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就指出过，战马与战马之间，永远也忘不了仇敌的嘶鸣，它们无论任何时候，都能从嘶叫声里找到夙敌。
我发现，越是级别高的勇士，他的战马的知名度与其是成正比的。但这并不是徒有虚名，这些战马的确具有超常的禀赋。它们会流泪，用泪水来反照一种透明的深情。最让人惊异的说法是，战马骑久了以后，从马的长相上，可以联想起他主人的相貌，正如相濡以沫、情深意笃的老夫老妻常会相像一般。如果这种传闻属实，我们似乎也可以从“点子花”的头部，发现唐友耕的峥嵘头角。
异人有异相，异马自然也有出位的头骨。
英国诗人、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在《文明的忧思》里特别指出了战马沉默的意义，他转引诗人歌德的“相马经”：“一匹那样的马站在道路中间是多么令人印象深刻，多么让人为之感动，它除了含义不明的马嘶别无高论，它的灵巧只在马蹄，脚趾受到了限制，绑在一起，趾甲合在一起成了一个马蹄，包着一层铁皮。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这宽厚、高贵的四足动物炯炯有神的眼睛，它们的奋然腾跃，以及它们发出雷鸣声的脖颈的曲线。”因此，卡莱尔得出的结论很清楚：“有学问的狗自由地狂吠，但战马总是沉默，远离了那种自由。”这种来自战马的沉默素质，不但造就了古罗马铁骑的万钧之力，也使英雄主义的品格找到了安栖地，并在沉默中得到了清洁和托升。
偶尔在深夜，我回忆起早年诵读过的诗句“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元朝刘因《山家》），不禁心绪不宁。
战争如同战马的甲胄，使它们的眼睛里一直长留着悠远的火。当战马从战争的硝烟中逸去，火就熄灭了，战马就仿佛松开绳索的一堆木柴。
唐友耕被这次袭击深深激怒，立即起兵，展开了更猛烈的报复行动……
大关县摩崖石刻：“德大称师”
自古以来，“凑十”早成为民族审美重疾。像鲁迅当年所指出的，人们“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他描写这种病态：“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连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处于边远之地的大关县概莫能外，这陡峭窄逼的坡地县域内也有“十景”：笔架朝晖，翠屏晚照，龙洞清泉，银蝠积雪，苍岩石燕，洗马晴岚，龟山烟树，翠华禅桂，董峰甘雨，吊桥渔火。
2012年5月末的下午，我再次来到大关县。出大关北收费站，我顺着一条泥泞小道进入县城。大关原来没有城池，雍正九年（1731年）府同知开始设置，只是建了一座木头城。唐友耕的题词曾经镶嵌在城门边，至少说明在晚清已经改成石头城了。
当晚吃鱼火锅，我又要了一盘蕺菜，就是猪鼻拱、折耳根。大关县的传说是，天上雷公还没有打雷时，猪鼻拱味道正好，是因为雷公还没有把眼泪鼻涕打出来。到了三四月份，眼泪鼻涕一旦滴在猪鼻拱上就不好吃了。
门前就是县城最为繁华的十字路口，有十几个卖烤土豆的小摊，成为了霓虹灯下的买卖。《大关县文史》第五辑记载说，民国十四年（1925年）夏天，大关县县城街道突然出现了数以千计的蟾蜍，蟾蜍开起了街头会议，场面极其震撼，随即县城遭到唐淮源率领的“定滇军”的疯狂抢劫。人们附会了这样的说法，认为蟾蜍大闹城关凶多吉少。在我看来，“癞疙宝”其实分明是在报警！
深夜大雨，雷霆咆哮，我住在黄连河大酒店顶楼，可以清晰看见被闪电照亮的笔架山群峰，被突然的大光切断神脉而惊醒，慌乱之下露出了一排摩天的巨齿。
次日一早，小雨淅沥，我沿陡坡而上，顺大关县第一中学围墙下的泥泞小道，去拜谒翠华寺。根据《唐友耕年谱》记载，他的出生以及成长之地，就在县城之外的翠华山上。站在山肩的大桉树下，那里可以俯瞰山脚下鸭肠一般的朱提江以及随江道弯曲的道路。
当年，翼王石达开所统辖的三支部队分别都穿越了大关县。李福猷率领的侧翼部队三万人于1862年春季，首先从黔西进入镇雄境内，折向川南掩护石达开率领的主力部队，在云南省绥江县大汶溪造桥渡金沙江未成；后改道大关县，于翠华镇、出水洞一带受到清军民团的阻击，加上与石达开率领的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复经彝良、镇雄出云南境。清同治二年初（1863年正月初），翼王石达开领兵离开云南永善，至大关县境大湾子兵分双河、天星和黄葛、雄魁，两路抄袭大关县城。因官军民团凭险阻击，未能取胜。大关县留下了翼王的足迹。1863年3月，石达开率军从洒渔河经鲁甸古寨、梭山，行进至大竹林渡江。此地地势险峻，前有巧家拖车石壁，后为鲁甸梭山陡岩，中横牛栏江。将士因饥寒无援，误食凝冻桐油中毒，遭清军伏兵围击，伤亡较大，后经彝良镇雄出云南……
一路上，“癞疙宝”像泥塑手榴弹一般蹲在路边，打望着我这个陌生者。大风摇撼树木，伴随着枝丫的断裂声。那些在内心一直彷徨不定的决定，在此时就会获得一种“借力”落地的因缘。事情就此铸定。
翠华寺坐落在大关县城南郊翠屏山麓，始建于雍正年间，迄今200余年。在民国时期各类的记载里，丘岗环抱，林泉幽深，青藤缘墙，竹影摇曳，是一个极为清净的出尘之地。寺内右有观音殿，左为玉皇阁、雷祖庙，正殿悬有提督唐友耕题写的“甘露流珠”
云南省大关县翠华山山麓上的“德大称师”摩崖石刻。蒋蓝/摄
横匾；陈鹃题联云：“翠色拥山岗，杨柳枝头甘露润；华崖开世界，桂花香外白云飞。”正殿檐际有张赞卿手书“桂绕莲台”横匾；张维翰题联：“风景未全殊，野寺寻碑存旧贵；沧桑经累易，莲台补桂继先芬。”其余的匠额、题联都是晚清、民国时代文人遗墨，其中提到的“桂花”是翠华寺里最弥足珍贵的灵异之物。据民国《大关县志》记：丹桂有两株，植于玉皇阁前，主干参天而起，枝叶青碧如盖，悠悠馨香袭人。更有奇特处，每逢霁雨初歇，丹桂的叶片上便有星星点点的斑纹闪现，并拼组成一个“贵”字。何以如此？玄机奥妙，无人参悟得透。恰因这丹桂点染的氤氲，翠华寺蜚声滇北，成为大关名胜。
唐友耕在大关县盘桓期间，翠华寺成为他忙中偷闲的所在。如今寺中有对联“种瓜得瓜欲知后果先为善，积福享福各有前因莫妒人”，唐友耕也许做到了后一条，至于前一条，身在宦途，真是由不得他了。
我眼中的翠华寺，就连贴在山门上的庙名也是电脑打出来的呆板字体，山墙是白色的砂砖，不但连所有题字、匾额“旧貌换新颜”，而且寺庙中的丹桂也是近年种植的，让翠华寺扬名的老桂树应该在现在的中学区域内，可惜毁于20世纪70年代。我认为，真正让翠华寺传名的是出自僧人的翠华茶，熏以朱兰，色如翡翠。这茶，寺院的唯一一位尼姑给我泡了一杯。喝了一口，就算是回到了民国。但她补充了一句，这茶不是寺院自产的，而是从山下买来的。这立即又让我跌回到现实，进而闻到这开水有一股油气。
尼姑很热情，但回答不了我的所有问题，只好让我四处看看。看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所立的“永垂不朽”碑，字迹严重漫漶。大关县知事李承祖撰写的有关翠华寺的“寺记”碑，一共六块，躺在过道上。1917年7月31日，大关县发生大地震，造成翠华寺地基下陷、墙壁倾斜，城后山坡震裂。我推测这一地震固然造成了破坏，但不会是毁灭性的。灭顶之灾是在20世纪50年代，庙宇被拆除，成为了学校的地盘。尼姑拿出一个簸箕，装有前任主持的几十册藏书，她让我挑选。内有计划生育手册、油印经文、领袖讲话及宗教文件，我选了三本《大关县文史资料选集》，向功德箱里捐了20元。
下山经过县人大常委会所在地，有一条硬化了的长达五公里的龙洞路，由此左行，可以抵达有瀑布谷之称的黄莲河瀑布原生态风景区。沿这条道路上行200米左侧，路边下水道底部筑为波浪形，山泉一波簇拥一波，非常有节奏，我看到一条小瀑布吼出了一阵山声。昨夜的大雨并没有让激流浑浊，可见此地的生态极好。看见有26棵高大挺直的喜树，估计树龄至少在七八十年，浓荫下有几个人在避雨。喜树为珙桐科植物，又名旱莲木、千张树、南京梧桐等，它是我国特有的植物，广泛分布于长江、川南滇北等地。透过树荫，我看到一条飞瀑从一块大约有几百立方米的突兀花岗岩石上飞跌而下，藤萝垂挂，野花点染。石头下有洞，美其名曰“龙洞”，相传龙洞之前曾有龙王庙，庙前有一副对联：
山石拥层云争佐神龙作霖雨，
岩泉飞瀑布隐随鸣鹤透烟霄。
对联用词平实，但真实刻画了此地可见的景色。民国二十年（1931年），大水冲了龙王庙，庙宇被毁，徒留传闻。但至今每年在端午节当日，大关县不少人会来“龙洞清泉”一游，摩肩接踵，依稀可见民俗的复活。
在石头靠近公路的一侧，不甚平坦光滑的大岩壁略带弧形，隐约有四个楷书大字：“德大称师”，每个字有四尺见方，笔力收敛，沉郁雄浑，这是晚清大关县同知陈庭珍根据唐友耕的题词放大而成。陈庭珍为晚清文人，同治十二年（1863年），出任云南开文府知府、云南迤南道道尹，他一直在西南各地担任官职，参与过对诸多起义军的围剿，在《清实录》“光绪朝实录”中，就有皇帝对他的褒奖。陈庭珍对大关县名人唐友耕是顶礼膜拜，把唐友耕的题字之匾放大、勒石，可见他对于唐友耕的相知。
见我在拍照，一个躲雨的人过来对我讲，唐帽顶因生擒石达开，慈禧赐予黄马褂，官拜提督。唐友耕衣锦还乡，没有百姓与左邻右舍前来恭贺，深感镇压义军不得人心，人性尚未泯灭，于是书“德大称师”，让人刻于龙洞岩壁，以示忏悔，警醒后人。
这被民间附会出来的“教化”故事，我不想反驳，这无疑体现了大关民众的善良。
摩崖石刻没有署名，仔细观摩，我发现原本是有署名的，但被人用凿子打掉了。落款时间为“同治八年上巳前一日”。夏历三月初三为上巳日，古时以夏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称为上巳。按照风俗，这天人们把荠菜花铺在灶上以及坐、睡之处，认为可除蚂蚁等虫害；把荠菜花、桐花藏在毛衣、羽衣内，认为衣服可以不蛀；妇女把荠菜花戴在头上，认为可以不犯头痛病，晚上睡得特别香甜。这说明唐友耕回到大关县赠送“德大称师”匾额是1869年3月的事。这一年，最后一支使用太平天国年号的残余——捻军袁大魁部在陕北保安被左宗棠彻底消灭。
历史涓滴而下，一如泉水常年不断。
由此继续上行几步，路边枯树就像卧伏的犀牛，俯视着山坡下的民居。犀牛已经折戟，只好独角高擎，圆睁两眼睨视古今。那是一个有着约300年历史的枯树根，不过其尾根和背脊上斜长细枝新叶，不能不称为一大奇观。奇山异水，怪人辈出。
广厦连云的唐府
沟头巷的唐宅
在处理滇北回民起义事件之后，清廷据奏报，赏劳苦功高的唐友耕穿黄马褂，回师四川。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时间里，唐友耕在成都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舒缓、闲适的岁月。光绪六年（1880年）授命唐友耕改任四川提督。身为四川提督，其守扼西南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提督衙门就在西沟头巷对面，民国时改为中城公园，后又改名中山公园，1950年后改名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两千年来，朱提山一直盛产白银与铜，成为了淘金者们迅速暴富的梦工厂。这个地方名“乐马”，在于清初这一带为土司罗吗的家族领地。据《皇朝经世文编》记载，云南总督岑毓英奏云南矿业从前大厂十数万人，小厂亦不下数万。可以说，在乾嘉时期，中国云南昭通府乐马银厂为国内最大的企业。一位叫钱与华的本地人，仅仅局限于乐红银厂的金丝硐，办厂过程中，都缴纳了课银几万两。还有一个叫李登贵的人，于清雍正八年来乐马厂办厂，经过一生努力，终于积累了万余镒的财富，相当于二十几万两白银。
既然钱如此好赚，唐友耕怎能例外？同治初年，唐友耕率领兵弁到达昭通参与“平叛”，对乐马厂出产的白花花银子觊觎甚久。人怕出名猪怕壮，首先富起来的钱与华，不幸成为了唐友耕的首选对象。他对钱与华的企业仅一次额外的“课银”就达十万两以上！
这件事，对钱与华家族影响深巨，钱与华死后，特意记载到了《钱与华墓志铭》当中。大将在外，那是无法无天的。这不过是唐友耕一次以筹军饷的名义的“合法抢劫”，由此不难推测唐友耕生财的大手笔。
有道是“十年磨得剑犹腥”。他在成都提督衙门斜对门靠西方向的沟头巷一带，开始广置土地，大兴土木。沟头巷是成都市区内九条排水大沟的第一条的所在地，尽管民间美化为“龙头”，但阴沟又如何成得了“龙”？
吴世先主编《成都地区街名通览》谈到了来历：明朝蜀王朱椿治蜀时期，朱元璋怕朱椿成年后到成都生活不习惯，便派得力的康太前来监修皇城，高垫地基，隆然居于中心。每岁大雨，流水四溢，有明渠暗沟宣泄出城，使城内免受洪涝之害。但年久失修，到了清末涝灾日益频繁。光绪年间，湖北人刘心沅（翰林、书法家）任成都知府，考官课，就以省城如何排水为题，策问考生，命各抒己见。其中一份考卷言，把正对提督衙门的“狗头巷”错为“沟头巷”。沟头巷下面，是地下排水暗沟开头之处。答卷认为，成都要免涝灾，必从沟头开始疏通整个排水系统。刘知府采用其说，由主管其事的提督，每年冬季派遣军工彻底疏通。验工时，士兵要从沟头爬行出城，才算竣事。后来军风不整，此役便废，城内又闹起水灾。
但阴沟之地的风水又如何荫蔽子孙呢？但喜欢眼见为实的唐友耕顾不了这么多。他掷下银子，银子开花吐香，“广夏连云，极园亭之盛”，成为雄踞成都的豪宅。园林里花草奇异，兰草如刀，美人蕉似戟，是否让唐友耕联想起川南山河之间的草木剑林？
园林入口有一副对联：
一腔心血，蔚为花草；
百战勤劳，剩此园林。
谦恭之下，隐然桀桀自傲。浅白的文句，反比那些儒者软体修辞更能力透砖石，留下爪痕。我估计这就是唐友耕的自撰，可见他的文化自学水平已有所成。试想王闿运集句为尊经书院题写的大门对联：“合四海而为隽，纬群龙之所经”以及二门对联“尊德乐义见于世，经天纬地谓之文”而言，自然激发唐友耕的向往之心，联系王闿运曾经为提督莫组绅代撰对联的事迹，说不定唐府所挂对联，也是王闿运润色过的。
并刀如水，川盐胜雪，辣手破新橙。在这样的情景之下，他直如唯我之天地，广置女色，虎蹈羊群。
1905年科举废除后，武器一变，提督街往日繁盛的弓矢店铺已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布鞋店和小吃店，逐渐成为闹市。
1950年初担任过提督街、西及南沟头巷一带户籍警察的老作家陈稻心，给我详细讲述了沟头巷的分布：巷子分为南、北、西三截沟头巷。西沟头巷北口有一个公馆，靠近提督街，20世纪40年代出任过刘湘时代四川省政府秘书长的邓汉祥先生一家居住在此。邓是贵州人，做过段祺瑞的高级幕僚。30年代做刘湘的省府秘书长；40年代邓锡侯任省主席，也请他当秘书长；沟头巷西端是成都春熙路福泰和百货公司大亨、山西平遥人郝朴勤的公馆。郝朴勤后去香港，他的两个小老婆一直居住在此，后来被四川省人民银行接管，成为要员住宅。在沟头巷中间，有一条《成都城坊古迹考》上称为“无名”的小巷子，其实是有名的，叫“城中巷”，那时的确有一个公馆的大门面。南沟头巷东首有一座大公馆，住户为刘文辉24军138师师长唐英，此人起义后又反水，最后结局不详。而这所公馆，1950年前夕就改为“鹿鸣春餐厅”，1950年后不久即被《川西日报》接收了。
翼王之印的下落
翼王以及将帅的诸多物品，被几个当事人据为己有。
蔡步钟，字鉴泉，福建蕉城蔡氏十七世祖，系蔡威烈伯曾祖。以父恩荫刑部浙江司员外郎。同治二年（1863年）分发四川宁远府（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知府，后调四川雅州知府。在任期间，因积极协助骆秉章擒获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有功，事后升云南按察使，赏戴花翎。据传他家藏有石达开佩剑及供词副本。清代金堂文人余澜阁《蜀燹死事者略传》、现代作家万伯喜《悲情英雄石达开》里，对蔡步钟擒获石达开一事均有描绘。蔡步钟因积劳成疾，旧伤复发，于同治五年回乡调养，在蕉城内建大厅一座，作为官邸。卒于同治八年，时39岁。
依靠兢兢业业的“人头”事业，蔡步钟家族迅速致富，诗书礼仪乐五路并发，高歌猛进。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恰值著名的“鹤场吟社”社员、古溪乡联保主任陈伯咸母亲蔡氏八旬寿辰。蔡氏出身名门，是当时宁德首富蔡百万蔡志谅的孙女，云南按察使蔡步钟的爱女。为了替母亲做寿，陈伯咸特意举办了一次隆重的折枝诗会。
石达开的大量珍贵物品，包括翼王剑、翼王伞、翼王旗、翼王印等等，则归唐友耕所有，值得一说的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翼王印。
翼王之印为一方乌金印，长六寸二分宽三寸一分。在天国前期七王当中，此印的规格最小，由此可见天国的王权体制，已经精细化到令人大气不敢长出的程度。唐友耕把这颗大印的字迹磨掉，但字迹又没有完全磨蚀。这主要是害怕授人以柄，传出保存翼王印鉴、有图谋造反之心。后来唐友耕传给儿子唐百川密藏。进入民国后，曾陈列于少城公园内由卢作孚担任首任馆长的成都通俗教育馆内，一展出就引起了轰动。
石达开死后，若干年来，四川普遍流传翼王未死故事。说是翼王物色了一个相貌和他相似的人，把这人招为女婿，危急时刻便由这位“姑老爷”顶替，翼王遁走，最后在四川屏山县石角营落脚，娶妻生子，传宗接代。有人不但相信，还有认祖归宗，要刊印“石公族谱”。这毫不奇怪，《唐公年谱》不是昂然行世了吗？此人就是屏山县的职业土匪“花花太岁”石肇武。可见，越是出身低微之辈，越是要把周公、孔老二强认为祖，历史名人就像回春之药，不贴住现实的肾盂穴，又如何腰力十足？
鉴于石达开的威望，石姓之人谁还能望其项背？这已无须胶着他是否“伪”翼王了。
1921年，驻防宜宾的刘文辉来到屏山县，首次见到石肇武。石肇武，字敎权（1897～1933年），四川沐川县安乐溪人。早年混迹绿林，因怒杀沐川县县长杨文斌而威震江湖。刘文辉认为此人不凡，把他收到身边，不久就当了连长。他对刘文辉的夫人二胖婆大献殷勤，刘就干脆收其为“义子”，于是这位小石老幺称刘文辉为“干爸”，称二胖婆为“干娘”。随着刘文辉的不断升官，石肇武一跃而为二十四军十二团团长，驻防成都。石肇武是有胆有色的。乡人刘某，随石从军在石部任营长，石肇武与刘某的漂亮母亲有一腿，刘某怀恨在心，后将一营人拉出投奔其他部队。石肇武怒不可遏，只身闯入刘营当众将刘某击毙。
石肇武经常西装革履，沐猴而冠，劫持妇女，拉肥绑票，无所不为，成都人称之为“花花太岁”。他开始考虑为自己找一个像样的祖宗，不但族谱光荣，而且自己师出有门。石肇武有个师爷叫吴用九，自称懂得医卜星相，某天神秘地对石肇武说：“从相法上看，石团长根基不浅，一定是将门之种，贵不可言。”石肇武听得兴奋起来，非要吴师爷帮他好好看看相。经过一番探究，吴师爷得出了结论：石肇武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嫡亲孙子！石肇武一听，像气球被吹得飞起来。从此更加自命不凡。他吩咐吴师爷专程去了一趟屏山，搜集汇编有关资料，整理出了一本《石氏家谱》，翻印出来后四处送人。
这时有人“点水”：翼王之印就在唐百川手里。
此时住在东丁字街唐家公馆的唐百川不过是一个富绅，得到石肇武要“看看”翼王之印的客气话，知道大事不好。他找到二十四军刘文辉的师长、石肇武的顶头上司唐英，希望帮忙。唐英出面，石肇武满头应承：“误会”、“误会”了。
一天黄昏，唐百川到暑袜街口去买彩票，一个士兵向他敬礼：“唐先生，我们团长派汽车来请你去谈几句话。”
唐百川慌了：“我在生病，改天再来。”士兵小声说：“团长在等候，请你一定去一下。”士兵伸出手，提着唐百川的胳肢窝，强行把唐百川搀上车，唐百川就此失踪。
几天后，承受不住折磨的唐百川写信给家人：“见信后立即将箱底那玉印交来人带回，千急勿误。父亲笔。”
翼王之印是用黄绫子裹好的，就这样，唐家后人赶紧拿着大印赶到石肇武公馆“肇第”去换人。“肇第”位于鼓楼南街，1950年1月解放军接管成都时，此地是成都市政府，现为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驻地。自此，翼王之印便陈设在鼓楼南街石团长的新公馆“肇第”内堂的神龛中。
由于石肇武很快被枪决，翼王印由他的夫人龚淑芬保存，但随着石肇武的死亡，美人和翼王之印就此失去踪迹。
唐友耕后人对我指证，这个说法未必正确。他们听上一辈反复讲述的是，在东丁字街上拥有网球场的唐家公馆是被石肇武纵火焚毁了的。尽管闻人范绍增、但懋辛也是府上的座上客，可惜远水解不了近渴。房子被焚毁后的1936年，潘文华部的师长彭光汉出任袍哥总社社长，还在东丁字街“华瀛大舞台”（后为成都杂技团所在地）举行袍哥“合叙同总社”的成立大会，各地袍哥舵把子纷纷前来祝贺，盛况空前——这一记忆，构成了唐家后人追忆往事的一个结点。
但是，翼王之印的确还在纷繁的历史间隙里现身过一次：根据宜宾民间文史学者丁芝萍在《刘文彩在宜宾》中的田野考证，1950年后开展“减租退押”运动，从成都回到宜宾的石肇武遗孀龚淑芬实在拿不出钱来清偿旧债，就拿翼王印去凑数。但农会认为不过是一块石头，不值钱，没要。龚淑芬多少知道一点价值，便上缴给了当地政府。从此之后，翼王印连同尘封的案卷陷入往事，再无一丝浮出水面的消息。
翼王之印终于湮没于石达开反复出没的宜宾，岂非天意？
文庙后街的“唐府”
近日读成都籍文史大家唐振常先生的几本书，提到了唐友耕的另外一个住宅，那就是位于文庙后街的“唐家公馆”，也称“唐家花园”。
1930年8月，一代曲学大师卢前（冀野）应聘从南京前往成都大学任教，后写过许多咏叹成都的诗作，他对文庙后街印象颇深，其中有《过文庙后街故居》绝句[1]：
树影扶苏庙后街，
书声日与鹊呼谐。
摩挲几案人重到，
露井西偏旧寓斋。
由此可以想见，文庙后街树荫浓密、静谧安详的景象。
唐振常祖父唐家驹（字选皋）因居成都南城文庙后街，有四进大宅，高墙深院，有大小房屋60余间，门前悬挂“黔南唐寓”的门牌。唐家驹故又号称“唐半城”。其实，这个花园的故主为唐友耕及其儿子唐百川时，就已经号称“唐半城”了。
唐振常说：“我家故居，本由先祖直夫公购自唐氏后人，宅来自军阀，历若干年，又复为民国时代的新军阀购去，亦夫时也势乎，非人力所得而强易。”该文结尾提到了一些细节：“今日写此旧事，忆余家故居能见唐帽顶遗迹者，无非是入大门天井墙壁拴马环和左侧的马房马槽而已。我祖我父皆不习武，此徒以显唐帽顶之武事而已。唐帽顶必敛财，我家前花园有四个大花坛，久废。相传唐帽顶在花坛下埋有金银，至我家售出此宅时，继大伯母犹深以未能发掘金银为憾焉。这自然是无根之事。”[2]
唐振常提到唐宅墙上的“马环”以及“马房马槽”，让我联想起唐友耕的那匹救命的战马“花将军”，以及后来在东较场制服的那匹烈马，想来它们也在此安度晚年了。
石达开“翼王贡章”
大雨中的成都文庙后街。蒋蓝/摄
唐振常的祖父唐家驹（又名选奥、选皋，字直夫），为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以工部主事外放，于光绪辛卯任四川荣县知县，由此成为赵熙的老师。后来，已经名满大江南北的赵熙与在成都的胡玉津、唐家驹以及徐子休、曾国光、尹仲锡诸先生经常游宴谈诗，唐家花园是一个最理想的聚会之地。
清末民初，成都就公馆布局而言，一直流行“南唐北李”之说。“北李”是人们所熟知的作家巴金故居——李家官宅；“南唐”指清末民初的唐家宅院。其实，文庙前、后街在清末就是富人住宅公馆区，一度多达九家公馆鳞次栉比，宛如官场根须的纠结攀附。唐振常的祖父唐家驹由于是光绪三年的进士，历官知县，学问高深，学生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才子赵熙和武状元骆成骧。“唐家花园”占去文庙后街大半空间，为四进大宅，大小房屋六十余间。最具特色的是它的后花园。唐振常描写道：“园中既有戏台、假山、水池，富中国园林之胜，复有西方园林的开扩的大草地。我们一房住在这个大花园里，住房宽舒之极，活动的天地极为广阔，有山可登，有洞可入，有水可涉，花木丛中、鸟语花香，自然感到快乐。”[3]这简直是都市深处的桃花源。1932年，唐振常父辈日渐式微，只得将花园出卖。买主是一墙之隔的那个觊觎花园已久的大军阀王缵绪。王缵绪遂将其改名为“治园”。唐振常在同一文章里指出：“王瓒绪把这幢房子作了他的司令部。以后，我多次走过故居门前，最为触目的，是钉上了某某集团军司令部的巨幅牌子。到了1949年以后，这幢房子自然没收归公。听说，起初为四川省公安厅，后来有所变易，仍属公安系统……”
根据描述，我推测是唐帽顶当初买下这栋宅院，再予修葺，由此奠定了豪宅的基本格局。后来，1930年齐白石应王瓒绪之邀来蓉作画、鉴定王瓒绪所藏古玩，盘桓两个月，基本就住在唐家花园。民国时期，此住宅一部分租给了成都大学作为女生宿舍。一度也租给美国医生满秀实小姐（Marian Manly，1896～1980年）。这就是“成都私立进益高级助产职业学校”暨附属医院，教学设备比较简陋，多是由满秀实从国外带回来的。满秀实任校长兼教员，另外还有两位教员是满秀实分别送到上海和武汉产科学校学成回来的护士。第一期共招收20多位女学生。当时毫无名气的韩素音女士曾经在此就读，满秀实不但给予韩素音严格的专业训练，共同致力于西医助产士事业，还引导她走进了文学殿堂，为她日后成为作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8年前后，成都基督教女青年会在文庙西街成都青年会总干事谢安道家开始筹建，正式成立于1921年，会址在成都文庙后街唐家花园。第一任总干事为美国人谭厚德（Harriet M. Smith），会长杨志鸿。成立之初，由成都各界妇女组成委员会，举办成都妇女需要举办的工作。如开办补习班、查经班、烹饪班、妇女实用学校，举行友谊会、讲演会、儿童健康会等。至今已有近90年的历史，是我国成立较早的为妇女儿童服务的团体。在历史上曾为成都的文化教育、妇女儿童及平民教育、女子体育、救灾济贫、慈善事业等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2012年5月20日下午，我在成都送仙桥西郊河边的茶社里，经唐劳绮引荐，我认识了时年88岁的李家才先生。李先生出生于1924年，他的母亲石德玉（1890～1936年）曾经在文庙后街的唐家花园当过唐建伯二小姐唐锷华的佣人，他回忆，那是一所至少还有三进的高敞公馆。这就说明，公馆即便卖给唐直夫时，唐友耕的后人只卖出了一部分，尚留有部分建筑自用，直到后来才逐渐卖尽。
一个武人住在雕梁画栋的宅院里能干什么？仅仅是陪同王闿运等文人看戏、喝酒、畅谈诗词歌赋么？唐帽顶并没有退下来，他平时还要去提督衙门处理公务。镇压。抚剿。剿灭。请客。古玩。买田置地。送礼。女人。美姬……就是说，既然已经是一个不断跑冒滴漏的身体了，那就应该设法从这具身体里尽量挖掘更多的欢娱。女色之痒，成为了唐友耕疗伤的业余爱好。但女人总喜欢讨好卖乖，浪过头了，我要我要没完没了，马屁就容易拍到蹄子上。据说唐友耕稍不顺意就杀之……或干脆活埋。这样的历史记载并非个别，足以展示他的多面性。
类似的传闻在成都官场绝对不能为他带来好名声，这修身养性的官场功夫看来他不但没有入门，而且颇有点不屑的样子。
一个找不到战场的提督，那些倚靠在兵器架上的槊矛平时喝惯了他的手汗，更狂饮对手的鲜血，继而大醉，泛着乌光。现在兵器渴得要命，锈纹渐生，缠在手柄上的细麻绳渐渐松弛。一个深夜里，惊雷的鞭子抽过成都灰瓦色的低空，屋檐的瓦灰簌簌而飘，槊矛突然铿然长鸣。
跳海自杀的日本诗人生田春月写了一封遗书，其中有“枪，即便生锈也不叫锈”的妙句，这种不愿意与平庸达成和解的人生，唐友耕是无法明白的。他在槊矛的铁锈味里猛然触摸到死神褴褛飘飘的尾翎！
窗外，闪电将雨水摇落枝头，就是一地醒来的光。深夜的怪鸟，手推车一般驶过树巅。风在墙角吹着回旋的呼哨，在天花板上把灯光压暗，仔细的话，唐友耕可以看到大风的翅尖拨动窗花。风潜入，熟练翻动桌面的公文，一目十行，像个绍兴师爷。纸页斜飞，把字词卸在空气中，混在一起的将被剥离。相互仇视的只好彼此鼓掌，风把字词拔起，读音歪斜，丧失立场，哗哗的倒落。窗外的树叶因为弱不禁风，只好把满树的水声，把夜色荡到波浪之外。风在纸间犹疑，字隐于花朵，面庞从笑容和香气的稳定里，趋于简单和直接。
而有些词根，蔓延到纸背。将无解的往事，栈道一般悬在弧顶，这倒挂而下的书写，才让字词纷纷回家。可以注意到，有些字站反了位置。
一个人明白了风的方式和呵欠，它在纸面划出的折痕，正在被灯光填满。像椅子的靠背磕痛脊柱，笔触摸不到比自己更深的墨水。听任血液将天庭冲塌，在暖意涌现的时候，让字和纸都入睡，剩下静立的事情……
湘绮楼的“戈儿”与交际学
大儒王闿运在成都怎么会与唐帽顶频繁往来？这的确是一个谜。
晚年王闿运丧妻后，独独热恋佣人周妈，是文人狷介的样板工程。而他的弟子“王门三匠”则是脍炙人口，学生中有铁匠张晃、铜匠曾昭吉、木匠齐白石。王闿运岁逢七十，他的铁匠学生张晃发起由弟子们捐款为师筑楼贺寿，终成“湘绮楼”。这些交往很能说明他的性情。
王闿运尊经书院的弟子中，以廖平学术成就最大。但廖平远非倜傥的老师所喜欢的类型。廖平口讷而家贫，曾经奋力抄写宋代人著作，而王闿运是不屑于宋人之作的。一个拍马屁的人给王闿运送上一个仕女，王闿运在《日记》里就有“况氏送来一婢，神似井研廖生。年十五矣，高仅三尺，即挥之去”的记载。如此的比较法，可见廖平的外形多么损害王闿运的审美。有人推荐廖平管理尊经书局，王闿运也不同意。由此可见他对廖平的看法。廖平晚年曾经这样评价王老师：“湘潭长于文学，而头脑极旧，贪财好色，常识缺乏，而自持甚高，唇吻抑扬，行藏狡狯，善钓虚誉。故其学说去国家社会最远。远则遨游公廨，不为所忌，依隐玩世，以无用自全。”[4]尽管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下册当中，高标“廖平之学，实为经学最后之壁垒，就时间言，就其学之内容言，皆可以结经学时代之局者也”。但学生对老师有这番评价，显然是有另外原因的。
王闿运像
王闿运的风流自喜是永恒的谈资。他先后纳妾多多，有金妪、湛妪、狐妪、周妪、房妪等，房氏、周氏跟随他的时间甚长，俨然“房奴”也。入民国时他年逾八十了，且贵为国史馆长，巍然大儒却带着佣人周妈招摇过市。当时的报刊就有《老荡子行》，又连载《周妈传》，一时沸沸扬扬。可闿运先生根本不在意，说：“八十而不能致仕，役及妇人，礼也。”听听这话，就能感觉到他的不羁气象。清末，他被赏翰林院检讨时，曾自撰一联：“愧无齿录称前辈，喜与牙科步后尘”，一时称绝。
王闿运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一再相邀，于光绪四年仲冬时节的十一月九日（1878年12月2日）终于买舟逆水而上，一路游历，历时18天，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到达成都，出任尊经书院山长。次年2月，他移居书院以西的君平里街，一直到当年年底才返回湘潭过年。
光绪五年，经过反复甄别，他把别人推荐而来的年轻村妇罗氏笑纳了。独守空房的王闿运由“罗氏侍寝”，他首次由成都返回湖南的旅途中，于闰十二月二日（1880年1月13日）的当天日记里，末尾处轻描淡写地写了几个字：“夜寝甚适，罗氏侍也。”“甚适”之余，让人有点意外的是，这位罗氏得陇望蜀，又推荐自己的老公苏彬来打工，成为湘绮楼的男仆。仆人的老婆，乃是“苏妇”，王闿运同样也照睡不误。同月十四日，到达湖北公安地界，这乃是杜甫由四川抵达湖南的路径，王闿运想到此，“笑其不能自振”。他当天的日记是顾盼自雄的，自然忘不了身边的罗氏：“遣苏彬上岸，余卧与罗媪谈，苏彬已还船，余未知也。”这个细节对于外人也许尴尬万分，但大儒是见过世面的。个中情愫，或风流自喜，或默默忍受，不言自明。
光绪六年二月六日（1880年3月16日），春暖花开时节，王闿运见在蜀地的教学已经步入正轨，他决定携家眷来蓉。这是他第二次赴蜀，这也是一个浩大的队伍，“美妾”莫六云俨然是女当家，还有女儿帉、滋、茂、纨以及儿子代丰等。
在《清稗类钞》里，恰有《王壬秋规其戚》一则，颇为有趣。说的是王壬秋有一个亲戚准备纳姬，有人规劝他：“志士枕戈之秋，不宜沈溺宴安。”王闿运却大不以为然：“此大易事，即名之曰戈儿，以示不忘在莒之义可也。”
王闿运无意之间，创造了一个独出机枢的词“戈儿”，足见他的玩世态度。那么，他的“美妾”莫六云是否也是这个模式下的产品呢？
风流倜傥是需要资格的。黄口小儿，近乎白丁，就只能跟在大儒屁股后持身严格，夹紧尾巴做人。早年王闿运游于南昌，文采风流征服朝野，不少女人送头发、递丝帕传情，闿运先生看得很淡：
“发剪易长，若能断一指来，我必当迎娶矣。”几年后，新婚不久的王闿运听闻老朋友毛鸿宾升任两广总督、郭嵩焘署任广东巡抚，郁郁不得意的王闿运决定去广州度岁，聊以排遣满肚皮的不合时宜。一天受官人邀宴，去喝花酒。
大家都玩得开心之际，闿运先生睨视古今目光如炬，透过现象看本质。见一名孤身歌女无人理睬，呆坐一旁蹙眉。闿运先生有长者之风，于是与之促膝谈心，生活如何，收入怎样，吃得饱穿得暖吗？女子渐渐回过神来，说是她刚刚经过故宅，睹物伤心……王闿运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以为这个女子不忘情，苗红根正、品质可贵啊，当即拍板，娶回家置为长妾。这个蹙眉的女子就是莫六云。当此事众口沸腾，督抚们兴奋得腾书相告。王闿运反以为荣！言：“吾妻名动六省督抚！”
关于莫六云，流传下来的资料不多。王闿运的朋友丁取忠具有窥视癖，专好观人妻妾。丁取忠目光如电，但一见莫六云来，丁取忠急忙就走开了。觊觎之眼都不愿再看，据说有人强迫让他再去看看，丁取忠终不愿再吃二茬罪，由此推测，莫六云的相貌自然不佳。莫六云性格执拗，后来干脆取名“大崽”。夫妻就像穿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两人生活却琴瑟和谐，恩爱有加。闿运这样自况：“得莫氏之力，隐居石门十二年，前负清了，且自奉精美，无复米盐之忧。”
徐珂《清稗类钞》还有一则相关妙文：
“咸丰中，（闿运）客粤府幕，纳粤女为妾，名大崽，宠爱逾恒。一日，设筵宴宾，席间极论文章之弊，附几兴叹，谓书须读秦汉以上，六朝以往，等诸徂郐。旋呼大崽出谒座宾，即黑且丑。一客乃拱手贺之曰：‘高论良当，诚春风时雨之化也。即尊宠亦古色古香，不屑屑作六朝标格矣。’王氏不知其诮己也，谔眙问故。客曰：‘世宁有如此六朝金粉耶！’一座大噱。然大崽善为清歌，每当花阴月午，歌一声月子弯弯，不啻白石道人雪野泛舟垂虹桥下，小红低唱，我吹箫也。”
光绪十年一月以后，因托梦兆，闿运改称六云叫“半山”（见光绪十年一月十三日《日记》），比之为宋元话本中的拗相公王安石。
在成都期间，莫六云见到木芙蓉，呼之为葵，“红葵”、“白葵”，因为在岭南均是这样称呼的。王闿运由此联想到柳浑诗歌里以戎葵比附牡丹，觉得很贴切。他认为，唐诗里凡是提到葵花，那么都可能是木芙蓉。当然了，向日葵是例外的。
到1884年时，莫六云怀着身娠，再次从湖南入成都，和王闿运团聚。半路在重庆梁平县梁山镇生下了最小的女儿王真，次年因病重死于成都。王闿运本年《七夕词》云：“爱河无岸也须干，辛苦东来一见难。话尽相思便分手，留将条脱任人看。”“条脱”即金手镯。六云病重期间，王闿运定制了金手镯为六云祈福。哪知手镯未成，人已先逝。
莫六云与闿运一共有21年的美满生活，她生了六个女儿，就是没有儿子，因为没有儿子，她临死都不暝目。王为之作《莫姬哀词》，感人至深。
《湘绮楼日记》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1887年11月6日）一条记有这样的文字：“夜梦会诸菩萨，余眷属多在。……梦缇（王妻蔡氏）先出，余后。当出旁门，余必欲由正门，门者皆为二轿所塞，旁有无数缝工设案，皆布衣，似未竟之业。余手掀轿开门欲出，且令缝工悉散，已而转念当付半山收拾。半山自内出，余云尚有一面缘，意其必留我。半山殊落落不相顾，但送余出门外。闻梦缇呼云：‘相公丢尽丑。’余大不然之。挥巾而誓曰：‘当与半山再为夫妇。’更誓曰：‘且生生世世为夫妇。’出门遂飞升，心身怡悦。但自闻喉息声，遂醒。”
这样的情愫，不啻于朝云之于苏东坡，似更有过之。所谓“戈儿”，用在闿运先生与莫六云身上，真是绝配。
今录两首王闿运的怀念莫六云之作：
其一（原无标题）
浙馆离筵渡鹊桥，送人甲帐伴文箫。
从今不作迁情梦，双宿双飞在玉霄。
其二 咏美妾浴罢
闲看芙蓉落玉堂，晚风新浴鬓花香。
书声更在秋灯里，篱豆垂垂络纬凉。
光绪十四年六月七日（1888年7月15日），王闿运的住宅失火，火烧得颇奇怪，并不窜上邻居家的屋檐。王闿运认为，这是因为迟迟没有安葬莫六云，六云以这奇怪的火来提醒自己。有人认为这是不合法度的“奢僭之咎”，并认为“他人不足致灾，先生乃可致灾耳”，王闿运自认自己远未到这个颓废程度。
唐帽顶当了一回月下老人
官场人士总是渴望利用亲上加亲来拧成一股绳。张之洞督四川时，王闿运托人将女儿许与张之洞曾经过继出去的儿子；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期间，他又将自己的第七女王莪（乳名棣芳，莫六云所生），许与丁宝桢的第八子丁体晋。这就是“王七”配“丁八”，但绝对不是许配给“丘八”，真绝了！何人作媒？乃是王闿运请唐帽顶出马而一举撮合成功！这事在《湘绮楼日记》光绪五年十一月一日（1879年12月13日）的日记里有明确记载。真到了女儿出嫁当日，唐友耕为王闿运送来的，不过是一大盆祝愿吉祥、长春的“万年青”，这其实是大有深意的。在四川、江南等地婚嫁造房民俗中，万年青属于一种很重要的吉祥植物，“韩湘子送万年青”可能是其源头。万年青与吉祥草、葱、松四品，并列盆中，隐喻四季如春。女儿出嫁之日，父母会给女儿一株万年青，这就意味着，唐友耕在这场婚宴中，自诩是“王家”之人，扮演“嫁女”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