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与这种文化扞格同时发生而同样不可用历史经验作方比的，是源源而来的西方人以及他们伸手攫取的不止不息，正以其漫无边际而使昔日的“内中国而外夷狄”变成内外交杂混沌而无可界分。当奕訢在北京城里眼看着英法联军退回天津，纷纷南驶，并由此对比前代而发生感想的时候，冯桂芬身在洋人坌集的上海已见得更多，而由此筹想于中外之际也思之更远更深。因此，其时庙堂议论谋划夷务，犹以“杜其窥伺之渐” (24) 为愿想，而自冯桂芬看去，则西方人正在带来的那个世界已经是中国人摆脱不了的东西，并因之而是中国人无法“杜其窥伺”的东西。他曾大处着眼而言之透辟地说：
贼可灭，夷不可灭也。一夷灭，百夷不俱灭也；一夷灭，代以一夷，仍不灭也；一夷为一夷所灭，而一夷弥强，不如不灭也。盛衰倚伏之说，可就一夷言，不可就百夷言，此夷衰，彼夷盛，夷务仍自若。 (25)
他说的是一国有盛衰，而由“百夷”汇成的西方世界则始终长存于天地之间，从而始终长存于中国人的眼前和四周。而与这些不可摆脱的“百夷”连在一起的，则一定会是一种了无止境的迫来和逼入，从而是一种无从堵，也无从“杜”的“窥伺”。这个道理不久之后便以沿海沿江华洋交涉里的种种“彼族恃强要挟，在在皆可生衅” (26) 为实例，使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弄明白了。咸丰年间的那一场中外战争英法结成联军而来。英国和法国之所以能够结成联军，是前者以扩展通商为要务；后者为传播西教作护法。由于通商与传教成为战争中的意志，因此英法联军战胜之后，通商与传教都随之扬厉恢张而“恣意纵横” (27) ，成为60年代之后西方人在中国不断进取的意之所注和力之所注。这个过程在“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的同时，又以其水银泻地一样的无孔不入明了地显示了西方世界的不可摆脱和西人“窥伺”的不可摆脱。当日署理法国公使的伯洛内（Bellonnet，Clande Henri Marie）曾对中国人言之侃侃地说：“所有外国人到中国来有何可贪？亦不过通商、传教二件” (28) 。他以西方世界为常态以说明通商传教的惯行之而熟见之。但在此日的中国，则通商传教的自外而入始终是一种强入，并因之而始终是一种翻搅和惊扰。由此激成的动荡遂与之一路伴随而沤浪相逐，此起彼伏，在通商传教所到的地方，层层不息地起于东西南北之间，其中的人情物理皆别成一路而不能用中国人的老办法相对付，与“边患相寻”的“前代之事”作比较，尤见其全不相侔。而后是通商传教都成为中国人的艰难竭蹶。
通商传教成为艰难竭蹶，是因为两者始终都以具体的中国人和普通的中国人为对象。作为一个过程，通商和传教只能实现于这种和一个一个的个体交往之中。因此它们进入中国，便一定会不停地进入内地，进入社会，进入人群，走到中国人的生活空间里面，之后是通商传教都会与中国人的社会和生活交相缠结。咸丰末年张集馨署闽藩，已历数“花奇、佛兰、合众、吕宋、红毛、大西洋英吉利等国，来往贸易”于福州的人多势众。其间因商业上的往来所造成的“夷人与粤人相熟悉”，曾致彼族屡屡涉入闽人与粤人的争斗之中，演为“广商拖欠厘金，偷漏税课，官若绳之以法，夷人则出而左袒”，而“广人与漳、泉人争竞”，则“夷人又袒护广人，而漳、泉人不能心服，寻衅争竞，互有殴伤”。其中醒目例子，是“夷人借炮与广人，助其凶斗” (29) 。然后是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一片血腥。在这个例子里，西人因通商而入中国，又随贸易利益而卷到地方社会的恩怨之中。而且身入其间，逐利的远人便常常成了造祸患的人。而对于民间社会来说，则相比于打破锁国的门户和藩篱，这种因洋人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空间而造出来的乱象是一种切近的搅动，从而是一种更深入的搅动。庚申之变以后，通商口岸愈多，西人入华愈多，华洋杂处也愈多。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在奏议里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而西人之随处麕集游走，皆“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 (30) 。其言次之心不能宁和意不能平，正出于审视既久之后洞见利害而无可措手的焦灼。后一年薛福成“应诏陈言”，说的也是这个题目：“自古边塞之防，所备不过一隅，所患不过一国。今则西人于数万里重洋之外，飙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为亘古所未有，恃其诈力，要挟多端，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 (31) 。他用“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说事状，比李鸿章的“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更逼真而且更切入地写出了这个过程里的 纠结和无从控驭。在汉唐以来二千多年的“犹有中外界限”之后，是此日西方人走进中国人的生活空间之中，已经在实际上淹没旧垠，导致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没有界限。通商传教的西方人走进中国人的生活空间之中，其直接的意义与深层的意义，显然都在于一种远来的异态和无序走进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常态和有序之中。商人到中国来逐取物利，教士到中国来重造信仰，对于中国社会在历史中形成的，并因此而是中国人既有的和自有的经济结构与精神结构而言，则两者都是在用异态来改变常态，从而都是在用无序冲击有序。而逐取物利和重造信仰的没有限度，又会非常容易地使逐取物利和重造信仰演为“恃其诈力，要挟多端”，随之是通商传教都变成西方人对中国人的逼拶。因此，在西方人一路走来的同时，与之形影相随的常常是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的排拒和堵截。由于通商传教都以具体的中国人和普通的中国人为对象，是以逼入触发的排拒大半起于民间。然而其本性上的异态改变常态和无序冲击有序，却又一定会越出民间，注定要与守护常态与有序的地方权力相撞，并因其冲击而激出地方官的堵截，比之民间社会的骚动，其中又会更多一重士大夫的自觉意识。排拒与堵截产生于同一个源头，所以在当日的历史场景里两者往往声息相通而互为感应。夏燮作《中西纪事》，曾以其亲身经历记述同治初年士民打南昌教堂，赣抚沈葆桢引为大快，称道之曰：“夷人逞志于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报也”。然后以“办理不善之咎，我辈自任之，幸勿作缉捕论” (32) 为一身之担当。其心念中的道理显然与打教堂的士民是一样的。一年以后法国传教士由水路到南昌，途中遭遇“聚有多人，抛石迎击，且声言定要害命”，遂不得不掉头“折回九江”。在法国人的这一场来而复去里，一方的驱逐和另一方的被驱逐都实现于群聚一哄之中。但法国公使柏尔德密（Berthemy，Jules Francois Gustave）照会总理衙门，则非常明白地直指“滋事众人内实有该省沈（葆桢）巡抚所辖兵役等人，其为奉行巡抚之命可知” (33) 。以照会所提供的情节与夏燮记述的情节作比对，显见得当日发生在南昌的地方民众反西教，其群聚一哄的过程中和身背后一直有着地方官鲜明的个人意向。因此后来江西士人称颂沈葆桢，这一段历史便成为常被渲染的故事 (34) 。而士人以此称颂地方官，亦见地方官的意向正是当日士大夫共有的意向。因此，在沈葆桢以后，抚闽的丁日昌也卷入过这种排拒与堵截声息相通而互为感应的场面。光绪初年，福州乌石山英国教堂因“圈占公地”并“伤碍全省风水”而被当地人“焚毁。”福建的疆吏事后奏报朝廷说缘由，尤以“前抚臣丁日昌于交卸回籍时，拟以城外电线局空屋基地与之对换，议有头绪”，而洋人反复，又在山上“添造楼屋”为士民激怒之因果。但知悉内情的李鸿章彼时曾致书总署，说是当初丁日昌既与英国领事议“互换”，又特为“访出”当地举人之能够掀动一方者，“令具公呈陈诉妨碍”以期别成声势而用作挟迫。“原系多方设谋，不料事未办成，丁已去任”，而英国之领事“借词延宕”，英国之教士“更添盖洋楼”，遂使找来“具公呈”的人变作领头烧教堂的人。原本的一场筹划也因之走入了“初欲借绅禀以胁制洋人，继则贻口实以激成众怒” (35) 的局面。比之疆吏的奏报，李鸿章的信函显然为这个过程里的因果和本相提供了更多的真实性。虽然这个过程里的后半段不在“多方设谋”的预想之中，但这个过程里官与民的指臂相连而动则是非常明白而且非常典型的。在当日的中国，沈葆桢和丁日昌都是能识洋务而先脱否塞的人物。就这一面而言，他们比庚申之变以前中国人由单面看西方，并径直沿用旧法以作深闭固拒已经并不一样。因此“多方设谋”和“胁制洋人”之借用智术，正是在已脱旧日范例而又并无新则可循的时势里别出心裁而自成手段。其间的曲折显然反照了心长力绌下的侷促。然而这类别出心裁的自成手段又是一种非常个人化，并因此而不能不随个人为转移的权谋和权略，从而是一种全无法则可言的东西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用这种东西对付西方人，说明了他们心目中的西方人仍然不够十足的清晰。在这些场面里，全无法则是与知己而犹未真能知彼相对应的。因此，以沈葆桢和丁日昌为实例，可以看到：时当“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而致西方人不停地进入内地，进入社会，进入人群，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空间和地方社会的生存空间之际，正在辨识西方世界的那一代士大夫与之相迎于狭路，遂不得不在辨识尚未深入的同时，已不得不起而堵截西方人的“纷至沓来”和“盛气凌轹”，而后是应接之际便多见仓猝而生的各凭智术以成手段。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矛盾，因之是一种不可选择的矛盾，而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则那个时候的中西交通和中西交冲又正是实现于这种矛盾之中的。是以在南昌和福州之外，当日地方权力“唆使士民”、“唆使百姓” (36) 与阑入的外国人作节节相抵的事便常见于南北之间。其中最厉害的，是同治末年贵州巡抚田兴恕“屡次带兵攻击贵阳等处天主堂” (37) 。他以武人管地方，不甚留意于别出心裁以自成手段，举止遂多了一重兵气。其实以吏治而论，同治一朝言路论事，已常常举“军兴以来各省督抚因饷需不给”而“变更成例”，遂“违例征收，苛扰闾阎”，致“民不堪命”；以及听讼“徇情枉断”，致“小民负屈含冤，无从申诉” (38) 为大病。由此描画出来的民生和世情，正说明其时在官府和“士民”、“百姓”之间常多怨望丛积。所以，以此映衬这些在中西交冲里起于地方的事实，则这个时候官府与“士民”、“百姓”在排拒堵截之中的彼此因依和联为一体便格外引人注目。这种共有的敌忾因西人所到之处的地方不能太平而生，因此这种共有的敌忾之此起彼伏和绵延不绝，又写照了西人所到之处地方不能太平的程度。然而由地方应对西人，则排拒和堵截大半是从一地一事而起，也以一地一事为止。绵延不绝和此起彼伏的外观之下，其实都是一个一个不相连接的历史场景。而这种不相连接造成的时间上的有限性和空间上的有限性，又决定了它们只能成为中西交通和中西交冲里的局部、个别、一隅、片段，并因之而无从伸张和扩展。但在西方人带来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可摆脱之日，排拒和堵截虽起于一地一事，面对的却是出自那个世界，而旨在从整体上笼罩中国的意志。这种意志与暴力相表里，因此，在这种不相对称的颉颃里，局部、个别、一隅、片段都会引出那个世界中的“猖狓”和“鸱张”，并由此演为中西之间的“衅端”。若其间枝蔓旁生，由此及彼，还会导致“一国生事，诸国构煽” (39) 的合纵连横。“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之所以成为忧患，说的正是这种由排拒和堵截演为“衅端”的可怕。一个英国历史学家后来追叙19世纪60年代末期中英之间的错综关系，曾枚举“短期内发生”的“三桩事件”，以论述当日英国领事对付中国人的排拒堵截，多半喜欢用“炮舰政策”来表达利益和主张。其中一则说：
在台湾的台湾港一系列仇恨教会的攻击和当地道台没收了爱利士洋行的一船樟脑之后，吉必勋领事在女王陛下的舰船“阿尔吉琳号”和“巴斯塔得号”保护下，于1868年11月21日占领了当地的港口。这次占领即刻产生了效果，吉必勋不仅取得了损失的赔偿，而且还废除了樟脑的专利权。 (40)
三
同治末年，李鸿章说：“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无事则同居而异心，猜嫌既属难免；有警则我虞尔诈，措置更不易周” (49) 。奕訢说：“从古驭外之道，非扫穴犁庭，我诚有以制彼，即闭关却敌，使彼无以乘我”，而在庚申之变以后的中国是两者皆已无法做到 (50) 。他们说的都是西人的浸灌之不可杜塞和西人的缠绕之不可脱解。其意思正与冯桂芬说夷务的识断非常接近。但比之冯桂芬的旁观环视，则这些话出自他们积累的个人体验，又多了一层局中人备尝磨难之后的甘苦和愤郁。由于中国人不能用排拒堵截的办法立界限，把自己同西方人和他们带来的那个世界从空间上分隔开来，于是中国人便不能不在自己的土地上行步蹙促，与西方人的“纵横出入” (51) 艰难地比邻共处于咫尺之间。这种被李鸿章称作“同居而异心”的状态是西方人用两次战争锻造出来的，所以“同居而异心”的背后始终蹲伏着战争的阴影。然而就其历史内容而论，则是“同居而异心”对中国人所造成的影响比直接的，并因之而是有限度的战争更富广度与深度，这种广度和深度所展现的是一个没有间歇也没有尽头的过程；一个从内里影响和限制中国的过程；一个在侵蚀和抵拒的纷争中颠簸地延续的过程；从而是一个西方人拖着中国一步一步卷入世路动荡和社会变迁的过程。这些历史内容都在使中国脱出常轨，因此这些历史内容都是现世里的中国和传统中的中国所不能容纳的。但与西人比邻共处于咫尺之间，这些历史内容却又已不可逆转地与现世里的中国和传统中的中国连在一起了。对于那一代被强推硬拽着进入这个过程的中国人来说，由此形成的局蹐是一种真正的困境和深深的困境。随后，在越过了蔑视、愤怒、畏惧、痛恶和惊讶之后，是那一代人在深深的困境中产生和形成的深深的困境意识。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由“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对举作起讲，以筹议“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图” (52) 。他笔下的“变局”一词显然是从困境意识里派生出来的。次年奕譞作奏论，说“夷务为中原千古变局”；世铎作奏论，说“庚申以来”是“千古未有之变局” (53) 。这两个人彼时尚不在深究洋务之列，而瞻顾于中西之间，他们同李鸿章一样，用来作写照的也是同样的东西。此后王先谦论时务，以西国合纵“构难中土”为“千古未有之创局”，又以“千古未有之创局”为中国人的“智勇俱困之秋” (54) 。就其辞意所指，“创局”一词本义应当是与“变局”同归一类之内的。在这些人以外发议论而与之成为共鸣和群鸣的，还有李宗羲说的“千古未有之创局” (55) ；罗应旒说的“天地自然之运会至于今而一变其局” (56) ；曾纪泽说的“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 (57) ；薛福成说的“亘古未有之奇局” (58) ，等等。而郭嵩焘使西归来之后因事赋诗，则曾用“万国梯航成创局” (59) 作咏叹，以表达中西交往和交冲所造成的奇异。相比于他的同一辈人，其咏叹之中当然已多了一种个人的阅历。李鸿章、奕譞、世铎、王先谦、李宗羲、罗应旒、曾纪泽、薛福成和郭嵩焘分属亲王、疆吏、京官、候补道与出使大臣，其各自的见识和取向原本不尽一样，然而他们引以指称世相的“变局”、“创局”、“奇局”和“智勇俱困之秋”说的却是同一个意思。以“千古”、“亘古”、“数千年”、“五千年”和“天地自然之运会”为背景，其间的每一个词汇所映照的都是从未有过而正在发生的巨变和剧变。这是一种由西方人主宰而为中国人不识的巨变和剧变，因此，与之俱来而最为显目的便是那代人在困境里的周章和徊徨。薛福成曾有一段文字非常典型地写出了这种周章和徊徨笼罩下的心头潮动：
盖事变如此之棘，时局如此之艰，皆肇端于此数十年内。自开辟以来神圣之所缔造，文物之所弥纶，莫如中国。一旦欧洲强国四面环逼，此巢、燧、羲、轩之所不及料，尧、舜、周、孔之所不及防者。今欲以柔道应之，则启侮而意有难厌；以刚道应之，则召衅而力有难支；以旧法应之，则违时而势有所穷；以新法应之，则异地而俗有所隔。 (60)
这一段文字之所以典型，是因为这一段文字富有代表性地诠释了那代人心目中的“变局”、“创局”、“奇局”和“智勇俱困之秋”，从而富有代表性地诠释了当日困境意识的涵义所在和紧张所在。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此数十年内”，士大夫与彼族作往还，已历经了战争与议和，会剿与折冲，排拒堵截与排拒堵截之后的“收局匪易”，其中的每一段经历都有过挫顿和窘迫，同时是其中的每一段经历都获得了挫而后知和学而后知。挫而后知和学而后知都出于彼己之比，因此挫而后知和学而后知重心都在中西之比。然而以“巢、燧、羲、轩”和“尧、舜、周、孔”为典范与西人“环逼”下的中国相对比而说异同，则显然是中西之比的重心已移到了古今之比一面。这种从横看变为竖看的移易说明，在晚清中国的思想历史里，中国人的认识过程和认识逻辑是先作中西之比，后识古今之比。由中西而古今，是一个观念变为另一个观念。其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显示的是差异，而后者显示的是嬗递，就认识的程度和向度而言，这是一种深刻的变化。嬗递所内含的是历史的时序，因此，当“千古”、“亘古”、“数千年”、“五千年”和“天地自然之运会”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引来描述当时人心目中的巨变和剧变的时候，郁结于他们困境意识的深处，并通过这种困境意识而表现出来的，其实已是他们在屡经扞格之后获得的时代意识了。虽说当时初生的时代意识里还有许多朦胧和悬想，但由此提供的理路，却能够使中国人一步一步地识得中西之比里内涵着的古今之比，并因之而一步一步地识得中西之争的真义和要害皆在古今之异。而后，中国人不得不学着用古今之异来理解和应接中西之争，时人谓之“风会所趋，虽造化之奇，亦若听命于智巧之数，其不能不相随转移者，时也，势也” (61) 。然则以“相随转移”说世局，显见得正是在这种一程一程的理解和应接之中，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才得以惨淡经营而周延铺展；也正是在这种一程一程的理解和应接之中，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为古今之比所牵引，其追求自强的一路起伏同时又非常艰难地促成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开端。但时代意识与困境意识相表里，又十分明白地写照了这种逼扼下出现的近代化从一开始便是一种在张皇里移来的近代化。逼扼和移来都决定了晚清中国的近代化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因此，由近代化促成的中国社会新旧嬗递的漫漫长路将不仅会是多难的和崎岖的，并且会是扭曲的和变形的。而贯穿于其间的则始终是延续于人心中的周章与徊徨。
（2006年）
————————————————————
(1)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0页。
(2)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455，2497页。
(3) 《孟子正义》（下），第567页，中华书局1987年。
(4) ［美］泰勒·丹涅特著、姚曾廙译：《美国人在东亚》，第371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
(5)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八），第2674页。
(6)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第2521页。
(7) 《校邠庐抗议》，第5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8)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一，第20页。
(9) 《曾国藩全集·奏稿》（九），第5786页。
(10)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583—2584页。
(11)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上曾相》（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全集·书信》（五），第3396页。
(12) 《大不列颠和中国》，第15页。转引自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第226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
(13) 《卫三畏生平及书信》，第17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4)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41页。
(15)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81页。
(1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第五册，第50页，中华书局2000年。
(17)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78、111、152页。
(18) 《帝国的回忆》，第93页，三联书店2001年。
(19) 《苌楚斋随笔 续笔 三笔 四笔 五笔》上，第587页，中华书局1998年。
(20) 《苌楚斋随笔 续笔 三笔 四笔 五笔》上，第588页。
(21) 《洋务运动》（一），第42、371页。
(22) 《洋务运动》（二），第130、254页；《洋务运动》（四），第14页。
(23)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356页。
(24) 《洋务运动》（一），第16页。
(25) 《校邠庐抗议》，第52页。
(26)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
(27) 《洋务运动》（一），第118页。
(28)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553页。
(29) 《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98页。
(30)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
(31) 《薛福成选集》，第76页。
(32) 《中西纪事》，第261页，岳麓书社1988年。
(33)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380页。
(34) 欧阳昱：《见闻琐录》，第181—182页，岳麓书社1986年。
(35)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189、199页。
(36)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312、263、404、990页。
(37)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230页。
(38) 《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三，《请户部慎选司员疏》；卷八，《请勒限清理案件疏》，上海书店1985年。
(39) 《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三，《请户部慎选司员疏》，卷八，《请勒限清理案件疏》；《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
(40)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71页。
(41)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629—631页。
(42)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249—251页；《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71页。
(43) 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第531页；《清末教案》第一册，第742页。
(44)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246页。
(45)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758页。
(46)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265页。
(47) 《曾国藩全集·批牍》，第395页。
(48)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6997页。
(49)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
(50) 《洋务运动》（一），第104页。
(51)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653页。
(52)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
(53) 《洋务运动》（一），第116、118页。
(54) 《洋务运动》（一），第185页。
(55) 《洋务运动》（一），第76页。
(56) 《洋务运动》（一），第170页。
(57) 《曾纪泽遗集》，第135页，岳麓书社1983年。
(58) 《洋务运动》（一），第259页。
(59) 《郭嵩焘诗文集》，第693页，岳麓书社1984年。
(60) 《洋务运动》（一），第259页。
(61) 《洋务运动》（一），第71页。
19世纪后期中国的绅士和绅权
一
明代绅权盛于地方，江南尤甚。至清初则其势一窒而备受重创，缙绅之祸也先起于江南，而尤先起于三吴。
《哭庙纪略》说，顺治十七年（1660）“吴令任惟初到任，比征钱粮甚急”，责打追欠至鲜血淋漓，又复典守自盗。“当是时也，虽三尺童子皆怀不平。”由此形成的是一种地方社会与地方官之间的矛盾。次年顺治帝死，“哀诏至吴”，诸生百余人哭于文庙，哭庙虽以国丧为名义，而本意则在召聚，“于是相从而至者至于千余人，号呼而来，皆欲逐任知县者也”。清代以轻赋为祖宗家法，但此日则犹在家法未立之际。而江南承前代钱粮积重之后，沿用成法，便不得不先当新朝之重征。之后，官与绅之间的冲突遂由比征而起。而以绅抗官，这种由秀才领头反苛敛的做法，显然是前朝绅权留下的一种惯性。但此日之新朝已非前朝，因此迎头而来的是大吏捕治，“掳掠诸生万状”；且“承郑延平兵入沿江列郡之后”，地方官引这种自海路而来浸及江南的反清余波为由头任情荼毒，借端牵连以“傅会逆案”，一口气杀掉了苏州士子十八人。当祸之初起，疆吏奏告朝廷，尤以“县令虽微，亦系命官”和“身列青衿”竟“辄敢纠聚群凶”为哭庙一案里的要害 (1) ，其命意之所托皆在于摧残绅权而立官府之威。所以后来人看这段历史，曾归结为：“明代江南乡官势力最为横桀，而士子结纳干预，肆行无惮亦最甚。顺、康间哭庙案发，大受惩创，其锋渐敛” (2) 。这些话立论显然不喜绅权，但所说绅权经“哭庙案”辣手重挫之后归于衰落，则言之明切而因果厘然。当明清易代之日，朝廷和地方都立意摧残绅权，因此一路拳打脚踢而不肯收手，继“哭庙案”而起的，还有“奏销案”。《三冈识略》说：“江南赋役，百倍他省，而苏、杭尤重”。且“役外之征”与“杂派”又累累相积，致“旧赋未清，新饷已近，积逋常数十万”。迨顺治十八年（1661），遂起“奏销之祸”：
时司农告匮，始十年并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巡抚朱国治强愎自用，造欠册达部，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既而尽行褫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
其间昆山人叶方蔼顺治十六年（1659）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彼时正在做编修，而以“所欠一厘”革职。当日谓之“轩冕与杂犯同科，千金与一毫等罚”，同时的董含则顺治十八年中进士，顺治十八年遭斥革。“于是两江士绅得全者无几，有乡试中式而生员已革，且有中进士而举人已革”。而后是“仕籍、学校为之一空” (3) 。斥革之外，因罪名更重而“被逮”和被“提解”的士人则被成群押解行走于众目睽睽之下，“皆锒铛手梏拳，徒步赤日黄尘中”，使旁观的人看了心中“惊悸”不已 (4) 。这一场大狱虽以“奏销”为名，而由此致“衣冠扫地”于“鞭扑纷纷”之中，则非常明显地表达了朝廷和疆吏有意与绅衿和绅权为难的用心。时当易代之际，像这样一时凸起的国家权力与地方绅衿之间的紧张虽各有人物情节，但种种被称作“案”和“祸”的风波既已一见再见，并牵动疆吏和发为朝旨，则其间之因果所反照的便是一种治天下的既定走势和普遍走势。因此，摧折绅权虽先起于江南，而一定不会仅止于江南。一则后来的墓志追记当日时事，曾列述：“蒙城、怀远、天长、盱眙四县子矜逋赋者各百余人，令咸速之狱，狱隘，诸生无置足地”。这四个地方都不在清代苏抚的辖境之内。而《景船斋杂记》则记载说：“顺治辛丑八月，遂起奏销之祸，罪及孔氏”。孔家在曲阜，然则这里的“奏销之祸”应当对应于山东。此外，卷进了那个漩涡之中而有姓名可以考稽的还有浙江的士人 (5) 。所以历史学家孟森后来总论之曰：“是时盖各省皆厉行此事，特苏抚为最酷耳” (6) 。在“各省皆厉行此事”里，当然有着一种庙堂里的意志。因此，与这一类兴大狱作摧残的办法相匹配的，还有顺治八年（1651）礼部题准“各提学官督率教官，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因而起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 (7) ；顺治九年（1652）朝廷立卧碑于各省学宫，明示“生员不可干求官长，结交势要”，“不许干与他人词讼”，以及“凡有司官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等等 (8) 。至顺治十七年（1660），朝旨又以天下士人为对象而重申“妄立社名，纠众盟会”之禁 (9) 。这些在国家权力的名义下推行的制度化管制和衔勒，都是意在把地方士绅与地方公务隔离开来，并使个体的绅士不能成为集群的绅士。随后，在将近二百年的漫长岁月里，是“承平久，官益尊” (10) ，而作为地方社会里的一种既存的力量，不同于编户齐民的缙绅先生们则在前朝的“横桀”之后丧失了足以干预公事的心力和臂力，他们在二百多年里大半都活得非常安静。
二
作为国家权力和国家意志，朝廷和地方官在本性上都不喜欢绅权。然而当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起广西，并以其席卷之势演为旷日持久的一场内战之后，天下的“承平”和地方的“承平”便被漫延的兵祸节节打碎。随之而来的乱世动荡无序，已使“官益尊”难以为继。于是当烽火连天之际，治天下的法度又一变而为“练兵筹饷，日不暇给，疆臣节帅，握吐求贤”，官与绅之间的距离因官员向绅士的俯趋而变得越来越近。而后“缙绅先生咸出而相助为理。向所谓仰望林泉者，亦复手扳脚靴，随班听鼓” (11) 。在二百年压抑绅权之后，此日已是地方官在兵事和饷事交相困迫之下心长力绌而无以为计，并因无以为计而不得不借助于地方社会里为民间所熟识，并因之而得民间之信从的绅士。然而借助总是借重，这个过程同时又在把这些本被隔离于地方公事之外的人引入到地方公事里来。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久在湖南的朱克敬曾说张亮基、骆秉章先后抚湘，“练兵、转饷、防寇多参用士人，事皆办，由是湖南名闻天下” (12) 。他所说的“士人”应当都是未入仕路的“绅衿”。另一个本籍常熟的士人记叙内战初息之后的江南吏治，说是“常令王庆元年登耄耋，素不风烈，昭令梁蒲桂初任，物色民情，毫不省察，一切词讼，悉由局董作主”。他所说的“局董”都是帮着地方官在办“善后”的绅士。因此其时又有“克复江阴”之后，“局中遣绅士”多人“清理城邑”的记载 (13) 。在那代人留下来的著作里还有一种记述，说钱塘人丁松生于“杭垣克复”之后，“一切抚恤善后事宜”一身主之，“大吏倚如左右手”。布政使蒋益澧至尊称为“大秀才” (14) 。比之江南的一县一邑，他所参与的地方公事都在省城，局面显然是愈见恢宏。这个过程绵延多年，使官和绅各自都变得日益不同，与顺治朝的地方官在摧折绅权里汇成一种可见的普遍性一样，咸丰朝和同治朝的地方官都在借助与借重于邑绅，从而都在将植根于地方的绅权重新扶了起来。他们汇成了另一种普遍性，以至于巡抚一省而久经内战的胡林翼总谓之曰“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而有为” (15) 。然则地方官扶植了绅权，在其背后和深处，正是内战扶植了绅权。
与这种内战扶植了绅权的过程相伴随的，同时是内战又在造出数目更多的绅衿。同治初年曾国藩作《徽宁池三属捐助军饷续请广额折》，以“皖南数属，仍岁构兵”，而“该绅民等蒿目时艰，捐资助饷。徽、宁、池三府甲于通省，徽州一府尤甲于皖南”为充足理由，“吁恳天恩敕部查议，加广文武乡试中额、文武学额”，以“作士气而资激劝” (16) 。在清代的国家制度里，各省的“乡试中额”和府、州、县的“学额”是一地有一地之数，并且每个地方的额度都是一个既定之数和固定之数，既定和固定都是数量上的限度。前一种“额”关乎举人，后一种“额”关乎生员，因此“广额”是在用突破旧章限制的办法制造出更多的举人和秀才。而以“作士气”和“资激劝”为此中之道理，则说明了更多的举人和秀才始终是同更多的“捐资助饷”连在一起的，从而是同内战在时间上的长度和空间上的广度连在一起的。所以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再作奏折，陈述粤省厘金“两年以来专济三江之饷”，以解军中困乏而“为利甚厚”，为广东请加“文武乡试永远定额四名” (17) 。与这种因地方和民间的“捐资助饷”而得到的“广额”比，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作《湖广水师欠饷请广学额折》，则由历年以来“湖广督标水师两营”应得而未得的“积久饷银，各哨勇情殷报效”，请“加广长沙县学额”已是另属一种路数 (18) 。在李鸿章代“湖广督标水师”所作的陈述里，是出自湘军一系的“各哨勇”成了吁恳的主体。他们情愿放弃朝廷欠他们的银子，为自己籍贯所在的地方换来几个额外的秀才。以当日的社会观念为尺度，这是一种造福乡邦和嘉惠士林的功德。因此久战之后军中既多积欠，又难讨积欠，淮军里的将帅也在“皆以欠饷报效，各加广本县学额文武各数名不等” (19) ，期能以这些应当得到而到不了手的银子，向朝廷换回一点本乡本土读书人的功名。除了这种出自军营的奏疏之外，当时的记述里又有“同治时军兴，马多乏食，江南府县绅民，有请输马草捐以广学额者，鲍花潭学使奏其事，朝旨嘉允焉。然由是江南秀才骤增十之一” (20) 的故事。这个故事里广学额的主动一方则是“绅民”，而“马草捐”也因之而成了一种自觉的交易。“捐输”出自地方，“报效”出自军营，由此形成的则是一个“广额”复“广额”的不断层积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直接促成的正是中国人口中获得功名的数目长在不断地增多之中。据后来的一种大约估计，与内战之前有功名的人数相比，时至光绪一朝，仅生员一类已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 (21) 。与之对应而形成的人群，已不能不算是济济多士。但在晚清中国，像这样因“广额”而增加的功名不仅仅是一种多出来的数量，由此牵动士林和士风，则随同数量而来的还有种种不在预想之内的时弊与时病。同治年间论时务的奏议已说因“捐输”而“加广中额、学额”，是“施恩”太过“浩荡”：
窃思一省之大，人才之多，三年一试，中额犹无虑滥竽也。至一州一县文风本有不齐，三年两试，学臣照额进取，敷衍充数，势所必至。夫秀才为多士出身之始，乃以文理浅陋者滥厕其间，人才固不足观，人品尤不可问。 (22)
这些话非议“广额”，担忧的是数量过多之后，则所取之士很容易等而下之，变得士不像士，而其所论犹统而言之。作为一个可以匹配的实例，俞樾在自己的随笔里曾记叙“戊辰之春”亲见于潜令谒知府，面陈“本县止童生二人，其一甫学作起讲，未成篇；其一在乡间开酒店，农事尚早，饮酒人多，不克分身”，请将原本定于二月的县试移到“三四月间”。于潜一县童生之少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于潜一县童生之少，又说明了长久内战之后读书人的数量已远非昔日之比，因此县试虽属国家功令，也不得不由主试的一方延迟试期以将就被试的一方。而后是“是岁，此二人者皆入学”。他慨乎言之曰：“举此一端，学校之失之太易，亦可见矣” (23) 。然则战争使读书的人更少而“广额”使进学的人更多，“人才固不足观”正是这样形成的。至光绪朝张之洞作湖北学政，所见已是“近年楚省加广学额，往往一学进额两倍原数”，以至“一州县所取动至六十之多”，这些文字见之奏议，便具体地提供了一个地域性的士人社会因“广额”而造成的异乎寻常的规模失度。后来他作四川学政，举其见所见和闻所闻，又沿着同一个题目再讲下去，由“川省近年诸生太多”并且“愈多愈贫”说到“川省人心浮动，狱讼繁多”，而“大凡产业公局唆讼诈财之案，必有文生在内；烧香结盟，聚众滋事之案，必有武生在内” (24) 。在这些场面里，士风之坏和世风之坏是牵连在一起的，而士风之坏和世风之坏又是同“川省近年诸生太多”连在一起的。因数量的扩张而放进秀才群里的人物大半没有读书人的静气，然则“广额”之下的“人品尤不可问”亦因此而历历可见。十多年的内战之中和内战过去之后，“加广”的学额都在化为府学、州学、县学中累积而递增的人数。但乡试中额的“加广”已相比而极少，进士及第的数目则从来不在“加广”之列。于是生员益多，进取益难，这些在“文风日薄，士习日嚣” (25) 中获得了功名的士人不能沿仕路远走，便大半都会就地生根，化入地方社会的缙绅群里。随后常常可以见到“甫博一衿”已在“长揖县衙，夤缘公事” (26) 的急迫相。他们以躁动为自己的存在方式，因此，在旁观的眼里，他们显然不会带来地方的安静。而就19世纪后期的历史变迁而言，当原本蛰伏的绅权在内战中被扶植而得以伸张的时候，这些随“广额”而增多的缙绅产出于同一个过程里，便从一开始已经编入了绅权之中。而同时被一起编入绅权之中的，一定还会有这种“人才固不足观”和“人品尤不可问”。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不仅会成为绅权中增多的数量，而且会成为绅权中增多的力量。
三
地方官代表的是国家权力，因此，晚清社会里这种由地方官扶植起来的绅权从一开始就历史地附着于国家权力。然而就其本性而言，绅权又是一种出自地方而且生于地方，并因之而与地方利益和局部利益紧相系结的东西，所以，就这一面而言，绅权其实天然地不同于国家权力。两者之间的差异决定了两者常常不能完全汇融叠合，并因之决定了能够与地方官合作的绅权，同时还会有地方官的手掌罩不住的一面，从而还会有不能与地方官合作的一面。光绪三年（1877）广西“西林县绅士具一信函，呈交西林县知县”，又由知县递交教士，“函内言县主与教士所商拟各条，我等不能允准，以后永不许在本县境内传习天主教”，并明言“若有人奉习天主教，全家诛灭” (31) 。在这段文字中，能够与教士“商拟各条”的“县主”应当是指西林的地方官。而“我等不能允准”，则显见得是出自绅权的一种不肯合作。在“县主”的头上，是朝廷与外国的约章，在“西林县绅士”的背后，是地方社会里的利益所在和地方社会里的人心所趋。当这两面合不拢来的时候，绅权便只能代表地方社会，同时是绅权与官家权力分成两段。这一类扞格在过去的二百多年间不会常见于地方官办公事的过程之中，但随绅权在内战之后的步步伸张，绅士的声音已能自成一路，并常常会起于地方而惊动远近，并因此而成为一种朝廷管天下之际不可漠漠然视之的东西。光绪十五年（1889）“奏准开办卢沟桥汉口铁路”，当时的诏旨中曾专门列入一段话，申说“创始之始，难免群疑，著直隶、湖北、河南各督抚，剀切出示，晓谕绅民，毋得阻挠滋事” (32) 。铁路穿过的区域都是地方社会之所在，除了管地方的国家权力，那里还有能够影响“绅”与“民”，并使之呼应汇聚以示迎拒的绅权。在“绅民”这个总称里，具有自主性和主动性的总是不同于编户齐民的绅士，而“群疑”一经产生，绅士便天然地会成为煽扬者和表达者。诏旨于此特为关注，正说明了朝廷对于地方绅士这种另成一路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已是深知之而熟视之，所以铁路犹未开办便先作提撕，预防风波因此而起。铁路容易致“群疑”，与铁路相类似的，还有电线（电报）、矿务等等同样属于在洋务的名义下引进中国，并伸入了地方社会的东西。伸入的东西总是陌生的东西，所以它们也常常会在那里碰到民间的“群疑”，以及为“群疑”所依托的正在伸张的绅权。同治十二年（1873）“上海奸商于直隶李伯相处禀请在句容、丹徒两县开煤矿”，便直接导致了地方绅士作“公致两江制府书”以倾力抵制。在这场局部性的冲突里，被称作“奸商”的那一方因为李鸿章的撑持而得到了一种官家权力，并因之而能够以“官开”为谋想中的煤矿立名目。但代表了地方社会的一方则援引“宁、镇两府士子聚试于此，闻此消息，讹言日起，人心惶惶”以叙述四下之不宁，并举“深恐别滋事端”为更深一层的忧思和危惧。随后由“某等谊关桑梓”起讲，标示绅士涉入地方事务的天经地义和不肯多让，亟言“开江南之山”的“十不可”。在“十不可”里列出来的是许多道理，然而比道理更有说服力的其实还是绅士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当日李宗羲作两江总督，正是被敬称作“制府”的那个人，他在致李鸿章的信里说：“江南绅民佥谓自汉以来二千余年并无采煤之事，不免少见多怪”。然则“两江制府”以“少见多怪”总评“江南绅民”所作的“公致两江制府书”，正说明以其籍隶四川开县而有着见过“本省业此者甚多”的阅历，李宗羲并不真信挖煤会变动风水地脉而造成地方的大患。但“现在宁、镇考生云集，闻有此举，无不骇诧”则不能不当真，这种来自士子的“骇诧”表现了地方的惊动，若惊动不止而成嚣动，则使他所直面相对的已会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他称之为“居是邦者，固不可为浮议所摇，而舆情似不能不顺”。因此本来见惯挖煤的李宗羲不得不以“区区之意，尚拟与公酌之”的方式对“直隶李伯相处”表达异议 (33) 。地方社会的“舆情”归绅士所有，而斯时又正在化作风波。身为两江总督，他与这种东西的距离比远在直隶的李鸿章更近，对于由此将会引出的“别滋事端”也不能不更多忧心，所以他宁愿与李鸿章商量，非常婉转地请求后者高抬贵手，放过江南的这一点矿利。忧心“事端”便是忧心绅权，而后是地方的绅权制止了外来人的“官开煤矿”。作为一种对比，是光绪十七年（1891）湖南澧州立电线杆引来“团民”聚众殴打焚烧，而彼时地方的绅权已站在洋务一面，因此在那一场骚乱里，城乡绅士曾出而维持，帮着官府作“明白晓谕”，群聚的“团民”遂在“旋即解散” (34) 之后风平浪静，兴不起一点余波。同治年间的江苏和光绪年间的湖南表现了外来的物事进入地方社会的两种场面和两种结局。而调度于其间的则是同一群人物的不同向背。官府虽然据有国家权力，但两种场面和两种结局都说明，事涉地方和事涉大众，国家权力的伸张程度常常要以绅权为转移。然则以内战之后的这些具体事实比内战之前的旧日缙绅，已可以明白地看到，被扶植起来的绅权同时又是一种能够自我廓展而且正在自我廓展之中的东西。这个过程造成了地方权力结构中的消长和倾斜，所以这个过程一定会影响当时和后来的社会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