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看清楚了。”年轻人长时间盯着，忽然捂住鼓起的嘴躬身跑开。我甚至看见泪水倾斜着滴向地面。看守高耸眉毛，睁大眼看我：“早说了不要看，有什么好看的。”他拉上裹尸布，这样她便只剩一个轮廓了。
我一直走到殡仪馆外。年轻人蹲在路边，已呕吐干净，不过指头仍按在地上，手臂不停地抖。我拍拍他，他转过头来，眼泪像伤口的血不停涌出。我完全理解这种痛苦。“不要难过，你毕竟来看过她。”我说。
他动动嘴角。
我扶起他缓慢地走。他回头望着殡仪馆。“我带你去漱口，”我说，“只是去漱漱口。”我们来到小卖部，我让他扑在柜台边，买了一瓶矿泉水。我说：“走，我们出去漱漱口。”但他好像睡着了。我用力拉，他反应过来，跟着走出来。他漱口的动作十分机械，好像老人在咀嚼什么食物。一辆挂满尘土的桑塔纳驰来，路过我们时猛然转弯，差点剐蹭到我们。
它停在殡仪馆门口。
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从驾驶室钻出来，匆匆走进馆内。他穿着棕色夹克以及肥胖人才穿的松松垮垮的牛仔裤，屁股后挂着一串钥匙。不久，从后座钻出一位矮个儿妇女。她穿黑色礼服、黑色裤子、黑色平底皮鞋，右臂用别针别着一块黑纱，手里还捏着一块黑纱。她挎着黑色的包，像鸭子追赶着前边的男人。
“我们进去。”暮色将至，年轻人才说。我感觉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并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一个女孩死掉了，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但他终于醒悟过来，又哭上了。我扶着他走进馆内。现在温度是这么低，大厅阴凉，看守拖着水泥地面。他对我们说：“我真搞不懂。”
“您辛苦了。”我说。
看守在一块已很干净的地方来回拖了一阵子，示意我们坐到东边那排椅子上。这样我便能看见坐在西边的那对男女。不像我们这边—年轻人正靠着我说着呓语—他们分开坐着，隔两个座位，不停争吵。他们吵得越来越凶，声音嗡嗡地飘浮，弄得大家头昏脑涨。
“吵什么？”看守将拖把重重蹾在地上。男子抬起头，而女人掏出手帕抽泣。有时哭得欢快了，她便停住，用食指和拇指冷静地擤出鼻涕。看守躬下身继续拖地。我觉得是过度的无聊摧垮了他，使他将地板当成反复擦拭的艺术品。
我看见男子里头穿着暗红色T恤，手戴金戒指。他一会儿揉搓头发，一会儿抓痒。他将放在空椅上的黑纱别到胳膊上，转过头对女人说：“我戴着了，我知道这不光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的女儿。”然后他看表，问：“还要多久？”看守继续拖地。“你就这么急？”女人说。男人盯着她，眼露凶光：“要不是在这里，我早揍死你了。”不过在一阵沉默过去后，男人眼眶却红了，鼻下也挂出鼻涕。
“我只有你这一个女儿啊。”他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从口袋里摸出烟盒，将烟抖出来叼到嘴上。他又摸出火机点燃它。他一边咳一边抽烟，眼泪都滴在烟卷上了。
“请熄掉你的烟。”看守说。
“熄在哪里？”男人望望地面、座椅以及摆放着各式骨灰瓮的橱柜。看守继续拖地，看起来要收尾了。男人歪斜着脑袋，阴沉沉地看他，非常用力地吸了一口。“我跟你说了，公共场所不许抽烟。”就是我怀里的年轻人也被这声咆哮吓坏了。看守气势汹汹地走过去。
“不许就不许，你说话就不能客气点？”
“你不懂公共场所不许抽烟的吗？”
“你客气点说不行吗？我得罪你了吗？”
“你没得罪。”
看守走到他面前，继续说：“你没得罪，要抽的话，请出去抽行吗？”男人一只手揉搓着眼窝，另一只手仍然夹着烟卷，烟灰积得老长，不久掉落在地。看守的眼光跟着落向地面。“我就是抽了，你能怎么样？”男人说。
“怎么样？”
就是看守自己大概也没想到，他抽了男人一耳光。这下子热闹了，男人挺身而起，将骨瘦如柴的看守拎起来。“你知不知道，这里烧的是我唯一的女儿，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她被烧了，你知不知道？”他猛击着看守脸部，“你知不知道？”
看守大喊大叫。男人望了一圈四周，将他丢下来，踢了一脚，“去你妈的。”然后男人取下钥匙串，大步走向门外。我先是听见桑塔纳啾啾地叫起来，接着听见车门被嘭地关上、发动机启动，后来是车辆转弯时轮胎与地面发出急剧摩擦的声音。他逃了。
女人坐着发抖。看守爬起来时，她说：“我跟他没关系，他早就不是我的丈夫了。”看守盯着她，她便朝后退缩。随后，一个穿白色阻燃工服的工人提着铲子赶来。她重复了那句话。那铲子冒着烟，可以想象，它刚取出时一定被烧得通红，现在灰扑扑的。我记得铲子上曾滴下一滴黏稠物，就像塑料被燃烧时会滴下的那样。接着女人又说了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惊醒了年轻人。他笔直地站起来，反复捏紧拳头，朝大厅后头的火化间走去。在我赶到前，他直通通跪在地上，双手展开，胡言乱语起来。我想他是在哀求，不要将一个已经死去的女孩再弄得尸骨无存，尽管这无法避免，我还是盼望着不要就这样一下子将她烧个干净。
他的脸上像是有人在一盆盆地泼水。我他妈的也要哭了。那个女人，也就是死者的妈妈说：“春天，是你爹让你这样的啊。”
她一直在咕哝：“每一次都是我来揩屁股。没有一次不是。你为这个女儿负过什么责？你负责都负到哪里去了？你算准了我，你知道我心软，知道把春天丢在马路边一个人走掉，我就一定会去把她抱回来。你真狠心啊。但是春天又不是我一个人生的。你这做爹的难道半点责任也不该负？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来给你揩屁股？我难道天生是你的用人？”
在看守和工人跑向领导办公室后，这个穿着黑色礼服、黑色裤子、黑色平底皮鞋，别着黑纱，像一只黑鸭子的妈妈，步履蹒跚但内心坚定地走出去，追随她前夫的脚步。她边走边说：“说什么我也不回来。我受够了，早就受够了。我决定了，你不回来我也不回来，你以为我回来，我就不回来，我看是谁回来，看是谁更狠心。你随她怎么样，我也随她怎么样，我看是谁回来。”
二
他掏出一张不足三十字的介绍信。看格式原是开给看守所的，现改写成给殡仪馆了。在填写探视理由处，警官画了个斜杠。这里最好能写上具体内容，比如“协助调查采访”，他面露难色。“这就够了，”警官说，“我们这里还没开过这样的介绍信。”
他用了两天来解决此事。打电话给自己报社的记者，让他们帮忙联系这座城市的政法口记者，再由后者联系这边公安局熟人。一环比一环疏远。他得到这边记者的承诺，说马上，却从上午等到下午。最终他闯进报社，喊叫着记者的名字。
“没看到我正在忙吗？”对方说。
“我只是着急去看一下，兄弟，”他越说越缓和，“她是我女朋友，是我女人。”
“你看分局那边也快下班了。”
在等待时，他想：实在不行，就将汽油倒在停车场角落的废弃灵车上，反正仅有的一只轮胎也瘪了。车内锈迹斑斑，塞满湿润的木条。将这些木条点燃，让它们冒出浓烟，然后在他们赶出来时，潜入殡仪馆。这办法并不明智，还不如手持木棍，将他们逐一打翻。
当他第一次走进殡仪馆时，看守拦住他：“你怎么搞的？”他看见自己的鞋在刚拖过的地面上留下印迹。“你要干吗？”看守说。
“我来看我的女人，她死了。”
“运来多少天了？”
“应该有七八天。”
“带户口本了吗？”
“没。”
“结婚证呢？”
“我们没结婚。”
“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她男人？”
“我就是她男人。”
“那我也是。”
看守接着说：“你总得有个证明。”
“我骗你干吗？到现在我还没看她一眼呢。”
“每个人都这么说，都说自己是死者的亲朋好友。但你不觉得殡仪馆也是个单位吗？你们想来就来，就走就走，难道就不应该对它讲点规矩吗？”
“你看这里一个人也没有。”
“这是规矩。”
“您行行好。”
“我为什么要行好？我在这里上班，干的就是这事。我得保证死人不受打扰。”
“她真的是我女人。”
“没有人不是这样说的。”
“你知不知道，我在这世上爱着的只有她，我见不到她，就活不下去。我活不下去，你也别想。”他从钱包里先后掏出两张钱，哀望着看守，可看守将手插进裤兜头也不回地走掉了。后来看守又提着拖把回来，在年轻人脚下拖来拖去。
“我没工夫和你玩什么柔情。”看守说。
“我是记者，”他想了很久，说，“我有权对她的死因进行调查。”
“刚才你不是说你是她男人吗？”
“我是记者，同时是她男人。”
“那你的记者证呢？”
“没带。”
“走开。”
他掏出这张不足三十字的介绍信，递给我看：“我也不知道这个行不行。我是顺道来向您告别的，您是好人。”
“你要先休息下，你可以到我家休息。”
“来不及了。”
“那我陪你去，我反正也没什么事。”
“我得感谢您，但这事最好还是我一人去干。我应该怎样向您表达我的拒绝呢？我得感谢您，您是好人。”他显得为难。“我终归也是要去送她一程的。”我说，然后搂住他肩膀，走向车库。我载着他朝西郊行驶。下午的阳光射向车窗，他迷糊起来。他睡得很少，即使有时间睡，脑子里也应该交织着种种噩梦。不久他果然醒来，问：“到哪儿了？”
“还早。”
“我一定睡了很久。”
然后他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最终，一根冒着烟的大烟囱进入视野。“就是那儿。”他说。我们便开到烟囱下的殡仪馆。它的门前有着龟裂的水泥停车场以及一座狭小的花坛，摆着两排塑料花盆，里头都是塑料菊花。
看守穿着仪仗队式样的制服，一身洁白，包括皮鞋和手套，只有肩章和袖口的缀条是红的。他弹着裤缝，看着我们走来。年轻人拿出中华烟，很久才知道怎么拆开封条。他将过滤嘴都捉皱了，说：“师傅抽根烟。”看守将手抬到唇前，摆了一下：“不抽。”他确实很该死。
“您看看。”
看守接过介绍信，背过身，就着阳光研究。这时，年轻人攥紧右拳，将它提到胸前，准备给看守的后脑勺一击。我扯他的衣角，却是让他更加愤怒。他等待着，直到看守招招手，说：“你们也知道，我也是按规章办事，规章规定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我说“是啊是啊”。
我们跟着往里走。进门前，看守说：“擦干净。”我们便在一块红色门垫上来回擦鞋底。年轻人一直沉浸在自我赋予的勇气中，可一进到这巨大而安静的大厅，人便发软，苍白的脸上渗出许多汗珠来。
看守领着我们穿过大厅来到领导办公室。一位戴眼镜的男子正在看报，介绍信递过去后，他看也没看便签了字。然后我们回到大厅，从西北侧小门走出去。路的尽头是火化间，据说那里的化尸炉泛着银光，像面包烤箱排列整齐。停尸房在通往火化间的路途中间，左边连着冷库。“制冷坏了，修了几次没修好。因此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她化掉。唉，到时候可能还要切开尸体，否则会爆掉。”看守说。
年轻人停在那儿走不动了。
“你非得要看。”看守说。
年轻人喘着气，深呼吸好几次，才继续走动。看守推开装着毛玻璃的门，一股浓烈的福尔马林气味冲过来。房内摆着十来张铁床，有几张盖着裹尸布，显现出尸身的轮廓。墙角则起了一圈半尺高的青苔。有尸体的地方，植被茂盛，我想到这个。看守径直走向其中一具，像魔术师一样拎起白布一角，说：“你们真的要看吗？”
年轻人极为认真地点了点头。
看守缓缓揭开裹尸布。哦，现在想起来还是犯恶心。春天躺着，肿胀了一倍，肚皮却瘪了，从上衣缝隙露出解剖后粗枝大叶的缝针痕迹；那皮肤一部分呈褐色，一部分发黑，像是豆腐起了霉斑；只有脸部还稍微保留住一些往昔的影子，但是大耳扩腮，眼球暴突，嘴唇肿胀外翻，露出岩尖般的牙齿。我的脸皱成一团，眼睛痛苦地闭上，我已经为这具尸身严重吐过一次。年轻人一直硬站着。看守问他：“看见了吗？”
“看见了。”
“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三
我走进小区里我的家。电梯在四层开启，一个年轻人蹲在对面墙角。他迎着我的眼光，想说话，却自我劝止了。我走过去，打开自家房门，听到细微响动，是他站直了。我转过头来看。他的嘴唇再度开启，再度抿了下去，像好不容易支起的帐篷一下扑倒在地。
“有什么事？”我说。
“请问是陈先生吗？”
“我身体不舒服，不接受你们谁的采访。”我关上门。一会儿，响起敲门声，我拉开门吼道：“够了，朋友，我说够了。”
“我是春天以前的男朋友。”他说。
“什么？”
“我是春天以前的男人。”
“你有什么事？”
“我想看她有什么遗物留在这里没有？”
他不争气地流出了很多眼泪。我则在等待一种叫恍然大悟的东西，就是这个人，就是他啊。他说：“说起来都是因为我。”可我觉得不是这回事，他应该具有让女人崇拜的危险面容以及冷漠残忍的脾性，可他无论是面相还是举止都显得过于老实。只有额头一块不大的疤痕似乎证明他还有过暴力经验，而我宁愿相信他是挨揍的。
“进来吧。”我说。
他匆促致谢，躬下身去解鞋带，被我制止。我去那间小卧室取了遗物，发现他还留在门口。“我是在报上看到消息赶来的，没想到她死了。”他说。
“炒作一阵子了，本来是自杀，非说他杀。”
“我知道。”
“春天也不是什么小姐。”
“嗯，说起来是我害了她。”
“别这样。”
我想我终归还是与人为善的，便缓和口气：“我一直没给外人看过，你坐。”他鞠躬着接过去。在那本《茶花女》的扉页上，有一行字：
玛格丽特对春天惭愧。
他一见到此，便像罪犯在铁证面前表现的那样，猛然栽下头。这是当日他的笔迹，稚嫩、自信而草率，在爱情的冲动里迷信对方是唯一。现在他穿过时间之河，有大量的结果可以用来校验当初的赞唱与誓言。而他即将打开的日记本，每一页都被圆珠笔画了大叉，有的已划破，我们仿佛还能看见春天当初歇斯底里的举动。我走到厨房倒水，年轻人则在不停翻日记本，最终他抱紧自己的头，抽泣起来。我看见他的背部微微颤抖，接着肩膀、胳膊和衣服也明显耸动起来，仿佛整个身躯都参与了这场哭泣。
春天这样写：
我找不到谁说话。我想了所有人，没一个合适。也许不是合适，而是没人愿意来听。我快要死了。我都要死了，他们还在问：“你怎样了？要不要喝点热水？”你也不在。即使你在，你也会狠心走开。我不可能再相信你。我病得快死了。我会死在没人要的野外，总是下雨，下了很多天，我的尸体都湿透了，你们也不会来。我不在你们的名单里。我活该这样。你们没一个会同情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们没有一个人在乎我。我算什么东西。
除开这些，整本日记留下的便全是一个被迫害妄想症患者的胡言乱语了。我早撕掉那页说我的，她写我如何处心积虑地勾引她—路过时蹭她，用手指勾她下巴，将手掌捞向她下体，等等。她构陷了所有人。
“没这回事。”我说。
“我知道，”小莉皱紧眉头，不停晃荡着脑袋，“你最好把它们全撕了。”
我端着水走回客厅。年轻人抬起头，睫毛湿答答的：“我得走了，实在打扰您很久了。”
“没事。”
“我能带走吗？”
我点点头，将为他准备的茶水放在茶几上，由着他走出去。“你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可以来找我。”我说。
“嗯。”他匆匆回答道。
我关上门，走到窗边，一直等到他在地面出现。他走错了方向，很久才知道回来。他仰面朝天，吊垂双手，放肆地哭泣着。有几个路人停下来看，他差点撞上一个。我想这时就是有人向他脸上吐痰，他也不会管；就是照着他胸口插一刀，他也会朝前走。他要哭很久很久，为着罪孽。
此后又只剩我一人。在长长时光里，我将酒放在腿间，坐在沙发上发呆。上午走了，下午来了，灰暗的东西从天空压下来，天黑了。然后，从那狭小卧室传出若有若无的呻吟。也许只是感冒，但春天像经验丰富的老太婆，在四周沉默时她沉默，一听到脚步声，便赶紧呻吟起来。我们走到门口时，那呻吟便极为大声。
“你怎么了？”我们走进去问。
“我快要死了，你看，都没什么血色。”她悲啼着，眼泪朝外滚。“奸诈。”小莉看着我。我点点头，说：“喝点热水吧，我这就去倒。”后来我们路过时不再停留，她的哼叫便徒劳。现在她都死了，我还能听到她在房间像织布一样织着自己的呻吟。
“够了。”我醉意醺醺，踹开房门。那里只有一床暗红色的小席梦思。我找到扫帚，在每个角落扫荡，我吼道：“够了够了，别他妈再哼叫了。”她便停止哼叫，却又在我低头时，悬浮于某个角落。我仓促望去，她便像一口气吹飞的碎片，无声地散了。
我打电话给小莉，说：“我从没像现在这样想你。”可她仍沉浸于自己的悲哀：“将房子卖了吧，我实在是住不下去了。”
“卖，过完元旦就卖。”
“能早点就早点。我实在没这么倒霉过。”
“那你还回来吗？”
“不回了。”
我整夜开着灯和电视，比任何时候都盼望早晨到来。在白天，我穿过一条条街，嘴里模拟着，嗯唵，嗯唵，嗯唵。可总有一股万有引力，将我扯回来，即使背对着家门，我也会倒退着回来。嗯唵，嗯唵，嗯唵，我模拟着，像头驴被迫回来。
“这不就来了吗？”
保安将手越过年轻人的肩膀，指着我说。年轻人转过身，眼睛像棍子打在我身上。几天工夫，他头发凌乱，脸色灰白，嘴唇也不见半点血色，连着眉毛也灰了。他就像常年吸毒，或者连续熬夜打牌一样，在生理上极为疲倦，却在精神上极为亢奋。
“我是特意来向您告别的。”他向我鞠躬。
“事情处理好了？”
“还没，我这就要去看春天。”
“你还没看到？”
他捏紧拳头，骂起殡仪馆看守来。说起这老实人的愤怒，嗯唵，因为并不践行，便在嘴皮上极尽凶狠。他一边在包里翻介绍信，一边破口大骂。
四
警察没有回答，将我召入会议室。有人拉上窗帘，摄像师扛着机器，摄像机尾端插着一根线，连着话筒。电视台记者举着话筒，背诵开场白。是自杀还是他杀。殒命。这究竟是。欢迎收看。《谜局》。
“我可以走了吗？”我再次问。
“你等等，他们也许会问你一些问题。”警察的眼睛盯着摄像机。
船夫双手扶膝，目不斜视，坐在角落。我听到“先录先录”的声音，灯光师举起白炽灯对准船夫，后者的脸瞬间僵硬。电视台记者走过来抓起船夫的手，有力地摇着。“别紧张。”他说，然后抽出那只手。船夫不知是要将手指合拢，还是继续分开着，便让它悬在半空。直到采访结束，船夫才收回手，去抓了抓衣服。
然后电视台记者开始抖电线。就要到我了，我喘着气，没有比这种等待更熬人的了，我还没经历过这种事呢。当电视台记者提着已经顺溜的线，在跟随的白炽灯照耀下走来时，我站起来，他就像将军一样散发着威严，盔甲哐当作响。
“不用站着。”他笑着说。我因此坐下来，我的脸得有多红啊。
“准备好了吗？”
“好了。”
“我们都知道死者生前曾在你家住过一段时间。”
“是。”
“她是你什么人？”
“我妻子过去的同学。”
“她为什么住在你家里？”
“她是我妻子的同学。感情好。她穷。住不起房子。也许。”
“你觉得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待人和气，挺懂礼貌的。”
“具体说是？”
“就是特老实。”
“比如？”
“她对每个人都和和气气。”
他对我轻眨眼皮。我说：“唉，没想到她这么快走了。”他便对着镜头发表议论，然后转过来说：“谢谢。”他握住我冰凉的手，而我的汗倾巢而出。
“我可以走了吗？”我走过去问那位警察。
“等等吧，谁知道还有什么事。”
不一会儿，法医推开门。他将蓝色文件夹抛到桌面，然后戴上白色手套。后边闹哄哄地跟着一伙报社记者，为首的是那个穿着红色鸡心领毛衣的矮子，他皮笑肉不笑地和熟人点头，然后带着一股畜生般近乎蛮横的自负，坐到法医对面。
“现在要拍吗？”法医对着摄像师喊。
“可以吗？”
“可以，有什么不可以的？”
法医振振衣服，坐好，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照片，说：“你们看，鼻子下有白色蕈状泡沫，说明是溺死的。这是冷水进入呼吸道，刺激气管黏膜导致的。”接着他又抽出一张，显示春天手里抓着泥草：“这也是溺死的重要特征。我们至少可以排除她是被杀死后再抛入水中的。她是直接溺死的。”
矮胖的记者举起手来。
“什么事？”电视台记者问他。
“我可以问问题吗？我怕耽误你们拍摄。”
“没事，人家会剪辑。”法医说。
“那我说了。这两张照片并不能排除是他杀。溺死不一定代表自杀，别人也可以将她推下水，置她于死地。”
“这种情况很少见。”
“我在电影里看过，金三角的毒枭经常将人推到河塘里淹死。”
“那是电影。”
“电影来源于生活。”
“我问你，假如你是凶手，你会将一个成年人推到河里吗？”
“有什么不可以，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
“你考虑过他的游泳水平吗？考虑过他的求生本能吗？考虑过水深水浅以及水的流向吗？这些都考虑过吗？他要是没死，你怎么办？”
“我会事先采取措施。”
“什么措施？”
“捆好他的四肢，或者绑缚重物。”
“那在这起案件里你看见过绳索或者重物吗？”
“当然，”记者解下相机，调出照片，“你看，她的双手被绑住了。”法医摆摆手。记者接着说：“很简单，要是我自杀，怎么能将自己双手绑起来呢？”
“这在自杀中并不罕见，你没见过而已，”法医做起手势，“你既可以通过别人帮忙，也可以自己先做好绳套，用牙齿拉紧系带。”说完他慈悲地看着记者，就好像不是他在疲于招架，而是对方就要踏出最后一步，掉进自己安排好的陷阱里。记者果然说：“你也不能排除有人将她双手绑住然后将她推到河里的可能性。”法医鼓起掌来，警察将船夫带过来。
“你问他吧。”法医说。
“是哩，是我捆住了她的两只手。”船夫说。
“什么？”
“是我去捆住她的。”
“你为什么要捆她？”
“我们都这么干。”
“你们将尸体的手绑住？”
“是哩，这样我们就能把尸体拖到岸上来。”
“你不可以将尸体弄到船上吗？”
“不吉利。”
船夫又补充道：“我捆的时候她已经死了，鼻子下冒着泡泡哩。”记者吸了一大口气，胸口跟着鼓起来：“我真想踹死你这老东西。”法医微笑着走过来，摸出烟，不停地在烟盒上敲打这根烟，说：“写新闻不是写小说，你说是吧，小何？”记者面红耳赤地收起采访本，说：“我不也是为了工作吗？”
摄像师重新打起手势。法医抓紧吸两口，摁灭香烟，重新坐回去。“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河流的宽度？”他比画着，“只有这么宽，四到五米。你游几下，这么说吧，挣扎几下，就到对岸了。”
“嗯。”电视台记者说。
“想弄死一个人还是很难的。”
“那这同时是不是也意味着自杀的难度增大？会让既遂率不高？”
“不，对自杀心切的人来说并不如此。给他一口水，他就能将自己溺毙。对人生感觉太累的人，可以将脸伸进马桶淹死自己。还有的人，仅利用山间一场大雨，醉卧于小道，也能让肺部进水。所有证据都在表明这起案件的当事人在想办法寻死。她先喝了农药。”
法医抽出尸检报告：“我们从她体内提取到有机磷制剂。农药是她自主喝下去的。这是她原本想采用的自杀方式。如果是别人将她弄死后再灌入，那么因为代谢停止，我们便不可能在肝脏等处提取到农药。琥珀色的酒瓶没有瓶盖，放在椅子上，酒里掺了敌敌畏，散发出臭味。河水隐藏着布片、剩饭剩菜、用过的卫生巾、黑色的泥浆以及正在自溶的死猫死狗，也非常臭。河水裹挟着它们极为缓慢地流淌，也将它们沉淀。春天已喝了四瓶，第五瓶里掺了农药。她坐在路边椅子上，仰望着沉闷的夜空，程序性地抓起第五瓶。她只喝了一小口便弯下身子呕吐。但她还是又喝了两大口，确定喝进去一些。
“她喝得不多，不足以致死，但身体反应强烈。她抱着头，踉踉跄跄地走。右腿朝右边晃，在右腿成为支撑腿后，左腿朝左边晃。她往前晃了几步，便连续后退。她半转过身子，继续晃荡着。头是晃动的根源，让她的身体转着圈。她恶心呕吐，汗如雨注，同时还在来回转着圈。不一会儿，她感觉进入一个雾的世界。路灯、座椅和树枝变成大大小小稍浓的轮廓。她紧抓着头，大口喘气。
“她的身体已被损害一部分，但尚未损害彻底。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比死还难受。她来到生与死的中途，人间就在井口，闪现着讽刺的弱光。她没有力气再爬升一步。而井底那永远黑暗的处所，像母亲一样挥舞着煽动性的手帕。跳吧，跳下来。她反复权衡着：就一下子，什么都结束了，不会再有肉身的疼痛和精神的磨难了。还有，再不决定就来不及了，就会像重伤的野猪在泥浆里永恒地、可怖地抽搐。
“因此，她跳入几步之遥的河里。她不再顾及河水臭气熏天。这在自杀案例中很常见，很多事主最终都背离了最初的自杀方式。春天开始走。她走了很久很久，像身处于噩梦中，怎么也走不动。她焦躁、恐惧、愤怒。最终她辨清河流的细响。她走上防洪墙，哀鸣着，猝然栽向河里。她飞落时，所有世事像高速奔跑的数字在她眼前清晰闪现。被遮蔽的事都有了眉目，哦，就要恍然大悟、大彻大悟了。然后她被河水及时吞吸。河水像无处不在的冰刀，刺进她身体，在她的思维里划来划去。”
“还有这里，”法医展示出又一张照片，显示春天的手掌充满瘀痕，皮都破了，右手食指和中指甚至露出骨头，“她在尝试往岸上爬，在抓，不过最终能抓牢的只有水中的水草了。春天够到防洪墙的护沿，双手不停颤抖。她再也使不出力了，就是支撑着不让身体掉下去也办不到。身体正像一头野牛，将她朝反方向无情拉拽。她终于像一枚孤独的炮弹，再度掉进河里。有段时间，她从水里伸出一只手或半个脑袋，但后来我们能看见的便只是微微隆起的水面。她的面孔开始在广袤而沉闷的夜空浮现，这张灵魂的脸独自待在虚空之中，看着自己越沉越深，一直像秤砣那样依附于水底，被水底吸住。后来，它也消失了。”
“是不是可以说，她还是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电视台记者说。
“你可以理解成这个想死的人已经死了，而她的躯体还在做本能反应。”
法医点上烟。摄像师扛着机器走了。屏声静气的众人开始说话。矮胖记者走过来，说：“你没办法证明农药不是别人骗她喝的。她喝醉了。”
“你有证据吗？”
“没有。”
“没有证据你说什么？”
“反正你没办法完全排除他杀的可能性。”
记者走回去时，拉拉船夫腰间的尼龙绳。“不关我事。”船夫晃荡着脑袋。
“你不错嘛。”
“不关我事。”
“你为什么不绑她一只手，绑一只手不是也能拖上岸吗？”
“这个要看情况哩。”
“绑一只手不是更省事吗？”
“我不知道，我要回去哩。”
记者嫌恶地丢掉绳子。这时，警察说：“你们不是要问吗？这里有个死者以前的房东。”那伙记者便转过来，齐刷刷地看我，就像我身上别着什么明显的凶器。
“我还有事。”我说。
“就一会儿工夫。”他们中的一个说。倒是那矮子说：“有什么好问的？”他一个人先走了。
“我们就耽误你一会儿，”剩下的一直跟在我后边，“她是你什么人？”
“我妻子过去的同学。”
“她为什么住在你家里？”
“她是我妻子的同学，和我妻子感情很好。当时她租不起房子。”
“你知道她做鸡吗？”
“不知道。”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真不知道。”
“当时有没有男人上门来找过？”
“没有。”
“那有没有人打电话给她？”
“不清楚。”
“她在你那里住了多久？”
“三个月。”
“三个月，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真不知道。”
“你连她是做小姐的都不知道？”
“当时她可能没做。”
“那你知不知道她偷东西？”
“不知道。我得走了。”
“就这个问题，她有没有偷过你的东西，或者别人的东西？”
“不知道。”
“那你有没有收她房租？”
“没有。”
我继续走，他们像飞机抛出的降落伞，离我越来越远。他们说：“不收房租，可能是用睡觉抵了。”我立刻停住，指着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摊开双手，阴阳怪气地看着我。
“我告诉你们，你们左一口小姐右一口小姐，你们呢？你们不是吗？”有时发怒会让人说话流畅很多，“你们有没有想过她也是一个人，也有属于人的尊严？她都死了，你们还纠缠那些事干吗？”
“她做小姐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我们用事实说话。”
“去你的用事实说话，你们只是挑有利于你们的事实而已。你们的报道有一句同情她、关心她的话吗？你们关心的只是读者的肮脏心理。你们为着讨好读者，不惜出卖一个可怜的女人。这就是你们自诩的新闻正义？你们跟那些恐怖分子有什么区别，你们不就是报纸的败类、新闻的亡命之徒吗？你们从前到后，有从人的角度去理解一个当事人吗？”
“你理解过。你说。”
“滚。”
我走向车辆。可仍旧气不能平，我转身继续咆哮：“什么事到你们这儿，都被刻画成色情。色情、色情、色情，你们脑子里除开这个就没别的了。一旦不是色情，你们就疯狂做伪证。你们有笔能写，信口雌黄没人管。你们不怕遭报应。”
他们一起笑起来：“你看他，说得头头是道的。”我钻进车里，感觉爽多了，觉得只要一提方向盘，车子便能跑向天空。可不一会儿，脑袋便鸣响起来。我去了电玩城，到处是嗒嗒的枪击声，我玩不好，便去洗浴中心。水柱砸向地面，也是嗒嗒的声响。我还得去迪厅，迪厅真好啊，就像有什么东西主导着我们，嘭嚓，嘭嚓，嘭嚓嘭，让我的一只手不由自主弯起来，在脑袋和肩膀跟着弯过去后，它又主导你朝另一个方向弯去。没人告诉你这样，是你自己知道就要这样。这样我就无暇顾及那让人发疯的嗯唵声了。
后来我将脑袋塞到小姐的胸里，说：“就这样捂我一夜吧。”
“不。”小姐来回碾压着我。
“就这样捂着我的脑袋，求你了。”
我捉住她的腰，继续说：“我给你两千。”
我直到次日才回到小区。阳光明媚，而我因为疲惫而恶心。我将车停到门口，甩上车门，看见那伙记者守在一辆车内。来了，来了，他们怂恿着穿鸡心领毛衣的矮胖记者。后者摇开车窗，说：“不要以为我们的办事能力差。”
“滚。”
我走向小超市。我听到车门被关上，感觉他像豺狗一样盯着我的背部。他一定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晃荡着，他用眼神跟同伙说，看我的，然后继续吊儿郎当地走过来。最终他拍住我肩膀，说：“听说你和她关系不明不白。”
“谁？”
“死者。”
“我说你是听谁说的？”
“你别管，你就说有没有这回事。”
“谁这么诬陷我？”
“这个人，你认识他，他也认识你，”他的手划向空中所有住户，“当然我也认识他，虽然刚认识不久。不过，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还是更愿意相信当事人。”
“没这回事。”
“我也是为你好。”他看着我，“你最好考虑清楚，写什么，怎么写，都在我。”
“滚蛋。”
我继续走向小超市。他走过去拍打我的汽车，说：“你不知道马路边不能随便停车的吗？”接下去又对那一伙记者说：“一个普通居民而已，把自己当新闻发言人了。”直到我从超市结账出来，他还在说：“你不觉得你现在的表现很可疑吗？”
我想抽他一顿，但我想他没什么招了。
五
列车最终悄无声息地驶出去，就像上帝轻轻移走一块积木。一共十五节，一会儿就溜完了，我看见对面的月台空荡荡的。它好像只装载小莉一人，它的任务就是负责将小莉从我身边装走。我感到一种散架的孤独。我们家就像散伙了。
我随便吃了点，买到刚上市的早报、晨报、都市报，坐在车站逐字逐句读。它们以较大篇幅报道春天事件的新进展，可用其中一条标题概述：
护城河悬案添新疑点，
死者生前被搜身侮辱。
它们以一名KTV小姐的讲述为底，外加许多评论性语言组成。她化名芊芊，就是穿旗袍、涂口红、在河边喋喋不休的那位。她敢作敢当，拨开身边掐她的伙伴，提着裙摆走到刚被她们拒绝的记者面前，说：“她就是被他们害死的。”
“别说。”
“什么别说？要是没做亏心事，他们为什么跑掉？”
“事情都过去一个月了。”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她觉得旗袍很闷，叉开两腿，像只圆规那样站着，“来，有多少料我给你们报多少料。别拦我。”
一枚从周生生买的铂金戒指，价值约一千五百元。毛毛戴不进去，问：“你这是给谁买的？”
“给你买的。”马勇讪笑道。
“你怎么不带我去试？你知道我指围吗？”
“我身上有钱，一时高兴，临时买的。”
“谁信？”
“不信拉倒，拿来。”
“不，你说清楚。”
“拿来。”
“给我试试。”这时春天走过来。毛毛愤怒地递过戒指，说：“你试你试。”
“走开。”马勇说。
“给我试试。”
“你试，你试啊。”
“你别哭，男人是你从我手里抢走的，我都不哭，你哭什么？”
春天对着光线举起它，在男人就要抄走时，一转身，戴到右手无名指。严丝合缝。不大不小。她还甩了甩手，它就像生在上面。“摘下来。”马勇吼道。春天转过身，看见他作势要扇下来的巴掌，说：“打啊，打啊。”毛毛气得不成样子，不停跺着高跟鞋。
“打啊，你倒是打啊，这个戒指你说要买给我，却转手送了别人。”那巴掌便打下来，并不重。“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马勇说。
“我不是什么东西，我只是好怀念生病时，有人跑来，又是炖汤又是按摩的，”春天摘下戒指，瞟了眼毛毛，还给她，“我只是戴戴好玩，他哪里会给我买什么戒指，他也从没带我去金店试过指围，我只是逗你玩。”
至少在这个环节，姐妹们认为春天是打了漂亮仗的。那戒指从此像脏东西，毛毛指头没法戴，心里也戴不上，可为着刺激春天，总是拿出来玩。“你玩着玩丢了怎么办？”有人说。
“丢就丢了，多大一场事？”
可真丢了时，毛毛大汗淋漓，在衣柜、收银台和包厢不停翻找。包厢灯暗，她便取了应急灯，后来还拿扫帚柄去沙发底下扫荡。“他要是知道了，还不打死我？”她看着姐妹们，“也不知道是谁人品这么烂，手这么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