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母亲喜欢到邻居门前坐坐，邻居也喜欢到我家门前坐坐。在阳光所照耀出的一块明亮地面上，她们或者择菜，或者逗弄学步的小孩。每天，她们的眼睛成百上千次地扫向马路。就在自来水管修好的几天后，她们感觉到一种异常。这种异常带给她们不自在和烦躁。有一件熟悉的事物不见了，然而她们又想不起来是什么。直到一些更江南集团的股东（包括我的哥哥）找过来，问她们有没有看见唐南生，她们才一拍大腿，醒悟过来。她们每天看着这名台湾老板像钟点一样准时，从红叶宾馆出来，沿马路西行，去街上肯德基买吃的。这名老板将手插进裤兜，每走上十来步，就用力将头上那一绺头发向右后方甩去。从黏黏糊糊的走姿看，他有着刻骨的自恋，总觉得背后每个人都在看自己。现在她们将他看丢了。股东们焦灼地问她们有几天没看见唐了，她们说一两天或者两三天。有的说五六天，遭到反驳。他们撇下她们，跑向红叶宾馆。宾馆的曹姨为他们打开唐所住的房间，发现他的皮箱，还有一台手机留在那里。唐搁在杂物间的西服也没取走。大家都知道，唐南生惯用两台手机。正是因为这两台手机都无法接通，股东们才出来寻他。他们在房间内还在充电的手机上看见有四十多个未接来电，都是他们打来的。有人在现场持续拨打唐带走的那台手机，结果和以前一样，显示关机。
之前他失联从未超过一天。
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人们心中出现。或者说，一种长期以来就有的担忧被眼前的景象坐实了：弄走本地人几乎全部积蓄的客商跑路了。他留给我们红乌股东的是庞大而充满嘲讽的空气。还在红叶宾馆，就有人撕扯头发痛哭。有人搀着他一边手臂，劝慰他，无非是“钱乃身外之物”“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样的话。越劝，对方哭得越厉害，最后弄得自己也泪如泉涌，因为自己亏损的数额并不比对方少。哭过一晌，他们两眼通红，失神地看往某处，情形和家里死了人是一样的。有的人怒视地面，说：“说了不投说了不投，非逼着我投。我说投了收不回来的，非不听，非逼我投。”又说，“世上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呢，说了不听。你害自己也就罢了，还害我。害人害己。”有的人走到永修路上，卧倒，用右拳捶打地面，捶累了就翻滚自己，要让过往的车辆碾死。有的人用额头撞树，把叶子撞得纷纷坠落。有的人因悲伤出现反常，铆足力气哈哈大笑。有的人当着别人的面投湖，以抢救及时告终。有的人害怕债主催逼，当天逃往南方打工。姑嫂勃谿、手足失和之事不可胜计。一对亲兄弟（哥哥随父姓李，弟弟随母姓唐）相约在市民广场决斗。两人一个砍开对方额头，一个抹伤对方脖子，又分乘三轮车到市中医院自救。起因是哥哥认为弟弟不应拉自己去投资，弟弟认为是哥哥赖着自己一起去投资的，在哥哥哀求之下，他还为哥哥凑了八万元。
有退休者奉劝大家不必失态。因为从过往经验看，唐南生无论离开多久，都会返回，而且总是带来一笔不能说多却能够维持其信誉不倒的资金。现在和过去的区别无非在于，过去通过手机和社交软件能掌握唐的行踪，现在不能。其实掌握了又能怎样，人家要跑照样跑。因此，这个区别可以说不算区别。唐老板资金周转困难已不是一次两次。可能这一次的困难比以前更大，他解决起来也更费劲。可能就是因为一时筹不到钱他难以启齿，选择关机。老者接着说：“我还是那句话，人家要跑早跑了。一分钱不还就跑，比还了一部分再跑，明显划算。他要跑，开始就跑了，又何必来还咱们的钱呢？咱们应该给对方也是给自己一点信心。世上的人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坏。”有人回应，说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不妨再等三日。三日后若仍无动静，就得出手。众人称善。有人开始到红乌站、红乌西站以及汽车站坐着等，几乎是下来一批乘客，就逐个地瞅去。有时怕唐老板是易装出现，还抓住某人的双肩细加辨认。写到这里时，我庄严而忧伤，想起那些不知儿子已被大海吞没，仍竖耳听风、苦苦等待的母亲。
三天之后，唐南生仍无动静。手机还在关机中。红叶宾馆、壹号公馆、肯德基等唐经常去的地方也未见他露面。有人甚至去政府找蔡副书记和庄副市长打听，因为唐南生常夸口“我和你们蔡书记、庄市长很熟”，并且人们也确实在多个场合见过他们关系亲热，异于常人，不是勾肩搭背，就是称兄道弟。两位领导对来探问唐南生下落的本地股东态度客气，他们凝眉思索片刻，说：“我还说找你们问问呢。”有人想到更江南集团在中原、内蒙古等地有实业，一些地方自己去考察过，与当地投资代表接触和交流过，因此翻出当初交换得来的名片，打电话过去。那些异地的投资者说：“这人已经很久没有消息了，我还想问你们呢。”
也是到此时，我们红乌股东才知道自己并不掌握唐的籍贯信息和家庭住址，根本没办法去联系他的家人，也没办法去当地找他。大家唯一清楚的是他说一口台湾话。
群情激愤之余，一批人主张报案，另一批人坚决反对。因为报案意味着债务无法清偿，债权人一次性只能得到较少赔偿，甚至是零赔偿，并且会失去继续追讨的机会。不到唐南生一个子儿也不肯赔，绝不应当走到这一步。于是有人说：“我们不报他骗钱，报他失踪总可以吧。”另有人质疑：“我们不是他亲属，有没有资格报他失踪呢？”他这么说，大家才意识到自己从未考虑过这一问题。股东队伍中有一人的兄长兼职做律师，叫郭朝凤。于是大家咨询他。郭朝凤查找文献，说一般情况下报案失踪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失踪超过二十四小时；
二、报案人须系失踪人直系亲属，报案时须持本人身份证件和失踪人的关系证明文件，并提供失踪人户口簿及近期照片两张。
走投无路之时，众人想到公安局退休的副政委刘少余。刘的女婿在武汉经商颇有积蓄，刘的女儿想给刘一笔钱出门旅游。刘以签证难办为由拒收，因此刘的女儿做主，以刘少余的名义向更江南集团购买一笔股金，算是投资。众人想：刘家虽然只购买一笔股金，投入十五万元，但那也是钱，只要是钱就会让人心痛。因此他们相约去找刘。刘少余在朱雀路有一套三层的商品房。因为夫妻不和，妻子住二楼，他住三楼，一楼出租给他人做奶茶生意。刘少余在三楼种花植草、养猫饲狗，还喂了一大缸的红色金鱼，共计四百余条。刘少余头发浓密，像是理发时清洁碎发的琥珀色的刷子。在他的大鼻子和左眉眉弓上，各生长一颗黑痣。见到来说明情况的股东，他匆忙点起雪茄，含在嘴里，说：“啊！又有什么事？你们这些人，尽不学好。”烦躁之情溢于言表。因为他耳背，兼之脾气固执，人们花了十分钟才将事情跟他说清楚。他好像是第一次听说此事，说：“唐老板是骗子？跑了？我也投资了？我怎么不知道呢？”他取出手机拨打女儿电话，称呼对方“小朋友”。他从“小朋友”那儿问到确有这一笔投资后，姿态大变。他对股东们说：“真是岂有此理，一个大活人没了还不让查了？如果失踪的是孤儿，人们就不能够去报案吗？”众人说“就是就是”。他一挥手，带大家下到二楼，支走老伴，同时说：“这是牵扯到多少家多少户的事情啊。”众人说“可不就是吗”。在二楼客厅墙边的高腿茶几上，摆放着一台米黄色的电话机。刘少余揭下盖住电话机的罩布，抖抖，瞟了一眼期待地看着自己的众人，从嘴里发出“哧”的一声。墙上贴着一张通讯录，刘少余的手指在上边移动，定在“法制科”那儿。他一个个地捺号码，捺好，对着话筒说：“法制科吗？我免贵姓刘，刘少余。杨科长在吗？在的话叫他过来接电话。”然后张开嘴在那儿等，手上还抓着核桃玩。少顷，从话筒里传来对方的声音。刘少余把情况简要复述，问对方应当如何处理。“这种事总不可能不处理，对吧？”刘说。然后两下无话，众人判断这会儿杨科长正搁下话筒，走向文件柜，扫视书脊，然后拉开玻璃，抽出其中贴满小便签条的一本，蘸着口水翻动。很快从话筒里传来声音，杨科长建议各位股东按照公安机关查找疑似被侵害失踪人员的相关规定，到刑侦大队申请立案，依据是人员携带大量财物失踪，且在失踪前与他人有重大矛盾纠纷。刘少余又拨打刑侦大队电话，刑侦大队指引他们去大队报案。当日，大队值班领导是教导员，他指定分别在市区中队和技术中队实习的两名警院学生处理报案，有事向市区中队民警高晓强请示汇报。高晓强以前是北片中队的副中队长，因犯错误被降职。
十六
两名实习生都是异地儿郎。一名叫陈敏，蓄平头，戴眼镜，眼小鼻短，皮肤黑黄，个子显矮，性格温顺，然而并不柔弱。真要是打架，两个人拿不下他。他是跑步爱好者，每天跑八至十公里，周末跑三十公里，但凡有马拉松比赛就设法去参加。因为跑步，其小腿肚鼓胀而结实，用手去抓，和抓石头一样。在刑侦大队，民警因工作需要常穿便服，只有陈敏穿制服，并且戴警帽、打领带，有时还戴白手套。他总是在腋下夹一只黑色公文包，内藏材料纸、印泥和笔。从外表就能看出他做事比较拘谨，一板一眼。另一名叫秦彤，眉清目秀，唇红齿白，皮肤吹弹可破，然而思维和行动敏捷。相较于陈敏，他对打扮更为上心，有时甚至穿那种黑色、宽松的丝绸衬衣，衬衣上印制数只鼓翼飞翔的白鹤。其人爱笑，爱去体育场看球赛。陈敏每做一件事前，都会隆重地问：“秦彤，你怎么看？”
我们红乌股东一共有三十人到刑侦大队报案，后在高晓强建议下，精减为五人，以吴胜火为首。陈敏、秦彤在大队会议室接待他们。陈敏、秦彤要求他们出具唐南生的有效身份证明。“兀哪里有哩？”吴胜火说。在我们红乌方言里，“兀”是助词，用于句首，无义，和《诗经》里“维以不永伤”的“维”近似。
“我们只是问一下。”陈敏、秦彤说，然后在笔录上记下：报案人无法出具证明。他们又问：“你们是否在其他地方报过案？”
“没有。”吴胜火答。
“我们也只是问一下。”
接着，陈敏、秦彤又问：“唐南生失踪前是否与他人有重大矛盾纠纷？有没有人说过要找他报仇、杀了他之类的话？”
吴胜火等人说：“这倒是没有。人生气倒是有的。”
又问：“有谁生气？”
他们答：“个个都生气。你说他欠人那么多钱，被欠的还不能生气？说起来我们真是倒霉，摊上这么一个老板。我们烧香拜佛求他还活着，他活着就还能还钱。真要死了，我们什么指望都没了。”
之后，两名年轻人骑电瓶车到红叶宾馆，举起相机，眯着一只眼，对着唐的住房进行各个角度的拍摄，然后掏出镊子夹走唐留在枕巾上的碎发，并取走唐留下的指纹、掌纹。他们还扣押唐的手机、衣服、牙具等所留物品。他们开列清单，要曹姨作为见证人签字。曹姨急得汗如雨下。两人只好作罢。两人锁上房间，贴上封条。曹姨见此，脸色惨白，不停地跺足。秦彤问为何，曹姨说自己损失太大，一则这间房再也不能用于住宿，二则其他房客看见这间房门上贴着封条肯定害怕，别的房间也不敢去住。秦彤问房费一个月多少，曹姨说六百。秦彤让她掏出手机，用微信转过去六百元。
“以后呢？”她说。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秦彤说。
“那别的房间呢？别人看了封条还敢住别的房间吗？”她说。
“你或许可以整块帘子盖住封条。”秦彤说。
如此曹姨才作罢。
就如何查找唐南生的下落，高晓强拟定“四三三”方案，让两名实习生逐项去做。“四”，即从人际往来、交通出行、财产处置、通信记录四个方面来查找唐南生失踪前后的活动情况。“三”，即从本市110、派出所接处警记录中比对查询，从周边地区新出现的绑架、杀人等犯罪案件中比对查询，从“全国未知名尸体信息管理系统”和“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中比对查询。另一个“三”，即向报案人、唐南生家属及其他关系人调查唐南生情况，制作询问笔录。
这样的方案，条理分明，对两名实习生而言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它不但有助于两人熟悉工作流程，而且也能快速培养他们和各种人打交道的能力，比如处理事情找谁批准、找哪个级别批准，去车站、电信这样的机构调查时和哪个部门对接，来往公函应如何写。甚至致谢时是敬礼还是鞠躬，询问的口气是软还是硬，事先都要考虑好。
也正是通过这次调查，唐南生是台东人的说法被澄清。实际他是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赖店镇留仙村十一组人，原名唐锣生，别名唐伟俊。其妻患结核病早逝，未曾生育子女。其家常年无人居住。前几年台风，老宅浸泡水中，自行瓦解、倒塌。
不过收获一时也就这么多。两人准备向高晓强请示，去调看视频监控。正当此时，以吴胜火为首的我们红乌股东前来献言，说现在探头这么多，何不去瞧一下呢？可谓不谋而合。高晓强说：“我何尝不知道要去看监控。看监控已经成为我们公安机关最重要的破案手段。我们只要开展侦查工作，首先想到的就是调看监控，甚至可以说是‘本能地就想到’。它在追溯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和搜集犯罪证据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它神奇到什么程度呢？好比它是一只盒子，你只要揭开，就一定能发现里边有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在第一帧画面看不到的东西，在第二帧会看到。在第二帧看不到，在第三帧也会看到。只要我们想看，就总会看到。无非看累了，多滴几滴眼药水。我记得有一阵子，我眼睛都看得充血。我听说，在很多地方，技术已经发展到这一步：监控系统已经不再是对事物进行被动地感知，而是像人脑一样，可以主动地去认识、分析。换句话说，已经用不着我们用肉眼去察看。遇有可疑处，它就自动示警。我们红乌也快了。也许你们实习没结束，我们的技术就到达这一步了。在这种情况下，感到沮丧的除开犯罪分子，还有我们刑警。刑警不再是侦查活动的主导，而可能只是监控系统一个可有可无的帮手。刑事侦查作为一项古老的、综合性的技艺，正面临失传的危险。你们学历比我高，见识比我多，我说的这些你们一定懂。”
“我们也只是接触一点点。”二人答道。
“你们知道这件事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存在吗？”
“什么事？”
“就是去调查一个明显是跑路的人被侵害。这非常荒谬。你们知道这件事一直到今天还存在，是为什么吗？”
“不知道。”
“是我们不忍心拒绝刘老政委。你想，债户失踪，那不就是不想还钱吗？股东们应该去找‘处非办’和经侦，可他们害怕在那边立案后，自己的钱没人还了。他们又不想让人家就这么不见了，因此想到来我们刑侦报案这一出，就说唐老板可能被侵害。你看人的心思是不是很微妙？这件事直到今天还存在，还因为荆教导把它当成一次演习，专门锻炼你们实习生。说说看，这些天你们都做了啥？”
两人将自己的调查经过一五一十汇报。高晓强一边听一边颔首，说“好”“不错”“孺子可教”。然后他思虑再没有别的什么要锻炼他们了，就说：“现在你们可以去调看视频监控了。”他说：“我的本意不是不让你们看视频监控。今后你们办案切记还是先看监控。我只是想交代，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有了监控，就丢掉其他侦查技能。你们得有一技之长，否则就容易被替代。看监控是连小学生都会的事。我说得对吗？”
“您说得对极了。”二人说。
“乖，去吧。”高晓强说。
十七
我们红乌共架设监控探头五千台，分布在大街小巷、重要路口、学校商场、机关单位以及居民小区。监控点还在逐年增加。可以说在悄然间布下天罗地网。在红乌市区主干道，红绿灯一般安装在长臂灯杆上，有一天，人们发现，歇足于灯杆上的不再是一排麻雀，而是望向各处的摄像机。陈、秦二人去市局指挥中心查看监控材料前，好生做了功课。他们翻看、分析询问材料，并重新走访关键知情人，初步确定唐南生失踪于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三日夜，具体消失于肯德基至红叶宾馆的一段返程路。那么，去查找相关路段当天及之后几天的监控视频就好。这就好比在进行手术或尸体解剖前，先在肉体上比画，找准下刀的地方。
除开应酬，唐南生一天三餐都在肯德基快餐店解决。他每次都是从永修路的红叶宾馆出发，西行至环岛，然后沿人民北路南下，经过两个红绿灯，到达开在原市区中心的肯德基。西行的一段距离是四百米，南下的一段距离是一千五百米。加起来是一千九百米。一天往返共六次，合计十一点四千米，对应手机里统计的步数约是两万步。唐南生将它理解为一种旨意，每天虔诚且甜蜜地去执行它，甚少违反。我的感觉是他虚无而疲乏的生活需要填入一副合金骨架，填入能让他感受到活着的东西。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测。肯德基是唯一到我们红乌落户的国际著名餐饮连锁品牌。开业之日，顾客队伍排到店外四百米处。一些原有的快餐品牌如KBC、麦肯基，有如李鬼见李逵，羞愧难当，无脸见人，拉上卷帘门歇业了。我们红乌人对肯德基的感情很深，虽然它招聘的员工都是本地人，我们还是常对他们竖大拇指，说：“你们干得好。”我们都知道，像星巴克、麦当劳、哈根达斯、赛百味这样的品牌是不来的，就是来了也会摇头走掉。只有肯德基不单来了，还租下整整两层楼。我们像是被封锁的国家，看见一位体面的朋友穿越迷雾，前来和自己建交。阳光每天穿过洁净的玻璃窗，照射到肯德基米黄色的餐桌上。我们红乌人举家出动，来到这过去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见的地方。那些小孩定睛，抓着汉堡、鸡腿认真地吃，仿佛他们的胃天生就为这些垃圾食品准备。大人也忘记几千年饮食传统对自己的约束，变成“中西餐并重”的杂食者。肯德基外的十字路口原先是市区中心，曾有交警在路心岗亭值勤。在肯德基东边、和肯德基隔一条马路的是几代人的购物中心：百货大楼。仍然存在的柜台代表着森严的等级秩序。曾经，柜台里的人面无表情，高高在上，柜台外的人翻出辛苦一年赚来的一点钱，看着它被全部拿走。我听说当初有人为了能进柜台内工作，而向竞争者下毒。现在它早已失去往日的繁荣，就是照进来的阳光，也比别的地方晦暗。可是人们只要望见它，就像望见弃用的断头台，心中仍会感觉悚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是百货大楼集中了几乎全部物资，好让我们白白看着，数落自己的贫穷。肯德基斜对面是农行储蓄所，我记得储蓄所后曾有一幢四层的农行职工宿舍楼，墙体刷成青色。大约二十年前，宿舍楼被拆除，现在出现在它位置上的是一家酒楼。我记得我这一生第一次喜欢上的女孩，就住在那青色的宿舍楼里。我没有得到她任何眷顾，哪怕是一次礼节性的握手。在我脑海里，她是那么神秘、深奥、难以捉摸，她说的每句话都值得详加分析。我认为她配得上我这么爱她。直到互联网来了。在互联网时代，她即使没有说什么，但她选择过什么、关注过什么、对什么点过赞，还是无情地暴露出来。她的思想、见识、趣味，以及骨子和本能里的东西，被泄露一空。她变得太清楚。我为自己曾喜欢这样一个人感到费解和难忍。唐南生把肯德基的菜品挨个儿吃完，他最喜欢搭配一杯冰镇可乐。他一边用餐，一边摆弄两台手机。有时他会来到门前台阶，坐下，看像大规模迁徙的鱼群一样打马路经过的骑电瓶车的中学生。有时他会对落单者说：“小女生，我跟你讲，你知道你有多漂亮吗？”她们在经过时会看他。她们心里的话是那么明显。她们边看边用眼神示意同伴，似乎在说：“快瞧，这里有一个台湾佬呢。”
我们红乌探头的架设规律是越靠近市中心，架设越密。陈敏、秦彤二人踏勘发现，在肯德基周边，直径二十米的区域内，架设有三十余台探头。北上一千米，平均五十米架设有一台探头。再北上五百米，平均一百米架设一台探头。永修路总长六百六十米，架设五台探头。其中一台呈半球状，架设在通往人民公园东北门的岔路路口，监控距离不足十米，主要为监控进出公园人员，可忽略不计。另外四台为枪式摄像机，分别架设在距离环岛零米、二百六十米、四百六十米、六百六十米处（我们不妨将之称为A机位、B机位、C机位、D机位，除A机位镜头朝东，B、C、D机位镜头均朝西）。这款枪式摄像机最远监控距离为六十米，因此整条永修路留下三段长度均为一百四十米的监控盲区，分别处在A、B机位之间，B、C机位之间，C、D机位之间。大致情况如下：
监控盲区路段示意图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盲区会被消灭。制造和铺设摄像头的成本越来越低，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去扩张繁衍。它们繁衍起来就像城南荒地上的荆豆一样迅猛。但就目前而言，我们红乌摄像头的安装仍然受二〇〇九年和二〇一七年两次政府拨款的限制。拨款多少，采购到的探头就有多少。有限的探头被优先安装在重要场所，像永修路这样案发率低的偏远路段，分配到四台已属不易。安装前，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的民警数次前来踏勘，进行测算，充分考虑了“点和线”“点和面”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将监控点设立在这四个地方，符合“布局经济合理、监控效率最大化”的预期。如果通过监控观测一辆奔行在永修路的汽车，那么每隔一会儿，我们就看见它消失一下，然后又重新出现。这就像是骑自行车的少年，穿过别墅群那边的马路。我们透过别墅之间的缝隙看他时，他是出现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再出现一会儿。我们据此也能完整复原他的行为。
这是陈敏、秦彤二人第一次调看监控视频。他们找到九月十三日永修路B机位的监控视频，在下午四时往后一点的时间，发现唐南生背着牛皮书包往环岛方向走。他是那么好辨认啊，因为他身高只有一米五〇，并且一条腿略长一条腿略短，因而走路一高一低。还有，即使是在画质不很清晰的监控画面上，人们也能看出他身上所散发出的一股子自恋气息。我们常在一些面部浮肿、长相丑陋的中老年男人那儿看见这种自恋。唐南生往前走时，总觉得身后每个人都在驻足或回头看自己、欣赏自己、啧啧称赞自己。他将两手插入裤兜，不时甩动顶上的一小绺头发。他的背上仿佛长了一千双毛茸茸的眼睛，在对着你不停闪动。啊，真是让人恶心坏了！接着，陈、秦二人在架设于环岛的A机位那儿，看见唐南生走来的景象。他们就要一个个机位地看下去时，指挥中心副主任王毅芳过来，抓住鼠标，连续点击数下。也就是到这时，陈敏、秦彤二人才知道，在高晓强那儿还只是展望或者说期待的人脸识别技术，市局指挥中心已经在使用了。他们想起学院教授反复说过的一句话：“科技比我们的想象要快。当我们还在设想什么东西并且这种想象还没结束时，科技就已经将它呈现出来了。”王毅芳点击放大视频中唐南生的脸部，然后停在那儿。仅仅只是稍加等待，原本模糊的唐南生头像变得异常清晰。“是不是他？”王毅芳问。
“可不就是吗？”秦彤说。
王毅芳又点点鼠标，于是电脑自动对唐南生的眼角、鼻尖、鼻翼及嘴角等关键点进行定位、描述，依据这项数据，它到视频库里自动进行人脸比对，很快追溯出唐南生所有被监控到的行踪。陈敏、秦彤二人主要察看唐失踪前几小时的活动。他们看着唐一会儿从画面上端走到下端，一会儿从画面左侧走向右侧（或者相反）；一会儿从小变大，变得清晰，一会儿从大变小，变得模糊；一会儿从这帧画面消失，一会儿在那帧画面出现。唐南生花了一个小时才游荡到肯德基。傍晚六时一刻他走出肯德基，并在出门时和一人相撞。画面显示出此人特征为“男性、成人、短袖、长裤”。王毅芳说：“如果你们想知道这人身份证号码是多少、亲属是谁，分分钟就能查出。”唐南生和那人不肯相让。那人将唐推回至餐厅，自己走进去。唐再度出门时，回头看着里面，满腹闷气，喋喋不休。王毅芳说：“如果你们想听清他骂了些什么，那也是能办到的。”而后，唐在肯德基前的台阶上坐下来，他一边单手握住胯裆，一边不由自主地看向过往的女人。如果女人是骑电瓶车飞驰而去，他的脑袋像是受惊一样猛转过去。如果女人是走路，他转头的速度也会放慢，一直目送她们消失。他伸直两条短臂，大张开嘴，狠打了几个哈欠。然后，在傍晚六时三刻，他起身北上，向红叶宾馆的方向走去。人民北路是一条坡道，沿它北上，容易吃累。唐南生走走停停。马路西面开着一溜内衣店、蛋糕店、咖啡店、珠宝店，相对时尚。东面房子破旧，开着手机卖场、烟店、小吃店、成人用品店。唐南生自然是掀开门帘，进成人用品店去了。中途他举着一个粉色的倒模出来，就着光看，还尝试掰开它双腿，然后又送回去。再度出来后，他拍打着双手，明显是什么也没买。成人用品店上方是一家小规模的家电城，门口摞放着一堆液晶电视，正在放《维密秀》。唐南生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少顷，他往上走，看见鑫宇形象设计的员工统一着装，在门前站成一排，接受店长的训话。这次训话似乎是因为有一名员工在店外抽烟。“我不是说不允许你们抽烟，而是你抽烟能不能死远一些抽，能不能脱下制服抽？你知道人设对我们生意、对我们事业、对我们实现‘五个一’目标的重要性吗？我们的人设难道是松松垮垮地站在店门外，把烟往嘴里送，抽一大口吗？”店长说。然后他问一句，那些员工就集体答一句，要么是“好”，要么是“不能”。唐南生继续北上，这里是公交公司。已经下班的师傅就着门口的石墩六个人一伙地甩纸牌，旁边是送来的若干份快餐，用一只大薄膜袋子装着，袋口扎紧。唐南生踮着脚看一个人手里抓的牌，那人看他在看，将展开的牌合拢。不过唐南生还是饶有兴致地将这一局看完。似乎是有人邀请他来顶替自己，他伸出一只手，摇摇，说不会。“这一块的监控显示真清楚啊，连打牌人嘴里的一颗银牙都照出来了。”秦彤说。再往上，过红绿灯，就是原政府大楼。政府搬去城东后，大楼让给公安局。我曾经在公安局上班，也曾在政府上班。后来我辞职去了外地。唐南生在陈敏、秦彤目光的紧盯下，继续浑然不知地朝北行走。过了第二个红绿灯就是人民公园南门。人民公园占地三百二十亩。人民北路的北段和永修路紧贴它的西面和北面。人民公园的南门前，有一块两个篮球场大的广场，时有老妇人结伴在此跳舞。这一天也不例外。通过视频画面，陈、秦二人发现唐在广场边的石凳上端坐良久，后来弯腰，让双肘抵在大腿上，又用双手抱住低下的头。他似乎在经历一阵巨大的病痛，兴许是胃痉挛，总之能看见他的上身在颤晃，特别是背部。在他面前，滴下一摊水。不久他们知道，唐南生那一滴接一滴往下滴的并不是汗，而是眼泪。他也不是身体不好，而是悲伤。这简直是奇迹般的发现，此前可从没人看见这样一个无耻之徒哭啊。他哭泣的时间特别长。那哭泣的水箱干了，又添进来新的一箱。那些跳舞的老妇人表情麻木，专注于自身肢体的动作，对此一无所知。唐南生边哭边拉扯头上的头发，他口袋里全是从肯德基顺来的纸巾。他展开纸巾擦拭鼻涕和眼泪，然后将它们揉成团。地上到处是他扔下的纸团。走上马路后，他一次次将双手朝两旁的空气插去，脸上还在哭泣。这时有人看见他哭了。通过监控视频，陈敏、秦彤发现，有一辆密封式三轮车和唐南生相向而行。唐南生在马路东边走，三轮车在马路西边走。接近时，三轮车驾驶员扒开塑料车窗，探出头观看。其间，车辆并未减速，但轮子向唐南生这边拐过来不少，似乎是为了凑近看清楚一点。而后，三轮车加速，扬长而去。在人民北路的北段，路西是废弃的钢管厂宿舍，路东是公园围墙，五百米的路程，摄像头的架设开始稀疏。这里应该有五段各长四十米的盲区，其中第三段被博物馆自装的摄像头拍摄到，因此只剩四段。陈敏、秦彤看见唐南生拖着他被路灯照射出来的影子，一次次出现在镜头里，一次次消失在盲区。直到他来到环岛。在环岛他已经完全正常，既不看路上的行人，也不哭泣，而只是专心于如何走回红叶宾馆。永修路上的A机位和B机位捕捉到他东行的踪迹。但是在经过B机位，走入那段长达一百四十米的盲区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C机位一直没有拍摄到他到达红叶宾馆。这时是九月十三日晚八时零四分，从这时起他失踪了，也可以说“不翼而飞”。
十八
唐南生消失于永修路上第二段监控盲区。盲区内，路南有住户二十六户，路北有二十五户。路北之所以少一户，是因为要留下一条巷道，便于车辆通行至附近的裕丰村。陈敏、秦彤二人认为，九月十三日晚，唐南生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失踪，只能通过以下途径：
1.从巷道离开。
2.进入永修路五十一户人家中的某一户。
3.搭乘路过的交通工具（网约车、公交车、私家车）离开。
以吴胜火为首的我们红乌股东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他们认为不能排除唐南生搭热气球逃走及被化尸水处理掉的可能性。我记得很清楚，就在两名身高相仿的预备警察走进永修路的同时，寒冷的天气跟着降临。天空压得很低，雪花在风的吹动下到处飞舞。沉甸甸的落叶堆在沟渠旁。地面变得湿滑，车辆一辆辆奔行过去，各种款式的轮子卷起地上黑色的泥水。似乎在上周，人们还穿短袖上衣，本周就不得不穿上秋衣秋裤、羽绒服，围上围巾。夏天它消失得比爱情还快，而冬天一旦来临就坐稳它的江山。我想起自己离开红乌，就是源于对枯燥无聊的工作和湿冷天气的双重厌恶。北方的干冷是可以抵御，是可以好好相处的，南方的湿冷却不能。南方没有暖气，室内的水泥地总是渗水，比室外还冷。人穿的贴身衣服过了一会儿就湿透，沾在脊背上。人被逼得没有地方可去，宁可抱着烧红的铜柱把自己烧死，也不愿意待在寒冷刺骨的世上苟延残喘。我记得就是在这样的天气中，我和兄弟被迫走向路边，解下龙马运输车冰冷的车厢挡板，拆开绳索并将它从扣眼里抽出来，掀开青色苫布，将从外地批发来的货物搬进仓库。我们家做了几十年的小生意，一家人活下来全仰赖于此。现在只要看见运输车我就恶心，这种恶心甚至波及蓝色这种颜色，因为当初所有龙马运输车的车厢都刷着这种颜色的车漆。甚至听到这种车鸣笛，我也会冷得哆嗦。一听到，我就想到自己要张开皲裂或长着冻疮的手，去提捆扎在纸箱上的打包带，让它的边缘像刀一样割进指肉里。利润是如此的少，如此可怜，人还得在这样的天气出来劳动，累得半死。父亲的脸和冬天一样冰冷、没有表情，只有简单的命令和无可挽回的裁决。想让他过来搂住你、安慰你，做梦吧。一切所见全是彻骨的冰冷。树枝是冷的，桥是冷的，枯草是冷的，水洼是冷的，甚至在店铺和餐馆帮忙的女孩也是冷的，因为没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愉悦，只有负担。河里边没有水。依据一动不动的电线杆，我们知道该死的柳条在飘拂。我还记得一位养老院的老人不慎滚下床后，冻成冰柱。火化的时候，人们要用铁锨先把冰敲碎。
我看着两名预备警察，仪式感十足，按照“南一家北一家”的次序，一家一户地进行搜查。从盲区西头一路搜向东头。我赌他们手里没有搜查证，后来被证实果然如此。逐户搜查是两人的意志，他们需要通过这种方式体现自己对人生经手的第一起“案件”的重视。没有人给他们别的机会。我们常在一些球队替补队员那儿看见这种郑重其事。哪怕只是给这名队员几分钟的出场时间，他也会把事情的程序做足，把它产生的可能性都实践掉。哪怕教练本意只是想换他上去消耗一些时间。我们红乌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领导的想法也是这样，只是出动两名实习生来搪塞那些更江南股东。要是有人质疑，领导会说：“他们就不是警察吗？还考上研究生了呢，比我们所有人学历都高。”领导不会批准他们去搜查，也不会阻止。领导不会说“你们去做做样子吧”。面对他们高涨的热情，领导只是强调：“切记不要惹出事来。”因此，我赌他们拿了一张过期的或是空白的搜查证，在入户前以闪电般的速度取出来又放回公文包，表示已经向户主出示过。神态不失自然。前边交代过，永修路过去叫农商路，是农民进城买房的地方。因此，这里的住户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对法律程序了解更少。你就是不出示搜查证，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陈敏、秦彤就这样一户户地进去，东寻西觅，翻箱倒箧。席梦思床垫都推起来，怕床下藏尸。家里还有未填封的水井的，须拿长杆捅向井底，看有无异物。后来他们还游说在警犬中队实习的同学牵来一条四腿棕黄、前额发黑、背部滚烫发热的德国狼犬。狼犬进门后找到楼梯，一跃而上，把每个房间跑遍，然后快速回到楼下驯犬员跟前，摇晃尾巴，应该是等待后者计时，给它奖赏。挺吓人的。陈敏、秦彤二人一直没有搜到唐南生失踪的证据和痕迹。他们搜到一家时，有几名街坊正聚拢在客厅带孩子。陈、秦二人忙时，她们欲言又止。等两人要走，她们中的一人轻轻捉住他们的衣裳。
“有什么事吗？”陈敏、秦彤问。
那妇人低下头正要放弃陈述，旁边有人推她胳膊。于是她鼓足勇气，举起左手，让拇指和食指的指尖相连，构成一个圆圈，同时拿右手食指捅那个圈。
“啥意思啊你？”陈敏、秦彤说。
她领他们到窗前，指向对面某家，说唐老板可能和那家人有奸情，五十元一次。“冇那么贵哦。顶多三十一次。”旁边有人纠正。
“不过……”妇人说。
“不过什么？”陈敏、秦彤问。
“不过不要这么快就过去查，免得她知道是我说的。”她说。
陈敏、秦彤对视一眼，兵贵神速，出门骑上电瓶车往对面冲。还是依靠前轮撞上墙壁，车才停下来。他们嘭嘭嘭地拍打防盗门，大叫“有人吗”。而他们刚离开的那户人家已闭好门了，窗帘也拉上。家中在放的电视想必也关掉了。一名大马脸女人慌里慌张地打开门。她留着长波浪发型，给本来就大的眼睛画了眼线和眼影，使它们看起来有如牛目，给丰厚的双唇也抹了鲜红的口红。她还可能隆了鼻子。这么冷的天，她微微敞着雪白的胸口。可以说，为了使自己变得富有吸引力，她尽了力。可是这张脸给人的最大印象还是死气沉沉。
“说，你把唐老板藏哪儿去了？”陈敏、秦彤问。
女人听不懂，木然地看着他们。少顷，她坐向地面，又侧躺下去，然后不停蹬双腿。两名实习警官问：“你这是咋啦？”
“哎呀，你们这样诬赖我，我要死了。”她说。
她越如此阻拦，陈、秦二人越觉得其中藏着猫儿腻。他们强行往里突，女人则紧抱住他们双腿。他们要想向前迈一步，就得拖动一次她长而丰腴的身体。永修路的街坊多半围过去看，觉得事情就要水落石出啦。后来陈、秦二人依靠居委会帮忙，才得以对女士的住所进行搜查。女士情绪平复后，也对她进行了问话。结论让人扫兴。她和唐南生没有任何瓜葛，她甚至没听说过唐，也不知道更江南。房里挂满她糟糕的油画和诗作。她作为一名文艺青年的身份被暴露了。这就是她羞耻的根源。不久，在我打点行李返京时，我听说她搬去邻县。她家防盗门上多拴了一道链条锁。她跑得就有那么快。我仿佛看见她在逃亡时双手捂着脸，自言自语：“好了，叫你不嫁人，叫你不上班。”
妈妈给我编织了一对毛线手套。那些天，我戴着手套，交替让双腿落向地面，站在永修路三十号的家门口，看两名九零后警官像蚕食桑叶一样，稳定而有效率地对盲区内的人家进行搜查。一路搜向我们家。灰白色的马路使用多年，还算平整。有一段路面—大概有一米长—微微拱起，汽车经过时难免会颠簸一下。不过并不碍事。有几次我发现，骑电动三轮车经过的师傅，眼睛是闭着的。这说明他们在利用这一段好而平坦的路面打盹儿。有时车一辆接一辆地奔行过去，有时一辆车也看不见，光秃秃的马路上只有穿橘色马甲的清洁工在扫地。我看着两名警官走到我跟前。他们个儿一样高，不过一个黑、一个白，一个粗糙、一个英俊。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一男一女两名警察过来。这种错觉保留了很长时间。我自打看见秦彤，眼睛就再也没办法摆脱他。我们的距离是如此近。我们对视着。我看见他微微张开嘴唇，露出一半雪白的上牙齿。这是一种中间状态。很明显他不急着说话，但又不想抿紧嘴，使人感觉生分。他有一双有光的眼睛。他将眼神微微上抬，半是恭敬半是渴望地看着我。我感受到他对我的信任，这是一个人对上级或耶稣的近乎虔诚的信任。他的脸小巧，皮肤细润如玉，原本弧形的眉毛被修得又黑又直。在他左下眼睑的中心有一颗非常小的痣，这颗痣和散布在脸颊外侧的另两颗同样小的痣处在一条直线上。我甚至能看见第一颗痣与第二颗痣之间的距离，恰好是第二颗痣与第三颗痣之间的距离的一半。在他雪白的脖子上挂着一条带着淡青色小圆坠子的项链（有那么一刻，我想我要是这颗坠子就好了）。我们就像有着多年亲密的情谊，如今的见面不过是这种持续的交往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我们这样不知羞耻地对视时，陈敏轻轻碰了他的伙伴一下。秦彤根本不理他。直到我听见自己作为中年男人的吞痰声。我低下头，躲开他火辣辣的目光。我为自己感到羞耻。我刚才的失神，一切所作所为，从客观角度讲，就是一名中年男性对年轻女子表露出赤裸裸的馋，色心不死。让我更感羞耻的是对方恰在这时开口。他一开口我就知道他是男性。我醒悟过来，这个世界已经不再阴森而单一，“男女两性的性别差异在逐步缩小”，男性出现女性化的倾向，正如女性出现男性化的倾向。
“不像。”秦彤摇摇头，说。
“我说了不像的。”陈敏对他说。
“什么不像？”我问。
“我看你丫很久了，不像是什么杀人藏尸的罪犯。”
他这样说时，还大力拍打我的左臂，对我表示安慰。我稍微推算了一下，他应该出生在一九九四年。我没有告诉他，我就是在一九九四年考上他现在所读的警察学院的前身：省公安专科学校。我也没有告诉他，自己做过几年警察。我看着他用拇指巧妙地盖住搜查证上的日期，拿着那张纸在我面前晃晃。我什么也没说，给他们推开门。
他们后来还去调查九月十三日晚在永修路上经过的车辆。直到结束实习，离开我们红乌，他们也没找到唐南生的一根毛。我们红乌的股东亦多次自发去找唐南生，均无功而返。
十九
我想重申，我之所以对事情知悉得如此详细，并非我去做过什么调查，而是主动来找我讲述的人太多。这些信息源包括身为更江南股东的亲友，也包括我在公安局工作时的同事。我这次回来待的时间很长。最初，当我醒来时，我需要经过好一阵子的思考和判定，才能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有几次我的视线会朝着门相反的方向去寻找门。后来我就熟悉了故乡，包括熟悉这些像空气和风一样无处不在的关于更江南的消息。不过，我知道唐南生被找到，还是在离开之后。
揭开秘密盖子的人叫潘洹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