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从红乌西站出来。两年前，也就是二〇一七年九月，这座高铁站开通运营。从此红乌到武汉和北京的行程分别被缩短为一个半小时和四个半小时。我是从故乡亲友的微信朋友圈中知道这一消息的。对久居红乌、因志气和体能丧尽而失去迁徙可能的人来说，这条消息是对他们的一次重新命名和授予，会带领他们进入虚幻之境。同样的幻觉在一九八九年武九线红乌站建成通车时出现过一次，在同年年底红乌撤县建市时出现过一次，在二〇一〇年杭瑞高速公路红乌段建成通车时出现过一次。每一次，人们都感觉自己置身于世界与历史的中心，或者至少，是被纳入某张网或某个体系中。事实较凄惨。火车给红乌带来的只是几个骗子，有一年捎来一名杀手，他沿红乌市区主干道一连杀害六人；而捎走的则是一批又一批要去大城市挣钱的劳力。有几年春运，火车门根本不开，人们不得不砸烂车窗，将亲人连带行李塞进去。在二〇一五年第一期的《世界轨道交通》杂志上，一篇署名吴献龙的文章谈及高铁的“虹吸效应”，它这么说：“中小城市利用高速铁路带来交通发展、吸引人才聚集的想法并不能实现，而更多的资源、人才被沿线的大城市所吸引，造成小城市越来越缺乏活力。”
它说得再有道理不过。
我从红乌西站出来。和我一同出闸口的不足十人，我们作为一支渺小的军队行走在有二十几亩地大的广场上。足有四十万块正方形的大理石砖拼凑成它。广场边缘停靠着几十辆出租车。一些司机跑来揽客，其中一名说：“一位一位一位嘞，你一来咱们就走。”但在走近后，我发现车里并无其他乘客。“你再等等，再等一位咱们就走，”他说，“或者呢，你加五元钱。”
“行吧，加。”我说。
汽车经过占地面积达六十亩的市体育公园。主体育场有一万三千个座椅，是中乙一支球队的主场，报道说常有数千人观赛，我去过两次，都只有几百人。在体育公园和高铁站周围，是挖开一半的山体，露出整整一面的红土，远望过去，会发现它有一种往下不知为何的呆滞感。汽车通过被废除的原市区中心，北上，经过人去楼空的钢管厂宿舍，右转，到达此行的目的地：毗连红乌站的永修路。过去，永修路叫农商街。几乎在红乌站建成的同时，农商街夹道建起两排三层的商品房，我父亲在路北买下一幢，左邻姓梁，右邻姓温，如今这两家均已易主。我祖母和父亲都是在这幢屋内辞世的。他们在生前最后几年饱受疾病折磨，我记得父亲已经死了，喉结那儿还鼓动一下，呕出一口黑血。母亲有一次说，她听见死去的我祖母在阴暗的室内一边摇扇一边走动，不停地诅咒她。买这幢屋是我父亲一生所做的最失败的决定，让一大家子人住进商品房的欲望战胜了他的理智，他原本应该是故乡少有的几个理性的人，能站在事情面前认真分析。我仿佛听见开发商对他说：“就差你一家了，你住进来咱们就和自来水公司签协议，接通自来水。”或者“火车一响，黄金万两。”
后来因自来水久不曾接通，农商街居民在房子里掘井、装手摇水泵。我记得作为中学生的我和弟弟，每天不得不手握摇杆，各自压够两百下，好让鼓着大腹的粗陶缸注满水。我们都责怪对方压的次数不够，在偷懒。我一边压，一边望向盖住天井的玻璃。光线透过它照下来。我在想：“还有比这种枯燥的劳动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吗？”后来我在越来越多的名人著作里看见同样的感慨，比如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要么说“再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要么说“我想，几天之后，囚犯就会上吊”。最近我在读韩炳哲的《娱乐何为》，发现在第五十一页，编者提供了这样的注释：“埃古普托斯希望自己的五十个儿子娶他兄弟的五十个女儿，达那俄斯被迫同意，但却命令女儿们在新婚之夜杀死各自的丈夫。四十九个女儿遵命而行，因犯罪恶，被罚日夜打水，而水缸永远不满。”我记得自己在参加警校新生军训时，因无法忍受教官命令我们成百上千次地做同样的动作，而选择罢训。二〇〇二年，因无法忍受在办公室日复一日地撰写材料，我辞职离开红乌。
二
我走入在永修路三十号的家。我要在这儿住上些时日。父亲是三年前辞世的，母亲在她漫长的人生里第一次获得自由。葬礼结束后，我们从她脸上看见一种被解放的欣喜。十三四岁，她就开始照料自己的父母。后来和我父亲生下七个孩子，其中两个夭折。她将五个孩子照料大，又开始照料孩子的孩子一共五人。此后，她又开始照料卧床的我祖父、我祖母和我父亲，直至他们先后辞世。现在，虽然被糖尿病、心脏病折磨，她仍然享受一个人待在家、自由自在的感觉。她掌控着这幢房子。没人能把她请走。
天井下的水井已填上，地面贴着像河水一样呈亮灰色的瓷砖。这块地方应被视作穿堂，连接着客厅和厨房、卫生间。我注意到卫生间贴墙安装着一根水管。水龙头的扳手开关被转到一个位置，水从出水口滴滴流下，坠入水桶。我想到，这是一种生活经验，或者说生活伎俩。单位时间出水量虽少，但水表内红三角不转，因此不用缴费。况且只要不管它，一上午的工夫，它准能给你蓄满一桶水。要到解手，我才知事情并非如此。从马桶水箱压不出水。我得用瓢到水桶舀水，冲掉秽物。“是水只有这么大，厨房的水也只有这么大。”母亲说。我将厨房水龙头的扳手开关几乎转到顶头，发现水流也就细线那么大。母亲说：“这还算好的。一到大家煮饭、洗衣时，就更没水。早上打开水龙头，水还是黄的。要放一阵子，水才清了。”
“那怎么生活？”我问。
“慢慢积水呗。过去在农村，没自来水不是一样生活？”母亲说。
母亲提到，隔壁邻居的情况差不多，他们处理的办法是在家里装上价值四五百元的增压泵，或者在楼顶装水池（一说水塔），将水抽上去贮存，使用时再输送下来。具体原理我不懂，也未去实地察看。我只听母亲嘟囔，自打邻居这么干了，分摊给我们家的水就更少了。
将洗澡时，我打开热水器，发现只有少量的水像伤口的血一样，从花洒浸出来。我打车让司机带我去澡堂，发现原本建在电池厂和通江东路的两家扬州洗浴中心已经关张。司机说：“家家户户有热水器，谁愿意来澡堂洗？”最后我到宾馆开钟点房才洗成澡。
我决定打电话给自来水公司。母亲说：“打了啊。光一家打没有用，要十家一起打。可是在家的都是老人家，没法打。年轻人都在外头。即使在家，也不见得齐心。”我说我总得试试。我从网上搜到自来水公司客服电话。能判断出接电话的是一名毕业不久的姑娘。我们命名她为A。A说普通话，客客气气地让我记下维修部号码。我没听清，她耐心复述。我拨打至维修部，接听者是一名年过而立的女人。我们命名她为B。B心中有无尽的烦躁。之所以说话还礼貌，是出于谨慎（比如：万一来电话的是巡视组的什么人呢）。这种礼貌异常冰冷，甚至可以说寒气刺骨。她让我打电话至北郊分公司。我查找到该分公司电话，拨打过去。接听者是一名年近五十的大姐。她冲着我的耳膜大喊：“你做什么事？要做什么事？”
“我要修水管，我屋里快没水了。”我说。
“你不懂拨打自来水公司的客服电话吗？要我教？”她说。
我们命名大姐为C。C叫我找A，A叫我找B，B叫我找C，如此沿一定路径不停流动，情况有点像矿井里的“循环风”：
矿井里的“循环风”示意图
我知道这条路在故乡无法走通，毋宁说是确认它走不通。不久，我与初中同学吃饭，聊及此事。胡漾说有朋友叫何辉东的在自来水公司。胡漾拨打何辉东电话。胡的手机底部有一排孔眼，从孔眼里传出何辉东的话：“你说的事我能不办吗？”
回家后，我按胡漾给的号码，给何辉东发短信，说明大致情况。此后我致电他。我有种感觉，我是在给一名不知道仰躺在哪儿的醉鬼打电话。他抓着手机，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我说话，字与字间还隔了些距离。几次我以为他睡过去了，他又把剩余的话说完。“喂，哪里啊？有数……了，你等……着吧。我向冯……总汇报一声……去办。都是兄……弟。”他说。后来我只听见他粗重的呼吸声。我说：“何主任那我挂了啊？”不见他应声，我斗胆挂了。一直在旁竖耳谛听的母亲走出门去，将自来水公司要来维修的消息散布出去。我们在家等了近一个礼拜，不见谁来。
三
我家门前铺的是水泥路。沿马路东行一百四十米，能找到通往人民公园的歧路。我父亲自二〇〇九年中风不良于行后，多半时间用于在公园锻炼，期待能再次拥有如飞的步履，或者像骗子承诺的“可以重新下地劳动”，直到二〇一六年十月凄惨地死去。我每次走进那条贯穿公园、被露水打湿的沥青路，都会想到父亲曾在此艰难前行。他用右手捉住蜷曲的左手，朝前迈出右腿，站定，然后将左腿朝空中划去，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落在眼前。我想到像蝴蝶一样围着他飞的好奇的小孩子。公园里有一些穿着透气、紧身运动服的跑友。二〇〇二年我辞职离开红乌时，县城还没人跑步。现在，不去健身的人似乎很少。就连我的母亲，也习惯在四点起床去做操。
我沿公园的缓坡上行，每行六步，就因胸闷憋气不得不停下。我在此遇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澹台诗晨。澹台主任和夫人一边往下走，一边大幅度做扩胸运动。擦肩时，他一拍巴掌，说：“这不是安顺老师吗？”澹台主任仅比我姐大一岁，可我总觉得他是上一代的人。这可能和他身居要职有关。澹台主任是邻县人，十七岁师范毕业，分配至我们红乌一家厂矿的子弟学校执教；因文采过人，被借调至市档案局、市委组织部；后官至市委组织部秘书科科长，又在林场、乡镇和市委办任正职；四十四岁时当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澹台主任笔名“吴楚”，时有诗作在省市报刊发表，以前曾赠我诗集《中部省份的西格蒙德》，其中一段如下：
必须重视美、清洁和秩序
特别是把秩序引入生活的河床
肥皂应被视为文明的标志
“啊，自然的微粒！”
古今皆然，但是我要缓和这沮丧
我少于研习诗歌，不知道别人诗歌的好。我猜这样的诗句不会坏。我和澹台主任认识，是因为彼此都热爱文字，或者说，都想吃这碗饭。我们的友谊相当于一名染匠和另一名染匠、一名木工和另一名木工的友谊。我的作品被翻译至七国发行的事迹，对故乡人而言，如秋风之过耳，在澹台主任那里却激起极大反应。我写过一部反响寥寥的长篇，有十八点八万字。澹台主任说他一字不落地抄下来，抄完五个笔记本，抄坏三支圆珠笔。今天，澹台主任穿白色汗衫、黑色金丝绒裤，蹬一双耐克鞋，外套缠系腰间。平日他将头发梳成分头，用发胶定型，今天只是任其蓬松地挺立着。另外，因为是邻县人，澹台主任在我们红乌只好说普通话。我们小地方人容易对说普通话的人产生尊敬。澹台主任过去常解释自己也是乡下伢子，后来，面对人们持久的盛情，他逐渐感觉却之不恭。现在他就是用一口标准和高昂的普通话朝我说：“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怎么也不打一声招呼哇？”
“没几天。这不怕您忙吗？”
“身体最近怎么样？”
“还成。就是上坡时还有点喘。”
“你得多回来，呼吸呼吸家乡新鲜的空气。”
澹台主任见我手拎一袋换洗衣裤，又问：“你这是要干吗？”我说去宾馆洗澡。他说家里不就能洗吗？我没说自来水公司的不是，只是尽情叙述家中的窘境。我说：“我家的自来水可真细啊，细得比懒汉打盹儿流下的口水还细。”澹台主任的眉毛就往眉心聚拢。他火气冲天地说：“真是岂有此理，这些人就是拿着国家工资吃闲饭，尸位素餐。”他对我许诺，事情定会得到妥善处理。他讲，曾有人大代表就类似问题提交建议，自来水公司答复时强调了很多客观原因。“现在看来，这不是某个地方的问题，而是很多地方的问题；不是什么个别的问题，而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个月正好是‘代表建议督办月’，我请我们人大领导全去自来水公司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大作家用不上水。”澹台主任说。
四
不日，一辆白色郑州日产皮卡开到永修路。下来七人。其中六人穿浅灰色工服，上衣兜插笔，肩挎帆布包。另一人穿带肩章的浅蓝色上衣，着藏青色裤子，上衣掖进裤内。这个明显是领导的人，就是何辉东。何主任带队来到我家门前场地，让他们站成一排。最左者身高体大，脊背挺直，是当排头兵的好材料。何喊“整理着装”，他带头捏领子、纽扣开襟，众人跟随象征性地捏上一遍。何喊“向左看齐”，排头兵不动，其他人向左转头，脚步窸窸窣窣移动。又喊“向前看”。又喊“报数”，从排头兵开始，一个个转头将数字递下去，最后一人是用方言报的数，“六”报成“录”。又喊“立正”“稍息”。街坊们背着手，都来看热闹。何主任例行训话。训毕，喊“解散”。他们捡起地上的帆布包，跟随何主任来到我家门口。我母亲眯眼，露出一口假牙对他们笑。我记得何主任大步走来，双手捉住我母亲的一只手猛摇时，胸前的领带随风起舞，舔了一口我母亲长着斑块的脸。
“你就是邓姨吗？邓姨你好啊。”他说。
看见我从室内的阴影里走出来，他又说：“这位想必就是我们的大作家邓安顺邓老师咯。你的书我都读过，妙趣横生、精彩至极。记得给我签名。”
我从没在一个人身上看见如此亲密的笑容。这种亲密超过空姐、导购以及骨肉中表。不独我，那些街坊，这一天也感受到这久违的只有在婴童时期才能感受到的来自他人的亲密。“就跟有很深很深的血缘似的。感觉手上有点钱，放他那儿，比放自己手里还安全。”街坊们说。
母亲请他们进屋坐，他们婉拒。母亲将板凳一张张端到场地，只有一名长着铁灰色头发的员工坐下去。他大概就是何主任对我母亲说的“我把我们公司的活化石带来了”的“活化石”。“活化石”一边蘸口水，一边翻动一只蓝色皮面的账本。像母亲推测的那样，永修路自二十五号至三十四号共用一根从过境主管道连接过来的支管。何主任指使员工去这十户调查。十户中，六户在家（其中两户是承租人在家），四户门上悬锁。这四户中，两户是孪生兄弟，在城东经营超市，闻听后，共骑一辆电瓶车赶来；另两户在外地，嘱咐亲戚带钥匙前来。其中一户锁坏了，亲戚做主，借来锤子，一把将锁敲落。自来水公司员工入户前，要给鞋子套上粉红色的一次性鞋套。住户普遍劝阻，有的甚至扯住鞋套不让套。他们表示这是规定，不能不套。他们进入厨房，给水龙头接上水压表，先是一户户地测水压，后来把十户的水龙头一齐拧开，看各自的水压还剩多少。数据通过对讲机汇报给“活化石”。之后，他们又询问十户人家的户主或代理人。这些人和我母亲态度一样，只要自来水能修好，哪怕费用自己来出也行。问完，自来水公司的人聚在我家门前的场地商议。“活化石”一个人走到水泥路面，用脚步来回丈量。他停在一棵伞状的树下。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棵树比别的树要粗，叶子也相对茂盛。”他说。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有人应道。
“说明它根部有水，水管就是从这破的。”
有人问是不是要用漏水检测仪检测一下，他大力挥手，说：“不需要，百分之百是这里。”他在树干上缠系一块红布，用粉笔在邻近水泥路面上画了一个方形。此时，何主任电话声响。他一瞧号码，身体瞬间打直。他一边朗声应答，一边毕恭毕敬地点头，说“是、是”。不久，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澹台诗晨、朱晓雨，副市长王琢越，住建局局长王静，自来水公司总经理冯威，携十袋生态香稻米、十瓶金龙鱼油、十盒月饼，驱车来到永修路。随行的有市电视台记者。何辉东身轻如燕，小碎步子，在领导跟前跳来跳去，详细介绍情况。一些数据精确至毫米。因为太感光荣，他脸色灿烂如朝霞，眼中迸发出透亮的光。后来，我和母亲在电视节目《红乌新闻》里看见专题报道：人大“问水”。母亲指着屏幕上喜庆的老妪说：“这是我吗？我这么老啊？”
五
翌日上午，三名来历不明的农民工身穿荧光背心，头戴安全盔，来到永修路，找到缠系红布的树及路面上用粉笔画好的方块。这就是自来水公司指定采挖的路段。农民工在路段两头摆放红白两色相间的锥筒。锥筒之间牵线，悬挂一溜三角旗。我记得因为少一个锥筒，他们找来一只灭火器顶替。之后他们从三轮车上将配电箱搬下。他们想从二十九号的蓉蓉美发店接电。开店的姑娘害怕给房东添麻烦，未同意。他们找到我家。他们尚未开口，我已欣然同意。他们中年龄最小的那位给电镐装上六角尖凿。银灰色的尖凿从包装里拆出来时，掉在地上，发出“叮”的一声脆响，显示出分量非凡。
过去十七年，我在苏州、塘沽、燕郊、北京谋生，住过十六间房子。就像牛蝇追赶牛一样，几乎我去哪儿，电镐声就追踪到哪儿，有时听起来像在耳边，然而在楼内甚至是整个小区找，都找不到。今天—说来也是有缘—是我第一次看见电镐真身。小伙子戴着墨镜、手套，双手握紧它，让凿头对准水泥路面。他只是按了一下开关，镐身就发出让人熟悉的怪叫声。随着凿头剧烈振动，水泥路面出现龟裂，很快碎裂成一块块砾石。小伙子击穿一处，把凿头对准另一处。他是那么平静，仿佛这没什么。我是个有妄想症的人。我贪婪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心脏被可怕的想法攫紧。我惊叹于它强大的破坏力：在想要毁灭什么时毁灭就已无法挽回地完成。有人一定打过主意，将振动的凿头对准白净的肉身，让鲜血从开膛的地方飞溅出来，在半空中形成一道血帘。仅仅这样想，我就大汗淋漓。后来走路，双腿还略感发虚。
水泥路厚十四厘米。凿完，年轻人放下电镐，甩动因长久抓握而变得不灵活的手指。他的同伴之一伸手去摸滚烫的凿头。经验告诉他会发生什么，他还是忍不住去摸。果然，在触及的同时，他的手就受惊地缩回。他夸张地叫起来。水泥路下面是土基。他们用铁锨挖土。他们挖一会儿歇一会儿，背靠背坐下来抽烟，并将沾满口水的烟蒂扔得满地都是。后来我在那儿一颗烟蒂也没看到。我想它们要么是和砾石一起被清走，要么是被清洁工扫掉。有时他们打扑克。每打一局，输家就骂骂咧咧地付钱。挖到一半时，方坑已然像葬人的坟穴。伶俐的小伙子在里边躺直，佯装发出畅美的鼾声。又叫同伙立在穴边，为他默哀致意。唉，那两个中年人满脸迟钝，根本不知道配合。要到下午四点，在太阳最后一次发出刺眼的光芒，并且那光照在人身上还使人灼痛时，他们才将沾满泥污的水管挖出来。方坑已有九十厘米深。自来水管直径六七厘米，粗细如矿泉水瓶。因为锈蚀，它的外表长着深红色的斑块。水正从数处孔眼往外喷溅。围观者越来越多，包括住在红叶宾馆的台商唐南生。唐身高一米五〇，腹大背驼，小肩儿向下溜。前额光滑，因为光滑，额头弧度显得大而饱满。顶上只有一小绺头发，耳后却有茂密的一团。他还留络腮胡子。因为年近花甲，这些毛发多数像雨丝一样呈银白色。他这会儿把手拢在嘴前点烟，然后用自以为有磁性的沙哑嗓子说：“所以，基本上，它起的是一个让人比较不那么开心的作用。”没什么人理他。他欠本地很多人的钱，每天做的事就是借钱来还款，或者许诺去借钱来还款。他不像过去那样拥有庞大的信众，只有那三位干活的农民工，在听他说话后，血液涌上面颊，仿佛是他们搞坏了水管。当然，脸红也可能是因为有几十双眼睛俯瞰他们。
唐南生抽完烟，背着牛皮书包，往永修路西头走；然后沿人民北路南下，到被废除的原市区中心，也就是老红绿灯那儿，去找肯德基。他吃完汉堡、薯条，要么即刻沿原路返回，要么坐在肯德基外的台阶上，看来往女性。有时他会向她们中的一个搭讪：“小女生啊，我跟你讲……”
六
晚上，没有火车在红乌站停留，也就不会有拉客的小车在附近往来飞奔。永修路共架设二十盏路灯，如今还在照明的有五分之一，光线暗淡。在永修路东头，再往东一点，一段砂石小路的南侧，青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叫“壹号公馆”的娱乐会所。白天看，它是一栋大门紧闭的独立别墅。墙皮部分脱落，露出殷红的砖头。窗户也多有缺损。屋前的喷泉池里生长着杂草，已经荒废。到了晚上，公馆灯火辉煌，从大厅和廊道传来男女嬉戏的声音。声音碰到墙壁形成嗡嗡的回响。永修路住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商定这是鬼宅，反复向年幼的家人交代：“你可千万别过去，失了足成千古恨啊！”这些老人习惯早睡。一到晚上九点，生物钟就提醒他们，让他们连打哈欠，沉沉睡去。
我们所说的这一夜，永修路上，只有三位农民工在干活。他们不再从我家接电源。自来水公司员工符马活（就是那位“活化石”）前来察看采挖情况时，提起要给我们家补偿一笔电费。我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符马活说还是要付一百元的。不过后来没见谁来付。我不知道农民工是从哪里接电的。他们将工作灯悬挂在那棵伞状的树上，雪白的光照向敞开的洞口。他们携带电焊枪、法兰盘、扳手等可以想见的工具下到洞内。支管的阀门已经关好。黄昏时符马活给我们十户人家通知过，叫我们提前蓄点水。我们说敢情好。其实就是蓄，又能蓄到多少？我睡得并不比我母亲晚多少。从我家门外传来焊接管子的吱吱声。可以想见那火星一定又密又多，正飞溅向穿戴严实、手执面罩的工人。子夜，我被一阵响动扰醒。那声响有点像是我父亲在咳血。喀喀有声，正从一处蹿向另一处。逐渐地我意识到是我家水管跑进了水。门前漏水的支管已维修好，阀门已经拧开。那股水像是犹疑的动物，试图冲过管道，却总是跑到一处时刹住脚，张望四方，好判断有没有危险。最终，从我家楼下没关好的水龙头那儿传来它奔腾而出、砸向地面的响声。母亲耳背，没有听见。我因懒惰，也没下楼去关水龙头。清晨我才下来。母亲裤腿高挽，赤足走在清澈的积水里。她一边打扫，一边笑着对我说：“水好清，我对着水龙头喝了好几口，比细时在泉眼口喝到的还凉、还甜。”
农民工永远地消失了。方坑被填上，一部分土没有回填进去。我们那习惯用筐来计量土，他们说差不多有两筐土没有填回去。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教育儿子的街坊魏寒枫，把儿子叫过来，说：“这个坑有一点八个立方。我们假设挖出来的土重一吨，现在回填进去的却只有零点九吨。你说说因为什么。”他那左撇子儿子魏星真搔抓后脑，低首看地，一言不发。
“你说说看。”他父亲催促道。
“不知道。”他说。
魏寒枫抓住魏星真两肩来回摇动，说：“你呀，挖掘前的土基是碾压过的，密度大体积小。挖出后，土块松散，有了很多空隙。这是自然常识。”
土堆边搁着被切下的水管，在它表层长满大小不一的疙瘩，有的地方疙瘩脱落，出现穿孔。盯着它看，像盯着一张被硫酸烧伤的脸，或者一截在手术中被取出的肠子，心中会有惊悚。水管两端被切割得极为整齐。有人说是用钢锯锯下来的。有人反驳，说恐怕是用切割机切下的。用钢锯锯，还不得累死，而且钢锯怎么能锯得这么齐。不多久，永修路上开来另一支施工队。一辆自卸车倒、倒、倒，倒到工段边沿，举升货厢。沥青滚烫冒烟，从倾斜的车厢底板滑落向浅浅的路床。工人们用铁锨铲起沥青，均匀浇向各处，用木耙子推平；又推来一台手扶夯实机，开来一台振动压路机，将沥青反复碾平、压实。看着沥青不够，自卸车又举升货厢，倒出来一些。最终，摊铺进来的沥青与路面齐平，看起来像一块方形的芝麻糖。几名小孩跑来，踩来踩去，享受它的黏性。他们自己玩玩也就罢了，还招呼别的小孩也来，直到他们的妈妈跑来，大巴掌扇向他们的屁股。
自此以后，我家的水就来得特别大、特别猛、特别欢腾。水龙头下冲出的雪白水柱，有大拇指粗，击打于手背甚至有痛感。母亲把积压在箱柜内的衣物全部抱出来洗，洗到后来连抹布也不放过。母亲还找出废弃的皮管，接上水龙头，对着后院的菜地浇灌。那些萎蔫的油菜，一个上午就获得新生。翠绿肥大的叶子摇摇晃晃，越看越淫荡。它们简直像张开双臂，抢着过来迎接水柱。从松过的土壤那里，传来猪一样吧唧吧唧的饱食声。母亲同情地看着土巴们，说：“孩儿们别着急哈，又不是没有份，个个有份，都有份。”我在卫生间洗澡。我给身体打沐浴露，搓得到处是泡沫，然后打开花洒，看着泡沫在热水的冲击下，全部掉向地面，从地漏旋转着溜走。我的母亲跑到邻居那儿，提醒他们不要用增压泵：“（现在）水通了，水压正常了。再用（增压泵），水压就高了，容易把水管撑破。”我知道母亲的用意。她是怕自己得来不易的水，被别人用增压泵又给截走。
母亲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
七
人看管得最严的不是自己的孩子，而是钱。为了让人把钱从口袋中掏出来，借款方说出比糖还甜的话，频繁许诺；有的还抽出刀子威胁。唐南生让人掏光自己和亲人朋友的钱，有的还去银行和钱庄贷款来满足他，依靠的是拒斥的技术。我得解释，我之所以知道这些事，并非因为我打听过它，而完全是因为我无法不知道它、不得不知道它。有人说，红乌市区有接近五分之一的人卷入这场融资游戏，几乎每家有一个。我的哥哥、妹妹、堂兄、堂弟、表姐、表妹以及初恋情人，要么直接卷入其中，要么间接被牵连。
六年前，一个请风水师看过的吉利日子，唐南生及其更江南集团在刚搭建好的售楼处发售股权，我们红乌人蜂拥而至。队伍排起长龙，超过五十名警察、保安进驻现场维持秩序。邻人广泛参与、国家机器出面，以及之前市四大家领导（他们的专车车牌正好是从〇一到〇四）同来剪彩，使人们感觉自己的投资行为得到担保。这件事直至变为灰烬，庞大的工地结满蛛网，部分投资者还是对唐南生及其更江南集团充满信心，认为时间终究会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队伍前方，一张栗色的电脑桌上，堆放着一摞《投资入股协议书》。排到最前的人坐上带滑轮的圆凳，或者弯腰，在一式两份的协议书上签字。唐南生的搭档、集团总经理续章代表甲方银象江南投资有限公司签字，在文件的盖章处及骑缝处已盖好公司印鉴。协议书约定一笔股金为十五万元，每人最多认购二十笔。认购股金须在协议签订后三日内缴清。一摞签完以后，秘书又抱来一摞，并在桌面蹾齐。新的一摞签了不到十份，搁在桌面的对讲机发出嘈响，传来唐南生尽力压制的话：“请续董过来一下。”从声气判断他刚从后门进入办公室，对事情发展超出预期深感不满。续章对秘书说：“不要动它们。”女秘书取镇纸压住文件。站立后头的保安移步向前，双手后背，看守住它们。续章进入办公室，反身锁门时，向外张望了一眼，似乎是怕人们听见将要发生在办公室内的对话。片刻，从里边传来霰雪雨雹般的责骂：“干林娘，我们是要外钱，可是，不要那么多，你知道吗？外钱太多，我们做事的目的就不是替自己挣钱，而是做公益，你知道吗？”人们仿佛看见唐南生正揪住续章的一只耳朵，让那只耳朵老老实实地听他讲话。汗水从续章的下巴尖滴滴流下。一会儿，身高一米八〇的续章从办公室走出。他张大鼻孔吸气并且咬紧腮帮子，脸色惨白。坐下后，他将那摞协议书揭走一半，丢进抽屉，想想，又从那留下的一半里揭走一半。他对过来签字的排队者说：“能不能只买一笔？”
“为什么？”后者问。
“买那么多干吗？你家里不生活不吃饭吗？”续章说。
这时，从挂在屋檐的喇叭里传来唐南生的劝告声：“入股有风险，投资请谨慎。涉及钱的事我奉劝你们多加考虑，最好是翰家人一起考虑。考虑成熟了，再做决定。毕竟，这是把自己的钱交给别人。”又说：“我们双方都考虑一下，今天就签这么多。明天，我们再拿出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后续方案。”几个排在队伍中心的人明白到什么，跑向前头。余人一看，也往前冲，为的是抢夺桌上的协议书。售楼处的门面只有那么大，一旦有人占据那儿，就有人将他往后拉。那些占据到前排位置的，无不是靠双手死死扒住桌沿或门框才得手的。他们扭动腰身，阻止他人向前，或者学骡马尥蹶子，踢后面的人。后面的人呢，有的试图从觅到的人缝挤进去，有的牺牲身体平衡，朝前长长地伸出手臂，有的大呼在前的亲友，请求帮忙带一份出来。半空中全是人所发出的嗡嗡的嚷叫声，它们像乱飞的箭支，彼此交会、撞击，甚至是穿透。一时沸反连天。因为拥挤，最前排的人被扑倒。原本是立体的四脚电脑桌被压成平面。一个人因为踩在带滑轮的圆凳上，仰面摔倒，被送救治。一度，他手上抓着三份协议书。他在向病友表述时，感喟不已。原本他计划好一份给父亲，一份给外父，一份给自己。倒地时，他手中的协议书被一份份地扯走。“我要是有一份也好，一份也没有反而得了脑震荡。里外里，隔多大的事。”他说。保安不得不手挽手围成人墙，将群众阻挡在售楼处外。一些人计无所出，想到一门古老的手艺，从钱包里取出一张或两张人民币，晃晃，塞入某位保安裤兜。那保安无法抽出手阻挡这不义的行为，只好叹息一声，稍稍让开身体，让行贿者猫腰钻入。这应该是我们红乌撤县建市以来，市区所经历的最大的一次群体性事件。其规模似不亚于光绪三十二年上千农民捣毁厘金卡、一九一八年八百农民开仓夺粮六万斤等县志有记载的事。最后，人们在现场再也找不到一份协议书，就连白纸也找不到。那些一无所获的人返回家后，将被连篇累牍地数落。对他们而言，痛苦是双重的。一是错过近在眼前的致富机会；二是再次在街坊面前暴露出软弱和无能。过去他们和学区房无缘，现在又没办法弄到一份由银象江南投资有限公司盖章的协议书。他们在社会中的估价再次被无情地压低。
八
需要补充的是：那些抢到协议书的，几乎是瓮中捉鳖，将续章捉到，然后往路肩上一放。“签！”他们带着凶狠，然而你没办法举证说他们语气凶狠。他们看着续章将协议书垫在膝头，甩动钢笔，龙飞凤舞地签名，无不面露狞笑。签过百份之后，续章因为想到什么（我估计是罪孽），舌挢色变，签字的手麻痹起来。穿白大褂的中医院医生吴迪走来，抓住续章那比鳖壳大的手背按压，又甩动他手臂。
吴迪问：“还麻不？”
续章说：“似乎是不太麻了。”
吴迪说：“不麻就把我那份签了。”
据说续章的搭档、集团董事长唐南生看见之后，眉心紧皱，捡起桌上的玻璃杯就摔。他懊恼地说：“谢谢啊，我谢谢你们（祖宗八代）啊。”然后钻入玛莎拉蒂轿车，扬长而去。续章嘴唇嘘着泡沫，说不能再签，这样签下去会死人的。人们哪里管得了这么多，把他背到老人平时下棋的石桌那儿继续签，就是回到宾馆房间，还有十数人跟去。“你有那么多的资金和那么大的财力吗？”续章说。
“这个不用你管，我们说没钱也没钱，有起钱来，也吓死人。”他们说。
次日一早，有两家银行将贵宾室辟出来，专门处理客户对更江南集团转账的业务。客户将钱如数转入指定账户，集团方面开具收据，作为客户日后领取利息及房产，参与分红，并且到集团上班的凭证。更江南集团在售楼处也设立收款处。人们排队缴付现金。一些人又犯下失心疯，冲到队伍前，将成捆的钱朝里扔。验钞机因持续工作滚烫发热，发出就要烧焦的气味。在人们的恳求下，转账截止日期被推迟两次。因此，整整七天，都有人找更江南缴钱。像前边说的，有的人为凑足钱去借高利贷。实在凑不出的，就吵着向更江南打欠条。这就好比人家向你借钱，你反而向人家借钱，好把钱借给人家，从道理上讲不通。更江南予以坚拒，后不知为何心软，给一个人开了口子。这个口子一开，有四十余人仿照办理。
融资前，唐南生去本地东方红艺轩工艺品店定制半卡车的奖杯、奖盘、奖牌、获奖证书和奖章，还有一些摆件。我想之所以在本地定制，一是怕材料易碎，不宜长途搬运；二是唐南生融资经验丰富，认定客户尽是些蠢货，事情做起来没必要太过谨慎。现在有些骗子对受骗者的不尊重已到顶点。我曾见骗子接受采访。他说：“不是我要骗他们，而是他们要我骗。我不骗，他们不干。”或者，“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我骗你们的。他们说你怎么能骗我们你是骗我们的呢。”他说：“盛情难却，我只好骗咯。”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后来人们在讨债队伍里发现东方红艺轩的店主。他们夫妻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更江南集团投资三十万元。唐南生到省会找图文店合成一些自己与领导、明星、富商的合影照片，并租用一辆玛莎拉蒂轿车。轿车自带车牌，号码后四位是二一〇四。唐捻断茎须，计上心来。以后他和他的业务员总是说：“国家用五十年时间发展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成绩有目共睹。步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六十五周岁以上人口占比约百分之七，至二〇二七年，将达百分之十四。中国从老龄化社会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指日可望。对这一严峻形势倘无应对，大好基业将轻易葬送，一切美好也会付诸东流。所幸我们政府最擅于面对困境、解决困难，就像我崇拜的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家李松(Sunny Lee)所说的那样：‘若不能克服自己的弱点，就把它变为优点；若不能克服不利形势，就把它变为有利条件。’他们在过去将人口负担变为人口红利，使超过十亿待养的国民变身中国晋级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建设者；今天，面对‘养老困局’，他们除开针对人口生育政策翰退休政策做出调整，还尝试在税收、土地等方面制定优惠条件，推动养老业的商品化、市场化、经济化翰集约化发展，使养老业成为继农业、工业、服务业之后的第四产业，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只是！执政者还不便于公开发布这项计划，一旦公布，就会对诸多等待社保养老的老人造成心理冲击，增加不必要的社会矛盾翰改革阻力。所以！执政者要找有实力的企业、商人翰朋友来，争分夺秒地，悄悄地，把事情做起来。国家对这件事是鼎力支持、有总量布局的，因为不便发布红头文件，就将它命名为‘二幺〇四工程’，换言之，是‘二十一世纪优先发展第四产业工程’。其实，目前已有副国级的领导对工程公开表态。他在视察时接受采访，称政府的态度是‘允许存在，有序发展，严格管理，低调宣传’。这么说不是政府要打击翰控制，而恰恰是以谨慎的口吻将赞成的声音放出来，让参与者吃定心丸。国家对养老业的重视，在我们省体现得尤为明显。我们省森林资源丰富、工业环境污染少、气候温暖湿润、交通网络发达，是‘二幺〇四工程’理想的落地省。我们省也围绕国家决策，提出‘养老立省’的口号。只是大家还不常在电视翰报纸里看到。但是你们看新修的省政府大楼，如果有心去数，就一定能数出它的外墙玻璃一共是两千一百零四块。还有，你们看，摆在我们售楼处的大象石雕，是省发改委赠送的；大象后面的巴西木盆栽，是省计委送的。寓意何在？聪明的朋友马上猜到。对，大！项！目！这些都在说明，我们省要建设美好的养老环境，将生活在长三角、珠三角、北上广乃至亚洲、世界特大城市的富裕奋斗者，吸引过来，安度幸福晚年。我们要建立起一批设施过硬、品质优良的示范性养老基地。今天，这样庄重的任务就落在我们集团、我们公司翰我头上。我本人对此虽心中有愧，但重任在前，唯有义不容辞。你们可以看我们的车牌，它是省政府特意选定给我们的，意思是要我们引领全省的‘二幺〇四工程’。尊贵的朋友们，一块车牌虽小，但足以反映出省政府、省领导对我们集团、我们公司翰我的真诚鼓励与巨大鞭策。现在，我提议大家翰我一起念：
历史承载着每一个激动的时刻，
记录着我们的足迹与汗水，
这里有我们的声音，
这里有我们的灿烂的笑容。
“然后我念‘二幺〇四’，你们念‘四四四’。”
更江南集团还租赁三辆大客车，将一百名我们红乌的潜在客户载至邻省某市江南鲜花港参观。进入闸口，检票员手按计数器清点人数，并未拦下一人验票。大家以为，自己是唐总的客人，唐总已打过招呼，事实是更江南方面预先团购好了门票。进去之后，一名穿藏青色套装的导游追上来，一边掰开嘴前的耳麦，一边露出雪白的牙齿和甜美的笑容说：“失敬失敬，不知唐总的尊贵客人这么快就到达，抱歉来迟了。”她提醒，因为大家是内部客人，参观最好低调进行，这么做仅仅是为着使大家不受游客打搅。她将大家领上瞭望台，手指远方。于是大家看清，在鲜花港边沿，种植着一圈有四种颜色交替呈跑道形的花带。在花带以内，种植着一圈类似的花带。在这类似的花带以内，又种植着一圈与类似的花带类似的花带。“不知大家注意没有，这样四四方方的花带，鲜花港内一共种植三层，合起来就是‘四四四’的回声，反映出花海创办人唐总对祖国‘二幺〇四工程’的回应。”导游说，“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个八卦。大家肯定比我清楚京东商城。取名京东，是刘强东为纪念自己和昔日恋人龚小京的一段爱情。今天，我们看见的鲜花港，从设计、投资到拿地都离不开唐总。最终的掌控人，我们在大广告牌上也看到了，是江满月小姐。我想说，唐总和江小姐认识多年，感情早已超越友情，但因为各自组建家庭，彼此唯有以礼相待。两人爱你在心口难开，最后只好将一段情缘化为招牌上的两个字。江南，就是从江满月小姐和唐南生先生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我们红乌有一位投资人推搡旁人胳臂，道：“搞，我怕还是搞了的啊。”众人爆笑不止。游览毕，导游随客户上车，去苏杭继续参观。一路所见如东方之门、诚品书店、阿里巴巴、绿城地产、娃哈哈，在她口中，无不与唐总有莫大关联。似乎是为了给今后唐南生无力还款埋下伏笔，她还说：“我们唐总呀，什么都好，就一点不好，摊子铺得过大。钱都撒下去，产生利润不知道要等到几时呢。”后来我们红乌有人醒悟，哪里有在花海工作的导游跟自己四处跑的呢，这还不是老骗子唐南生请来的托儿。可惜有此觉悟时，钱已转账到对方户头。
这样夸口吹牛的事，别的融资者也会做。唐南生领先一筹的是，他懂得适度披露自己和项目的弱点。他发给客户看的《江南湿地公园及江南实验养老小镇项目前期可研报告》，四十页厚，用两会专用石头纸印制。报告的一部分笔墨用于阐述项目的宏伟计划，比如围绕红乌现有资源创建江南湿地公园、江南鲜花广场、江南实验养老小镇、江南实验老年医院、江南实验护理学院，打造一个总投资额超三十亿元的综合性商圈，使红乌成为“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滨水生态园林城市”“亚洲首选老年生活城市”；另一部分笔墨则用于披露公司、项目自身的不足及所面临的困境，比如提到我们红乌市时说：“人口基数小，且呈现人口外流趋势，城市化水平低，属于内需型城市，房地产市场需求增长幅度极为有限。”有些不足的指出甚至达到吹毛求疵的地步，比如指出项目用地南临303省道，道路货车通行较多，有较大噪音影响；西临武九铁路，噪音不可避免；项目目前与外部只有一条出入口相连，通达性差。然而正是这种“面对问题、正视问题的态度”，使客户感受到唐南生“想做事、认真做事的决心”。他们都说“这样的老板绝不忽悠”，是“投资界的一股清流”。一位本地诗词爱好者为此赋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