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好想想，最后一次见到它是什么时候？”
她骂骂咧咧地想。马勇走来时，她还是没想到。“什么事？”他说。她低头咕哝着：“卫生间，肯定是，上个卫生间，不见了。”
“到底怎么了？”马勇烦躁地问。
“春天偷了我的戒指。”
“你确定？”
“我记得上卫生间回来时，看见她的身影。”
“你确定看到了？”
“百分之八十是她，百分之百。”
“春天。”马勇喊叫道。
“什么事？”春天走过来。
“你拿了毛毛的戒指？”
“没有。”
“我再问你一次，拿没拿？”
“没有。”
“我给你机会，你自己拿出来。”
“我没拿，怎么拿出来？”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我没拿。”
“好吧，所有人都给我滚到更衣室，滚进去。”
马勇像赶鸭子一样将大家赶进去，命令每个人打开衣柜，由毛毛挨个检查。现在想起来，并不是毛毛有什么证据，她只是出于害怕，要将丢失戒指的责任推给别人。她选择了自己最恨的人。可是春天瑟瑟发抖起来。在所有衣柜都没找到这银白色的玩意儿后，毛毛喊起来：“扒开春天的衣服，搜身。”
春天缩着身躯退到墙边。毛毛走过去，抽了她一耳光。“没有。”春天说。可还不如不说呢。毛毛蹲下去，掀开春天上衣，将手探进胸罩里摸索。“没有。”春天痴愣地看着上方，气若游丝。
“什么没有？”毛毛从她胸罩里取出戒指，“你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
毛毛戴它，果然戴不上：“你看清楚，这是谁的？”
“我的。”
毛毛一个巴掌打下去，将要再打时，被马勇拎走。春天眼里闪出一些欣喜。可是马勇挽起衣袖，躬下身子便揪住她的头发。春天开始弹跳。马勇没有抓好，重抓了一次。他拎起她，用手肘压住她脑袋，掂了掂，说一声“起”，三两步便跑向另一头。春天的身子跟着自己的头发，头发跟着那只文着暗蓝色大龙的粗手，朝另一头奔跑，猛然撞到墙上。还好墙上包着厚呢子，墙体也是木板，否则准得撞死。
“是不是你偷的？”
“不是。”
马勇换了另一只手，重新抓牢，不停拎着她往墙上撞。“你这个疯子。”马勇咆哮着。而春天还在说：“你说过永远不打我的，你说过。”
“你他妈就是一个疯子，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是个疯子。”
马勇是个偏执狂。我们以为撞三五下就够了，可他撞个没完没了。我们一起去拉他胳膊，他还是用尽最后的气力，将她撞了一次。墙都凹下去一些，脖子撞歪了。
因为这事，很多人觉得过去一些莫名其妙的事都得到了解释，比如一只耳坠不见了，或者本来是五百元的转过背回来就只剩三百。她们恍然大悟。可我觉得春天不是这样的人。春天是偷走了戒指，可这和偷走一个男人相比算得了什么？你偷走我的男人，我偷走你一枚戒指，不算合理吗？何况这戒指本来就是买给我的。谁比谁不要脸？春天当天就走了。
我坐到九点，买了啤酒，一手抓着方向盘，一手握酒瓶，开车回家。我看见路人指着我，无声地惊呼，交警也露出疑惑的眼神。我若被逮起来就好了，我实在没办法安排自己的生活了。
我在家里沉沉睡去，直到房门被敲响。是物业的人。“公安分局打电话来，要你下午两点前去一趟。”他说。
“什么事？”
“没说。”
“你确定是找我？”
“是。”
“那你知道是询问还是讯问？”
“我不懂，你最好赶紧去一下。”
“一定是找我去问春天家人的联系方式，”我说，“一定是这个。”
凭什么？我坐在沙发上，不停地换电视频道。凭什么？可最终我还是驱车出了门。在岔路口，我看见阳光暖融融的，像在人行道上铺了一层明晃晃的水，树枝和树叶全镀了金，灿烂地摇曳。这是自由时刻的景象，你可以就此开溜，远走高飞。可我还是驶往分局。我反复跟自己强调：询问针对的是证人、受害人以及知情的人，讯问针对的是犯罪嫌疑人；如果是犯罪嫌疑人，不会打电话来，直接上门扑倒就是。
驶入分局大院后，我没有急着打开车门。我还在想，这一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而自己还不知道？或者，我曾经得罪过什么人？等到我确信嘴里没一点酒味后，才走下来。我想我害怕的是公安局本身，就像头一次住院的人，满脑子都是开膛破肚的传说。
“没事的。”我在走廊听到一个来回兜圈的人这样呢喃。他穿着松软的白衬衣、白背心、黑裤子，脚上还蹬着凉鞋，趾间沾着发裂的泥块。他是船夫，自言自语道：“我不就是听你们指挥打捞一下吗，打捞有什么错？”我斜盯着他，他便低头避开我的眼神。我按纸条上写的，敲开某间办公室的门。一位戴着眼镜的白胖警察坐在里边。“坐，坐。”他站起来，带着本性里的善意，还给我倒了杯水。这使我大为宽慰。
“请问找我有什么事？”
“没事，就是想了解一些春天的事。”
“她是我妻子过去的同学。”
“她为什么住你家里？”
“她是我妻子的同学，和我妻子感情非常好，她又穷，租不起房子，就住到我家里，住了三个月。”
“你觉得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不是好人不好说，但至少不是坏人。她讲礼貌，很少给别人添麻烦。”
“你知道她在KTV干过吗？”
“我也是最近看报纸才知道的。”
“她有没有向你或者你夫人说过什么？”
“说什么？”
“谁谁对她不好之类的。”
“从没说过。”
“你回忆一下。”
“没说过。”
“她住在你家时也没说过？”
“没说过。”
他做完笔录，走过来给我看，我伸出右手食指，轻点印泥，在签名上摁了黄豆那么一块。“你们每个人摁指纹怎么都这么小气？公安局就有那么可怕？”他说，但没让我再摁。
“我可以走了吗？”我擦着印泥，说。
“听说你是画家？”
“只是业余爱好，算不得什么。”
“那你怎么看这事？你坐。”
“现在的死亡都他妈是受辱，”我在报复自己刚才的谨小慎微，“在之前任何一个世纪，死亡都是私事，都是一个人庄重的谢幕。而现在，你看看现在，它变成人咬狗的新闻素材。你不知道每天有多少读者对着春天这个名字自渎。”
“你这么说很新奇。”
“还有更新奇的。就是以前我从不信一句话，现在信了。”
“什么话？”
“‘人一进公安局，没罪也会觉得自己有罪’。”
他看起来乐翻了。我说：“现在我可以走了吗？”
“你等等。”
他背着双手，游荡到走廊，将脑袋探进会议室。通过虚掩的门，我看见会议室地上团着一捆沾满灰尘的电线。“我可以走了吗？”我说。
六
这是个念头。就像我听见的嗯唵，只是个念头。它扎根于脑海，小莉却试图通过肉身的位移来躲开它。“我们快点走，我一刻也待不下去。”她说。她弄不开车门，嘭嘭地拍打它。我一转，它便开了。她刚发动好汽车，熄火了。她又不停地拍打方向盘。
“手刹没松。”我说。
她咝咝地呼着气，吼道：“还愣着干吗呢，还不过来开。”我便下车。在擦肩而过时，她既不看我，也不说话。她脸上扑满白粉，神情僵硬冷漠，身上散发着我没闻过的味道。这是憔悴的征象。她半躺着坐好，眯着眼说：“看见什么了？”我知道她不需要答案。河边，记者和围观的人都走了，穿旗袍的小姐该说的都慷慨激昂地说了，如今在孤独地烧纸。她一边用小枝拨弄不大的火焰，一边哭。她既为春天哭，也为自己哭，归根结底，还是为自己哭得多一些。我没有告诉小莉这些，我什么也不说。
直到到达农庄，她还在睡。而一醒来，她便说：“这是什么地方啊？”她看见的想必也是我看见的，挂着暮色的屋角，阴凉的地面，一伙从不认识的人。他们带着动物那样的眼神，平静地看着我们。这不是你指名要来的地方吗？我想。
“我们先去吃饭。”我说。而小莉跟着店员走向房间。是大炕铺。
“不是说有单间吗？”我问。
“不好意思，你看也不影响什么。”店员说。
“那还有单间吗？”
“没有。”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小莉吼道。
“男女会分开两个大铺，都这么睡七八年了。”店员鞠着躬，退了出去。
“我怎么睡啊？”她继续吼道。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其实地方是她定的。她发泄完，就会从后面抱住我，撒撒娇。可现在看起来不会了。“我们去吃饭吧。”我说。
“不想吃。”
我们去了大食堂，她果然只吃了几粒葱花。我发现这里有股蠢蠢欲动的气息。当店员将几张桌子拼到一盏亮灯下时，男人们抛下筷子围过去。他们要进行简单而快捷的赌博。店老板洗牌，游客抽取一张，如果抽到九，而上家抽到七，则可以赢上家两百。如果下家是六，则可以赢下家三百。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会赢。我抽了一张，赢了一千。
“别玩了。”小莉说。
“您别不好意思。”店主讪笑着。这时我的血液正茂盛地流，开阔地流，全身正在发痒。“再玩几把。”我说。
“我说别玩了。”
“最后五把，就五把。”
小莉靠在我肩上睡了。要不是我突然抖动胳膊，将一张大牌甩到桌面，她估计永远都不会醒来。她说：“怎么还没完啊？”
“就快了，就三把。”
“怎么还有三把？”
“最后三把。”
我说的是真心话，但是三把复三把，一直到我望了几圈没望到小莉时，才收手。我想我真该死。我走到大炕铺，掀开门帘，就着昏暗的灯光找，没找到。其中一个有点像，我轻拨她肩膀，她便翻转过身，继续打鼾，鼻孔下还挂了一颗泡泡。她去哪儿了？我焦灼地走向农庄的每个角落。不会被强奸、被谋杀、被丢进井里了吧，天黑透了。我打电话没人接，又不敢太过失态地呼唤，我去问路人，他们努力回想，若有所思，最后摇头。我走向门外，汽车还停在那儿。我拍打车门，又用手机的弱光照，没人。
这真跟噩梦一样。
我终于丧心病狂地喊起来。店员仓促跑来，将我带向厨房。一位厨娘正在涮锅，她努努嘴，你看她睡得多香。我看到我亲爱的孩子正扑在木桩上，就着旺盛的火盆睡呢。我在厨娘的嘻嬉笑中将她抱出来。
“去打啊，再去打。”她扑打着，我嘿嘿笑着。然后她真的粗暴地、怀着恶意地推开我，走下地面。
“我要回去，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她说。
“我们才刚来。”
“我要回去。”
我看着她恶狠狠的嘴脸。“好，你不走，我走，”她转身就走，“你就死在这里玩吧。”我心里被割伤了。不过我还是跟着她去锁柜取了行李，又跟着走向汽车。我说：“还没退钱呢。”
“有多少钱，要退你去退吧。”她夺过我手中的钥匙，推开我，打开车门。我拉她，她便弹跳起来：“干什么？”
“我来，天太黑，我来。”
直到回到家，我们还是没说一句话。她在副驾驶位置低头睡着。我开着车，眼睛紧盯车灯照耀的路面，就好像不是车辆在奔驰，而是柏油路将自己送到轮胎下。柏油路将我想说的话一遍遍滚送出来—
跟女人你没办法讲道理。
跟女人你没办法讲道理。
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
跟女人你没办法讲道理。
我将她抱到床上，盖好被子，然后拉着她的手，坐着睡了。我像睡了几个世纪，直到被窸窸窣窣的声音弄醒。小莉在往大旅行包里塞东西，因为愤恨，动静很大。
“几点了？”我问。她没回答。我看墙钟，凌晨两点。
“你要干吗去？”我问。
“回家。”
“这么晚回什么家？”
“我要回家，我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我起来坐到沙发上，这样离她就近一点，我看着她每个动作以及它们投射到墙壁上的巨大阴影，说：“开车回去？”
“坐火车。”
“票订好了？”
“当然。”
“什么时候的车票？”
“五点。”
“怎么这么早？”
“我跟你说过，我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
她不停地在茶几上撴那只包。我嗫嚅着。我已提前预知到那巨大的孤独，我将一个人在此度日，我们就是一起去住一段时间的宾馆也好啊。“这都是什么事啊，”她因为找不到什么，而将衣服从衣柜里全部扯出来，抖落一地，“这他妈都是什么事啊。”
“别这样，慢慢找。”
“我知道。”说着，她仰头哭起来。我心里硬掉的东西又软下来。我听到她说：“你说，都死这么多天了，还嗯唵干吗？”
“你听见了？”
“是，嗯唵个没完。”
“是隔壁老人在嗯，嗯一两年了。”
“但愿是吧。”
接着她对着空气质问：“我今生没作践你，前世也没祸害你，你怎么就独独不放过我？叫你来家里住，难道也是我的错吗？我得罪你什么了？”
“别这样。”我说。我想抱住她，在她耳边说“我爱你，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爱，特别爱，就这会儿，我以前觉得你只是亲人，但现在我特别爱你，我从没像现在这样爱你”，可我的双腿像处于滚滚激流，无法挪移。她沉浸在自己的情绪当中，并不看我。就是我紧紧捉住她的手，她还是沉浸于这悲哀之中。她抽走自己的手，将自己从这个房间，这个家，这个城市里无情拔走。她哪怕说句“你记得照顾自己”也好。
我驾车穿透黑雾，送她至火车站，陪她取票，过安检，上月台。我捏着站台票，像战败的将军，表面矜持，内心灰凉，看着对手席卷走一切。从今往后好长一段时间，都是我一个人过，月光穿漏，被褥冰寒，地起西风，纸屑飞舞，家将不家，人将不人。
小莉走进车厢。
她一直没转身，没招手，也没投身于什么紧要的事。她视我为无物。她麻木地坐下去，将包放于膝盖上，闭上眼，长嘘一口气。她迫不及待找她老妈去了。我用手捂着嘴巴，感受着鼻孔酸楚的味道。我就像吃了芥末。列车一共十五节。
七
我走下斜坡，穿过水泥道。每隔一定距离便有一棵柳树，两棵树间又有一个长排座椅。道路和防洪墙之间是绿化地。河水的臭味飘来。人们看着那个小姐从塑料袋里取出纸钱。绿化地像是被一头牛来回踩踏过，泥土边缘像尖刀伸出来。
“你就是爱看。”
在来前，小莉说。可她怎么不问问自己为什么那么磨叽。女人就这样，无论什么性质的出行，都会弄成极大的外交事件，要做充分细致的准备，特别是在脸上。我说：“我就在那儿等着。”我在阳台上看见河边新聚了十来人。
小姐捏着火机，抖落纸钱。她穿着旗袍，没法蹲下去，因此躬着身体。一滴极大的泪珠无声地滴向地面。她眼前那一小块地倒是平整光滑，枯草微微起舞。我好像看见肉身躺过留下的凹形。那颗小石子还待在那儿。
最初尸体被扔来时，由一张腐烂发黑的草席盖住，露出湿漉漉的头发和一条腿。船夫蹲着，不时咳嗽、抽烟、擤鼻涕，眼睛始终痴愣地看着尸体，就像不相信这东西是自己辛苦一早晨打捞出来的成果。人们骑着车，直视前方，驰过水泥道。他们骑过去一拨又一拨，直到一个人捏了捏闸，从车上跳下，跟着车跑了几步。她一只脚踩向脚踏，想再次骑上去，但猛然惊停，果然啊，她一直看着。那些后来者将脚踮在地上，扭过车把，跟着她惊异地看。
“不关我事。”船夫盯着地面说。
草席下露出腿，脚踝森白，脚底起了皱缩。裤子水淋淋的，滴着水。丢在一边的一只松糕鞋因为浸满水异常鼓胀。人们被同类死亡的景象击中，看见自己的未来，嗫嚅着，脸上闪现出纯净的哲学色彩。可用不了多久，随着太阳带来热气，他们便躁动起来。后边的挤前边的，前边的尽量不让挤过来，又见人丛中伸出一只手，不停召唤，那些还滞留在水泥道上的新来者便毅然跑过来。在大道远处，还有许多人快速骑来。其中一位骑着没电的电瓶车，蹬两圈，车轮才转动一圈，车身歪歪扭扭，人心急如焚。他们团聚时黑色脑袋组成可怖的景象，就像一群秃鹫被饥饿折磨，不停地挤来挤去。
“怎么回事？”其中一位说。
“是他们叫我打捞的，不关我事。”船夫走掉了。他缩着肩臂，压制着自己不要走太快。那说话的人看了一会儿船夫，转过身来，举起一根手指，哦，他翻出名片：“这事报料的话，至少值五十元。”
随后，三个女人搭乘三轮车赶来。她们穿着轻佻的衣服，浓妆艳抹。人们都知道这是什么人物，也通过她们焦灼的脸色知道死者是什么人物。她们走进人们自动让开的小道。
“不太像。”一个说。
“怎么不像？你看那里。”另一个说。
她们便看那松糕鞋。“鞋带上还有她系的小东西呢。”第二个说话的人补充道。这时，一直没说话的那个穿旗袍的小姐咧开嘴，皱着脸，夸张地笑起来。直到哽咽的声音传出来，我才知道她是在哭。她的手腕上文着“义”字。人们就像城里人看乡下人、人类看动物那样，嫌弃地看着。就是在她哭起来后，这嫌恶也没减轻，顶多只是多了一点新奇的看法，原来就是做鸡的也有感情呀。他们用眼神互相肯定彼此的看法。他们的眼神还像一双手，拉扯着新来者的胳膊，让他们着重注意这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等她们眼眶湿润地走掉而记者们又赶来时，他们嘈杂地汇报：是附近KTV的。小姐，卖的。
记者们跳过来。摄像的，笔直站着，眯住一边眼，将摄像机摇来摇去；拍照的，时而单膝跪地，时而踮着脚尖，时而跑到更高一点的地方，咔嚓咔嚓，没完没了；写字的，不停在笔记本上写着，写完一页，便粗暴地翻过去。人们围到后边，轻踮脚尖，伸长脖子。“走开。”那些记者朝后头掸手。
只有一位穿鸡心领毛衣的矮胖记者一言不发，蹲在尸体前沉思。当有人招呼他时，他猛然伸出手制止。他就像我们天才的孩子，皱着眉头，歪着脑袋，一动不动，像要从尸体上谛听出什么。他找到一根小枝条，挑起草席一角，人们跟着侧下脑袋，想看见什么。只有阴影。他一直盯着那里，忽而又扔掉枝条，揭起草席。他一边站起身，一边揭，将草席掀到一边。然后他取出相机不停拍摄。拍完了，他将双手插进裤兜，转过身仰起头，继续沉思。
春天躺在那儿，衣服沾在身上，显现出鼓胀的胸部，有的地方没沾紧，储积着水。她裸露出的皮肤极其苍白，像猪被放过血、刮过毛，而在枕部、项部、腰部等处，则出现淡红色的斑块。这斑块不是隆起于皮肤上，而是隐藏于皮下。据说只要按压，就会消失，而一撤开手，它又重新出现。在她的腰下有一个边缘整齐的三角形小洞，是尸体被扔过来时压到了一颗小石子。她正像打鼾的人那样永睡，翘着嘴，鼻下鼓着一颗气泡。她眼球斜挺，睑球结膜处挤压着血块。她手握泥草，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露出指骨。就算被绳索捆住，她那死去的手仍然紧握着泥草。
我感到难以忍受。尽管我早知道结局会是这样，知道这是这个神经错乱的姑娘的必然归宿，尽管如此，我还是难以忍受，猝然呕吐。这难以遏制的呕吐就像一个人被划开肚皮，怎么兜也兜不住往外滚的肠子。我双手撑住地面，蹲着，像加大了马力的抽水机那样吐着。人们仓促避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儿拄着拐杖，跟着也呕了。秽物涌出来，一部分沾到他胸前的衣服上。“你非得看，”他的老伴儿恼怒不堪，拿手帕不停擦拭，“你就是有瘾。”
“我不看呢。”老头儿的眼泪滚出来。
我不再呕吐时，走上水泥道，走向斜坡，在那里坐着，一直坐到路上开来一辆破旧运输车。警察从车上走下来，大喊退避，对着尸体不停拍照。船夫不知从哪里溜出来，说：“你们总算来了。”
“没有哪辆车愿意来拖。”
警察将头歪向运输车，接着又转头回来继续拍：“你的钱别着急，我会帮你落实。”船夫点点头，不知该不该走掉，蠢蠢欲动，很久才说：“早上不是拍过吗？”
“早上光线不好。”
“是他们自己围过来的，我拦不住。”
“没事，你回吧。”
船夫便走掉了。警察拍完，招来搬运工。他们戴着污黑的手套，仰着头，将那硬得像家具的尸身抬到担架上。在要抬上车前，他们将担架半倚在车斗上，死去的春天便一动不动地靠在那儿，裤脚滴着水。司机跑来帮忙，将她弄上车。然后车辆一溜烟儿跑了。人们顿时感到萧条，不久都散了。
穿旗袍的小姐不停打着火机—她今天带来了纸钱—那玩意儿嗒嗒地发出声音，蹿出微弱的火星。直到穿鸡心领毛衣的记者来了，她还没点着。“他们说你来这里了。”他说。那小姐看了看他。
“我想采访下你。”他说。
“采访什么？”她说。
“听说你和死者关系很好。”
“是很好。”她停止打打火机，抬头望着天空。
“那你能讲一讲吗？”
“没什么好讲的。”她的两个同伴拉着她。
“我要讲。”她平静地说。
“没什么好讲的。”
“不，她就是被他们害死的。”她拨开身边掐她的伙伴，提着裙子走到记者面前。
“别说。”她们说。
“什么别说？要是没做亏心事，他们为什么跑掉？”
“事情都过去一个月了。”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
她觉得旗袍很闷，叉开两腿，像只圆规那样站着。她的同伴退到一边。她在讲述时不时回过头来强调：“我要讲。”人们围拢过来，那记者推阻着，就像这事只有他才有资格听。可其实谁都听得见。小姐越说越激动。
最终，人群散去，我听到焦躁的喇叭声。那是属于我的暗号，有人在命令我。我家的老爷车正停在斜坡上那条通往城外的道路上，小莉从车上走下来，走来走去，好不耐烦。我们要去一个农庄。我知道等下她会说：“我一刻也待不下去啦。”
八
一则消息：
本报讯（记者何放）昨晨6时许，护城河东段赵家闸处打捞出一具女尸。据在附近晨练的李老先生称，尸体是天亮前被一起晨练的伙伴发现的，随后报警。赵家口公安分局民警赶到现场安排打捞，并在上午将尸体运走。据记者在事发现场目测，女子20岁出头，身高约1.62米，穿着白色上衣、黑色九分裤以及白色松糕鞋，皮肤苍白，部分位置起鸡皮疙瘩，双手被绳子捆住，已经死亡。记者从警方了解到，该女子身份不明，是否他杀正在确认中。
九
我没见过小莉发这么大的火。她双手打战，无休止地咆哮“滚滚滚滚滚”，像连珠炮发向紧闭的电梯门。滚哪！她在补偿，刚刚春天在时她一直噎着。我夹紧她胳膊，搂着她回家。她不停挣脱。“你说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她说。
从此她不再原谅春天。这是女人关系的本质，一旦撕裂，永远撕裂。我们呆坐于沙发上，房间就像被龙卷风刮过的废墟。早上，我们仨还一起吃饭，但在上午，有一个离开了。在早上我们不能预测到这个结果。我们以为还要一阵子。我走向春天的卧室。枕头被丢在台灯下，床单和毯子胡乱堆着，露出暗红色的席梦思。剩下就没有什么了。墙壁上挂着几幅画，空调插头悬吊着，窄小的衣柜敞开，只有一只袜子。我不奇怪春天能这么快收拾走所有的东西。我们借给她的地方不大，无法让她繁殖出自己的物品和世界。
我在小莉提着拖把出来时，溜进卫生间。我憋了很久，现在却一点也拉不出来。我越想拉，越拉不出来。写这些你不会舒服，但没有比这更能说明我造孽的事情了。我觉得是在占用别人的卫生间。小莉和她男人趿拉着拖鞋在外边走来走去，你搞不清他们是在提醒我还是本来就要走来走去。他们让我全身发紧。他们透过这扇薄门监视我。我在这里占用他们的马桶呢。我真丢人。我想只有住在旅馆才能好好地痛快地上一次厕所了。
我坐在席梦思一角，起身时，感觉很多杂碎跟着弹了一下。这感觉不真实，但我还是去揭开席梦思。天哪，在席梦思下竟然藏着鞋带、扣子、别针、牙签、起子、筷子、剪刀、镜子、手机、电池、电线、铁盒、名片、颜料、打火机、烟灰缸、罐头盖、口香糖、避孕套、打折卡、购物袋、不干胶贴纸、木雕观音像、一本叫《茶花女》的书以及一本写着密密麻麻心事的日记。我们用过而熟视无睹的东西和她自己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积攒的小宝贝，在这里组建成一个王国。
我用食指轻推门，使它虚掩着。我快速翻动着日记本。有时她一笔一画写，可是平静里埋藏着极大的恐怖，她在给世上的每一个人定罪；有时则行笔快捷，由楷而行，由行而草，终于让一个个感叹号充斥着整页，就像她在反复戳杀。最后，每一页日记都被画了凶狠的大叉。我听到脚步声。她一定也说了我坏话。我身上没法藏，只有裤兜，而这会使裤兜分外鼓囊。小莉走进来：“你看，她都搞了什么？”我揭开席梦思。小莉眼睛睁大：“我说呢。”她将席梦思扶住：“我说呢，啧啧。”
“这里还有她写的日记。”
我还没搞清楚自己说了些什么，日记本就递到小莉手上了。也许仓促间我想到这样会坦荡一些。我埋头看《茶花女》。小开本。白色封面。女子的剪影。睫毛上翘。法国小仲马著。王振孙译。我反反复复看着这些。一个逃跑的人跑，天经地义，可追赶的人也会因此越来越有信心。如果他转身走向后者，情况会不会改观？“哦。”等下我要这样说。
小莉逐行逐行、逐页逐页地看，眉毛拧作一团，鼻翼张大，脸颊跟着抽搐。我等着她扔掉它，站起来责问我。她却轻描淡写地说：“这傻子。”接着她说：“你过来看。”我便乖乖坐过去，侧过脑袋看。
用不着这样，小气鬼，用不着。我只不过用了你家的热水器一会儿，就用了一会儿，费不了多少钱。小莉你不用在我洗澡时关掉热水。用不着这样。我会在桌上留五元钱，作为我对你们的补偿。我以后每用一次就付一次钱，以前用的也会慢慢补给你们。你用不着在我面前装什么大方。用不着，小气鬼。
“这他妈是我关的吗？热水器不是自己常坏吗？”小莉说。我点头。“我得罪你什么了？你能识点好歹吗？给脸不要脸。”她接着说。
“算了。”我接过日记本，重新翻。我看到招聘经理淫邪的目光，路人跟随她一整天试图抢夺她的包，每辆汽车都要撞死她—我感觉自己站在拥挤的被告席上，充满凑热闹的安全感—我当然也看到我如何处心积虑地勾引她，路过时蹭她，用手指勾她下巴，将手掌捞向她下体，等等。
“没这回事。”我说。
“我知道。”小莉皱紧眉头，不停晃荡着脑袋。我本想说，我没什么机会和她长时间独处。但我觉得不需要了。我撕掉构陷我的这一页，也撕掉构陷小莉的那几页。“你最好把它们全撕了。”小莉看着我，但我还是当着她的面，将日记本和《茶花女》放进敞开的衣柜。她没亲口说出来，我便不能扔掉它。我让它从此一直待在那儿。这没什么不妥。如果有天小莉找起来而它不在，我还要解释很久。我就让它一直坦荡地待在那儿。
这傻子。每隔一段时间，小莉便会斥责那离去的人。然后她连傻子是谁也忘了。正是这遗忘导致她在听闻春天死讯时猝不及防。而我早已看到这个结局。这种预见就像隐秘的癌细胞，愈长愈大，愈长愈多，折磨着我的心魂。
我曾以为这是对狗也会有的人道。当我们在一起生活时，彼此不快，恨不能直接叫她离开，可一旦这间卧室空出来，我便心酸起来。我毕竟不是铁石心肠。我们毕竟生活过一段时间。我被妈妈养的狗咬过，妈妈抱紧它退向墙角。我说：“你是要狗还是要我？”
“都要。”
我抢夺过来，将它从窗户扔下去。“你疯了。”妈妈哭着说。“我没有，”我拉起裤脚让她看，“我要去打针，不打针我就死了。”我在楼上听见小狗狺狺哀吠。它拖着摔折的后腿，爬到门口，最终让屠夫捡走了。它的脑袋从口袋里伸出来，前腿扒住袋沿，看着我们楼上。我突然感到愧疚，不是因为妈妈，而是我想到屠夫掂量它的动作。我觉得是我处决了它。
我一直在想—春天走到这一步说到底也有我的责任—不过我又想，是，这样很好，但这样的好心也导致你成为毫无防守能力的木偶，任人绑架和利用。虽然春天只对我说过一次，你可以理解这样的话她对很多人说过，可能都记不清楚跟谁说过，但它却成为抓紧我心脏的利爪。她只说了这么一句，我便从此受它奴役。即使她离开我们、放走我们，我还是被这样的威胁牢牢控制。即使她说的明显不讲理。
“我死给你看。”
因为这句话，她走向窗户时，我会想到她跳楼；她拿起刀，我会以为她要抹脖子；她剪指甲，我又以为她会刺瞎眼睛。她什么干不出来？她走时我松了一口气，以为从此眼不见为净，可终究还是抵不住对死这种可能的害怕。我想到她死了，别人在她尸身上觅到遗书，指称这一切都因为我，我是道德上的凶手，是人渣和败类。她说这句话时毅然决然。她恶狠狠地盯着我，像用刀将这五个字（我死给你看）一刀一刀刻在我心上。她离开也许正是为了让这恐怖的誓言实施得容易些。我想我是不是应该去找她，二十四小时跟着她，以防她想不开。你跑不了，我会死给你看，一定会，你就是一株随时等我收割的稻子，你等着。她长时间看着我。
我去找做心理医生的同学。过去我们亲如兄弟，现在他仍如此，而我却将穿着白袍的他视为心灵之父。我期待他抚摸我的头，将我纳入怀抱。我说：“我总是担心。”
“担心什么？”
“别人死了。”
“为什么？”
“我心软，总担心别人死了，我善。”
“不，”他宽和地嘲笑道，“你这不是善。你其实并不关心对方。你担心的不是别人死了，而是别人死了带给你的结果，你害怕承担责任。”
我觉得他说得对极了。他接着说：“你这是强迫症。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点虚伪。我也一样。你应该跟自己说，死就死吧，去死吧，我巴不得你死。”
后来，我打电话给春天。无数次我都快要拨通，瞬间又放弃。这次我咬着牙，拨完号码。嘟嘟的声音漫长而稳重，像路灯一盏盏亮一盏盏熄，最终全部寂灭。我一共拨了四次。她终于接了，看得出来，她正在忙别的事。
“干什么？”她说。
“最近还好吗？”
“还不是那样。”
“那就好。”
“就这事？”
“对，就这事，专门问问。”
这时我听到电话那头有个男人的声音：“跟谁打电话呢？”
“一个朋友。”春天说。
“男的女的？”
“你管得着吗？”
“一定是个男的。”
“闭嘴，”春天又转到话筒里来说，“挂了啊。”
我听到她一边嬉闹，一边挂断电话，一时大为宽心。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宽心。她终于被别人接收了，这定时炸弹终于被别人抱走了。我解放了。我开始怀着真正的柔情和小莉生活，我从来没这么喜欢过小莉的身体。我们的生活就像才刚刚开始。
十
第五次。最后一次。在处死犯人前，会让他得到一顿像样的伙食。我们预留了春天的筷子、小勺与碗，等候她。我们做的是她喜欢吃的皮蛋瘦肉粥和煎鸡蛋。但这只是试图缓和彼此还要相处的痛苦。我们不知道她当天会离开。我们只是希望她信守承诺，十几天后离开。
“不吃。”
小莉走出来。乳黄色的光从春天房里照出来。“她坐在那儿发呆，说她不吃。”小莉说。然后她坐下端起碗，夹萝卜丝。我也这样做。我们像处在劳作间隙的民工沉默地吃着。我从没听过我们嘴里会发出如此奇怪的声响，我们哧溜哧溜地吃。其间我走向春天卧室。我倚在门边。灯光打在春天身上，在地上留下阴影。她蹲着，皮箱敞开，整齐地摆着化妆盒、镊子、卫生巾等零碎，床边小桌上也摆着一些。她将皮箱里的放到小桌上，将小桌上的放进皮箱里。如此反复。她声音平静而认真，判别哪件物品属于小莉哪件又属于自己。“先吃吧。”我说。
“不吃。”
“粥快冷了，听话。”
“说了不吃，你聋了吗？”
她一直摆弄着那堆玩意儿。我转过身来摇摇头，小莉以痛苦的神情回应我。我们沉默地收拾碗筷。我们将春天的那份还留在那儿。我冲洗碗筷，小莉拿干布抹，然后将它们放进碗柜。我们做完这些回到卧室，躺在床上。我听到我的肠子发出鸣响，客厅传来春天恶狠狠的声音：“不吃你们的饭，说不吃就不吃。”小莉轻踢我，我坐起来。我看到她也在看我。她一手端粥，一手端小菜，表情惊愕，但很快便仰起头，阔步走向她的卧室。
“她还是吃了。”我说。
“别惹她。”
“她好像在收拾东西。”
“是啊，用不了多久，再忍忍。”
后来我听到春天洗碗的声音。我一直没睡着，我以为小莉睡着了，侧过头看，她也睁着眼，一动不动地看着天花板。我起来上卫生间。春天坐在沙发上，捂着坤包，朝烟灰缸轻弹烟灰。她并不看我。
“要出门啊？”
“不出门就不能带包啊？”
她搂紧坤包，吐了一口烟雾。抽烟的女人真美啊，冷漠而茫然。她将身体转向另一边，继续仰着头抽烟。我走进卫生间坐到马桶上。我喜欢将报纸翻来覆去地看，直到待得实在没意思了。我听见小莉趿着拖鞋懒洋洋地走出房间，与此同时，春天蹬着高跟鞋走回自己的房间。就像有项规则：一个空间只允许有一个女人。小莉走进厨房，扭开水龙头，用牙刷搅和水杯，此后挤牙膏，朝右边牙腔捣鼓，又朝左边牙腔捣鼓，一嘴的泡沫。她愿意这样刷一天，一切都会过去，现在难挨，但总有一天会过去。她可以想象现在是未来，未来这里就没有春天了。她不停漱口。
她将走回到房间。我也将回到那里。我们会继续躺着。在这过程中，她拉开刀具柜。她发现又有东西失踪了。“我说春天，你是不是将菜刀藏起来了？”她吼道。
“没有。”春天以更大的声音回应。
刀具柜被轰然推上。小莉疾步走向客厅，走进春天的房间。我拉开卫生间的门，跟过去。小莉打开衣柜，在叠好的衣服间来回翻找，春天面对她，向床头退去。她总是试图掩盖什么而将人引向掩盖的地方。她坐在枕头上。“让开。”小莉扯她。她扭动着身体。
“我说让开。”
小莉用力推她。她悲哀地滑下去，须臾站起。枕头下藏着水果刀、切肉刀、菜刀、锅铲，还有擀面杖。“这是什么？”小莉抓起锅铲—我得感谢她仓促间拿起的是这个—她们一个握木柄，一个抓铁铲，争执起来。“别动，这是我的，你别动。”春天说。也许等下她们还会抢刀，小莉朝前捅，而春天紧握刃口，血从指间淌下来。这真让人恐怖。在她们同时弃掉锅铲时，我操起枕头，将刀具压住。
“够啦。”我吼道。她们扭成一团。我捞起三把刀跑掉。回来时，我看见小莉用擀面杖点着春天的肩窝，说：“看清楚，这是我家。”
“不是。”
“那难道还是你家？”
“是。收拾好你的东西，快滚。”
“我要怎么跟你说，神经病。”
小莉用擀面杖敲打着她的锁骨：“我要怎么跟你说，你不记得，是我接你来我家住的吗？”
“这是我家。”
“你看着，这是谁的皮箱？”
“我的。”
“是你的，我们有房子的人不需要皮箱。”
“是。你有房子不需要皮箱。我没房子所以需要皮箱。我拉着皮箱到处走，走到你家。”春天理清楚了，啼哭起来。她要抱小莉，被推开。
“现在请你离开我家。”小莉说。
“求你了，小莉。”
“请你离开。”
小莉指着门外，然后抄起春天的衣服，随便扔向皮箱。春天跪在地上，一件件地捡，当松糕鞋扔过来时，她拖着膝盖快速移动，捡起它，抱在怀里。她可怜兮兮地看着我们，我们仰起头。“请。”在长时间的沉默后，小莉说。春天站起来，说：“谁稀罕，走就走。”
事情就此解决了。
春天将东西塞进皮箱，一会儿塞完了。她扣上皮箱，拉着它走出去。一切都按照她的意思也按照我们的意思快速进展。她拉着皮箱走到门外，电梯从一层往上走，走向顶层，返程时会捎走春天。
我站在小莉后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