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自夸“公族子弟，生长京辇，颇闻俎豆，不习干戈”。董卓入洛，只有三千人，而袁绍却仓皇出逃。后来他身为盟主，只盘算如何拥兵自重，如何在各路盟军间挖墙脚，要他指挥作战，他既不会，也不敢。他说要“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但却没有可能实现。当时中国北方不可能由袁绍统一，就好像不可能恢复东汉的统一一样。
袁绍口头上说什么“同奖王室，翼戴天子”，实际上是想找个没有名分的刘姓傀儡过渡一下，通过天命符瑞的把戏，相机取而代之，轻而易举地把东汉政权承袭过来。
袁绍的无能和他迫不及待地要当皇帝的政治野心，使他失掉不少本来是寄希望于他的世家大族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荀彧要从袁绍那里转投曹操，而杨彪、孔融这类人物也跑到许下去了的原因。当然，杨彪、孔融并非看中了曹操，而是想靠拢汉献帝。他们丝毫没有改变世家大族的立场。
历史现象真是纷繁复杂。我们看，头等的世家大族杨彪、孔融进入了曹操的翅膀底下，代表世家大族政治利益的袁绍则要求曹操杀掉他们，而曹操反而以“公义”的名义保全了他们的性命。(15)这种现象，说明世家大族并不是完全一致，也说明在曹操和袁绍的营垒中，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世家大族内部的矛盾，提供了一个缺口，便利了曹操战胜袁绍。不过曹操要比较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加以利用，那还需要一个实践过程。
三
曹操起兵，在同辈人中条件很不利。他的对手，总是拿他的身世来贬损他，讽刺他，攻击他，影响舆论，甚至影响人民群众。读一读曹操写的《明志令》，就知道他起兵后还没有破除对世家大族的迷信，字里行间隐寓着自卑。跟他同时起兵的人，多是“众各数万”，旗鼓响亮，唯独他几经坎坷，在别人的帮助下才凑成五千人的队伍。他说本来是可以多搞一些兵的，“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首战荥阳，这支小队伍几乎全军覆没。他跑到扬州重新募兵，也由于“本志有限”，只搞了三四千人，而且一夜之间突然叛散，剩下几百人而已。这个阶段，他兢兢业业地厕身于“飘扬云会”的“名豪大侠，富室强族”之间，还不敢独树一帜，也没有什么独特的政治主张。但是在各路盟军畏敌如虎的时候，只有曹操敢于同董卓打，打了败仗也不灰心，表现得颇有生气。
曹操本来是没有地盘的。他靠镇压黑山起义军，取得东郡太守的名号和地盘；靠镇压青州黄巾，上升为兖州牧，并掌握了黄巾三十万众。然而对于世家大族，他还没有挺起腰杆来。
沮授建议袁绍“迎大驾于长安”，比毛玠建议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早一年，但是袁绍怕天子在身边对自己不方便，没有答应。后来沮授又提出把天子从河东弄到邺城来的主张，仍然被袁绍拒绝了。等到天子到了曹操手里，袁绍才嚷着要曹操把天子带到鄄城去，企图就近控制，曹操当然不予理睬。官渡之战前夕，袁绍要实现当皇帝的梦想，叫人陈说天命，部下都不附和。袁绍称帝不敢，挟帝不成，政治上更加被动。
恩格斯对中世纪历史提出过一个有名的分析：在“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53页）。这里当指王权能促进稳定，促进统一。在曹袁斗争的具体条件下，卫护王权的是曹操而不是袁绍。汉献帝本人无法独立地起作用。只有汉献帝加上曹操，才能促进稳定和统一。不能说谁掌握了汉献帝谁就可以实现统一。假使汉献帝落到袁绍手里，袁绍照样统一不了，正像董卓不能靠挟持汉献帝而实现统一一样。值得注意的是，代表世家大族的汉献帝竟被世家大族的袁绍抛弃了，曹操却拥抱着汉献帝去打败世家大族，并通过一系列的步骤，完成王权从刘姓向曹姓的过渡。这真是一个历史的讽刺！
曹操的思想和政策，一般都带有打击大族的特点。曹操不信天命，起了剥夺世家大族的精神武器的作用。曹操经常称道孙武、孙膑、商鞅、韩非、秦皇、汉武等人，是为了给世家大族所尊奉的儒家圣贤树立对立面。屯田制具有同大地主争夺土地和劳动人手的意义。破格用人主要是针对东汉选士只“论族姓阀阅”，(19)针对垄断选举的名士清议。关中监卖食盐，是为了换得耕牛农具以招怀流民，削弱关中诸将。以后曹操搞租调制，也是与“重豪强兼并之法”相伴颁行的。曹操的政策打击了世家大族，得利的是地主阶级中的较低阶层，客观上对人民也有点好处。
四
建安五年（200）的官渡之战，袁绍一方本来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除了地广兵强粮足以外，他还有号召力大这一政治优势，随时可以调动兖豫大族，联络曹操东面南面的割据势力，拉曹操的后腿。袁绍自以为稳操胜算，万无一失，所以临战前夕，居然命令兵士每人携带三尺绳，等着活捉曹操。
对于曹操说来，官渡之战既是一场打垮袁绍主力的军事斗争，更是一场战胜世家大族影响的政治斗争。
曹操“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20)争取了半年的时间，作了相当的军事部署。但是不利的情况还是接二连三地发生。曹操派刘备去徐州击袁术，刘备占领徐州后却倒戈相向。势力很大的东海豪强昌豨也联络郡县，附和刘备。刘备拥兵数万，与袁绍勾通，成为东翼大敌。许、蔡以南郡县倒向袁绍，连许下官员和军中将领，也纷纷与袁绍通消息。关中诸将中立观望，首鼠两端。同袁绍轻兵袭许之谋相呼应，江东的孙策也想乘机突袭，劫持献帝。汉水流域的刘表答应援助袁绍，他虽然没有出动军队，但是却想方设法策反曹操的地方官员。恰恰这个时候，许下又发生了以车骑将军董承为首的图谋政变巨案。曹操的一个卫士也在官渡兵营中谋杀曹操。事实表明，袁绍凭借自己在地主阶级中的优势地位，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企图一举摧垮曹操。“四方瓦解，远近顾望”，(21)风风雨雨，黑云压城。形势真是千钧一发。特别严重的是，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在袁绍的影响下向北流徙，甚至汝南黄巾余众也响应袁绍，反对曹操。仍保留在曹操手中的少数几个郡（主要是谯郡和颍川郡），长吏不敢向人民征收租调绵绢。曹操甚至作过撤军保卫许都的打算，荀彧用楚汉荥阳之战对比，说明“先退者势屈”的道理，才坚定了曹操的决心。
为什么忽然间又出现分崩离析的情况呢？第一，曹操辖区内郡县有兵，大族有兵，他们本来就是半公开的割据势力；第二，袁绍支配了大族的政治动向，他们不倒向曹操而倒向袁绍。
但是局面毕竟比兖州之战时有了很大的不同，经过兖州之战的曹操也更能判断情况，指挥若定。他军事手段和政治手段双管齐下，交替使用，迅速镇压了以董承为首的政变集团，又利用袁绍多疑少断的弱点，从官渡前线抽身，亲征刘备，打垮了袁绍的一些同盟军，争取了驻在南阳的张绣。他充分利用能为己用而又有社会影响的人物，把他们派到各地：派投降过来不久的青徐豪强臧霸到徐州去，以稳定东方局势；用钟繇、卫觊镇抚关中，笼络诸将；把一批名士派到他的故乡谯郡作县令，以抗拒袁绍的影响。这样，曹操就逐渐控制了混乱局势，为官渡前线后发制人、出奇制胜的战术创造了条件。
官渡之战，不论是从消灭袁绍主力的意义说来，还是从控制辖区内割据势力的意义说来，都是曹操对世家大族的决定性胜利。
官渡战后几年，形势如风扫残云。袁绍死了，袁绍诸子势力被消灭了，作为袁氏割据后盾的乌桓被制服了，关中问题解决了，北方统一实现了。历史终于证明，以世家大族为其社会基础的袁绍失去了优势，失去了政权；敢于蔑视和打击世家大族的曹操得到了优势，得到了政权。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9页）汉末的军阀大混战的确是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而作为补偿的，则是由于消灭了袁氏势力而使曹操得以在四分五裂状态下逐步完成半个中国的统一。曹操在官渡战后搞“整齐风俗”，“重豪强兼并之法”，“惟才是举”，扩充屯田，禁止厚葬等等，都是继续针对世家大族及其政治代表而采取的有力措施，都是“历史的进步”。
完成了这些措施以后，曹操也进入了自己的暮年。但是他没有迟暮之感，没有在安乐的铜雀台里停息下来。他一生的最后几年，大部分仍然用于带兵征战。一个叫刘廙的劝说曹操，要他仿照周文王的办法修德徕远，而不要到处奔波。他回答说：“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22)曹操不肯做皇帝而又让儿子非做皇帝不可，这一点是与周文王相似的。然而刘廙把周文王打扮成坐待其成的人而要曹操照着做，这就未免太不了解曹操的性格了。
五
曹袁胜败原因，历代评论甚多，曹操生前，就有杨阜、贾诩、荀彧、郭嘉等人比较系统的分析。郭嘉论曹操十胜、袁绍十败，认为袁绍凭借“世资”（即家族传统势力），标榜礼治，继承东汉的腐败政治，“以宽济宽”，不可能不败；曹操依靠一大批实干的人才，提倡法治，力排东汉腐败风气，对世家大族“纠之以猛”，必然获胜。这实际上说明了曹袁之争在思想上是儒法之争，其焦点是对待世家大族的态度。
曹袁之争是地主阶级内部两个阶层、两种势力之争，这种斗争，在一定条件下激化为外部对抗。但是一般说来，这两个阶层、两种势力，又可以依一定条件互相渗透，甚至互相转化。袁绍营垒，本来不乏有才能的人，随着斗争的发展，其中不少人先后转入曹操一边，著名的人物如郭嘉、荀彧、崔琰等都是这样。曹操“惟才是举”，“拔出细微”，但是经常在曹操身边出谋划策的，除了郭嘉等少数人以外，更多的却是出身世家大族的名士之流。这看来是矛盾的现象，但历史的实际就是这样。曹操只是打击世家大族中那些在政治上反对自己的人，而对他们之中其余的人，则是兼容并蓄，使他们各尽其能，为自己效力。
曹操以知人善用著称，反对他的人往往也不能抹煞这一点。例如南宋的洪迈咒骂他“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却又列举了十个例子，证明他“知人善任使，实后世之所难”。(23)虽然这样，曹操阵容也在不断分化。为曹操效力的人，他们忠实的程度，效力的多少，时间的久暂，以及受到曹操信任的大小，也各不相同。大体说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郭嘉“有负俗之讥”，(24)名士陈群屡次在曹操面前说他“不治行检”。(25)但曹操不听，使郭嘉得以出谋划策，发挥才能。敢于推行法治、打击大族的基层“事功之臣”，如许令满宠、邺令杨沛、菅长司马芝、魏郡太守王修等，都得到曹操的赞许和支持。他们一般出身于地主阶级的较低阶层。
相反，像杨彪、孔融、许攸、祢衡这类人物，本来是出身世家大族或追随世家大族的名士，是袁绍的社会基础。他们在曹操身边总是“恃旧不虔”，(26)起破坏作用。所以时机一到，曹操或杀或罚或逐，以剥夺他们的影响。
介于这两类之间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崔琰本是郑玄的学生，是个颇有见识的人。他身为大族名士但没有别的名士那种浮华气习，所以能替曹操办事。不过大族意识和儒家思想，在他身上还时有表现。曹操打下邺城，需要整顿兵马，以利再战，崔琰却讥刺曹操不是“仁声先路”，而是“校计甲兵”。曹操称魏王，崔琰心怀不满，在给人的书信中“傲世怨谤”，“意指不逊”，遂被赐死。荀彧为曹操筹划军策，出了不少好主意，并推荐了一批有用的人才，包括出身卑微的戏志才、郭嘉在内。荀彧功劳很大，又知道谦虚自守。但荀彧也有矛盾。在对待东汉朝廷和汉献帝的问题上，他自觉不自觉地保留着大族名士的感情。他劝迎天子，更多地是为了“乃心王室”而不是着眼于壮大曹操势力。后来在加九锡的问题上，荀彧思想抵触，矛盾爆发，在忧郁中仰药而死。荀彧一生主要跟随曹操，但是他深层的一些思想感情，又使他终于避免不了悲剧的命运。李贽评论荀彧说：“世间道学，好骑两头马，喜踹两脚船，……卒之俱不能得而反以两失也，岂独荀令君然哉！”(27)荀彧的矛盾，李贽看到了。至于李贽目荀彧为道学而贬损之，这是李贽的偏执处。
还有一些人，如陈群、何夔，本来就是以名士的资格为曹操所用的。(28)何夔是袁氏亲戚，生活特别奢侈。(29)他对曹操选士“未详其本”，“时忘道德”，很表不满，提出选士要“慎德”与“兴功”并重，而且要“核之乡闾”，意即恢复汉代的乡举里选。这显然是对曹操惟才是举的用人路线的否定。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居然表示赞赏这个意见。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操最后一次颁布举贤令，基本上还是惟才是举的思想，但是把“至德之人放在民间”者与“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相提并论，这实际上就是几年前何夔提出的那个“慎德”与“兴功”的双重标准。其实早在建安八年，曹操就说到“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那时是“有事”的时候，强调的是“赏功能”。后来，能办到的“事”办完了，日子好像逐渐到了“治平”之世，因此“慎德”（即“尚德行”）就自然而然地提上日程了。至于陈群，著名的“九品官人之法”，就是他在曹操刚死、曹丕还没有做皇帝的那几个月里提出来的，内容与上述何夔建议很有关系。大家知道，正是这个九品官人之法，后来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结果。
从曹操同何夔、陈群的关系中，我们隐约地觉察到曹操晚年政治上向世家大族转化的动向。
世家大族作为一种社会成分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某一阶段出现，是封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三国时期，世家大族正在生长，远没有走完自己的路程。世家大族把尽可能多的财富和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按家族血统一代一代地向下传。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带有保守性。不抑制和打击他们，社会就不能前进。曹操同他们进行了胜利的斗争。但是一个一个胜仗打完了，一批一批对手消灭了，曹操发现长江和秦岭锁住了自己前进的脚步，而世家大族又悄悄地来到自己的身边。时代的和阶级的限制终归是无法超越的。“君主们……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页）这并非曹操个人高低的问题。归根结柢，不是曹操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曹操。
——原刊《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
〔作者跋语〕 本文写成于1974年秋间，意在解释曹袁关系。文章最后落在儒法之争上，在当时不得不如此。不过，这是一篇早有酝酿的历史论文，见解本有来历。曹袁之争的性质，在社会地位上被视为两个阶层之争，在意识形态上被视为儒法之争，这一认识最早是受到陈寅恪先生《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的启示。陈先生谓“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并谓前者代表是袁绍，后者代表是曹操。我们知道，袁绍四世三公，出于孟氏《易》世家；曹操则览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所以分别定他们为儒为法，是说得过去的。陈先生《崔浩与寇谦之》一文，发挥了前文的观点，论及官渡之战的意义，曰：“此战实亦决定东汉中晚以后掌握政权儒士与阉宦两大社会阶级之胜负升降也。东汉儒家大族之潜势力极大，虽一时暂屈服于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故必伺隙而动，以恢复其旧有之地位。”陈先生的前一篇文章，我在写作时是读过的；后一篇则在较晚读到。陈先生的见解，那时不便公开征引，所以未加说明，只在一处注文中引证了陈先生关于无涧神的考证，以示尊重陈先生的学说。对于这一史学问题，我在此文中所增添的内容，一是在曹操早期事迹中把他与士家大族之争作了勾勒，例如论证兖州之战就其基本性质说是与官渡之战一脉相承的；二是两个社会阶层的人物，在曹操和袁绍阵营中彼此渗透，曹操如果不重用出自世家大族的名士，就不能使自己的势力壮大起来；三是曹操晚年政治上出现向世家大族转化的倾向，在意识形态上说就是回归于儒，这在他消灭了一切可以由他消灭的政治对手，只等着摘取皇冠的时候，是必然要出现的。所以儒家大族欲恢复其旧有的地位，不必等到日后河内司马氏之兴起。第三点意见在当时有点异端味道，因而受到怀疑。可是我确信历史就是如此。“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曹操自己就是这样说的。现在时过多年，再读此文，自觉基本资料、基本观点都还站得住。只是书生写史，理当悃愊无华，所以选入本文集时，在保存框架、不动筋骨的原则下，对之作了删削。儒法斗争字样保留了一处，以存旧貌，但不渲染。此观点虽受陈寅恪先生启示，但是陈先生将他对曹袁之争性质的观点延伸至大半个世纪以后，用以解释魏晋易代之际的历史现象，我对此则期期以为未必。这一层意思，我在《论东晋门阀政治》中作了说明，读者可以参看。
————————————————————
(1)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英雄记》。以下见于此《传》及注以及《后汉书·袁绍传》及注的引文，一般不注出处。
(2)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以下见于此《纪》及注的引文，不注出处。
(3) 曹操诗《善哉行》。“三徙教”，指孟母三迁，这里指母教；“过庭语”，典出《论语·季氏》，这里指父教。
(4) 《世说新语·假谲》。
(5) 曹操这时敢于打击的豪强，一般都是与宦官外戚有关的人，还不是正牌的世家大族。
(6) 淫祀指不在祭典的祭祀。济南到处祭城阳王刘章（汉高祖之孙，初封朱虚侯），搞迎神赛会，曹操予以禁止。《司马芝传》说，魏明帝时曹洪的乳母和临汾公主的侍者迷信无涧神（无涧，山名，在洛阳附近。陈寅恪谓无涧神即无间神，佛教之地狱神，音译阿鼻），被河南尹司马芝下狱。这也是禁淫祀。《王朗传》注引《王朗家传》：“会稽旧祀秦始皇，刻木为像，与夏禹同庙。〔会稽太守〕朗到官，以为无德之君，不应见祀，于是除之。”这说明三国时民间还祭祀秦始皇，而王朗把它当作淫祀加以禁止。
(7)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典论》。
(8) 分见《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汉晋春秋》及《魏氏春秋》。
(9) 《后汉书·袁安传》附《袁闳传》。又，《后汉书·杨震传》注引华峤《汉后书》：“东京杨氏、袁氏累世宰相，为汉名族。然袁氏车马衣服极为奢僭，能守家风为世所贵，不及杨氏也。”
(10) 《三国志·魏书·崔琰传》。
(11) 《三国志·魏书·满宠传》。
(12) 《三国志·魏书·王修传》。
(13) 《三国志·魏书·王修传》。
(14) 《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注引《傅子》。
(15) 曹操后来杀孔融，杀杨修，那是另一个阶段的具体条件下的斗争，当别论。
(16) 《太平御览》卷六九一引《边让别传》。
(17) 关于边让事迹以及他与曹操的关系，见《后汉书》边让、孔融、谢甄、袁绍等传。《三国志》有关纪传略同。
(18) 《后汉书·袁绍传》载陈琳为袁绍作《檄州郡文》。按曹操杀边让，《通鉴》系于兴平元年，并说兖州之变原因在此，是对的。《后汉书·边让传》说是在建安中，显然有误。躬破于徐方，指曹操东征陶谦吃了败仗。
(19) 《意林》载仲长统《昌言》。
(20) 《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21)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载黄初二年诏。
(22) 《三国志·魏书·刘廙传》。
(23) 《容斋随笔》卷十二《曹操用人》。
(24) 《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荀彧别传》。
(25) 《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26) 《三国志·魏书·崔琰传》。
(27) 《藏书》卷二五。
(28) 《三国志·魏书·何夔传》注引《魏书》：“自刘备叛后，东南多变。太祖以陈群为酂令，夔为城父令，诸县皆用名士以镇抚之，其后吏民稍定。”何夔还在长广太守任内为曹操平息了多起豪强武装叛乱。
(29) 何夔的奢侈，在曹操的掾属中是罕见的。西晋以奢侈著名的何曾，就是他的儿子。何曾的子孙也都奢侈。
《隆中对》再认识
一 从历史验证中认识《隆中对》
《朱子语类》卷一三五：“尝欲写出萧何、韩信初见高祖时一段，邓禹初见光武时一段，武侯初见先主时一段，将这数段语及王朴《平边策》编为一卷”，云云。
按朱熹对弟子所说诸人的各段文字，分别指：一，萧何、韩信在汉中时请刘邦收巴蜀、出三秦，与项羽逐鹿中原之事；二，邓禹于更始时追刘秀于邺，进说“立高祖之业”之事；三，王朴对周世宗陈用兵之略及诸国兴亡次第，云淮南（南唐）可最先取，并（北汉）必最后亡，其后北宋平定四方，多如朴言之事；以及四，诸葛亮以《隆中对》为刘备画策之事。此诸人都被看作是以数言定天下大计，影响一代历史的政治家。朱熹欲辑录其言论以广流传，目的当是表彰他们对时局发展的洞察力和预见性，以及他们言论的历史作用。
朱熹所说从句式看来，似乎主要着眼于王朴《平边策》在宋朝的应验，也就是说，重在论本朝之事。但是比较诸人言论，就其完整、细致，并且琅琅可读，为后世广泛称道而言，无疑应以诸葛亮的《隆中对》为最。
上述诸人以数言干时主而均有应验，是由于他们都有已知的基本条件作为根据，经过分析，推测未知条件，从而估计形势变化趋势，以判断历史的归宿。已知条件有充分不充分的差别，未知条件及其变化又都要受诸多因素包括一些偶然的不可预测的因素的支配。这些都会影响上列诸人言论的应验程度。而且，他们的判断还有笼统与细致之分，笼统判断应验较易，细致判断应验较难。诸葛亮作《隆中对》，未知条件较多，局势不太明朗，而所作出的判断如此具体，应验如此显著，这正是《隆中对》千古传诵的价值所在。唯其如此，《隆中对》包含未得应验之处，也就无法避免。我们应当加以分析，使验与未验，验多验少，都能得到历史的说明，从而使人们便于理解。
后人评论诸葛亮及其《隆中对》，由于种种原因，往往出现溢美和回护之词。《隆中对》中睿智的判断，有时被赋予先验的色彩；瑜中之瑕，甚至也被认为是美玉的本色。这样就在思想上神化了诸葛亮，增加了理解的混乱。一般说来，脱掉诸葛亮的八卦袍、摈弃其呼风唤雨的本领，即令是古代的历史学家也是不难做到的；而要客观地评价《隆中对》的长短并分析其原因，无论在古代或现代，都不免遇到阻力。陈寿在《三国志》中对于作为历史人物的诸葛亮曾作了破格的处理，寄以极高的崇敬之情；只是由于在其传末说到他“奇谋为短”，“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就引起后代史家无穷非议，有识如刘知几，也在《史通》中入之于“曲笔”。据我所知，至今还有史家不直陈寿所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根据确凿的历史材料来检验《隆中对》，确定诸葛亮的认识来源，实践应验以及得失原因，这样的研究近年已多起来。这比起对《隆中对》一味赞扬，一味辩解，要有益得多。凭证据，究形势，验效果，论得失，探缘由，这种科学的研究无损于诸葛亮的历史形象，只会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理解《隆中对》，更准确地理解诸葛亮的贡献。
对于诸葛亮，包括其《隆中对》，在作历史评价时应当与其已被千年塑造成型的象征智慧与忠贞的艺术形象区别开来。我认为，诸葛亮的艺术形象也跟诸葛亮本人的历史贡献一样，同属民族文化遗产，应当珍惜，即令它并不是或者并不完全是历史的真实，也应当如此。艺术形象毕竟是艺术创造，没有必要从历史科学的角度一一加以检验和改造，从而破坏它的艺术价值。艺术形象也可能有加工和改造的必要，但这未必是历史学家的事。历史学家无须干预诸葛亮艺术形象的创造和再创造，就像无须对《三国演义》情节进行考订修改，使之符合可靠的史籍一样。所以我认为，让作为艺术形象的诸葛亮和作为历史人物的诸葛亮两者并存，也许更为适宜。曹操可以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和文采风流的文士，也可以是权变机诈的奸臣。在京剧舞台上把曹操打扮成道德完美、理想高尚的英雄，已证明是不成功的；把舞台上诸葛亮的言行举止改变成一板一眼、毫不夸张的历史人物，也未必好。反过来说，在历史研究中也不应该赋予诸葛亮过多的戏剧色彩。历史学家在描述诸葛亮和论证《隆中对》时，最好还是使用历史的方法和历史的语言，避免以“智慧的化身”、“忠贞的楷模”、“天才的预见”一类习用的赞语来代替具体的历史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论述。如果我们要求《隆中对》字字珠玑，应验如神而没有任何错误，那就是无视认识的规律，也是苛求于古人了。
二 《隆中对》方略和诸葛亮在实施中的作用
《隆中对》的提出，在建安十二年（207），即赤壁之战的前一年。它无疑是提供给刘备的一个基本正确的政治选择。以后历史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隆中对》的正确性。
《隆中对》坚实的事实基础如下：
一，曹操已牢固地据有北方，居挟天子以令不臣之势，必须承认这种现状，不可与之争锋，也无从与之妥协。
二，曹操即将凭借其优势力量，向南方用兵，而南方长江流域地境则分陈着扬（孙权）、荆（刘表）、益（刘璋）三股独立存在、彼此尚无联系的力量。这三股力量，尤其是荆、扬力量，如何因应时局，调整步骤，共抗曹兵，是形势发展的关键所在，须要能动地加以处理。处理得当，形势发展会有利于抗曹阵营，刘备也会赢得存在和壮大的机会。
根据对形势的基本估计，诸葛亮向刘备提出三个方面的对策作为近期目标：
一，取刘表。这是可行的一着，但刘备不敢。刘表据荆州已历二十余年，虽然无甚作为，但是在平常情况下还可以保境安民。刘备是惊弓之鸟，羁旅寄寓，在荆州无根无柢。只凭数千之众，欲吞并刘表而无灼手之虞，需要相当的干略胆识才行，而这正是刘备所缺乏的。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及注，当北方曹兵猝至之时，刘备自新野急奔襄阳，其时刘表已死，诸葛亮说刘备攻刘表之子刘琮以据荆州，刘备以“不忍”相答。后人论及此事，大抵以政治信义推崇刘备。但是征诸前此刘备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个人历史，可知恪守政治信义并非刘备的特点。赤壁战后刘备拒绝孙瑜水军假道攻蜀，说：“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但是没过几年，刘备乘受刘璋之邀的机会而覆刘璋之师，何曾顾及政治信义？所以刘备所谓不忍取荆州，只能用不敢来解释。只是到了赤壁战后刘备成为胜利者的一员，荆州的一部分才自然而然地落入刘备之手。
二，取刘璋。刘璋偏处西南，无碍大局，尤其是于当前抗曹没有直接作用，刘备决无溯流千里，越峡逾巴，冒险取蜀的可能与必要。但《隆中对》认为，这是刘备植根所在，应当相机取之。
三，承认孙吴力量的存在并与之结盟。孙刘结盟，主动权并不在诸葛亮、刘备而在鲁肃、孙权之手。此时孙权正从太湖背后的闭锁状态中走出来，从京口凝视着长江上游的烽烟。他知道如果曹军得以久据荆州，下一个将要受害的地方就该是江东了。实际上，在赤壁之战的同时或稍后，曹操与孙权的巢湖之战就已开始。孙权只有两种选择，降曹或抗曹。即令降曹，也得保住江东基业，这又必须能战才行；不能战，降曹后迟早必被吃掉。不论是降是战，当务之急都是支援承受曹军主力压迫的刘备。朱熹论及此问题时说：“孔明之请救，知其不得不救。孙权之救备，须著救也。不如此，便当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识，势使然也。”(1)孙刘结盟，是一方求救，一方不得不救，于双方都需要，都有利。至于双方冲突的可能性，此时尚未出现。
《隆中对》近期方略，大概如此。
《隆中对》远期方略，是关于入蜀、治蜀和自秦川、宛洛北伐等事。近期方略与远期方略合而观之，《隆中对》似乎是一个进取的开拓的方略。这个方略能够实行到什么程度，一靠客观条件，二靠刘备有坚定的追求。但是此时的刘备，胸中并没有装着《隆中对》。他是一个不具有明确战略思想的随波逐流的人。虽然这样，历史大体还是顺着《隆中对》的方向步步发展，这证明《隆中对》大体上符合客观条件，具有无形的力量。
刘备对诸葛亮，始而有鱼水之喻，终而有白帝托孤之词，而诸葛亮后来也是鞠躬尽瘁以辅刘禅。这些情况，使历代史家多认为刘备最赏识《隆中对》，并始终不渝地为实现《隆中对》而奋斗，戎机大政悉以《隆中对》为依据，委诸葛亮行事。其实，情况并非都是如此。
刘备一生，与曹操角逐，不是对手；与孙权角逐，也无优势。当时人对刘备评价，有誉有毁，但是毁多誉少，毁实誉虚。《先主传》注引《傅子》载曹操丞相掾赵戬之言曰：刘备“拙于用兵，每战必败”；《陆逊传》亦谓刘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刘备一生的败战记录，是人所共知的。只是到赤壁战后，刘备才恢复了一支可观的武力，被陆逊视为疆界“强敌”。但是夷陵一战，正是这个陆逊，使其疆界“强敌”全军覆没。
比军事才能的估价更为重要的，是刘备的政治声誉问题。《先主传》注引《魏书》载吕布诸将曰：“备数反复难养。”这是建安初年的事，刘备声誉已是如此。以后刘备又几经反复，才在荆州刘表处暂获栖身之所，而刘表也同样地“疑其心，阴御之”。赤壁战后，刘备据有荆州江南四郡，这本是荆州境内落后之区。《鲁肃传》注引《江表传》，周瑜上孙权笺，还说“刘备寄寓，有似养虎”。以后刘备助刘璋而又叛刘璋，也是如此。我无意偏重以道义原则衡量刘备。道义原则不是认识和评价《隆中对》的主要标准。《隆中对》中虽有道义说教之词，它本身立论，却主要是以利害而不是以道义为出发点。但是道义影响政治声誉，在当时还是起作用的。
刘备的优势，似乎在于《隆中对》中说到的“帝室之胄”的身份。这只是相对于曹操挟持汉献帝一事而言。但是汉室之衰已是无可挽回。何况汉献帝的法统既然还存在，刘备就不能置之不顾而另外有所标榜。所以帝胄身份并无助于刘备的成功。至于对长江流域的刘表、刘璋而言，刘备连这点名义上的优势也谈不上，因为三刘恰恰都是西汉景帝的疏裔，都是帝胄；而且刘表、刘璋，论家世和个人仕履，显然都比刘备要强得多；论拥有的潜力，也远在刘备之上。而且稍前几年还有一个“帝室之胄”刘繇，曾经被安置在扬州牧的位置上。刘繇、刘表、刘璋，东汉的扬、荆、益三大州的州牧，都是受命于汉帝，名份上刘备与他们也是未可同日而语。刘备终于并吞刘表父子及刘璋势力，不是凭帝胄身份，而是凭他自己闯荡半生的权诈，凭他的对手的愚昧和暗弱可欺。
此外，用人也被看作是刘备所长，傅干、陈寿均有赞辞，分见《先主传》及注。后人以此颂扬刘备者亦复不少，大抵是据刘、关、张的关系和拔诸葛亮于草庐等事而言。赵翼说，三国之主皆能用人，而且各有特点，刘备用人的特点是“以性情相契”。(2)但刘备“以性情相契”而结合的人物，在蜀国建立前后的期间内多已凋零。刘备用人，在魏、蜀、吴三国形成鼎立的过程中并无优势可言，这可以在各国人物传记的比较中得到清楚的说明。如果不以三国之主相比而以均为帝胄的三刘相比，刘备也是得人最少。以后治蜀的人才，主要是刘备死后诸葛亮分化刘璋旧部，或排抑，或吸收，使新随刘备入蜀居于少数地位的人，与原刘璋旧部居于多数地位的人，即当时所谓“新旧”，所谓“客主”者，逐渐熔融，才形成蜀国的文武臣僚。关于“新旧”关系，“客主”关系问题，我在《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一文中有所探讨，可供参考。
刘备于危难之际托孤于诸葛亮，并说若刘禅不才，“君可自取”。古人论此，多赞其君臣相得之切，并取鱼水之喻相印证；亦有人认为这只是对诸葛亮的“猜疑语”。这些说法都是揣度心性，难于断言。在我看来，以前述“新旧”、“客主”的道理加以分析，似乎可以说得略为客观一些。其时蜀汉新建，基础不稳，夷陵之败，更生摇动。诸葛亮与李严并受遗诏辅政，亮正严副，而这二人恰好就是“新旧”各自一方，或者说“客主”各自一方的代表人物，论潜在势力，李严一方决不弱于诸葛亮一方。所以，刘备倾覆刘璋而颠倒了的新旧、客主之间的主从关系，由于刘备之死而被再颠倒过来，不是没有可能。这当是刘备死前最关注的问题。要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新立的幼主是无能为力的，唯一可以付托的人只有诸葛亮。所以我认为刘备作此遗言，正是为了在李严面前巩固诸葛亮的地位，预防旧人另有图谋。这是刘备一生中少有的有远见的策略之举。这一策略之举，自然是以对诸葛亮的信任为前提，但却又不止是个人信任问题。
据《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李严后来曾经劝说诸葛亮受九锡，进爵称王，这当然是非常之事。诸葛亮答书，说自己“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按指魏明帝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这里，“知己未答”的“知己”，“诸子并升”的“诸子”，自然首先是指同受顾命的李严。对于九锡之劝，诸葛亮可信是无动于衷。可是他并未义正词严地指斥其非人臣所宜言。他不避僭越之嫌，委婉作答，其中“十命可受”虽属假定之词，却是人臣大忌。后世史家不得其解，只好武断地说这未必出自以谦恭称著的诸葛亮之口。(3)可是是谁杜撰此语，为什么要如此杜撰，还是无从解释。如果考虑到刘备托孤时“君可自取”之言的历史背景，在李严、诸葛亮之间出现九锡、十命之类的话，我认为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刘备既然郑重其事地嘱咐诸葛亮权衡形势，必要时可以取代刘禅，诸葛亮就不宜在李严的试探面前过分拘泥于君臣名分。诸葛亮答李严语软中有硬，硬中有软，这才是其实质所在，是诸葛亮聪明练达的地方。诸葛亮治蜀，总是不忘以先帝付托为言，史家也总是赞美他忠烈溢于言表。但是揆之上述，似乎不无历史的隐曲夹杂于诸葛亮的言词之中，蛛丝马迹依稀可辨。(4)
总之，自从草庐作对以后以至刘备死前，刘备并未以《隆中对》的方略为念，孜孜以求其实现，当然也没有把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幄的贴身位置上，大事向他谘询。刘备死后，诸葛亮得其托孤之言，始获特殊地位。此后治蜀、北伐诸事，诸葛亮才得以按照《隆中对》的谋划，择其可行者逐步推行。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刘备死后，诸葛亮始得真正尽其才用。
刘备死前，诸葛亮长时间内并不在刘备身边，戎机大政，并无诸葛亮参赞其间的事实。决计入蜀和叛攻刘璋，是法正、庞统之谋。庞统、法正死，刘备出峡之战的错误决策就再也没有人可以强行谏阻。《义门读书记》卷二七何焯据诸葛亮曾于荆州“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租赋以充军实”之事，以及入益州后“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之事，遂谓“当先主时但寄以萧何之任”。“但寄”，犹言仅寄，只寄，是指寄任无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判断。但是萧何在关中，得以“发踪指示”，“便宜行事”，救刘邦乏绝，刘邦虽屡蹶犹得屡兴，终于战胜强大对手。所以萧何于汉初论功为最，位次第一。而在刘备死前，诸葛亮徒有《隆中对》筹划之名而实际表现无多。他在荆不得预入蜀之谋，在蜀不得参出峡之议，这些关键之事不论正确与否，都与他无干系。以之与萧何“发踪指示”、“便宜行事”之任比较，是颇不相称的。
三 鲁肃与诸葛亮
《隆中对》的构思，时局是主要的根据。在汉末动乱纷纭、引人思索的年代，除了诸葛亮以外，其他有识之士，按照各自的处境及其视野所及，也在观察时局动向，探测发展前景，考虑自己的出处。在《隆中对》之前，东吴的鲁肃已对时局作过类似的分析，向孙权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
据《鲁肃传》，鲁肃于建安五年（200）初见孙权时密谓孙权曰：今天子已在曹操之手，孙权欲为桓、文已不可能。“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鲁肃认定曹操势力在北方已经巩固，孙权发展余地只有南方，从而建议孙权分步以图进取。第一步，鼎足江东，稳固根本；第二步，据扬取荆，窥探上游；第三步，并益州而尽长江所极，形成南北对峙；第四步，徐图天下以成帝业。这里，第一步自无问题，第四步只是渺茫远景，皆可不论；第二、第三两步则是眼下急迫的追求，是孙权发展的关键所在。
以鲁肃之议与《隆中对》比较，虽有差别，基本构思却是相同。《隆中对》主张刘孙结盟，这是由于曹兵有压境之虞而提出来的，此种形势在建安五年鲁肃发议时尚未出现。而当数年后曹兵南下，刘备成为荆州尚存的抗曹力量之时，鲁肃立即建议联刘抗曹。这实际上是因时而发的对建安五年密议定策的一项重要补充。鲁肃衔命，不失时机地追刘备及于当阳，劝与并力。所以孙刘结盟，《隆中对》虽有议在先，但实际行动的倡始者毕竟还是鲁肃。后来诸葛亮随鲁肃见孙权，连横之略即告形成。薛国中先生《诸葛亮与隆中对》一文，(5)论及鲁肃之议，有些意见我是赞同的。
陈寿于鲁肃、诸葛亮二传，均著其结盟之功，这本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公正史笔。裴松之于此以为陈寿记事舛互。(6)卢弼《集解》于《鲁肃传》引或曰：“肃虽语亮，亮非因肃始解此也。权闻肃谋，参之于亮，始决也。虽若相袭，实各成说也。”在我看来，陈寿史文并无不当的舛互；“或曰”所谓“实各成说”，见解是比较客观的。我引证这些，主要目的不在于抑扬古人，只是为了说明在相同或相似的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相同或相似的对时局的认识。鲁肃与诸葛亮的见解都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都具有历史意义。
以上这些，是就鲁肃与诸葛亮的认识而言。至于刘备，直到他在曹军追逐之下狼狈逃窜之时，还不曾想到应当积极抵抗，当然更谈不上联孙抗曹的事。《先主传》注引《江表传》，鲁肃于当阳追及刘备，“问备曰：‘豫州今欲何至？’备曰：‘与苍梧太守吴臣（按吴臣当作吴巨）有旧，欲往投之。’”吴巨，长沙人，刘表用之以守苍梧。《薛综传》说他是轻悍“武夫”，可见其人并无声望志略。刘备逃奔苍梧之事，尚有它证。《鲁肃传》注引《吴书》，建安二十年（215）鲁肃为分荆州事与关羽会于益阳，肃谓昔年见刘备于当阳长坂，其时“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按指据有荆州土地之事）”。《通鉴》胡注：远窜，“谓欲投吴巨也”。这些资料清楚地说明，曹军的追逐使刘备逃生不暇，何能顾及联孙抗曹？何能顾及如《隆中对》所谋划的对天下的经略？就此而论，孙刘联合的促成，赤壁之战的胜利，鲁肃的实际作用大于诸葛亮，是可以断言的。诸葛亮虽发论于前，但刘备并没有给他实现计划的机会。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对古人真要有所抑扬的话，应当抑扬的并不是诸葛亮和鲁肃，而是刘备和孙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