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至隋唐，灾异政治文化的影响时有起伏，但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宋代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概括言之，主要在三个方面发生了转变：首先是天人感应论遭到有力质疑，并且这些质疑在士大夫中获得了相当普遍的认同；其次，灾异与人事机械对应的事应说从理论上被基本否定；最后，运用灾异论进行“神道设教”的主客体发生转换。
对于上述转变，特别是其中的前两个方面，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做过出色的研究。沟口雄三和小岛毅着眼于理学发展史，指出宋儒的“天理观”将天人相关转变为“天人合一”，即在否定汉儒灾异事应说的同时，维护天谴论的思想基础，通过天的“内在化”（内在于人心）将天人关系的主体转换为“人”[1]。韦兵则从政治文化的视角讨论了宋代的天人论。他认为，宋儒通过区分“敬天”和“玩天”，消解汉唐天人观中的机械论、决定论，代之以理气本体论、道德生成论的新天人观，并突出人的主观因素，加强皇帝对天文灾异的道义承担感和道德责任感。这种新的天人相关论为宋代政治的“共治”格局提供了观念平台[2]。游自勇对正史《五行志》变化的研究，也以北宋欧阳修《新唐书·五行志序》中提出不载灾异事应为转折点，揭示宋儒天人论在事应说上与前代的差别[3]。他们不约而同地以宋代为研究中心，强调宋代思想的原创性和独特性，揭示出天人观、灾异论在宋代的转折性变化，为本书接下来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不过，经由前文的论述，可以了解到，汉唐乃至更早的天人观、灾异论已经相当精致和多元，宋人灾异论的基本观点几乎都能在前代找到渊源。因此，讨论宋代的转折，不仅要看思想的创造，更要关注其影响的扩大。通过宋儒的阐发和宣扬，晏子、荀卿的思想，杜预、孔颖达的经说，在原创性思想家和少数知识精英以外的广大知识阶层得到普遍接受，成为士大夫群体的一般性知识。简言之，旧有的“新观念”在宋代得以普及，从而进入意识形态，改变了灾异政治文化。这一改变，须从宏观学术背景、一般政治文化乃至政治史具体情况等多方面来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