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初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20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收入《古史辨》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43—362页。
[8]见缪凤林1929、1930年发表的两篇文章《〈汉书·五行志〉凡例》和《〈洪范五行传〉出伏生辨》，南京中国史学会编《史学杂志》第1卷第2期、第2卷第1期。
[9]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民国丛书》影印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上海书店，1990年，第83—85页，第25—38页。
[10]关于巫术与数术的区别及转化，可参考陶磊《从巫术到数术——上古信仰的历史嬗变》，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关于占卜的数字化，参看李零《从占卜方法的数字化看阴阳五行说的起源》，《中国方术续考》，中华书局，2006年，第62—72页。
[11]参看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第五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3—394页。
[12]池田知久《术数学》，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他所说的“术数”，跟“数术”是同一个概念。
[13]台湾学者孙广德在《先秦两汉阴阳五行说的政治思想》一书（嘉新基金会1969年初版）中，指出了说灾异者的两难：说灾异者希望通过将灾异说精确化、规范化以增加可信度和对君主的约束力，但这同时也会减少应验的机会，增加解说的难度，不容易“配合政治动机与目的作灵活的运用”（参看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33—234页）。他所说的两难与我们所说的两种取向十分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