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问答》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法，深以为然。据是可见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125)
三
然而就甲午乙未之际和之后的朝政和朝局而言，在重起的清流以变法影响中国政治的同一段时间里，他们又直面遭逢帝王之家事起于宫闱而伸入朝局，从而是帝王的家事也在深度影响着中国的政治。两者在同一个时间里存在于同一个空间之中，遂使身在群趋变法之中的士流不能不常常与深宫之恩怨相牵染，而由此蔓延攀连，又会使两者都变得越来越盘错纷杂。光绪二十年（1894）冬，日军正在辽东攻城掠地节节西进，庙堂之内人心震动。与之同样为人心造震动的，则是西太后因家事引发的勃然大怒。当日切近深宫的翁同龢在日记里说：
甫邸（抵）都虞司，又传有起，驰入，会于西河沿朝房。皇太后召见枢臣于仪鸾殿，先问旅顺事，次及宫闱事。谓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着缮旨降为贵人等因（鲁伯阳、玉铭、宜麟皆从中官乞请；河南抚裕宽欲营福州将军未果。内监永禄、常泰、高姓皆发，又一名忘之，皆西边人也）。臣再三请缓办，圣意不谓然。是日上未在坐，因请问上知之否。谕云：皇帝意正尔。
其中的“圣”是西太后，“上”是皇帝，“西边”则指“二妃”。而“甫邸都虞司，又传有起”，以至不得不“驰入”以赴，则说明了事起突然而且急迫。这次召见“前后不及一刻”而退，是以西太后意犹未尽，两天后又传见，先“论兵事，斥李相贻误”，其次责备“言者杂遝”，之后，遂历历说“二妃”事，“语极多”：
谓种种骄纵，肆无忌惮，因及珍位下内监高万枝诸多不法，若再审问，恐兴大狱，于政体有伤，应写明发，饬交刑部即日正法等因。臣奏言明发即有伤政体，若果无可贷，宜交内务府扑杀之。圣意以为大是。 (130)
“语极多”和“种种骄纵，肆无忌惮”，显然宣泄的都是久积的愤怒，而后是“诸多不法”的太监被“扑杀”。时人说“德宗既由藩邸入承大统，孝钦偏厚母家，援立其兄桂祥女为后，后长德宗二岁，貌不甚扬。长善二女同时入宫为贵妃。长曰珍妃，工翰墨，善棋，德宗尤宠爱之，与皇后不甚亲睦” (131) 。然则“偏厚母家”的西太后之不喜欢“二妃”和尤其不喜欢珍妃，本是因果相寻而其来有自，而妇姑牵连母子和妇姑牵连夫妇，便常常要使皇帝“意不怡怿” (132) 。但甲午年西太后既传见枢臣处分“二妃”，则这种本在宫廷之内的帝王家事已不能不移到政府，并因之而进入国事和影响国事。在翁同龢的记述里，这场风波起于“瑾、珍二妃”的“祈请干预”，而其间的情节和细节，则是当日作吏部司官的何刚德言之更见详悉：
凡放缺放差，必由军机进单，御笔圈出。若单内无名，便不能放。有一日，上海道缺出，上要放鲁伯阳，军机大臣曰：鲁伯阳单内无名，不知何许人，似不能放。上曰：汝再查之。次日，军机上去，言复如前，上曰：鲁伯阳系江苏候补道，李鸿章曾经保过。军机曰：既系江苏候补道，须电询两江总督刘坤一再定。嗣刘复电到，谓却（确）有其人。是日遂特简焉。军机出来，不免有一番议论，语便外扬，于是物议纷纭。有谓其用廿万金运动者，有谓其目不识丁者，而御史之参奏上矣。不得已乃令送部考验。
随后是过不了这一关的鲁伯阳刚刚到手的上海道“开缺矣”。而鲁伯阳之外，“同时又放四川盐茶道玉铭，后亦因资格不称，被参开缺”。何刚德彼时以职分所在曾参预“考验”，所以洞知其中的始末曲折。以他多年阅历，像这样皇帝越过军机处“进单”而指名放道员的事，以及军机处犹未能识其来路而皇帝已经先知出处的事，都属异乎寻常的七颠八倒。而庙堂之上弄得七颠八倒，又出自“是时德宗亲政，珍妃得宠，闻有暗通声气事” (133) 。若比照翁同龢日记里附列的姓名，则西太后所指“祈请干预”正是何刚德称作“暗通声气”的事。鲁伯阳曾在淮军粮台里讨过生活，因其人品太坏而为李鸿章熟识而又不齿 (134) 。所以亲知淮军人物史事和晚清人物史事的李经迈后来言之凿凿地说：“光绪乙丑，德宗景皇帝大婚礼成，亲裁大政，珍、瑾二妃，渐蒙宠幸，时有干求，一时热中倖进之徒，多以太监文姓为弋取富贵捷径，其昭昭在人耳目者，则癸已、甲午之间，鲁伯阳之简江苏苏松太道、玉铭之简四川盐茶道，及大考翰詹，先谕阅卷大臣以文廷式须置第一” (135) 。他也由鲁伯阳说到玉铭，而又比何刚德又更广一层地牵连而及文廷式。其间所举“太监文姓”一节，也为见之于翁同龢日记的西太后怒斥“内监”的话头提供了一种印证。然则西太后虽然因其一己之私意不喜欢珍妃、瑾妃，而以事实论前因后果，则甲午年这场风波的起端显然是珍妃太过恃宠恣肆，并连带着使光绪帝以人君之尊而自己坏了朝廷治天下的规矩。在珍妃之前，西太后也卖过内务府管辖下之，而专属旗人缺分的税关监督和织造，也收过钱物，从而也坏过规矩，但以鲁伯阳、玉铭一类弄到光天化日之下而又做得七颠八倒的事相比，则珍妃之伸手攫取无疑更加不讲章法。因此就事论事，珍妃虽在这场风波里成为受谴的一方，却并不全是冤屈的一方。然而帝王之家事一旦移入国事，珍妃被抑遂事同皇帝被抑，这一类事常常发生，虽然因果是非各不相同，但其间的夫妇之恩怨、母子之恩怨便都会与国事羼杂交错，并且广被推想和别为演绎。而岁在甲午的中国，则尤其会与庙堂上的和战之争深相绕结。当年十二月，御史安维峻奏疏论战事，摭拾多端猛烈弹劾李鸿章，继之笔锋转向深宫：
又谓议和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
他据“市井之谈”相质疑而自谓“未敢深信”，但一路推演，言之滔滔的其实都是深信。推演和深信，前提都是母子不和，而引此以入奏章，则不能不算出格。因此朝旨切责其“肆口妄言”以开“离间之端”，之后“革职发往军台” (136) 。安维峻的奏折当日为朝野注目，是因为他用主战与主和把皇帝与太后分开来，从而是用褒贬把皇帝与太后分开来。由此引申，又深疑“归政”的太后并没有把当国的权力还给皇帝。虽说这些大半出自猜测的推断太过简单明快，并因之而太过一分为二，未必全合深宫里的舛错 ，但在那个时候，他所表达的推想和判断却能引发许多士林中人的共鸣。是以“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 (137) 。安维峻在奏议中说帝王的母子之间，同一个月里，奉旨赴山海关主持防剿事宜的刘坤一行前觐见，他与西太后的对话同样也在说帝王的母子之间：
出京请训，仍召见养性殿，慰勉甚至。嗣因论及安御史前奏，太后以其辞涉离间，怒甚。至追念文宗、穆宗，不胜怨感，数数以亵拭泪。坤一奏曰：“言官措辞过激，意在纳忠，或者借沽直谏之名，断不敢稍涉离间。臣所虑者，不在外臣而在内廷，寺宦多不读书，鲜知大意，以天家母子异居，难免不以小忠小信，往来播弄是非，不可不杜其渐。”语未毕，太后谕曰：“我不似汉太后，听信十常侍辈，尔可放心。但言官说我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战，史臣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对曰：“和战国之大事，太后、皇上均无成心，天下后世无不共谅。但愿太后始终慈爱，皇上始终孝敬，则浮言自息。”因历述宋英宗、明神宗两朝事。太后谕曰：“听尔所言，我亦释然矣。皇帝甚明白，甚孝。我每闻军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我甚爱皇帝，在前，一衣一食皆我亲手料理，今虽各居一宫，犹复时时留意，尔可放心。尔如此公忠，诚宗社之福。” (138)
当安维峻用宫廷之中的母子关系来推度中日战争走势的时候，与之俱生的，同时又会是用中日战争的走势来诠释宫廷之中的母子关系。刘坤一所见西太后的“怒甚”正起于此。自甲午年夏季开始，西太后从中日战争的军情亟迫里一路走来，其忧惶交集与光绪帝相去不会太远。若以翁同龢所眼见的“臣等奏辽沈紧急情形”而西太后落泪，以及皇帝因“战和皆无可恃”而放声痛哭的事实为比照 (139) ，则西太后对刘坤一所说的“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显然不能算是凭空虚造的假话和言不由衷的空话。而且这段时间里曾有“懿旨发宫中撙节银三百万佐军饷”，之后又有“太后许发内帑二百万” (140) 助饷。这些出自“撙节”和“内帑”的银子都在国库之外而归宫廷所有，前者是省下来的，后者是维持开销的。“懿旨”移此以“佐军饷”，当然都是用来打仗的，而对于下懿旨的西太后来说，进出之间实在无异于在割肉。因此，比之安维峻用主战主和对帝王母子作一分为二的剖割，应当是光绪帝所说的“战和皆无可恃”更近实地写照了甲午年间母子共同的困境和共同的彷徨。然而“以言获罪”的安维峻能够“直声震中外”，又非常明显地说明，与西太后召见枢臣，把家事移入国事相比，士大夫之激昂者则是执意地在把国事之成败归结于帝王的家事。他们大半都在远看宫廷，同时大半又都始终深信不疑。之后，是帝王的母子不和虽起于家事，却在甲午乙未之际和以后被深宫和臣下廓然放大，昭彰地成了中国政治中牵汇万端的重心和关轴。而此日纷纷群集，正在由拒和一路转向变法的清流人物，则因其从一开始便以君权为寄托，遂从一开始便自觉地卷入了这个深不见底的过程之中。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的一道上谕由“朕敬奉皇太后宫闱侍养，夙夜无违”起讲，备述“慈训殷拳，大而军国机宜，小而起居服御，凡所体恤朕躬者，无微不至”。然后严辞切责说：
乃有不学无术之徒，妄事揣摩，辄于召对之时，语气抑扬，罔知轻重。即如侍郎汪鸣銮、长麟，上年屡次召对，信口妄言，迹近离间。当时本欲即行治罪，因值军务方棘，深恐有损圣怀，是以隐忍未发。今特明白晓谕，使诸臣知所警惕。吏部右侍郎汪鸣銮，户部右侍郎长麟，均著革职永不叙用。
而且立此以为昭诫，“嗣后内外大小臣工，尚敢有以巧言尝试者，朕必加以重罪” (141) 。上谕列“信口妄言，迹近离间”为汪鸣銮、长麟的罪名，虽然没有引述具体的细节，而“妄事揣摩”以及“语气抑扬，罔知轻重”，都说明此中的要害是臣下对皇帝訾议太后。一则记载说：“盖日战方已，帝忧惕将图自强，而阻于孝钦。二人为帝言，帝入继文宗，唯当母嫡后，孝钦犹其庶母，非所当敬，遂为后奄闻，归以告后，后怒 (142) ”。若以《清史稿》为汪鸣銮立传所说的“时上久亲政，数召见朝臣，鸣銮奏对尤切直，忌者达之太后” (143) 作比较，而衡之以上谕用皇帝的名义表达太后之怒气勃郁，则“切直”发为訾议，而后深触太后心头之大忌，其间的情节大半应当是可信的。然则与安维峻以主战主和将光绪帝与西太后一分为二相比，汪鸣銮和长麟由“帝忧惕将图自强，而阻于孝钦”入手为母子划界，显然是已经在用开新和守旧将光绪帝与西太后一分为二了。当日时论以汪鸣銮为翁同龢一脉，而且身为侍郎，已是清流中的达官，所以汪鸣銮因“奏对尤切直”而得罪，正以其一己之怀抱显示了清流人物在皇帝和太后之间的选择和立场。而后是“图自强”的清流同时遂有“帝党”之目 (144)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一天之内在同样的罪名下断送了两个侍郎，又以其变起于莫测显示了西太后意中的家事和朝局，已越来越漫漶莫辨地混同一体，全都成了可以用一己之喜怒来处置的东西。当汪鸣銮、长麟被谴之日，翁同龢曾向光绪帝“固请所言何事，而天怒不可回，但云此系宽典，后有人敢尔，当严谴也” (145) 。皇帝的“天怒”反照的是太后之怒。因此从“天怒不可回”的一腔心火里，还可以读出：起于深宫的母子不和因外廷的搀越而日趋政治化，又因日趋政治化而致矛盾越益复杂，同时又越益激剧。而后的结果，是犹在弱势一方的皇帝常常会在这种复杂和激化里更深地陷入捉襟见肘而不能自如的局促之中，而谋变法的清流中人卷入其间，一面促成了母子矛盾的复杂和激化，一面又在使自己成为矛盾激化中最先遭殃的人。在这个过程里，两宫为士大夫牵动，士大夫也为两宫牵动。与之相互映照的，是原本以清、浊分两途的士大夫，一变而以主战主和分；再变而以开新守旧分，迨“帝党”之名与“后党”之名先后出，则三变而以母子分。之后是士大夫各自寻归趋和各自有归依。因此，从这段历史里走过来的张謇后来通论这段历史说：
晚清朝政之乱，表病在新旧，本病在后帝，始于宫廷一二人离异之心，成于朝列大小臣向背之口，因异生误，因误生猜，因猜生嫌，因嫌生恶，因恶生仇。
之后一路颉颃，遂又有“因仇生杀” (146) 。在他眼里，起端于“宫廷一二人”的“离异之心”是在“误”、“猜”、“嫌”、“恶”、“仇”的层层串结之中演为“朝政之乱”的，推而论之，则帝党和后党便在这种层层串结中都成了塑造者和被塑造者。事后返视，“误”、“猜”、“嫌”、“恶”、“仇”显然都不能算是理性清明的东西，然而时当甲午乙未之际，中日战争的失败，以及由士人之群议形成的对于战争失败的反思，一面促成了开新，一面又笼罩了“后帝”，遂使当日的人心之中和人心之外，“表病”与“本病”都交相重叠而分剥不开。所以，汪鸣銮因进言“尤切直”而得罪，但在汪鸣銮之前，清流一脉已在常常说两宫，常常作褒贬，常常发訾议，在汪鸣銮之后，清流一脉仍然在常常说两宫，常常作褒贬，常常发訾议。与这种不止不息相对称的，便是京城与外省的通信里，尤多见时事与评论交集的夹叙夹议：
常熟近甚危，廿日撤去毓庆宫，疑太夫人与本宫甚和睦，盖所谓以计取也。
闻上自园请安回，途间更衣（如厕）数十次，天颜憔悴，更甚于前。
京中乱事不可言，自毓庆宫撤后，盘游无度，赌钱放烟火，在户部提十万金为赌资，欲假洋款千万修淀园各山。本月十六有宦官寇连才上封事，大致言上不宜驻跸园中，太上不宜黜陟官员，不宜开铁路，不可时召优伶入内，不宜信任合肥、南海，宜早建储等语。此是愚忠。前时曾跪太上前，泣谏不听，因乞假五日作十条，膺逆鳞之怒，交刑部处决。
以及“常熟结主甚深”，之后又有“常熟日内皇皇自危”；还有“闻为同治立惇邸之孙、澜公之子为后，方九岁”，之后又有“朝局大要必翻，昨又闻吴綗斋言：继端邸之子为后，甚确”，等等 (147) 。这些文字出自不同的作者之手，比之汪鸣銮的“奏对”，它们都属私议，而且私议所牵及的人和事，大半都来自于传闻之知。因此夹叙夹议里便会有猜测，有互歧。然而写信人和读信人的关注之所在显然都不在这些地方，他们张目顾眄于“上”和“太上”之间，广涉神情、德性、言语、态度，其留心处却都在太后和皇帝各自的势力走向以及彼此的势力消长。而形成于同一个过程里的“朝列大小臣”之“向背”，则一定会使母子之间的事同时成为臣子之间的事。所以，评说两宫的私议和訾议一路延伸，便有“所问时事，则恭邸、合肥意见极合，而皆效忠于东朝。上所倚，一常熟耳，力不支” (148) 那样的问答，以见“帝党”之留心于划分和判别后党。帝党划分和判别后党，是在以一边倒对一边倒，而其间的目力各异，尺度也各异，因此后来又有太后“左右近臣日进谗言，巨奄李莲英挟宠弄权，势焰尤赫，荣禄、刚毅与为朋比，排击忠良” (149) 之说。牵连更广的，还有指屡次弹劾清流中人的杨崇伊为专门“以排正类为己任”，并由其“凶恶之至”而归到“千古亡国，如出一辙” (150) ，等等。这些排比后党的评说所共同关切的，显然也是势力的走向和势力的消长。以此反照庙堂里的众生相，则毕显母子之间的紧张同时又在伴生臣子之间的紧张。而时当价值变、取向变、本位变、理路变，致开新守旧各自分群之日，则帝党、后党之界又常常与新党、旧党之界相叠而相淆，并因之而使这种紧张在内涵和意义上都会变得格外复杂。
当甲午年岁末刘坤一出京请训之际，曾面对西太后的愤怒而以言之谆谆为苦心弥合，一面弥合于母子之间，一面又弥合于君臣之间。在其意中，帝王之家事便是牵动八方之大事。他怕牵动八方，于是而不能不重帝王的家事。因此出京之前又和翁同龢“深谈宫禁事”，临别时且手拍翁同龢肩背相托付，说是“君任比余为重”。他与翁同龢“深谈宫禁事”，用意当然也在弥合。因此后者心悦诚服，在日记里叹为“不愧大臣之言也” (151) 。刘坤一的苦心和翁同龢的应和，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当日大臣和重臣里的老成谋国者局处于母子之间，而意在左右调停的心愿和期望。虽说翁同龢久为帝师，并因其久为帝师同光绪帝更亲近，而被世之论者归入帝党，但在立朝多年之后他不会不知道，与当国已近三十年的西太后相比，母子不和一旦走向极端，则亲政未久而且权力不全的光绪帝一定不会是意态发舒的一方。所以甲午年十月，其日记中已有“言者请下诏罪己，上深韪之。臣进曰：此即盛德，然秉笔甚难，假如土木、宦官等事，可胪列乎？抑讳弗著乎？讳则不诚，著则不可，宜留中省览，躬自刻责而已” (152) 的记述。他劝止皇帝下诏罪己，是因为“土木、宦官等事”都事涉太后，因此劝止皇帝，便是弥合两宫，而弥合两宫，最终又旨在维护皇帝。丙申年五月醇亲王福晋死，翁同龢于当天日记里录此一节，然后自叙“忧来填膺” (153) 。他所引为深忧的，无疑是既为皇帝之生母，又为太后之胞妹的醇亲王福晋既死，真正能够置身于皇帝和太后之间作调停的人其实已经没有了。因此，在甲午乙未之际和之后的中国政治里，这种调停两宫的心愿和期望始终存在于皇帝和太后的周边，但大半又始终只是一种心愿和期望。比这种心愿和期望更富力度地影响了时局的，是帝王之家事可以调停，而帝王之家事一旦进入朝局，则权力之相抗相争已不可调停的既成走向。一则记载说：“自毓庆（宫）撤后，盘游无度。太上每谓之曰：咱门天下自做乎，抑教姓翁的做？” (154) 然则翁同龢虽常存调和之心，而自西太后看去，比心迹更容易辨识的，是直观可见的他同光绪帝的亲近程度，以及随之而来的他对光绪帝的影响程度。时当母子失和又逢清流鼓噪，这两种程度都会触发深疑和雄猜，之后积深疑雄猜而为不移的定见和成见，积定见和成见而为固结的判断。这是一个虽有推理而无实证的过程，又是一个宁信推理而不信实证的过程。由此返视光绪元年（1875）翁同龢“奉懿旨”派“毓庆宫授皇帝读，闻命感涕，不觉失声”，以及受命之日面对问答，“皇太后挥涕不止”，谕以“尽心竭力，济此艰难” (155) 的场面，则翁同龢之能够作光绪帝的老师自始即出自西太后的选择和托付，因此其久任师傅适以见其久被信重。幼年和少年时代的光绪皇帝性属倔拗一路，不算是一个容易受教的学生，是以年复一年，太后召对便常常要向师傅查问功课。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君臣之间还有过共论皇帝的言之恳恳：
（太后）首论书房功课宜多讲多温，并诗论当作，亦宜尽力规劝，臣对语切挚；皇太后云书房汝等主之，退后我主之，我亦常恐对不得祖宗也，语次挥泪。 (156)
西太后的“语次挥泪”和翁同龢的“对语切挚”，都说明了君臣之间的推诚相见，两者共有的意愿都在于把皇帝陶铸得像个皇帝的样子。而以岁月计，其时与光绪帝亲政相距不过两年。因此，以光绪十三年（1887）的言之恳恳比甲午乙未之际的“咱门天下自做乎，抑教姓翁的做”，则七八年之间的前事不同于后事里，西太后之深恶翁同龢本是由深信翁同龢逆变而来的。其间的颠倒显见得太过剧烈，所以其间的颠倒遂不在常理常情之中。而与缺失掉的常理常情相对映的，正是产出于“本病”和“表病”层层牵结之中的深疑雄猜。而这种积深疑雄猜而为不移的定见和成见，积定见和成见而为固结的判断一经形成，便已打破维持已久的庙堂秩序和人际绾连，使咫尺变作敌国。随之，是撤毓庆宫之后十一个月，汪鸣銮“革职永不叙用”；汪鸣銮“革职永不叙用”之后四个月，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 (157) ；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之后两年，翁同龢“开缺回籍” (158) 。
在这个过程里，为变法而卷入了深宫恩怨的清流人物群同时又深深地为深宫之恩怨所困。他们卷入母子之间，初旨本在于光绪帝的“锐意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 (159) 同他们图变法的怀抱能够相为感应。所以，其中的多数人便因开新守旧之分而径情直遂地在母子之间一边倒。朝旨说汪鸣銮“屡次召对，信口妄言”；说文廷式“每次召见时，语多狂妄” (160) ，指的都是这种扬此抑彼。他们以新旧之争解释母子之争，然而西太后始终在以母子之争解释新旧之争。曾经经历过母子之争和新旧之争的王照后来说：“太后先年原喜变法，此时因不得干政，激而阴结顽固诸老，实不过为权利之计耳” (161) ，又说：“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 (162) 若以甲午之前三十年西太后佑护洋务事业的历史事实作比照，则“太后先年原喜变法”应当不是信口开河之辞。如果没有出自朝廷的这种佑护，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还会更加崎岖盘陀。但在西太后那里，这样的佑护又并不是一种洞悉世务而深思熟虑的东西，从而并不是一种固定不移的东西。因此甲午乙未之间和之后，她由“家务之争”而作“权利之计”，便非常自然地会以母子之争解释开新守旧之争，并因之而非常自然地会以权力之争制约、支配和消解了变法之争。作为回应和感应，则是为图变法而在母子之间一边倒的清流人物不得不跟着想和跟着走。他们以新旧之争解释母子之争，本是一厢情愿地想用变法图强来笼罩和导引权力觕牴。但时当甲午乙未之际，因战争失败而催生出来的变法之想犹在一片朦胧而细目不甚分明之际，而权力之觕牴则常在近观熟视之中而明晰了然。两者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对比，而对于以变法为怀抱而又被目为帝党的这一群士大夫来说，两者之间形成的也是一种矛盾。与这种对比和矛盾相表里的，一面是被他们引入中国政治的变法自强因其朦胧而不容易进入中国政治的深处，一面是权力之争因其切近和逼近而很容易搅动人心的深处。身在两面牵动之间，遂使以变法自强造时势的清流中人不能不同时又成了被时势所造的一方。而后是他们中的愿心宏大者和摄力胜人者一旦被绕进了权力纷争的漩涡之中，朦胧的东西便常常会成为远去的东西。曾是京师强学会要角的文廷式，是彼时最早自任“变法”的清流之一。但他在松筠庵聚众“讲学”，尤其引人注目的则是“所论颇涉官吏黜陟” (163) ，由此召来言路弹劾，罪名也全在“遇事生风”和“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联名执奏” (164) 。然则他所着力从事的，以及言路摭拾罗举的，其重心所在显然都少见变法图强一面而多见权力争斗一面。在那个时候以变法认同类的士大夫里，文廷式是一个富有个人影响力的人，而以李经迈记述中所说的“大考翰詹，先谕阅卷大臣以文廷式须置第一”作推想，则文廷式又是光绪帝另眼相看的人。因此，在他“革职永不叙用”之后，京中之同类议论曰：“京中真君党只渠一人，渠去则为所欲为矣” (165) ；外省之同类议论曰：“芸阁昨又被斥，此事本早为虑及，不料若是之甚。惟吾党中失此强力之人，至为可惜。” (166) 其扼腕而叹，愤懑之所集也是“君党”意识过于新党意识。若由这种愤懑连及此前和此后京中外省以通信发横议，注目处大半在于皇帝与太后各自的势力走向和彼此的势力消长，则俱见文廷式一身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倾向，其实是变法初起之日这群人的一种普遍倾向。而身在普遍倾向之中，便是身在不由自主之中。
甲午乙未之际，由于母子不和，当国近三十年之后刚刚归政的西太后和亲政只有五年的光绪帝之间，便在实际上形成了强弱不同的两种君权；又由于共赴变法的清流一脉始终以君权为归依，遂使图存图强的变法自其初起之日起便不能不捆缚于两种君权的起伏纷争之中，并在起伏纷争里常常顾此失彼。前一面和后一面都内在于同一段历史过程之中，因此，从甲午乙未到丙申、丁酉、戊戌，后来变法图强在一路腾越里走向高潮，这种内含于历史过程之中的倾向也会在一路腾越里走向高潮。而对于继起的那段历史来说，两者之间的相互矛盾、相互牵连和相互影响同样是在为其间的成败造因果。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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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英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55页，中华书局1958年。
(2)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95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1—34、65页。
(3)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95、2797页；《文廷式集》上册，第21、25、63、65页；《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14页。
(4) 《清史稿》卷四七一，第12020页。
(5) 《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皇朝耆艾文编》，卷五八，第29页。转引自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163页，上海书店1998年。
(6) 《中国近代史资料续编·中日战争》第三册，第255、543、328、328、214、325、320页。
(7) 《张謇全集》第一卷，第2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8) 《花随人圣庵摭忆》，第214页，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9) 《散原精舍诗文全集》下册，第8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10) 《花随人圣庵摭忆》，第214页。
(11)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829页。
(12) 《郑孝胥日记》第一册，第492页，中华书局1993年。
(13) 《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2829页。
(14) 《李鸿章全集》第三十六册，第85页。
(15) 《清史稿》卷四七一，第12017页。
(16) 《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52页。
(17) 《张謇全集》第一卷，第28页。
(18)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829页。
(19) 《李鸿章全集》第三十四册，第188页。
(20) 《春在堂随笔》，第1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21) 《吴汝纶尺牍》，第91、81页，黄山书社1990年。
(22) 《文廷式集》上册，第39页。
(23)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822页。
(24)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705页。
(25)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845、2792、2836页
(26)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亲贵》，中国书店1988年，第61页。
(2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三册，第105页。
(28) 转引自雷禄庆：《李鸿章年谱》，第53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
(29)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47页。
(30) 《郑孝胥日记》第一册，第544页。
(31) 《清史稿》卷四四四，《宗室传·盛昱》，第12454页。
(32) 《近代名人小传》，《亲贵》，第61页。
(33) 《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55页，中华书局1981年。
(34)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11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5) 《张元济全集》第二卷，第225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
(36) 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2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集，第725页。
(38) 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第308页，中华书局1961年。
(39) 《翁同龢日记》第四册，第2221页；第二册，第2714页。《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第293页。
(40)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集，第725页。
(41) 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168页，中华书局2007年。
(42) 《翁同龢日记》第四册，第2232页。
(43)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75页。
(44)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45) 《康南海自编年谱》，第24页，中华书局1992年。
(46)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二册，第63页。
(47)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08页。
(48) 《中国近代史资料续编·中日战争》第三册，第567页。
(49) 《文廷式集》下册，第806页。
(50) 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第364、332页。
(51)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07页，岳麓书社1985年。
(52)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七册，第2674页，中华书局1979年。
(53) 《张之洞全集》第二册，第98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54)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第26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55) 《唐才常集》，第137页，中华书局1982年。
(56)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第263页。
(57) 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册，第571页。
(58) 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册，第571页。
(59) 《近代稗海》第十二辑，第19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60)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四册，第4055页。
(61) 《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第10741页。其中“日”字原书误为“目”。
(62) 《散原精舍诗文集》下，第852页。
(63) 《变法自强奏议汇编》卷一，《培养人材疏》。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册，第564页。
(64)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72页。
(65)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82、2784、2795页。
(66) 《陈炽集》，第3、99页，中华书局1997年。
(67) 《汤寿潜史料专辑》，第215—217页，《萧山文史资料选辑》（四），1992年。
(68)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99、2843、2845、2878页。
(69) 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第284页。
(70) 《翁同龢日记》第四册，第1951、1992、2081页。
(71) 《文廷式集》上册，第73页。
(7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92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
(73) 《汪康年文集》上册，第1、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
(74)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二册，第1304页。
(75) 《张元济全集》第四卷，第232页。原书“挽救”之“挽”错排为“换”。
(7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217页；《外人与戊戌变法》，第42页。
(77) 《近代名人小传》，《官吏》，第102页。
(78) 《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57页；《康南海自编年谱》，第30页。
(79) 《清实录》第五十六册，第59910页，中华书局1986年。
(80) 《曾纪泽日记》中册，第798页，岳麓书社1998年。
(81) 《李鸿章全集》第三十二册，第75页；第三十四册，第541页。
(82) 转引自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三卷，第30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8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三册，第278、539页；《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56页。
(84)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861页；《清史稿》第四十二册，第12825页。
(85) 《文廷式集》上册，第89页。
(8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三册，第623页。
(87) 《陈炽集》，第306页。
(88)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二册，第1471页。
(89) 《张元济全集》第二卷，第169页。
(9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95、296页。
(91) 《清代学术源流考》，第8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
(92) 《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册，第118页，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
(93) 《积微翁回忆录 积微翁诗文钞》，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94)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1059、1141页；第二册，第1676、1684、1687、1889、1899页。
(95)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28、1页；第二册，第2099页。
(96) 同上书，第一册，第223页。
(9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79页。
(98) 《清史稿》第四十一册，第12435页。
(99) 《日本国志》上册，第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100)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75页；第二册，第1472、1249页。
(101)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二册，第1472、1249页；《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37页。
(102)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二册，第2063页。
(103) 《强学报·时务报》第三册，第2762页，中华书局1991年。
(104)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59页。
(105)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四册，第3137页；《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60、493页。
(10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79页。
(107)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1272页；《日记》（二），第766页。
(108) 《左宗棠全集·奏稿》三，第60、63页。
(109)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67页。
(110) 《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一，第8页，中华书局1989年。
(111) 《谭嗣同全集》上册，第168页；《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二册，第1678页；第一册，第698页。
(112)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325页；第二册，第1544、1583、1596、1621、1737、1816页；《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58页。
(113) 《张元济全集》第二卷，第187页。
(114) 《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74页。
(115) 《杶庐所闻录 养和室随笔》，第4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613页，三联书店1984年。
(116)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三册，第2435页。
(117)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710、715、716、721、725页。
(118) 同上书，第一册，第460、472页。
(119)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69页。
(120)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701页。
(121) 同上书，第二册，第1816页。
(122) 同上书，第一册，第91页。
(123)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782页。
(124) 《饮冰室合集》第八册，《专集》三十四，第57页。
(125) 《寒柳堂集》，第149页。
(126) 《陈宝箴集》上册，第779页，中华书局2003年。
(127) 《寒柳堂集》，第149页。
(128) 《陈宝箴集》上册，第779页；《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781页。
(129)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696页。
(130)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54、2755页。
(131) 《国闻备乘》，《近代稗海》第一辑，第21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据《德宗景皇帝实录》，瑾妃、珍妃为“原任侍郎长叙之女”，而当时记载多误为长善女。文中以珍妃为长，亦误。另据《方家园杂咏纪事》，则桂祥应为慈禧之弟。
(132)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665页。
(133) 《春明梦录 客座偶谈》，《春明梦录》下，第44页，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134) 《异辞录》，中华书局1988年，第44页。
(135) 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第302页。
(136) 《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总3516页，中华书局1958年。
(137) 《清史稿》第四十一册，第12467页。
(138) 《刘忠诚公文集》卷一，《慈谕恭记》。
(139)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61、27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