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后期,说灾异者蜂起,董仲舒、夏侯始昌、京房等人依托经典创说的灾异论迅速传播和流行。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集成儒家的灾异理论和解说,将之与儒家经典和古代圣王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构建了灾异论的儒学传统。他们的工作被班固纳入《汉书·五行志》,进入史书编撰的传统。另一方面,灾异论的数术传统有一部分被儒学吸收,同时也在自己的轨道上继续前进。灾异论两个传统如何在相互影响中完成构建,并保持自身的目标和特点?它们各自凭借了何种载体,以什么方式自我延续?这是本章要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