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参看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四编第四章《日月交食》，第551页。
[124]见《晋书·律历志下》。
[125]《春秋左传注疏》卷一〇，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174页上。
[126]《春秋左传注疏》卷三，第49页上。
[127]《晋书》卷一八《律历志下》载杜预《春秋长历》云“《春秋》日有频月而蚀者”。案《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各有连续两个月发生日食的记载，详见下文。对于整个地球而言，比月而食是可能的，但必须是两个日偏食，而且一在南极，一在北极。也就是说，在地球上任一地点，都不可能连续两个月看到日食。古人谈论的都是中国范围内的可见日食，在这个前提下，则频月食不合自然，事实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刘次沅、马莉萍《中国历史日食典》第一章，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第6—7页。
[128]《春秋左传注疏》卷三，第49页。
[129]《春秋左传注疏》卷三五，第608页上。
[130]据刘次沅、马莉萍《中国历史日食典》，公元前205年1月有一次日偏食，即在汉高祖二年十一月晦。关于《春秋》襄公日食，参见张培瑜《〈春秋〉、〈诗经〉日食和有关问题》，《中国天文学史论集（第三集）》，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3页。
[131]见孔颖达《左传正义序》（《春秋左传注疏》，第4页）、《毛诗正义序》（《毛诗注疏》，第3页）。
[132]《春秋左传注疏》卷三五，第608页。
[133]孔颖达《左传正义序》，《春秋左传注疏》，第4页。
[134]《新唐书》卷二七《历志三下》载《大衍历议·日蚀议》云：“黄初已来，治历者始课日蚀疏密，及张子信而益详。刘焯、张胄玄之徒自负其术，谓日月皆可以密率求，是专于历纪者也。”
[135]参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第五章第三节《刘焯皇极历的成就及其他》，第319—322页。
[136]《开元占经》卷一引《皇极历》，第40叶b。
[137]《春秋左传注疏》卷四四，第761页。
[138]《春秋左传注疏》卷一四，第234页下。
[139]《春秋左传注疏》卷四四，第761页下。
[140]《毛诗注疏》卷一二之二，第406页下。
[141]《春秋左传注疏》卷四四，第761页下。
[142]《毛诗注疏》卷一二之二，第406页下。
[143]参看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四编第四章《日月交食》，第547—551页。
[144]建安十七年日食发生在公元212年2月20日，中心点南纬43°，东经115°；正元二年日食发生在公元255年4月23日，中心点北纬25°，西经172°，对中国而言已在次日。两次日食前者在南半球，后者在中国的深夜，在中国都观测不到。参看刘次沅、马莉萍《中国历史日食典》附录三《4500年全球日食总表》，第294—295页。建元十七年太史奏日蚀不效见《三国志·魏书·刘劭传》，传文云时在建安中，未云何年，据日食表推断只可能在十七年。
[145]见《隋书》卷一八《律历志下》。
[146]参看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第六章第三节《历法检验论》之二《交食之验》，第628—639页。
[147]《晋书》卷一八《律历志下》载杜预《春秋长历》。
[148]《晋书》卷一八《律历志下》载姜岌《三纪甲子元历》。
[149]《续汉书·律历志中》载贾逵论曰：“天道参差不齐，必有余，余又有长短，不可以等齐。……故求度数，取合日月星辰，有异世之术。《太初历》不能下通于今，新历不能上得汉元。一家历法必在三百年之间。故谶文曰‘三百年斗历改宪’。”同卷载蔡邕曰：“历数精微，去圣久远，得失更迭，术无常是。……且三光之行，迟速进退，不必若一。术家以筭追而求之，取合于当时而已。故有古今之术。今术之不能上通于古，亦犹古术之不能下通于今也。”
[150]对于非天文历算专家而言，日月远近问题确实并非常识，南宋朱熹还以为“合朔之时……日在内，月在外，则不蚀”（《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五《答廖子晦》，《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05—2105页），司马昭被蒙骗过去也是可以理解的。
[151]《宋书》卷一三《律历志下》载大明六年戴法兴议。
[152]戴法兴入《宋书·恩佞传》，史称其“颇知古今”，但未云其精于历法。他参加历议，主要是由于政治地位，故其说能代表对历法略有所知者的认识。
[153]北魏历法还指出了交会月食与日月“交道”关系的规律。《魏书》卷一〇七《律历志上》载《壬子元历》：“交在望前者，其月朔则交会，望则月蚀；交在望后者，亦其月月蚀，后月朔则交会；交正在望者，其月月蚀既，前后朔皆交会；交正在朔者，日蚀既，前后望皆月蚀。”《律历志下》载《甲子元历》略同。
[154]见《魏书》卷一〇七《律历志》所载《壬子元历》《甲子元历》。
[155]《隋书》卷一八《律历志下》。
[156]参看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第五章第十节《一行大衍历的成就》，第376—390页。
[157]《历议》原有篇目次序及《新唐志》的改编情况，参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二子部历象类“唐大衍历议”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66页。
[158]以下引一行说皆出自《新唐书·历志三》，不再一一注明。
[159]据刘次沅、马莉萍《中国历史日食典》，开元十二年日食发生在724年7月25日，中心点北纬66°，西经142°，西安不可见，北京只能在清晨见不及一分的微食；开元十三年日食发生在726年1月8日，中心点北纬18°，东经36°，于西安而言，发生在日落后，中国也观测不到。见第80、301页。
[160]王锡阐《晓庵新法》自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页。
[161]参见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5—151页。我同意作者的这一观点，但江氏又认为历法的主要用途是服务于星占，对此，愚意有所保留。
[162]参见小岛毅《宋代天谴论的政治理念》，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1—305页。
[163]上文引袁宏《后汉纪》记载献帝初平四年正月朔日事，是史书中关于官方日食预报的最早记载。由于当时推步尚疏，预报失准，结果过时而不食，“朝臣皆贺”。不过，献帝密令尚书占候，发现日食终于还是发生了。有过这次预报不准的先例，此后凡有当食不食的情况，古人通常首先怀疑历术推步有误。如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众臣考虑预废朝会，刘劭反对，理由之一就是有可能“推术谬误”（见《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刘劭传》）。曹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蚀而不蚀”，大将军司马昭大推史官之过，也认为是历术推步之失（见《宋书》卷一四《礼志一》）。因此，当食不食而群臣称贺在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并没有形成惯例。北周大象元年（579）“夏四月壬戌朔，有司奏言日蚀，不视事，过时不食，乃临轩”，未见有何庆祝活动（见《周书》卷七《宣帝纪》）。隋大业四年（608），太史奏曰日食无效，隋炀帝想到的也是召唤历算家刘焯，更改历法（见《隋书》卷一八《律历志下》）。可见在当时，当食不食是历法准确性的问题，而与皇帝的德无关。西汉时偶有关于阴云不见日食的讨论，但只是将之视为日食的一种特殊情况。《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下之下》载京房《易传》曰：“同姓上侵，兹谓诬君，厥食四方有云，中央无云，其日大寒。……冢宰专政，兹谓因，厥食先大风，食时日居云中，四方亡云。”同书同卷载成帝时谷永又引申其义曰：“独使京师知之，四国不见者，若曰，湛湎于酒，君臣不别，祸在内也。……所以使四方皆见，京师阴蔽者，若曰，人君好治宫室，大营坟墓，赋敛兹重，而百姓屈竭，祸在外也。”可见，在汉人看来日食阴云不见仍是灾异，产生于失政，预示着祸患。此后日食，多有“史官不见”而郡国上报者，也作为灾异记载下来。还有很多日食，今天可以逆推而知，却不见于当时记载。虽然汉末以后日食预报已经开始，实测未见的日食却不被载入史册，说明在当时看来这些未发生的“日食”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
[164]《唐会要》卷二八《祥瑞上》，中华书局，1955年，第531页。
[165]《唐六典》卷四《礼部》，中华书局，1992年，第115页。
[166]《唐六典》卷九《史馆》，第281页。
[167]按唐玄宗以诛韦后、安乐公主之功方得立为太子，即位之后帝位并不巩固，直到开元元年七月诛夷太平公主，皇位才开始安定（参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三联书店，2001年，第252—253页）。次年二月，得到圣德动天的祥瑞，对巩固玄宗的帝位当然有利。《资治通鉴》同年八月乙酉条又载：“太子宾客薛谦光献武后所制《豫州鼎铭》，其末云‘上玄降鉴，方建隆基’，以为上受命之符。姚崇表贺，且请宣示史官颁告。”这与表贺当食不食一样，都是借祥瑞巩固皇位之举。玄宗对于这样的“利好”，自是欣然从之。
[168]《新唐书》卷二七《历志三下》引《大衍历议》。
[169]以上贞元年间日食事，均见《唐会要》卷四二，第760页。《旧唐书·天文志》亦载其事，而文稍略。
[170]《册府元龟》卷二五，中华书局，1960年，第270页。
[171]《唐会要》卷四二“日蚀”条，第761页。
[172]以上四条均见《五代会要》卷十“日蚀”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73页。
[173]见《文苑英华》卷五六二，中华书局，1966年，第2876页。
[174]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34—635页。
[175]杜光庭《广成集》卷二，第9—10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176]见《唐六典》卷四《礼部》，第114—115页。
[177]赵贞比对新、旧《唐书·天文志》的日食记录，发现《新志》完全删去了“合蚀不蚀”“阴云不见”等材料，见氏著《两唐书〈天文志〉日食记录初探》，《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95页。《新唐书·天文志》虽非欧阳修亲笔，但这一删削可能同样体现了反对日食祥瑞说的主张。
[17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乾德三年二月壬寅条，中华书局，2004年，第148页。
[179]《宋会要辑稿·瑞异》二之一。
[18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淳化五年十二月戊寅条，第802页。
[181]这十次日食祥瑞，据《文献通考·象纬考六》载有真宗景德三年五月壬寅朔、四年十月甲午朔、大中祥符二年三月丙辰朔、七年十二月癸丑朔、天禧五年七月甲戌朔，仁宗天圣二年五月丁亥朔、景祐三年四月己酉朔、庆历四年十一月戊申朔、五年四月丁亥朔，凡九次，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又有至和元年六月朔一次。其中一次食不及分，还援引唐德宗贞元八年故事，以为祥瑞，百官表贺，书于史册。《续资治通鉴长编》：“天禧五年七月一日，司天监言：‘按《仪天历》，日当食之。既帝避正殿，命中使诣宫观、寺院及坊市道场祈祷，其日测验，及四分止。按唐贞元八年十一月朔，历算官徐承嗣言食八分，测之及三分，宣示朝堂，编在史册。此盖圣德广大，阳盛阴潜之庆。’翌日宰臣率百官诣合门拜表称贺，请付史馆。”
[18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三，嘉祐六年六月壬子条，第4672页。
[183]《宋会要辑稿·瑞异》二之二，载嘉祐六年六月日食，“浑仪所言云掩日食不见，不为灾”；《文献通考·象纬考六》云“食四分，入云不见”，第2250页下。
[184]关于宋代士大夫地位和“共治天下”的讨论，参考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篇第二、三章，三联书店，2004年，第199—230页；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第五章第三节，三联书店，2006年，第398—421页。
[185]英宗在位时间较短，未见日食祥瑞的记录。
[186]《宋史全文》卷一一，第19叶b，《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熙宁二月七月乙丑条（中华书局，2004年，第207页）据毕沅《续资治通鉴》所补略同，唯云“群臣表贺”，不言富弼，今据《宋史全文》。
[18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四，第5930页。
[188]《宋会要辑稿·瑞异》二之四。
[189]《宋会要辑稿·瑞异》二之五。
[190]《宋会要辑稿·仪制》七之六，原误系在绍兴十二年。
[19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〇，第15叶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192]《文献通考·象纬考六》，中华书局，1986年，第2251页中。
[193]徐松辑《中兴礼书》卷一一八《吉礼》，《续修四库全书》第8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48页上。
[194]据刘次沅、马莉萍《中国历史日食典》，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六月日食发生在凌晨日出前，开禧二年二月（1205）日食在日落后，嘉泰三年（1203）四月、嘉定四年（1211）十一月、十一年（1218）七月日食在杭州均不可见，见第86页。
[195]据刘次沅、马莉萍《中国历史日食典》，《宋史·天文志》记载的淳祐十二年（1252）二月乙卯朔、宝祐元年（1253）二月己酉朔、景定二年（1261）三月壬戌朔、咸淳三年（1267）五月丁亥朔、六年（1270）三月庚子朔日食，在杭州观测均为夜食或不食，见第87页。《宋史》的上述日食记录，若非本于后世逆推，则必是删改了宋代旧史档案所记，故意制造出灾异迭起、南宋将亡的征象。
[196]《元史》卷一七二，第4029页。
[197]《明太祖实录》卷七九，洪武六年二月丙戌条，《明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1440—1441页；又见《大明会典》卷一〇三《礼部》“祥异”条，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第1572页下。
[198]《明太宗实录》卷一六，第295页。
[199]《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200]《明史》第一五一《李至刚传》。
[201]《明太宗实录》，第813页。文字原有讹误，据《礼部志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卷二圣谕“修省之训”条（第4页）改。
[202]《明宣宗实录》卷六九，第1615页。
[203]《明英宗实录》卷七五，第1453页。
[204]《明世宗实录》卷二三五，第4803页。
[205]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一六《象纬考》“日食”条载：“〔嘉靖二十一年〕秋七月己酉朔，日有食之。上敕曰：‘天心下眷，累及太阳，臣子欺君父，外阴欺内阳之象也。夏言以臣欺君，罪不下郭勋，姑念供事久劳，特宥死，去，用承天戒。台谏为朝廷耳目，而结合欺妄，命吏部考核以闻。’时劾去台谏七十三人，夺级外补有差。”现代出版社，1986年，第3244页上。
[206]《明世宗实录》卷四九三，第8183页。
[207]《明世宗实录》卷四九三，第8183页。
[208]见《明世宗实录》及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一七《象纬考》“日食”条，第3244页。
[209]见何乔远《名山藏》卷七五《臣林记·吴山》，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44—2245页。
[210]参见《礼部志稿》卷五四《尚书袁炜》，第8—9页。
[211]《清文献通考》卷二六三《象纬考》，《十通》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考第7218页上。
[212]《清文献通考》卷二六三《象纬考》，《十通》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考第7218页中。
[213]见刘锦藻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〇一《象纬考八》，《十通》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考第10478页。
[214]《清文献通考》卷二六三，第7218页下。
[215]明末天文学家邢云路认为宋代出现大量“当食不食”是由于步历不精，记载不实，并用历算推步纠正了相关记载。但他也同样承认“在天原有当食不食，日月失行之致也”，可见当时的历算水平还难以完全排除“失行”的解释。见邢云路《古今律历考》卷二十五《历代日食》，《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10—411页。
[216]这里所说的“礼仪”，主要指官方性的，特别是皇帝和中央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国家礼仪。民间和地方的救日礼仪，限于篇幅和本书主旨，此处暂不讨论。
[217]见杜佑《通典》卷七八，第2114—2115页。
[218]《通典》卷七八，第2115页。
[219]挚虞，西晋时曾参与制定礼仪。《隋书·经籍志》有挚虞撰《决疑要注》一卷，《晋志》所引，即出此书。《续汉书·礼仪志上》注引《决疑要注》略同。《晋书》卷一九《礼志序》曰：“及晋国建，文帝命荀定新礼，成一百六十五篇。太康初，尚书仆射朱整奏付尚书郎挚虞讨论之。虞表所宜增损，以太康元年上之，凡十五篇。有诏可。……虞之《决疑注》是其遗事也。”由此可知《决疑注》所述是晋制。
[220]《春秋》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公羊传》曰：“日食则曷为鼓用牲于社？求乎阴之道也。以朱丝营社，或曰胁之，或曰为暗，恐人犯之，故营之。”（《春秋公羊注疏》卷八，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03页上）
[221]参看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之二《礼仪》，三联书店，2001年，第13页。
[222]《大唐开元礼》卷九〇，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423页上。
[223]中古时代的国家礼仪制度，存在规定与施行两个层面。学者对此有过不少讨论，可参看吴丽娱《礼用之辨：〈大唐开元礼〉的行用释疑》，《文史》2005年第2期。吴氏指出，《开元礼》未达到皇帝诏令实际下达那样的效果，它的行用从来都只是“礼典”意义上的遵循。我认为，《大唐开元礼》的情况在中古国家礼制的施行问题上是具有代表性的，正史《礼志》中记载的类似制度规定大体也可作如是观。
[224]《唐会要》卷四二“日蚀”条载哀宗天佑三年四月日食，太常礼院奏准故事伐鼓于社。这也仅是太常奏事，未见批准。
[225]《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建武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寑兵，不听事五日。”同书卷三《章帝纪》：“〔永平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日有食之，于是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同书卷九《献帝纪》：“〔兴平元年六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
[226]《隋书》卷八《礼仪志三》：“太阳亏，国忌日，皇帝本服小功缌麻亲、百官三品已上丧，皇帝皆不视事一日。”
[227]《大唐开元礼》卷三“杂制”条，第33页上。
[228]《唐会要》卷四二“日蚀”条，第760页。
[229]《唐会要》卷四二“日蚀”条，第760—761页。
[230]《唐会要》卷四二“日蚀”条，第761页。“天人交感”原讹作“天之交感”，据《旧唐书》卷三六《天文志下》改。
[23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九，嘉祐四年正月丙申条，第4546页。
[232]《宋会要辑稿·瑞异》二之二。
[23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八，第11592页。
[234]刘敞《春秋权衡》卷三“庄公二十五年”条，《通志堂经解》第8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第394页。刘敞认为凡日食皆为灾，无论是否发生在正阳之月、二分二至都应救护，其说详见《公是集》卷三九《救日论》，《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59页。
[235]孙觉《春秋经解》卷六，《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73页。
[236]《宋会要辑稿·瑞异》二之五。
[237]《中兴礼书》卷一一八《吉礼》“太阳交食告太社”条，《续修四库全书》第822册，第448页上。
[238]见《五代会要》卷一〇“日蚀”条，第173页。
[239]《朱子语类》卷八四载朱熹云：“本朝修《开宝礼》，多本《开元》，而颇加详备。”又云：“《开宝礼》全体是《开元礼》，但略改动。”中华书局，1986年，第2182页。
[240]《中兴礼书》卷一一八《吉礼》“太阳交食奏告”条，《续修四库全书》第822册，第449页上。原本“伐”讹“代”，“模”讹“摸”等，并随文改正。
[241]以上并见《宋会要辑稿·瑞异》二之一至四。
[24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九，嘉祐四年正月丙申条，第4546页。
[243]《礼部志稿》卷八八，第37—38页。
[244]谢肇淛：《五杂组》卷一《天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8页。
[245]《大清会典则例》卷九二《礼部》载：“〔康熙〕十四年定，日月食归钦天监职掌。前期，钦天监推分秒时刻奏闻，科钞到部，仍用勘合，分行直省各官。均于本衙门（案：指礼部衙门。）救护，至期由部遣司官一人前往观象台，督同钦天监官测验所食分秒，仍令钦天监奏覆。凡遇日食，结采于礼部仪门及大堂，设香案于露台上，銮仪卫设金二鼓二十四于仪门内两旁，教坊司设乐于露台下，设各官拜位于露台上，皆向日。钦天监官报日初亏，鸿胪寺鸣赞官赞，排班各官咸朝服序立。鸣赞官赞进，赞跪叩兴，乐作。各官行三跪九叩礼。毕，乐止。礼部堂官上香，毕，鸣赞官赞跪，各官皆跪。教坊司官奉鼓及枹进，赞击鼓救护，礼部堂官击鼓三声，众鼓齐鸣。赞上香，乐作。赞起立上香毕，各官起立，班首官上香。赞跪，各官仍跪。钦天监官报复圆，金鼓止鸣。赞官赞跪叩兴，各官复行三跪九叩礼，乐作，礼毕，乐止。各官皆退。”（第1—2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246]《大清会典则例》卷九二《礼部》，第3—4页。
[247]《大清会典则例》卷九二《礼部》，第4叶b。
[248]《大明会典》卷二二三《钦天监》，第2955页下。
[249]《大清会典》卷八六，第4叶b。
[250]《大清会典则例》卷九二《礼部》，第4—5页。
[251]基思·托马斯《巫术的兴衰》，芮传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7页。
[252]胡适在1923年写道，“这三十年来”，“科学”这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1923年，第2页。作为当时人，胡适的感受应是可信的。研究者还指出，科学是带着伦理色彩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进入中国。从清末到五四时期，它的功能“愈益泛化、愈益享有文化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意义”。参看严搏非《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主义思潮》，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180—222页。
[253]梁启超于1923年发表论文《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东方杂志》第20卷第20号，商务印书馆，1923年），明确而彻底地否定了灾异论，全文第一句话便开宗明义，指出“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他的看法在当时的知识界极具代表性。在这一看法中，灾异论属于“阴阳五行”，进而属于“科学”的反面——“迷信”。有趣的是，在略早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代表“科学”一方的丁文江以“阴阳五行”加诸论敌张君劢，张氏则急忙撇清，并指责丁“乱人视听”。有关争论可参看罗志田《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后五四时期对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5—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