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出自己，是为了四千多名兄弟免于死亡，那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啊？这种感觉真正落到了他身上。当他也许能够明白，在自己最为痛苦的时刻，恰恰是爱如渊海的时候。身体里的深渊，既是痛的渊薮，也是爱的大本营。这种爱一旦放大——不是一种形而上的假想出来的痛，而具体为一种真实的生理疼痛。
希腊作家卡赞扎斯基在《基督最后的诱惑》里，描写大天使加百列降临基督时总让基督生不如死，像是癫痫发作。就意味着，精神上没有准备妥当就要在肉体上受难，总是一般人的本能。曾仕和为什么呼叫？我想，不是他不勇敢，而是他没有做好绝望的准备。肉体受难就是精神再生的前提，或者说，两者是同时发生的。你在靠近上帝或完成成人礼时，绝望之痛或阉割的痛苦就必然出现。疼痛与爱是身体必然遭受的两种空前的感受，受难者是以疼痛来承接爱的活水，付出爱就必须获取疼痛。这就像烙铁的两面，以铁青的高温，在肌肤上愈合刀口——俨然履行着仁者的工作。
那么，扛起这所有的痛苦，那是理所当然的。
绑在十字木桩上的石达开，是否看见了十字架的亮影？在烙铁激起的青烟里，“让死荫显为光明”。他，什么也不说了。
身体不是迷宫。身体也不是仙境。鲜血汩汩，在忍耐疼痛的自控力之下喷薄而出。痛激发了一种生存的本能，那是对生命的本能屈服。锯子锯的是骨头，而不是灵魂。另一种穿透了灵魂的痛，却在历史的长河里，屈身为桥。无论是怎样的圆凿方榫，石达开已经实现了一种荣耀：他彻底交出自己，吃完了自己的身体所匿藏的痛。他没有被疼痛毁灭，疼痛使他拔升，在浑身凉意中，明白自己33年的人间历程，在阳光突然穿越头皮的最后时分，已经成了！
一代才女伍尔夫发现了这个疼痛的哑默之谜。她认为，“英语能够表达哈姆雷特的意念和李尔王的悲剧，却没有言词来表达惊诧或头痛……陷入情网的学龄少女用莎士比亚或济慈来表达她的心声，但是，让一个受疼痛折磨的人向医生诉说描述头痛，他的言词便很快枯竭了。”[35]在这个世界上，对于女性来说，倾诉也许是她们唯一的和最有效的抗拒疼痛的手段。但对石达开这样的人来说，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回到受难的身体。
割完上身，“剔骨肉”的技术让肋骨原形毕露。血、黄水、大小便流泻一地，就是没有看客希望目睹的眼泪。接下来，就应该脱掉下装，旋去裆中之物……
余宝刀法精熟，也觉得有点疲倦了。他大汗淋漓，热汗冷汗交替而下。骆秉章一脸病容，熬了这么长时间，觉得也差不多了。挥手吩咐，叫他去查看已成一团烂肉的石达开是否已经死亡。余宝上前，用刀尖挑起石达开耷拉在眼睛上的头皮！那是凌迟的第一刀，就是把天灵盖发迹至眉毛的头皮割开，拉下来盖住受刑者的眼睛。突然，他看到了一个发亮的东西，在血水里燃烧。那是石达开的眼珠。石达开双目如电，亮得足可以熔化刃口。这就像鲁迅在《故事新编·奔月》里对“羿”的描写：“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
这是空前的一击，余宝毫无防备，他激灵打了一串冷战，一种从心脏喷射出来的冷意，游走全身，一地的液体好像是从他脚底漏出来的，他像一个空壳，料峭的冷意把他定在石达开的血肉前。
那把听话得像手指头一样的小刀，被一股无形的杀气生生剁断，“当”的一声掉在地面垫脚石上，反跳起来栽入他的脚背……
时间，在刀子反弹起来的一瞬被割裂，被撕开，露出了道袍下的黑。骆秉章与众人惊愕莫名，余宝顿失心窍，突然脱掉衣服，向门外冲去……从此状如疯魔。他迅速被体制抛弃，后来成为乞丐，成天在府河旁边哀嚎：“我有罪，我有罪啊……”而府南河的下莲池一带，恰好是掩埋石达开等四人血肉的地方。
历史，就是这般巧合！
石达开的头颅被扔入了长江
在巴蜀历史上，有四次著名的“头颅搬运事件”。
开启先河的是东周末期（约战国中期）的巴国将军巴蔓子。约公元前4世纪，巴国朐忍（今万州一带）发生内乱，时巴国国力衰弱，国君受到叛乱势力胁迫，百姓被残害。巴国将军巴蔓子遂以许诺酬谢楚国三城为代价，借楚平息内乱。内乱平息后，楚国索城，巴蔓子认为国家不可分裂，身为人臣岂能私下割城，但不履行承诺是无信，割掉国土是为不忠，巴蔓子告曰“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于是自刎，以授楚使。据说深受感动的楚王以上卿之礼，将巴蔓子的头颅埋在高山顶上，让他日日夜夜回望故国，而他的躯体，则在七星岗葬地，那里有“巴将军坟”。
“头颅搬运事件”接踵而至，一般人不大知道的，是黄巾起义领袖黄巢。公元884年黄巢在泰山虎狼谷兵败，被外甥林言砍下头颅，占据徐州（今属江苏）的藩帅时溥手下的军人立即把这个邀功的林言诛杀，将一大堆首级送到时溥处，时溥马上用黄锻锦盒把黄巢等人的脑袋泡上水银，遣人飞速送往“临幸”成都的唐僖宗报捷。陌生的成都，成为了黄巢的归宿地。
“头颅搬运事件”中最著名的头颅，是张飞的头，那个大如斗的头颅。张飞在阆中被部将范疆、张达暗害，二人取其首级投奔东吴。行至云阳，闻说吴蜀讲和，便将其首级抛弃江中，为一渔翁捕鱼时打捞上岸，埋葬于飞凤山麓。
还有一个著名的头颅，那就是翼王石达开。
他的“峥嵘之头”在成都四门悬首示众后，连同法律奏章经水路由嘉州、叙府到达重庆，据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伍仕谦1979年发表的《关于巴县档案》记载，石达开的首级到达重庆时，因为已经腐烂而埋葬。但我看到了现藏于四川省档案馆的一封官札，是位于四川东部边缘的理民府（设置在现重庆市城口县）于同治二年六月初填发的给巴县递解石达开首级的差役康林等人回县衙交差的“回销”，说明石达开的头颅尽管腐烂，但还在法律传递的继续运作之中。因天气持续炎热，头颅腐烂严重，进入湖北后，经请示后被丢弃。但令人不解的是，四川省档案馆收藏的档案里，还有一份璧山县知县给巴县知县的递解石达开首级的“移文”，就是交接手续，落款时间是同治二年六月初九日（1863年7月24日）。而巴县发出的递解石达开首级的官札落款时间是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九日（1863年7月14日），璧山县、巴县均紧邻重庆府，距离东边的理民府远矣，难道这个非凡的头颅在川东巡游一趟，又送回来不成？！我分析，还是官场文牍主义造成的龌龊。
19世纪末，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义和团民被欧洲军队处决的场面。
1907年《民报》增刊《天讨》刊出苏曼殊的绘画《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此图为其代表作，与《猎狐图》《陈元孝题奇石壁图》《岳鄂王游池州翠微亭图》《徐中山王莫愁湖泛舟图》并称“天讨五画”，均以历史上的抗虏事迹为题材，寄托英雄救国希望。
时任大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爵士（1835～191 1年）在《赫德日记》里，有许多涉及太平天国的战事笔记——
他注意到，在经历了特洛伊战争一样漫长的包围之后，中国南方的战事即将走入尾声。1863年7月27日他记录道：“长期以来，一直转战于四川省和陕西省边境的太平军大将石达开被骆秉章所俘，并砍了头，今天方得此讯。”石达开6月27日被杀，消息至7月下旬才到达京师，在路途上竟然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他认为这体现了“传递的重大军情政情何等之慢！”[36]真实的情况是，信息是连同石达开的头颅一并上路的。这沉重的头颅，远不是赫德爵士在华倡导的电讯所能传达的了。“首级传示各地”的指令随即得到了认真执行。官方用石灰腌过的石达开等人的首级在成都四门示众三天后，随同布告由锦江汇入岷江，经乐山、宜宾走长江到达重庆府，最后到达武昌，因天气炎热，已经腐烂发臭，只好就地处理。也就是说，石达开的头颅扔在了湖北。川江一线，对于石达开而言并不陌生——1862年春季，太平军就经过重庆府巴县各场镇，木洞、栋青庙、二圣场、永兴场、忠兴场、南彭场、一品场都在巴县西北部，靠近重庆市南岸区……如今，他的头颅环顾这一切，他像旱魃一样烘烤着这片陡峭的红壤。
在成都处决石达开以前，清廷最为担心的，在于捕获者是否石达开真身。骆秉章在给皇帝的奏章中一再解释说：“石达开自供与洪秀全等自广西金田村起事即封伪王，及窜扰各省情形历历如绘，皆臣所素悉，语皆符合。且其枭桀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等伦，实为石达开正身无疑。”即便如此，民间对翼王离开成都的传说却有很多，充分体现了石达开在民间的深犁程度。
晚清时期，汪诗侬所撰笔记《所闻录》褒贬清代人物，记载了一个轶事：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被磔于成都，见诸骆秉璋奏报。其实石固未死也。数年前浙人李君游幕蜀中，一日雇舟往他处，将解缆矣，突有一老者请与附载，舟之固拒之。李君见其鹤发童颜，须眉甚伟，因许焉。老者既下舟，谓舟子曰：“顷刻当有大风起，匆解维也。”舟子亦老于事者，仰视太空，知所言不谬。谈次，狂飙陡作，走石飞沙，历一时许始息。少焉云散月明，命酒共酌，老者饮甚豪，酒半酣，推篷眺望，喟然曰：“风月依然，而江山安在？”李心疑之，叩其姓名。老者慨然曰：“世外人何必以真姓名告人，必欲实告，恐致骇怪耳。”李遂不敢再诘。而老者已酣然伏几，鼻息雷鸣矣。破晓，欠伸而起，谓李曰：“老夫将行告别，同舟之谊，备荷高情，后如有缘，尚当再会。”遂举足登岸，其行如风，瞬焉已远。李既送客，比返舟，则一伞遗焉。防其复来携取，为之移置，则重不可举。异之，视伞柄，系坚铁铸成，傍有“羽异王府”四小字，始恍然知为翼王也。茫茫天壤，今不知尚存在否耳。[37]
此传说流传于四川各地，版本甚多。另外则有冒名顶替的“石达开”故事广为流传。
这个所谓的假石达开是怎么回事？传说有很多版本，大体情况是：石达开收有一个义女，时人称为四姑娘，长得聪明伶俐，掌管军机文书。也许是接触生情吧，到了出嫁年纪，她没有看中英武盖世的将军，也不选辅佐天朝的文臣，却看中了一个职位很低的姓马的文书。马文书对天国赤胆忠心，可惜文才武略都很寻常。军营上下为此议论纷纷，消息传到石达开那里，果然，他对这门“鲜花插牛粪”的婚姻也不以为然，四姑娘以哭相谏说：“父王将来总会理解女儿的用意。”太平天国讲究男女平等，翼王不便过多干涉，四姑娘终于和马文书结了婚。
新婚燕尔，四姑娘对马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当西征大军被陷大渡河边，石达开决定到清营议兵的千钧一发时刻，四姑娘在后帐问马文书说：“父王待你如何？”马说：“父王和小姐待我恩重如山。”四姑娘又问：“天军被困河边，救部队之事大，还是保全你我性命事大？”马文书说：“能救全军和父王免难，我万死不辞。”四姑娘就讲了楚汉相争时，汉将纪信替刘邦诈降遇害，争得时间，让刘邦带领汉军从荥阳突围的故事。马文书慨然表示要学纪信，愿替石达开赴营议兵求和。就这样，相貌和石达开相似的马文书，被清军装进囚笼，押解到成都的科甲巷。而真的石达开，却顿开枷锁走蛟龙，混在乱军中远走高飞了。
老百姓说石达开上当地的大洪山修道去了，最后无疾而终。石棉县的大洪山上曾有一座由百姓自发修建的祖师庙，据当地百姓相传，庙中那位耳阔口方的“祖师”颇有当年石达开的风范。
据说，后来还有一个特殊人物来到科甲巷，一边看地势一边念叨：“总有一天，真石达开和四姑娘会带着太平军进成都，来科甲巷祭奠为国捐躯的那个石达开哩！”
成都一些本土学者以为，当年西南战事刚平息，流散太平军甚多，赴省城道路崎岖，清廷怕途中生变，便密令就地处决石达开。而押赴省城者乃与石达开貌像之替死鬼，当市处决，警示众民。这样的推论是站不住的——置身凌迟而不发一言且神色不变，如果不是体内有铁的人，一个“替身”岂能做得到？！我们姑且不论石达开在受审过程里那掷地有声的证词。
死刑犯之血肉，民间往往不惜花重金予以购买治病，但石达开的遗骸格外特殊，由牛树梅、杨重雅安排心腹去秘密埋葬。成都民俗学者们推测，应该是在锦江边的下莲池一带挖坑深埋，因为那里本来就是垃圾堆。所以，成都自然成为了石达开的坟茔。这个他梦想夺取的大城，如今却成为了温软的“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有一天，我在下莲池一带寻找保留至今的一小段晚清城墙，那里除了还有一棵巨大的黄葛树外，应该说再没有“晚清孑遗”了。记得紫打地松林河边也有一棵让我难忘的黄葛树，浑身挂满红布，那纠结如虬龙的气根，莫非在为一个沉默的秘密而造像么？我不禁想起波德莱尔的话：“伟人的产生由不得国家。所以说，伟人是整个国家的胜者。”
大渡河河谷中的“黄彝”及石定基下落
在大渡河河谷中的石达开余部结局如何？
石达开的余部士兵中，老弱、伤员及新加入者4000多人被政府遣散，剩下的2000名精壮战士被调至汉源县后随即被杀。《骆文忠公奏稿》里提及“其偶有逸出者，亦被夷兵沿途截杀，唯遣散老病者数百人，此股巨匪实已剿洗净尽”。尽管深文周纳的骆秉章多次名实不符，但此话是实话。2007年的《四川日报》就刊发了《大凉山：太平军后裔探秘》的长篇纪实文章，指出位于乌斯河、金口河一带的高山上，生活着太平军的后代。证实了当地留有不少太平军后裔的事实，而且其中“相当数量的人在漫长的生活和特殊的环境影响下，已成族”。1990年5月付印的《甘洛文史》第九期，更是发表了《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在海棠》的文章，保存至今的“叁棺”中还埋着一家人的先祖苗氏，她就是一名从安顺场紫打地逃出来的太平军女兵，她身带巨金，落户后修筑了一个大院，生活到直至老年去世。我曾在《四川日报》上读到《太平军兵器首现雅安》的报道，称家住在石棉县安顺场“海拔1000多米的松岗山上的王恩云，向当地从事文史研究工作的同志透露了他家保存有翼王军留下的兵器。原来，他的祖婆周氏是当年翼王军在安顺场血战中死里逃生的一名女战士。她带着战刀、药枪和梭镖三件兵器爬上了松岗山，被家住在山上的王永富收留”。[38]这些事迹，也可以佐证石达开部直到兵败也存在女营编制。这恰是史学界至今未曾研究的问题。
西南民族大学彝学院院长罗庆春教授专门告诉我，至今在石棉县陡峭深切的大渡河河谷里，有一个已经“彝化”的部落，种包谷、土豆为生，他们对外宣称自己就是太平天国“长毛”的后裔。这个铁的事实，就让“石达开在大渡河畔斩杀了二百名彝族向导、以致失去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自蹈绝地”的民间传闻，似乎不攻自破。不然的话，这些老弱者如何可能在仇敌四伏的大渡河河谷生存下来呢？！
史式教授在《论石达开史事七题》一文里，内有《石达开舍命全军确已全活四千人》一节，非常清楚地勾勒了情况：
……
长期以来，人们都轻易地相信了这样一种说法，即：在石达开就义以前，他的部下已被斩尽杀绝，他的舍命全军全无效果。由此证明：对敌人绝不能抱幻想，不能受骗上当，应该抵抗到底，放下武器来谈判是错误的，最后还是会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许多同志忙于争论功过是非，却很少有人去考查一下石达开部下的结局究竟如何。而笔者认为，考查一下历史事实还是有必要的。如果连事实也弄不清楚就遽下定论，不免有空谈之嫌。
认为石达开部下已被斩尽杀绝是有史料根据的，这些史料就是清廷的官方文件。例如：骆秉章在处死石达开后所公开张贴的布告中说：“尚有伪官与悍贼二千余名皆在大树堡，派兵悉数诛戮。”黄彭年《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中说，“尚有一千余人住对河街上……都司唐大有会同参将张福胜，土千户岭承高等督带汉，夷兵勇，会合乡团，于初五夜四更分头兜捕，除老弱外，均皆歼除净尽。”黄彭年在《黎雅纪行》中说：“得蔡太守牍，石逆余党悉诛矣！”对于清方军报，我们绝对不可轻信。因为他们为了邀功或者诿过，常有夸大不实之词。例如薛福成早就在《书巨寇石达开就擒事》一文中揭破骆秉章的谎言：“按达开初到大渡河边，北岸实尚无官兵，而骆文忠公奏疏谓唐友耕一军已驻北岸，似为将士请奖张本，不得不声明防河得力，因稍移数日以迁就之。当时外省军报大都如此，亦疆吏与将帅不得已之办法也。”像这样“大都”不可靠之军报，岂能信以为真！
我们先考查一下史实。1863年6月9日，石达开因抢渡大渡河、松林河无望，率残部六千余人向东突围，当晚在小水一带村庄宿营。次晚到达利碛堡，追兵尾随而至。因老鸦漩涨水，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石达开准备背水一战，妻妾投河。为了死里求生，他们有诈降以图再起的打算，清军方面也有设计诱擒的阴谋。经清方都司王松林前来谈判，双方议定，在六千残部中先遣散四千人，各给川资回籍；尚余精锐二千，不剿军械，移驻大树堡，听候清廷旨意再作决定。6月12日，四千人遣散完毕。这些被遣散的人，当然已缴军械。但是石达开部下还有精锐二千人未缴军器。黄彭年《黎雅纪行》中已记其事：“询知大树堡尚有二千余人未缴军器，其伪周宰辅领之。”这未缴军器的二千人显然是已遣散的四千人能够安全离开的保证。也就是说，在六千残众中，已遣散的四千人是安全离开了的。对于此事，骆秉章在《生擒石逆疏》中已有交代：即“讯明新被裹挟及老弱者，发给路票，遣散四千余人”。
石达开受骗被俘后，移驻大树堡的未缴军器的精锐二千人确被清方围攻。据清方军报，他们已被斩尽杀绝。但据当地群众口碑，突围逃跑者不少。其中大部分被彝族奴隶主掳为“娃子”（奴隶），小部分远走高飞，甚至有逃回江南的。
总之，石达开残部六千人中，至少已有四千人安全离开。即或离开后还有被截杀的情况，那也只是少数人的遭遇，大多数人都已脱险。至于剩下的精锐二千人，只是一部分最多是大部分被杀，总还有一些人突围逃跑。因此，两相折抵，可以说石达开的舍命全军已有效果——保留了残部四千人的性命，而不是白白送死。
四千残部的下落如何，我们还可以跟踪了解。据《四川彝族地区近现代史调查资料选集》中《太平军经过四川彝族地区资料》一章记载，根据有关部门的调查，与当地广大群众的口碑，我们已经了解到，太平军后裔现在有数千人分布在石棉、甘洛、越巂等县的广大地区。他们被当地人称为“黄夷”（应为彝）。在彝族实行奴隶制时代，贵族（奴隶主）被称为“黑彝”，奴隶被称为“娃子”，经过多年劳动被解放了的“娃子”则称为“白彝”，原无“黄彝”之称。“黄彝”这一称呼，正是用来指太平军后裔的。彝族地区地广人稀，山高谷深，搬迁的情况很少，因此，哪一家是“长毛根根”，左邻右舍都能确指，我们的调查材料自比骆秉章的奏疏、清方的军报更为可靠。因此，可以说石达开的舍命全军并非完全白死，确已全活了四千人左右。[39]
前不久我翻查旧籍，在叙永县编史修志委员会于1983年7月编印的《叙永文钞》里，收录有晚清叙永文人于宣《邹鲁生传》一文，就提到这个自称邹鲁生的“身修伟，面部有瘢痕，目光炯炯如电，一望而知其翘异”的人物，显然是太平军石达开部散落在民间的志士。并特意提及在叙永县的不少地方，就藏匿着来自翼王身边的通晓天机变易的高人。
另外，根据我的同事、成都人文地理学者焦虎三的田野考察，尔苏藏族群落里也有太平军后裔。
尔苏语主要分布在凉山的甘洛、越巂、冕宁、木里，还有雅安地区的石棉、汉源，以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九龙等县，人口约有两万。尔苏人过去有两种等级，原是尔苏血统的称“撒”———主人，其他民族投靠或买来的奴隶称“巫儿”，“巫儿”都以主子的姓为己姓。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后，有许多的太平天国士兵流落民间，一部分进入尔苏人聚居区为奴，被称作“车莫”，从读音相近于“长毛”。如今甘洛县即有姓“车莫”的人，其家谱记载祖先来自南京。石达开自天京出走后，最后几年已停止了“礼拜上帝”的活动，但石达开原先所部的数万人，加上他的部将石镇吉的余部后来会合入本军的上万人，当时全军人数有三分之一是曾经接受拜上帝会信仰的。2000年，学者巫达提出的“太平军在甘洛附近兵败溃散后，留在甘洛的太平军士兵把基督教中上帝用泥捏出人类的故事留给了彝族”的推想显得较为合理。[40]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尔苏人的等级制度消失了，那些“长毛”彻底融入了尔苏人的血脉。
历史总是疏而不漏的。在贵州省余庆县一个叫石家洞的地方，位于乌江南岸的花山乡境内。这些洞口在悬崖绝壁之半山腰上，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八个洞口洞洞相连。要进洞很不容易，一要乘船过江，二要穿越两百米荆棘丛，三要用长梯或吊绳攀爬一段约十米高的绝壁。据传为太平天国军避险处，洞内能容上千人，主洞口内有一尺见方的“太平天国，天下太平”大字，此外还有小字、古诗词若干。正洞口有木盆、灶头、瓦罐等物；洞左侧还有数十平方米的大厅，厅中有一身多头佛像，三足鼎立的宝塔，玉砌琼雕般的宝座……洞中的石壁上刻有“险甲天下”、“天险”等字样。当地大部分人都姓石，自称是石达开的后代。他们人人习武，户户藏兵（器），为人开明大度，崇尚文化。奇特的是，百年以上的老坟一律立的是无字碑。家谱中记载家族第一、二代的女性多为云南、四川人士。据说附近还隐居过石达开的贴身卫士，这与石达开“托孤”两名卫士护送刘王娘与石定基攀登绝壁脱险的故事颇有暗合之处。那就是说，石定基逃过劫难，活了下来。
石敢当的隐喻
历史充满了隐喻。没有隐喻就没有历史。在我看来，当隐喻里带有来自传统的、历史的、渊薮中的反光时，反光俨然已经成为了环绕喻体的松枝和向日葵，使本体成为了圣体，从而使隐喻成为了讽喻。
石达开被杀当天为公历6月27日。经清咸丰皇帝批准，恭亲王奕忻与法国政府签署附加协议，正式确认广州圣心大教堂的建立。咸丰帝下诏：“从现在起战争必须永远停止，必须永远真诚地保卫和平。”可见，圣心大教堂也就成了和平的象征。第二天之后，1863年6月28日是天主教圣心瞻礼日，教堂正式举行奠基典礼，命名为圣心大教堂。
此时，石达开等四个人的膏血已经融进成都平原的沃土了……
“凌迟”一词首见于《荀子·宥坐》：“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到辽代始定为正刑，一直沿袭到清末。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经晚清法学界最有名的学者沈家本奏请，颁布《大清现行律例》后才下令将凌迟、枭首、戮尸等法“永远删除，具改斩决”。后死刑分绞、斩两种，而且各种名目的酷刑远未禁绝。毫无疑问，凌迟是超级专制主义罪与罚合唱中的高音部，但不绝如缕的凌迟仪式，从来就没有达到杀一儆百、制造恐怖、消解反抗、禁锢言论的目的。这无论如何是让发明者深感困惑的。不同的制度在近世发明出来的“思想罪”、“反革命罪”之类，也许属于福柯的研究谱系范畴，但是可以肯定，这些针对人心的罪名，高歌猛进的制度同样采取的是制造大面积身体之痛的古老方式为主要惩罚手段之余，再旁及灵魂的。
2008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站在安顺场的大渡河畔，水流为上游的大岗山水电工程的大堤所阻，白色咆哮的水沫化为了一泓深碧，宛如碧血。我突然感到一种面对历史的虚无与脱力。
在有关石达开的各种评价中，最著名的当属英国伦敦基督教浸礼会于1860年派遣来华的医药传教士、政治观察家麦高文牧师（MaCgowan，DanielJerome，1835～1922年）撰写的通讯中的一段评语：
“在残存的首领中，除翼王石达开外，其余状况几乎一无所闻。这位年轻领袖，作为目前太平军的中坚人物，各种报道都把他描述成为英雄侠义——勇猛无畏，正直耿介，无可非议，可以说是太平军中的培雅德。[41]他的性情温和，赢得万众的爱戴，即使那位采取颇不友好态度的《金陵庶谈》的作者[42]，也承认这一点。惟该作者为了抵销上述赞扬所造成的美好印象，故意贬低他的胆略。正如翼王其他清朝官方人士以及向我们口述其经历的外国水手所声称的，翼王在太平军中的声望，驳斥了这种蓄意贬低等说法。不容置疑，他那意味深长的‘电师’的头衔，正表示他在军事上的雄才大略和性格。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敢做敢为的人，这可以从他曾经继承相当巨大的家产推想出来。在他们的集团尚未呈现出政治色彩以前，他就倾其所有，把全部家产投入紫荆山那遭受迫害的拜上帝会——这正是他献身革命时抱有的真心诚意的明证。”[43]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欧洲人布列治门（Bridgman）和麦高文根据一位自称是此事件目击者的爱尔兰人肯能（Canny）的口述，分别写了《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和《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记》。麦高文当时在宁波传教、行医，1843年在宁波创办华美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宁波市第二人民医院。他在宁波用一种土法给烟民进行治疗，疗救苍生。后来由于就鸦片问题发表过一些意见，得罪了英国鸦片商，他们立即拒绝为麦氏传递任何信件及给予接济，麦氏无法，只好黯然回国。他还翻译了不少汉英著作，曾与华衡芳合作，翻译出版了英国地质学家莱伊尔（C. Lyell）的《地质学原理》，冠名《地学浅释》，他为中国人开启民智做出了巨大贡献。
清末，徽州戏帮就排练了与石达开有关的一部多本大戏《铁公鸡》。当时民间讹传石达开绰号“铁公鸡”，其实，这指的是其族兄石祥祯，用来编剧，可见其影响之深。美国政治观察家麦高文在同一篇文章里，特意提到了“铁公鸡”的牺牲情况。封为“国宗”的哥哥石祥祯、石镇仑均是太平天国著名的虎将。石祥祯在天京郊外生擒清军第一悍将、叛徒张国梁后，被张国梁从马背上抽出靴筒里的匕首刺杀；石镇仑则在湖北半壁山的一场鏖战中战死。这让我猛然想起，石达开的外号就叫“石敢当”，这比起曾经加冕于身的“圣神电”、“电师”、“义王”之类来，要贴切得多。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今人家正门适当巷陌桥道之冲，则立一小石将军，或植一小石碑，镌其上曰石敢当，以厌禳之。”石达开与其说是被一个暴虐的制度置于凶地，不如说，他成为了两把交锋的利器之间，在中国的道路正中，用自己的骨头，啃下了一块碎片……
无论是“铁公鸡”还是“石敢当”，他们的血肉之躯从来就不是历史车轮下的齑粉。他们令权力趔趄，发出散架之声。
我再说一遍：凡有良知的人必须记住的时空点位——
公元1863年6月27日上午——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清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
参与凌迟石达开的官员——完颜崇实、骆秉章、唐友耕、杨重雅、刘蓉、朱诒孙、许培身、周之翰……
凌迟的地点——四川省提刑按察使司臬台监狱的三合土坝子上。作家李劼人的说法是石达开被“捆绑在绿呢四人官轿中，抬到科甲巷口四大监门前”。即稍后建立的成都“市立医院”（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部）所在地。
石达开的“第三条道路”
作为“亡田者”的代称，流民或流氓一旦组织起来成为势力，就是中国社会酱缸中的“鲶鱼”。
日本人认为，地底下躺着一条巨大的鲶鱼，它翻一下身，便会地震，平时，一位神举着石槌监视着它，可是神偶有松懈，鲶鱼就会乘机翻身。这个传说并不是取决于鲶鱼的体形大小，而是着眼于它不断滋生出的诡异动向。所以，只有神才能制服那条脾气古怪的鱼。
学者们经过长期观察鲶鱼后发现，鲶鱼对轻微震动的感受十分灵敏，而地震前所引起的微弱电流的变化，也能被鲶鱼特别灵敏的感受器感觉到。鲶鱼还有特别丰富的味觉器官，叫味蕾。人的舌头上也有味蕾，大约九千多个，而鲶鱼的味蕾却有十万个。而且这些味蕾不光长在口腔里，还长在皮肤和触须上。地震之前，水中的电流和水质发生变化，使鲶鱼不断翻身。其他鱼儿也会出现“鱼翻白肚水上跃”的反常行为。由此可见，民间传说与信仰，总是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
滑动在欧洲人意识里的鲶鱼，最后在一个著名的生活典故里停息下来：挪威人爱吃新鲜的沙丁鱼，可上市的沙丁鱼只有一位老渔民捕的鱼是活蹦乱跳的。其奥秘在于：他在捕来的沙丁鱼中掺了少量的鲶鱼。鲶鱼放进鱼槽后，由于环境陌生，自然会四处流动到处挑起摩擦，而大量的沙丁鱼发现多了一个“异类”，自然也会紧张起来，加速游动。这样一来，使得捕来的沙丁鱼一直保持兴奋状态，活蹦乱跳的，所以能卖出高价。这就是现在被广泛引用的“鲶鱼效应”的来历。
这就至少说明，“鲶鱼效应”并非是某个哲学家或经济学家的“发明”，它是来自于生活智慧的。但在哲学谱系当中，的确有一位哲学家发现过类似的哲理，这就是索伦·克尔凯郭尔（1813～1855年）。克尔凯郭尔在1843年出版的巨著《或此或彼》“诗篇”一章当中就说：
科内琉斯·内波斯讲到过一位将军，他与一个很大的骑兵团一起一直被禁闭在一个要塞里；为了使马匹不至于因过分不活动而受伤害，他便每天鞭打马匹——我以相似的方式生活于这个时代，像个受困的人，但惟恐受到静坐过久的伤害，我大声说我累了。
这种通过外力干扰来获得活力的方式，就像牧人面对严寒天气，在羊圈旁放一个狼的标本一样，使濒临于冻死的羊群获得不安，不安营造出来的“集体恐怖”一直使它们无法入睡，从而避免了被冻死的可能。
后来，美国著名管理专家史蒂芬·伦丁、哈里·保罗、约翰·克里斯坦森合著的管理经典《鱼》，则集中介绍这种提高士气和改善效率的奇妙方法，即激发活力并释放潜能。使我们不由得从人生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即使你无法选择生活本身，你可以选择采用什么方式来面对生活。
但是，当我们辩证地思考寓言具有的逻辑时，就会发现我们还是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鲶鱼的哲学肯定能带给我们某些启示，但我们不是鲶鱼！我们也不是沙丁鱼！就像“别人抢走了我的奶酪”，那的确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寓言故事不是实际，可是，寓言却是形而上地存在。
“鲶鱼效应”在人际学中泛指与众不同的人、能给群体和环境带来活力的人，这样的人最受欢迎。面试时，特别是在群体面临选择的时候，历史机遇总是青睐每一个人特立独行的表现，最有活力、最有创意的声音会受被机遇选中。
从理论上说，“鲶鱼效应”不但跟人才学、权力学的关系非常密切，更与历史密不可分。但如果以中国传统的中庸观点来看待的话，这条鲶鱼往往会被视为“害群之马”，是“一颗耗子屎坏了一锅汤”，轻则“重点教育”，重则立即被清除出列。
而中国历史上那种改朝换代者，往往都是那种为既存制度不容的鲶鱼——不，是收网者。
中国农民起义的结局不外乎只有两种：彻底失败，被国家法律碾为齑粉，并成为警示腹诽者效尤的罪恶下场；或者他们历经多次被官军围剿，在围剿与反围剿的博弈中，许多起义军都被招安，比如水泊梁山英雄与张献忠，后者是招安了反叛，反叛了再招安反叛，次数达到十几次轮回！接受招安成为了起义者渡过危机的窄门。
但是，我注意到石达开走了另外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
作为太平天国的武力扛鼎者，他变卖田地，组织军队，甘愿成为“亡田者”，义无反顾地加入到反抗朝廷权威的行列，并以自己杰出的军事指挥才华，为天朝赢得了半个江山；又因为他对怪力乱神的天朝的绝望，他再次出走。他没有被招安，他没有投降，他没有回头是岸。出走之后，他是作为纯粹的武装的“亡田者”领袖现身于西南一隅。他没有为之炮制宏大叙事的知识分子，没有乌托邦，没有供给没有给养没有天兄辅佐没有圣恩眷顾，唯有在游走、奔袭、逃亡的诡道之上不断突出重围。活下去，成为了他唯一的目的。
毫无疑问，石达开与四川提督唐友耕均是反叛者。
唐友耕反叛农民起义军，幡然悔悟，成为了国家力量的生力军，他是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光辉榜样，并被大儒王闿运高看一眼；石达开反叛了国家，又进一步反叛了天朝，作为双重反叛者，他彻底回到了流民与流氓的本义当中，一如漏网之鱼。如果说石板铺就的“官道”接通了亨通的身体叙事，那么，布满泥泞与荆棘的羊肠小路，是通往江湖的隐遁之路，由于利益的作祟，国家与江湖之间地域漫漶，仅有一线之隔，江湖不是人性的跑马场，它不过是待价而沽的高台，在江湖与体制之间的确不存在一个供石达开两不归的“灰色地带”。他通往生存王国的“第三条道路”仅仅存留于一线希望：在国家与江湖均不愿涉足的不毛之地，他才可以像豹子那样，停下来舔舐伤口……
所以，一旦石达开走上了这条不归路，所谓的“投机分子”、“阴谋家”、“野心家”、“分裂主义者”、“叛徒”等等恶谥，就已然不复存在了。制作这些标签的人，不过还是站在国家或天朝的立场还在忘情地填发制式表格，一如洪天王渴望这个好手回心转意，派出快马猛追石达开，送上“义王”金牌。这已经不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求贤若渴，而是急火攻心，盼望你回来解救天朝。
石达开走了，踏上了他的第三条道路。
一个没有出路而开始寻找出路的人，一个知道他的归宿注定是与刀锋对撞的人，明知不能兴天朝而出走；明知不能灭清朝而亡命；明知不能保兄弟之命而舍己保全他们……那种知其不可而强为之的悲剧意味就蔓延开了，犹如笼罩巴蜀大地上的迷雾。世界只剩荒诞，人生也只剩荒诞，于是荒诞成了这个世界挥之不去的大梦。
如果是荒诞，那就是“没有意义”；但有意义的恰在于，一个人、一批人以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一次彻底而全新的历险：一点一点地失败，直至完败！
我说过，失败，可以失败得慢一点，失败得从容不迫。他吃透了荒诞，他极富耐心地把荒诞演绎给我们看。
也许他的一系列荣辱并不能让他忘怀这一预设，而是他不断在刨去预设周围的附赘物，甚至不惜揠苗助长。他等待着越来越清晰的结局与预设相吻合，就像一把伤痕累累的剑，回到了熔炉和砧台。
正因为有死亡的终结，这样的悲剧性就不再荒诞。
当国家与江湖手拉手亲上加亲，这个“灰色地带”立即被挤压，成为了铁蹄之下的印痕。他的路，不过是体制与江湖联欢、马蹄踩出的水洼。鲶鱼在水洼里挣扎，鲶鱼搅动大地。
在商朝时期，属于古蜀鱼凫王朝的汉源县（包括现石棉县）被称为髳国。髳与髦、犛、旄相通，今简化成“牦”，有放牧牦牛为生之意。天高皇帝远，身为“鱼王”的鱼凫王鞭长莫及，看来对这条鲶鱼未施佑护。
一条纵横长江三千里的鲶鱼，在大渡河大翻身之际，他扭断了脊梁。最后，鲶鱼出水，渴望上演一出“鲶鱼上竹竿”的地方穿越剧，难度要大大高过化剑为犁。
演员是无法自我欣赏的。戏的导演者，却是骆秉章、刘蓉、唐友耕之流。鱼，在渔网束缚之下，上演了一场“鱼鳞剐”的制度狂欢。
庆云街与石定忠的结局
19世纪20年代，对石达开诗作宣传最为出力的是诗人、词学大家卢前（冀野）。他在《石达开西行记程》里记述，自20岁左右的时候，曾写过一篇相当长的《石达开传》，附载在自己于1927年编辑的《石达开诗钞》一书当中。1949年以后他写有反映太平天国的小说《天京录》，并在《柴室小品》、《冶城话旧》当中数次提及石达开的话题。卢前毕竟是深淫传统文化膏泽，加之受到戊戌变法失败和“儒侠”谭嗣同就义的余风所及，他凄凉感旧，慷慨生哀，对石达开的诗作赞叹备至。1927年，他特作《读翼王诗有感二首》，与其说是在咏叹石达开，不如说是利用这一个反叛体制的头颅，装入了自己的酒与血：
铁蹄踏坡石城月，赢得红巾遮黑头；七字吟诗人苦未，依然羸马巴陵秋。如许头颅空自惜，西川人过泪双垂；至今峨嵋离岭树，犹是猿啼月落时。
除了卢前，沃邱仲子费行简的回忆弥足珍贵。他记载了一个历史碎片，对我们认识石达开到达成都后态度由不卑不亢突变为强硬大有帮助。
在省城臬台监狱，唐友耕不但亲自安排了看守人员，连为石达开一行操作一日两餐的厨师也是他挑选的。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夸张，不合法律程序，但这些均是沃邱仲子的父亲亲眼所见，不能不信。初次审讯时，石达开还对骆秉章口称“宫保”，透着尊敬。但接下来他就变了。在第二次由杨重雅、唐友耕审讯时，石达开的双眼精光大炽：“骆宫保说本朝从不杀降，今竟如何？会造反的人很多，不一定要我石达开！”
因为石达开终于得知大树堡几千兄弟被一夜屠杀的消息。
沃邱仲子揭开了这个谜底。走漏消息的是按察使的狱卒张守铭（江宁人，因为爱酒，成都人称之为“张癫”）。张某曾经私下说，太平军在南京不事劫掠，远胜湘军，他尤其不忍见石达开被处死。他利用间隙，把大树堡的屠杀情况告诉了石达开。这也显示了唐友耕的百虑一失，狱卒张守铭就像一个烂钉子，让他们盘算好的一桶水白白漏走。狱卒张某立即被制度清除出列，并问罪。
1929年，成都南门。【美国】戴谦和/摄
沃邱仲子对此人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见过张守铭，许为奇士。并说：“当日政界中能为此语者，仅见此人而已。”
1863年6月27日清晨，石达开走到石定忠身边，俯下身子说：“定忠，不要怕，很快便能再见到父王了。”说罢毅然起身，昂首而出！他去赴诺了。
石达开托唐友耕办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儿子石定忠与自己安葬在一起。他知道，自大树堡屠杀后，事情的结局都很清楚了。他对唐友耕说：“我盼望的就是这一天，而今如愿了。论打仗你我是仇敌，论朋友则不异于兄弟。前回你们收去的文件，要毁则毁，可留者留，留着后人当《列国》、《三国》看，也可以知道我多少事迹。定忠自然没有活路，望你将他与我葬于一处。”
唐友耕答应了。当时石达开不知道的是，等待他的是凌迟。
那么，五岁的石定忠是怎么“办理”的呢？晚清四大小说家之一的李伯元有遗稿《南亭笔记》里，以及近代词人况周颐的《眉庐丛话》，均记载了大同小异的一条涉及成都的掌故《鸩杀石达开之子》：
“骆文忠公秉章，粤之花县人。石达开就戮时，殷殷以幼子相托。文忠以与同乡许之，养其幼子于署，将冠矣。文忠一日试之曰：‘汝已成人矣，将以何者为自立计耶？’石子大言曰：‘我惟为父报仇耳。’文忠大骇，阴使人鸩之。呜呼！父子天性，乃一至于此哉！”[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