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肃密议中所谓“鼎足江东”，后世史家也有疑惑。《通鉴》录此密议，径改“鼎足江东”作“保守江东”。卢弼引何焯曰：“此时何缘便知为鼎足乎？亦事后傅会之词。”又引或曰：“是时先主无尺土，何云鼎足？”诸家疑及“鼎足”之说，实际上是囿于成见，认为非刘备、诸葛亮不能谈鼎足，因此疑及鲁肃之议的可信性。这也是史家迷信诸葛亮的反映。
其实鲁肃之议中的鼎足，并非预指以后出现的魏、蜀、吴的三分，而是指扬州孙权、荆州刘表和北方曹操这三种力量并存的局面。其时刘备还未向南逃奔，自然不是鲁肃指画天下大势时所当涉及的人物。刘璋僻处一隅，亦无能插手大局的争衡。所以刘备与刘璋都未得入于鲁肃所谓鼎足之列。《诸葛亮传》载亮随鲁肃东下，见孙权于柴桑，谈及孙刘共抗曹军之事，曰：“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胡三省谓“荆，谓备；吴，谓权。鼎足之形，谓三分天下也”。诸葛亮所说的鼎足，与鲁肃所说的鼎足，正好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把鲁肃当年所指的刘表换成刘备而已，地点还是荆州。又《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庞统说刘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这也是以曹、孙及荆州势力鼎足而言。以后魏、蜀、吴三国鼎足，正是此时鼎足形势发展的结果。诸人只承认《隆中对》所画的鼎足而不承认早于《隆中对》的鲁肃所画的鼎足，不能不说是对三国历史认识的一种偏见。
鲁肃、诸葛亮二论，一先一后，局势明朗程度不同，意见的细致性、条理性和准确性确有差异。但就此二论在当时被人主重视的程度及求其实现的实际意义而言，鲁肃之论较《隆中对》似有过之。《三国志·吴书·吕范传》注引《江表传》，孙权比鲁肃于“开初议之端”的东汉邓禹，曰：“孤始与一语便及大计，与禹相似。”《吕蒙传》孙权与陆逊论及鲁肃，亦以之与邓禹相比，曰：“公瑾昔要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孙权对鲁肃的这些评价，比刘备对诸葛亮的所谓鱼水之喻，要具体得多，实在得多。特别是孙权使鲁肃得以按部推行其议，这是诸葛亮未能得之于刘备的。刘备死前，诸葛亮未得处于主动状态，作为不大。由于诸葛亮有后来治蜀的事迹流传，鲁肃则早亡而未得竟其志向，所以鲁肃被诸葛亮的重名掩盖，鲁肃之论也就远不如《隆中对》受后人重视。朱熹欲裒辑历史上以数言定天下大计之论，也没有想到鲁肃的密议。
鲁肃之议，赤壁战后实现了第一步并部分地实现了第二步，襄樊战后完全实现了第二步。在第二步未全实现，即鲁肃未死、荆州由孙刘分据之时，孙吴已着手实行鲁肃之议中的第三步，即夺取益州，以求尽长江所极据而有之。
《三国志·吴书·甘宁传》，赤壁战前，甘宁劝孙权取江夏黄祖，进图刘表、刘璋。他说：“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按即扞关，在湖北长阳以西），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甘宁所作建议，实即前此鲁肃密议计划的一部分。赤壁战后，周瑜领南郡太守，据《周瑜传》：“瑜乃诣京（按即京城，后称京口）见权曰：‘……乞与奋威（按奋威将军孙瑜，时为丹阳太守，屯兵牛渚）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权许之。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值得注意的是，周瑜所议以孙瑜据汉中北结马超，自与孙权据襄阳以蹙曹操，这又与《隆中对》秦川、宛洛二策相同。《鲁肃传》注引《江表传》载周瑜病困时与孙权笺，曰：“自效戎行，规定巴蜀，次取襄阳”，说的就是周瑜在京城与孙权所定计划，而计划所据，就是鲁肃初见孙权之议。
依据赤壁战后荆州的形势，即令周瑜不死，孙吴进军巴蜀，成功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因为此时横亘于江东与巴蜀之间的已不是可以予取予夺的刘表，而是由于赤壁之战的胜利而强大起来的刘备。此时的刘备，既不再有南投苍梧的必要，也还没有率先入蜀的可能。他的目的是巩固荆州已据地盘，徐图发展。《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孙权欲与备共取蜀，遣使报备曰：‘米贼张鲁居王巴汉，为曹操耳目，规图益州。刘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则荆州危矣。今欲先取刘璋，进讨张鲁，首尾相连，一统吴楚，虽有十操，无所忧也。’备欲自图蜀，拒答不听。”这里所谓“欲与备共取蜀”，一望而知是胁迫之词。孙权虽然不甚看重刘备在荆州的军事存在，但欲使刘备屈从，势必通过一场战争才有可能。所谓刘备“欲自图蜀”之说，也无史料可证。核以后来刘备有刘璋之邀约而尚犹豫不决的情况，此说实难成立。接着，孙瑜水师进至夏口，刘备不听过，并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驻南郡（按《通鉴》建安二十年胡注谓此为孙吴所置江南之南郡，即晋以后之南平郡），而刘备自驻孱陵，层层设防以备吴军。荆州主簿殷观预料有此部署，“吴必不敢越我而独取蜀”。周瑜既死，孙权未敢启衅，乃召孙瑜还，图蜀事罢。
从以上情节可见，鲁肃密议与诸葛亮《隆中对》，实质部分大体相同，都是有识之士分析时代条件及其发展趋势的产物。认识这一点，有助于按其实际价值来评估《隆中对》，有助于抹去诸葛亮脸上过重的油彩。鲁肃、诸葛亮二议，在许多方面都经得起历史的验证。同样，《隆中对》中未验的部分，鲁肃之议中也有。只是由于他们二人各自的环境和所据的条件并非全同，所以得失也不完全一样。例如据荆取蜀，肃、亮二论都有，但就其应验而言，取蜀之事于肃论为失者，于亮论为得；而稳据荆州之事于肃论为得者，于亮论则为失。本文以下两节，即将对《隆中对》入蜀和据荆二策，分别加以探讨。
四 巴蜀偏霸之业
刘璋迎刘备入蜀，张松创其议，法正为行人，其事众所周知，无须赘叙。《法正传》载诸葛亮之言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云云。诸葛亮以入蜀首功归之法正，深加赞赏，而丝毫没有说到自己起过什么作用，也未提及自己早在《隆中对》中首倡的入蜀之议与后来刘备入蜀之行是否有关。入蜀本是刘备在困境中求生存的唯一出路。他之未敢主动攻蜀，照理说所虑在于进无必胜之势，退为孙权所乘。刘备有法正之邀，前一方面的顾虑不复存在了，可是他仍然踌躇不前。《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庞统说刘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可权借以定大事。”《通鉴》系法正之邀刘备和庞统之说刘备为一过程，先有法正之说，“备疑未决”，庞统乃言于备云云。这就是说，法正建说，庞统决疑，而诸葛亮本人则未曾参预议论，没有起什么作用。
尽管如此，历史地分析这一问题，入蜀事成毕竟是诸葛亮《隆中对》主要的应验之一。有入蜀的成功始有三国鼎立，始有诸葛亮治蜀业绩，始有西南腹地的开发，始有巴地与蜀地更紧密的联系，始有长江上游与中下游之间的豁然贯通。这些都是极重大的历史成果。如果说刘备在荆州占有地盘是《隆中对》开拓性设想第一步的实现，那么进据益州就是《隆中对》开拓性设想第二步的实现。客观进程就是这样。
但是诸葛亮可能没有想到，进入益州以后，《隆中对》的进取就达到了极限，此后的任务，只是如何保据守成而不是如何进一步开拓。
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国，为地理、财力、人力、军力等条件所限，是难图境外发展的。当年刘焉入蜀，据《三国志·蜀书·刘焉传》，本来就是为了“避世乱”而求“保州自守”。范晔于《后汉书·刘焉传》后论曰：“刘焉睹时方艰，先求后亡之所，庶乎见几而作。”蜀中的保据者凭借剑阁、汉中之守，夔门、扞关之险，闭门自帝，经营有当，可以小康。至于境外之争，就要看其时的外部条件如何了。当秦岭以北、扞关以东有强敌扼守时，益州保据者欲逾岭、出关以求竞逐，是十分困难的。即令无强敌扼喉，欲求秦岭南北、三峡内外的兼守，也是困难得很。刘备入益州后，本来是应当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他自己只有善保边境、经营益州的事情可做。《隆中对》中自宛洛、秦川北伐之事，如果不是书生议政，纸上谈兵，就只能是虚张声势，以进为退。如果是后者，还不失为一种策略；如果是前者，那就要误事更多。刘备出峡，全军覆灭；诸葛北伐，积年无成，在当时蜀国的条件下，结果只能如此。
入蜀之后只能成保据之业而不能再有进取，历代评论者注意及此的并不乏人。只是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彼此不尽相同，有的承认历史条件起着决定作用，有的则一味责备诸葛亮无能。宋代理学家评论诸葛亮，说他于道不纯，于理未尽，因而不能有成。这种评论偏于抽象，可不置论。从历史条件立论的有如下一些。不过这些议论也多把刘备进退诸事一概归之于诸葛亮，这是与事实不符的，我们也只好从大处着眼，无从一一分辨。
据《魏书·毛修之传》，晚于诸葛亮二百余年的崔浩，驳斥毛修之入蜀所闻陈寿评诸葛亮事，曰：“承祚之评亮，乃有故义过美之誉。……夫亮之相刘备，……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他（佗）为偶。而以为管萧之亚匹，不亦过乎？”(7)崔浩关于刘备避曹氏、夺刘璋、连孙权之是非得失以及认为入蜀是下策诸事，皆非新见，可以不论。他的实质性的结论是，一旦入蜀，就只能与秦汉之际割据一隅的赵佗为偶而不能再有其他作为，这一点认识是符合实情的。诸葛亮与赵佗，人的素质迥然有别，但保据的性质却是相同。迷信诸葛亮的张澍，在其《诸葛忠武侯文集·序》中斥崔浩之说为“纤生”之“莠言”，只能说明张澍本人之迂和千古相传历史偏见影响之深远。
《齐东野语》卷一“三苏不取孔明”条引苏氏父子之说，其中有苏洵之言曰：“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取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此点与崔浩以赵佗为喻，意义相似。苏洵还和崔浩一样，不以为弃荆州入西蜀，在当时条件下是不得不如此的，因而对诸葛亮也是取责备态度，这就是苛求于刘备、诸葛亮了。
历史决定了刘备是一个奔窜求存的角色，历史只给了诸葛亮一个小国寡民的政治舞台。不论个人的素质与才能如何，诸葛亮能起的作用总是要受历史条件的支配。他的《隆中对》睿智非凡，但毕竟也只能是历史条件的产物。
古人意识到这一点并作出比较完善的评价的，要算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论诸葛亮资益州形势以为制胜之略，曰：“蜀汉之保有宗社者数十年在此，而卒不能与曹氏争中原者亦在此。”又曰：“当先主飘零屡挫、托足无地之日，据益州以为资，可也；从此而画宛洛、秦川之两策，不可也。陈寿曰‘将略非其所长’，岂尽诬乎？”王夫之以刘备托足无地而不得不入蜀，既入蜀则不足以言宛洛、秦川两策，这两层说明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诸葛亮本人随着形势变化和地域迁徙，对北伐路线的考虑必然有所改变。《隆中对》中北伐的宛洛、秦川二策，在《出师表》中不再出现，他力求实行的只剩下奋力秦川一策，而且还只能迂回进行。王夫之所说：“从此（按指据有益州之后）而画宛洛、秦川之两策”，也是不准确的。
如前所论，入蜀是刘备唯一退路，入蜀后只能成偏霸而无兴复汉室之可言。虽然如此，比起逃奔苍梧，这毕竟是较好的选择。不过，强敌环伺，入蜀亦应图强，因而有诸葛亮不计成败利钝，驱民北伐之举。历来对此的评论，大抵以叹息为主。诗人咏此不乏名句。在我看来，杜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句，缺乏历史内涵，比起温庭筠的“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来，识见上要差一些。当然，这些毕竟都是文学语言，不必过于从史识上去推敲。《邓艾传》注引《袁子》论蜀北伐事，曰：“小国之虑，在于时立功以自存。”《华阳国志·后主志》亦作如是判断，曰：“以弱为强，犹可自保。”这种历史的估量，比起英雄不遂其志的慨叹，比起王业不得偏安的议论，都要实际得多。《后出师表》曰：“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这不论是诸葛亮本人之言，还是时人托为诸葛亮之言，都说明王业云云不过是诸葛亮欲求立功自存的一种自饰之词而已。以其时蜀魏形势度之，以攻为守者或有可守，坐守待人之攻者守亦不能。清人刘献廷直谓诸葛亮北伐不过是“以攻为守”，“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8)这个说法我认为是有历史见识的。如果认为连这种估计也委屈了诸葛亮的话，那就必须说诸葛亮北伐之师与刘备当年出峡之师一样，都只能一概视之为《孙子》所谓的“縻军”了。
五 跨有荆益之失
诸家评论入蜀，多有一个共同前提，即以弃荆州而不守，没有完成《隆中对》中“跨有荆益”之业为失策，因而寄以惋惜之情。他们似乎并不怀疑跨有荆益的正确性和可能性。
荆州本是四战之地，赤壁战后纠纷迭起。后来孙刘妥协，刘备所得不过长江以南、湘水以西郡县，这并非荆州的发达之区，不能凭以抗拒孙吴用扬州为资而随时可能发动的攻击。刘备主力入蜀后，孙权不会长久容忍留在荆州的刘备势力，刘备也难于长久维持在荆州的军事存在，这是很清楚的事。关羽攻樊，不过是自启衅端，给孙权以可乘之机，加速了刘备据荆力量的覆灭。所以，问题不在于刘备之弃荆州，而在于荆州之不得不弃。这种荆益不可兼得的情况，估计刘备有所觉察，但又不能心甘情愿地接受。
关羽自围樊以至败死，首尾半年。其时刘备得汉中而王之，并控制了沔水以通襄樊。孟达在上庸，刘封受刘备之命自沔水下统孟达之军。关羽急时，连呼刘封、孟达支援，而刘封、孟达竟托词不承关羽之命。关羽败死，孟达降魏，刘备赐刘封死，以正其不救关羽之罪，但这只是一种姿态而已，我疑此中另有隐情，容当别论。(9)在荆州形势紧张的半年中，刘备并未主动发兵自沔援荆，也未遣军自长江顺流策应。看来刘备虽未必忘怀荆州，但又无法分兵以固荆州之守。所以他态度暧昧，犹豫多时，对关羽之死是负有责任的。至于诸葛亮，没有资料证明他曾受到刘备谘询，对此没有关系。
夷陵之战，是刘备重图跨有荆益的一次尝试。刘备对这次战争的部署和指挥意图，令人难解。战争开始，蜀军尽出三峡，占领巫、秭归，至于夷道猇亭，武陵蛮夷闻风归降。形势于蜀是颇为有利的。蜀自出军至覆败，整整一年；兵屯峡口，亦历七八月之久。蜀军连兵立屯，作固守状，并未试图强攻。《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魏文帝静观夷陵战局，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陆机《辨亡论》论蜀吴郊境形势说：“重山积险，陆无长毂之径；川厄流迅，水有惊波之艰。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舳舻千里，前驱不过百舰。故刘氏之伐，陆公喻之长蛇，其势然也。”魏文之讥，陆逊之喻，的确说明了蜀军的致命弱点。克服弱点的方法，只有以高屋建瓴之势，乘流急进，变弱点为强点，才有可能破吴军峡外之守。但是刘备虑不及此，而是持续地作长蛇状的静态屯驻，置自身于被动防御地位，以致意沮兵疲，一朝覆没。
卢弼于《陆逊传》集解中引钱振锽之论曰：刘备“非致死之军，直畏死不敢进也”。又谓“此岂报仇雪恨之师哉？正孙子所谓縻军，非忿兵也”。按《孙子·谋攻》：“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注引李筌曰：“縻，绊也。不知进退者军必败，如绊骥足无驰骤也。”钱氏观察入微，认为刘备之师乃孙子所谓縻军，是有见地的。钱氏还分析：“长江上流建瓴之势，舫船载卒，不费汗马之劳。先主有上流之势而不用，舍船就步，吾不得其说也。”
《汉书·魏相传》：“争恨小敌，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刘备雪恨动机，诚或有之。《三国志·魏书·刘晔传》就刘备、关羽的关系为言，认为不如此则“于终始之分不足”。但是蜀吴实力对比究竟如何，对于如《诸葛瑾传》所议大局小局的关系是否全无考虑，据蜀而图长期固荆是否可能，这些都是不可等闲视之的蜀国安危所系的现实问题，刘备不能不筹谋在先。在我看来，正是这些复杂的问题，使刘备既不能战，又不得不战，因而陷入一种矛盾之中。表现在指挥上，既作倾国出兵的姿态，又不敢顺流以求决战，终于使忿兵成为縻军。钱振锽甚至推测：“顺流而下，将逆流而返，军若不利，将不善其归也。”这种认为刘备预筹退路的推测，看来不无道理。《黄权传》权谏阻刘备伐吴，已有“水军顺流，进易退难”之语。不过，即令刘备筹谋在先，仍然不得免于“不善其归”的厄运。刘备的矛盾，竟然如此解决。
夷陵之战，史家论之者多，诗人也有咏叹之作。杜甫《八阵图》诗有“遗恨失吞吴”的名句，历代论诗者揣摩诸葛亮心态和杜甫立意，作过许多不同的解释。杜诗仇注归纳为四：一，以不能灭吴为恨，此旧说；二，以刘备征吴为恨，此苏轼说；三，谓诸葛亮不能制刘备东行而自以为恨，此朱鹤龄说；四，以不能用阵法而致丧师为恨，此刘逴说。吴小如《略论杜诗的用事》一文，(10)以朱鹤龄说为得，苏轼说亦近是。我同意该文这一观点。不过我认为这主要是参考历史事实而对诸葛亮心态的揣度，至于是否符合诗圣杜甫之意，那就难说了。
刘备出兵，谏阻者多，诸葛亮是否在谏阻者之列，史无明文。但是反过来说，诸葛亮无促成出兵之嫌，是可以肯定的。《法正传》记诸葛亮事后之言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由此窥知，诸葛亮对此战不以为然，如果不是无由谏阻，必是谏阻无成。还可以进一步推论，诸葛亮于关羽败死后已认识到守荆之不可能，放弃了《隆中对》中跨有荆益的设想。所以他不但不同意出峡之战，而且在数年以后孙权正号之时，立即派遣陈震往贺，并相约剖分天下诸州。这样，蜀之与吴，就俨然以西帝、东帝相待，而所谓王业不偏安也就成为具文了。
近读傅克辉《论隆中对的成功和失败》一文，(11)于其以跨有荆益为失的论点，我有同感，只是想作一点补充。我认为跨有荆益之失，主要不是失在草庐对策之时，而是失在孙吴已成为荆州支配力量之后。
诸葛亮作《隆中对》时，曹兵有压境之虞，孙吴又出太湖之侧，为刘备计，只有取代刘表、刘璋，才有出路。在这种形势下，《隆中对》提出了跨有荆益的主张，而对这一主张的可行性并没有作深入细致的考虑。这当然是一个失误。但是若因时论事，《隆中对》的这一失误是可以理解的，它也并未造成眼前的损失。其时刘备、诸葛亮身在荆州，断不容提出抛弃可能据而有之的荆州于不顾而侈谈入益之事。所以跨荆州益州而有之的主张就自然而然地被提出来了。据荆是当务之急，据益则是远景。以后的形势一变于赤壁战后孙权势力入荆，再变于刘备主力入蜀，三变于关羽失荆州之守。到了此时，跨有荆益之不可能才明显地暴露出来。所以我认为跨荆之失主要不是失在诸葛亮早先曾作此议，而是失在刘备无视已经明朗化了的形势而固执此议。至于此后，诸葛亮既不曾赞同刘备出峡攻荆，也未在他自己执政时继续从事跨荆之战。诸葛亮避免了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上举傅文在此问题上也说到诸葛亮毕竟是高明的，我认为是公允的评论。
六 跨有荆益的认识来源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跨有荆益的主张，除因当前形势未显，不得不作如此设想以外，还有历史原因。我以为百余年前公孙述据益出荆的历史事实，给诸葛亮跨有荆益之议提供了认识上的根据。
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至十二年（25—36），公孙述在成都建号立国，史称其时“蜀土清宴”。《后汉书·公孙述传》载李熊说公孙述称帝，有言曰：蜀地“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李熊所设想的割据境界，含荆州西境，与《隆中对》所说跨有荆益大体相当。后来公孙述所遣将军任满果然从江州东下，至于三峡以外的扞关。建武六年，将军田戎、任满又曾“出江关，下临沮、夷陵间，招其故众，因欲取荆州诸郡，竟不能克”，云云。按临沮、夷陵在今当阳、宜昌，已经深入荆州。所以跨有荆益，公孙述时并非全不可能。所谓“招其故众，因欲取荆州诸郡”之语，系指田戎初起于夷陵，转战郡县，因有故众在临沮、夷陵以及荆州其他郡县。这种情况，与刘备先在荆州活动后来虽离荆州而在荆州尚具一定影响相似。
《华阳国志·公孙述志》：“荆邯说述曰：‘……不东出荆门，北陵关陇，与之进取，则王业不全，子孙不久安也。’述悦之，乃出军荆门、陈仓，欲震荡秦、楚。”此事《后汉书·公孙述传》记载，于时地均较准确翔实。《后汉书》曰：建武七年骑都尉荆邯说公孙述，宜及光武尚有事于山东、天下未平之际，“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云云。《后汉书》谓公孙述本拟如荆邯所请出兵，后遂止，此点与《华阳国志》异。《后汉书》又载建武九年，“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满、南郡太守程汎将兵下江关，破虏将军冯骏等，(12)拔巫及夷陵、夷道，因据荆门”，十一年始败退。由此可见，公孙述于益州立国，荆州西境在其势力范围之中，虽未长期驻兵，但随时可以发兵占领。说公孙述曾经跨有荆益，是可以的。
上引常璩《华阳国志》及范晔《后汉书》成书在后，都是诸葛亮作《隆中对》时所不见。但据《后汉书·班固传》及《史通·古今正史》，知公孙述事迹已著于东汉时的《东观汉记》，布流于世。诸葛亮草庐作对，指画天下大势及于蜀中之时，昔年公孙述据益跨荆的历史，自然是他所知道而浮现于脑中的。所以我认为公孙述的事迹，正是诸葛亮跨有荆益之议的认识来源。而且公孙述诸将北上秦川之议以及所谓不进取则“王业不全”之语，《隆中对》与之符合，以后诸葛亮连年北伐事也与之符合，或许它们之间同样有某种思想认识上的关联。
公孙述失败了，后人未曾以之入于僭越叛逆之列，亦未曾责其跨有荆益以及北上秦川为非计。公孙述有白帝之称，其所遗留的白帝城之名至东汉沿而未改，刘备入蜀时此城仍旧名。《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注引《魏略》载魏文帝曹丕诏答孙权关于夷陵之战诸事，以刘备比之于公孙述。其诏曰：“昔吴汉先烧荆门，后发夷陵，而子阳（按公孙述字子阳）无所逃其死。……今讨此虏（按指刘备），正似其事。”《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太和二年注引《魏略》，明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曰：诸葛亮“怀李熊愚勇之志，不思荆邯度德之戒”，云云。“李熊愚勇”，谓李熊说公孙述称帝及出兵事；“荆邯度德”，或指荆邯于请发兵出荆门、关陇之前，尚有“以为宜与汉和亲，不者……”云云之句。观此可知，诸葛亮的对手魏明帝曹睿也是以二百年中益州前后两个割据势力为对比而述己意的。《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恪曾著论谕众，曰：“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按指诸葛亮）表陈与贼（按指曹魏）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诸葛亮“表”，胡三省、李慈铭均认为当即《后出师表》。荆邯“进取之图”，兼指东路、北路；而诸葛亮“争竞之计”只是指北上秦川一事，与荆邯之说有所不同。虽然如此，亦可见三国时人认为荆邯对公孙述所画之策，同诸葛亮对蜀主所画之策，彼此有所联系，有可比较。这些都是《隆中对》中跨有荆益之议有荆邯说公孙述之议为其认识来源的旁证。
三国以后，文士吟咏蜀事，也多有以公孙述事与刘备父子及诸葛亮事相联系者。《吴都赋》以或问之语，谓益州之地“公孙国之而破，诸葛家之而灭”，以公孙、诸葛并言。这是由蔑视其地而连及其人，不是左思对公孙、诸葛个人的褒贬。《蜀都赋》曰：“公孙跃马而称帝，刘宗下辇而自王。”所谓“自王”，是左思对刘备的微词，义同“私署”。左思在晋帝魏，自然不承认刘备的法统地位。与此相对，左思对公孙述形象的描绘，比刘备要高，这就可见左思褒贬所在了。《后汉书·公孙述传》范晔之论，同崔浩之喻刘备一样，比公孙述于赵佗，责其徒以地势高深险远自安；但又谓其“谢臣属，审兴废之命，与夫泥首衔玉者，异日谈也”。泥首，指孙晧降晋事。衔玉，即衔璧，古者君王败降，衔璧面缚，示国亡当死。此指刘禅舆榇自缚诣降事。公孙述宁死不降光武，是他在当时及后世博得赞赏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三国时孙晧泥首以降王浚，刘禅自缚乘骡以诣邓艾，孙、刘事业都以后人屈降告终，与公孙述之壮烈，不可同日而语。
杜甫在成都所吟《阁夜》一诗，有句曰：“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注家谓其有叹贤愚同尽之意。按杜甫贤诸葛亮，证以他的《蜀相》、《古柏行》、《咏怀古迹》诸诗，是没有疑问的；但以公孙述为愚，似尚无据。所以我们宁可认为“卧龙跃马”句为叹此二人处境相似，又皆无成；至于二人之间，还看不出杜甫有轩轾之意。南宋陆游对公孙述的态度却与杜甫不相同。陆游生活在一个屈辱的时代，对于降与战的差别，感觉特别敏锐。乾道六年（1170），他有夔州通判之任，在其《入瞿塘登白帝庙》一诗中借题发挥，曰：“参差层颠屋，邦人祀公孙。力战死社稷，宜享庙貌尊。”其时白帝庙犹有白帝公孙述的塑像，供邦人岁时祭祀。陆游从公孙述连想到死于此地的刘备，从公孙述的宁死不屈连想到刘禅的自缚出降。所以诗中又有特别称赞“跃马壮”，斥责“乘骡昏”之句。(13)
在诸葛亮的时代，有魏文帝以吴汉征讨公孙述为喻，有魏明帝以李熊、荆邯之言为喻，有诸葛恪论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为喻；在诸葛亮以后各代，有如此多的诗人文士赞扬公孙述而以刘氏为衬托。这许多事实也能帮助我们理解，诸葛亮作《隆中对》时，把公孙述的事业作为背景，与刘备未来的事业联系起来设想，是完全可能的。跨有荆益就是这些设想中的一个部分，而且是重要部分。(14)
但是诸葛亮作《隆中对》时没有考虑也不可能考虑到如下一个事实：当公孙述时，荆州西境并无东汉强兵经常把守，所以公孙述军出峡入峡颇为自由，不受阻碍；而当刘备入蜀和关羽败死后，孙吴大军已把三峡东出的大门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不容蜀军出入，这同公孙述时大不相同。何况由于地形地势的原因，即令在公孙述时，也无法长久驻军于荆州，把荆州西境牢固地控制在手。严格说来，公孙述虽有田戎在荆州多故众之便，也未能真正跨有荆益。刘备在荆，当然也可能得到某种助力，但荆州总的形势已经大异于公孙述时。公孙述未能真正办到的跨有荆益的事，诸葛亮要办到，就更不可能了。
——原刊《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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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子语类》卷一三六。
(2) 《二十二史札记》卷六《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
(3) 何焯《义门读书记》第二七卷：“孔明恭逊，十命之语未必出自其口。”
(4) 此问题我在《蜀史四题》之四的《刘备托孤语》中有补充和修正之处，请参看。
(5) 载《江汉论坛》1980年第1期。
(6)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臣松之案，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又语诸葛亮曰：‘我，子瑜（按诸葛瑾字子瑜）友也。’则亮已亟闻肃言矣。而蜀书亮传云：‘亮以连横之略说权，权乃大喜’，如似此计始出于亮。若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书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也。”
(7) 《魏书》四三《毛修之传》载崔浩语以刘备比拟赵佗，此盖魏人较普遍的观念。《魏书》九五《五胡传·序》论及“僭刘盗名于岷蜀”，亦比之于“尉他（赵佗）定黄屋之尊，子阳（公孙述）成绾玺之贵”，盖亦“偷名窃位，胁息一隅”云耳。拓跋自认代汉为帝，正朔纪年自庚子（220年）始，不承认蜀汉刘备的正统地位，崔浩、魏收都持这一观点。
(8) 《广阳杂记》卷一，丛书集成本。
(9) 参《蜀史四题》之二《刘封与孟达》。
(10) 《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
(11) 《文史哲》1986年第3期。
(12) 据《后汉书·岑彭传》，“破虏将军冯骏”当作“破威虏将军冯骏”，是。破是动词。
(13) 《剑南诗稿》卷二，见《陆放翁全集》，中国书店影印，1986年。
(14) 本文“跨有荆益之失”一节，把刘备夷陵之战的跨有荆益与前此《隆中对》“跨有荆益”之策，未在地理上和时间上加以区别，是不准确的。在“《隆中对》方略和诸葛亮在实施中的作用”一节中，也是误把“溯流千里，越峡逾巴”视为刘备必取的惟一的入蜀道路，而没有考虑还有沿汉水一途。这是前人对“跨有荆益”一语共同的误识。稍后我认识到《隆中对》“跨有荆益”的设想应指自荆州襄阳所见汉水溯流以至于益州汉中郡的荆益之地，而非指三峡东西两面的荆益之地，曾有《〈隆中对〉“跨有荆益”解》之文作出新解（见《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并以此为基础改写为《东三郡与蜀魏历史》，收入本书，请参看。
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
诸葛用人问题，从其内涵诸方面说来，本无剩义可言。本文拟在用人问题的具体情节以外，根据蜀国统治集团组成状况及其变化，探索诸葛用人背景，从另外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一问题。在我看来，李严这个除了略起反衬作用以外从不为史家注目的人物，其显隐兴废是理解诸葛用人背景的关键。循此线索进行研究，蜀史中的某些问题似乎可以得到新解。
一 新和旧、客和主的分野
建安十七年（212）刘备举兵葭萌以袭刘璋之时，力量甚为单薄，如刘璋益州从事郑度所说：“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1)后来刘备得到诸葛亮从荆州溯流入蜀之援，力量仍很有限。刘璋集团军力较强，弱点是统领无方，缺乏内聚力，不足以抗衡刘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涪城、绵竹、雒城几次战役，刘璋之军不断溃败，陆续向刘备求降。刘备控制益州全境以后，其统治人物中由刘璋部属归降者占有很大比重，这些人越来越显著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刘璋部属，本是在刘焉、刘璋父子战胜益州在官地主的二十多年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松散集团。起先，刘焉欲“避世难”，(2)于中平五年（188）入蜀，为益州牧。当时支持他的，除了陆续入益州的以南阳、三辅人为主的“东州人”及其他外来人以外，还有两种益州势力。一为原仕洛阳、后随刘焉回籍的益州官僚，如侍中广汉董扶、太仓令巴西赵韪；(3)一为仕于益州的本籍豪强，如领有家兵的益州从事贾龙。董扶“明图谶”，以“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说刘焉。贾龙战胜了益州黄巾，但力量有限，不能自立，当刘焉入蜀时他选吏卒出迎。这些事实，说明益州地主虽然力图影响益州政局，可是他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据地自保，并抗衡外来势力的地步。因此，上述益州在官地主，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力图借重具有刘汉宗室身份的刘焉，以求达到保据益州，不受或少受中原战乱影响的目的。在这个基础上，刘焉同益州在官地主之间，暂时形成了相互利用、相互依存的关系。
但是，刘焉是外来势力，他同益州在官地主之间有明显的利益不一致，冲突是迟早要出现的。初平二年（191），刘焉“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4)引起犍为太守蜀郡任岐和校尉蜀郡贾龙（即前选吏卒出迎刘焉的州从事贾龙）起兵叛乱。刘焉用以压平叛乱的，是东州士和青羌兵。
兴平元年（194）刘焉死，焉二子璋、瑁在蜀，“州大吏赵韪等贪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州大吏赵韪，就是随焉入蜀的原太仓令巴西赵韪，这时他的权势达到足以选立刘璋、左右政局的地步。也有一些不服刘璋的益州将吏东走荆州，其中的甘宁以后成为东吴大将。建安五年（200），赵韪“因民怨谋叛，……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这是益州在官地主最大的一次叛乱。由于东州士殊死战，成都得以保全，而赵韪卒为其部将庞乐、李异所杀。以后虽然还有如“州中诸将庞乐、李异等皆恃功骄豪，欲有外意”的事，(5)但是益州在官地主大规模叛乱却不再见于史籍了。(6)不断由三辅、南阳及荆州它郡流入的外来士人与余下的益州在官地主联合一起，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力量，支持刘璋，使刘璋在益州的统治得以维持一个时期。刘备进攻刘璋，这支力量又陆续背弃刘璋，倒向刘备。
刘璋邀刘备入蜀之初，这两个营垒之间就自然地形成“客主”之分，有时又称为“新人”和“旧人”之分。最早说及这种关系的，是刘璋的主簿黄权。黄权谏刘璋勿迎刘备入蜀，否则客主难于相容，“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7)显然，这是就客主两方的军事营垒而言。刘备围攻刘璋于雒城时，法正在刘备军中，致笺刘璋，劝他勿以“客主之势”自恃。(8)这里说的客主仍是指对垒的两军，与黄权之意一样。
刘备征服刘璋，刘璋部属全体进入刘备阵营以后，客和主、新和旧合流，其分野实际还存在，不过不再是军事上两个营垒的区分，而是政治上两个派别的区分。《诸葛亮传》注引法正谏亮之言曰：“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9)宜相降下，……”云云。这说及一体之中存在着主和客、或者说旧和新这两部分人，构成蜀政中的一大问题，须得刘备、诸葛亮细心协调，妥善处理。在当时矛盾还不显著的情况下，两部分人的区分并不十分整齐，政治态度也不完全一致。同是刘璋旧属，有些人在政治上公开反对刘备，例如来敏、李邈、刘巴等；多数人则不公开反对，等待形势的变化发展。
刘备初领益州牧时，据《先主传》云：“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糜竺、简雍为宾友。”这里除法正、许靖、马超以外，都是新入蜀的刘备部属，即所谓“新人”。他们在蜀国官员中人数较少，却是蜀中统治者的主体。刘备对旧人中类型不同的各种人物，也作了精心考虑。法正引刘备入蜀，其地位同于刘备部属。许靖以名高为法正荐于刘备，与刘璋本来没有多少关系。马超在蜀更无根柢，可以不论。《先主传》：“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通鉴》于此下还缀有“益州之人是以大和”。这是一次重要的政治安排。刘备通过设官分职，力图使各种人，主要是刘璋旧属，同新人一起，各得其所，彼此相安。其中属于“璋之所授用”的董和、李严二人更被重视，在刘备政权中处于特别地位，具有特殊作用。
《董和传》，和由荆入益，仕刘璋，建安十九年（214）“先主定蜀，征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左将军、大司马府，刘备军府。董和作为刘璋旧属的代表，被物色来与诸葛亮并署军府，这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安排，从政治方面表示对旧人的尊重。董和居官忠恪谦恭，诸葛亮谓其“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建兴元年（223）刘备死，其时董和当已卒官，于是李严就被选来代替董和，成为蜀国政权中刘璋部属亦即所谓旧人的代表，与诸葛亮一起受遗诏辅幼主。李严所得到的这种礼遇，又大大地超过董和。何焯谓董和与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李严与诸葛亮并受付托之任，“皆所以慰蜀士大夫之心”，(10)这一见解是精当的。何焯所说的“蜀士大夫”并非专指益州籍贯的士大夫，而是泛指刘璋旧属，包括益州籍的也包括外来的益州官吏，而且外来的居多数。
刘备死后，诸葛亮继承了这一既成局面，维持与李严的和谐关系，保持新人与旧人的平衡。(11)但是，形势在发展，利害有冲突，新人旧人的矛盾日益滋长。敌视旧人者嫉妒李严，不服新人者攻击诸葛亮。新人旧人矛盾明朗化，几年之后遂演化为诸葛亮与李严的公开冲突。
二 李严的特殊地位
《李严传》：严，南阳人，少为郡吏，以才干见称，历事刘表、刘璋、刘备。刘备死前，李严以犍为太守征拜尚书令，受遗诏副诸葛亮辅政，以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出军汉中，李严当知后事，严遂移镇江州（巴郡治所，今重庆市），留护军陈到为都督，驻守永安，统属于严。
在当时形势下，李严以都护屯江州，实际上是总揽蜀国东部军政，与成都分陕而治。(12)《吕凯传》益州郡大姓雍闿叛乱，李严以都护名义“与闿书六纸，解喻利害”。《华阳国志·南中志》则谓“从事蜀郡常颀行部南入，以都护李严书晓谕闿”云云。常颀当为益州从事，益州从事行部入南中，不宣丞相、益州牧诸葛亮的教令，而以都护李严书晓谕，可见李严职任之重。
何焯在前举《义门读书记》中论李严“所以并当大任”之因，有些是比较准确的。他说：“既蜀土故臣，宜加奖慰；……荆土归操，严独西归，似有志操；理民治戎，干略亦优，是故取之。”李严初入蜀，为成都令。成都是益州首邑，大姓纵横，李严得居此任，看来是得到刘璋器重。他以刘璋护军而降刘备，于璋败备胜起了重大作用。他受任为犍为太守，压平郪县土豪高、马家，又助平越西夷王高定，于刘备有军功。这些经历使李严于旧人、新人中都具有受信任、被尊重的地位。他在郡有兴业将军（后加辅汉将军）军号，握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先主传》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得汉中地，“遣刘封、孟达、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按李严改名李平晚在建兴八年（230），所以历来注家不信此李平即李严，但我认为不能排除陈寿此处用李平之名记李严事的可能性。建安二十四年（219）秋，李严以兴业将军列名上刘备为汉中王表中。值得注意的是《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所载同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一事，这是刘备称帝的重要舆论准备。二十五年太傅许靖等上言，历数其时上书称符瑞图谶者已八百余人，特别称述黄龙见赤水事，因为据他说，“龙者君之象也”。武阳为犍为郡治，犍为太守李严为此立庙作碑。《隶续》卷一六著录此碑，称《黄龙甘露碑》，凡二，其一碑侧有太守李严之名，题名中有司徒臣某。另一碑有建安二十六年字，盖刘备沿用汉献帝年号，以示继汉。蜀有司徒始自章武元年，即碑上所作的建安二十六年，是年以许靖为司徒，则前一碑有司徒名号者亦立在此年。这件事显示了李严对刘备特别效忠。刘备日后看重李严，与此当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