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这个谱系，在大树堡由雅州知府主持设立的“鲸鲵封处”碑，显然符合历史语境。可惜此碑石已被后人捣毁，无法目睹其内容。我估计，大概与在高县石门关由云贵总督刘岳昭刻下的“勒愧燕然”异曲同工，也渴望自己的功勋彪炳史册。
1966年4月，最为神往石达开的彭德怀元帅路过汉源，专程走访了大树镇。我很想知道时任西南三线建设总指挥部第三副指挥的彭大将军是否去过“鲸鲵封处”，可惜我查阅不到进一步的资料。他心情如何？他在这蛮荒之地是否联想过自己的命运？这些地缘和往事，连同整个大树镇老镇已于2005年后淹没于瀑布沟水电站库区的万顷碧波之中……在大树镇新镇的街上转了一圈，镇中心是一个三岔路，小商贩很多，我询问了二十几个人，无一人知道“鲸鲵封处”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沿着山坡蜿蜒而下，再次回到大渡河大桥。透过车窗，可以望见矗立在西面萝卜岗上全新的县城，一派白墙绿水，置身于这片蓄水54亿立方米、面积达84平方公里的“西南第一大人工湖”，山头祥云卷舒，就像万花筒的世界一般那么不真实。
6月20日石达开一行到达荥经县。从成都疾驰而来的刘蓉一行恰好与之会合，他一方面肩负骆秉章重托，另外一方面也很想立功，渴望从石达开嘴里掏出秘密。按照沃邱仲子的看法，刘蓉是贯彻骆秉章的意图，首先是验证“投降”的真伪。因为，“诈降”的把戏在四川上演多次了。据《新唐书》列传一四七载，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南诏犯成都失败，后来退至双流县，阻于新穿水，其首领“计穷将赴水死，或止之，乃伪请和以纾其急”，三日造桥成而遁。道光九年重修的《新津县志》摘载此事。黄彭年从雅州府得到了石达开“贼穷乞降”的准确官报，但仍然认为与南诏之往事相类。
另外，鉴于云南回民的起义已经难以控制，云南、贵州、陕西、甘肃一线军务吃紧，加上川军中能人不多，不排除骆秉章抱有说服石达开调转刀锋、去对付回民的奢望。为此刘蓉必须一探虚实。胜利者强自压抑缚住苍龙的狂喜，甚至有点低三下四去看望石达开，嘘寒问暖，生活方面刻意迁就。近世有稗官野史称，石达开途中曾对众人许诺：倘若到了京城，定会奖赏沿途招待他吃饭的地方知州，似乎石达开一直做着被朝廷“委以重任”的大梦，这当然是无根之事。但地方官对之招待殷勤，害怕因伙食、住宿、行路等枝节生出意外，确是实情。
与刘蓉同行而来的还有文官黄彭年。他不但写有《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一篇，详叙处置石达开及其部众事，而且还完成了私人笔记《黎雅纪行》，详细描述了当时刘蓉就地审讯的情形：“刘公传讯，（石达开）枭桀之气，见于词色。其于天下将帅独服曾公，亦但称其忠勤为国而已。”刘蓉见问不出所以然，也不多做盘桓，就随同大队人马一同返回成都。
历史需要铭记这一天：1863年6月22日，石达开及五岁的儿子石定忠、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恩丞相韦普成一行，经汉源、荥经、雅安、邛崃、新津，被押解到成都。
更值得一提的是，石达开一行是自西门进入成都市区的。按理说，走南门进城才是正路，但南门俗称“禧门”，军队一般出兵或回城均不能过南门，是怕为城市带来种种不吉利。成都人历来认为成都的西面是“上风上水”之地，但西门又岂能与“禧门”相比。这个让石达开魂牵梦绕的大城，想来他一路是看得真切的。每年6月份是蜀地枇杷大面积上市的季节，卖枇杷的小贩在西门城门洞一带依次排开，石达开是否吃了一颗？城门边还有不少木芙蓉树，毫无规则，与野草杂陈。木芙蓉的花期在九月，现在它收集着空气里的秘密，花蕾如拳，暗自准备举事。
唐友耕一身戎装披挂，旗帜招展，铠甲随马蹄在青石板上的“嘚嘚”叩击而摩擦，这是踌躇满志的声音，这是戎马倥偬的傲然之声。成都市民风闻石达开来了，都在路边观望，谁不想看看这个搅扰了四川两年的峥嵘人物？当传说与事实一旦实现了对接，那又是怎样的一种诱引？！
无疑，唐友耕成了石达开的陪衬，就像叶子簇拥着花。但叶子突然在边缘挤出了一星花蕊。
那时的看客们留下的“实录”的确不敢恭维，翼王所谓“头大如斗，眼大如铃，口阔容拳”等等，等于章回小说里的江湖英雄。1858年，太平军撤出江西很久了，湘军招集当地乡绅宴会，还有土豪这样回忆石达开“龙风之姿，人不可及”，可见真相总是越描越黑。其实，石达开身高仅中等，长相平常。现在，他掀开轿帘洞悉着这个陌生而繁华的大都市，都市的看客们也终于目睹了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据说他身着绣有五条金龙的黄缎王服，头戴天国王冠，冠上翘起的五条锦龙，一颠一簸的，欲飞。
成都科甲巷
每年3月份，我所在的报社均要安排员工体检。有一年联系的对口医院是位于科甲巷口的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因为体检不得吃早餐，我想尽快结束，一早就去了。作为成都有名的销金窟，科甲巷仍沉浸在睡意的薄雾里，白日、黑夜拥挤不堪的巷道，被黑色大理石和洁白的花岗石整合起来，反而显得有些寂寞和宽敞。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我为买一双当时流行的美国战靴，曾在这条当时被民间称为“二奶街”的正科甲巷里逐店寻访。如今，成片低矮的民房早已拆除，耸立起的基本是一些貌似古物的赝品。在做旧基础上的金碧辉煌，尽管如此抵牾，但毫无疑问是体现时代门面的美学指标。
几百米长的科甲巷得名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科甲巷包括正科甲巷、大科甲巷和如今已不复存在、仅留其名的小科甲巷。正科甲巷为南北走向，大科甲巷为东西走向，不过，让科甲巷扬名的并不在科举，而正在于这里曾是石达开的凌迟之地。
在锦华馆馆口，一座汉白玉碑好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镌刻清末文人高旭于1906年托石达开之名而作的五言律诗《题壁诗》：“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黄金若粪土，肝胆硬如铁。策马渡悬崖，弯弓射胡月。人头作酒杯，饮尽仇雠血。”[21]想想就该明白，如是出自石达开之手，“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就是驴唇不对马嘴，石达开不可能自称为“大盗”，虽然他不曾“应省试，举孝廉，邃于孙吴之学”，但气质所及，显然是深悟学问神髓之人。关键还在于，托名之作诗格太糙，看看已经得到确认的他在广西白龙洞的题诗，对照石达开的诗心，真有云泥立判之别。
1903年，通向成都大道上的一座牌坊。选自《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从上海经华中到缅甸的旅行记录（1903）》。【美国】威廉·埃德加·盖洛/摄
推测起来，“绑赴市曹”不过是公文词语，因为必须这样说，才符合官场要求，以免留下把柄。其实，为防止突生事变，对这样的巨魁，权柄者往往渴望一刀两断，越快越好。我征询过成都文化学者郑光路、蒋维明、谢开体等人的意见，他们或撰文或对我指出，审讯后，即在监狱内进行凌迟。理由在于，按《清律》本应在成都正式的刑场处决，晚清时曾任华阳知县的周询在《芙蓉话旧录》里记载，至光绪末年，一般都是在农历霜降后“秋决”行刑。成都最初的刑场在东较场，后因居民稠密，到清朝中叶后，改在北较场。光绪末年编练新军，在北较场修建武备学堂，将刑场改在北门外的砖棚子前一空坝上。凌迟则历来都在北门外的荷花池。但石达开是什么人？义士要劫法场的市井风声已洞入衙内，那就绝对不能在行刑过程中出半点差池。因此，《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成都》[22]也记载说：“清同治二年（1863），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兵入川，攻成都未成，在大渡河紫打地（今四川石棉县安顺场）被清军诱俘解至成都，同治二年五月初十被杀于成都科甲巷。”
屹立在成都科甲巷的石达开诗碑。蒋蓝/摄
有论者认为行刑地点是位于成都城内上莲花街的督标箭道，说“三人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周询在另一本著作《蜀海丛谈》中就作此说[23]，周询也承认非自己亲眼所见，是他的父亲“先太守甫截取来川，充省城保甲总局提调，所目睹也”。在此聊备一说。
至于任乃强先生的《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一文云：“六月二十二日，奉清廷谕，凌迟，行刑于北较场。”却不知以何为据。
经过对资料的反复甄别和田野考察，督院街一侧一个叫“院门口”的地点，进入了我的视野。
自明代以来，督院街历朝均系川省最高权力机关所在。明代之巡抚都察院，清代之四川总督衙门，民国时期之督军署、省长公署及省政府等，均设于此。它西接走马街，东连南打金街。后人取部督之“督”字，和都察院之“院”字，连接起来，则命名为督院街。
1863年6月13日，石达开于大渡河兵败，主动到清军营讨论“放下武器”的条件，不料立即被官军控制。五月初三起解，解送成都位于科甲巷的按察使司署臬台衙门监狱关押。6月25日，川督骆秉章会同成都将军完颜崇实在相距不过两华里、位于督院街的总督衙门提审了石达开和他的手下曾仕和（宰辅）、黄再忠（中丞）以及韦普成（恩赏丞相）。王廷焕先生在《王家坝官邸与“枕江楼”娱乐场》一文中指出：王家坝街向西与丝棉街接壤，在督院街与龙王庙相交处的一个街口称“院门口”，是指督院街口，这里也曾像北京城的菜市口一样是一个刑场。清朝时，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从
臬台衙门的监狱，从那里提出后被杀害于“院门口”[24]。现在，此地大约在红星路下穿隧道南端出入口再南行50米的宽阔公路上。
沃邱仲子在《石达开在川陷敌及其被害的事实》里，指出是在黎明之前，石达开独自被用轿子抬到东较场口，然后被杀。
这就让我们发现，有关石达开的殉难地点，有了五种说法：科甲巷的臬台监狱、上莲花街的督标箭道、北较场、督院街口的“院门口”，以及沃邱仲子指出的东较场口。
2009年3月2日，我向四川省文史馆馆员李殿元、张绍诚分别发去求教电邮，他们翌日深夜回电指出，行刑可能性最大的地点，还是在科甲巷侧的臬台监狱内。
我再次细考了一些史料，基本可以确定：石达开一行被凌迟的地点，就在臬台监狱旁边的三合土院坝之内。
……
我记得，在得到李殿元、张绍诚的回电之后，我的心情反被一丝诡谲的气息牵扯着。
我对夫人说：小程，穿厚点！走，我们开车出去。
“你发什么疯？这么晚了，外面刮着大风……”
我们从住处九眼桥出发，开车仅两公里就到达了督院街口的“院门口”。此时已是深夜11点半了。
我把车靠在路边，对小程说：“相传这里是石达开等人被凌迟的地方。他们由科甲巷臬台监狱到总督衙门受审，必须经过这里……”
“你这个疯子！你去看什么？鬼影子都没有一个……”
我站在大风中，风把破报纸、垃圾扬起来，路灯在独自阅读。
苦苦挣扎了一个冬季的枯叶，终于力尽了，它们与枝头告别，被大风带往黑空，就像黑暗骑士一样翱翔在自己的尸骸之上，这使得夜空被抬高，被垃圾、枯叶抬高，高到破裂之处，它们回旋往复，不愿意回到我的身边。
是的，我看到的，不过是鬼影子……
刑法的工艺化
在得到骆秉章会同成都将军完颜崇实的“六百里驰奏”后，朝廷传旨：“石达开勿庸槛送京师，即在四川省凌迟处死，并传首滋事地方示众。”“爱民若子”的骆秉章自然选择了凌迟。这也并非就是骆秉章的残酷心性使然，对待异端领袖，凌迟成为了他们的一致性结局。
凌迟在秦汉就已经出现，但不为国家法典所允许，属于私刑。作为刑法，凌迟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名是在辽，此后，金、元、明、清都规定为法定刑。发展到清乾隆时期，如果打骂父母或公婆、儿子杀父亲、妻子杀丈夫，也是触犯伦理道德的重罪，要处凌迟刑。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对于不交纳赋税的也要处以凌迟刑，这在明太祖时期尤为突出。朱元璋亲颁《大诰》全面推行凌迟。朱棣“靖难之变”以后用此刑杀害的朝臣达100多人，铁铉受刑，居然是在朝堂之上。每割一块肉还把肉放进铁铉的口中，问他香不香。铁铉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
凌迟在历代操作中是不同的，一般是切八刀。先切头面，后是手足，再是胸腹，最后枭首。但实际上比八刀要多，清朝就有24刀、36刀、72刀和120刀四类。据记载，实际执行时，对恶贯满盈者，则可以增加刀数。最多的是明朝作恶多端的太监刘瑾。被割了三天，共4700刀。但是否如此，不得而知。我觉得比较真实的是对付袁崇焕的“鱼鳞剐”，剐13700刀，分三天完成，英雄的肉还被广大百姓分而食之……周实先生在《刀俎》中，为汉语读者详细描摹了袁崇焕遭受“鱼鳞剐”的细节，可以参看。
清代曾任御史的程次坡上摺指出：四川一地吏治日趋严酷，州县多造非刑，有“绷杆”、“钩杆”、“站笼”等奇怪名目，地方官员心机诡诈，对待犯罪的低级官员则是付之宽典，大施仁政，而对待老百姓则是严刑峻法，程次坡认为，这怎么不是轻重倒置呢？所以古来“贪”、“酷”二字就是连裆裤，贪则鲜有不酷，酷则鲜有不贪者，所以，酷正所以济其贪也[25]。程次坡目光如炬，洞悉了一系列藏匿在滔天酷刑之下的贪婪之心。置身于四川官场这一酷与贪的语境之下，石达开一行的命运，顺着疼痛的丘陵，逐步被推搡着达到了顶巅。
我进一步发现，在对凌迟工艺进一步细化的谱系中，曾国藩的贡献不亚于他为后世提供的“为官心得”和处事箴言。这个温文尔雅、吃透了传统文化的大儒，对凌迟来了个芝麻开花节节高，就是在割去受刑者的肉以后，还要撒上几把盐！而骆秉章在这条血肉之路上再出老谋深算之奇计——割开身体之后，用烙铁再细细烫一遍创口！不然犯人死得太快了，缺乏看点。这个改良主义的设计，首批试验者就是石达开一行。[26]如果说，曾国藩的改革是为了加剧受难者的疼痛以泄心中的大怒火，那么，骆秉章的改良就是为了延续受刑者的痛苦——防止因失血过快而死亡，使得受刑过程变得过于单调，缺乏高潮和结尾！
周询在《芙蓉话旧录》当中倒是记录了成都刽子手谱系里一个颇有深意的事件：“当同治及光绪时，有范某者，为城守营之领旗马兵，夙称刽子手中之巨擘，自弱冠以至七十余岁，手刃及剐之人，不可数计。每斩一人，给钱一千文，剐则三千文。后之行刑者，亦无一不是范之弟子。在省城言杀人事，亦无不知有范某者。”爱新觉罗·载淳在1862年登基，开启“同治中兴”的新时代，石达开等人的剐刑，在成都自然不会从“刽子手中之巨擘”范某的麾下逸出。
四川总督骆秉章会筹防御堵剿太平军批文。选自《巴蜀撷影：四川省档案馆藏清史图片集》
民国初年的“成都市立”医院，此位置即为石达开等四人凌迟之地。选自《巴蜀撷影：四川省档案馆藏清史图片集》
而根据成都民俗学者蒋维明在《科甲巷与石达开之死》中的考证，行刑的刽子手共计有三人，其中一人叫余宝，他的师爷叫段一刀，距此60年前，在成都东较场对白莲教首领冉天元实施凌迟，因为刀法精湛，四川总督特奖励银牌[27]。深得师傅真传的余宝，要牛刀小试了。从时间上我推测，范某与段一刀极可能是师兄弟。他们隔刀而立，庖丁解牛。
骆秉章坐姿像。选自《巴蜀撷影：四川省档案馆藏清史图片集》
我的老家盐都自贡，有一道名菜叫“火边子牛肉”，是用极锋利的小刀剥下推卤牛的腿部肌肉，成巴掌大小，再予上味、熏烤。山西作家李锐在长篇小说《银城故事》里，借用了这个脍炙人口的刀法，移之于清廷酷吏威胁革命党，刀光清幽，自然获得了成功。这个刀法是否启发了骆秉章以及魔头范某、段一刀，不得而知。
王闿运尊经书院的弟子、日后名满江湖的文人沃邱仲子（本名费行简），在黎元洪主政时期曾被四川省推为省代表，参与商讨组阁等事宜。他根据其父亲的口述回忆，在民国时期写出《石达开在川陷敌及其被害的事实》一文，特意提到：“除刘杨所讯，笔者未经目睹，余三次曾于1897年从军署印房档案中抄出。虽为友人广西唐倬章借观，未及归还，彼已身故，遂志佚落，但大体尚能记出。第二劝降问答。彼时滇，黔，陕，甘军务吃紧，川将能战的不多，骆很想招石征滇。遂派朱诒孙、唐友耕、许培身三人数往劝降，其问答之词，朱唐皆有手折呈报。第三当时公牍。有为先父所述的，有为笔者见于档案中的。第四父辈目睹事实：先父既诸老辈所目睹而追语笔者的当时事实。其他传闻故事，恐不可靠，故未敢采录。”
话说得有礼有节，似乎可信度极高，但他笔下的“石达开事件”错误颇多。
他说，据说当夜行刑时，刽子手按照骆秉章的吩咐（自然是指刽子手重其义），未照例碎剐，只刺胸一刀即斩首，以减轻痛苦。而且说石达开是在7月中才被处死的。这样讲出来的痛快死法，类似忠王李秀成之死——难道就能减轻翼王遭受的“碎割”之苦么？
2002年，在我完成的组诗《酷刑之书》里，有《凌迟》一诗，就是对石达开“成都之刃”的追忆——
午门旗杆的造影
是最静的火，使岑寂的时间布满危机
豹子在权力的巅峰消匿
以一身溶金的梅花
从受刑者的身上显出文身
刀斧手的杀气，轻易就被豹纹消解了
这是体制的黄昏。比尘埃抵达石头还慢
慢到阴谋的脸颊舒展为泥塑
慢到档案作废，蠹虫修炼为字
金属从血槽里醒来
迎风一挥，发出干嚎
吃了豹子胆的造反者
只能躺进自己的裸体
坦然地接受，回收所有的痛楚
他把与疼痛勾连的同义词敞开
但刃口总是回避词根和性命
它在硬和软的内部施展间离
豹子返乡的狐步
将伤口拉出坡度
肉立在尾巴上，血才追上来
痛的最真处，心脏一点点内翻
吹毛立断的刃口，一直在骨膜工作
一个标本，展示血的所有流法
肉一片一片地退进骨头，失去花纹的豹
以破碎的脚趾阻止内心的塌陷
痛比思想更具体，它总是比刀锋先行抵达
就像折断的枝丫
回忆着花的呼吸，等待再一次折断
夕光烧成了一柱香灰
时间在内脏里空转
国家的仇恨被娴熟的刀口落实
染成旗帜、剑穗和红皮书
豹死无皮，人死也无名
帝王的意志和律法
不断把逆反的名字从刀尖纳入广场的宏大建筑
和国家身后
低姿态的生活
怎么会有剐不完的肉
以及如此铁心的骨头？
惨叫能够让一个人变形
舌齿间，紧紧咬住一个王冠的头颅
这使我相信
权力与利器靠得最近
布满锈迹的刀
在与肉体反复较量中
更加锋利
比起石达开的凌迟，这些诗句轻得托不起一滴血。因为我们无力去想象，既没有被折断的想象的翅膀，也没有羽毛。那是无法想象。只有最纯粹的白与黑，铺满了成都平原。
人子的血，在乌云的俯视下尽情漫漶，这是对乌云的“描红作业”。它与那种阳光为乌云镶出一道金边美景的不同之处是，血的踪迹宛如一个胴体的彻底摊开，贴地而飞的红金箔，在乌暗的大地上，构成了“天狗吞日”的晦昧。那被黑暗染黑的血液，反射着天上的一幕：太阳为蘸满污血的刀，镶出了一道轻浮的蕾丝花边儿。但被骨头撞碎了一块的刀刃漏出了金属的底色，那才是一具模糊的血肉所能达到的最高巅！
同治二年，理民府填发的给巴县府递解石达开首级回销。选自《巴蜀撷影：四川省档案馆藏清史图片集》
同治二年，重庆府转发以极刑处死石达开并传首被害各省告示札。选自《巴蜀撷影：四川省档案馆藏清史图片集》
6月的成都，闷热无风，停在槐树与银杏树上的金刚蝉，用干燥的叫嚷把城市的狂欢彻底打开。行人赤膊上阵，官人举而不坚。那又是一个朝纲解纽、兽性大发的时代。1863年6月27日中午之后的成都，被一股冷气彻底攫住。有人说，城市周围的山野，飘起了雪花……
一个人虚弱到无力把痛苦“拧成一股绳”而扔出体外，那就只好把痛苦收拾好，堆成一堆烂柴，寄放行李一样放置到能够承担得起的部位。一个虚弱的人抱着痛苦取暖，倒在十字街头。头顶星光灿烂。恶法的律令让悲哀无边而平躺。
“他的名字就是反抗的名词”
成都将军完颜崇实为大清内务府镶黄旗、显贵名士完颜麟庆的长子，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他虽然作为驻防将军只是管辖旗人，但权力辐射西南官场角落，当他加衔为“提督满汉官兵管辖松建文武”之后，自然还要干预洋务藏务，骆秉章俨然已经是四川的摄政王，但还是约其一同会审石达开，以示必要的尊重。资料显示两人会讯石达开总共三次。另一次因骆秉章患病，改由四川布政使藩司刘蓉、臬司杨重雅代讯。这样可以计算出，一共提审了石达开等人五次。这一期间，朱诒孙、唐友耕和他兄弟、许培身等人轮番到关押石达开的臬台监狱劝降数次，均无功而返。1863年6月27日，见榨不出什么油水了，更怕突生变故，因为民间风传石达开的残余已经渗透到成都准备劫狱，四川方面决定立即用刑。骆秉章的奏稿里就说，“谨援陈玉成之例，当即恭请王命，将石达开极刑处死。其子石定忠，现年五岁，例应监禁，俟及岁时照例办理。”
清末文人周询的《蜀海丛谈》记载石达开等人的行刑背景是——“当时天色昏暗，密云不雨。”
如此描述暗合《易经·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意思是：通达。浓云密布而不下雨，从我西边的郊野飘聚过去。凌迟为看客们所带来的“通达”，想来在溽热不堪的成都，可谓凉风四起！
周询的父亲周之翰当时充任四川省城成都保甲总局提调，管辖范围限于成都城内及城外附郭街道，职责为清查户口、盘查可疑人员以及防火防盗等事情。算是省城治安要员，叨陪末座，目睹了石达开一行的受刑全部过程。也许所受刺激过甚，他把全部过程转述给儿子，因而周询在《蜀海丛谈》的记载应该是十分可信的：“就死之日，成都将军为崇实与骆文忠同坐督署大堂，司道以次合城文武咸在。石及两王跻堂，为设三拜垫于堂下。三人者皆跌跏坐垫上。其头巾及靴褂皆黄缎为之。惟石之头巾上，加绣五色花。两王则否。盖即章制之等威也。”天国历来推崇鲜丽服饰，裁缝、女营中高水平的刺绣工一直受到优待，作为藏匿于衮衮华服之后的导演，现在导演成为了规划锦绣天国的人物，这种一反“朴素为美”的审美法则，峭拔而张扬，从石达开等人的服饰上就可以得到佐证。
周之翰参加了审讯全过程，在其儿子的笔下，细节金钩铁划，力透纸背：
就死之日，成都将军为崇实与骆文忠同坐督署大堂，司道以次合城文武咸在。石及两王跻堂，为设三拜垫于堂下。三人者皆跌跏坐垫上。其头巾及靴褂皆黄缎为之。惟石之头巾上，加绣五色花。两王则否。盖即章制之等威也。清制，将军位在总督之右，骆故让崇先问。崇语音低，不辨作何语。只见石昂头怒目视，崇顿气沮语塞。骆始言曰，石某今日就戮，为汝想，亦殊值得。计起事以来，蹂躏数省，我方封疆大吏，死汝手者三人。今以一死完结，抑何所恨。石笑曰，是俗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你杀我，安知来世我不杀汝耶。遂就绑。石下阶，步略缓，两王仍左右侍立，且曰：“仍主帅先行。”石始放步先行。是时先太守甫戳取来川，充成都保甲总局提调，所目睹也。
三个刽子手为师兄弟，铆足了劲喝下几碗烧酒。他们上身赤裸，着大红裤子，双肩披红。即便如此，蜀地的溽热已经让他们大汗裹身。其中一个叫余宝，出自师爷段一刀门下。段一刀60年前在东较场（怎么又是东较场啊！）凌迟处死过白莲教起义军36岁的首领冉天元，然后剖腹挖心，孜孜以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的细腻酷刑赢得了观赏者的一致称道，四川总督特授银牌。奖牌屠夫不是吹的，稳、准、狠三字诀是其心法，余宝要不负师爷教导，再获殊荣。
周询在《芙蓉话旧录》里特意讲述了四川一地的凌迟技术细节：“剐人时，先以刀划人犯之额，再以铁抓扯下额皮一大片，垂至眼际。续以刀划两乳上，各作一斜十字形，始剁其手足，手由腕际，足由膝际剁下。然后戳心剖腹，取出五脏，最终方刎头。其状至为残酷，皆杀父母及谋杀本夫之重罪犯也！”
也就是说，执行石达开等人凌迟的三个刽子手，均为“刽子手中之巨擘”范某的嫡传弟子。
老人总有一些怪癖，尤其是一个不贪财、不贪女色的老年官员。骆秉章很仔细，特意嘱咐使用“鱼鳞剐”，要一小块、一小块、很精细地、很均匀地切分巨魁。当年他在长沙城用大炮击毙了西王萧朝贵，那是很不解恨的。他很想看看这个巨魁中声望最高的翼王，皮相之下到底藏着什么反骨。他特意补充，再准备生石灰，出血就撒……
在此，我就不能不承认骆秉章的毫无人性了。转念一想，身处高位的官僚，如果不是“厚黑学”的嫡传弟子，又岂不坏了“规矩”？
午时动刀，行刑持续两个多时辰。古人认为兔羊在未时要吃草；现在已经申时了。申时又叫哺时，又名日铺，据说，猴子喜欢这时啼叫。属相为兔的石达开，一声不吭，他在咀嚼，咀嚼自己的舌头，自己的嘴唇，用牙齿咀嚼牙齿，反刍成一个血洞。出生于1793年的骆秉章属相为牛，他也在咀嚼，在慢条斯理地咀嚼，以更慢更舒缓的姿势，完成自己肠胃的周天循环。
我们在描绘近现代西方酷刑场面的史料中，看客们脸无血色、当场昏厥的很多，但我从所有涉及记载石达开一行受刑场面的文字里，除了官职最高、也最娇弱的完颜崇实之外，我看不到一帮看客的心态，哪怕是半丝战栗！
属猪的唐友耕表现如何呢？在这个连成都将军完颜崇实已经惊秫得语无伦次不愿再看下去的场合，可惜没有任何人再写他一笔，这让我太失望了！我猜，他面带猪相地看，一脸的庄严，放着皮影戏一般的光。主流文化的肃然与庄重，伴随血肉横飞的演出回到了他脸上。沉默不但是蠢材的美德，而且也是武夫面对血肉的决绝。心不动，身不摇。
苍蝇停在鼻子尖排卵，有时，痒意比疼痛更难忍受。
用四川话说，他是屁股夹得住五把算盘的人，忠君爱主，酒色财气，算盘珠子打得噼噼啪啪……这里，我必须再引一段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在《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中的描述，因为它牵扯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疼痛理论：石就刑之日，有邛崃人李某，时方壮年，通过特殊关系，买通狱吏，混入狱中隐藏；亲身目睹了当时悲壮的一幕：“石王与曾仕和对缚于十字桩上。行刑人分持利刃，先剜额头皮，上掩双目，次剜双腕。曾文弱，不胜其楚，惨呼。石徐止之曰：‘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已如此，可耳。’曾遂切唇无声。凡百余刀，剜全体殆遍。初流血，嗣仅淡血，最后仅滴黄水。刑终，气早绝矣。”[28]
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在1966年出版的《否定的辩证法》中这样说：“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在此，已经不是比喻的问题了。比喻不是一把撒在伤口的盐。比喻是逼使身体透明的强光，它让栓塞的内心获得牵引。比喻偷走了血和肉，疼痛找不到自己的兄弟了，只剩下破天的狂叫。应该这样说，“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他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书生出身的曾仕和在此发现，剧痛对身体发动了一场游击战！自己在口语、纸上谋划的计谋一旦落地，竟然是如此让人不堪重负！
但是，曾仕和不再发出痛苦的叫喊。他熄灭了这种身心的分离。痛由口腔回到了心脏。韦普成没有声音，黄再忠没有声音。黄再忠的妹妹黄玉英还是翼王的第二任妻子。他们与石达开构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四边形，就像是一个寻常的战前会议。血与肉的沙盘作业，凝固了那过于冗长的对视……纵深而持久的痛苦虚火荡漾，逐步下沉，最后具有一种薄荷的凉意。因而，面对一波又一波叠涌而来的痛感，当事人已经具备踏浪而行的“凌波微步”技术，而不再是挺起胸骨去硬撞硬接。
让我比喻一次。那是四块相向而立的铜镜，构成了一个四边形的明亮区域。一团火焰被另外一团火焰照亮，火焰将火的丝绦挂在另外一团火的脖子上。镜子照射镜子，镜子反射镜子，那是：血在为血输血。血形成了一条弧形的长廊，构成通往镜子背后的历史。回环不已的血气，在一种逆时针的旋转中置换着老鸦漩的漩涡，松林河的漩涡，凉桥的漩涡，王娘伸出漩涡的手臂，将士们浮满大渡河的尸体，河流肿胀得无法流动。芙蓉花突然大叫起来。花叫。但是，那四块铜镜听不见，他们的耳朵交给了不透明的火，他们在疼痛的波光里越漂越远……
让我再比喻一次吧。这时，太阳突然从乌云深处投来几缕金光，像是飘坠的雪片。
在敌人没有使用破布或者曾仕和自己的肉塞进他嘴里之前，石达开用一句话，止住了曾仕和狂跳的喉头。他太明白了，完颜崇实、骆秉章、杨重雅、刘蓉、唐友耕、牛树梅之流需要的，是恨不得用喇叭放大这种恐怖的嘶叫，他们要叫一切有反骨的异端骨头发酥。
“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已如此，可耳。”这是石达开冒血的咽喉发出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大实话。
对于凌迟，太平军是十分熟悉的。天国发生内讧的1856年，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其亲信6000余人，“醢而烹之，夷其族。”据说天朝还请高级将领分食杨秀清的肉羹。富有戏剧性的是，杨秀清被杀的那一天，后来洪秀全于天历九年颁行历书、诏旨中，钦定“七月二十七日”为“东王升天节”，不知道这是对杨秀清的追忆还是对韦昌辉的嘲讽。这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两万人。当石达开指责韦昌辉兄弟相残后，韦昌辉说：“我虽不欲仇石氏，石氏亦必仇我。怨不可解矣。”他索性派兵围剿翼王府，杀石达开母妻子女等数十人。[29]后来，洪秀全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上书“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对异己者标的为“叛徒、内奸”，从来就是“拨乱反正”的不二法门，而最具罪与罚中国意义的凌迟，自然会被权力发挥到极致。
以血偿血，以肉偿肉，自然是符合那个黑暗语境中的血性法则。但曾国藩说，“查贼渠以石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为最谲”；极度自负的左宗棠也承认：“石逆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所畏忌也。”显然，石达开不但是社会制度的心头大患，而且让朝廷大员们一再蒙受耻辱，一旦置之于权力的绞肉机下，也顺理成章地把一己的耻辱记忆细腻地铺排出来。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惩罚逻辑，得到了畅行无阻的配合与落实。在这个价值逻辑下，讨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幼稚；与屠夫讨论“言出必行”更是脑残。
第一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30]记载了1862年5月13日印度《泰晤时报》发表的一封英国军人的信，信中说：“我跟一大群人去看清军屠杀俘虏的太平军，这批俘虏是英、法两国军事当局交给满清方面处死的。……这批俘虏，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从刚出世的婴孩，到80岁蹒跚而行的老翁，从怀孕的妇人，到10至18岁的姑娘，无所不有。清军把这些妇女和姑娘，交给一批流氓强奸，再拖回来把他们处死。有些少女，刽子手将她们翻转来面朝天，撕去衣服，然后用刀直剖到胸口。这批刽子手做剖腹工作，能不伤五脏，并且伸手进胸膛，把一颗冒热气的心掏出来。被害的人，直瞪着眼，看他们干这样惨无人道的事。还有很多吃奶的婴儿，也从母亲怀里夺去剖腹。很多少壮的男俘虏，不但被剖腹，而且还受凌迟非刑，刽子手们割下他们一块一块的肉，有时塞到他们的嘴里，有时则抛向喧哗的观众之中……”
李鸿章答应赦免苏州的太平军降军，甚至封官许愿，请了洋枪队首领戈登做保证人，结果是将降人全部屠杀。戈登为这种欺骗大动肝火，要和李鸿章决斗，并拒绝了清廷一万两白银的赏赐。这个侵略者，在“言出必行”上是认真的，他怎么能明白这是黑暗体制惯用的套路呢？1864年，天京城沦陷，在处理“降将”李秀成时，1864年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是这么评价的：“至于会是怎样的判决，其实已无须多问。确实，清廷如果放过像忠王这样的声名卓著的叛军领袖，那一定是疯了。他的名字本身就是反抗的名词……”[31]移之于石达开，完全成立。
于是，我们在《清史稿·洪秀全传》等史料里，可以看到繁多的凌迟记载：
“擒伪天德王洪大全，槛送京师，磔之市。”
“生擒李开芳（天国北伐主将），磔之。”
“林启荣、李兴隆（天国九江守将）均败死，磔其尸。”
“擒悍目蓝承宣，向扰害蕲、黄者，寸磔之。”
“陈坤书（天国护王）凌迟处死，枭示东门。”
“乙巳，陈玉成解京师，诏于中途磔之。”
林凤祥遭受凌迟，“刀所及处，犹目光直视之，未尝出一声！”
…………
“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这话是鲁迅在《病后杂谈》中讲的，可谓一语切中要害。这是否也可以移之于清朝呢？
这自然让我想起了福柯的《惩罚与规训》一书探讨的宗旨。福柯关于1757年达米安因谋刺国王被判处酷刑的详细描述，比起“国粹”之凌迟，实乃小巫见大巫也。福柯以为，此后80年间，惩罚原则已经从对人身体的摆布与疼痛的操控等酷刑，逐渐转变成非人身刑罚系统。就是说，前者代表了对身体的惩罚，现代监狱制度建立之后，则是一套对心灵的惩罚系统。这是福柯的研究言路，在我看来，凌迟的意义，死亡固然是终极，但加剧的持续的痛苦其实是其主语，并放大为一种疼痛训诫：权力机器用一堆抽搐的烂肉，给看客们上了一堂立场课：端正思想，做安分守己的良民，否则，这就是你等的下场。最后，权力者在热切渴望播施广泛的恐怖效应之余，鉴于石达开的不合作（桀骜不驯。沉默。没有呼天抢地，屎尿乱流，泣血忏悔，现身说法……），他们仍然是留有遗憾的。
庖丁解人的狂欢演出没有达到目的。这个凌迟的仪式，反而使石达开名垂青史，成为了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最受世人铭记的英雄。
而对于视身体痛苦为生存常态的民族来说，西方人所谓“灵魂的苦痛”在中国是不具备普适意义的。它过于高蹈和遥远，仿佛异类。对大众而言，流汗吃饭、流血赚钱本就天经地义；敢于寸刀割人，必然就有付出加倍代价的决心。所谓“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价值算式，一直就是历代革命者的身体筹码。因为除此之外，革命者实在拿不出什么可以换算的东西了。但西方人不同，他们可以开列出人身自由、爱情、子女、名声、前途等等筹码。国人灵魂的痛苦，基本上已经被身体之痛偷梁换柱，而且把身体之痛视为了一种合理的承受。那么，当权力的绞肉机已经逐渐钝化于这样的麻木群体时，如何让制度的刀片得到及时的更新换代，反倒是让操作者产生了“灵魂的痛苦”。
这就进一步意味着，国家机器才是唯一合法酿制纵深疼痛的温床；而敢于反抗这一价值谱系的人，必然要提供更为锋锐的骨头使之折断。这一以暴制暴的循环，基本上构成了中国道德价值学的骨架。孟德斯鸠在历数专制制度下的惩罚与预防方式之后说：“让我们顺从自然吧！它给人类以羞耻之心，使从羞耻受到鞭责。让我们把名誉作为刑法最重的部分吧！如果一个国家，刑罚并不能使人产生羞耻之心的话，那就是由于暴政的结果，暴政对恶棍和正直的人使用相同的刑罚。”[32]在我看来，无论是名誉还是死亡的威胁均难以在中国产生预想的效果，只能说明数千年专制的罪恶。
我想，石达开之所以感动后世，一是他的睿智、豪爽、悲情所形成的人格魅力；二是恰在于，是他承受了生命中不堪承受之痛。他用上百块挂在铁钩上的肉，突破了一种大限。所以他无须再讲一个字。因为，对一具被制度的刀具细心洞穿的身体来讲，再多讲一个轻慢的字就是丧尽天良。
根据史料，我在试图复原那天的场景——
他们一行被绑缚在两根结实的十字交叉的木桩上。绳子多半是细麻绳，被水吃透，越是挣扎，越是吃紧。疼痛可以让人拼命去拗坠麻绳，用麻绳之痛来转移刀口的纵深之力。毕竟手臂是人体最能吃痛的部位。但肉尽骨显，受刑者却无法自行折断骨头。疼痛一直在骨头上慢慢地锯，这种毫无声音的疼痛，以锥子般的钻凿力，成为了较量的平面。大剂量的血，就像一个笨手笨脚的学徒，不停地擦拭先生的泼墨！他一错再错，只好不再跳出来瞎忙。血渐渐少了，一种奇怪的麻木感成为了泼墨的知音。所以，血顺着石达开的腿向凹地流淌，乱如蛛网。刽子手像展开游身八卦掌身法一样在东窜西跳，尽量不沾湿鞋子，后来渐渐就不行了。大血管一旦被切断，血会决堤，冲他个猪头狗脸。
抵御疼痛需要极大的体力。1912年1月12日，彭家珍勇掷炸弹炸断良弼左腿后，鲜血直涌的良弼突然产生了庆忌惜专诸的奇怪感情——不但要厚葬彭家珍，而且在德国医生开始为自己做截肢手术时，他拒绝使用麻药——他想当一回庆忌。他是被痛死的。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怀着一线生机，那么，无论是多么大的疼痛，在“阀门原理”的瓶颈制约下，疼痛如突然收缩的河流，只有少量河水可以快速通过。在生机的牵引下，感觉阈急剧下降，起到了极大的“麻痹”作用。问题在于，凌迟之下的石达开绝无生机之念，只能求速死。速死而不能，脱去皮囊之累而不得，就像山陵的坡度一样在慢慢降低。身体回归土地的过程中，横亘着无垠的锋利山丘。那么，怀着最大的绝望，去接受绝望安排的所有议程，就成为唯一合理的解释了。
绑在十字木桩上的石达开，像一只摊开的蜘蛛。血在地面编织着狰狞的构图，他的双眼被头皮覆盖着。残肢就像神话人物刑天一样，身体上突然睁开了无数双眼睛。
所有太平天国军人，都可以默诵洪秀全的《克服困难诏》：“神爷试草桥水深，如何吃粥就变心？不见天兄舍命顶，十字架上血淋漓……”[33]钉十字架的耶稣，如果目睹自己的兄弟，用接受120刀的缓慢方式步己之后尘，“天兄”会说什么？在《新约圣经》当中，耶稣曾五次提到以“背十字架来跟从我”作为配当他门徒的必要条件[34]。受苦并不一定是受死，而更是受辱，门徒必须准备好不被理解、被人歧视、甘于放弃信念之外所有累赘的人。如果说，钉十字架就象征自我否定和甘愿受苦，那么，绑缚在十字木桩上的石达开，没有自我否定，只有血肉淋漓的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