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讨论董仲舒灾异论的成败时曾提出，儒家灾异论影响扩大有三个条件：灾异论自身的完善，儒学权威的提升和扩张，汉朝由盛转衰。汉元帝以后，这三个条件一一满足，说灾异者蜂起，灾异理论的发展也进入新阶段。成帝时，刘向撰著《洪范五行传论》，“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著其占验，比类相从”[1]。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灾异理论和记事的集成，也是灾异论儒学传统构建完成的标志。此后，刘向之子刘歆修订《洪范五行传》，在理论层面把灾异论与儒学的各大经典紧密地连结起来。他们的成果被班固的《汉书·五行志》继承，深刻影响了此后的历史编纂和政治文化。
本节准备做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还原历史情境，了解二刘希望通过灾异论解决的问题；其次，从父子二人间的学术继承关系出发，重新理解刘歆的灾异论；最后，利用对董仲舒、《洪范五行传》和京房灾异论的新认识，将刘向、歆置于灾异论发展的历史线索中，把握其学术取向及灾异论说的意义。
一、说灾异者蜂起
汉武帝前期，董仲舒因为写作《灾异之记》而获罪，“遂不敢复言灾异”[2]。此后直至汉宣帝即位，史书中所见儒生说灾异的记录屈指可数。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夏侯始昌预言未央宫柏梁台灾日[3]，此事未见有政治意味。元平元年（前74），夏侯胜据《洪范五行传》谏昌邑王刘贺，“王怒，谓胜为袄言”[4]。大约同时，龚遂亦与刘贺言天戒，不为所纳[5]。最著名者是董仲舒的再传弟子眭弘。昭帝元凤三年（前78），泰山有大石自立，昌邑枯社木卧复生，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眭弘以为，这些异象表明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他又称“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应求贤禅位，以顺天命。眭弘之说直接质疑汉家统治，不容于当时。他很快被辅政大将军霍光以“袄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诛死[6]。以上是武、宣之间五十余年中仅见的几次灾异解说，均未产生大的影响，空谷足音，更显沉寂。
不过，转机随即到来。在眭弘“伏诛”后五年，武帝曾孙刘询“兴起于民间”，似乎正应了“公孙病已立”“匹夫为天子”的谶言。刘询即位为宣帝，不久，征眭弘之子为郎，表示给眭弘平反，也借以宣示继承皇统的合法性。从此，天人之征开始在政治生活中频繁登场。
宣帝“本喜符瑞”，在位时“瑞应”尤多[7]，与祥瑞相对的灾异也作为天意的表征，获得登上政治舞台的良机[8]。眭弘平反的政治信号发出后，禁忌逐渐打破，儒生说灾异的环境宽松起来，通过说灾异影响政治的努力也重新出现。《汉书·萧望之传》载：
地节三年夏，京师雨雹，望之因是上疏，愿赐清闲之宴，口陈灾异之意。宣帝自在民间闻望之名，曰：“此东海萧生邪？下少府宋畸问状，无有所讳。”望之对以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时季氏专权，卒逐昭公。乡（向）使鲁君察于天变，宜无此害。今陛下以圣德居位，思政求贤，尧、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贼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万机，选同姓，举贤材，以为腹心，与参政谋，令公卿大臣朝见奏事，明陈其职，以考功能。如是，则庶事理，公道立，奸邪塞，私权废矣。”
萧望之比附《春秋》所载鲁昭公事解说当代灾异，是用董仲舒之法[9]。时霍光已死，“子禹复为大司马，兄子山领尚书，亲属皆宿卫内侍”。萧望之所谓“大臣任政，一姓擅势”，无疑是指向父子相继秉政的霍氏一族。宣帝地位逐渐稳固，正想摆脱霍氏控制，启用新人，独断朝纲。望之所言正合宣帝心意，由是深得信任，“所白处奏皆可”，岁中三迁，官至二千石，霍氏败后，更“浸益任用”[10]。这是汉代说灾异影响政治获得成功的第一个案例。
从宣帝自身来说，他曾四次因灾异下诏罪己。本始四年（前70）四月、地节三年（前67）十月两道诏书还特别求言应变，匡所不逮[11]。本始元年“诏内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也是为地震而发。因灾异求言，始于文帝。《汉书·文帝纪》载前元二年（前178）十一月日食罪己诏，令执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皇帝的罪己求言诏多少带有表演性质，但客观上对说灾异者的劝诱也不容忽视。诏书代表着朝廷的许可和鼓励，此后，因灾异上言也逐渐成为仕宦进身之阶[12]。
宣帝以前，求言举士不要求由特定灾异出发批评建言。元帝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元帝纪》载，初元二年（前47）以地震诏“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次年六月，又以连年灾异，诏“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13]。元帝明确诏举“明阴阳灾异者”之后，说灾异几乎成为“直言极谏”不可缺少的内容。初元三年诏书下达后，“言事者众，或进擢召见，人人自以得上意”。成帝“永始、元延之间，日蚀地震尤数，吏民多上书言灾异之应”[14]。这一时期，说灾异不再是少数儒生的个人行为，而成了朝野吏民的流行风气。
说灾异者蜂起的局面，是多重因素促成的。首先，自董仲舒“始推阴阳”，据《春秋》说灾异后，夏侯始昌述作《洪范五行传》，建立严整的灾异分类和解释体系。元帝时，京房发展民间流行的《易》阴阳灾变之说，赋予儒家义理，并由此得幸于天子。京氏《易》立于学官，卦气说与灾异论相结合，对儒家灾异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至此，儒家灾异论的理论资源得到充分扩展和完善。
其次，董仲舒说灾异未见成效，他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15]之议，却由公孙弘实现。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后，治经修学成为禄利之途，儒学大盛，越来越多的儒生进入政府，改变着社会风气和政治文化。从武帝开始，“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16]。到了宣帝时期，儒学之士更进一步占据中央重要官职，并成为太子、皇帝的师傅[17]。汉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循吏”与众多儒学教授、弟子在地方传播儒学的价值观[18]。儒学经典的伦理和政治权威不断巩固和加强，以之为依托的儒家灾异论也获得强有力的支撑。
最后，汉朝由盛转衰。这既是造成争说灾异风气的外因，又与之同为一波思想文化运动的结果。顾颉刚分析汉末的社会思潮，敏锐地指出：“灾异说已经把汉家的地位在精神上打倒了。”[19]确切地说，从“精神”上打倒汉家地位的，包含了灾异说的这波“革命”思潮。
西汉之衰不仅在国力，也在“气运”。昭宣中兴，西汉国力臻于鼎盛，但吏治苛酷的问题未能解决。这是承秦以来的法治政策即宣帝所谓“霸道”固有的弊端和弱点[20]。随着儒学大兴，吏治问题在儒家价值观的映照下不断突显和放大。西汉儒生敢于竭力抨击社会政治现状，甚至通过昌言易姓革命，推动政治改革[21]。“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说的流传，就是其极端表现[22]。宣帝以前，儒家在这方面的言论还受到严格控制。随着眭弘平反，特别是“柔仁好儒”的元帝即位，抨击汉家制度、鼓吹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以至影响到皇帝对天下形势的认识。元帝建昭年间，儒生京房问：“今陛下即位已来……《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元帝竟答曰：“亦极乱耳。尚何道！”[23]似乎完全相信汉朝已经进入比春秋还不如的“乱世”。此时上距国力鼎盛的宣帝朝不过十余年，“极乱”当然是儒家理想映照下才有的观感。
与此同时，“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之类关于汉朝气运的谶言也在不断发展和充实。《汉书·谷永传》载儒生谷永在元延元年（前12）因灾异上对云：
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夫去恶夺弱，迁命贤圣，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质有修短，时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涉三七之节纪，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厄。三难异科，杂焉同会。
这是说天下不专属一姓，天命无常，每个王朝都有盛衰更迭。谷永称，汉朝气运已衰，“三难同会”。所谓“三难”，是当时传言的总结。“当阳数之标季”，谓汉高祖至成帝为九世，九是阳数之极，极则将穷，穷则生变，当有灾厄，此一难。“涉三七之节纪”，指汉兴以后二百一十年将有厄运，至成帝时已近两百年，即将到达其节纪[24]，此二难。“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厄”，为三难。当时流行的一种观念认为，据《易·无妄》之卦义，一个纪元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中，必有九轮灾岁，共五十七年。第一轮灾岁称“阳九”，始于初入元之一百零六年后，即所谓“阳九之厄，百六之会”[25]。谷永意谓，自武帝太初改历至成帝元延中已九十余岁，接近百六之数，故必将有灾难[26]。
“三七之节纪”，元帝以前就有传说。《汉书·路温舒传》云“温舒从祖父受历数天文，以为汉厄三七之间，上封事以豫戒”，即是[27]。此后，王莽篡汉，每以“三七”“阳九”“百六”为说。《汉书·王莽传上》载莽奏太后曰“陛下至圣，遭家不造，遇汉十二世三七之厄，承天威命，诏臣莽居摄，受孺子之托，任天下之寄”，《王莽传中》载王莽曰“深惟汉氏三七之厄，赤德气尽”云云，均以汉厄三七、气数已尽作为篡位革命的借口。《王莽传中》又载其下书曰：“予之受命即真，到于建国五年，已五载矣。阳九之厄既度，百六之会已过。”这已是“革命”成功的宣言了。[28]
上述关于汉朝气运的说法，发自元帝以前，经谷永上言成帝，最后又为王莽所用，可以推测它们在当时流传广泛、影响很大，不只是一家之言。顺此发展，又有甘忠可“汉家当更受命”之说。《汉书·李寻传》载：
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哀帝初立，司隶校尉解光亦以明经通灾异得幸，白贺良等所挟忠可书。……而李寻亦好之……遂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召见，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
时“哀帝久寝疾，几其有益”，建平二年（前5）遂从其议，下诏称“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改元太初元将，易号称“陈圣刘太平皇帝”[29]。传说陈氏是舜帝之后，改号“陈圣”，即为应尧后传国于舜后之谶。就这样，汉哀帝亲自用行动证明了“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的谣言。这一惊人之举，有哀帝个人的健康原因、性格因素，也反映出当时汉朝君臣间已经开始弥漫衰世危乱之感。
哀帝此举没有持续多久。由于“上疾自若”，而夏贺良等人的政治野心逐渐暴露，两个月后，哀帝就收回成命，将主议诸人下狱问罪[30]。尽管如此，十二年后，王莽仍引此以为说。《汉书·王莽传上》载初始元年（8）王莽奏太后曰：“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藏兰台。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正是借哀帝改元“元将”为自称“假皇帝”张本。哀帝维持汉朝的闹剧终成王莽篡立新室的依据，汉家传国之运被受命的新朝肯定下来。
如果回过头来审视西汉中后期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状况，水旱饥馑、豪强不法、吏治苛酷、戚宦当权，以及所谓“霸道”的弊端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从前后的历史观察，这些因素都没有发展到足以摧毁一个政权的地步，甚至就户口数、边疆形势等方面而言，汉朝仍处在相对繁荣的时期。正因如此，平帝元始五年（5），王莽执政后仅用五年时间就宣布“天下治平”，而群臣亦皆曰“太平已洽”[31]。能如此迅速地“粉饰太平”，说明汉末的状况尚未十分糟糕。
当时的儒生却不这么看。元、成以来，改制在儒臣主导和皇帝支持下陆续展开，而外戚、宦官势力为保护既得利益和维持旧的统治秩序，不断阻挠改革推进。儒家第一次获得得君行道的机会，心气很高，目标远大，唯恐时不我待。王道与汉制、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长期不能拉近，使得儒家士大夫对汉朝的批评日益不遗余力，将现实政治的种种问题充分揭露出来，置于理想的显微镜下。另一方面，“五德终始”“三统”之说与天文律历、《易》阴阳之学相结合，在西汉时期高度发达，广泛传播。“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命所授，非独一姓”[32]的观念，成为时人共识。“三七之厄”“百六之会”“传国之运”等说也由此产生，营造出一番末世衰乱、“革命”将至之象。于是，汉家天下的文化危机先于社会危机来临，神学权威先于政治权威衰落。应该说，儒生言此，有以诫之，也有以望之，未必真有改朝换代的用意。但政治文化的危机反过来又加剧了政治和社会的现实危机，汉朝竟真的走向衰替，渐行渐远，难以逆转了。
在这样的氛围中，灾异说大获用武之地，灾异也好像多得异乎寻常。《汉书·刘向传》载向永光元年上封事，称当时“日月无光，雪霜夏陨，海水沸出，陵谷易处，列星失行”，并说“初元以来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认为当时灾异之频繁已超过春秋乱世。这与上引京房称元帝即位以来“《春秋》所记灾异尽备”云云，恰可印证。《汉书·谷永传》称“时灾异尤数”，《张禹传》亦云“永始，元延之间，日蚀、地震尤数”。元、成时期，史书平均两年就记载有一道灾异罪己诏书，其中也屡称“灾异并臻”“灾异屡发”“大异重仍”。通过这些诏书，朝廷正式承认了灾异高发的衰乱之象。
根据我们现在的知识，天文现象发生有其规律，频率基本恒定；长期而言，自然灾害和异常也有相对稳定的频度。史料记载西汉后期灾异高发，或许有一定的客观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对灾异的主观认识发生转变。由于王朝和儒生的重视，过去不受注意的种种灾异现象被观察到并记录下来，刺激了解说者的积极性，而说灾异者又反过来促使新的灾异不断被发现和记录。两者互相推动，形成灾异频仍和说灾异者蜂起的局面。这一局面又与西汉后期的衰象互相促进：灾异愈频繁，衰象愈显著，显著的衰象又引出更多的说灾异者。
刘向之说灾异，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作为儒者，他希望通过说灾异推动政治改革，实现理想的王道。作为宗室，他更希望通过说灾异挽救危机，维系汉家的统治，较普通儒生多了一层考虑，不能一味以灾异唱衰汉室。这两个目的存在主次之分，理论上也不无矛盾，但在现实中有一个共同的阻碍，即保守、专权的宦官、外戚。两者在刘向看来既阻碍改革，又危及汉统。他的灾异论说，就是在与戚宦的斗争中展开的。
二、刘向时代的政争与灾异论说
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生于汉昭帝元凤二年（前79）[33]，是汉高祖同父弟楚元王刘交之后。楚元王一支在宗室中地位十分重要。元王子郢客、礼先后在高后、景帝时任宗正。刘向祖父辟彊（楚元王之孙，休侯富之子）于昭帝始元二年（前85）为宗正，父阳城侯德元凤元年为宗正，数月免。元凤三年，即刘向出生的次年，刘德复为宗正，直至宣帝五凤二年（前56）去世，在任达22年。西汉宗正是九卿之一，掌宗室亲属事。刘向对宗室身份有强烈的认同，可能与先世父祖常年担任宗正有关。
宣帝时，刘向奉诏受《穀梁春秋》，讲论《五经》于石渠阁，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未见政治上的表现。元帝即位，萧望之、周堪领尚书事辅政。二人皆名儒，看重刘向，荐其“宗室忠直，明经有行，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与侍中金敞拾遗于左右”[34]。朝臣加给事中，即可出入禁省，常在皇帝身边。萧望之的安排是，自己与周堪主持大局，掌握决策权；较年轻的刘向、金敞分别以宗室、旧宠之亲，在近侧辅助元帝，拾遗补缺[35]。《汉书·萧望之传》称“四人同心谋议，劝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所谓“古制”就是儒家的理想制度，“多所欲匡正”就是试图用儒学改革汉制[36]。刘向进入这个儒家改革派的阵营，从此开始了与宦官、外戚保守势力的长期斗争。
元帝支持儒学士大夫的改革[37]，也离不开外戚和宦官。当时，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他们与领尚书事的外戚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相为表里，“论议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故事”指汉兴以来往事成例[38]，宦官与外戚借以反对改革。儒家改革派当然希望扫除这道障碍。萧望之提出，中书是政治的根本，任用宦官既非旧制又违古义，建议改用士人，由此与弘恭、石显、史高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儒臣和戚宦的第一回合交锋，以萧望之、刘向等免官下狱告终[39]。此后不久，初元二年春地震，夏客星见，元帝有感于灾异，又想重新启用萧望之等，却受到宦官阻挠。在此关头，地震再度发生，《汉书·刘向传》称“时恭、显、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萧〕望之”。灾异带来的政治变数，使双方关系极度紧张。
外戚、宦官的这种反应，说明当时灾异不仅作用于儒学士大夫和受儒学影响的元帝，而且对外戚宦官也有很强的威慑力。如何解释灾异代表的天意，对斗争双方都十分重要。说灾异固然是儒学士大夫之所长，但外戚和宦官集团也掌握了利用灾异的能力。地震发生后，刘向“惧焉，乃使其外亲上变事”。他担心戚宦利用地震灾异再度打击儒学士大夫阵营，因时已获罪，又是当事人，不便出面，故借外亲之名上书。上言曰：“臣闻《春秋》地震，为在位执政太盛也，不为三独夫动，亦已明矣。”所谓三独夫，即指萧望之、周堪和刘向[40]。从刘向的反驳语气可以推测，外戚、宦官及其党羽在此之前已经将灾异归咎于儒臣了。
刘向在上书中又说：“前弘恭奏望之等狱决，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后复视事，天阴雨雪。由是言之，地动殆为恭等。”试图将灾异之咎归于宦官弘恭。但他的申诉反被弘恭、石显识破，与前事合并问罪，“坐免为庶人”。萧望之随即遭陷害自杀。儒学士大夫一败涂地。虽然元帝于次年再度任用周堪及其弟子张猛，可仅过了三年，永光元年（前43），事态又急转直下。刘向为了帮助周堪等稳固地位，冀望自己能重新起用，再次上封事言灾异。他向元帝指出，灾异并起的原因在于“谗邪并进”，陈请“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他说“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即是将矛头直指元帝左右的宦官佞幸。此封事反而促成戚宦同仇敌忾。“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戚宦遂以灾异为由，“皆言堪、猛用事之咎”[41]。元帝信谗，左迁周堪、张猛为地方官。刘向“遂废十余年”，直到元帝驾崩，再也没有被起用。在刘向亲身经历的这场政治斗争中，灾异反倒帮了戚宦的忙。
灾异在政治斗争中反为戚宦所用，与“说灾异者蜂起”的局面有关。上面已经提到，元、成时代，灾异论已经不只为个别儒生所掌握，大量不同知识背景、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性格和利益取向的人加入说灾异者行列。在众多因灾异言事者中，具有深厚儒学修养和坚定政治信仰的是少数。对于大多数人，说灾异首先是一条通向权力核心的捷径。他们看重直接获得天予赏识的机会，不免揣摩上意，希旨进言，或者投靠权贵，曲说求荣。
灾异解说本身可以相当灵活。董仲舒论《春秋》灾异，充满“权变”，会根据具体场合选择不同的解说。他是少有的醇儒，无意于仕进，故能在灵活的灾异解说背后坚持一以贯之的“道”，也就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理性，与“曲学阿世”者区别开来。这样的素质，大多数人并不具备。当说灾异成为禄利之途，蜂拥而起的说者在解说上的选择，常常取决于利益权衡。说灾异者很容易因利益而分化，加入不同的政治集团。倾巧之士可以无视道义，依违于戚宦和儒臣之间。儒臣的敌人戚宦，借助依附于他们的说灾异者，适应新的政治文化，掌握灾异的话语权。对于刘向来说，这不仅意味着个人政治生涯的灾难，而且预示着汉朝面临统治危机。
成帝即位后，刘向得以重新进用。这时，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宦官石显伏辜，外戚王氏专权的问题更加突显出来。成帝的舅舅王凤为大将军大司马，领尚书事。建始元年（前32）二月，封王凤弟崇为列侯，余庶弟五人俱赐爵关内侯，河平二年（前27）又同日封为列侯。于是，“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此前，外戚许、史之家仅“在位放纵”而已，并无专政之实。王氏则不然。王凤有帝舅之亲，精力未衰，诸弟正值壮年，宗族强盛。成帝甚委任之，《汉书·元后传》称“大将军凤用事，上谦让无所颛”。外戚王氏于是成为儒学士大夫推进改革的最大障碍。
不仅如此，外戚还开始对皇权构成威胁。为了独揽大权，王凤在河平四年强请罢免成帝素来敬重的丞相王商，次年又以日食灾异为借口，迫使成帝遣宠弟定陶共王之国，“上与相对涕泣而决”。经过这两次事件，成帝心不能平，对王凤产生不满。这时，京兆尹王章上封事，言日食之咎不在定陶王而在“大臣颛政者”，认为“凤不可令久典事”，之后又推荐冯野王代王凤辅政。成帝颇以为然，“欲以代凤”。然而，王凤手腕高强，暗中探知此事后，抢先上书引咎辞职，然后利用太后向成帝施压。元后听闻此事后，流涕绝食。成帝不忍，报书慰留，并将王章下吏罪死。此后，王凤专权日盛，公卿侧目，“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王凤死后，王氏子弟音、商、根、莽相继辅政，终成帝一朝，竟成垄断之势[42]。这样的局面让刘向感到天下易主的隐忧，他私下对陈汤说：“灾异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渐必危刘氏。”刘向死于成帝驾崩的前一年，这种忧患也伴随了他整个晚年。
刘向在成帝时的几次解说灾异，都针对外戚王氏而发。然而，王氏党羽中也有说灾异的高手。杜钦，少好经书，能说灾异，成帝时因灾异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士，钦即在举中。他以目疾不仕，长时间作为王凤的幕僚，深得信任，“国家政谋，凤常与钦虑之”。王凤主动乞骸骨应对王章，即出自杜钦的谋议，此后复起视事仍是他在幕后推动[43]。谷永，《汉书》本传称其“善言灾异”，“党于王氏”。他“前后所上四十余事”，言灾异甚勤，内容却“略相反复，专攻上身与后宫（指当时的皇后许氏）而已”。这也是在为王氏开脱，将矛头引向另一家外戚许氏。如此，一般的灾异解说很难动摇王氏的地位。这就促使刘向对灾异论说进行大规模的整合与完善。
《汉书·刘向传》载：
〔成帝时数有大异，〕向以为外戚贵盛，凤兄弟贵用事之咎。而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
据此，刘向奏上《洪范五行传论》应在河平三年领校中秘以后，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尚书·洪范》篇，刘向之前一定读过，可能因为心有所想，重新从中获得启发。更重要的是，他通过校书第一次接触《洪范五行传》，找到了整合灾异论说的分类体系。这个分类体系与《春秋》灾异的历史论证相结合，正好构成以行事占验为经、五行分类为纬的灾异理论体系和解说典范。刘向试图借此重建灾异论说中的儒家之“道”。他的做法对后来的学术影响很大，但在现实中，《洪范五行传论》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史称“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
随着王氏专权愈演愈烈，刘向的担忧也在不断加深。奏《洪范五行传论》未见效果之后，他又上封事称：“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为其人微象。孝昭帝时，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虽立石起柳，无以过此之明也。”这说明，他所担忧的事，已经从外戚用事导致灾异，转向王氏贵盛将代汉而起了。
刘向常常“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密切观察天文变动。《汉书·五行志下之上》载，元延中，星孛东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刘向以为：“周时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兴也。汉家本起于蜀、汉，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摄提、大角，从参至辰，殆必亡矣。”可见，灾变对他而言，确乎是天意的信号。刘向希望通过解说灾异，使天子悔悟，以此挽救汉家天下。外戚、宦官曲解灾异，陷害忠臣；倾巧之士游说其间，把说灾异当作获取禄利的工具。这在刘向看来即是无视天诫，将汉家推向覆灭。
作为汉朝宗室，刘向最关心汉家天下的维护。这种宗室情结到了成帝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刘向传》云：
向每召见，数言：“公族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方今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向自见得信于上，故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
因宗室身份而生的敏感和焦虑，没有在朝臣中引起共鸣。史称“上数欲用向为九卿，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可见，不仅外戚王氏，公卿大臣也站在刘向的对立面。
刘向精忠汉室却孤立少援，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刘向对时局的判断与现实表象有距离。成帝时，政治形势并不像他认为的那么糟糕。班固在《汉书·成帝纪赞》中称其时“公卿称职，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虽不免溢美，但说尚属“承平”大体也是实情。至于《赞》中说“外家擅朝”，以为开王莽篡位之渐，则是从后世反观而产生的感觉。若论当时，元后、王凤兄弟以至王莽，恐怕都未曾有过篡位之念。刘向因宗室的特殊敏感加上观察灾异所得的预见，自然很难获得理解。其次，灾异的神秘性因说灾异人数增多而减弱。在说灾异者蜂起的局面下，似乎人人都有能力解说灾异，灾异背后的天意，即使在说者看来也不那么神圣了。除去党于王氏的说灾异者，其他人也多畏惧王氏之势，不敢直道正言。《汉书·张禹传》载：
永始、元延之间，日蚀地震尤数，吏民多上书言灾异之应，讥切王氏专政所致。上惧变异数见，意颇然之，未有以明见，乃车驾至禹弟，辟左右，亲问禹以天变，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见年老，子孙弱，又与曲阳侯不平，恐为所怨。禹则谓上曰：“……灾变之异深远难见，故圣人罕言命，不语怪神。性与天道，自子赣之属不得闻，何况浅见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应之，与下同其福喜，此经义意也。新学小生，乱道误人，宜无信用，以经术断之。”上雅信爱禹，由此不疑王氏。
曲阳侯即当时的辅政大臣王根，张禹畏其权势，称灾异不为王氏，对成帝影响很大。张禹是当世大儒，其犹如此，他人可知。至于因灾异“讥切王氏专政”者，虽不乏其人，但多数是通过说灾异投机政治，很少有刘向的同道。最后，灾异论本是抨击社会政治现状的工具，推而进之便是昌言易姓革命，在西汉后期已渐成潮流。刘向一方面希望借由说灾异推动政治改革，实现理想的王道，另一方面却竭力维护汉室正统[44]。这种矛盾，使他既不能与因循保守的戚宦同流，又得不到激进儒生的支持。
刘向死后十三年，王莽居摄代汉，在他生前，王氏代汉的预言却显得与现实格格不入。他被淹没在熙熙攘攘的说灾异者之中，并没有对当时的政局产生多少影响。不过，刘向的后半生都在与宦官、外戚及其同样掌握灾异论武器的党羽进行斗争，这个事实决定着刘向灾异论的学术取向，是不能不充分考虑的。
三、刘向灾异论集成中的学理与实用
汉武帝时，董仲舒面对的问题是如何通过灾异促使朝廷接受儒家之“道”。到了元、成时代，儒家之“道”的优越性已经无需证明，灾异论说却偏离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理性。摆在刘向面前的问题变成：如何维系灾异论说中的“道”？为此，刘向尝试将灾异与儒家经典结合得更加紧密，并把不同经典与灾异论的单线联系整合成互相交叉的网络，集成为更加立体和厚实的儒家灾异理论体系，以规范灾异解说。
在刘向之前或同时，综合儒家经典运用于灾异解说的理论努力已经初见端倪。据班固称，元、成时期，著名的说灾异者还有京房、翼奉、谷永。京房以《易》阴阳说灾异，已见前文。这里仅简单地说说翼奉、谷永灾异论的特色。翼奉“治《齐诗》……好律历阴阳之占”，主要政治活动在元帝时。初元二年（前47），元帝因灾异举直言极谏之士，翼奉上封事曰：“《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又曰：“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45]翼奉治《齐诗》，论五际，将《诗》经也引入灾异论[46]。他还认为《易》《春秋》在推演天人之道方面有类似的功能，并引用《春秋》宋伯姬事佐证极阴生阳将有火灾之说[47]。这种综合各经以言灾异的倾向，在活跃于成帝时的谷永身上更为明显。谷永说灾异，主要通过天官和京氏《易》，而《春秋》《洪范》也屡屡被他引作理论资源。谷永上对有云：“《春秋》记异，星陨最大，自鲁严以来，至今再见。”[48]又曰：“建始元年以来二十载间，群灾大异，交错锋起，多于《春秋》所书。”[49]是皆以《春秋》为说。建始三年（前30）冬日食、地震同日俱发，谷永对曰：
窃闻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则庶征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淫溺后宫，船乐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降而六极至。……古之王者废五事之中，失夫妇之纪，妻妾得意，谒行于内，势行于外，至覆倾国家，或乱阴阳。昔褒姒用国，宗周以丧；阎妻骄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经曰：“皇极，皇建其有极。”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时则有日月乱行。”
所引“经曰”，即《尚书·洪范》经文，“五事”“庶征”“六极”也都是《洪范》中的概念。“传曰”云云，则是《洪范五行传》文。从谷永的灾异说可以看出，《春秋》《洪范》《周易》等经典不仅各自与灾异建立起联系，而且已经被综合起来，加以运用[50]。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刘向展开了自己的灾异论集成。
刘向的工作主要集中于《洪范五行传论》十一篇，《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五行传记》十一卷，《隋书·经籍志》经部有《尚书洪范五行传论》十一卷，题“汉光禄大夫刘向注”，亦即其书。此书今已亡佚，但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为《汉书·五行志》所沿袭，现在仍能了解其大概[51]。《汉书·五行志》序文以下，分为五行和五事皇极两部分，每部分之前先总称“经曰”，引《尚书·洪范》经文。以下按木、火、土、金、水，貌、言、视、听、思、皇极的顺序分条。各条下称“传曰”，引夏侯始昌《洪范五行传》文；次称“说曰”，转述汉儒关于传文的通说；最后附录相关灾异行事及解说[52]。这与《汉书·刘向传》所称《洪范五行传论》“比类相从，各有条目”的体例相同，当是承袭而来。《五行志》中的“说曰”部分，也以刘向说为主。《隋书·五行志》常常引用刘向《洪范五行传》[53]，文字略同《汉志》“说曰”，即是其证。《汉书·五行志》还大量收录刘向关于灾异行事的具体解说，有上古三代3条，春秋时期100条，战国至秦代8条，汉代33条，凡144条。其中除汉成帝以后的5条外，应都出自《洪范五行传论》。因此，据《汉书·五行志》考察刘向的灾异论说是可行的[54]。
从《汉志》来看，刘向集成工作的重心是以《春秋》为经、《洪范》作纬，整合灾异行事与灾异理论。《汉书·五行志序》云：
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旤福，傅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
所谓“与仲舒错”，是说刘向的灾异解说与董仲舒有出入，或同或不同。不同的原因，班固认为，一是刘向用了《洪范五行传》，二是两人的《春秋》学家法不同。他特别指出董仲舒、刘向、刘歆所治的《春秋》分别为《公羊》《穀梁》和《左氏》，意在强调这导致他们的灾异说相异。诚然，董仲舒与二刘父子之说《春秋》灾异都从各自所宗奉的经传入手，但《公羊》《穀梁》传文中都没有明确的灾异解说，董仲舒说灾异其实主要是自己创说，刘向也大体如此[55]。
钱穆指出，刘向的《春秋》学并不墨守家法，虽治《穀梁》而亦用《公羊》说[56]。鎌田正、池田秀三进一步从《春秋》学史的角度，对《汉书·五行志》所引刘向《春秋》说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刘向兼用《公羊》《左传》，不独说《穀梁》[57]。基于上述卓见还可以进一步指出，这是因为《洪范五行传论》本意不在解释《春秋》，《春秋》经文和《公》《穀》《左氏》传文在其中都只取其作为灾异行事的史料意义。
刘向说春秋灾异仍以《穀梁传》为主，特别是在《穀梁》有不同于他传之说处，坚持《穀梁》说。《汉书·五行志上》：
釐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宫灾”。《穀梁》以为愍公宫也，以谥言之则若疏，故谓之西宫。刘向以为釐立妾母为夫人以入宗庙，故天灾愍宫，若曰，去其卑而亲者，将害宗庙之正礼。
以西宫为愍公（闵公）之庙，是《穀梁传》的特殊说法。《公羊》以为小寝，《左氏》以为公宫，刘向皆不取，而独用《穀梁》为说。又，《五行志中之下》：
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刘向以为，先是宋杀大夫而无罪，有暴虐赋敛之应。《穀梁传》曰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为宋三世内取，大夫专恣，杀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
此条《公》《穀》说又不同。《穀梁传》曰：“灾甚也。其甚奈何？茅茨尽矣。著于上见于下，谓之雨。”以为虫灾太甚，上下相接如雨。《汉志》所谓“上下皆合，言甚”，即概括《穀梁传》之意。《公羊传》曰：“雨螽者何？死而坠也。”解释“雨螽”之意为虫死后下坠如雨，《志》引董仲舒以为“螽先死而至”即本此。刘向用“暴虐”说之，合乎《穀梁》“灾甚”之义。《志》前文称刘向“诸螽略皆从董仲舒说”，而此条独与董不同，正因《穀梁》有异说。此外，《春秋》日食不言日不言朔者，《穀梁传》以为指夜食，刘向也从日食发生于夜晚出发解释人事。这些都是刘向主《穀梁》说的例证。
另一方面，刘向用《公羊》《左传》说处也不少。《五行志上》庄公十一年“秋，宋大水”条：
刘向以为时宋愍公骄慢，睹灾不改，明年与其臣宋万博戏，妇人在侧，矜而骂万，万杀公之应。
案宋愍公与宋万博戏事，仅见于《公羊传》，《穀梁》《左氏》皆无。刘向以此事说大水之灾，无疑是本诸《公羊》。这次灾异，董仲舒说与此不同，可见刘向说是自出机杼。至于刘向用《左传》，鎌田正已举出九例[58]，这里不再重复，只补充他遗漏的一例。《五行志中之上》：
《左氏传》曰，郑子臧好聚鹬冠，郑文公恶之，使盗杀之。刘向以为近服妖者也。
事在僖公二十四年。刘向用《左传》的原因，是其所载之事为《春秋》经及《公》《穀》传文所无。上述事件都发生在春秋时期，刘向的讨论却不涉及《春秋》学的范畴，只是借作解说灾异之义的“行事”。正因如此，《国语》也在刘向取材的范围之内。《五行志中之下》：
史记鲁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斗，将毁王宫。刘向以为近火沴水也。
鲁襄公二十三年即周灵王二十二年，事见《国语·周语下》[59]。采用《国语》，无关《春秋》学立场，只是因为它记载了春秋行事。由此反观刘向对《春秋》三传的取舍，固然有《春秋》学的影响，但究其旨趣，只是用为“行事”而已。参考刘向对战国至秦代灾异行事的解说，这一旨趣就更显著了。池田秀三称“《左传》之于刘向，与其说是阐发经义的‘传’，不如说是揭示经文背后之史实的‘史’”[60]，诚为卓识。不仅《左传》，《公羊》《穀梁》在《洪范五行传论》中的作用大致也都是取其“行事”。对《春秋》学内部的争论，刘向在灾异论的集成中未予特别关注。
从运用《春秋》经传的方式看，与其说《洪范五行传论》解说春秋灾异衍生自《穀梁春秋》学，不如认为是刘向继承和回应了董仲舒《灾异之记》的“历史的类比论证”法。董仲舒所用的历史素材还局限于《春秋》经传，带有较重的《春秋》经学色彩；元、成时代灾异说发达，刘向不再需要像董仲舒那样依托于《春秋》经传的权威，而可将“春秋”作为一个与上古三代、战国秦汉并列的历史时期。这削弱了《春秋》的经学意义，但也使所有历史上的灾异行事都与《春秋》所载一样，具有了历史比附的价值。超越了“春秋”时代范围的灾异行事，构成刘向灾异论集成中纵向的经线。
刘向搜集灾异行事组建历史素材库时，必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规则和秩序归纳它们？通过校中秘书接触到的《洪范五行传》，正好提供了现成的灾异分类体系。《洪范五行传》依据《尚书·洪范》中的五行、五事和皇极，建立灾异分类体系。刘向在《洪范五行传论》中使用了五行失性，即木不曲直、火不炎上、稼穑不成（土）、金不从革、水不润下，以及五事、皇极各自对应的罚、妖、孽、祸、痾、眚、祥。这个分类系统，基本能够涵盖他集录的所有灾异。为编排灾异行事，刘向还对《洪范五行传》中的灾异类型做了明确化的解释。比如，五行之“火不炎上”，他解释为“灾宗庙，烧宫馆，虽兴师众弗能救也”[61]；又如“言不从”之罚“恒阳”，《五行志》称“刘向以为《春秋》‘大旱’也”。这就把含义不明的术语阐释成具体事类，以便与历史上的灾异一一对应。
通过以《洪范五行传》为框架进行整合，刘向的灾异论说在理论的综合性和事应的丰富性上大大超过了董仲舒，并表现出学理化的倾向[62]，即从儒学理论出发，制定一系列法则，据之解说具体的灾异。不过，若以此标准衡量，刘向的学理化又是相对的。他编撰《洪范五行传论》，对《春秋》三传主要取其历史比附之用，在解说与传文的配合中显得相当“实用主义”。
将历史上的灾异与《洪范五行传》中的灾异事类一一对应，是种理想状态，实际编排起来不免圆凿方枘，时生龃龉。对于这些情况，刘向的处理就未能完美地切合《洪范五行传》。首先，刘向解释五行与五事之灾异多有重合，同一种灾异有时被分别安排入两个不同的类别。比如刘向称“雾水暴出，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及淫雨伤稼穑，是为水不润下”[63]，并把《春秋》之“大水”灾异都归入“水不润下”一项，但五事“貌之不恭，厥罚恒雨”，又以为即“大水”。大水之灾同时属于五行“水”和五事“貌”下，历史上的大水行事和解说又不能分属两处，只好全部归入五行“水”下。这样，“恒雨”之罚不免落空。其次，《洪范五行传》中有些类型的灾异并未真实发生过。五事“听不聪”之罚“恒寒”、“思心不”[64]之罚“恒风”，刘向都认为“春秋无其应”，没有这类灾异。更有甚者，“貌不恭”之“龟孽”“下体生上之痾”，“言不从”之“口舌之痾”，“视不明”之“目痾”，“听不聪”之“耳痾”，“思心不”之“华（花）孽”六项，上古至秦汉均无其事，《洪范五行传论》中相应行事只能付诸阙如。又次，一些历史上有记载的灾异不能为《洪范五行传》的分类所涵盖。《汉书·五行志中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