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这不但是鬼话，而且是响亮的屁话。仅仅几年之后，骆秉章就老死于成都，怎么可能把“孽种”抚养成人？这分明是在褒扬骆秉章的仁义以及石定忠的忠义。
费行简在他回忆与其父谈话的《石达开在川陷敌及其被害的事实》一文里记载说：骆秉章在审问石达开时，曾提及石定忠：“现你带来之幼子，听说很聪明，你尽管放心，我决不准谁加害。”这番对话的真假很难说，但文章里有两段记载最让我心颤——
翼王就义之后，“定忠自不见其父，日夜啼哭，由杨重雅建议，以布包石灰堵口鼻压毙之。未毙前禁卒谢福以实告之。他问：‘我死可见父乎？’谢说：‘正好见于天上。’他遂破涕为笑。”
“归安孙古春丈曾贻书重雅曰：‘此稚子何辜，亦罹至死！君诚儒者，奈何慕屠伯所为耶！’杨则诿为唐友耕向骆所献策，后为唐所知，两人在官厅大骂，几乎动武。”
听到可以与父亲相聚“遂破涕为笑”的小孩子，自然是真实的。无论是相见于“天上”，还是“地下”，他甚至明白了死亡就是过一个门槛，可以见到爸爸了。我从历史文献里，打捞出这个名叫“谢福”的狱卒，心里反而升起了一丝奇怪的宽慰——若不是他良心发现的实话相告，那五岁的娃娃怎么会讲出这般话？！而且他出来告诉了别人——这个让我大恸的场景，就无法出现在历史文献当中。
沃邱仲子又一次记录了一个“反官场”的声音，那就是孙古春昂然指责杨重雅的“屠伯”之举。这让我们发现，在铁板一块的晚清官场，竟然也还有一丝裂纹，发出了良知的微声。
对骆秉章手下而言，杀害五岁的石定忠，谁来背这个不义的名声？四川按察使、巍巍“儒者”杨重雅必须忍辱负重担此重任。准确点说，杨重雅就是“臬台”监狱的总老板。王闿运《湘军志》里记载了这个反复之人的情状：“秉章初至夔，逢曾望颜诉布政使副将状而泣，亦颇言将军短。杨重雅以署成都府事致累望颜，身亦被谤忌，出知顺庆，罢官，倾心奉秉章。”[45]杀害五岁娃娃的计策出自这样的“大儒”，完全合理。值得一提的是，杨重雅后来因逼反武将李扬而被免去广西巡抚一职，他准备把大量不义之财带回老家江西德兴梅溪村。但金银太多，路途遥远而危险。杨重雅的老母修书一封，嘱他须过半个时辰方能拆看，言毕吞金而亡。杨重雅拆开母亲的信，方知母亲之计。扶母亲灵柩回乡，使用了九口棺材，藏在八口棺材里的金银珠宝被当成随葬品混过了关卡。
1905年，成都南门外的万里桥。【日本】山川早水/摄
面对官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唐友耕绝对不能接受杨重雅强行赠与的“屠伯”帽子，毕竟他的血色“帽顶”已经太多了。他要把这个桂冠回掷过去。为此，他找“罪魁祸首”杨重雅理论，几句不合，立即开骂，一个从二品大员和一个三品大员，就要在官厅里动手！这也是我在史料里，见到的唐友耕与官员唯一的一次矛盾爆发。
徐士林（1684～1741年）为官30年，出任过江苏巡抚，他正直忠厚，敢作敢为，临政不阿，他为官的宗旨是“善政养民”，曾在江苏臬台门前手撰一联，成为“内外问刑衙门”者的座右铭：“看阶前草绿苔青，无非生意；听墙外鸦啼鹊噪，恐有冤魂。”如果用此看待杨重雅，就发现无论是出于刑法还是为了国家、人伦，他都是非常丑陋的。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杨重雅写过一首怀张良的诗《过紫柏山谒留侯祠》：“出处犹龙不可思，神仙弟子帝王师。那知阅历深沈处，都在长安大索时。圯桥进履气恬然，胯下王孙事亦传。一作神仙一功狗，论人须到盖棺年。”当棺材板板已经烂得荡然无存之后，我发现，他至多就是一条“功狗”，汪汪汪，历史的可叹，恰在于斯。
石定忠被官府缢杀，台湾学者黄嘉漠认为“诚以当时主持香港《华字日报》及《广智录》笔政的人，原为粤籍人士，既该属同乡，对于骆秉章的平生宦绩及行事，当必耳热熟能解；且其记述发表日期，距离事故发生的时间不过三十余年，以熟悉的争论撰述成文，应属扼要确实。复与前引柴氏记述参照，尤信而有征”。[46]著名学者盛巽昌撰文认为，黄嘉漠先生的意见是针对抗日战争以来所流行的石定忠“为官”说[47]。而“为官”说流传甚广，于崇仰石达开为人者，更有殷切所望。盖其源始于历史学家任乃强。
任乃强称，这个消息得自西康省政府民政督察员乐凤鸣口碑，乐某乃石定忠晚年相好云云。任乃强称：“石王子定忠，以齿稚免役，不知何故，其人竟未死，改姓名曰时雨化，入绵州州学。光绪丁酉，与邛州龚秉衡玉帛同拔，又同分发贵州作知县，甚相得，尝密告龚，实翼王子也。”[48]盛巽昌认为，旧时文人多喜捕风捉影，且因道路闭塞，戴盆观天，多以道听途说之录为实。黄嘉漠先生考证，所调时雨化者，乃是“从《绵州县志》找到一个时守忠，有意影射为时雨化，以时守忠事迹为其蓝本，牵强附会，从而虚构所谓时雨化其人其事”。此谓至言。另据沃邱仲子说，石定忠仅死于其父后数日。谓称石达开被送上刑场前，石达开对唐友耕说，“定忠自然没有活路，望你将他与我葬于一处。”又称“定忠不见其父，日夜啼哭，杨重雅建议，以布包石灰堵口鼻压毙之，未毙前禁卒谢福以实告之。他问：‘我死可见父乎？’谢说，‘正好见于天上。’他遂破涕为笑。被害时顷刻即死，死后闻葬于庆云庵旁，但亦不能确指其处。”[49]
我所在的成都报业集团东后门就在庆云街。此地因曾有庆云庵，庵外有一口大水塘叫庆云塘。据载，早年的庆云塘接通解玉溪，活水自桂王桥逶迤而来，蓄水量相当大。庵废已久，塘畔有塘坎街，今亦不存。庆云街南端临十字口。左拐是双凤桥街，通向著名的东较场。右拐是贵州馆街，通向三槐树街。直走过十字口便是庆云北街与庆云南街。查1948年测绘的《成都市街道详图》，可以清晰发现庆云庵就在塘坎路以西，这条路如今是成都日报报业集团面朝红星路一侧的临街走廊。而庆云塘正是在报业集团大楼之后的“新闻广场”位置。那里拆得七零八落，仅剩一面庙宇的黑墙，还有一棵参天银杏。我再没有进一步证据了，但我相信唐友耕把石定忠埋在庆云庵！
一个深秋的黄昏，我匆匆从报社那棵大银杏树下走过，我踩响了金箔般的杏叶，发出裂帛之声……
城隍庙还愿
在我看来，往伤口撒盐不过是小人之举。即便是一帮屠夫下令对石达开四人一边行刑一边撒石灰。那种从对手创伤里抠出官帽顶珠的角色，方才是辣手。
周询和父亲周侪亮与唐友耕有近距离接触，唐友耕对文官具有一种罕见的恭敬与崇拜，但他不过是连续宴请与送礼、聆听自己生疏的稗官野史。这并不能遮掩自己的底层胎记，尤其是无法自控的那种四溢的煞气。他差一点儿就成为了周询的岳父大人。当年周询风华正茂，才华出众，仕途无限，加上对方也是贵州麻江人，与自己的祖籍大关县差不多，唐友耕一厢情愿地看好这门婚事。周询后来描绘了唐友耕的特点：“公在行间久，视杀人为寻常事。贵后，多姬妾。有不如意，辄手刃之，且有活埋者。”如此“屠伯”，竟然也不愿意背上坏名声，从深处说，唐友耕是很看重面子的。
由于这样的原因，唐友耕自然喜欢制造面子的“儒者”！
周询说：“公素重文士，先太守（周侪亮）负善书名，公以索书与先太守相识。交寝笃。余时八岁，公欲重之婚姻，以女字余。先太守终以齐大非耦为嫌，乃托子女太稚，谢之。时云贵两省尚合一会馆，某岁春初团拜，余随先太守往观剧，得亲见公，面团团白皙，黄须落落，劲而有光。风鉴家所谓银面金须，武人贵相也。项之左偏，在涪所受伤痕，炯然可辨，凹下约分许。”[50]
唐友耕浑身是伤。他脖子上的伤痕尤其显眼。衄痍形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表达。那是穿越刀光剑影的通行证，是武功与才智直接作用于身体的一招一式。凹下去一块的伤痕对面容构成的扭曲不但不会让当事人变得狰狞，反而会增加一个常人无从拥有的魅力。谁也无法预测，唐友耕会从伤疤里抠出一块鸦片，还是一把黑火药。伤痕是他的尤物，就像一连串的美女投怀送抱，让一介武夫获得了命运的大手印。
在缺乏外界诱引时，这衄痍的歪脸宛如一朵烂花，在那个年代穿越了官场的审视和风尘的检阅，唐友耕无师自通，因祸得福，一张歪脸俨然就是免死牌，他变得为所欲为了。
周询父亲周侪亮以纯熟律法、官员条例而深为骆秉章赏识，周侪亮也是身体力行之人，在四川每到一县赴任，总是深入民间查访疾苦，遂有“周赶场”的官场美誉。唐友耕敬重这样的文士，尽管周侪亮的官位不高，他很希望与之结交，用一个“文武双璧”的儿女姻缘凝固自己对儒士的孜孜向往，可惜的是，周侪亮显然看到了这个杀人不眨眼之徒的骨相，柔弱的毛笔岂能与鬼头刀交锋？他以儿子年幼为借口推脱了婚事，均在情理之中。
据成都民俗学者蒋维明考证，给唐友耕看相的术士，是在下东大街府城隍庙摆摊的术士。这个坐北朝南的城隍庙比万福桥的成都县城隍庙和昭忠烈祠街的华阳县城隍庙级别要高，它后殿与东糠市街相邻，在这里混饭吃的术士自然也要“关火”一些。
一个人无力改变现实，就很容易堕入宿命。但唐友耕何等聪明，他不会过于沉迷于其中。因为似是而非的爻辞与纷繁的时空联系，以及含义的“折冲”的反复摇摆，几乎都可以让预言应验。唐友耕全神贯注观察六个爻一一出现的过程。聚精会神地感觉铜钱在相士手掌反复地握捏时发出的声音，相信它将附带着自己的心思，去与陌生的冥念相遇。然后，人与卦象开始等待判决。
1862年，Badiston，Thomas Wright手绘的重庆府图。
一些不妙的结果会让人陷入忧郁的遐想，让人反省自己的荒谬之处。从未谋面的幽深往事开始浮现，使一场简单的是非选择变成无尽的省思。这样，这一本来多少带有游戏成分的活动，却成为严肃的功课。不是让过去告诉未来，而是让现在预言过去。唐友耕拿过铜钱，闻着手掌上残留着的气息，他发现，自己实在是有些胆怯。不得不承认，敬畏命运是最有威力的感情。
也许，懂得敬畏的人，就会善待自己一天天少去的生命。多杀积功名，但多杀会长寿吗？反正自己身强力壮，顾不了这么多了。
多年以后，唐友耕果真发迹了，他慷慨兑现了许下的诺言。他到城隍庙找到了这个落魄的术士予以重赏[51]。
我的父亲蒋寿昶早年是国民政府建于灌县“空幼校”的学生，曾经去过写有蓝底金字立式石匾的“成都府城隍庙”。他对我回忆说，庙的正面是三个圆洞形的拱门，两侧拱门稍小，左门上嵌有“彰善”二字，右门上嵌有“瘅恶”二字，庙门对联大有深意：
古祀重伊耆，溯八蜡祚年，功在水庸昭国典。
设教以神道，主九幽治鬼，权分泰岱作民依。
气势森严，飞檐峥嵘，具有官场与鬼域的混合气场。“在前清时，例于清明、中元及十月朝，迎驾赴厉坛赈孤，地方官亦同时赴庙行香。正殿之后有便殿者，城隍身著便服，作伏案办公状。对房有夫人像，亦便衣，卧床梳桌，及各项陈设，与人家内室同。旁有大小孩及女仆等，其男仆则立于神之旁，如听事然。据云，神及夫人便服，四季皆备，皮衣如胎羔灰鼠大毛等，均因时更换无讹，床中被褥，及夫人内衣，亦有女居士专司其事。前清迷信时代，入观者无不神凝气肃，而兢战不已也。”[52]
我在父亲的描述里，词语在我眼前不断晃动、复原那些道具：在城隍庙戏台前的院坝（成都人称之为“扯谎坝”）和过道两侧，高悬“赛君平”、“字状元”、“唐不同”、“王知命”等等布幌，他们的眼睛，砭肌透骨，比唐友耕更毒！我好像可以看到身材不高的唐友耕红光满面，健步走入鬼城。他的气势已经泄露了他的身份和使命，加上目光逼人，刀光剑戟，鬼魂的烟雾也要回避，在他的四周，形成一圈浓郁的晦气。
笃信命运，历来是形而下之人的宿命。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当唐友耕第一次步入城隍庙时，他的杀孽不重，而当他再次来到城隍庙“还愿”时，那些跟随而来的魂魄，是成为不散的冤魂呢，还是已经成为了他的虎伥？
所以，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就是一个不愿在寂寞中寂寞下去的人。他的寂寞与其说是一种蛰伏，不如说他的放浪形骸是一种信心的休克疗法。一旦他回到寂寞中，他会具有空前纵欲的疯狂来处理自己的事业。
哀求可以得到分币，祈祷可以抵达拱廊；
哀求总是白天的演出，祈祷却是暗中伫立。
* * *
[1] 《漂泊西南天地间》，凤凰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84页。
[2] 《越巂厅全志》卷二之六，关隘十。
[3] 《石达开覆没大渡河考察记》，《四川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4] 转引自《大渡桥横铁索寒》，《解放军画报》2006年第8期，总第711期。
[5] 转引自《大渡桥横铁索寒》，《解放军画报》2006年第8期，总第711期。
[6] 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
[7] 罗光德《先锋松林地：一座土司官衙和它隐藏的秘密》，《雅安日报》2007年6月4日。
[8] 引自余澜阁《蜀燹死事者略传》。
[9] 《近世中国秘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年第5月版，第214页。
[10] 蔡锷《曾胡治兵语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145页。
[11]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第173册，第285～286页。
[12] 凌景埏、谢伯阳编《全清散曲》，齐鲁书社1985年9月版，第2264页。
[13] 蒋蓝按：查由四川省石棉县地名领导小组于1985年10月编印的《四川省石棉县地名录》，指出擦罗为彝语音译，意为“追赶鹿子的发声”。
[14] 《天风海涛楼札记》，中华书局2009年6月第1版，第158页。
[15] 注：公历5月12日。
[16] 注：公历5月14日。
[17] 朱偰《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死事考》，《东方杂志》1941年第38卷，第21号，第36页。
[18] 任乃强《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首刊于西康省《康导月刊》1943年11月出版的第5卷，第7、8期合刊，第41页。另：《康导月刊》1938年9月25日创刊于康定县，系大型月刊，16开本。以研究康藏的民族、宗教、文化、经济、教育、社会制度，介绍藏族的传统文化、风土人情、自然资源、地理气候等为主要任务，辟有研究专载、西康建设问题、教育、介绍、文学等栏目。创刊号有向传义、刘文辉等人的题词和戴传贤的手书序言。该刊每期200余页，资料极丰。该刊迁至成都后继续出版，于1947年1月停刊。
[19] 《雅安地区文物志》，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56页。
[20] 《石达开新论》，团结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158～159页。
[21] 王文濡编撰《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6月版，第299页。
[22] 罗亚蒙等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23] 《蜀海丛谈》卷三，巴蜀书社1986年8月第1版，第182页。
[24] 《华西都市报》2007年3月24日。
[25] 小横香室主人编《清朝野史大观》卷四“清朝史料”，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341页。
[26] 鄂华《石达开死亡真相考》，刊于《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
[27] 《锦江文史资料》第8辑，成都市锦江区文史委员会2004年1月编印，第60～63页。
[28] 西康省《康导月刊》1943年第5卷，第7、8期。
[29] 王文濡编撰《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6月版，第326页。
[30] 王崇武、黎世清主编，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
[31] 郑曦原《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199页。
[32] 《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5页。
[33] 《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1976年1月版，第51页。
[34] “马太福音”第10章第38节、“马太福音”第16章第24节、“路加福音”第9章第23节、“路加福音”第14章第27节、“马可福音”第8章第34节。
[35] 转引自保罗·布兰德等著《疼痛》，东方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37页。
[36] 【美国】凯瑟琳·F·布鲁纳、费正清、理查德·J、司马富等编，傅曾仁、刘壮宇、潘昌运、王联祖等译，《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37] 载车吉心主编《中华野史》（清朝卷四），泰山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3501页。
[38] 《四川日报》2000年9月1日。
[39] 史式主编《石达开新论》论文集，团结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63～65页。
[40] 《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凉山彝族的个案研究》第4章，学林出版社2008年8月版。
[41] 培雅德是法国著名将领和民族英雄，他率军抵御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大军入侵，勇猛无畏地捍卫了祖国的疆土。
[42] 蒋蓝按：指谢介鹤的《金陵癸甲庶谈》。
[43] 首次发表在1857年5月9日上海刊行的第一家英文“官方报纸”《华北先驱周报》【又名《先锋报》《华北捷报》】，总352期。后收入《东北王内讧始末——中国起义史稿连载之十七（节选）》。翻译为章克生。
[44] 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四。
[45] 《湘军志》，第140页。
[46] 《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3编《太平天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初版。
[47] 已为简又文刊记于《太平天国全史》。
[48] 《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西康省《康导月刊》1943年第5卷，第7、8期。1922年刊布的《邛崃县志》亦有“有云石子至今尚存，改姓为时，颇善书画，未知确否？”
[49] 《关于石达开幼子石定中的下落》，刊于四川省文史馆《文史杂志》1992年第5期。
[50] 《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93～194页。
[51] 《明清巴蜀人物述评》，巴蜀书社2005年11月版，第218页。
[52] 徐心余《蜀游闻见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78页。
忠与义是手背与手心的关系
朝廷阍犬
石达开和太平军被制度的绞肉机碾为齑粉后，蔡步钟经总督骆秉章奏奖，旨免补知府，以道员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此时，余部太平军续攻云南，云南巡抚林鸿年奏调蔡步钟赴南营帮办军务。不久蔡任云南按察使，因积劳成疾，旧伤复发，于同治五年回乡调养，在城内建大厅一座，作为官邸。后卒于同治八年，时39岁。
清廷为奖赏唐友耕镇压石达开的功绩，首先擢升为“记名提督”，等候出缺。随后才升为云南提督，但因为川地战火并未消泯，因而留屯川南。
史载，作为云南最高武官，云南提督称云南提督总兵官，从一品，节制临沅、鹤丽、普洱、开化、昭通、腾越六镇总兵，直接统辖提标左中右三营，兼辖楚雄协，武定、大理城守等营。
云南工商业繁荣水平远不及四川，但那里却是银、铜的产地。清末文人傅崇矩总结了四川官场的规律：“官得一缺，不先问地方之利病，必先探该缺之优劣。任大缺，饱囊橐，必对人曰：‘税契不旺。’总结尚未缴，私累数十金。”而对唐友耕来说，区区“数十金”忒小儿科了，那是小看了他的致富才华。他虽然无法做到文治与武功并举，但起码可以做到财富和武功双丰收。
而有关唐友耕的传奇继续上演着。
因为四川战乱未平，唐友耕依然留在四川作战。但云南提督的官印却必须送达他，由其亲自掌管。周询《蜀海丛谈》里特意记载了这个故事——
云南方面派来送官印的人，应该就是《唐公年谱》里提到的“昭通游击长公德”。早年，苦闷的唐友耕在大关游击麾下混饭吃时，这个游击就是他的直接上司，游击官运不济，十多年来还是陀螺一般在原地打转，毫无升迁之兆。在成都提督衙门，唐友耕遥遥看见一个风尘仆仆的来人，被门人领着来到客厅。唐友耕健步出迎。
来人跪下行礼，高喊：“军门，末将特来拜会！”乡音亲切啊，宽广的卷舌音扶起遥远的景色，让唐友耕似乎又看到了大关的山水。他赶紧把对方扶起，执礼甚恭，竟然以长官伺之，让那位老上级热泪纵横。这一幕，目睹者甚多，引得四川官场一番热议。看来，这个唐友耕的执政水平的确不低！我估计他会嘘寒问暖，官气偶尔泄露出来，又鼓励地猛拍对方肩头，好好干嘛！为了大清的江山。并与之携手而行，捏一捏游击长衣服的厚薄，没忘记赠送一些盘缠，再问问家庭情况。
家常说完，唐友耕讲述了一番道理，不想当提督的士兵不是优秀的士兵。
“昭通游击长公德”显得懵懂，没有听出这话的深意。
唐友耕语重心长地说，要做朝廷的犬马，我们都是朝廷的犬马！
你看看提督府门口的阍者，不就是大门口站岗放哨、保卫我的那根木头杆子吗？
唐友耕又说，我们有什么不同？不过是分工不同而已。我们都在为朝廷出力呀！
一席话，讲得“昭通游击长公德”羞愧不已。下定决心，回去继续安心当阍犬。
话说回来，唐友耕一番话的真实内涵很清楚——应勇于冒牺牲的极大可能，去摘取几乎没有可能得手的提督桂冠！
明白了这个道理，下人就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了。
……
唐友耕是火爆脾气，治军甚苛，违背军令者，不但要按照大清律例和军法处置，他甚至就可以拔刀砍杀。反过来说，他也经常给予士兵预料之外的赏赐。这叫恩威并重，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他太明白对匪气进行激励与约束的松紧技术。何况，看看自己的前辈岳钟琪、杨遇春是如何治军的？岳钟琪曾经责打私拿老百姓草料喂军马的部下；杨遇春怕泄露军机，守卫中军帐的戈什哈（贴身侍卫），他只用聋子和哑巴。
唐友耕注重仪表，但他有太多未能免俗的习惯。
根据傅崇矩的记载，清末四川官场流行一种穿作风气，“见上司之衣服，多聘旧色。拜客之衣服，多尚辉煌。每日用两样冠服出门者甚多。”[1]身为提督的唐友耕想来无须准备两套行头来回倒腾，他在衙门里自然是朴素无华的，不然的话，他如何与那个风尘仆仆来自昭通的老上级叙旧呢？这就是说，对上级和下级，服装统一，表里如一，唐友耕还加上一条：对待文武官员如一。
可见唐友耕之所以成为唐友耕，不是偶然的。在沙场之外，他的感化技术一直就是体制的好榜样。
从他擢升的轨迹而言，清一朝官场，只有两人有这样的幸运：
一是唐友耕，一是丁汝昌。张国梁、刘永福、韦俊、程学启、马融和等名将到死都没此福分。张国梁、刘永福不过是总兵，刘还是“记名提督”，韦俊连总兵也不过是“记名”。丁汝昌是在“反正”后，辛苦干了几十年的“记名”，胡子都白了，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才熬到了实授“海军提督”；而刀头舔血的唐友耕却因为石达开的“巨大存在”而华丽转身，变成了提督大人。
如何看待唐友耕的忠与义？
“忠”字由上“中”下“心”构成，“中”指的是旗帜中心的圆环，引申为旗子，旗是原始民族的精神图腾，“忠”字就是心随旗帜而飘动。看看，古人造字多么神奇啊。但在春秋以前不曾有忠字。作为一种标举的道德，忠的本意在《说文解字》中较为清晰：“忠，敬也。尽心曰忠。从心中声。”段玉裁注：“敬者，肃也，未有尽心而不敬者。”义字指羊，是“用我来宰羊以作祭品”的意思。又因“我”字指宰羊的兵刃，故义字从我。忠义之魂戛金断玉，响彻中国宫廷的锈红色天顶。忠义之士就是放弃自我的一群人。拆骨为刀的“推刃”行为是一种自戕，竟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喜欢忠义的人，知武而不知忠，慕武而不重义，就是本末倒置。
由于时过境迁，过往时代的“义”多属于江湖血性，属于黑道结盟，而堂皇于朗朗乾坤之下的“忠”，罡风猎猎，“忠”自居正朔，那就必须改造“义”的血缘，让“义”改变立场，纳入王土王臣之“忠字舞”的麾下。如果说“义”是外圣，那么“忠”就是内王；前者是形式，后者是内容；前者是表象，后者是实质；前者是血，后者是命。对此议论，我深以为然。
于是，“忠”借助“义”恢复了嗜杀气象，终究要破茧而出取代“义”。或者说，唐友耕做到了忠义的高度合一。但胜利的“忠”花翎飘飘，白道的官场规则不需要这样不纯粹的“忠”，水泊梁山式的“忠”，但我们可以发现在晚清内外交困时节，衮衮大员从不赦免石达开、李秀成、蓝大烟杆、李短褡褡儿、廖观音之类“巨魁大奸”，他们对表达忠义的小角色一直是网开一面，量才录用，还并未采取控制使用之术。
真是“忠”的艰难，“义”的壮烈。
不妨借用一个禅门公案——老和尚带小和尚下山，看到一酒家的酒旗被风吹动，老和尚便问是“风在动”还是“旗在动”？小和尚说“旗在动”；老和尚摇了摇头，小和尚又说是“风在动”；老和尚还是摇了摇头。小和尚很奇怪：“既不是风在动也不是旗在动，那么到底是什么在动？”老和尚平静地说：“是你的心在动！”小和尚幡然省悟。
我想，这个问答机锋在唐友耕心里，必然是旌旗翻空。他追随着那面不倒的旗帜，即使朝廷的旗帜倒下了，他的心，依然顽强地在追随虚拟的旗帜而飞舞。忠与义打成一片，就像剑的双刃！
也许感到一种提前性衰老，唐友耕发迹后，渴望在成都浣花溪上演磊落的“浣花洗剑录”，然后昂然跻身儒林。但墨水如何洗涤这层垒而上的“帽顶”？那不是越洗越黑吗？刀枪入库，唐友耕专注地沉浸于笔锋勾勒的世界。捺笔之锋，怎么很像刀头之光啊？他的六个儿子，在其影响下，的确没有一个再舞刀弄枪，都吃起了文人饭。
从现存资料上看，他与丁宝桢、王闿运、许涵度、周询父亲周侪亮等均有“索书”酬酢，我看到四川总督丁宝桢书题识“泽坡兄大人正腕”的书法条幅，内容不是风雅颂，而是非常有深意的兵书：
“俗传西洋炮皆铜铸，非也。铜炮亦有之，而不如铁炮之多。其铁炮镕铸精凝，内外滑泽，形粗而短。三千斤者，长才五尺许。炮架不用轮，上下两盘，施铁条，进退左右，拽之以绳，极其灵便。”
这段抄自清朝徐继畲所编纂《瀛寰志略》的文字，是否在暗示唐友耕要与时俱进，不要一味沉醉于刀枪剑戟，不但需要鸟枪换炮，更需要换脑？迎头赶上，加大自己的口径，成为一门灵便的清廷“巨炮”？！以唐友耕的聪明应该是明白的。
由于暴力打造事物的性质总是急促，总是一蹴而就，就仿佛血红的官印在布告上高速掷落，所以暴力总是早衰。暴力拒绝按部就班，它只喜欢霸王硬上弓。
* * *
[1] 《成都通览》，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55页。
再战朱提
“我唐帽顶又回来了”
圣者有言：“我立于深渊旁，却不跌入其中。”
其实我们可以将其修辞再倾斜一点：跌入深渊，不坠渊底。
有些地方，一旦有火运行，即便火熄灭后，火种仍在，运势尚存，怎么平定也是枉然。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史式指出，石达开死后四十余年，四川、湖北能够成为反清的“首义”地区，绝非偶然。而李蓝、石达开撒开的火种，从未熄灭。
昭通的确是一个多难之地。
同治六年四月（1867年），云南回族穆斯林英雄杜文秀率20万东征军围困省会昆明，“岑毓英独立难支”、“军情万分紧急”，清廷命令云南提督唐友耕全力平息，唐友耕迅速“由东川进攻寻甸之北，助解省围”。杜军占据嵩明、鲁甸，“省城愈形吃紧，着刘岳昭、岑毓英催令（唐）迅速遄行由东川一带相机援剿，勿稍迟延”。
“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这是一句如雷贯耳的名言，但要改成“我唐帽顶又回来了”才符合实际。
昔日的偷马贼，今天的唐提督唐军门，天上地下，面对高原上铺天的白帽顶，唯有那槊矛更见犀利。
地名总是浓缩着历史的声与影。昭通当地就有大碑山八仙营传说。大碑山海拔2192米，像一道屏障挡住进入昭通坝子的寒流。八仙营清真寺位于大碑山山麓，始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重修。该寺原由三个庭院组成，现只保存着正殿。战争的刀光剑影，依然在建筑上留下了痕迹。就是说，地名往往还隐藏着一段藏在石头里的血史。
就在昆明告急之时，清廷下令四川官军火速入滇救援。身为云南提督的唐友耕当仁不让，自盐津由北而南汹汹而来。那是一条他再熟悉不过的路。唯一不同的是，以前总是杀入四川，现在却是杀回云南。这样的回马枪，对唐友耕而言，就像看到了枪尖兀自落下的眼泪。
据当地人说，唐友耕不敢与杜文秀交战，留在昭通拖延，力图剿灭昭通一带的回民。昭通回民为了生存，四乡八寨扎立营盘。大碑山下的回民营盘中有八个白胡子老人，他们当先出阵，如猛虎下山，杀入敌阵。在他们的带领下，回民们英勇上阵，齐心杀敌，大败唐军门。迷信甚深的唐友耕以为是神仙显灵，人们便把此地的营盘称为八仙营。
地名的传说间接地反映了当初的民族压迫及民族反抗。它说明了历史上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一样，曾经处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屈辱地位，也表现了回族人民不甘屈辱、奋起反抗的精神。
但就唐友耕戎马一生而言，这个传说的可信度不高。他是不屑于本地有限的反抗之力的。他对自己的武功与韬略通过石达开之役，已经有了相当的自负。他怎么可能畏缩不前呢？
真实情况是，杀孽深重的唐友耕在云南险些酿成更大的杀戮。唐友耕于五月份抵达昭通后，有人知道唐友耕是本地人，故意散布流言，说他会把回民杀光，为他父亲复仇。鲁甸和威宁一带的回民大为紧张，都垒寨据险，力图自保。云贵总督刘岳昭闻讯，飞马送信令唐友耕率部前来昆明，以解除昭通一带回民的疑虑，而且派知府吴春然前往鲁甸调查情况，令代理昭通镇总兵的全祖凯保护汉民的村寨。应该说刘岳昭的调度是十分及时和合理的。
从本意上讲，唐友耕本想率部离开鲁甸，却有汉民要求他留下作战。刘岳昭的信使晚到一步，唐友耕部已在鲁甸与起义军交战。刘岳昭感觉事态正在失去控制，生灵涂炭太广，火速派人给四川总督吴棠送信，让他们制止唐友耕。当时将军完颜崇实和总督吴棠认为，四川与云南相距太远，难以遥控军队的行止，听凭刘岳昭拿主意。
但唐友耕的确在征讨杜文秀途中于昭通停留。据2010年初出版的鲁甸《朱提文史》所刊布《清咸同事件》一文记载：
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唐友耕领“广武军”6000人赴昭通，因为滞留不前，发生了“碑天案”。先是昭通府镇当局跪求唐友耕，禀请先办昭鲁再赴省垣，唐友耕派兵于新民与凤凰山之间的碑天杀高松树人马帮头、马兰芳等两人；同时乔装回民到箥箕湾放火烧毁汉族民房数间。事端即起，李本忠出面干预，派所部前往龙洞汛截击清兵。战火四处燃烧，唐友耕一边与回民对抗，同时请骆秉章转奏清廷，准旨“逐节剿办，以断迤西声援”。李本忠力攻全祖凯行营，唐友耕告急于省。又调杨盛宗一军会唐友耕，再调曾和辉部来昭，共计投入昭鲁清兵万余人。
唐友耕、全祖凯分兵攻击。唐友耕攻东南乡（八仙营）及鲁甸等处，全祖凯攻黑石凹。锁家营、顺田坝等处招降；接着丁二顺等亦降，黑石凹等处被破。撒德民、薛林、马友等被杀，李本忠与唐友耕及其诸将大小数十战，其中战斗激烈残酷的是龙洞汛、黑石凹、桃源、鲁甸厅城、陶家塆、戚家闸、板板房等战场。李成科所部在龙洞汛以少胜多，日毙敌数人，坚持数月，除李林祥守刺篱笆营哨脱走，余皆阵亡。马开科在陶家塆等处杀敌无数，禄氏兄弟在戚家闸一带杀死都司一级以下官兵数百。唐、杨、全三军合攻鲁甸，招降彝族首领安士章。然后重兵集结，攻击岩洞大营。
从昭通城墙上看到精美的屋顶。选自《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从上海经华中到缅甸的旅行记录（1903）》。【美国】威廉·埃德加·盖洛/摄。
岩洞大营，关山险阻，唐大有、张占鳌、段世勋等部在唐友耕督促下，依然无法破营。战事之中，有什么是唐友耕解不开的死结呢？他的经历毕竟太过丰富。
他就是一个可以层层剥开的标本。
只要听说了哪怕一点儿唐友耕下令屠杀大树堡两千太平军将士的消息，还有谁能够与这样的人“谈条件”？可惜，偏远地带的昭通，只知道唐大人唐军门，如何知晓坟场大树堡啊？
唐友耕以高官为诱饵，让李兆玉暗杀李本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李兆玉却找不到近身下手的机会。李兆玉只好改口：“唐军说，只要大哥一人身抵，寸草都严加保护！”李本忠听了三弟的话，决计“以一死救万民”，与李兆玉“拿手”时说：“三弟，我死之后，如兵民有损，后世考算。”李兆玉满口答应。李本忠请蔡阿訇念完“讨白”后，骑马亲临唐营（曹家巷口）见唐友耕，随去者有生死与共的李长发。
该文记载了屠杀细节：
当年十月，唐友耕赶到岩洞，设杀场于村后的丁家塆，将全部回民武装屠杀殆尽，仅黄老巴巴、李林祥等几人逃脱。
岩洞营破后，每10人一组，共杀800余人。唐友耕纵令士兵杀、烧、抢、掳，连清真寺也不能免，仅鲁甸县城寺、牛头寨寺、岩洞大小两寺都被焚毁。回族坟山碑刻尽毁，凤仪山还挑了“山筋”。李本忠、李兆玉、徐天骥、赛君才、罗文举、李高祥等被擒后，相继被害。
丁家塆成为了大树堡的复制。历史，竟然几乎不走样地重演了一次。不同的是，这次唐友耕赤膊上阵，亲自挥刀，斩杀无数。这一仗，成为了唐友耕征战一生的强力句号。
这也是他在家乡的土地上最后一次忘情的斩杀。
如今有屹立在昭通小凤凰山上的咸同昭通回民纪念碑，碑文特意提到了三次屠杀，其中一次这样记载道：“同治八年，经昏庸无能的清政府皇帝批准，由川滇两省督抚亲自部署，由云南提督原四川重庆总兵分头侵袭，动员匪兵、团练近万人扫荡昭通、鲁甸全部回族村寨，进而侵袭三月有余，十月攻破桃源岩洞并惨杀回民近千人……劫难之后，昭通百兴俱废民生凋敝。而回民则被诬称为回逆、回匪，并被贬为社会贱民，几无出头之日。呜呼！回民何罪？满汉何辜？”
这些血泪呼吁，凡有耳者当聆听，凡有心者当铭记。
但是，这对一个耳目失聪的腐败体制而言，这些呼吁不过是叛党罪有应得的惩罚。
大屠杀之后，云贵总督刘岳昭下令唐友耕率部离开云南返回四川，以免酿成更大事端。由此，东川和昭通一带才相对安定，免于生灵涂炭。
一个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大关县通往昭通的公路旁，关河的激流在岩石上撞得粉碎，碎玻璃铺满了天地间。山间的水雾混迹于乌云的裙裾边，跳起了渴望御用之舞。有一种心性具有飞去来器的轨迹，这种单兵器的话语每次回来时，并不能让思者获益更多。它飞行，是在于它喜欢飞行；它并不希望被人捉住，也不愿停留在那双充满冷汗的手里……
战马插翅过河
《唐友耕年谱》记载的一个细节，我至今挥之不去。
同治八年（1869年），唐友耕率绿林振武军在昭通柳树闸一带血战、返回龙洞大营后，当日下午，唐友耕单骑只带戈什等四名将领出巡恩安县（现昭通），在炭山下的水塘坝（现太平乡水塘坝村），回民头目马开科率数百人在一侧松林设伏。应该说，这是一副稳赢不输的牌。
当唐友耕一行靠近，数百人马蜂一般出击。久历沙场的唐友耕并不慌乱，且战且走。日暮时分，数百人将其逼至河边，退路断绝。河虽宽三四丈，但不知深浅。湍急的水流之上，夜色中的山影就像一把在磨刀石上霍霍推动的大刀。唐友耕的弓矢发射殆尽，他高举长矛，用矛杆猛杵河岸。
最后的夕光从树叶的缝隙间透下来，构成了交错的光柱和花斑，这使得坐骑“点子花”的颜色呈现淤血般的色泽，在强光下溶解，正在返回血流淌的原初，进一步加剧了战马的迷蒙。它们毫无动感，忘记了尾巴飘拂的美学以及在逆风中把马鬃打开的招展，石头一般直立。很多人知道，川马脚短，体态上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赞美之处，但川马最善长途，耐力持续，韧性十足，与那些一口气走上十几里羊肠小道而不歇气的背夫比较起来，它们绝不逊色。
见主人发急，坐骑“点子花”甚通灵性，危急之下奋蹄长嘶，声音听起来像是屠宰场瓦楞下飞出来的。它后退，加速，团身，一纵而过。马开科等人被这一幕惊呆了，以为是神灵保佑，再不敢过于迫近。有的人甚至说，看到唐军门的战马，突然长出了刀刃一般的翅膀……古代名人故事里，多次出现这样的名马救主的演义，一部《太平广记》收有多少这样的故事啊，刘备凭的卢马脱险，被传诵为义马救主；明朝大将卢象升的五明骥铁马冰河，多次化险为夷，似乎没有经过这一通道，浴血英才就像差些成色。
唐友耕的随从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他们全部遇难。
一口气跑回大营，唐友耕汗湿重衣，他抚摸战马，突然发现，“点子花”流泪了。无论拿来多好的胡豆，“点子花”总是低头垂目，陷入了彻底的沉默。
战争中的死亡仿佛一锅沸水，往往降临到那些不想死的人头上。下意识的死念使一个骑士以亲近死亡的方式搏杀。相反，决心不死的士兵会勇敢地作战，并避免死亡。将士高举马刀，长枪与身体是一条直线，同马背形成最佳力度和夹角。骑士把马镫踏直，呐喊着往前冲，这是一种决死的状态。战马闻到了死亡的味道，除了发力奔跑，它们还把剩余的力量，分布在牙齿与前胸，用前胸撞击，用牙齿撕咬。在危急情况下，嗜血的战马可以把敌人的脖子完全咬断。这使得食草的天性彻底被血肉覆盖，然后它们狂叫起来，犹如雷霆在击打大地的中途突然破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