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六章《文吏政治与秦帝国的兴亡》。
[69]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七章第二节《“恍惚”与“恬淡”：“君人南面术”的限度》。早在上世纪50年代，徐复观就指出汉初黄老政治背后，仍然继承着秦代法家的法制，说见其《儒家对中国历史命运挣扎之一例》一文之第二节《西汉政治之剖视》，《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70]陈苏镇继承田余庆“非承秦不能立汉”的观点，将汉初承秦立国的规模归纳为三个方面：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参见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一章第二节《论“承秦立汉”》。
[71]《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72]《汉书》卷四《文帝纪赞》。
[73]董仲舒对策内容与策问的逐条对应关系，可参见福井重雅《汉代儒教の史的研究》，第327—371页。
[74]《春秋繁露·竹林》，《春秋繁露义证》卷二，第46页。
[75]《春秋繁露·精华》，《春秋繁露义证》卷二，第95页。
[76]此条《公羊传》曰：“御廪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春秋公羊注疏》卷五，阮刻《十三经注疏》，第65页上）《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上》此条下云：“刘向以为御廪，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庙者也。……刘歆以为，御廪，公所亲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
[77]《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上》。
[78]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第204页。
[79]为了行文方便，以下将董仲舒草拟的“辽东高庙、高园殿灾对”简称为“高庙对”。
[80]《春秋繁露·王道》：“周发兵，不期会于孟津者八百诸侯，共诛纣，大亡天下，《春秋》以为戒，曰‘蒲社灾’。”（《春秋繁露义证》卷四，第107页）可见董仲舒以亳社为亡纣之社，故云“《春秋》以为戒”。
[81]《白虎通》卷三《社稷·论诫社》章，《白虎通疏证》，第86—87页。
[82]据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260页。伊藤计在《董仲舒の灾异说——高庙园灾对という上奏文を中心に》一文中，认为董仲舒此次上对的意图是主张打击同姓诸侯王和大臣，并联系后来的“淮南治狱”事件，指出董仲舒所指同姓诸侯即当时的淮南王刘安。但他未说明董仲舒所指的大臣是谁。
[83]事见《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
[84]日本学者重泽俊郎认为，董仲舒“在否定君主的自主中发现了抑制君主权力的理论”，见氏著《周汉思想研究》，弘文堂书房，1943年，第191页。徐复观同意重泽氏“灾异论机能类似于后世宪法”的主张，认为董仲舒“以天的意志来压服当时至高无上的皇帝”。说见徐复观《儒家对中国历史命运挣扎之一例》，《中国思想史论集》，第277—280页。类似观点至今仍是学界对灾异论最普遍的看法。
[85]他们各自的观点，参见池田知久（《中国古代的天人相关论》，《中国的思维世界》，第70页）和釜田启市（《前汉灾异说研究史》，《中国研究集刊》卷25，第71—76页）两位学者的归纳。
[86]参阅徐复观《儒家对中国历史命运挣扎之一例》一文，特别是其中第四节《董仲舒的志业》。
[87]《史记》卷一一二《主父偃传》。
[88]《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称董仲舒书“有刺讥”。
[89]陈苏镇认为，董仲舒对策流传于民间可能始于昭宣时期，连司马迁也未及见。说见《〈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223—224页。
[90]戴君仁《董仲舒不说五行考》。
[91]这一点可能性极小。《汉书·董仲舒传》云董仲舒所著书“皆传于后世”，而班氏“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据此，董仲舒的著作，班固不仅可以全部见到，而且为之删要，对其内容应该相当熟悉，不至于错过其中推五行说《春秋》灾异的部分。
[92]其中的原因无法确知。《汉书·董仲舒传》云仲舒以言辽东高庙及长陵高园殿灾事，险被诛死，“遂不敢复言灾异”。也许他在停止了说灾异的实践之后，才有了五行灾异的思想。
[9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儒言灾异》条，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第38—40页。
[94]《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95]《史记》卷五八《平津侯列传》。
[96]参见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二三，中华书局，1990年，第758—760页。
[97]见《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元年诏贤良、《公孙弘传》载元光五年诏诸儒、《董仲舒传》载武帝策问之二。
[98]《春秋繁露·郊语》，《春秋繁露义证》卷一四，第401页。
[99]关于董仲舒的“太平”标准，请参看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179页。
[100]见《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
[101]《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载武帝策问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可见，他不满足于获闻“大道”，还希望儒生“对当世之务”提出更具体的意见。
[102]缪凤林在《汉书五行志凡例》一文中较早指出，《汉书·五行志》引“经曰”皆《尚书·洪范》文，引“传曰”皆《洪范五行传》文。
[103]南宋王应麟称《尚书大传》“今本四卷，首尾不伦”（《汉艺文志考证》卷一“书传”条，《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第1392页上），陈振孙也怀疑自己收藏的四卷本《尚书大传》“亦未必当时本书”，并且称其“印版刓缺”（《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尚书大传”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页）。
[104]赵祯《洪范政鉴》序，《宋钞本洪范政鉴》，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页。
[105]《尚书大传》的辑本情况，参见孙启治、陈建华编《古佚书辑本目录》，中华书局，1997年，第19—21页。
[106]此外王应麟《玉海》卷五“汉五行传说占应”条亦有较完整的征引，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年，第108—109页。
[107]详参拙文《〈洪范五行传〉与〈洪范〉灾异论》第一节《〈洪范五行传〉的构成》，《国学研究》第26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08]见李学勤《楚帛书中的天象》，收入《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一书；冯浩菲《〈洪范五行传〉的学术特点及其影响——兼论研究天人感应说之不能忽略伏生》，《中国文化研究》，总第16期，1997年；张兵《〈洪范〉诠释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第27—33页。
[109]见缪凤林《〈汉书·五行志〉凡例》《〈洪范五行传〉出伏生辨》；徐复观《阴阳五行及其有关文献的研究》以及《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第237—238页；蒋善国《尚书综述》，第112—114页；徐兴无《刘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6—290页；游自勇《天道人妖：中古〈五行志〉的怪异世界》第一章第一节《〈五行志〉的创立及其性质》，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110]冯浩菲《〈隋书·五行志〉正讹》一文（载《历史文献研究》第六卷，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对《隋志》误题《洪范五行传》的条目逐一做了说明，可以参考。不过，冯文认为《隋志》致误的原因是刘向书传本书名误脱一“论”字，解释恐不合理。
[111]《南齐书·五行志》所引“五行传”文，亦刘向《五行传论》语，可见传、论不分，梁代已然。
[112]说见《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儒言灾异”条，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第40页。夏侯胜事见《汉书》本传及《五行志下之上》。
[113]《续汉书·五行志五》注引郑玄《尚书大传》注。此“夏侯胜说”应是指大夏侯《尚书》学派之说，虽未必出于夏侯胜本人，但仍可视为《洪范五行传》成书早于刘向的旁证。
[114]《玉海》，第708页下。
[115]关于刘向校书的方法，余嘉锡《古书通例》卷三之《叙刘向之校雠编次》（中华书局，2007年）所论甚确，可参看。
[116]《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尚书大传》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第105页中。
[117]参见余嘉锡《古书通例》卷一《古书不题撰人》，第204—205页。
[118]缪凤林《〈汉书·五行志〉凡例》云“《洪范五行传》自郑康成以下，皆谓出于伏生”，其说不确。事实上，郑玄云“盖自伏生”，并未说是伏生所作。
[119]缪凤林认为，《洪范五行传》一名《大传》，而《书传》当时仅称《传》，郑玄诠次《书传》时编入《五行传》，遂以其名名全书曰《大传》。案《白虎通》数引《尚书大传》，其文大多不见《洪范五行传》，可见东汉前期《书传》已统名曰《大传》，非至郑玄始。又《白虎通》所引《大传》有《洪范五行传》文，恰可说明《洪范五行传》编入《大传》在班固以前，很可能是刘向所为。至于班固在《汉书·刘向传赞》中所云“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乃是以“大传”之统称代替《洪范五行传》的篇名。
[120]《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155页。
[121]按《汉书·儒林传》，李寻师事小夏侯建。
[122]徐复观于《阴阳五行及其有关文献的研究》一文中，已经提出《尚书》与“《洪范五行传说灾异》”为两事。不过，他以“洪范五行传说灾异”为书名，非是。
[123]清代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在《五行顺逆》篇的这个部分就以《汉书·五行志》所引《洪范五行传》文为证，见其书第372—380页。
[124]《五行大义》第十九《论治政》引《尸子》曰：“圣人受命而王，莫不承天地、法五行、修五事、而御宇宙、养苍生者也。其制度法式，皆五行为本。车服威仪，朝廷俯仰，农桑播殖，施惠庆赐，木也；尊卑上下，制度礼式，封爵赏功，居高视远，火也；宫室台榭，夫妇亲戚，布德含养，禄秩赦宥，土也；兵戎器械，獀狩武备，刑罚狱禁，金也；宗庙祭祀，储积封藏，饬丧丧慕，卜筮决疑，水也。”（汲古书院，1989年，第407—408页）据《汉书·艺文志》，尸子其人约与商鞅同时，其书则在“杂家”。如果此书确实成于战国，则亦是五行与特定政事的配对已经成型的一个证据。
[125]例如，《木传》下郑玄注曰：“君行此五者，为逆天东宫之政。”余四行皆有类似的郑注。
[126]皮锡瑞在《尚书大传疏证》卷四《洪范五行传》相关部分的疏证中，用《史记·天官书》对郑玄的天文说逐一做了印证。
[127]李淳风《乙巳占》卷一〇《五音风占第七十二》：“徵风发屋折木，不出三日、三十日，若有大灾……或有火妖。”（《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76页）虽然这是唐代记载的占法，但其渊源要早得多，夏侯始昌用的很可能就是类似的数术。
[128]参见李零《中国方术正考》，第39页以下。
[129]西汉末，刘歆对《洪范五行传》作过改编，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刘歆传文见《汉书·五行志》引，唯十二月条见《洪范五行传》郑玄注引“子骏传”。
[130]《续汉书·五行志一》注引郑玄曰：“凡貌、言、视、听、思心，一事失，则逆人之心，人心逆则怨，木、金、水、火、土气为之伤。……及妖、孽、祸、痾、眚、祥皆其气类暴作非常，为时怪者也。”
[131]甲骨卜辞中有“步于某神”之语，吴其昌等研究者认为“步”是一种祭名，参见《甲骨文字诂林》，第762—763页。卜辞中还常见“陟于某神”，陟是祭名，陈梦家说：“‘步’似‘陟’之省，亦为用牲之法。”见《殷虚卜辞综述》，第580页。卜辞中的用法也见于传世文献，《大戴礼记·诰志》云“天子崩，步于四川”，即是。《洪范五行传》中的“步于上帝”与卜辞和《大戴记》用法相同，“步”应作祭祀解。郑玄注“步，推也”，与我们的理解不同。
[132]郑玄注认为，“帝用不差”的帝是指舜，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已云其“于上下文义未免隔阂”。我们认为《洪范五行传》应与《洪范》的记述保持一致，自禹“步于上帝”之后，都是禹与天的沟通，“受命休令”也是从上帝处得到治国大法。如果像郑玄所说，是从舜处领命，则于《洪范》经文不合。
[133]黄榦编本及杨复再修本皆然。
[134]《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中之下》《下之上》《下之下》及卷八五《谷永传》各一引。
[135]传、注“乔”字皆读为“骄”，《洪范政鉴》卷一一上即引作“骄”，第538页。
[136]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七《两字一义而误解例》，《古书疑义举例五种》，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41页。案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二上云：“《小雅·六月篇》‘饮御诸友’，毛传曰‘御，进也。’”（中华书局，1983年，第46页上）是“御”训为“进”，汉初已然。
[137]《续汉书·五行志一》刘昭注引《续汉书》曰：“建武二年，尹敏上疏曰：‘“六沴作见，若是供御，帝用不差，神则大喜，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不供御，六罚既侵，六极其下。”明供御则天报之福，不供御则祸灾至。’”
[138]罗泌《路史》卷二一，第31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139]《玉海》卷五《汉五行传说占应》引郭璞曰：“《尚书》有五事共禦之术。”第109页上。郭璞应该也是将《尚书大传》中的“共御”理解为祭祀祈禳。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九“司农卿”条有“朝会祭祀共御所须”云，亦将“共御”用作“供奉”之意。见《山堂考索》，中华书局，1992年，第510页下。
[140]甲骨、金文中，“禦”字也常用作祭祀之义。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第391—406页；陈初生编纂，曾宪通审校《金文常用字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30页。
[141]陈辑本《尚书大传》卷三《洪范五行传》，第19叶b—20叶a。
[142]董仲舒曾任江都相、胶西相，故称“董相”。
[143]据《汉书·儒林传》，西汉《易》家有两京房，此是另一京房，为杨何弟子，与司马谈同师，大约活动于武、昭时期。
[144]黄晖《论衡校释》卷一四，中华书局，1990年，第631页。
[145]《汉书》卷八〇《淮阳宪王刘钦传》。
[146]《易·说卦》云：“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说卦》的形成比较复杂。旧说孔子作“十翼”，近代学者已经不再相信。李镜池（《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78年，第320页）认为《说卦》作于焦延寿、京房之后，则须以《史记·孔子世家》遭后人篡改为前提，亦不可信。《说卦》的前几章已见于马王堆帛书《易·系辞》。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第171页）认为，文、景时期，《说卦》已经普遍流传。其说较为合理。
[147]参看拙文《从阴阳书到明堂礼——读银雀山汉简〈迎四时〉》，《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辑，第363—380页。
[148]《大衍历议》见《新唐书·历志》所载。其六《卦议》曰“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学者遂据此称为“孟喜卦气说”。《卦议》又云：“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坎》《离》《震》《兑》，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颐》《晋》《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余皆六日七分。”然则“京氏”卦气说与《孟氏章句》不同，但差别只是“京氏”从《颐》《晋》《井》《大畜》四卦所值中各取出八十分之七十三日，分由四正卦值，其余五十六卦均与《孟氏章句》同。此外，卦气说还见于《易稽览图》，亦大同小异，参看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19—120页。学者多将一行所谓《孟氏章句》说称为“孟喜卦气说”，所谓“京氏”说称为“京房卦气说”，似乎两者分别为孟喜、京房二人所持。其间还有可商榷之处，兹不详论。今将诸卦气说一并论之，暂不作区分，以其大要皆分卦值日，六日七分，各说无异也。
[149]这种结合的开始，或许比我们确切知道的还要更早一些。战国《易》学已经将阴阳作为最主要的概念，《庄子·天下篇》云“《易》以道阴阳”，即是明证。但战国《易》学中的“阴阳”是否已经包含二气消息以成岁的含义，尚不可知。故本文对《易》阴阳之学的起源，不作更远的推测。
[150]《汉书·儒林传》没有明确说明高相的生卒年代，仅云其子康于王莽居摄时被杀。据此推知高相的活动年代约当元、成时。若其学确有所受，则产生的时间应该更早。
[151]参见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2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1535页下。
[152]《汉志》另有《京氏段嘉》十二篇，是京房弟子阐述师说。《汉书·儒林传》载京房弟子有“东海殷嘉”，即此“段嘉”，“段”“殷”两字形近，必有一讹。参看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3页。
[153]《京氏易传》有明代程荣所辑的《汉魏丛书》本，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新安程氏刊本。
[154]见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八，第3—7页，《四部丛刊续编》，商务印书馆，1934年影印抄本。
[155]见王应麟《玉海》卷三五“汉京房易传易占分卦直日法”条引，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清浙江书局刊本，第671页下。
[156]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四卷，题《京房易传》，见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页。《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三卷，亦题《京房易传》，又有《积筭杂占条例》一卷，合为四卷，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页。
[157]见卢央《京房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6—79页。
[158]这三道封事见《汉书》卷七五《京房传》。
[159]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八“京房传”条，第161页；武田时昌《京房の灾异思想》，中村璋八编《纬学研究论丛——安居香山博士追悼》，平河出版社，1993年，第69页。
[160]《汉书》卷七五《京房传》“乃辛巳，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句注引张晏曰：“《晋》卦、《解》卦也。‘太阳侵色’，谓《大壮》。”钱大昕曰：“《晋》《解》《大壮》皆二月卦，则房上封事必在二月后矣。”见《廿二史考异》卷8，第161页。
[161]《汉书》卷七五《京房传》，第3164页。
[162]荀悦《汉纪》卷二三《孝元皇帝纪下》，中华书局，2002年，第399页。
[163]《易稽览图》卷上，第7叶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164]朱伯崑认为，《易纬》是孟京《易》学的发展，同京房《易》学相比，特点是更为“神学化”和“理论化”，见氏著《易学哲学史》（上）第三章第二节《〈易纬〉和象数之学》，第152—155页。钟肇鹏也举出八条论证，认为“《易纬》为孟京《易》学一派，无容置疑”，并称“孟京《易》学虽早已亡佚，幸赖《易纬》还保存其遗说”，见氏著《谶纬论略》第五章第三节《孟京〈易〉学与〈易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28—134页。这样的观点，大致能够代表学界共识。由于缺少直接材料，我们研究京房灾异说时，不得不较多地参考《易纬》中的相关说法。如果剔除其中“神学化”的成分，大约不至与京房之说相去太远。
[165]《易稽览图》卷上，第6页。“为杂卦六三行于太阴中”，“三”上原衍“十”字。“太阳谓息也”，“息”上原有“消”字，据上文“太阴谓消也”知是衍文。今一并删去。
[166]《汉书》卷七五《京房传》“太阳侵色”下注引张晏曰：“《晋》卦、《解》卦也。‘太阳侵色’，谓《大壮》。”案《解》卦二月廿四日上午方用事，辛巳为十八日，未及《解》卦用事。“太阳侵色”，《汉书补注》引刘攽说谓“太阳指日”（《汉书补注》卷七五《京房传》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清光绪虚受堂刊本，第1375页上），甚是。若以言卦，亦当为《泰》，非《大壮》。张晏说误。
[167]钱大昕认为此丙戌为四月廿四日，较本书所推晚一个甲子周期（60天），说见《廿二史考异》卷八，第161页。武田时昌亦用钱说。钱氏这样推断的原因是，他认为京房的第一道封事上于三月朔日，上第三道封事时已离开长安赴任，当然应述三月以后事。实则不然。从《汉书》的记载可见，从京房拜郡守到出发赴任，历时不长。京房第一道封事称“己卯、庚辰之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汉书》接着说：“房未发，上令阳平侯凤承制诏房，止无乘传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丰，因邮上封事。”可以推测，元帝听信谗言取消京房乘传奏事的特权大约就是二月十七、十八日间的事。京房在长安接到诏令，却未及在出发前作出反应，行至新丰才通过邮传上封事，可见出发极为匆促，应就在二月廿日前后。新丰在今陕西临潼东北，距离汉长安城约30公里，只有一天的路程。京房上第三道封事所在的陕县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距长安约260公里。京房出发后行至此处，也仅需10天左右。据此推测，第三道封事的撰写时间约在三月初，其内容也不可能涉及四月以后事。卢央认为第三道封事上奏时间“不是三月初一就是三月初二”，对其中几个干支所指日期的推断也与我们一致。他对这道封事的解说较为详细，可以参看（见《京房评传》，第74—79页），故本文从略。
[168]《易稽览图》卷上：“还风者，善令还也。”（第5叶b）《汉书》卷七五《京房传》注引孟康释“还风”，亦曰“正令还也”。
[169]从《汉志》的文例看，“易家”前文“《易》传《周氏》二篇”，此“易传”二字便统摄以下诸书，京房书二种亦属之。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孟氏京房”条云，自《古五子》至此八家“皆有‘《易》传’之名，乃‘《易》传’之别派，亦统属上文‘易传’二字”。见《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第1537页中。其说是也。“易传”统摄下文之说，又见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第179页。关于《汉志》于家下列子目之例，参看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释例》，《广校雠略》附录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1—122页。
[170]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五，中华书局，1994年，第326页。
[171]今本《周易》“崩”作“朋”。
[172]马王堆出土天文书，参看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
[173]武田时昌《京房の灾异思想》，《纬学研究论丛》，第83页。
[174]《隋书·经籍志》著录《周易占》十二卷，京房撰，其下小注云“梁有《周易妖占》十三卷，京房撰”，实则两者当为一书。
[175]《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下之下》又载：“京房《易传》以为桓三年日食贯中央，上下竟而黄，臣弑而不卒之形也。后楚严称王，兼地千里。”可见京房《易传》中可能也有说事应者。不过这样的例子只有一条，不是京房灾异的主要特征，此处暂时存而不论。
[176]据《汉书·京房传》，建昭二年，元帝以京房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案汉太守秩二千石，京房仅八百石说明他当时仍是郎官，出任太守是越次任用，故秩仅同大县令。
[177]《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下之下》。
[178]《汉书》卷七五《京房传》。
[179]日原利国《汉代思想の灾异研究》，研文出版，1986年，第70页。
[180]武田时昌《京房の灾异思想》，《纬学研究论丛》，第83页。
[181]日本学者主张谶纬灾异论是预言式的，与董仲舒抑制预言性的灾异天谴论相对立。从董仲舒到谶纬，是灾异论堕落的过程。我认为，灾异论的预言性并非始于谶纬，董仲舒到谶纬之间也不存在从灾异天谴论到灾异预言论的转变过程。参看本书第三章附录《谶纬与灾异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