒学世家大族转化这一意见的朦胧表达，而这正是十七年以后所写、收录在本文集中的《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一文的主旨所在。本文集涉及诸葛亮的艺术形象和历史内容的文章，也是按上述原则来处理的。此外，本文集中讨论臧霸问题的文章，其基本资料和基本见解是在写作此文时注意到的，并形成了“青徐豪霸”一词。关于暨艳案的文章，也在此文中开了个头，有所酝酿。不过把臧霸、暨艳问题写成单篇文章发表，已是此文二十多年甚至三十多年以后的事了。
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〇“弱者胜”条说：“两敌相争，弱者胜：越灭吴，韩魏灭智伯，乐毅胜齐，刘灭项，曹灭袁。”“弱者胜”不是普遍规律。弱者之所以胜，强者之所以败，每一事例都有其所以胜、其所以败的具体原因，王氏并未究及。《魏书》四七《卢渊传》孝文帝答卢渊谏表，曰：“曹操胜袁，盖由德业内举，……定非弊卒之力强，十万之众寡也。”孝文帝理解曹袁胜败，涉及社会政治深度。在我看来，曹操“德业内举”，关键在于他对当时极具影响的世家大族这一社会阶层有较清醒的认识，采取了适度而又有效的弹性政策之故。
一
曹操和袁绍是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登上政治舞台的。
崇尚儒学的东汉统治者维护大地主的利益，大地主势力膨胀，所谓世家大族迅速形成。他们宗族强大，土地和依附农民众多，称霸一方。他们世代高官厚禄，还垄断舆论以保障自己的子弟沿着察举、征辟道路进入官场。他们以某种儒家经典作为“家学”，广收门生，借以扩大和加强自己的社会影响。他们还拥有私人武装（家兵），以保护自己，实行镇压职能。
为了争夺权力和财富，外戚、宦官和以世家大族为主体的官僚士大夫，三者之间又斗争又勾结，大闹了几十年。世家大族及其政治代表在这个过程中归根到底起着主导作用，但他们无力解决矛盾。地主阶级内部的冲突给农民带来灾难。只有掀起大规模农民战争把东汉政权摧毁，把附着在东汉政权上面的蠹虫冲洗一番，才能为社会前进开辟道路。
黄巾起义打击了世家大族，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政权。但是由于分散的起义军被地主武装阻隔和被官军镇压，东汉政权暂时保存了自己的躯壳，得以苟延残喘。历史没有按直线发展，而是在曲折的道路上逡巡。
幸存的东汉统治者弹冠相庆，误把东汉政权的弥留之际当作好时光。他们各派互相砍杀，比过去更厉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世家大族的代表袁绍等人勾结外戚，尽杀宦官的时候，他们又被自己召来的董卓赶跑了。
在这种条件下出现的袁绍和曹操，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共同立场，早期所走的道路颇有相近的地方。
袁绍出身显贵，孟氏《易》是祖传的家学。他颇有沽名钓誉的本领，在濮阳长的任内博得了一点“清名”。他“折节下士”，交游广阔，而又自命不凡，“不应辟命”。这是世族子弟观察风向、待机而行的一种惯用手腕。大宦官赵忠对袁绍起了疑心，说：“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1)果然没有多久，由于黄巾起义而暂停下来的官僚士大夫同宦官的斗争，就由这个贵公子而兼名士的袁绍重新挑起。
而曹操呢，祖先没有给他留下一个“清白”的身世，一切都得靠自己去争取。虽然个别有地位的人给他加过“名士”的桂冠，但是“赘阉遗丑”实际上是难于挤进名士行列的。他努力向官僚士大夫靠拢，而同宦官势力疏远。他上书皇帝，替被宦官杀掉的官僚名士陈蕃、窦武鸣冤。他的志向是“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2)他自述幼年“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3)受孔孟熏陶较少，更没有袁绍那样的家学渊源。不过他还是被认为“明古学”，而这一点正是他能在朝廷做官的一个重要条件。
曹操还同袁绍一样“好为游侠”，(4)两人结成了朋友。
为什么曹操和袁绍没有早早分手呢？枯木朽株一样的东汉政权完全丧失了自我调整的能力，处在无可挽救状态。虽然地主阶级的个别思想家发出过一点清醒的呼声，可是要像他们那样在保存东汉政权的条件下走出一条刷新政治的道路，是根本办不到的。黄巾起义揭开了社会矛盾的大盖子，但这个盖子马上又被捂住。所以还要等待，要等到东汉朝廷无法自存的一天。那时候，也只有到那时候，对症的医方才能开得出来，曹袁分野才能明朗。
这并不是说早年的曹操和袁绍就没有什么分歧，只是说分歧没有达到对立的程度。曹操居官行法不避豪强，(5)又在济南“禁断淫祀”，(6)袁绍都没做过。袁绍杀宦官，召董卓，曹操认为鲁莽，表示反对。曹操比较有深谋远虑，不安于东汉统治的现状，这就决定了曹袁分歧势必进一步扩大。
董卓入京，东汉政权的躯壳彻底破碎。地主割据武装好像从地底下涌出来的一样。他们有的是闻名的世家大族，有的是大小土豪；有的打起州郡的旗号，有的聚族自保以观形势。他们“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7)名曰讨董卓，实际上是抢地盘。他们一伙又一伙，“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斗争形势错综复杂，但世家大族仍然是举足轻重的力量。
局面如何收拾？地主阶级中各种不同的人物，都要回答这个问题。袁绍和曹操逐步地作出不同的回答。这一对过去的朋友，日益接近分道扬镳的时候了。
二
袁曹树兵的目的，都是要重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以代替瓦解了的东汉政权。但是地主阶级的营垒并不总是统一的，固定的。他们所要建立的统治，在政治上可以是走东汉老路，也可以是有所更张；可以是让世家大族牵着走，也可以是牵着世家大族走。袁绍依靠世家大族，走东汉的老路，不能突破限制，有所更新。
袁绍成为讨伐董卓的盟主，说明世家大族是把赌注押在袁绍身上的。袁绍也遵循世家大族的愿望，吸收了大批儒生，还想方设法把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儒郑玄弄到手里，行军作战也把他带着走。袁氏家族都是孔孟之徒。当袁绍的儿子袁谭、袁尚火并不休时，审配劝说袁尚，刘表劝说袁谭，都说要“克己复礼”。(8)袁绍标榜儒学，无非是用它为自己的政治野心服务，显示自己是东汉衣钵的当然继承者。
袁绍家族是伴随着东汉政权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它也和东汉政权一样，早已走向腐朽。这个家族的成员“竞为骄奢”，而且由于受到掌权宦官的保护，其骄奢程度甚至没有别的世家大族可与比拟。(9)袁绍横行冀州的时候，河北“袁族富强，公子宽放”。(10)在袁绍乡里豫州汝南，袁族和他们的门生宾客霸据汝南郡的各县，修造壁垒，“拥兵拒守”，达几万人的规模。(11)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是袁绍不费气力就占据广大地盘的重要原因。被迫向袁绍让出地盘的那个冀州牧韩馥，就是袁氏的一个故吏，而取得冀州，是袁氏政治发展的重要一步。
袁绍按东汉成规，征辟本州本郡的大族做掾属。被“委以腹心之任”、替他守护邺城的审配，是邺城所在地魏郡的一个“族大兵强”的重要人物，后来曹操攻占邺城，“籍没审配等家财物赀以万数”。(12)王修说“袁氏政宽，在职势者多蓄聚”，(13)郭嘉说袁氏“以宽济宽”，(14)都表明袁绍左右是一个腐朽的大地主集团。
袁绍当道，人民苦难无穷。袁绍直接统治的冀州，大族赋税要贫苦农民破产代纳。袁谭在青州，军队“草窃市井”，“虏掠田野”，为了抓丁，竟至“放兵捕索，如猎鸟兽”。一个万户的县邑，有户籍的不满数百，其余的不是被大族占夺，就是四散逃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