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出书版）》作者：蒋蓝
内容简介
作品以一个不见经传的“二流历史人物”——晚清四川提督唐友耕为中心，通过他和曾经在四川历史上风云一时的石达开、骆秉章、王闿运等纵横交错的关系，完成了一段扣人心弦的历史叙事。由唐友耕的踪迹延伸开去，可以窥见晚清四川的军队实情、社会经济水平以及当时的民情与民俗，等等。作品在坐实人物的历史时空坐标之余，更为关注人物行踪涉及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以及与之相交错的人际兴衰、风物枯荣，彰显了作品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文学底蕴，极具可读性。
目录
我在踪迹中辨认碎骨与刀痕（自序）
被飞掷的李子与马蹄突破的较场空间 虎帐人物的“出身论”
力摔奔马
马上对决
“花千总”之墓
唐友耕的寡情与重义
几个江湖名号终于被女色策反 翠华镇的“帽顶”大哥
屯上
一匹马引发的血案
牛皮寨
南广河与庆符县
关河美女
花园庵的立场拷问
“帽顶”的词源学
唐友耕像顽强的疱疹缠住了李蓝大军 奇人何崇政和他的祖坟
拉锯战中的精神胜利法
奸细如飘坠的枯叶蝶
《贼复至记略》中的“唐帽顶”手下
大山坡与狮子山的藿麻
犍为保卫战
洼岩腔
萧寺寻尸以及梦启神力
丹棱县的“大石包”
绵州内讧
用血磨刀，横槊横江 唐友耕从涪州城墙飞纵而下
梅花镇的竹飙与脆蛇
清军兵器谱
横江镇的阵势
血气浸淫的天地交感 花鸟异事
石城山
石门子的兰花轶事
“王姑”与大坝高装
血，漫漶于“武人贵相”之间 老鸦漩动石儿山
紫打地渡口
大渡河的河神与乌鸦
最后一个豹之夜
禹王宫与“鲸鲵封处”
“鲸鲵封处”碑
成都科甲巷
刑法的工艺化
“他的名字就是反抗的名词”
石达开的头颅被扔入了长江
大渡河河谷中的“黄彝”及石定基下落
石敢当的隐喻
石达开的“第三条道路”
庆云街与石定忠的结局
城隍庙还愿
忠与义是手背与手心的关系 朝廷阍犬
再战朱提 “我唐帽顶又回来了”
战马插翅过河
大关县摩崖石刻：“德大称师”
广厦连云的唐府 沟头巷的唐宅
翼王之印的下落
文庙后街的“唐府”
湘绮楼的“戈儿”与交际学
唐帽顶当了一回月下老人
成都宴游以及纵横家的心机
从宋育仁在陕西街失窃案看王闿运断案
唐家致力于出版的名山事业
唐老九的眼睛
秘本《荒书》的刊印过程
唐氏藏书与学术地标“贲园”的渊源
“切梦刀”与唐友耕之死
唐友耕的巍然大墓
王闿运的追忆
廉洁与贪婪远非一线之隔
让脊梁在墓碑上磨成矛
在谣言中倾斜的成都东较场
唐友耕的后裔们 昙花一现的候补知县唐致远
长子唐鸿龄点滴
老九唐少波的后裔家族情况
我对唐卓韧的访谈
蓝大顺是四川潼南人
家族史就是一部断代史
寻祖辨踪之路
回忆中的细节
附录1 石达开略谱
丁宝桢略谱
骆秉章略谱
王闿运略谱
附录2
有些事，可遇而不可求（代后记）
谨以此书纪念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
在成都殉难150周年
（1863～2013）
我只看到一条规则对历史学家是稳妥可靠的：
他应该承认偶发事件和未预见到的事件在人类命运发展中的作用。
——【英国】H.A.L费希尔（1865～1940）《欧洲史》（1935）
最好的命名是照亮；
最好的夜行恰如刀刃涂墨。
——摘自笔记《词锋断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 *
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 / 蒋蓝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222-07534-4
Ⅰ. ①一… Ⅱ. ①蒋… Ⅲ.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Ⅳ.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5735号
* * *
策 划：项万和
封面设计：高 伟
责任编辑：李锦雯 庞远燕 黄 惠
责任校对：李继孔
责任印制：马文杰
* * *
书 名 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
作 者 蒋蓝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 l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9
字 数 350千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设计制版 昆明昊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亚太彩印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7534-4
定 价 58.00元
我在踪迹中辨认碎骨与刀痕（自序）
我的出生地在川南盐都自贡市，那里有一条沱江的支流滏溪河，为自贡市境内沱江段最大支流。河道曲如釜形，附会于水，成为河名。其源流有两条：北源为威远河，又称清溪河，发源于威远县两母山，全长94公里；西源为旭水河，又称荣溪河，发源于荣县西北荣隐山，全长73公里。两河于凤凰坝双河口汇合后，始称滏溪河，曲折蜿蜒流向东南，经贡井、自流井、仙滩、沿滩、邓井关，于富顺县李家湾注入沱江，流程73.2公里。滏溪河城区段自双河口起至金子凼堰闸总长8.5公里，是滏溪河的起始段，也是自贡市中心新旧城区的结合部和分界线。
在上千年采盐的历史中，井盐成为了凝聚城市的动词，那是有关井盐踪迹的延宕之波。本地井盐的运销与冷兵器时代相协调，处于肩挑、背驮状态，架车、马帮是常见的运输方式，木船水运则是清中叶后自贡最先进的运输形式。童年时的我，所有夏季都是在滏溪河里度过的。父亲说，与其让你偷偷下河送命，不如早点学会游泳。这样在1970年，我五岁就可以独自游泳过河了，因此可以与伙伴们在水里玩上几个小时。比赛、打水仗、摸河底的蚌壳和螺蛳，遇到运盐巴的长长的橹船队，它们的动力是一艘小火轮，速度比游泳略快，但我们往往拼命追上橹船，吊在尾舵上，直到开出两里地，才入水游泳返回。最远的一次，竟然到了一个叫金子凼的地方，才逆水游回来。从东兴寺码头逆流而上，要经过关外码头、王爷庙到达张家沱码头。张家沱盐业遗址位于自流井市区滏溪河南岸的富台山下，是目前自贡市区内还保留旧貌的民居建筑群，同时因为一地同时修有三个祠庙而闻名。在张家沱南岸，有长数百丈的码头，如今全部浸泡在河水以下。在滏溪河河水清澈的年代，此地也是人们游泳的场所，码头则成为理想的跳台。记得1970年中期我读小学时，在一个灰蒙蒙的上午，特意到张家沱参加了全市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N周年的活动。数千人跳进河湾，畅游那八九百米距离，颇有“下饺子”的意味。对这段历史的追忆和考索，我写入到长文《有关井盐的生活史》当中。
有言：“泰晤士河的每一滴水都是水的历史。”崇尚知识恶力而现实行为不轨于正义的弗兰西斯·培根自然注意到了被河流带走的往事，他说：“名声犹如河水，浮轻不浮重，载空不载实。”而历史就是这样的河流。但我高度怀疑那种宣称拥有“透过现象看本质”异能的人，你探头入井，你能透过你的水面镜像看到红颜白骨、懒骨、忠骨、贼骨或者反骨吗？也许你有，我没这本事。
稍长，我在宜宾的金沙江、在牛佛渡口的沱江、在江阴的长江、在桂林的漓江、在乐山的大渡河与青衣江、在都江堰的岷江均下水畅游。记得2010年盛夏我到宜宾县横江镇从事田野考察，又到横江（横江之上的朱提江，“朱提”的读音在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一书中标注为“shu shi”，据考是僰人发音；横江镇人读作“zhu shi”；云南部分人读作“shu mo”，发音都较为接近）里小游了半个钟头。这里的水面、河坎间，距今150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十几万兵马与数量相当的官军殊死一搏，双方死亡近十万人，二百多米宽的河道为之拥堵。当时，我就产生了钩沉这段往事的念头。
“钩沉”的含义可上溯至《黄帝内经》。正常人的脉象会随四时更替而相应变动，春脉弦，夏脉钩，秋脉毛，冬脉石。《难经》把石脉解释为沉脉，创立“钩沉”一词的人必定熟悉于此，钩应夏，沉应冬，“钩沉”就是夏冬的意思。后来，逐渐成为“春秋”的另一说法。
历史即是“人迹”铺成。但主流史学观认为，重大的往事才成为了“史迹”。而在个体生命与连续流动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历史运行过程中个体生命的“踪迹”，自然成了我的着手点。尽管汲深绠短，我当勉力为之。
陈嘉映先生在《事物，事实，论证》一文里指出，我们并不生活于一个事实世界，而是活在一个事情的世界。事实是事情的切片，是对事情的锤打和摊开，最终，事物、事实会构成对事情的“呈堂证供”。就是说，事情尽管神秘诡谲，但从来就不是“皇帝的新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历史的轨迹与个人的踪迹之间，也许就映射了这样的关系。历史的轨迹是一种注重影响的呼啸而至的宏大叙事，畛域立显；而个人的踪迹不过记录的是一己的荣辱沉浮。踪迹固然已经覆于历史车轮的碾压之下，但总还有一些残剩的蛛丝马迹存在于宏旨无心涉足的冷僻地隅，这就成为了我打捞个人踪迹的采撷区。
如同发生的事情即是事实一样，凡是发生的踪迹都是轨迹。但唯有那些能够说明历史轨迹的人格踪迹，才构成一种强力的个案踪迹。
表面上看，踪迹存留于历史的缝隙，我们一旦将某个人的踪迹钩沉而出，将历史碎片铺开，历史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往往就只剩下心灵的部分。所以，一个人的踪迹史是把一个又一个的空间串联并敞开，宛如我的书案上狂乱的笔触，构成了一道插满蒺藜与玻璃的山墙。他的思想与心迹，就像山墙上倏忽明灭的反光。第一，我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技术，才能安然通过；第二，我能够感受到那些反光说蕴含的“能指”吗？
当然了，回到对历史的书写，也并非一味在永续开放的变异中仅仅着眼于无规则沉淀。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确实导致历史的杂乱踪迹，导致碎片化的历史活动弥散在各个角落，但不可否认的是，总有一些基本的活动及其价值以规则性和周期性而信然存立。踪迹纵然有丰富的活动和作用空间，但必定会通过观念、知识以及相当的机制反映、制约和调节社会运行和历史运动。虽然表面上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进行历史活动，但他们的活动只能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进行，而这就是历史规律性的根源。就是说，利用所能见到的史料，进行低限度的推论与思想修复，是可行的。可惜的是，如今的历史写作者不是“修旧如旧”，而是一门心思进行着面目全非的臆造。
错综复杂的踪迹，总是受到看不见的规律所左右，这个巨力就是社会存在。恩格斯所言：“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1]所以，我所关注的晚清四川提督唐友耕一个人的“踪迹史”，也可以说这一线索，是首先引我步入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从而带出有关四川晚清时节的官场史、黑暗史、军事战争史、执政史、民俗史、风物史等等，这就是我写作两年的长篇非虚构散文《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石达开、骆秉章、唐友耕、王闿运交错的历史》的初衷。这是一部旨在恢复汉语传统文史哲三位一体的跨文体之书。一部无心取悦于文坛的非虚构之书。至于我是否能走出这一迷宫，朗然宣布：我来了我看见我说出，我没有绝对的把握。
因而，踪迹史与人物传记的分野在我的视域就逐步清晰了：它与考据学派喜欢使用的研究法——诸如“名人行踪考”也是貌合神离。
我心目中的踪迹史，关注的是——
在尽量坐实人物的历史时空坐标之余，更为关注其行踪涉及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以及与之相交错的人际兴衰、风物枯荣；它偏重个人化视觉与文学叙事，使用的材料往往是宏大历史叙事所不屑的稗官野史与民间口述；人物传记关注的是通过人物一系列重大事件而展示出来的心迹与思想变化，它倾心于小我之中见大我，并渴望自己对传主的言路复原技术，跻身于正史，成为某种话语规范。这很难说孰轻孰重，不过是因角度而异。而这些汗牛充栋的传记里，最让人触目惊心的即兴发挥，莫过于围绕鲁迅先生的种种传记，我称之为“弱力的乌托邦传”。
很清楚，我在这里谈论的踪迹，与德里达的“踪迹论”南辕北辙。我所谈论的踪迹是形而下的，是肉身化的，不可能遁形而知天命，去关乎“在场”与否。本文所言的踪迹接近刑事案件的侦破术——文学侦探学，这些踪迹忠实地记录着暴力曾经的“在场”。踪迹在此既是进入事件主体过程的物质线索，同时也是衡定历史的物证。
在德里达的视野中，他利用了踪迹（有时也作“原迹”）之痕，为的是扰乱符号形而上学的决定论。但是他提示了我：踪迹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本源，而表达了充分的、在场的意义的缺乏，踪迹是“在场的幻影”，通过它“当下变成一种符号的符号，踪迹的踪迹”，这样，文本就成了不断书写“踪迹的踪迹”的组合体。
从德里达繁复的表述中，我得到了不少启示。暴力若得不到宣泄，它一旦获得了比性交更充分的释放，受害者一旦“死了”，诠释暴力权威也就“死了”，一个时代充满了暴徒的活力而四处飘零、无家可归。整个历史中心主义的宏大与在场因此彻底坍塌，剩下什么？我想，只有碎片，只有踪迹。
我通过对唐友耕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踪迹史考察，揭示个体与其存在的社会和文化的内在关系。进一步想的是，能否把思考扩展到“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通常阙如的领域？在思想文化史与社会史之间，寻找一个中间地带，能否如年鉴学派社会史学家所称的“心性史”或文化史所称的“意识史”？这的确是我心向往之的。章诒和曾经指出：“我们必须把个人记忆纳入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个人记忆得以聚合，得以交流。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空间里，个人记忆才有可能转化为共同记忆，‘粉末’与‘碎片’才可能糅合成一个完整的事件。而那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和我们的后代子孙，也才可能通过这个公共空间承担记忆，也承接记忆。”[2]对此，我深以为然。
古人云：“一路脚迹进，一路脚迹出。”唐友耕的踪迹把我引向了晚清时节的滇北、巴山蜀水的山野。一个没有被历史的手电筒照亮的人，未必就是庸碌之辈。在我看来，乃是他蛰伏于历史的地表之下，安享他不便于见光的富贵和仙境。我将他从梦田里拉出来，我也许就成了他的敌人。而且从审美心理而言，在民国之前即使死亡还属于丝织物，不像后来了，死亡全是化纤制品。
晚清四川提督唐友耕是一个极具内容的人物，他的世界观决定了他只能把杀戮视为人生的最高律令。一个人从杀戮中获得技艺，从血泊中提纯对生命的经验，并扩展至他的刀刃之外的世界。由他的踪迹可以发现晚清四川的官场规则、司法内幕、军队实情、社会经济水平、起义反抗者的激烈缘由以及当时的民情与民俗。刀刃一如镜子，镜面背后的水银会托起累累孽账；杀戮亦如烹饪，当事人久处鲍鱼之肆，嗅觉被油腻闭塞，味道只得由旁观者来分辨。而不断擢升的职位总会让曾经愤怒的革命者逐渐成为保守派。又由于他付出的代价往往比收获更多，这样的革命者会不断加固自己保守的底座，成为恶势力的巨臂。
所以我说，最锋利的刃，总是砺自墓碑。锈迹与石屑交替而下，个中更有无数幽魂，以沙粒的精光凝视你！
苏轼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确，历史能够保留一些人的名字和踪迹已属侥幸，历史不再为之记下任何溢美之词。如像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昭通农民起义军灵魂人物李永和、蓝大顺、卯德兴等人，如果说他们本就是历史上的“箭垛式人物”，由原型到多元演化、总是引致不同时空的多层面观照的话，那么唐友耕则是举高这一箭垛到无蔽处的一块石头。所以，他偶尔也会被如像我这样跑偏的箭头“歪打正着”，撞出一连串火星。火星不足以自明，火星只是为了勾勒箭垛的大丰收盛况。自然了，他们的生命原本不会像我等一样毫无用处，他们更非插满了利箭的“箭垛式”的稻草人，他们用脚下不断涌出的血，谱写出了“血的踪迹”。其作用既不能证明神的真道，也不能勾勒自由的姿容，它只表明：伦理与权力需要更多的血去浇筑地盘，最后锈死板结成了历史。
但愿从我追踪到的“红锈”里，可以偶尔听见那些叫魂与枭鸣……
蒋 蓝
2013年1月30日于成都九眼桥
* *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
[2] 《伤今念昔，恨煞子规啼》，铁流主编《往事微痕》第5期，2008年8月25日编印，第5～6页。
被飞掷的李子与马蹄突破的较场空间
虎帐人物的“出身论”
一个冬季的上午，我开车在成都紧邻东较场路的落虹桥路口等信号灯，看见一辆惊慌失措的轿车面前站着一个满脸幸福的少妇，她穿戴时髦，媚眼朝天，似乎正在与虚无中的情人窃窃私语，她在摇摇欲坠的俯仰中踮起了雪茄一般粗细的高跟……在一阵震天动地的汽车刹车声里，我突然想起一个东较场的铁血人物——晚清四川提督唐友耕。
回家查阅了好几本历史书，可惜没有更为详细的传记。清史专家戴逸、罗明编著的《清代人物研究》里，收录了《清代人物研究索引（1950～1986）》，数千篇文章，无一涉及唐友耕。昭通文史学者陈本明首发于1982年第1期《昭通师专》上的《唐友耕其人其事》一文[1]，是我所见到的第一篇研究唐友耕的专文。任一民主编的“四川省地方志资料丛书”之《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六辑）》[2]中有张荔红执笔的“唐友耕”人物词条，是比较全面、公允梳理唐友耕的一篇传记，我综合了一下，集中描述这个人的赫赫战功的文字如下——
光绪二十年（1894年）时的成都城图
唐友耕（1837～1882年），本名唐大明，字泽波（蒋蓝按：古籍里也写作泽坡、宅坡），别号“唐帽顶”。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1837年12月23日）出生于云南省大关县翠华镇，尚在少年时就充任大关游击营的“余丁”，余丁即是未成年之兵。当时担任游击的某官看中了唐友耕“趋捷而有膂力”，提拔起来作自己的跟班。唐友耕因轻死易发，为父报仇犯下人命案，16岁投入蓝大顺之农民军。但因为一次奇怪的变故，在叙府叛投清军。因他善用“农民军那套”来对付农民军，竟是屡战屡胜，战果累累，从把总（类似排长）升至总兵（相当于师长）。同治二年（1863年）率兵围剿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于大渡河畔擒石达开，解往成都，清政府授其云南提督，并赏黄马褂，成为其一生辉煌的顶点。同治八年（1869年）率部镇压昭通回民起义。光绪六年（1880年）署理四川提督。因多次受伤，光绪八年（1882年）病死于成都提督衙署。
常见的出版物中对唐友耕的叙述也是大同小异。在陶有乾主编的《大关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的“大事记”中，1863年大关县名人唐友耕活捉了翼王石达开，成为了一桩彪炳史册的事迹。我查阅到在成都、昭通市、大关县的一些媒体里，唐大人也被写成“唐有庚”，显然是捕风捉影。我在《昭通市文史资料选集》里，见到有文章称唐友耕一直在李蓝起义军中扮演主力，直到眉山之战前夕，才被骆秉章用计策反，这显然是作者寓目欠广所致。有人说，唐友耕是晚清时节四川绿营一等一的武将，不但有老虎的勇猛，更有豹子的惊警。但如此点滴的论述又如何把这个偷盗、杀人亡命、力战李蓝大军、围剿翼王石达开、镇压云南回民、并与诸多文人深情款款的将才托举出历史诡谲的地表？我感到，他好像是一个精通“兵解”大法的修炼者。解，即是解脱尘世的烦恼；兵，是指兵器。“兵解”即是通过兵刃得到灵魂的解放。但一般来说，道教徒或是遭到兵祸战乱被杀，或是自杀可谓兵解，而当一个屠夫杀人太多时，他在逃避罪孽追魂的绝望过程中，断然挥刀自宫，再把自己像乡下人耐心地处理剔骨肉那样，把自己耐心地剃得干干净净，将一身沾满同道、同乡的血污，变撒豆成兵为瞒天过海的碎骨，那么，实施自我兵解的唐友耕，是否可以获得解脱呢？
按照王闿运“不相识可称其名，不可称其字”的湘人礼仪，我均使用唐友耕的本名或绰号“唐帽顶”，因为他尤其喜欢“唐帽顶”这个来历非凡的绰号。
我分明感到，唐友耕“平平贼贼平平贼，贼贼平平贼贼平”的一生，就藏在《清史稿》的只言片语间，藏在官札、地方志、笔记、稗史、信函、古物、日记的天头地脚，藏在成都光鲜街道的某个拐角深巷的石敢当之下。他就像从刀锋上蹦掉的碎屑，散落尘世。唯有某个腰力十足的人物傲然走过，蛰伏如制度铺路石的唐友耕会猛然出击，扎进他的脚底，让历史猛打趔趄。
现代历史学家杨殿珣编著的《中国历代年谱总录》[3]收录的信息是，《唐公年谱》（共一卷附录一卷）在光绪年间印制了石印本，如今这个版本颇不容易见到了。根据唐友耕排行老六的儿子唐鸿学（字百川）1908年在成都编纂自印的《唐公年谱》[4]记载，四川总督丁宝桢为提督唐友耕因病殉职而奏报朝廷希望对其嘉奖的奏章中，称其死于光绪七年四月，近年官方编纂出版的《四川大事记》也作此说。
《唐公年谱》1908年印制，原书半叶八行，每行24字，小字双行，白口，四周单边，石印白纸本，刻印清晰，无刻印工名字。全书约2.04万字，从文句乃至记载事件着眼，有相当部分内容是唐友耕功成名就之后的口述史，再由儿子唐鸿学去掉拉杂浮词而成的“雅文”，就年谱的行文而言，过于简略、局促，唐友耕与名流的交往史完全不载。如果再剔除那些贯彻始终的污点掩饰与成就吹嘘，剩下的人与事干硬如筋。我认为此书的真实度相当高，大可以与既往历史相搏。官员的年谱编定后，一般而言是需当局审定的。序言由曾经担任四川布政使、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四川农业大学）的创办者许涵度（1851～1914年）撰写。许涵度在晚清颇有政声，曾列为“卓异”的知州，他在序言里对唐友耕的评价中规中矩，当然不乏对其人品的溢美。可惜的是，历史学者们死死盯住年谱收录的《翼王石达开致清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简》而争论不休，而对另外的记载却视而不见。
但另外一个记载，却让我陷入了一种“沼泽境地”。
著名文人费行简（1870～1955年），字敬仲，笔名沃邱仲子，江苏武进人（一说为浙江湖州人），少时随同在四川总督衙门做幕僚的父亲居于四川，结识了军政界很多人物，交游广阔，是晚清文豪王闿运先生主持尊经书院时期的弟子，他后来出任仓圣明智大学教务长。民国初年黎元洪主政时期，他被四川省推为省代表，1925年任北京临时参政院参政，1949年后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20世纪30年代，费行简在其享誉学界的《近现代名人小传》里，特为唐友耕列传：
友耕二十而为负贩，三十而为盗魁，四十降官军，五十而专阃寄，敬礼士夫，爱恤兵卒，为西南良将冠。其殒也，丁宝桢哭之至失声。字泽波，大关人，初贩茶为活。已而从李永和叛，号顺天王。骆秉章至，招之降，授游击，擒石达开，擢总兵。历官四川、云南提督。所至之地，盗潜贼徙，兵民安和。（胡）中和、（周）达武皆弗能及。晚岁以咯血吸烟，然行尤及奔马。川蜀俗呼贼渠为“冒顶”，时妇孺皆称“唐冒顶”，友耕不以为忤也。[5]
除了几个年龄段的记载与《唐公年谱》相抵牾之外，显然他听信了一些误传。总体上说，费行简的记载对后人认识唐友耕其人其性有很大帮助。
从我综合了不少地方史资料来看，显然费行简对唐友耕“敬礼士夫，爱恤兵卒，为西南良将冠”的赞誉不是偶然的。须知，费行简连对号称“诸葛亮”的骆秉章也不放在眼中，对四川省按察使杨重雅以及江忠睿等达官贵人更是极尽讽刺，比如他认为骆秉章有断袖之癖，暗示不少地方官均是骆秉章的“娈童”；游身其间，他还认为武官唐炯、占泰、胡中和、周达武等远不及唐友耕的武功与韬略，均是言之有据的。
我很欣赏费行简记录的最后一句话：“时妇孺皆称‘唐冒顶’，友耕不以为忤也。”官至二品，依然不怕妇孺们揭黑暗老底，可见唐友耕的心胸，是大异于官场“正朔”血统论的。就是说，他尚未彻底适应官场的举手投足、沐猴而冠，他以武人的眼光和直率，看待波谲云诡的官场。
斜睨之处，余光所及，他对文人倒是另外一番心肠。
光绪四年（1878年）十一月，四川学政张之洞说服四川总督丁宝桢聘请一代大儒王闿运入川，担任四川尊经书院山长，由此开启蜀学崭新格局。可以说，千古之下，能够彪炳湖湘称为学术北斗的，除了屈原、贾谊、杜甫、王船山之外，晚清湖湘最为特立独行者，当非王闿运莫属。他的一生折射出晚清变局的种种氛围，是颇为光怪陆离的一生。晚清笔记中有“一个半湘潭举人”的说法：“一个”指王闿运，“半个”指左宗棠。左宗棠在当婚之年，入赘湘潭周氏。夫人周贻端在湘潭周氏桂在堂居住十有余年，女婿历来被称为“半子”，所以称“半个”。以左宗棠彪炳千秋之武功，王闿运辉映天地的锦心绣口，两人虽功名仅为举人，成就却在文武两道璀璨其极。王有恩于左，而左素来厌烦文人，尤其不喜欢佯狂的王闿运，两人的恩恩怨怨，也成为晚清官场的一道景致。
张之洞出面，集资在成都文庙西街西侧南较场附近的石牛寺旧址上修建尊经书院，光绪元年（1875年）春季建成开学。把校址选择于此，主要原因是此地在明代就开办过书院，其次是与教育圣地文庙前街以及公馆林立的西街相邻。况且，这个地点距离唐友耕晚期位于文庙后街的“唐府”甚近，又引出了文道与武道密切交错的后话……
成都的佛学资料指出，成都城西有著名佛寺空慧寺（蒋蓝按：该寺晋时名龙渊寺，初唐名空慧寺，晚唐名圣寿寺，明代名石犀寺。
明末，石犀寺毁于战火，清初在此设成都将军署，另建石牛寺。清末改为尊经书院，民国改为成都大学。新中国建立后于此建被服厂等）。寺庙遗址在今将军衙门、东胜街、西胜街、君平街一带。成都城东则是多宝寺。这个说法，显然是混淆了石牛寺与石犀寺地点。
初来乍到，王闿运迅速施行“息讼——禁烟——明礼”等举措，使尊经书院院风得以根本改变。王闿运提倡通经致用，用经、史、辞章之学来培育四川书院的实学学风，设尊经书局刻书以化育诸生。在其掌教期间，终将尊经书院办成蜀中的模范书院。尊经书院的办学方式，开四川书院改制风气之先，促进了四川书院的改制。
估计王闿运一直在修订必将彪炳史册的《湘军志》，并在成都刻印该书，他对亲自参与湘军、川军对石达开部作战的唐友耕十分感兴趣，加之唐友耕对待文人历来“厚道”，因而两人交情深厚。费行简身为王壬秋先生弟子，加之又在成都居住过，其记载应该大体可信。那么，唐友耕真有费行简说的那么无私无畏、与民同乐么？
说到唐友耕之死，丁宝桢“哭之至失声”，联系到丁总督向朝廷奏报唐友耕的丰功伟绩之举，应该说费行简的记载完全真实。“晚岁以咯血吸烟，然行尤及奔马”的描述，则展示了唐友耕的雄浑力道，这又与当时在成都为官的贵州麻江人周询的记载不谋而合。
在我看来，唐友耕是极其复杂的人物，远非“黄天霸”式的反水小人可比拟。在清三百年历史中，唯一能够与唐友耕在伯仲之间的人物，只有太平天国的叛徒陈国瑞（1836～1882年）。陈国瑞，湖北应城人，杀伐有功，同治三年（1864年）授浙江处州镇总兵，后被清廷以提督记名简放。因为受詹启纶狱牵连，戍黑龙江，死于戍所。但唐友耕就不同了，他被朝廷赐予绘图紫光阁，死于从二品官位的四川提督任上，倍极哀荣。
清末时期，成都东门城楼。选自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版《法国与四川：百年回眸》
所以，大概我们面对近代地方史时，不仅要研究农民阶级，研究地主阶级，还要研究极具特色的流氓无产阶级。研究流氓无产阶级，则可从研究其代表人物着笔。
作为流氓无产者的全能代表，唐友耕既不能完全说成是“反叛”于起义军，也不是被体制招安而成为罪与罚的操刀鬼。如果我们把他早年加入绿营作为官场试水的起点，那么，“迷途的羔羊”一旦回到了“正道”，为了证明其日夜想念组织的苦心，他不但要长出森森利齿，还要变成足以吞噬羔羊和挡路者的狮子，方显其英雄本色。他固然笃信“胜者为王”为正朔，谁会在乎“胜者”的某些不大光彩的出身呢？而唐友耕也算诚实，即便成为云南提督后也没有竭力去掩盖自己“不堪回首”的历史。这是前进光明的，只是充满曲折；进阶是注定的，只是充满了坎坷与迂回。哲学观点说，这叫“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的过程”。其实，他的复杂性还在于：他不但把自己由起义军阵营的“叛变”看成堂堂正正的迷途知返，更视作是一种对正道伦理的强力呵护。他俨然是制度伦理的护法使者。这就让我意识到，反常的事物，不断给出了一系列可能性来扩展常识的域度。根据既定历史教条来判定事物的反常与否，这种方法恰恰是反常的。而历史几乎就是如此累积而成。
何况，唐友耕还是一个为父报仇而亡命江湖的大孝子。
力摔奔马
偌大的东较场因为宽阔而显得缓慢，站在布满黄土的场地，可以发现还有一种东西比广场更慢，即站在木梗上的火。唯有火的缓慢才让广场堆满了黑暗与露水。火从不渴望飞速燃烧，反之，那就不是火，至少不是纯火。这些缓慢的润生之物，使得广场愈缓慢了。
清末的成都繁华市区，可见戒烟社团的活动。
但人力展示出来的力道，竟然超过了火，从而拽动那个老迈的广场，把人欢马叫的时辰像抖动簸箕一样掀起来！
晚清时节，贵州麻江县人周询自幼随父亲周之翰（1826～1887年，亦名侪亮，字西屏，官至四川知府。）宦游入川，他后来也做过多年幕僚，并做过几任短期知县、知州，麻江县至今有“周氏一门五举人”之赞誉，显示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和渊源学风，这在黔中算得第一家。周询在其史料价值极高的笔记体著作《蜀海丛谈》当中，对唐友耕一生的记载是所有已知史料里最为详尽的，一千余字，尤其提到了身为一省提督的唐友耕在东较场展示其超人武功的一幕：
“丁文诚督川，公调授四川提督，每岁大搜，例以东较场为阅兵地。督标中营都司某有马，骏而烈，动飞蹄伤人。是日忽脱衔绁狂奔，多方维絷，始还系树。公在演武厅望之，知此马健甚。阅兵毕，亲下视马。甫近身，马后两蹄已飞起。公侧身以两手各握一蹄，向前一推，马前足双蹶，跪不能起也。论者谓非有千斤力，不能为此也。”[6]
所谓真人不露相，但该露一手的时候，真人必须亮出自己的绝学。可惜周询不懂武功，仅仅以为这是唐友耕力气大，殊不知，没有多年打熬出来的武学功底与临敌眼光，又如何空手接得住烈马的双蹄飞击！成都东较场演武厅的匾题有“耀德扬威”四字，唐友耕亲身实践，俨然就是代理人。
由此可推知，1876年10月丁宝桢由山东巡抚调升四川总督，督川十载，为自己赢得了“四川近百年来第一好总督”的名声。而这一力挽烈马的事件，应该是在光绪六年（1880年）唐友耕调任四川提督之后。
崇祯七年（1634年）二月，明政府决定设立五省总督一职，全面负责陕西、山西、四川、湖广、河南五省军务，专门对付农民军，任用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视贼所向，随方剿抚。这是明廷为镇压农民军设立有权节制几省文武官员的总督职务的开始。清大体上每省置提督军务总兵官一员（福建设两员，陆路、水师各一，另晚清加江北、长江水师二提督），简称提督，为一省绿营兵的最高长官，秩从一品，而仍受总督或巡抚节制。晋升为一省堂堂提督，唐友耕真该感谢那些前赴后继的农民兄弟。如果没有在叙府的“迷途知返”之举，他至多也是这血肉铺路的材料。
但在清朝同治年间，由于湘军兴起，削平太平天国、捻军、少数民族起义、李蓝起义等一系列战事，清军各路军功所奏保的记名提督，在朝廷造册里就达8000人，总兵更是接近两万名之多，至于副将以下完全是汗牛充栋，甚至出现“翰林充侍卫，提督作编修”的阴差阳错之举。面对这画饼充饥的官职，提镇大员要想得到实缺，非总督密保不可。[7]从这一记载来看，唐友耕能够得到“实授”，看来他不但运气好遇到了识英雄的慧眼，而且他具备这实至名归的实力。
唐友耕展示出来的神力与武功，绝不是偶然碰到了一匹外强中干的纸马，因为他自幼打熬筋骨，早已是眼观六路的武功高人。《青松岭》当中那个一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退役地主钱广，竟然把生产队的驽马驯养成了烈性惊马，模范饲养员张万有大叔没有武功仅靠觉悟就挽救了集体的损失，“吁——”的一声大喝，响遏行云，彰显四两拨千斤之功，这自然是武把子唐友耕不懂得的高超御术。当然了，唐友耕不但晓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更晓得红刀子再进，刀尖发射飞刀，更上层楼，乃是红顶子的好染料。所以，力挽骏马不过是他惊险一生的一个小插曲而已，连儿子为他大肆贴金的《唐公年谱》里，也没有记载此事。
那匹被唐友耕握住双蹄而扳倒的骏马，按照一物降一物的原则，骏马认名人，伯乐只认名驹，归唐友耕所有了。
古语：“虎帐谈兵按六韬，安排香饵钓鲸鳌。”韬略作为虎帐这一梦工场的产物，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不过是历史的神话而已。兵者，是一刀一剑搏杀出来的。唐友耕的虎帐就设立在东较场东南一角，他未必是那种手持烟杆、迈着方步的沉思默想之辈，他是急性子，计谋一拍脑袋就有——不管它是否都是运筹帷幄的纸上集萃。虎帐所在地曾经是祭拜“蓥华祖师爷”的庙宇旧地，据此修葺而成。相传彭县蓥华山有一个学佛的信徒，心极慈悲，乘驴行而不施推动。苦行20年，成正果后，善男信女为他立庙。由此可见，当时四川绿营的经济处境较为拮据。
值得一说的是，在丁宝桢严厉治川的过程中，不少官员遭到肃整，唐友耕竟然游刃有余，其财富仍在急速增值，他的“第一桶金”显然不可能掘自财力贫瘠的四川，而是来自出产银子的昭通。丁宝桢为了节约财政开支，曾经对唐友耕下令，命令绿营兵利用较场的空隙土地，广种桑树，以助当地蚕业。但有人不乐意了，做了《锦城新咏》二十四首讽刺丁宝桢的新政，甚至印刷多份，在北京、成都同日散布。丁宝桢十分愤怒，下令多方侦缉，但一直没有抓到暗中的主谋。可见，凡是力推新政者，无论在哪个时代总会遭到惰性势力的攻讦和诽谤。对军队种桑一事，诽谤者也没有放过：
不须演武好栽桑，绿叶成阴满较场。
自古原蚕空有禁，于今归马本无妨。
高居重镇若儿戏，直挫雄风是女郎。
赢得边庭传异事，免窅争奉马头娘。
但总督大人命令一出，说归说，事情还是必须做。当年清明节，唐友耕身先士卒，挥舞锄头在东较场栽了几百株桑秧，在他的带动下，绿营兵在沟坑、屋角、跑马场四周大力植桑。种树对提督大人而言本不陌生，他曾经就是干这个的。改革就是化剑为犁，但锄头可以杀人，也可以回归本职工作。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东较场东侧靠近猛追湾游泳池一线城墙边，尚可以见到一些虬起横斜的老桑树。成都人以为那是野生的，殊不知这其中就有丁宝桢、唐友耕的“手植”呢！
当然了，军队种桑并非丁宝桢的发明。左宗棠初进甘肃时，看到当地“民苦无衣甚于无食，老弱妇女多不蔽体”，甚至“今甘凉一带及笄之女且无襦裤，犹如昔时”，痛感西北桑利未兴，便决心以“教种桑棉为养民务本之要”，大力倡导植桑，极大地改变了甘肃一带童山濯濯的褴褛景象。
马上对决
清朝军队分为两种，一是八旗兵，即满营，八旗兵为皇家嫡系，主要职责是保卫京师；另外一类是绿营兵，即汉军，是清入关后改编明军降将降卒及后来陆续招募汉人组成的部队，职责是镇守各地。绿营驻扎各个省直的部队，归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统辖。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直接领导的部队，分别称为督标、抚标、提标、镇标，每个“标”之下编为2～5个营，属于作战的机动部队。另外，由副将统属的部队称为“协”，主要是协防守卫要地；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属称为“营”，分守各个县邑与关隘；最低一级的千总、把总所辖称为“汛”，防守道路、边境，每“汛”仅有士兵十几名。
四川设将军级八旗驻防时已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有一部分绿营军队归其统属，史称其为“军标”。《清史稿》卷一三一“兵制”谓：“将军兼统绿营者惟四川”（第3891页），屡为后来谈兵制者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