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财力制约了图自强的过程，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国家权力的下移也在制约图自强的过程。“庚申之变”后东南疆吏以自强回应西人的逼迫，亟亟乎为中国先开制器的兵工业，他们之所以能够用自己的意志为洋务造时势，凭借的是手中握有的内战中下移了的国家权力。然而下移的国家权力依地域分界限，从而以地域为范围。因此，在这种由疆吏推动的事业里，自强一词所内含的民族意识和整体意识又常常要与疆吏所体现的地方性和局部性共生共存并且共相厮守。而后是以自强回应西人的历史过程不能不常态地表现为地方化和分散化。先起于其间的江南制造局初创之日即在两江总督的范围之内，所以浙江虽然和上海相邻，而同当时沪局之投入和产出皆无与也。稍后天津立机器局，其初旨也以地方为范围而着眼于“现在直隶既欲练兵，自应在就近地方添设总局，外洋军火机器成式实力讲求，以期多方利用” (73) 。后来丁宝桢筹设山东机器局，则引“天津、上海各处向系归地方专办”为范式，以为“设立机器制造一局，系地方专办之事” (74) 。当先起者成为范式之后，后来者便获得了一种通则。因此，除了神机营的那个机器局之外，六十年代以来次第出现的十数个机器局都是各自以地域为范围，彼此以地域为界限。在19世纪后期的中国历史里，这种地方化和分散化曾促成了兵工业的从无到有和从少到多。然而当兵工业已经产生之后，这种地方化和分散化所设定的范围与界限又一定会变成重重的阻格，使师夷智的事业在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都难以伸展扩张。
由于“地方专办”，因此每个机器局都在疆吏的自主之中 (75) ，而以“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 (76) 的理路作当时共有的认识和主张，则由单个机器局自主地汇成的其实是一种合流和共趋。所以同治年间沪局造枪炮弹药，宁局造枪炮弹药，津局也发轫于制造枪炮弹药。而后是光绪年间继起的山东机器局先造“子药”又造“洋枪”；湖南机器局“仿造后门枪及开花炮子等项”；四川机器局造“各种洋枪”和“洋火药”；广东机器局“仿照外洋新式，制造枪炮军火”等等 (77) ，虽然其间各立界限和范围，但不同的范围里所做的却都是同样的事。由枪炮弹药说到轮船，可以互比的是福州船政局造船，江南制造局造船，广东机器局造船，天津机器局也造过船 (78) 。此局与彼局产出的船只当然不会一样，而以类别分洋器，则大船小船显然都应当归入同一种东西之中。在这种疆吏各自立局而又南北汇为共趋的局面里，以兵事为中心的机器工业不能不既是分散的，又是重复的。其间的投入产出便没有章法地成了分散状态下不停重复和互相重复的过程。以欧西为样式，是机器生产本以分工为要义，但彼时的中国人正以重复为当然，而不停地重复和互相的重复化为扼制，被直接淹掉的正是机器生产里应有的内部分工和外部分工。而后，就一面而言，是没有分工的兵工业始终缺乏专业化，从而始终是没有效率的兵工业。就另一面而言，是没有分工的兵工业同时是无法连结的兵工业。因此机器局与机器局之间始终不会形成内在的承接与不可断裂的勾连，从而在南北汇成的共趋里，每个机器局对于别的机器局都是可有可无的；每个机器局对于别的机器局又是自起自落的。光绪十年（1884）刘铭传说“中国制局虽开，枪炮不闻精利” (79) 。他举当时之“制局”统括而言之，深致不满的大半都在效率。而在他之前曾经有过言路议论时事，以“军兴以来各省多设军械局，而今之军械仅有存者，一旦设防，又纷纷制造，多设机器局，而今之机器鲜有用者”为大病 (80) ，则所指都是多见于这个过程之中的可有可无和自起自落。兵工业里的重复不能产生分工，同时是兵工业里的重复也不能形成一致。虽说地方先后立局皆以西洋兵器为共识和共趋，但时当西洋列国各以枪炮雄视一世而又其技百变之际，西法的名目、程式和流派便都成了多样的东西。随后是中国人效西法，移来的兵工业里也多见一同移来的不同流派。当初李鸿章用马格里，已先为英国人的程式所圈定，而同时的左宗棠用日意格和德克碑，显然是意中更近法国一路。在他们之后，丁宝桢办山东机器局，其“应用机器工料各项”，皆由徐建寅“与其素识英国精于机器现办洋厂之蒲恩公司妥商定购” (81) 。而刘秉璋办浙江机器局，则“雇德国洋匠”并“一切悉按德国厂图”造作 (82) 。其间之各是其是和彼此不能相一致是非常醒目的。更多的机器局从“上海各处洋行”买机器，遂使中国人的自强在各有来路的洋行之间变成了西方人的生意。由此造成的混沌将更多自相舛错。于是，在这种分散化派生出来的多样化里，地方各自办局和地方各自造器常常会是一面在产出兵器，一面在产出兵器的“形制参差”和“用法不一” (83) 。然则以三十年作累计，晚清中国的兵工业为军队提供的是各色各样的枪、各式各样的炮、各式各样的子弹。张之洞后来说“西国军制”皆“择定一式” (84) ，以此比照各是其是而莫衷一是的机器局里各循流派的产出，显见得枪炮和子弹的各式各样只能是一种不可用来聚一国之兵的杂多。一个19世纪后期久居中国的西方人曾作书叙述见闻，在他的笔下，当时中国“所用的来福枪就有十四个不同的种类，从最新型的起，到古老的粗抬枪为止” (85) ，其结果便是兵队与兵队之间的不能协同作战。以彼时兵工业的产量比军队的数量，则这些不同种类的枪式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应当是“采买”来的东西。但除去这个部分之后，剩余的杂多依然引人注目而足够用为实证，非常明白地显示出以兵事为中心的机器工业在中国的无法归聚。在这种共奉一个宗旨而又彼此无法归聚的矛盾里，是下移的国家权力自主地促成了中国人寻求自强的历史过程；也是下移的国家权力自发地分解了总体和全局，使中国人寻求自强的历史过程长久地成了一个没有统一性和整体性的过程。
四
三十多年之间，移接的兵工业在中国社会里生长，又被中国社会里既有的政治结构和变动中的经济失衡所制约。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与之相关联的另外一面，还在于这三十多年间外患一起再起而前后相继，使中国社会长在冲击和胁迫之中，也使中国人的兵工业长在冲击和胁迫之中。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后来叙述这段历史中的中法冲突、中日冲突、中俄冲突，概括而言之曰“中国被敌国纠缠住了” (93) 。冲击或者纠缠，都曾化作直接的影响和间接的影响，非常具体地牵掣了那个时候的造轮船和造枪炮。
同治十年（1871）内阁学士宋晋奏议停造轮船。说是“此项轮船将谓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此时闽局造船方四年，沪局造船方三年。在师夷智的理路里船与炮相并举，从一开始便以兵事为中心，而宋晋笔下说轮船则一概归于“创制新奇示斗智角胜之用”，以此中之“糜费太重”比彼时“直隶大灾赈需及京城部中用款”，又统归于“其缓急实有天渊之判”。他的关怀在民生和国用一面，当时和后来都不能算错。然而以“早经议和”和无须“猜嫌”为道理来分轻重与“缓急”，显见得七年之前“庚申之变”留下的伤痛在其心中已是渐去渐远了。他在奏疏里举“历任督臣吴棠、英桂、文煜亦多不以为然”引为同调和共鸣 (94) ，而李鸿章当日与之意见相左，但在私信里论此折，亦知其“采中外众论而出之” (95) 。然则与宋晋相类似的正在伤痛消褪之中的人物当日并不是一个小数。就这一点而言，外患之迭连迫来同时是在残酷地为他们纠错。稍后的日军侵台便以一种非常直观的方式展示暴力，打破了宋晋“早经议和”的错判时务和无须“猜嫌”的一厢情愿。随之是庙堂内外的议论由“日本兵踞台湾番社之事，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作题目，以反思之心重新回到了咸丰十年（1860）的经历和伤痛：“溯自庚申之衅，创巨痛深，当时姑事羁縻，在我可亟图振作。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 (96) 在这个过程里，外患的冲击已经转化为对于自强的重作提撕，而后，与自强直接相连的“简器”便再一次地成了奏议里的高调，使“闽省船厂”和“天津、上海各机器局”都被置于更多的关注之中与更大的期望之中 (97) 。台事之后，光绪一朝的前二十年里英国、俄国、日本、法国曾四面起衅，以其一再进取和同时进取相侵逼，构成了中国人此起彼落的边疆危局和海疆危局。作为一种关联和对应，则是中国人制器的机器局一大半都产生于这二十年之间。若以宋晋的言论作反衬，这种相关联和相对应的事实正非常明白地说明：在外患冲击下开始的造船造炮，又是在外患的冲击里延续下去的。其间刘坤一说闽局，曾慨乎言之曰：“各省每遇防务吃紧则争来索船，惟恐不得；迨至事过，便视为不急之物，而望望然去之” (98) 。他感叹的是世间人多数不能真怀长远之想，所以多数不能有恒。而晚清兵工业之能够延续于多数人的不能有恒之中，与之一路相伴相随的便是外患的冲击一次一次地转化为提撕。
然而在外患的冲击转化为提撕的过程里，这种冲击首先是而且直接是对于制器的压抑和摧折。光绪九年（1883）奕訢说：
近年外患日亟，防倭、防俄以及防法，一方有警，辄以虚声扰动天下。受协省分以催解经费请，拨饷省分又以截留经费请，疆吏望洋而叹，部臣仰屋而嗟，坐令臣衙门患寡患贫，傍徨无措。 (99)
从“庚申之变”以后到光绪九年（1883）为止，中外之间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但中外之间又常在战争阴霾的笼罩之下。中俄伊犁交涉期间，俄国以兵船南驶中国近海为胁迫，致中国“山海关、烟台、营口等处大军云集，征调频仍”，以及“东三省、察哈尔、库伦等处支拨军火孔殷” (100) ，一时兵气弥漫。出现在光绪六年（1880）的这场震动和紧张最后由条约作了结，从而提供了一个“以虚声扰动天下”的实例。但“虚声”里的“大军云集，征调频繁”和“支拨军火孔殷”则都是物力的消耗，从而最终都是财力的消耗。后来有一道奏折议水师，曾追叙“往年日本窥伺台湾，浙江一省防费近四十万，合之沿海各省支销应不下二三百万” (101) 。以当日度支而论，已属伤筋动骨。而时当“外患日亟”，这种“以虚声扰动天下”的事便是没有一个了期的事。19世纪后期西方人观察中国，印象深刻的地方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几乎全部军事开支都用在海岸线及扬子江下游流域的防卫事业上去”了 (102) 。由此写照的，正是一次一次外患的冲击已把中国人长久地罩在了战争的可能性和防卫的必然性之下。而与“全部军事开支”连在一起的“患寡患贫，傍徨无措”也因之而成为一种长久的困境。光绪十一年（1885）薛允升曾说：自咸丰初年“始为募勇”之后“各省视为成规，一有警防，舍招勇别无良策”。至“上年法人构衅，增添尤不一足”。他以国家度支立尺度，引为大弊的是“勇日增而制兵仍旧，兵饷外又加勇饷，是兵之耗财有定，勇之耗财转无定”，并因深忧耗财而主张裁减募勇 (103) 。然而做督抚并领淮军的张树声召对时说到募勇，则以安危利害为直言：“各省疆吏身受国恩，岂不思共体时艰，力图节省？而未敢轻议裁撤者，诚以外人逼处卧榻，虎视眈眈，寻衅要挟，几无虚岁，未雨绸缪，不可一日忘备” (104) 。他所说的是募勇日增于外患日增之世，不是一种可以“节省”的东西。两者各有一套道理，而以外人之“寻衅要挟，几无虚岁”为背景，显然是张树声的道理更能摄动人心。因此，兵费便成了光绪一朝伊于胡底的漏卮。中法战争之后奕譞作统计说：各省兵勇两项已不下百余万人，岁需饷项五千余万两。再加以京外旗兵三十余万人，岁又需额饷一千余万两。而就现时赋税额入连例外征收之厘金、洋税等项合计，一岁约共应收银七八千万两，其中各项每年仍约有欠完银六七百万两不等。“是竭天下十分之物力，八分以养兵勇” (105) 。虽说被统算于其间的制兵和旗兵都是祖宗留下来的物事，但“竭天下十分之物力，八分以养兵勇”的局面却是在外来暴力的压迫之下造成的，从而是清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光绪年间说兵事，犹以“今之饷源，更窘于咸同用兵之际”为叹 (106) 。若以奕譞援引的数字为可信，则每年用六千余万两的银子养兵口，显见得大大小小的机器局以数万、十数万、数十万为岁款 (107) ，只能算是国计里一点不多的零余。在“师夷智以造船制炮”的命题里，图自强便是求制器。然而数万、十数万、数十万与六千余万之比，又非常明白地说明：当自强已经成为庙堂内外之共趋的时候，由国家权力所助成的兵工业却始终没有办法移到国家财政的重心之中。这种矛盾显示了兵与财相克，而致制器作为一种新事业难以恢张的事实。但兵与财皆久在“一方有警，辄以虚声扰动天下”之日，则中国既始终处在居守势的一方，便始终成了被牵动和被调度的一方。所以就其本源和深层而言，这种矛盾正反映了外患的冲击对于中国兵工业的压抑，以及压抑下的兵工业之难振和不振。光绪初年江苏“筹防”，由于钱不够用，遂以挪移为办法作“陆续接济”。其间的一部分银子便是从“江海关制造项下” (108) 截取过来的。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筹款练兵”，江南制造局因之“奉饬裁减局用” (109) 。在这些历史记录里，不入国家财政重心的制器又成了一种可以被割取以作挹此注彼的东西。制器本以兵事为中心，而“筹防”和“练兵”之操刀一割，又都在用兵事为理由。这种悖反写照了兵工业原本有限的空间又在其一路延续的过程里常常日趋逼仄。若以同治年间沪局之一增局用和再增局用作比较，则光绪后期的“裁减局用”已是显然的衰落。而当“虚声扰动天下”一旦变为兵祸连结，在战场范围之内的兵工业便会由间接的压抑变为直接地先被摧折。中法战争期间法国舰队攻马尾，击毁了中国人的兵船和炮台。其中的一仗曾“以四船排炮力攻”福州船政局，目睹了这个场面的张佩纶当时奏报说：“彼以巨炮环击，船厂间毁” (110) 。福州船政局本由法国人为监工造厂造船，并因此自成一种与法国深相牵连的渊源，而此日则被法国舰队立为炮轰的目标，在“环击”之下成了身受重创的东西。其前后之间的对照，便显得分外残酷。比这种受创更进了一层的，还有十年之后规模巨大的旅顺船坞连同周边工厂被战胜的日军占据，以及十六年之后天津机器局因八国联军打入中国而毁废 (111) 。同时的沪局尽管没有受过炮火的注击，而战事一起，便不能不常在风声鹤唳之中。“中外臣工鉴于福州、旅顺之事，屡经论列”，于是而有过光绪后期的筹议迁厂 (112) 。这些具体的历史情节说明的是：虽然晚清兵工业以枪炮轮船为产出，但它们自身却不能预期和获得维持生产所需要的长久安全与稳定。因此，在外国人施加的暴力之下，一路里历经辛苦而惨淡经营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事业便很容易被一个一个地打断。
“庚申之变”后的三十多年里，为回应西人而移入的兵工业始终寄托着中国人自强的愿想，并因之而始终以制器为目的之所在和价值之所在。但机器工业本质上是一种生产方式。就其为生产方式而言，这种从欧西截取过来的东西原本自有一套法则，然而它们在中国则一开始就被置于政府的督管和经营之中，从而一开始就被置入了另一套法则，并因此而与晚清的社会历史相牵连于种种掣肘之中。而后，以兵事为中心的机器生产便成为一个不完整的经济过程，一个无法归聚的经济过程，一个为外力所压抑的经济过程。
（2012年）
————————————————————
(1)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十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2)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11页，岳麓书社1985年。
(3)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944页。
(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1—10页。
(5) 《洋务运动》（五），第11页；《洋务运动》（二），第130页；《洋务运动》（四），第481页。
(6) 《海防档·机器局》，第14页。转引自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49页，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版。
(7) 《校邠庐抗议》，第50页。
(8) 参见许涤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346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据作者原注，因资料不全，两个数字皆偏小。）
(9)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七，页25。
(10)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53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
(11)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九，《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324页。
(12)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第6092页。
(13) 《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79—280页。
(14) 《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79页。
(15) 《曾国藩全集·奏稿》（九），第5607—5608页。当日“酌济淮军”，大半用于造枪造炮，是另一成实际上仍归江南制造局支配。
(16)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13页。
(17)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18页。
(18)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11页。这里所列数字，洋税之外还包括专款。而其中主要部分应是出自洋税。
(19) 《总署收南洋大臣何璟文，附江南制造局禀》，《海防档》丙《机器局》第1册，第101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十七，《上海机器局请奖折》；《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93、292页；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798页，岳麓书社1985年。
(20) 《曾国藩全集·奏稿》（九），第5607页；《曾国藩全集·书信》（七），第5464页。
(21) 《曾国藩全集·日记》（三），第1542页。此船初名“恬吉”后改“惠吉”。
(22)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86页。除上列八艘轮船外，当日沪局所造还有七艘“小型船只”。
(23) 《左宗棠全集》第十二册，第10563页，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
(24)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80、380页；《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1册，第59页。
(25)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89、395—397页，第389、399、417页；转引自［美］庞百腾著、陈绛译：《沈葆祯评传》第2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26)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87页。
(27) 《沈葆祯评传》，第281页。
(28)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418页。
(29)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465页。
(30) 《洋务运动》（五），第374页。
(31) 《左宗棠全集》第四册，第2844页。
(32)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435、425页。另见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53—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33)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427—430页。
(34)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436、418页。
(35)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438页。
(36) 《洋务运动》（四），第235页。
(37)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45页。
(38) 《洋务运动》（四），第237、241页。
(39) 《洋务运动》（四），第237页。西局的机器一部分委托丁日昌在上海购买。
(40) 参见《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55—56页所引密妥士报告；《洋务运动》（四），第241页。
(41) 《洋务运动》（四），第241页；《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425页。
(42) 《洋务运动》（四），第241、246页。
(43)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54—355页。
(44)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55、356、357、359、361、365页。
(45)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70—373、367页；《洋务运动》（四），第284—285页。
(46)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六十三，《机器局报销折》。
(47)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十九，《机器局奏销折》；并参见《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89页。
(48)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十二，《机器局请奖折》。
(49) “拨济”范围之外的供求，有所谓“划还筹价银”之说，但实际上真能做到的并不多。
(50) 《洋务运动》（四），第457页。
(51) 《洋务运动》（一），第73页。
(52) 《洋务运动》（三），第542—543页。
(53) 《洋务运动》（一），第73、40、223页。
(54) 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选》，第186—187页，三联书店1998年。
(55) 《洋务运动》（一），第29页。
(56)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17、370、438、339页。
(57) 《洋务运动》（四），第190页。
(58) 《薛福成选集》，第5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59) 《洋务运动》（一），第369页。
(60) 《洋务运动》（一），第71页。
(61)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十，《复黎召民廉访》（光绪七年二月初二日）。
(62) 转引自《清季的洋务新政》第二卷，第1260页。
(6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三，第37、41页；卷九十四，第4页。
(64) 《洋务运动》（五），第106页。
(65)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八，《妥筹朝鲜武备折》（光绪六年九月初四日）。
(66)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53页。
(67) 《洋务运动》（五），第120页。
(68) 《洋务运动》（三），第335页。
(69)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八，《妥筹朝鲜武备折》（光绪六年九月初四日）。
(70)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十七，《筹议天津机器局片》（同治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71)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72)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九，《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
(7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四，第17页。
(74) 《洋务运动》（四），第297页。
(75) 造船的闽局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由具体的历史因果而成特例。
(76) 《洋务运动》（四），第14页。
(77) 《洋务运动》（四），第297—298、333、352、375页。
(78)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59页
(79) 《洋务运动》（一），第228页。
(80)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1050页，中华书局1958年。
(81) 《洋务运动》（四），第298页。
(82) 《洋务运动》（四），第423、431页。
(83) 《洋务运动》（四），第472页。
(84) 《洋务运动》（四），第384页。
(85) 《洋务运动》（八），第466页。
(86) 《洋务运动》（五），第169页。
(87) 《洋务运动》（四），第199页。
(88) 《洋务运动》（五），第215—216页。
(89) 《张之洞全集》第一册，第67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90) 《张之洞全集》第七册，第5429—5430页。
(91)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523页。
(92) 《洋务运动》（四），第283页。另参见《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91页。
(93) 《美国人在东亚》，第400页。
(94) 《洋务运动》（五），第105—106页。
(95)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十二卷，《复曾相》（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
(96) 《洋务运动》（一），第26页。
(97) 《洋务运动》（一），第29页。
(98) 《洋务运动》（五），第492页。
(99) 《洋务运动》（三），第526页。
(100)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十六，《机器局经费报销折》（光绪九年二月十六日）
(101) 《洋务运动》（二），第429页。
(102) 《洋务运动》（八），第467页。
(103) 《洋务运动》（三），第540页。
(104) 《洋务运动》（三），第608页。
(105) 《洋务运动》（三），第541页。
(106) 《洋务运动》（二），第455页。
(107) 当时沪局、闽局、津局皆议定数十万，宁局常年以十数万为开支，其他机器局多在数万之列。
(108) 《洋务运动》（二），第363页。
(109) 《洋务运动》（四），第147页。
(110) 《涧于集·奏议》卷四，《会议闽省接仗情形折》（光绪十年七月十三日）。
(111)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61页。
(112) 《洋务运动》（四），第90页。
甲午乙未之际：清流的重起和剧变
一
自甲午年夏季日军在海路猝然动手击沉高陞号轮船，到乙未年仲春中日议定《马关条约》，短短九个月工夫，中国与日本已由暴力作尺度分出了胜负高低。而后是割地赔款与朝野震愕相对映，化为中国人“大野招魂哭国殇” (1) 的愤痛和哀痛。三十五年前，时人曾用“庚申之变”写照英法联军带来的沉重冲击，与之相比较，则此日以“国殇”为词说中日战争，对应的无疑是一种更深更重和更多亟迫的精神冲击。因此，当台湾守军与义民前仆后继，节节苦战于没有退路的绝境之日，庙堂之内的言路和庙堂之外的士议已在韩事催发的一路高亢之中共趋激越，化为桴鼓相应的万窍怒号和滔滔大波。其间枢府、总署忿争论事；翰詹科道交章论事；总督巡抚电奏论事；部曹京官呈文论事；各省举人上书论事，往往“激切惶惧”而“涕泗横集”，而所争都在“罢和议”与拒和约 (2) 。三十五年以前，“庚申之变”直接震动了北京的朝廷和东南的疆吏，以此对照三十五年以后庙堂之内和庙堂之外的桴鼓相应，显见得中日战争的结果已在极短的时间里不仅搅动了上层士大夫，而且搅动了下层士人。出现于这个过程中的台谏、翰林五十七人“合词吁请特起重臣以维国脉”；翰林院中三十七人“联衔密陈”乾纲独断“速定戎机”；“译署章京五十六（人）连衔说帖”争和议；以及“湖南举人一百二十人合词请改和约”，江西举人一百二十人“合词呈诉”和约“误国病民”，江南省举人五十四人“公呈”和约之“必不可行”和十八省公车上书吁请“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等等 (3) ，都在各申主张而前后相继，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蓬蓬然起于国难之中，非常明白地显示了清代二百五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士人由个体而聚群，又集群以议国事的声势。在刚刚战败的中国，这种朝野喧腾所到之处，都在使这场失败了的战争及其始末因果成为一世之横议层层追究的东西。
当“日朝变起”之初，“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 (4) 。以此比照后来的屡战屡溃和屡战屡溃之后的备受刲割，显然是“国人”大半都没有想到过这场战争会如此仓猝地输得一败涂地。作为一种对比，甲午后三年日本兵头神尾光臣至汉口游说，其间与中国人追论“朝鲜一役”，曾直言“不意贵国竟不能一战”，以至“挫衄不可收拾” (5) 。他用“不意”二字为辞，则说的是日本一方也没有想到过被当作对手的中国人会如此仓猝地输得一败涂地。因此以日本人的“不意”反衬中国人的不意，则曾经被“国人”和“廷议”当作的“信可恃”的东西一定会变为“国人”和“廷议”最先讨问的起点。之后是一身承当了战争与议和两种责任的李鸿章遂为千夫所指，理所当然地成了众怒之所归和众恶之所归。当日的弹章纷纷然列举其“恶战主和”，“行私罔上”，“甘心叛逆”，“潜勾倭主”而“敢于犯天下之不韪”，共以“普天率土咸切齿于李鸿章之卖国”为一世之定评。更激烈一点的，还主张“枭李鸿章之首传示各省” (6) 。与这种一腔恚怒化作肆口痛詈的意气之词相比，其时翰林院修撰张謇的一折由倒叙光绪八年以来中、日、韩之间的一路纠葛入手，翻出种种旧事旧怨，然后牵引人物情节深作推论，并因深作推论而下笔尤见峻刻：
李鸿章既自负善和，必且幸中国之败，以实其所言之中；必且冀中国之败，而仍须由其主和，以暴其所挟之尊。即京朝官之尾附李鸿章者，亦必以李鸿章为老成谋国，展转相师；而李鸿章之非特败战，并且败和，无一人焉以发其覆。 (7)
用“幸中国之败”和“冀中国之败”刻划李鸿章，不能算是平情之论和平实之论，但时当“普天率土咸切齿于李鸿章”之际，却曾以其深文周纳的理路写照举世滔滔的心路，典型地表达了士议对于“善和”与“主和”的愤切。在相近的时间里，还有陈三立致电张之洞，“欲明公联合各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再图补救” (8) 。他也想杀李鸿章，然而多年之后他为尊人陈宝箴作行状而及此一段史事，追述其父子之愤李鸿章，则此中因果又别成一派理路：
人或为李公解，府君曰：“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生死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 (9)
这段话痛责李鸿章，但大约言之，“世所蔽罪”，是以“恶战主和”与“自负善和”为李鸿章之罪；而陈宝箴父子意中，却是李鸿章的罪无可恕并“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 (10) 。这种同起责难而又互相歧义共存于那个时候的士林横议之中，说明了战败触发的人心愤痛虽一时指目，都以李鸿章为集矢之的，而其间的各怒其怒，则又会非常不同。他们提出了种种问题，而其彼此扞格，又使李鸿章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当李鸿章议和归来到京师请安之日，光绪帝“先慰问受伤愈否”，之后心中的恼怒久郁一泄而言之激忿，“诘责以身为重，凡二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词甚骏厉。鸿章亦引咎唯唯” (11) 。帝王以这种“词甚骏厉”的“诘责”面对面地追讨赔款、割地的责任，说明了深宫之怒同样指向李鸿章。但若以李鸿章在日本议和之日张之洞“使张佩纶电责合肥，比之崇厚，令其引咎，且急用补救之道。合肥复电曰，吾事事奉旨而行，与崇厚迥不相同”为回应 (12) 的一段情节相对比，则李鸿章虽“引咎唯唯”于殿陛之前，对于光绪帝的“诘责”其实同样回答不了。而“唯唯”犹未终了，同一天又有“翰林院代递六十八人连衔折劾李鸿章” (13) 。
这个过程贯穿于甲午、乙未之间，使李鸿章在朝野共诟里尤愆丛集，成了这场民族战争失败的因果之所在和否结之所在。而处尤愆丛集之中的李鸿章其时致书陶模别论因果，则言多屈郁：
详察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若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复振也。兄抚膺衰疾，蒿目艰虞，独居深念，仰屋窃叹，亦思竭囊底之智，以助局外之谈，然 缕指陈，亦何以易群贤之所云耶。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船购械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其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 (14)
作为一个刚刚从战争与议和里踉跄走来的人，他由甲午战争之前朝局和政事的病象着眼，来追溯甲午战争的始末，未必没有种种可见的真实性；比之归胜败于一人之心术德性，又未必没有切近事理的深刻性。然而在他所追述的“十年以来”里，其自身又始终是久在朝局与政事之中的经营提调者和重心所归者，从而其自身又与各色病象长在内相依连而外相缠绕之中。旧史为他立传，说是：“国家旧制，相权在枢府，鸿章与国藩为相，皆总督兼官，非真相。然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其所经画，皆防海交邻大计” (15) 。然则与之相对等并且相对应，便不能不是“万马渡辽河，千营溃一惊” (16) 之日对他的穷究深诘：
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 (17)
被李鸿章称为“谤书”的弹章和士议里有种种推度之论、臆想之论、片面之论和独断之论，因此其叙事和评说时或不能全合真相。然而在情节的真实和细节的真实背后，这种以其“二十年之久”的力臂远伸追问他在甲午乙未之间的“一旦有事”而“曾无一端”，则着眼于更富广度和深度的历史事实，为各自立论的弹章和士议提供了一种共认和共有的理据。它们比情节和细节更能说服人心和代表人心，因此，经历了九个月战争与议和的李鸿章就此连同一溃再溃的淮军一起跌落，被朝廷剥掉了“筹三省之海防”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也被朝廷剥掉了三十年来“中外系望”的居重之势。他后来奉旨“入阁办事”而不能管部 (18) ，与旧时进京“东朝独对，北门集议，南苑阅兵，西郊警路”，而“冠盖酬酢，岁岁如恒”的“万端纷拥” (19) 相比，已近乎闲差。对于曾经“拼命做官” (20) 的李鸿章来说，这是一种“无从展布”。其间的落寞使他在“历聘欧美”的途中已有过“复命之日，即抗疏乞休” (21) 之想。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促成了李鸿章的仕路颠蹶，而在其一身之盛衰的背后和内里，则是由他所代表的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困顿支绌，在战争的震荡下走到了止境。
在那个时候的朝野之论里，与李鸿章同被士议痛詈的，还有深度卷入了战争和议和的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一道弹章说“外间之言，谓割地赔费各款，朝廷虽踌躇斟酌，而孙毓汶、李鸿章已画有一定不移之局，勿论如何亏损，期于无不曲从”，而“置皇上之天下于不顾” (22) 。另一道弹章说“徐用仪比附”孙毓汶，以与李鸿章相“表里”，尤属“无耻之甚” (23) 。由此形成的众声喧哗起于庙堂内外，遂致十一天之间孙毓汶致休，徐用仪奉旨退出军机处、总署。当时人总括而言之，称作“合肥罢权，孙、徐罢政” (24) 。之后的朝局，是半年以前刚刚重回军机处的恭亲王奕訢虽为中外所寄望，其实已“善病”而无复往昔之劲气，议政之际便常以“无所可否”和“语游移” (25) 为和光同尘；礼亲王世铎性惯附从 (26) ；刚毅、钱应溥俱属新进，对比之下，则同在政府的翁同龢、李鸿藻为士议所共推而一时“人望所归” (27) 。其中翁同龢与光绪帝更近，又比衰病的李鸿藻更多影响君权的腕力。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进京面见李鸿章作深谈，在他记录的对话“要点”里，第一节便是“帝听信师傅翁同龢之话”。而李鸿章的“美籍秘书”白梯克（Pethick）以一个外国人的观察与李提摩太论中国政事，则直言“军机大臣翁同龢乃中国之实际皇帝” (28) 。这些话虽然出自外国人的转述，而以翁同龢日记中所录“每递一折，上必问臣可否，盖眷倚极重，恨臣才略太短，无以仰赞” (29) 作对照，显然并非游词无根。他所说的“眷倚”，自世人目之便是左右君权。因此，稍后张之洞与属员私议“都中事”，着眼处也在“常熟可谓有权，然其老谋深算，吾未能测也” (30) 。他所说的“有权”，应当是指孙毓汶和徐用仪相继出局之后枢府中的重心转移。甲申年（1884）盛昱因“法越构衅”而劾“枢臣怠职”，致“太后怒罢恭亲王奕訢等”，之后是政朝一时翻动 (31) ，孙毓汶由此而入军机处，之后又在其中长久“主政”且权势灼人 (32) ，因此甲午乙未之间的这种此消彼长便非常明显地成了十年以来的朝局大变。而本属儒臣的翁同龢遂为时势推挽，走到了权力的高处。李鸿章和张之洞的评论说明：由于他们同朝局的关系更密切，因此他们更关注朝局，并先知甲午乙未之际政府重心之变迁。
与正在权势减杀之中的李鸿章相比，对翁同龢作皮里阳秋之论的张之洞其实甲午乙未之后也在向高处走去。自同治末年曾国藩辞世，久作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二十年来一直是疆臣领袖。在国家权力下移的年代里，这是一种由事功、物望和声光累积起来的影响力和支配力。而此日李鸿章既已不再回任，则张之洞居长江中游而为士林注目归心，遂岸岸然有继之而起之势。乙未年谭嗣同叙述士人群聚都下，已概言之曰“主之者内有常熟，外有南皮，名士会者千计” (33) 。俱见其既有影响力，又有支配力。后来沈曾植致书汪康年论时局，说是“熟思世事，自非壶帅入都，殆于更无他法” (34) 。同时又有张元济致书沈曾植，称“南皮为今之伟人” (35) ；徐世昌致书杨锐，力言“自中日战后，合肥坐困，日本伊藤来京师，颇瞰中国无人。此时欲求抵御之策，非得南皮入政府不可” (36) 。这些议论所期望的“壶帅入都”和“南皮入政府”虽在当时并没有成为事实，而以其间的各自期许而共相推崇作度量，则显见得甲午之后的张之洞已一时声望四播，远出侪辈，与李鸿章曾经有过的“声出政府上”相去并不太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