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火车站是荒谬的所在。如果不是产权不明，地产商一定会拆了它，现在，野草从货运操场长到候车室，招惹来大量的老鼠和黄鼬，我们除非着急拉屎，否则不去那里。
一九九七年它建成时，烈日下悬浮着红氢气球，两侧电线杆上拉满彩纸，我们红乌县有一万人穿戴整齐，一大早来等，等得衣衫湿透。“出口气了。”有人这么说，大家点头把这话传了下去。也有人跳下月台，将耳朵贴在崭新的铁轨上听，说：“该不会不来吧？”
“除非是国家把这铁路拆了，火车都死光了。”一位老工人应道。大家被这掷地有声的声音稳住，讨论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来，好似红乌已和它们平起平坐，今晚爬上火车，明早也能看到天安门升旗了，不知道北京的早晨冷不冷。
下午五点，火车张灯结彩着驶来。也许是没见过这么多前呼后拥的人，它猛然刹车，齿轮和铁轨摩擦过度，溅出火花。我们振臂欢呼，以为火车就要停下，不料它长啸一声，奋蹄跑了，车底排放出的大量白汽，喷了我们一脸。
后来我们才知道，几乎在红乌站建好的同时，铁道部下达了全国大提速的文件。所谓提速，其一要理解为火车本身提速，其二要理解为有些小站必须牺牲。我们坐在人工湖畔，看着从不停靠此地的火车从对面铁路坝驶过，心酸地念顺口溜：
红乌县啊红乌县，
白天停水，晚上停电；
火车一夜过六趟，
睡觉不方便。
我们想这是动物园的观光车，那么多外地人坐在里边，一遍遍参观笼子里的我们，总会生出一点优越感。我们房子这么矮，路面这么破，什么像样的历史都没有。
我们想它出点事。一九九七年冬，它果然在二十里外的茶铺脱轨，不少红乌人去捡碎片，据说摔得稀巴烂。然后我们和它的关系麻木了，就像习惯一个亲人打呼噜，我们习惯它在深夜轰隆隆驶过。但就是这逐渐被遗忘的东西，三年后像故事里的伏笔猛然一抖，抖出一桩大事来。这件事割痛了所有红乌人。
那天傍晚七点半，火车快要驶过红乌镇时，车窗里吐出一只妖怪来，随意得像吐一只枣核。那里的铁路坝由山石和水泥加固，一般人摔出，以颅击石，当场即可报销，可妖怪着地时却伸出前爪疾走，像麻雀一样振翅飞起，又翩然飘落于远处的田埂上。
他悲哀地看着这陌生的地方，抽掉了一根烟，然后走近我们。
此前一天，青龙巷的算命先生发癫，交代大家隔夜不要出门。人们见他的手拍紫了，对街上著名的善良姑娘金琴花说：“小金你劝劝吧。”金琴花走来心疼地说：“别拍了，好伯，拍坏了。”瞎子却抓紧她的手臂说：“亲娘啊，明夜莫出去。”
“嗯，我不出去，我相信你。”金琴花说。人们爆出哄笑。
妖怪到来的这天是二〇〇〇年十月八日，政府称之为 “10·8事件”。我们红乌镇人活久了，不习惯记日子，因此称它为“那晚十点的事”。这诡异的事只发生了十二分钟，十点开始，十点十二分结束。十点前，红乌镇狂风大作，落叶纷飞，天空裹着黑云，不时有闪电刺出；十点十二分后，乌云大开，闻讯而出的人们捏着没用的伞，恍如堕身白昼。
在这十二分钟内，只有六个本地人像是约好了，从六条巷子鱼贯而入建设中路，迎接上帝派来的妖怪。
赵法才
有段时间了，超市老板赵法才每晚七点半提着酒瓶走到朱雀巷的石头边，坐到十点，再去超市关门。偶尔有人问，还在想狐仙吗？他凄惶一笑。
他心里有个阴险的秘密，就像搬运工将最后几件货物乱抛乱丢，小学生将最后几个生字乱写乱画，他要将剩下的生命在这里胡乱消耗掉。他拉开闸，让烈酒燃烧内脏，让湿气像毒针一样钻进脊椎，他发明了这个笨拙的自杀办法，在四十二岁时驼背，咳喘，白发苍苍。
这样的年纪也曾让他产生拥有一匹白马的想法，他想骑上白云般的白马，离开红乌镇，去做一个自由自在的鳏夫。但在一个头发挑染了一撮黄的小年轻骑着光洋摩托疾驰过后，这个想法就消散了。他叫住年轻人，遥遥地问：“这车是谁让你骑的？”年轻人亮出车钥匙上挂着的玉佛，赵法才便明白了。他看到对方盯过来的眼神就像一匹幼兽恶狠狠地盯着垂垂老矣的野牛，便知老人应该去敬老院生活的道理，他不能僭越。
赵法才的自弃开端于红乌镇一次闻名的捉奸事件。那件事发生后，赵法才的老婆在满是橘皮的脸上扑上颗粒状的粉底，照着嘴唇画了一个肥满、鲜红的“O”，端来八样带肉的菜。
“喝一瓶吧，”她说，“喝一瓶吧，我去给你开。”她拿出啤酒，用起子开好：“要不找杯子给你倒上。”赵法才摇摇头，找到瓶盖将还在冒汽的它细致地盖住，然后慢慢咀嚼每一片食物，他抬头时看见泪水已将她的粉底冲散，便说：“瓦妹，别多想了。”
“你也不想想，她像正经人吗？每个月只拿五百块工资，哪里有钱买摩托车、买手机，哪里有钱交话费，她用的化妆品都是羽西的，有几个人用得起？”
“别说了。”
“你要是还惦记着，就去找她，把我们娘儿几个扔了吧。”
“别说了。”
他中止了晚餐，起身去超市，在路上他买了一瓶白酒，找到一块石头，坐下，开始了那个宏大而默然的自残计划。
在很远的时候，赵法才曾是名从容的砌匠，细致地调好一桶泥，用砌刀将泥均匀地抹到砖头的四个边沿，将另一块砖对准贴上去，这样一块块地往上贴，贴到房主没钱了，就封顶。但在女人以每两年一个的速度生下两女一男后，诗意的生活结束了，他的房屋被工作队扒光了，裤腿像是有三只饿狗扯着，他再也不能骑在屋顶上吹口琴，欣赏自己漫山遍野的作品了。
他扔掉最后的烟头，做生意去了。
他曾买来半仓库的铁观音，以为能改变红乌人的饮茶习惯，但最终还是将它们一套套地送给工商、税务以及每个可能为己所用的人，悲怆地送了三年；他也曾翻《辞海》来给店铺起名，但在最后盘下这间超市时，他想都没想就叫它“好再来”，既然长途公路边几十家店铺都叫“好再来”，那就说明它已经过市场检验。
他学会对偷喝啤酒的儿子咆哮：“你喝一瓶，我们从老远运来的一百瓶就瞎做了、白做了，什么利润也没有了，你知道吗？”那是因为有天他做了很多事，干渴得要死，喝了一瓶啤酒，女人歪斜的身影从黑暗中移过来，女人说：“喝吧，都喝光了。”
他像是刚杀了人，十分负疚。
女人瘸掉是因为从三轮车上掉下来。当时她喊停车，可正爬坡的三轮车发出更猛烈的咔吱声，眼见掉在柏油路上的一匹布就要不见了，她跳了下去。出院后她掉了许多眼泪，但在手伸进铁盒时，悲伤止住了。钱盒里躺着很多钱，她像慈爱的祖母轻抚它们。她没有意识到这些粗暴的孩子这些年来弄坏了她的腿、手指、门牙以及乳房，她和赵法才变成了它们谦卑的仆人，以至于忘记他们曾是乡下最白的一对男女。有一晚，她在下面抹了点雪花膏，像死鱼一样摊开，重口味的嘴还在说着讨账的事，赵法才偏过头干完了，从此没再干。
很多红乌镇人都这样，不再行房，不再吹琴，有一天死了，留下房子和存折。但赵法才在中年的末梢却出了点变故。那天技监局办公室主任打电话介绍远房亲戚来做收银员，他出门接，望见一幅在挂历里才会有的风景：一个高挑、白皙的年轻女子斜坐在光洋摩托上，一手捏着钥匙环上的玉佛，一手拢着耳边的发丝，对着他若有若无地笑。他躲过这行云流水的目光，像是被猛砍一刀，逃回超市。
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世界上还有爱情这回事。
半个月后，他去打货，临行前见她跑来请假，便柔软地问：“什么事？”她脸红了：“那个事。”他理所当然地应允了。车辆开走时，他偷偷回头，发现她也回头撒下一瞥。那是属于你的眼神啊，赵法才，他酥酥地想。
在省城的旅社，他躺在床上无望地思念，BP机忽然响了，反拨过去，便听到那个魂牵梦绕的声音像当日技监局办公室主任一样在命令他：“向后转，向前走，走出门口。”他跌跌撞撞拉开门，看见她穿着第一天穿的绛紫色T恤，捏着手机站在那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她没有说话，抱紧了他，胸脯像幼兽一样起伏。他在这踏实的感触里暗自流泪，好似旱地飘起大雨，然后那东西被清晰地抓住了。此后她成为他永恒的思念。他在无数个夜晚思念这柔软修长的双腿、微微隆起的小腹、如新月般翘起的乳房以及叼住他耳垂的狂野舌头。他说：“渺儿啊，我的手就像船儿滑过你的腰肢，我一路滑下去，在这里停了。”他表现得完全不像一个生意人，他像洪水一样演说了半个晚上，以至于当他走进卫生间时，内心空荡得像一只筛子。卫生间里有油黑的盥洗池、漏水的便池、黑锈铁丝上别人留下的干硬毛巾，以及他松弛的身躯。他摊开手站在镜子前，觉得极不真实。凭什么呢？你比人家大整整十八岁。他感到脑后有刀锋掠过，有时深夜一人携款走过朱雀巷，他也会有这种感觉。
回来后，他轻按了下埋在床垫下的腰包，在熟睡的她旁边睡了。
后来她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你，你不打我就可以，我怕男人打我。”虽然当时她是真诚地看着他的，但这个模糊的答案还是让他纠结。他需要在每件事情上画上等号，“1.00”元等于矿泉水，“3.00”元等于方便面，每件事必须清清楚楚。因此，他替她想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她喜欢他的店铺和存折。我们红乌镇人就是这样，当一件事过于不可思议时，人们就会套用《知音》上的故事来解释。
因为他无法撇开老婆，她表露出烦躁，这更坚定了他的看法。他像是碰见一个生意场上的对手，小心谨慎，量入为出，和她周旋着。他想：色字头上一把刀，自己终归不是傻蛋，有时就是碰见她的手抚摸顾客的胳膊（就像看见她在人家身下呻吟），他也能稳住自己，那就让别人神魂颠倒、倾家荡产去吧。
这样的来往最终停息于夏末的一个夜晚。那夜他拉上卷帘门，到办公室行军床上睡觉，却见她已卷着毛毯睡着了—她一定是躲在某个地方，偷偷留在这里的。因此他吸了一口口水，挤挨上去，把她扳过来时，却望见她泪流满面，像是泼了一盆水。
“我明天就不来上班了，以后也不来了。”她说。
“好好的怎么要走？”
“我决定了。”
也许是为了再度进入这美妙的肉身，他进行了大量劝说，她却总是摇头，他心里“咯噔”一下，算是明白了，她在下最后通牒。因此他松开手，觉得世界从来没有这样可恶过。然后她说：“我们不说这些了。”
他们像两块石头生硬地躺着，呆呆地看天花板的黑，夜晚像河流，又深又远。忽而，窗玻璃“哐当”一声，掉下一块来，他惊坐起来，一道光芒射进他的眼洞，他慌忙扯毛毯盖她，那光芒却抢先一步照清那里。她像是夜晚稻田里被照得目瞪口呆的青蛙。
“谁？”他恶狠狠地问。
“你哥，赵法文。”
赵法才说“没事，我哥”，踩着侥幸的步伐走出去，走到一半腿软了，直到卷帘门被擂得山响，才颤巍巍地过去开门。卷帘门被哗啦啦拉开时，他讨好地说：“哥，这么晚你要拿什么货呀？”迎接他的是一记耳光。赵法文、赵法武、赵法全三个乡下男汉和一个瘸掉的妇女像工作队一样轰隆隆开进了办公室。
“说，怎么回事？”瓦妹大喊。
渺儿没有回答。
赵法才哀喊道：“没怎么回事。”
“没轮到你说。”
过了一会儿，渺儿说：“我和他好了。”渺儿说得庄重、威严，是当事实一样宣布的，因此赵法才能想象她当时眼睛是直视着瓦妹的。瓦妹扑在了地上：“出这样的丑事，我没法活了。”大哥赵法文打了渺儿一记耳光，赵法文说：“你不用看我，我不怕你。今天我们就赏你一个结论。赵法才你过来，你自己说，你是谁的男人？”
赵法才像罪人一样走进光亮的办公室，不置可否，赵法文说：“你要说错了，我现在就打死你。”赵法才便指了下地上的妻子，后者喊：“谁是你的女人，谁愿意做你的女人？”
“你是，”赵法才又指了下，“你是。”
“我是，那好，你现在过去打她一巴掌。”瓦妹站了起来。
赵法才把三个哥哥的脸色逐一看了，躲闪着渺儿的目光，走上前拍了下她的脸。瓦妹喊：“舍不得吧，舍不得吧。”他重重地抽了渺儿一巴掌，撤下手时，他看见她头颅高昂，嘴角流血，像烈士般不可凌辱，然后转身走掉了。走之前，她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冷漠而平静，仿佛早已相隔万里。他追出来，她已像鬼魂涉阶而没。
那天后，赵法才的精神状况出了问题，眼睛直勾勾的，不要吃不要喝，抚摸钱就像抚摸枯叶，让人感觉一生为之奋斗的东西之虚无。人们说应该给他叫叫魂。
二〇〇〇年十月八日这夜，是赵法才坐在朱雀巷这块湿石上的第三十九天。天空像是一片怒海，压制着底下的苍生万物，不一会儿闪电连轴刺下，甚至能照清纷飞落叶的茎脉。他狞笑着站起身，展开双臂，像年少的失恋者那样准备接受一场死亡式的大雨，可它们持久不来。
十点了，他才怅憾地走掉。
他转出朱雀巷，来到建设中路，路东有一家超市，光芒照射在门前的台阶上，像映出了一个黄格子，在那光芒里闪出最后一个顾客，是个衣着肮脏、身躯紧缩的中年人，他正像一个可笑的侠客夺路疾行。这时，超市的收银员跑出来喊：“姐夫，他没付钱。”赵法才停下脚步，一把揪住对方的衣领，在意识到对方不是本地人后，他傲慢地说：“听见了没有，人家让你付钱。”
金琴花
事后红乌镇很多人反应过来，他们并不认识金琴花，其意外程度就好似发现了一个潜藏多年的敌特。因此他们充分发挥想象力，设想她是上海籍劳改犯与本地妇女的私生女，是敬老院已故鳏夫的养女，或者是外迁者遗留的后裔，他们为此发生了要命的争吵。
我们公安局曾张贴协查通报，但那个能带给她来历和归宿的亲戚最终没有出现。在巡警大队有份她的讯问笔录，发现她交代的住址是红乌镇青龙巷三号，但那只是租住地，房东和她连合同都没签。在她不再住在那里后，它悄悄倒塌了，人们撑着伞走在泥泞的街面，抬头看见院子里的枣树淹没在一堆巨大的尘土中。
我们熟知这个院子，院子的铁门由一把永固锁锁着，墙上扎满碎瓷片，院内立着一棵不再结果的枣树和一间红砖房，房门倒是常没关好，因此每天下午都会有一些没长毛的孩子挤到铁门前，看她穿着红纱内裤走进厅堂，对镜化妆。
太阳落山时，她打开院门，走上青龙巷。青龙巷与冷清的朱雀巷不同，此时总是挤满下班的、收摊的和要回乡下的人，因此大家都能看见她打着缀满桃花的白伞，挎着巴掌大的皮包，摇着巴黎交际花才摇的小巧扇子，在唇部保持一个微笑的姿态，像皇后那样目不斜视、步态优雅地走过去。也许这时漂浮在她脑海里的是煤气灯、椰子树、可乐瓶子以及圣奥斯汀教堂那样遥远的东西，但我们红乌镇人留意到的却是她火鸡一般明目的丑陋。
她梳着庞大的发髻，使本已宽阔的脸看起来更大；苍白的脸扑满浓粉，也许是扑狠了，又补些青，这样青里有白、白中泛青，竟像死了些时日的尸身；她还在宽大的唇线中央细描了豌豆那么大一块红；她穿衣服，裙子虽然宽大，却暴露出麻酱色丝袜裹紧的两条巨腿，而上身则特别不合时宜地罩上浓绿的紧身衣，这东西将平淡无奇的胸脯勒没后，在肚脐上仓促一收，露出一层沃似一层一共是三层的肚子来。人们微醉的目光最后往往落在这里，就好像有一片热乎乎的海怎么沉也沉不下去。她总是在乞丐面前驻足，取出两毛、五毛、一块，分发给他们。那些驻守在青龙巷的乞丐早已摸清她的这个脾气，一直等着，就连别的巷子的乞丐也嗅到风声，赶在这时杀奔过来，因此最后她总是捂住皮包，像忙碌的母亲那样嗔怪着：“没有了，没有了。”老婶子小声问：“你为什么给他们钱啊？”她说：“你们不懂的。”
关于她的善，还有一件事可佐证。一九九九年夏，青龙巷侧沟发现一具疯子的尸体，奇臭无比。街坊、法医、居委会连番视察过后，将负担留给民政所，但后者恰好集体出游，因此有干部出来主持，着邻里就近埋了，这件事没人掏钱就没人干，那挂职干部不知能否报销，犹疑不决，最后是金琴花义捐了二百元。
金琴花很少与人打招呼，巡警大队内勤罗丹是个例外。每当后者骑着木兰经过时，她总是让到一边，嗲嗲地打招呼：“丹姐下班了啊？”罗丹是个皮肤、身材、长相处处合适的女子，却整日素面朝天，将自己裹紧在一身威严的制服里，有时候她不理，有时候则报以真诚至极的一笑：“是啊，下班了。”就好像金琴花是她的一个妯娌。
每当此时，金琴花的脸都像喝醉了，红一下。
然后金琴花走到巷口，那里的馄饨摊有一个她惯坐的位置，吃完她就折返回去。她这一来一去是我们红乌镇人习知的节日，要是她没来，我们就知道她来例假了。她蠕动着回去，总会有些中老年男子心领神会地跟上，他们像躁动的精子，气急败坏地互相提防着，最终又像一脉相连的兄弟，妥善处理好彼此的先后顺序。最先游进院的精子总能听到低呼：“快点啊。”他应一声“嗯”，故意很慢地溜进那间房、那张雕花大床以及她故乡一般的身体。
金琴花所从事的就是这样一个对别人来说难以启齿的职业。
以前我们在理解这个曾做过售货员、洗头妹的小姐时，总觉得她体内有一种深刻的惰性，这种惰性带给她贫穷和肥胖，也带给她心安。我们总是想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人，即使有人将饼子挂在他脖子上，他也懒得伸头吃一口，他什么都不愿改变。但后来我们发现自己错了，我们在那张干了很多场交易的床垫下翻出大量的纸花和纸鸟，拆开那些被精心折好的东西，便能看见用各色彩笔写的名人名言，有纪伯伦、泰戈尔的，也有席慕蓉、林清玄的，他们总是把世界描绘得非常美好。
又或许连这些美好也没想，她就是像未开化的人那样觉得这事情好玩。当男人紧张地脱掉衣服，将身躯压上来时，她发出搔痒式的咯咯笑，男人“嘘”一声，她便更加控制不住地笑下去。她总是这样欢快地和大家度过夜晚。
那个将她带入此行的美发店姐妹曾教诲她，要摇，你是做生意，因此要摇，男人一摇就出来了。她摇了一次，发现男人果然溃败在床，便嘻嬉笑起来。这时男人不知该自嘲还是该愤怒，总之心情不太好。她看状况不对，便去抱他：“叔，我以后再不摇了。”
“摇都摇出来了。”
“那我等下补你一次。”
“说什么都没用，摇都摇出来了。”
“那我不要你钱，我退给你。叔，你不要不高兴，你不高兴我也不高兴了。”
她的生意因此旺得像一株结满谷子不堪重负的稻子，就等我们公安局来收割了。那天来动手的是巡警大队，他们意识到还有这样一只肥羊后，以闪电的速度扑了过来。
那天她没有上街。她遵从算命先生的教诲，给自己做了一碗鸡蛋面，接着又端来木盆，将衣服倒进去，鼓捣出一大堆白色泡沫来。她就是这样听话，瞎子说夜晚别出来，她却是连白天也不出来。待到天黑，她打开铁锁，将它挂在院门上，然后回屋收拾床铺。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程序，进来的男人会锁好它。她就这样平安地躺在那张既是柜台又是港湾的床上，打起盹儿来。不久有个叫狗劲的男人进来抚摸她的肚腹，她疲沓地笑了下，用两只手的拇指、食指夹住内裤的边沿，将它往下扯。
她和狗劲并不知道，平素那些守在墙外的嫖客此时已像聚集在枝头的乌鸦呼喇喇地飞了，四名巡警和一名警校实习生马蹄包垫，悄然围住院落。那名实习生自告奋勇，率先攀爬上围墙，却在就要摸到枣树枝条时脚底一滑，将锁骨摔断了。他一声不吭地躺在那里，直到四位巡警跟着翻进来，像旋风一样刮进没关的房门，才非常值得地哼唷起来。他们将这对正穿裤子的男女抓了个现行。
狗劲没经历过这场面，但他无师自通，出来时双手交叉，举过头顶，将眼睛、鼻子和嘴巴遮起来，但火眼金睛的人们还是轻易就认出他了。十几分钟后他老婆气势汹汹地去了公安局，后来当她缴罚款领人时，嘴唇不停打哆嗦。她对着自己的男人低吼：“家里又不是没有。”
而金琴花被押出来时，四处张望，认出一张脸就歉疚地笑一下，好像是要说你们回吧，没多大事。进公安局大院后，她被领到灯火通明的指挥室，一个人站在墙边，此时她还在好奇地研究墙上挂着的规章制度，研究完了就低头剥指甲。忽而电话响了，值班民警气急败坏地走过去，对着里边喊：“还笑，别笑了！”几分钟后，电话又响了，民警气得青筋暴突：“死孩子，报假警是要坐牢的你知道吗？”
金琴花说：“哥，我什么时候能回家啊？”
“处理好了就能回家。”
他说得金琴花有些怕。可等到有人将她带到巡警大队办公室时，她就不怕了，因为罗丹坐在办公桌对面。她讨好地叫了一声“丹姐”，发现罗丹偏过头，便落寞了一下，可她是知道这些分寸的。接着主审的男民警吸了一口痰，“嗯”了一声，开始问话，他问得极为细致：谈好多少钱？什么时候开始的？谁先脱裤子？你穿什么颜色内裤？谁先动手的？一共做了多少分钟？
她开始不知应该怎样答才好，答一句就看一下对方，很快就通过对方鼓励的眼神知道路数了，便像说着别人的事情一样说开了。有时说得自己不好意思了，就低头继续剥指甲。
民警说：“狗劲说可能有十分钟，也可能有二十分钟，可你说他一下子就结束了，你们到底谁说的准啊？”
“我说的准。”
民警因此大笑，金琴花便也含羞地笑起来。这时罗丹站起来舒展了下身体，两只脚先后蹬了蹬高跟鞋，像是要出门。金琴花讨好地看过去，却一下看见她倒竖柳眉。罗丹吼道：“谁让你坐着的？跪下！”
金琴花猝不及防，迷迷糊糊地站起来，又听到断喝：“我让你跪下呢。”她便被吓破了胆，哭丧着脸，围着座椅转圈，可是那鞋钉已像伞尖四处刺下来。“我让你跑，我让你跑。”那鞋猛然踩在椅子上时，金琴花转不了圈了，一把跪下，仰头求饶：“丹姐，对不起，丹姐。”
“谁是你的丹姐！”
罗丹一脚踩向金琴花洞开的腰腹，那鞋钉像是踩进脂肪，踩进肠子，踩进盆骨，像是踩进了很深的泥潭，许久才弹回来。金琴花望了眼苍白肚脐上迅速扩大的一颗红点，扑倒于地，接着她意识到发髻被扯散了，一个人扯着她的头发正左右摇着。她听到一个声音在说：“我们妇女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就是从那一刻起，有个支撑着金琴花的东西折断了。这种折断带来极度的恐惧，以至于当她走出公安局所在的玄武巷时还在放声大哭。她应该穿过建设东路往西走，走向斜对面的青龙巷，走回自己的家，可她却浑然不知地朝东走。她就这样在闪电中披头散发，手足无措，走一步停一步，像一个走失了、找不到妈妈的孩子那样，脸朝着天抽鼻子、完完全全地哭泣着。
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悲伤。
狼狗
六年前，狼狗坚硬的内心出现了第一块霉斑。他像很多在黑社会上混的人那样装作不在乎，但是这东西还是势如破竹地长大了。制造这恐惧的，既不是警察、法官，也不是和他一样出来混的人，只是一个小屁孩。
那是个极其光明的中午，狼狗在揍他时，一次次看见拳头的影子。“你不要打了，你快把人家打死了。”狼狗阴着眼瞅了下说话的人，站直身，对准小孩的肉躯狂踩，就好像要将他踩成一摊、踩成一张。小孩一动不动了，他停下来，转身将那辆闯祸的自行车高高举起来，扔向水泥墙，然后才对肘部被擦破的女人说：“没事吧？”
他拉着女人走掉时，身后传来山崩地裂的哭泣声，他想：要哭一个小时吧，哭完就背着歪斜的自行车回家了。可是那小孩追上来了。他摊开手拦着，小孩鼻孔冒着血泡：“你就把我打死吧。”
“滚。”
“你今天就把我打死吧。”
“看看，找死来了，”狼狗无限可怜地看着小孩，“你还能怎样啊？”
“你不把我打死，总有一天我会把你打死。”小孩偏过头去。狼狗像是脚板心被羊舌舔了，欢快地笑起来，然而他很快清楚地意识到，那目光并非投降，而是盯在了女人隆起的肚子上。“你也有孩子和老婆的。”小孩走掉了。
对方若是个成年人，狼狗就不计代价将他弄死，但对方只是个小孩。我总不能把小孩也弄死吧，他宽慰着自己。然而在一次噩梦醒来后，他发现自己其实是害怕对方的，是的，害怕。这个孩子长着沉重的单眼皮，浮着巨大的眼白，眼睛抬起时射出一道凶残的光，这光芒不单针对别人，也针对他自己，显示出鱼死网破的决心。
他多么像十几岁时的自己啊。
那时狼狗书包里塞着一块沾满血迹的青砖，孤身闯进各种陷阱，从不退缩。他既像狗一样下作，又像狼一样报复心强，总是这样出示底牌：你要不弄死我，我就天天上你家寻仇，关门了就点火烧房子，打不过就找你女人、父母下手，我保证报复永比你多一次。
红乌镇的人不但怕自己死，也怕别人死，有时怕别人死甚过怕自己死，因此亡命之徒狼狗从十几岁开始无往而不利，二十岁没到就收走红乌镇隐秘世界所有的地盘、权柄。人们恨不能生啖其肉。
可克星毕竟还是来了。
那个叫欧阳小风的小孩每天用语文课本夹着一把菜刀，仇深似海地走过街道，起初他犟着头避开狼狗，后来就直视着走过去。狼狗已经听说他在油泵厂闹出了点事，毛还没长全，就把厂里一个球踢得不错的汉子给打哭了。狼狗想过找机会灭他，但这个时候去灭，就表明自己太孱弱了。
就这样，在狼狗眼皮底下，欧阳小风像雨后春笋，长成了一个人物。在自感羽翼丰满后，他先下手为强，将狼狗掌管的文化馆舞厅砸了个稀巴烂。其实出事前，狼狗就已知端详，可他赖在家里细心做饭，还让菜刀划破了手指。那些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手下气愤地赶来时，他稳重地说：“你们放心，这件事一定会得到妥善处理。”
手下鼓噪了，他吼道：“你们有完没完，你们打得过还用得着我出面吗？”然后他拨了关老爷的电话。关老爷是个没有年龄的人，历朝历代都做师爷，剩了一把威望，他同意安排狼狗和欧阳小风到他家吃饭。这是狼狗第一次和人讲理，以后就只能和人讲理了。
那夜狼狗早到了几分钟，谦恭地坐在沙发边沿上，看看这里看看那里，听到防盗门被敲响时，他点着了一根香烟，手指略有颤动。“狗哥来了。”欧阳小风接过关老爷的茶水，挤着笑招呼，一屁股坐在对面沙发上。他在接连完成这几个动作时，眼睛是盯着狼狗的，就像拿着一把乌黑的枪指着狼狗。
狼狗顶上去了。他不能低头，不能歪头，也不能光研究那身著名的金盾中山装，他只能像对方盯着他的瞳孔一样，盯着对方的瞳孔，就像用一把剑迎接另一把剑，用一颗子弹迎接另一颗子弹。他们就这样像是吹着小号，睁大眼睛。
没有比这更造孽的事了。狼狗的身体发出咔咔的响动，一个声音在循循善诱，去看看吊灯吧，去研究下茶杯吧，快垂下你的眼皮吧，就快支持不住了。可是一撤就是极大的耻辱。他知道这点，但那个叫生理的东西还是背叛了他，因为酸胀不堪，一颗硕大的泪滴从眼窝里猝不及防地滚出来。
欧阳小风浮出一个巨大的笑，跷起二郎腿，将积满的烟灰轻弹于烟缸。而他狼狗只能倒在沙发上，看空白一团的天花板，闻着有拖把味道的空气，他想这就是失败的味道啊，平平静静。吃饭时，欧阳小风热忱通天，跟关老爷像父子一样寒暄，又对他不停地说下不为例，但这样的语言有什么用，事情已经做了。狼狗装作宽宏大量地拍拍对方肩膀，教了几句做人道理，灰暗而去。
几天后，手下和兄弟跑光了。狼狗像是从火灾里捡回性命的人，用坦荡掩饰住酸楚，开始在街道做一个遗老。有一阵子他像死亡一样消失了，许久才冒回到夜宵摊，喝啤酒，抽三五，无耻地讲往昔江湖的笑话，不一会儿哈欠连连，流下可笑的鼻涕来。
对局外人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狼狗自己清楚。为什么那些过去的老大在他面前退却得那么快，为什么他们丢失了街道还对他呵呵笑，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他傻，就像他现在觉得欧阳小风傻。这口饭不能吃一生的，任何一刀多砍下一厘米，他就狗屁不值地躺到太平间了。在往后的岁月里，狼狗因为一次不幸的探病，彻底变成贪生怕死的人。历史上他曾多次跑到医院探人，所见之人不是头缠白纱，就是臂缝新针，自有一股韭菜割了再长的豪迈，可这回探的，无论头发、皮肤还是牙腔，都呈现出一种可怕的干净来，那是死神来过的痕迹。
病人抚摸着瘫痪的右手，说：“就是洗个澡的事情。你也要注意，医院里也有很多像你这种年纪得了的。”狼狗就是在这一刻看到生命的悲哀结局的，一个斯文的、生活极有规律的小学老师都得了脑中风，那么他的弟弟，一个滥饮无度的混混，又有什么理由逃得过呢？
狼狗陷入疑神疑鬼的旋涡。他虔诚地去找医生，想这些白大褂多少得告诉他一点真相，可他们总是拿捏着“不排除”“有可能”这样的话，近乎调戏他。狼狗拍桌子喊：“我他妈的不要什么中药调理，我要结论，我要拍片。”拍片后，医生说：“我说了没事吧。”狼狗一度像犯人遇赦，大喜，可是几天后他又跑来查心脏问题，他痛苦不堪地说：“那里头总好像有一根牙签，跳着跳着就跳不下去了。”医生做了无效的检查后，烦不胜烦，找保安将这位昔日老大赶走了。
狼狗只能孤独地回家。
那是一间三层的商品房，每层都放着积满灰尘的家具，没有一丝人气。他温柔的女人按照黑帮片的套路，三年前带着孩子改嫁他乡了，那时他粗暴地说“你走吧走吧”，现在却像老去的母牛那样思念着对方。他找到她的电话，准备号啕大哭，却听到她说：“有什么事？”因此他只能说：“没事。”
“到底有事吗？”
“没有。”
“没有，我挂了啊。”
“等等，等等，你能不能等我一下，别挂电话，让我去洗个澡。”
“为什么？”
“我怕洗澡时死了。”
“为什么？”
“我哥洗澡时脑出血了，我怕我也会。我五分钟后回来和你说话，就说明我还平安。”
“好。”
这个澡是狼狗一个月来洗得最宽心的，小腿虽然还在抽筋，但他已能勇敢地将水柱冲向头颅。他想自己要是倒下了，这个亲人就会焦灼地拨打120，将他拯救回来。
他惬意地擦拭着身体走进客厅，拿起电话，听到了嘟、嘟、嘟的声音。他在这永远的孤独中泪流满面。那么好，狼狗，你死前没有人抓住你的手，抚摸你的额头，你死后也没有人来敲门，打电话，破门而入。那么，也许只有等到几个月后，等你身上爬满蛆虫，脑袋只剩空荡荡的眼窝和紧密的牙齿了，才会有人想起来收电费，你的臭味才会惊动红乌镇。可是，现在收电费的都是你不交他就给你停电，不会来催。狼狗号啕大哭，将话筒一下下砸向茶几。
狼狗成为红乌镇上混社会的人中第一个出来锻炼身体的。在小城，当众锻炼身体是件十分羞耻的事情，但他并不在乎，他目视前方，挺胸抬腿，执着而用力地奔跑在夜晚的街道上。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这样一个活着的奴隶了，即使二〇〇〇年十月八日这夜狂风大作、落叶飘飞，一场大雨分明就要来了。
穿着短裤的狼狗稳定地吐纳，一路矫健地跑出青龙巷，跑进建设中路。在闪电刺下时，他听到一声呼唤，看清了前头骇人的一幕：一个醉汉正惊惧地跨过一个女子，那女子肥沃、巨大，像只河马趴在地上，双腿抽搐着。他因此退后了两步，可这时他再度听清了那凄厉的呼唤：“狼狗！狼狗快来！”
这是红乌人第一次这么有需要地呼唤狼狗。这声呼唤让他意识到自己还是一位老大，而作为一位老大，他怎么能像老鼠一样跑掉呢？因此，他几乎是难以逃脱地朝前走去。
艾国柱
开始有风了，白虎巷摊上的人都走了，艾国柱也想走，却还是缩着身子坐住了。对面的何水清在向公安局司机小刘隆重介绍手中的白烟，后者接过两根走掉后，何水清转过身来说：“我就是你的果啊。”
以前，何水清是眼睛长在颅顶的人，每周一戴着墨镜，开着吉普，尘烟滚滚地去乡下上班，在那里泡热水脚，一心等周末开车回红乌镇。如此几年，他忽然在去年留下五四枪及存折，和当地一位女老师一起失踪了。人们以为世间最惨莫过于何妻，她在意识到这罕见的背叛后带领牌友杀到女老师家中，将后者父母双双骂哭，人们又说这造下了孽。
三个月后，蓬头垢面的何水清和女老师回到红乌镇，人们看见他们在汽车站外分手，何水清还擦拭了她的泪痕，却不知她去哪里了。数日后，钓鱼人在护城河绿堤发现一具女尸，气体将紫黑色的腹部撑得像只地球仪，上衣的几只扣子都撑飞了，苍蝇正嗡嗡地来回飞舞。
死者家属捡走农药瓶，抬尸到公检法三家示威，要求验尸为他杀，这件事到纪委那里被断为“民愤极大”，何水清因此被罢免派出所所长、副科级职务。死者家属不服，扯横幅继续上访，终是将何水清的编制也拿下了。这样的罢免也许算不得什么，要命的是熟人们的眼神，明面看来是关切的，里头却深藏着耻笑，因此，当李局长问他要不要到治安大队帮忙时，他拒绝了，改去门户紧闭的档案室。
何水清说：“我是带着奔赴圣地的热情上路的，一直坐到火车能开到的地方才下车。在那里，城楼像想象的那样，放射着金针，而车辆接连奔行，发出哗哗的声音。我拥抱着沫沫，庆幸我们渡尽劫难，苦尽甘来。可是接下来的每件事都在告诉我：红乌容不下我们，这座城市也不会。
“一般的电影到最后才会释放出光明，而电影也就此戛然而止。它不往下讲，是因为它觉得幸福是显而易见的，不用赘述。可是我现在却知道其中的缘由，当我们翻过苦难的大山，看到的山的另一面其实还是苦难。我现在明白那么多出去的红乌人为什么都灰溜溜地回来了，因为上帝从未许诺，只要你离开了，就可以得到。相反，他一早就将我们圈限在红乌，让我们翻身不得。你看看守所的老犯人，放出去了还是想办法闹点事，好再被抓回来，为的就是在臭烘烘的地方活下去。
“我回来了。火车开过红乌时，我已经预知将要受到的嘲笑，就像振翅的鸡飞上天，落地后难免要被别的鸡啄伤，而且我也看到沫沫脸上的死气，就像我来这里前在求知巷看到的于老师，脸面煞白，眼神直勾、没有光，可这些都不能超越我在城市地下通道所感受的绝望。我跪伏在那里，看一双双鞋经过，它们无论怎么饿怎么冷，都会安然走回家，而我却连一床温暖的被褥都没有。因为饥饿，我和沫沫的关系变得异常冰冷。
“在没乞讨前，我曾经在马路边等了一个下午，为的是把路人等光，好到垃圾桶取半块面包。终于吃到时，我热泪盈眶。有一片屑儿掉下去，我快捷地蹲下去拈起它，塞到嘴里，然后就在这一瞬间，我看见面前站着一个中年人，他给了我六块五毛钱。我干别的什么都赚不来六块五毛钱，但当我将手伸进垃圾桶时，它来了。因此，我一下清楚了自己在城市里的命运。我在红乌时怀才不遇，总想出走，就像你这样，但我现在知道，只有这个地方适合我。”
何水清这个曾在《人民文学》发表过诗歌的城镇作家现身说法，让艾国柱颇难对付，而他绝不会是最后一个说客。自打几年前流露出走的意思以来，艾国柱就意识到红乌镇布下了一张严密的网。姐姐总是像打货一样，打回来一批又一批姑娘，不是说长得好就是说工资高，为的是赶紧找一个温柔的笼子，将野兽困住。而那些熟人则毫不客气地说：“你放着这么好的工作不要，不是轻视人吗？”
外边的城市则像何水清说的那样，曾两次拒绝他。城市总是一个样子，长着青硬的楼宇，行走着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像一个傲慢的姑娘，将来者审判为一个明显的乡下佬。在第一个城市，他因不会使用电梯而羞惭，而第二个城市的面试间则端坐着十几个严肃的人，将他像一只小老鼠筛来筛去，以至于让他的身体产生触电般的震颤。当他铩羽而归时，父亲控制不住笑起来，那既是耻笑，也是庆幸。这笑容很快传染给所有家人，他们将被窝掖得深深的、厚厚的，像掖一个深渊。
现在，他还是要出去。
他本来并不这样。在他还小时，父亲用起名的方式规划了他的一生，他也一直努力走在这条从政的路上：师专毕业后考公务员，到司法局混迹，因为材料写得好被借调至县委办，并正式调入县委办。人们看着他时就像看着一个王储，眼神里带有亲密，他也习惯在这样的注视下春风得意地走。可是启示还是在一个夏夜出现了，那夜之后，所有粘在他身上的荣耀都碎成粉末。
那夜，他走到人工湖边，准备收割一个叫王娟的姑娘，他喜欢她衣领下微露的胸部，以及从那白嫩处渗出的令人呼吸紧促的细密汗珠。可是等到这个只是在医药公司卖药的姑娘走来时，他却看见她脸上细微的倦怠。她像枚剪影坐于石凳上，注视着空寞的对岸，随意说着什么。他一句也听不进，他全身的力量都用在右手指上了，它像蚂蚁那样在一尺之间缓慢移动。终于趁着一个看似无意的机会，他将手指触碰上她的手指，然后像是没有了呼吸一样地等待，要是过了几秒钟她的手还在，那就将它捏住，可她恰在此时将手抽走，压到大腿下。
他说了些话来缓解尴尬，然后无话，两人沉默地看着泛着微光的人工湖，直至水波荡漾，地皮震动，对岸传来越来越强烈的轰隆声。
不一会儿，火车驶过湖对面的铁路坝。它照映在湖里，就像一只缓慢游弋的红鲤鱼，看起来要游很久，可当你再次看时，它已消失在巨大的暗青色里，就像从来没来过一样。她叹息一声“深圳啊”，走了，泪水挂在娇小的面庞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