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刘歆阐述了灾异学说的理论依据。他说，上天赐予古代圣王《河图》《洛书》，垂示天人之道。《河图》《洛书》分别由伏羲、大禹演绎成八卦和《洪范》九畴。此后，周文王推演八卦，作《周易》，孔子则仿效洪范，述《春秋》，书灾异，将天人之道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1]。这里的天人之道，与司马迁所谓“天人之际”含义相似，指天象、天意与人事的相互关联[2]，是灾异的理论基础。不过，《周易》《尚书·洪范》和《春秋》三部经典本旨并非阐述灾异理论，它们与灾异论的结合，是人为的过程。这个过程，首先是汉代儒家依托经典创说灾异论，其次是刘向、刘歆集成灾异论说并用儒家的方式加以理想化。本章要谈的是前一个方面。
《汉书·五行志序》对汉代灾异论的发展史有一段概括：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旤福，傅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揽仲舒，别向歆，傅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3]
班固认为，董仲舒和刘向、刘歆分别是西汉灾异论头尾的代表人物，其说都与《春秋》学密切相关。首尾之间又有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等说灾异者。夏侯胜传习叔父夏侯始昌的《洪范五行传》，京房则以说《易》阴阳灾异著称，影响尤其重大。本章选取董仲舒、夏侯始昌、京房三位灾异论的创说者为中心，探究《春秋》《洪范》《周易》等儒家经典如何与灾异论结合起来。同时也要说明，灾异论者在解说灾异时，所依据的除了儒家经典还有数术以及各自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