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从上海开始真识洋枪洋炮。但咸同之交的上海又正在成为西方人的群聚之地。生意人、外交官、传教士、军将、佣兵、流氓等等都在这里角智角力，弄出一派五光十色。所以他曾自谓“鸿章到沪以来，竟如李陵、王嫱之入匈奴，千手千眼，十摩十荡” (27) 。这种借史事作比喻不仅说出了深深的陌生感，而且说出了深深的异己感。援吴的淮军从上海开始走进内战，但援吴的过程从一开始就与“中外会防”相交错，因此，这个过程同时也在牵着李鸿章走入洋场里的那个西方人的群落中，“千手千眼”和“十摩十荡”都由此而起，是以先知洋枪洋炮之外，李鸿章又成了东南群帅中最先与西人觌面相识的人。当日先后管带“常胜军”的华尔（Ward，Frederick，Townsend）、白齐文（Burgevine，Henry Andrea）、戈登（Gordon，Charles George），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Hope，Admiral Sir James）、英国水师总兵古伯（Corbett，John Captain），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Staveley，Charles Willian Dunbar）、英国陆路提督伯郎（Brown，Major-General），法国驻华海军司令卜罗德（Protet，Auguste Lēopold，Admiral），英国驻沪领事夏福礼（Harvey，Frederick B.E.）、副领事马安（Markhan，John）、巴夏礼（Parkes，Sir Harry Smith），法国驻沪领事穆步孙（Mauboussin）、葛笃（Godeaux，Ernest Napoleon Marie）、白来尼（Brenier de Montmorand，Vicomte），美国驻沪领事西华（Seward，George-Frederick），以及总税务司李泰国（Lay Horatio Nelson）、赫德（Hart，Sir Robert）等等都曾与李鸿章以公事作过从往复。而李鸿章感受最深和感慨最多的，则是“与彼族共事，动辄吓诈”而且“骄怯多疑” (28) 。由于这种过从往复和折冲争执，在内战的同时，他又一直处于对西方那个世界里的人和事累积的认识之中，并因之而一直处于对庚申之变以后的中西关系累积的认识之中。在当日的中国，这也是一种独特的阅历，所以由此获得的直接性、真实性、具体性、细节性同样是更多一层切己的亲知。然而知之深则思之深，思之深则忧之深，累积的认识常常又是累积的逼迫，累积的忿郁和累积的紧张。同治元年（1862）他在一封信里说：“沪城内外各事实皆洋人主持，惟所欲为”，而“今日新闻纸有云上海各国人众，设有事故，何人管束？不如将上海地界全归外国管理，与华官无涉，方才周妥” (29) 。又在另一封信里说：“上海虽隶属版图，官民久归心洋人，若不知中国之人尚能办事，中国之兵尚能打仗者。” (30) 显然都是言次愤懑。前一段话说明：中国人的夷夏之防已经在西方人的暴力打击下破碎，与之递连而来的则是正在进入中国社会的西方人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意志当成了支配的意志。这种“惟所欲为”的冲动以及由之促成的啃噬和侵食随彼族而来，与彼族俱存，以此发为“新闻纸”的议论，便成为中国人面对的胁迫；后一段话则说明了在西人物力所到的地方，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心理失范和轻重失衡。李鸿章从安庆到上海，一开始就夹处于这种胁迫之下与失范和失衡之间，以“鄙人不幸，适乘其敝” (31) 为一身之苦恼。而由苏南举目四顾，则“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 (32) 在更远的地方，是西人挟利器强兵“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 (33) 。在这种不宁的景象里，中西之间的战火虽已止息，但西人以船坚炮利为长技笼罩四面八方，犹在咄咄逼来而进取不息之中，笼罩和逼来都是中国人的困蹙。由此催生的“后患不可思议” (34) 则是一种深忧世运的心不能安，在西洋火器“实为无敌”的反衬之下又是一种不可去怀的心不能安。因此，时当湘军、淮军与太平天国仍在东南酣战不息之际，李鸿章以“后患”比当下，已非常明白“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 (35) 。用利害轻重相衡，显然是后者比前者更可怕。同一个意思，曾国藩曾称作“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 (36) 。
由于“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因此，从内战中开始的认知枪炮和使用枪炮的过程，同时又会是一个在深处里不断指目外夷的过程，一个寄托了中华颉颃西洋之想的过程。同治二年三月（1863年5月）李鸿章致书曾国藩，由太仓一战洋炮破坚之利说起，而主题则在中国的自强：
每思外国兵丁口粮贵而人口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烂。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密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 (37)
一个月之后，又在另一封信里说：
洋务最难着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 (38)
彼时他进入苏南刚刚一年，正处于用洋枪洋炮剿杀太平天国的日顺一日之中。而在其思虑之中，由此获得的视野和经验却是被用来比类西人和对付西人的。那一代人身当内忧外患交相缠迫，在这种无地回旋的历史矛盾里，内战因外夷的渗入而成为接纳洋枪洋炮的实际起点，而后，产生于思想之中，并作为一个观念而以思想为存在方式的自强才能层层展布，沿着这个起点转化为一种直观可见的历史事实和陂陀起伏的历史过程。而身当世运起伏之际，这一群从内战中崛起的士大夫便命定地成了这个过程里的先导者。
三
曾国藩设内军械所，李鸿章办西洋炮局，左宗棠在西湖里造轮船，以及容闳采办西洋机器和丁日昌收购外国人的铁厂，都不是奉旨而作，而是事后奏报。其间的立意和主导始终在于疆吏的自行其是。容闳后来说，他在安庆谒曾国藩而后受命“购买机器”，此行所用的六万八千两银子凭的是“公文”两件，“半领于上海道，半领于广东藩司” (47) ，显然都出于曾国藩的一手指拨。而据李鸿章的叙述，其时他在上海办西洋炮局，经费来自“军需节省项下”；购买机器铁厂所用的官帑二万两，则由上海道“筹借之款项”给发，皆无关于管度支的户部。虽说其笔下的“节省”和“筹借”因没有章程可以比对稽核而显得非常含糊，但造船炮的过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每一步都要用银子作铺垫并且都在用银子作铺垫，然则以当日的实事作对照，显见得疆吏能够自行其是，本在于疆吏手中已经具有支配地方财政的足够权力。因此“节省”、“筹借”都不可用字面意义作释读。而曾国藩的指拨不仅能够调度管属之下的上海道，而且能够越境伸入广东，是因为广东的厘金正在协济湘军，由此一重空间上的跨度，其臂力又比李鸿章更大了一点。清代治国惯于用“例”，胡林翼称之为“天下之督、抚、藩、臬，一差一缺，无一不照例而行” (48) 。然则依“例”治天下，便是以“例”笼罩天下而没有一点可以自为伸张的余地。但内军械所、西洋炮局和江南制造局以“师夷智”为开端而别立洋务之名，做的都是于古无征的事。因此，与守“例”的户部相比，在洋务初起之日，这种不守例的疆吏调度地方财政的权力更能成全和成就于古无征。同治八年（1869），李鸿章奏报“同治三年七月起截至四年五月底”的“苏沪军需案”，开列的名目里分别有“洋枪炮队教练、各营中外弁勇教习辛工口粮”，“轮船中外水手人等工食”，“购买外洋各项军火”，以及“制造西洋炮火各局工匠物料、并京营弁兵薪粮” (49) 。这些名目都已越出了户部本来设定的范围，遂成其自始即在“例”外而不可用旧例相稽核，是以数十万银子在用完之后能够以奏疏里的几行文字作了结，其间的来龙去脉都不由朝廷主宰，而由疆吏主宰。因此，在东南开先例的这种具体的历史过程之中，晚清大半的洋务事业从一开始便明显不仅发端于地方而且依附于地方。
洋务依附于地方，还因为这些在自强的意愿下催生出来的机构，最初常常是由疆吏的幕府助产，并常常是与疆吏的幕府连在一起的。曾国藩设内军械所，就“师夷智”而言已是前所未有，但在当日军中，新起的内军械所与分属粮台的“军械所”一样，都是幕府里的一个部门。因此徐寿、华蘅芳管制造，皆以幕客受曾国藩“檄委”。李鸿章办西洋炮局，用的也是这种办法。是以远在广东的丁日昌被“催调”到上海，以“同知衔江西候补知县”的职衔为淮军督办造军火的事，一身承当的正是幕府的差使。与他同时还有英国军医马格里（MaCartney，Sir Samuel Halliday）改行入洋炮局，由此改变身份，遂成了最早进入淮军幕府的西方人。稍后左宗棠“引洋将德克碑、日意格”讲求军器和自造轮船，其间的人和事应当也在幕府范围之中。由于这些以“所”和“局”立名的机构与疆吏的幕府连在一起，所以李鸿章才能够把他创置的洋炮局带着到苏州，带着到南京。而这个过程留下的历史渊源则会化作一种长久的影响和控驭。直到李鸿章北上任直隶总督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宁局仍然是他可以伸手调度的东西，主局事的马格里因之而须得“同时应付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后来马格里监造的洋炮爆炸并致七名士兵丧命，其“督管金陵制造局”一职也是由远在华北的李鸿章撤掉的 (50) 。管局务的人物与李鸿章之间的这种不能用旧日章程相度量的关系，显然是从内战中的幕府里沿袭下来的。而它一旦由幕府产出，便已自成一种章法而不断地伸展于此后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之中。庚申之变以后，中国人不得不造船炮，而后是造炮船不得不立机构。就自强的本义而言，这种机构应当是国家的，但在19世纪的中国，中央政府的官制和地方政府的官制都固结已久，没有一点缝隙可以蘖生出这种别开生面和别创一格的东西。所以，正是疆吏从内战中获得权力和幕府制度从内战中获得张力，在国家官制以外提供一个空间，使这种别开生面和别创一格的东西能够产生并且与中国社会缝接起来。在这个过程里，权力和张力都助成了那一代疆吏引人瞩目的历史主动性。然而这个过程又实现于疆吏的各自为政之中，因此由这个过程催生出来的机构虽以官局为存在形态，却始终与既有的国家体制和官制隔了一层，它们不是从那里生出来的，所以它们在那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后是总办、会办、提调、委员一类名目与“局务”俱起，成了效西法以图自强的职责之所在和权力之所在。与之相匹配的，是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多年里，涉入于造船造炮之间的大半是一群一群候补的道、府官员。因为不入官制，所以洋务中的官局不是缺分而是差使，其间的去就便无须由朝旨调派，而只须由疆吏札委并惯于由疆吏札委。在朝廷支配不到的地方，疆吏的就近支配遂成了一种能够延续不断的东西。是以左宗棠作两江总督管辖江南制造局之日，曾以“局员并非官僚之比，局务非政事之比” (51) 为理所当然。于是，与疆吏所表现出来的历史主动性同时存在而且正相对应的，是疆吏用管幕府的办法管洋务机构成了三十多年里的常态。而与之相因果的，则是各色洋务机构的盛衰起伏又常常要随疆吏为转移。丁宝桢作川督之日曾设“机器总局”，以铸枪为当时的要务。但继任的刘秉璋另立一种尺度，他用自己的尺度作考校，则期期以为用“更贵之价，铸无用之枪，殊不合算”，投入产出之间太过不相对称，“遂将川省机器局暂行停铸” (52) 。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张之洞以两广总督开府广州，一手“筹设”了“粤省枪炮厂”。迨奉旨迁湖广总督，即“请移设枪炮厂于鄂省” (53) 。彼时虽然已在光绪朝中叶，但就张之洞喜欢把东西带了走而且可以带了走而言，其行事的路数与同治初年的李鸿章正是一样的。前一个例子说的是不同的疆吏可以使同一个官局今昔殊异；后一个例子说的是同一个疆吏可以以一身之来去改变两个地方的洋务格局。这些事实都说明，疆吏用管幕府的办法管造船造炮，便不能不是疆吏用个人的意志和个人的识断以左右造船造炮。在晚清中国由洋务营造自强的漫长岁月里，这种个人性以及个人性所产生的影响始终是贯串于其间的一个历史特点。同治初年王韬作《代上苏抚李宫保书》，已说：
我中国幅员万里，地非不广也；生聚三亿，民非不众也；采山搜海，材非不足也；能自奋发，何求不济。然而有其志无其机，弗能为也；有其机无其权，亦弗能为也；有其权无其人，并弗能为也。今此三者皆举而集之阁下之一身，天亦若迟回审顾，至今日而始委之阁下。 (54)
他由“志”说到“机”，由“机”说到“权”，而最后归结于“人”。既反照了内战中国家权力下移的走向，又说明了在他心目中崛起于内战的这代人与前人的不一样。至同治末年李鸿章致书沈葆桢，则直言“近世非疆吏不能治军办事，惟所欲为，弟虽为畿省贫瘠所困，仍日盼我公兼圻东南，宏斯远膜，一振颓纲” (55) ，指的也是疆吏之可以有为和未必每个疆吏都真能有为。两者说的都是这种由疆吏的权力造成的洋务中的个人性，而从后来追溯初始，则洋务中的个人性与洋务中的历史主动性一样，都是由庚申之变以后先造枪炮的东南将帅，在既定的时势和环境中开此一层新义的。两者在他们手里分不开来，因此，后起者身当同样的时势和环境之中而相承于一脉之间，两者在他们的手里也分不开来。
内战中崛起的这一群士大夫以其造船造炮的事功开一世风气，就这个意义而言，他们是当日中国最先自觉地回答和回应西方冲击的人物。在这种自觉的回答和回应里，本源古老的经世之学成为一种津筏，使中国人能够由此入彼，从熟悉的时务走进了不熟悉的洋务。而后，以暴力开始的中西交往才可能演化为曲折而坎坷的文化与文化的交往。因此他们的心路、理路和回答、回应，都记录了中西交逢的漫漫长途里中国人艰难越过的一个历史环节。从中英鸦片战争算起，这是一个用了二十多年才得以越过的环节。二十多年之间历经三朝，士大夫纷纷前仆后蹶于西方人带来的冲击之下。然而在两次民族战争失败之后站起来回应西人的这个群体仍然出自中国士大夫之中，出自传统和文化留给士人的入世意识、忧患意识、更法意识和事功意识之中。这个过程说明：当一个民族对外来的侵逼作史无前例的回应时，文化一定会成为一种支撑精神的力量，而后创巨痛深才可能化为负重远走的强毅力行。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在奏议里说：“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自非内外臣工各有卧薪尝胆之志，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人，则后人又将托辞以俟后人，且永无自强之一日” (56) 。他所表达的是士大夫身当斯世斯时而无地可逃的责任意识。四个月之后，李鸿章致书曾国藩，由陈说中西之间“练兵制器相去太远”而发心“苦做下学功夫，做到那处，说到那处”，其归结之词则以“吾师弟在位一日，则不得不于此致力一日” (57) 为天经地义之理。他所表达的也是士大夫身当斯世斯时而无地可逃的责任意识。在那个时候以军功起于东南的人物群里，这是一种心同理同。因此，左宗棠创福州船政局之日，曾言之直白地说过：始造轮船“其事较买为难，其费较买为巨”，且“事属创举，成否未可预知”。是以“此局之定，爱臣者多以异时咎责为臣虑，局外阻扰为臣疑”，以利害相权衡实非私计之得。然而舍一己之私而言自强之旨，显见得设局造船“事在必行，万无中止之理”。以理之所在为义无可辞，则不能不“尽心经画，共观厥成”，而身任其事，“如有差缪，当自请朝廷严加议处而已” (58) 。随后继左宗棠经营船政的是沈葆桢，他在受命之际已洞见种种艰难窒苦，牵出忧思百结，而终究不肯引身远避。其心中的那一点淋漓元气全在于“以万不得已之苦心，创百世利赖之盛举” (59) ，显然也是在屈身负重。这些人以此为群体意识，并以此度量世间之是非情理。所以后来张之洞办洋务以用钱多而受讥议，刘坤一心中不平，言之慨然曰：“近来官场多自了汉，只图和平养禄，安知经国远猷，香帅之才足以振举一世，其所办煤铁独具手眼，实为时务所急需。若因此稍有糜费而合力挠之、挤之，使其功亏一篑，以快外国人之心，谓我无能为役，沮中国人之气，以后不敢担当，似非计之得也” (60) 。其间的着重处无疑是以“自了”比“担当”。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刘坤一各自的议论发抒都说明，在这些人身上始终有着一种中国文化铸就的人文品格，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自愿。当自强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而排难发轫之日，这些都成了内在的催动和力量。在二千年儒学的思想灌溉之后，以天下为己任本来久已成为中国士人心目中至上的观念之一。但18世纪绵延的文字狱里，这种观念又曾被君权当作有意摧锄的东西之一 (61) 。而后是文祸悬迫下的清儒长久地远离了这个题目。以此为反衬，则这些人身在时世艰难之中而各以“卧薪尝胆”期“百世利赖”为一己之任，正反照了儒学精神里“士不可以不弘毅” (62) 的这一面二百多年间抑而后伸，在内忧外患的召唤之下重回世间，并节节发皇于内忧外患的交迫之中。因此，19世纪60年代由船炮开始寻求自强的过程里，冲击来自西方，而回应则出自中国人的文化和社会。与此相对称的，是承载了中国文化的士大夫历史地成了这个过程中的主体。而借助于这种由船炮开始寻求自强的过程，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才获得了一种真实的历史起点。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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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龚自珍全集》，第4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2)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1页，中华书局1981年。
(3) 其间陶澍以两江总督整顿淮盐，备极艰难而后除弊兴利，为天下所瞩目。但这一类事情不多。
(4)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866页，岳麓书社1987年。
(5) 参见《军功官僚的崛起和轻重之势的消长》，《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第7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6)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41页，岳麓书社1987年。
(7)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8—259页，岳麓书社1986年。
(8)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119页，岳麓书社1990年。
(9)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第4页，岳麓书社1989年。
(10) 王安定：《湘军记》，第1页，岳麓书社1983年。
(11) 《湘军人物年谱》（一），第201页，岳麓书社1987年；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19页，岳麓书社1986年。
(1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431页。
(13) 《薛福成选集》，第248—2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4)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622页。
(15)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557页，岳麓书社1987年。
(16)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69页。
(17) 薛福成：《庸庵笔记》，第1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胡林翼频死呕血，“血尽咳剧”。
(18) 《清代七百名人传》上册，第392页，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年。
(19)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1272页；《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1603页。
(20)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一，《复李黼堂方伯》（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
(21)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复曾沅帅》（同治元年十月十七日）。
(22)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一，《上曾相》（同治元年四月初二日）。
(23)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一，《上曾相》（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24)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三，《复曾沅帅》（同治元年九月初七日）；卷二，《复曾沅帅》（同治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后来左宗棠信中说：“上年陈炳文赴鲍军门处投诚，缴洋枪七千余杆，而本部堂一军截逆贼于皖、浙、江三省边境，所得洋枪亦不下万余杆，并擒获同贼投出之洋人七名”（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三，第6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25)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六，《上海机器局报销折》。
(26) 《筹办夷吾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
(27)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一，《复曾沅浦方伯》（同治元年七月初八日）。
(28)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五，《复胡小遽枢密》；卷一，《上曾相》（同治元年五月初二日）。
(29)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一，《上曾相》（同治元年七月十九日）。
(30)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一，《复左季高中丞》（同治元年七月初九日）。
(31)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一，《复李黼堂方伯》（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五日）。
(32)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一，《复罗椒生尚书》（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
(33)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五，《复陈筱舫侍御》（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
(34)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一，《复罗椒生尚书》（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
(35)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四，《复徐寿衡侍郎》（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36)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655页，岳簏书社1985年。
(37)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三，《上曾相》（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
(38)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三，《上曾相》（同治二年四月初四日）。
(39) 《曾国藩年谱》，第142页，岳麓书社1986年。
(40) 《清史稿》第四十六册，第13929—13930页。
(41) 《清史稿》第四十六册，第13929—13930页。
(42)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52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
(43)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747、847页。
(44)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第6091页。
(45)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催调丁日昌来沪专办制造片》；《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71、253页。
(46)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110页，岳麓书社1992年；《左文襄公奏疏》卷十八，《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
(47)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13页，岳麓书社1985年。
(48) 《湘军人物年谱》（一），第254页。
(49) 《户部档案抄本》，转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62—263页。
(50) ［英］鲍尔吉：《马格里传》。转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25—326页。
(51) 转引自《凌霄一士随笔》，《国闻周报》第九卷（1933年）。
(52)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493—494页。
(53)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第6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
(54) 《洋务运动》（一），第5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55)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三，《复沈幼丹船政》（同治十二年二月十八日）。
(56)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7032页。
(57)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复曾相》（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一日）。
(58) 《洋务运动》（五），第24—25页。
(59) 《洋务运动》（五），第51页。
(60) 《洋务运动》（七），第307页。
(61) 《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清代文字狱档》下册，第597页，上海书店1986年。
(62) 《论语集释》（二），第527页，中华书局1990年。
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
一
中英鸦片战争和鸦片战争二十年之后的英法联军之役，中国人都曾惯性地用自己的历史经验来对付西方人。这个过程当中西交逢和冲突之初，其间由已知推断未知，历史提供的经验遂成为一种现成的尺度和唯一可以凭藉的尺度。然而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迨攻破京城的英法联军打碎了夷夏之防，从而打碎了历史经验构筑起来的识度和视野以后，中国人便不得不直接面对西方人带来的那个非常具体而又非常陌生的世界。这是一个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又是一个正在咄咄逼入的世界。而后开始的，是中国人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的漫漫长路。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1841年2月），刚刚做了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在日记里以“英吉利豕突定海”叙述正发生于东南沿海的中英战争，并直捷地比为“逆夷性同犬羊” (1) 。与之相类，咸丰十年九月（1860年10月），奉旨议和的奕訢一面与西人折冲周旋，一面在奏议中以“腥羶已满都城”称已经入京的英法联军，又以“譬诸犬羊，时吠时驯” (2) 描写与西人折冲的情状。两者相隔十九年，而被他们引入笔底的“豕”、“犬羊”和“腥羶”，显然都是在用族类之辨的蔑视来表达人心中的憎恶和愤恨。这种由族类之辨派生的深深蔑视里，内含着中国历史中因久经西北边患而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成见，因此以之施诸当日的西人，是不可证明而又无须证明，人人能懂而且人人都信。以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作观照，夷夏之界是一种礼义之界。孟子曾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3) 他所指为“几希”的那一点东西便是由人性中的善端存养而成的礼义。儒学用人禽之分譬人与人之间的不相同，意在作提撕而劝进德，但由此引申而入夷夏之分、夷夏之辨和夷夏之争，则被看作缺乏礼义的夷狄常常会在中国人的成见里径直被比作犬羊而归于人性中的异类，其本义中的德性一面亦在抵拒和防堵之中转化作了敌忾。这一层意思，南宋以后尤其明显。而影响所及，以至于日后朝鲜的大院君对日本使臣说的也是“西夷乃是禽兽” (4) 。曾国藩称西人为犬羊和奕訢称西人为犬羊，都是沿着这种熟知的理路，而以礼义傲视没有礼义为当然。然而此日的西人已非旧时之夷狄，他们与中国人相交往，常常在船坚炮利之外还能够显示自己的义法、守则和规矩，并以此冲击中国人得自于历史传承的思维惯性。《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奕訢目睹英国人和法国人“退回天津，纷纷南驶”，奏报说“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比之“论者引历代夷患”相推衍的陈陈相因，显见得是此日之事“与前代之事稍异” (5) 。这些话里有一种对于久被比类于前代夷狄的西人做出了不同于前代夷狄之事的惊讶。在奕訢之后，曾国藩看西人也有过同样的惊讶。同治元年（1862）他在一封信里说：“咸丰三年刘丽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复，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然后慨乎言之曰“国藩尝叹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 (6) 。以“君子之行”称西人，表达的也是所见所闻出于预想之外。这两段话所举的“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和交还“代收海关之税”都说明，使奕訢和曾国藩惊讶的是西方人同他们心目中的汉唐之匈奴回纥大不一样。他们用历史经验比照当日的中西交往与冲突，而后知道旧有的观念已经罩不住眼前的西方人了，本来被归入犬羊的西方人正是这样与“信义”和“君子之行”联结起来的。在用惯了的尺度里，这是一种不合尺度，而后惊讶才能够演化为思考。与他们相比，在内战中避地上海，之后又出入乎中外会防之间的苏南绅士冯桂芬，则因其先入洋场而能更早地直观西人面目，也更早地知道西人别成一个世界而不在中国人的成见和经验之内，他说：“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非真能信也，一不信而百国群起而攻之，钳制之，使不得不信也” (7) 。比之奕訢和曾国藩各以具体性为实例，他所做的已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概括，并因之而内含着更多的深刻性。虽说这种“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的“动辄称理”未必真有道理和总有道理，但由此展示的却是西方那个世界里的礼义。对于久居历史成见之中的中国士大夫来说，西人在船坚炮利之外显现出来的这一面如同船坚炮利一样，也是一种深深的冲击。身在冲击之中，而后是成见不得不变。因此，从他们开始，中国士大夫之留心时务者指述西人西事之际遂越来越少地借用犬羊和夷狄作比类。在同治朝和光绪朝里，夷夏之辨淡退的地方，起而代之的便是华洋对举和华洋对峙，以观念而论，这是一种显著的变化。当日中英《天津条约》里曾特地立各式公文“不得提书夷字”一节，以表达西人对中国的制束。然而与发生于中国人一面的这种观念的变化相比，则显见得制束始终是认识过程之外的一种东西，中国士大夫中的先识时务者能够一步一步走出历史经验之外，其观念的新旧变迁其实是一种自我变迁，并因之而是一种具体地形成和实现于那一代人真实的认识过程之中的变迁。
由于这种观念的变迁实现于真实的认识过程之中，因此观念的改变会促成中国人自己省视自己和自己改变自己，并一步一步地促成中国人用历史经验之外的方式来应付一个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同治六年（1867）朝旨令“滨海沿江通商口岸地方将军、督抚、大臣”群议“预筹修约事宜”。其中的要目之一是外国使节入觐皇帝。在中西之间交通往来的历史里，这已经是一个老题目了。从18世纪以来，西方人在这个题目之下要的是一方与另一方的往来，中国人在这个题目之下要的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叩头（跪拜），后者惯于俯视，而前者却不肯仰视。两者各有自己的理由，而两种理由之间则不可兼容。由此形成的死结曾不止一次地牵出过中西之间的冲撞，时至此日，已是西国使节引条约权利一定要觐见，而中国皇帝困于成例则不肯受觐见。其间曾有过士大夫作章奏申论其中的是非和事理，而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要轻议这一套“列圣召见外人”留下的“仪制”和“典章”。但当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对西方世界的认知已经发生了变化之后，“仪制”和“典章”便成了可议和应议的东西。所以左宗棠应诏复奏，于此一节尤其思之用心而言之明切：就中国一面而言，“自古帝王不能胥外国而臣之，于是有均敌之国。既许其均敌矣，自不必以中国礼法苛之，强其从我。”而就“泰西诸国”一面言之，其“君臣之礼本极简略。尝于无意中询知，岛人见其国主，实无拜跪之事”。因此“今既不能阻其入觐，而必令使臣行拜跪礼”，则将致“使臣未必遵依”而中国“于义无取” (8) 。在以觐见为主题的庙堂议论里，他第一次把外国人的道理认真地当成了一种道理。遂使“列圣”留给后人的“仪制”和“典章”，在另一种道理的比照之下都失掉了统括中外的笼罩力。稍后曾国藩复奏“预筹与外国修约事宜”，其间有一段也专门说到入觐，以为“既为敌国使臣，不必强以所难，庶可昭坦白而示优容”， (9) 就事论理之间表达的也是同一个意思。时当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在将军、督抚、大臣的群议里，左宗棠和曾国藩的意见并不占多数，更多的人精神上犹在“天朝”对“四裔”之中而未完全走出来。但与刚刚过去的道、咸两朝历史相比，他们的意见又已醒目地显示了一种正在到来的变化。七年之前，英法联军次第退出北京之后，主持议和的奕訢曾“会同留京王大臣等合词吁请”走逃热河的咸丰帝“回銮”。然而咸丰帝答以“览奏具见悃忱”而不肯为“吁请”所动。他怕的是与西方人见面：“然退兵后，而各国夷酋尚有驻京者，亲递国书一节，既未与该夷言明，难保不因朕回銮，再来饶舌。诸事既未妥协，设使朕率意回銮，夷人又来挟制，朕必将去而复返” (10) 。彼时和约已经签订而洋兵已经远走，然则咸丰帝的回答以“亲递国书”为“挟制”，使他既疑且惧的正是西人不肯遵中国的“仪制”和“典章”。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他已经没有力量用中国礼法控驭西方人，但作为从祖宗手中承接了“天朝体制”的中国君主，他又不甘心承受不入中国礼法控驭的西方人。中国虽然战败，而帝王仍在俯视西方。于是以此为阻格，在中国皇帝与西方使节之间，从而在热河与北京之间形成了一个和议已成而断裂依旧的僵局。一年之后，这个僵局最终因咸丰帝的身死而被打破，但从热河回到北京的却已是一口灵柩了。他始终在固守先人留下来的观念，因此，其生与死之间，比帝王意志更有力量的其实是历史留下来的回声。若以咸丰十年（1860）这一段庙堂里的历史为典型，则同治六年（1867）的章奏议论显然是在别开一种思维和理路。在这种思维和理路里，“均敌”和“敌国”所表达的都是对等和平等。当日士大夫中以自强为抱负而一身绾接中西的人们因之而能够脱出天朝体制，不再用俯视之态看西人。同治元年（1862）赫德过安庆，曾国藩受奕訢之嘱，亲自答拜“以示稍优”。彼时李鸿章初入上海，曾致书论此事，专门剖分“交接外人”的“礼节”之尊卑，而以“过于谦退”为谏。虽说彼时赫德已是中国政府的雇员，而李鸿章以中外分彼己，则首先是把他当成了一个彼族。其间的思维路向非常明白地还没有全脱旧日轨迹。曾国藩回信说：“鄙意求胜于洋，在中国官不要钱，兵不儿戏。不在税饷之盈拙，尤不在体制之崇卑”。他不能忘创巨痛深，因此他不能忘“求胜于洋”，而其着眼之处则已比“体制”更深了一层。在中国官场与外国远人之间，“体制之崇卑”曾经是一种反映中外之崇卑的东西，但当“体制之崇卑”已不能反映中外之崇卑之后，曾国藩宁可自己卸下架子。与李鸿章说“礼节”的那些道理相比，他的话无疑更切近于正在丕变的世务。因此李鸿章便成了受教的一方。 (11)
在这个过程里，曾经以犬羊说夷夏而又以夷夏比中西的中国人正在从实证中获得过去所没有的感知和认知，并一节一节地改变了历史留下来的成见。而后是久有的茫昧和懵懂随着成见的改变而日渐消退。在晚清的思想史里，这是一种前所未有，从而是一种新陈代谢。然而，当中国人开始不再以俯视西人为理所当然的时候，与之逆向而来并成为直接对比的，是曾经用暴力向中国人勒取平等和对等的西方人，却又在源源不绝地带入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明的蔑视与俯视。在中西交往的历史过程里，这一面同样引人注目。19世纪50年代英国人刚刚开始谋“修约”，外相巴麦尊（Palmerstor Lord）已把中国归于“半开化”里，在当日西方世界的标准里，便是指人的下等和文化的下等 (12) 。后来英法联军北上，一路随行而且参与了《天津条约》谈判的美国传教士兼外交官卫三畏（Williams，Samuel Wells）在当时的日记里说中国，所用的指称是“这个蒙昧的民族” (13) 。比之“半开化”，则“蒙昧”又更加等而下之。在他之后，还有第一任总税务司李泰国把已是自己雇主的中国人叫做“亚洲的野蛮人” (14) 。至60年代末，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劳文罗斯（Browne，J.Ross）以主张“强硬”得一时之名，而其立论的主题则常在于对中国的鄙薄：“事实上，中国与其他文明国家根本不是相等的国家；并且在优越者对待低劣者的关系上，必须是使用武力来使这个国家开放” (15) 。在其意中，显然是西人的一派蔑视又是可以直接召唤暴力和化作暴力的东西。在这些把独断作为判断的推论里，西方人笔下的“半开化”、“蒙昧”、“野蛮”，以及非文明和“低劣”，都是在把西方人的尺度作为度量四海之通则，以深深地睨视中国和整体上丑诋中国。在那个时候，最喜欢对中国作通盘论断的大半都是传教士与外交官，但就其对中国人的社会和中国人的历史文化犹在门外的认知程度来说，则由此表达出来的只能是一种自觉的傲慢和无端的傲慢，而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文明却因之而被置入了下等之中和开化之外。显见得贯穿于这种论断之中的，也是缺乏知性的懵懂和偏见。若就其同为懵懂和偏见而言，它们与中国人的夷夏之辨和夷夏之见无疑同属一类，而正在相似和相近之间。因此后来的历史评说常常把这一类东西称作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以明示其不能归入真理和真知的范围之内。但在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里，它们却曾经非常真实地成为一种外来的意志和群体的意志，并非常真实地影响着当日的中国人和西方人。70年代初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西华曾在一则报告里说：“在中国居留的洋人中间，占上风的倾向是在万国的天平上把中国人贬到很低的地位，说他们的智能低得可怜，谴责他们的道德标准，宣称他们死气沉沉，缺乏精力” (16) 。他写实地叙述了这种渺视与俯视在西方人中所据有的多数性。而与多数相呼应的，便是西人对于中国作渺视与俯视、评说和论断，常常要从官方文件、往来信函和私人日记中移到各色报纸里，变成彼时以舆论作公开的起伏鼓荡。时当60年代与70年代之交，英国的《标准报》曾说：“英国的优越性使它有权利和责任去管理较低的民族”，所以“千百万中国人民，急需女王政府给他们照亮通往进步的道路”。比之用贬辱丑诋在中西之间分出高低，这段话更进一层，又由高低之分而牵引出西方世界与中国之间的管理和被管理，并在“进步”的名义下把这种一厢情愿当作天经地义。之后香港的《孖刺新闻》沿着同一种逻辑发问说：“中国在什么时候才接受外国的统治呢？这好像是目前最大的问题，而不可避免的结果只是时间问题”。隔了几年之后，上海的西报带着更大的急迫再发问说：“把中国当作文明国家来对待这件事，我们还要忍耐多久呢？” (17) 这些议论众声喧哗，而其间的过度优越感不仅与臆想相表里，而且与贪欲相表里，显然都以缺乏理性中正和真实知识为前提，并因此而成为一种实际上的嚣凌喧哓。但当由此宣泄的意识变成四处流布的东西之后，西人的自负文明又常常会引出不可用常理相测度的轻薄和刻薄。70年代中期美国的《纽约时报》曾引“《伦敦时报》北京通讯员文章”评议中国的读书人，其中有一节描述会试场所，说是“看上去有点像个巨大的养猪场” (18) 。以猪圈譬文场，虽说描画的是建筑，而反照的则是与这种建筑对应的人，尤其特指中国的读书人。因此，其修辞之际的有心施辱是一目了然的。比这种以文字相轻侮更极端的，还有面对面的轻侮。同光之间任九江关道的沈保靖常与西国商人、外交官打交道，后来言之切齿地告诉别人：“西人侮辱中国官吏无所不至，面与伊言：九江道头上所顶者，乃是乌龟” (19) 。与《纽约时报》里的“养猪场”相比较，把“乌龟”用作垢辱之词，其恶意自然又更深了一层。而在与西方人直接过从交往的地方官中，当日有过这种经历的人肯定不会只止一个 (20) 。丑诋和垢辱，都是西方人在用自己的轻薄来表达自己对于中国人的刻薄。虽说他们自信据有的文明足以傲视野蛮，并自以为正在用文明傲视野蛮，但他们不知中国之贡院的由来和意义径以猪圈为譬；又徒见中国之顶戴不同于西国的章绶而以乌龟为譬，其恶意推比所凭借的大半都是不知不识。与中西交逢之初中国人眼见彼族以船为巢，而揣想其“两腿僵直，跳走不灵”，在圆颅方趾之外别成种类的自为演绎和直接推断相比，都同属没有理路的既悖且惑。然而此日之西人已居强势，其悖惑之中遂又多了一重悍气。比之文明以循理为常态，从这种没有理路的轻薄和刻薄里，常人所见到的便只能是一种与文明不相对称的粗陋和粗暴；一种见不到大智大慧的小智小慧。因此，时当中西杂错而华洋共处之日，两者都决定了西方人的文明又是一种中国人难以消受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