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儒与一省总督就此便成为儿女亲家，并由此保持了与四川大员的深刻关系。团结一致向前看。大儒总是目光如炬，审时度势，献言献策，张之洞每年白白奉送六百金与他，丁宝桢、刘岘庄都有同样的举动，因此他在成都与湘潭之间奔波，也是生活得有滋有味。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好不快哉！他的日记充斥了饮宴、打牌、玩乐的豪华生活记录。
我反复查阅《湘绮楼日记》，王闿运与唐帽顶订交的时间是：他们首次见面于光绪五年四月初十（1879年5月30日）。这种往来一直持续到光绪八年六月初一（1882年7月15日）。三年多时间里，是不是武人送礼宴请太多了，礼贤“上”士，因而大儒觉得拿人手短，不得不应酬呢？我觉得问题不是这般简单。因为随着交往的深入，王闿运开始发现这个武人的过人之处了。不管怎么说，唐帽顶与大文人的觥筹交错，显然起到了“互惠互利”的作用。
他们的首次见面在王闿运日记里也有表现。王闿运到达成都四个多月后，在光绪五年四月初十日《日记》里他特意记载说：“唐友耕总兵来，字宅坡，号帽顶，照通（蒋蓝按：应是昭通）山盗投诚者。言语有小说气，余误问其所以至蜀，遂言之不讳，似胜杨玉科。”
这是一段十分珍贵的描绘，等于把唐友耕的耿直气质活脱脱展示出来。在阅人无数的大儒心目中，一个人有“小说气”乃是具有生龙活虎的市井气。而谈及出身，唐友耕不以为忤，他具有极强的控制能力，干脆把自己的底牌翻转出来。这在十分讲究“正朔”的时代，体现了唐友耕的豁达。王闿运提到的杨玉科，是云南近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其前半生镇压回民起义“战功卓著”，由最下层的把总擢升至一品大员的提督，获赏“正一品封典”，承袭“轻车都尉世职”，晋“二等男爵”。起义军的鲜血染红了他的帽顶，是除岑毓英外的第二号刽子手。初初一见，王闿运已经认为唐友耕在杨玉科之上，真是闻名不如见面，他对唐友耕的率直产生了好感。
屹立在都江堰的丁宝桢塑像。 蒋蓝/摄
第二天即四月十一日，王闿运即“出拜帽顶”，由此拉开了“浓得化不开”的交往史。
对于一如市井水准的蜀地官场和文人，王闿运怎么会放在心上？这等人一方面是脆弱而狡黠，另一方面又是头脑冬烘，无法交谈。王闿运在当年十一月二日（1879年12月14日）的《日记》说：
“自院外生者，人品以帽顶为最优，议论以帽顶为可听，殊为可慨。”
为什么要“殊为可慨”？显然，读书人早已言语无味了，反而是武人以生活的本味直指人心。就是说，他在尊经书院之外的蜀地交往中，唐帽顶是最佳交往人选。唐友耕的人品能得到大儒如此好评，也属难能可贵了。
反过来看，唐友耕绘声绘色演绎出来的与石达开的战事，也极大地丰富了王闿运《湘军志》中的内容。
王闿运同样描绘了那个时代四川官场的娱乐生活。其1879年10月6日的日记记载：“与绶廷及岳生同步穿少城，至武担山看石镜，便至芮园小酌，看墨池书院。主人芮少海招余及督府诸客夜饮，会者十一人。……督府诸客艳言‘瑞华班’之难得，因议召至唐宅演之。”这一帮官员里，唐帽顶是主角儿。众官邀请川戏“瑞华班”演戏，也是由唐帽顶出面筹措，演出地点就在文庙后街的唐府。王闿运也带莫六云赴约，大饱眼福。回忆到此，唐振常先生不禁感慨，自己家的后花园虽然经过父亲唐仲威的改造，已经半中半西了，但是大戏台巍然存立，因为想到大儒王闿运竟然在自己家里看过戏，真是“与有荣焉”[5]。而在我看来，通过这一段交往，唐友耕身上的戾气多多少少得到了洗淘，表面上看他更是“正朔”之辈，而他的书法造诣突飞猛进。这莫非也是得力于王闿运的点拨？
“瑞华班”呼声甚高，后来又应约在唐友耕住宅上演过《玉堂春》等川剧折子戏。即便是同一剧目，川戏的风格与京剧的典雅严谨、含蓄隽永恰恰相反，宛如直接摘自于田野的果蔬和辣椒，又麻又辣又热，蜀地语言、文化中特有的“消解”意味萦萦而起。尤其是“三堂会审”这一场，从剧本到表演，无不充分体现了川剧中喜剧的特色：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瑞华班”里有一个姓孟的女主角，托辞天冷，虽仅演了一折就施施然退场，但也让看客大呼过瘾。
唐友耕大宴宾客，王闿运眼福、口服俱至，大快朵颐了，回家却在当天日记里写了一句“浪费非豪举也”。想来唐友耕铺张太过，让人有点招架不住。不料演出后的次日，唐友耕来到王闿运宅，说李湘石准备告发他，理由是说他过于“骄横”。王闿运认为“此心多疑，非豪士也。”大儒的笔法，在此可以有两种结论，一是指唐友耕，二是指李汝南。
李汝南，字湘石，四川温江人。同治三年（1864年）优贡。1870年在京城广交名士，工书画。高丽贡大使在京城，请作草书墨兰，献给高丽王。川督丁宝桢礼聘入幕。后来授福建福鼎知县，未出都而卒。我估计，怕是李汝南没有得到唐友耕邀请而怒火攻心所致吧。由此可见，宴游也是官场十分重要的内容。
后来唐友耕干脆把“瑞华班”请到家里唱起了“堂戏”，成为了成都官场一个休闲重地。因为被李汝南诬告，他一度把戏班子遣送出城，待风平浪静后再接回来。可见他戏瘾之深。
这个戏瘾，肇始无疑来自大关的傩戏。大关傩戏经过长期改进，融入高原本土，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表演方式，表演角色分生、旦、净、丑四类，其唱腔有“九极十三腔”之说。曲牌有《西江月》、《哭梧桐》、《柳含烟》、《豆芽黄》、《洞中春》、《梅花咏》、《二簧腔》、《高腔》、《哭声腔》和《走板》等等。演员必须具备唱、做、念、打和手、眼、身、法、步的表演艺术及扑、翻、打、斗、踢的诸多功夫，演出时既有武场伴奏，又有丝竹管弦的文场设置。
在成都上流阶层，傩戏登不了大雅之堂，川戏才是上品。
看戏，宴请，交游，几乎填满了王闿运书院空间之外的业余生活。再如其1883年7月26日的日记：“申正至江南馆，顾家山设饮，朱小舟、幼耕、凤茀堂同集，甚热，亥散。”这里的“幼耕”，自然是“友耕”之笔误。可见那个时候成为官场的饮酒、听戏的公共活动空间，会馆已经峭拔其上，构成了达官贵人“出尘”的高台。
清中叶以后，成都的会馆逐渐林立。紧邻浙江馆之外，有江西、安徽、江苏三省合建的“江南会馆”，位于大慈寺西侧，里面神位极多，戏台多达七座，随时都在办神会——演戏。名谓“乐神”实为乐人，因而冠盖云集，在成都堪称人文荟萃之地。光绪年间，江苏盱眙人吴棠任四川总督，后署成都将军，他特意从江苏昆山训练一批唱昆曲的科生来成都供官场宴乐，号“舒颐班”，取开口而笑之义。这个戏班后来留在了成都，与川剧融合，对川剧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在光绪五年七月八日（1879年8月25日）的《日记》里记述说，“莫总兵送烧猪鹅鸭，无所用之，以与唐帽顶。”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莫祖绅总兵央请王闿运为其“募修北路”而写序，在大热天竟然送这等粗糙食物，王闿运还可以用来做顺水人情，这固然是王闿运第一次给唐友耕送礼，而稍后唐友耕回赠的礼物不过是甘寒的昭通梨子，但也暗示我们，晚清时节的四川成都，官场生活水平远非我们推测的那样奢侈。
老师的生活态度，不能不反映在他对弟子的看法上。尊经书院的学生众多，最突出的是廖平、宋育仁（芸子）、吴之英和杨锐，才俊中有“院中八景”之称[6]。但是，有其师未必有其一成不变的弟子。
王闿运认为“富顺才子”宋育仁的文章最好，日后必有大作为。与对廖平的态度相左，他更喜欢这个淳朴而恭谨的学生，他甚至爱屋及乌地把对宋育仁的看法讲给唐友耕听，暗示宋育仁经济情况不佳，何况遭受了一次意外变故。唐友耕是何等心机？他是一踩九头翘的人，立即送上了丰厚礼物：数套刺绣衣物以及大把银两。但宋育仁却是一介孤僻的耿直之人，认为唐帽顶不懂“礼仪”，向毫无瓜葛之人贸然送上大礼，必有不轨意图。他竟然不知趣地退回了全部礼品，也不登唐门致意。夫子王闿运自作自受，只好亲自把礼品送还唐府。但这丝毫没有让王闿运不快，他在同治六年十一月（1867年12月）的日记里称赞宋育仁为“耿介奇士”，足见对弟子的称赞。
成都宴游以及纵横家的心机
王闿运毕竟是诗人，教学、写作之余，已经被各地官府、文人的宴请弄得有点焦头烂额，但他也乐在其中。既是诗人，风景木头一般不动，乃是纸糊的风景，何况路上佳丽闪动，直入梦境。人一旦动起来，眼前就是内心流动的山水了。
王闿运不但游历了乐山、峨眉、五通、夹江、眉州、宜宾等地，西蜀坝子周边的青城山、都江堰、华阳县、天彭阕、彭县丹景山牡丹、新都的桂湖、宝光寺、金堂沱江风光均一一涉猎，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王闿运集句题尊经书院的对联是：“考四海而为巂；纬群龙之所经”，足见其纵横捭阖之气。前句出自晋代文学家左思的《蜀都赋》，后句出自汉代史学家班固的《幽通赋》，十二字涵盖撰集者的巨心和魄力，也寄寓着他对巴蜀弟子兼包九流、汇通四海的殷殷厚望。如果把它理解为“校训”，这大概可算古往今来所有书院、学校校训中最有气魄的一个了。至于成都范围内的名胜古迹，诸如洗马池、欢喜院、少城、浣花溪、锦官驿等等，他自然不会错过，留下了许多佳句。
1914年前，成都新西门通惠门。选自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
唐友耕有权有势，自然不会放过这些陪同名人“走一遭”的绝好机会。
王闿运的日记记述道：
“出城赴稚公草堂之约，城外泥淖，秋色无可观，唯溪水洹洹颇有凉意，无端感触，咏‘出门望佳人，佳人岂在兹’之句，正不必情事副风景也。至少陵祠，幕客至者九人，武有帽顶，文则馆师，为二客也，稚公二子均从，唯见其小者。中饭微雨，菊瘦而高，殊不及湘中。”[7]
从这深文周纳的行文可知，唐帽顶并不在王闿运邀集的游人当中，他显然是强行加盟的“客人”。我估计唐友耕之所以执意前来，他是利用这个交游机会来请王闿运吃饭，以便得到教益。在王闿运心目中，能够与他交谈的人甚少，“唯稚公、季怀可谈”，可惜知己并非能时时见面，他显得兴味萧索。再出成都南门，至宝云庵，访百花潭，终于在二仙庵遇到了尊经书院学生16人，院生之于老师十分尊重，他心情好转，当场赋诗：“澄潭积寒碧，修竹悦秋阴。良时多欣遇，嘉会眷云林。”
不知道在这儒者云集的场合，唐友耕有什么表现。我估计应该是颇为有趣的，一方面要岸然道貌，另外一方面又须体现虚心问道的表情。
这个戏，真不好演。
唐友耕的常久施善，自有报达。在《湘绮楼日记》中，我发现自此以后，他们之间的往来逐渐增多，后来几乎达到隔一两天必会晤的程度。王闿运办事，路过唐府，也要进去稍坐片刻，歇息一番，喝几盏茶再去办事，可见已到十分写意的地步。稍后，唐友耕正式升为四川提督了，大儒接到唐友耕请求，王闿运无论如何也要为唐帽顶正式写点东西了。
1905年，纪念骆秉章的骆公祠。 【日本】山川早水/摄
他在赠诗前的“题记”里写道：“四川提督久阙实任，牙门荒芜。唐泽坡新建旗竿，因题为贺，作绝句二首云——”
其一
锦城烟景静濛濛，
二月寒深花市东。
惟有戟门堪跂马，
旗竿吹雨识春风。
其二
三边无事鼓声和，
五丈高牙树。
不待晴光薰翠羽，
柳旗阴处飐春多。
从贺诗里可知，朝廷对唐友耕的提督任命是在1881年（光绪七年）初春下达的，唐友耕立即在提督府门前立起了壮硕的旗杆，可以想见他是何等“春风得意马蹄疾”。而在《湘绮楼诗集》里，这两首诗有了标题，叫《旗竿（杆）二首》。当年二月廿日的日记里王闿运补记：“昨见提督立旗竿（杆），挽架甚盛，作绝句二首。”诗里均以马为喻，暗示唐友耕脚下所指示的方向有多个，也就是将面临多个叉道。这分明是一种警策，只是不知道唐友耕能否在春风得意之际明白脚下蛰伏的危机。
王闿运离开成都尊经书院返回湘潭，时在1882年。新春之际，他给四川官员写了很多感谢信，他自然不能忘怀唐友耕。他的慰问信写得情深意长：
泽坡仁兄军门节下：
三年款聚，厚爱先隆，携取如家，求施不厌。别时既承早饯，又拜多珍，琼玖投难，但歌永好耳。新春受福，四境同康。节度从容，仍开高会。坐少一客，时复相思。
闿运顺水还湘，将春入室，家庭纷冗，酬接疲劳。亡子葬地尚无期，讲舍已将起馆。命中少暇，世上多缘，遥羡清尘，堪推整暇。西云可望，良讯时传。专肃申谢，叩颂双安，并贺年喜。[8]
从内容可以知道，三年来唐友耕对王闿运是礼数备至、尽力结交的。王闿运临行，唐友耕一早为他及其家人准备了丰盛的宴席。推想起来，应该必有锦江码头送别一幕。因为王闿运出入成都多次，均赖锦江。三国之时，诸葛亮送费祎出使东吴，因有“万里之行，始于此桥”的感叹，万里桥就此成为锦江文化的地标。无论是人头攒动的水东门货运码头，还是运送盐糖、布匹为主的合江亭码头，抑或因木柴而兴的九眼桥码头，浪涌人聚，千帆竞流，逐渐形成上起新南门、下达望江楼的庞大码头聚落。这一线均为锦江码头。
王闿运在光绪五年来蓉于年底返回湘潭时，唐友耕也来码头送别。当时王闿运向唐友耕借款“五百金”，用于支付尊经书院的公车费。其后日记里，记载了还款事项，但后来又向唐友耕借400两银子，自此王闿运飘然东还湘潭，未见还款。可见，唐友耕为尊经书院做了点儿贡献。
挥手作别。春水明媚凝脂，烟光梦田含翠。置身锦江码头，思接千载，知锦江之高义；逝者如斯，念崇丽之无尽。
自此之后，他们再未谋面。
从宋育仁在陕西街失窃案看王闿运断案
宋育仁遭到了什么“意外变故”？《湘绮楼日记》没有详细记载，但从王闿运的书信中就可以得知真实情况，并把四川提督唐友耕扯了进来。
宋育仁（1858～1931年），字芸子，号芸岩，晚号复庵、道复，四川自贡市仙市镇人（原属富顺县）。清末“新学巨子”，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一代杰出报人。宋育仁初读尊经书院时，约在同治六年十月左右（1867年11月），估计是学校住宿住不下了，只好住在陕西街的一家旅社里。某天突然被窃贼光顾，盗走了他本就菲薄的行囊和衣物，这让他大受刺激。王闿运得知后，在宴请中把此事告诉了唐友耕，这就引出了唐友耕蓦然对宋育仁嘘寒问暖送银子送衣物的后话。
从王闿运致宋育仁的回信来看，显然宋育仁写了一封给老师的致谢信，连同唐友耕送来的物品，根本不屑于开启，一并交到了王闿运家。从礼数上，王闿运对学生的处境深表同情，但对他某些天真的想法不以为然，加之他“语多悔愤”，更鉴于“儒者处世未能坦怀而多有物累”，于是写了这封长信予以开导。开头就讨论了由小及大之“贼”，王闿运宛如老吏断案，采用了顶针回环之笔法，烘云托月：
今世政废久矣，尝以数大臣共守江南名都而忽然被盗，又尝以七卿四相诸司数千百人共守一京师而忽然被盗。天下之有四川，四川之有省城，省城之有陕西街，陕西街之有客店，客店之有宋孝廉，宋孝廉之有衣箱，衣箱之有衣，诚不可云太仓之一米矣。一旦被盗，而曰有司之责，何其重视有司乃至于此耶？然既告之闿运，闿运固非有司之比也。遣一能缉捕者侦之，而唐提督乃与闻其事焉，非其无因而横相干也。唐提督侦之而惧我之穷其事，则谢曰是不可治，牵涉多矣。吾适有衣可偿，则未知盗者之即为唐提督所遣耶？抑别有有力者主之而不可诘耶？[9]
王闿运明知道这区区盗窃案与唐友耕无关，但他用了一个“大胆的假设”，直问宋育仁：如果这一盗窃案是唐友耕或者另外的大人物主使的，你又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王闿运自问自答，等于告诉了学生一种处世哲学：唐友耕看在王闿运面子上，为你送来了衣物，“受其衣，答其意；不独答其意，我之所求在此也。”那么“偿于盗与偿于官、偿于友、偿于路人，有以异乎？”既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那么唐友耕赠送的衣物，不但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必须接受的。王闿运干脆挑明了实质：他不是重视你宋孝廉，而是重视我对他的看法。
因为唐友耕固然渴望结交儒者名士，你明白了这个目的，也应该投桃报李，而不应该一味谢绝，这就等于得罪了对方的一片好意。
但王闿运对宋育仁退回唐友耕赠送的数千银两却大加赞许。“辞其银，示之义；不独示之义，且以杜其后日无穷之求与一时自得之一意，以为凡武人、官人而有财者，必意揣天下之儒生、文人皆好利而忘义。故凡与世人交，不可受其铢两之赠，非矫激也，受之则彼轻我而交不终，亦全交之道也。……”
王闿运语气一变，总体分析了学生的举动：“两俱受之，两俱还之，如吾弟今日之所为，亦绰绰有裕。而至谓其无重士之道，与悔其往见之辱，这大谬于情，而亦不安于义。”
通篇数千字里，这是一段分量最重的训诫！
该如何安顿“情”与“义”？
因为宋育仁认为，唐友耕送礼之举是有违“重士之道”，而且他竟然认为，自己必然应该去武夫的官邸答谢，就等于让儒者受辱。王闿运毕竟清醒而豁达，又予以谆谆教诲。他认为，唐友耕的“重士之道”还是真实的，不要妄加比附，那些表面上比唐友耕看起来更为敦厚的君子，哪天发迹了，“一阔脸就变了”，说不定他们还不如唐友耕呢！
末了，王闿运提醒学生：“海内甚大，斗室甚宽，一日甚长，百年甚促，不求孔、颜之乐，而作窘迫之囚，盖其犹循俗情，未闻通论。”渴望学生将纸上学问与知人论世“打通”的希望，想来对宋育仁是振聋发聩的。
孟轲《孟子·万章上》就称：“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一介不取，取伤廉，这个意思很好理解；一介不与，与则伤惠。什么意思呢？“一介古来难取与，先生伤惠我伤廉”，但大人先生未必因为馈赠就伤及其庞大的储备啊，那正是他们的“义”之所在。宋朝诗人虞俦在《和郁簿述怀古风》里说，“平生一介重取与，邈祝不义如云浮”，显然也与宋育仁一样，均是书生之论。
从这些情况来看，贸然送礼的唐友耕还蒙在鼓里，尚不知由此引起了师生之间的一番议论。看来，他的送礼结交文士之举，也收到了意料不及的效果。由此，书生宋育仁才开始明白何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了。
宋育仁与老师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王闿运去世前夕。在王闿运保留下来的书信里，他与宋育仁的通信有10封左右，是尊经书院所有学生中最多的。
在成都民间传说里，唐友耕还慨然资助过不少落魄的武将与文人。在我看来，一个人变得比较从容地看待钱财，往往在于他早已经作为钱财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象而历尽了磨难。非如此，那就说明他至今还在饱受钱财的侮辱与损害。
王闿运对钱的看法无疑是深得儒学中源的：“残年催迫，门无债主而囊有余金，此足傲曹国夫人，不独夸示画界钦宪也。”
可惜的是，弟子的狷介，并未扭转王闿运的交友眼界。见过大世面的他，长袖善舞，与唐帽顶依然打得火热。以至于他在日记里又感叹应酬之多，使自己不胜其累。那时王闿运的女儿们就像要与他作对一般，妻妾们生产的多为女儿，这让他的经济处境十分不妙，他有四子十女，因而有“多女累于多男也”的感叹，这个子女情况，与唐友耕很是一致。但王闿运坚持了儒者的最后底线，不接受官人的银子馈赠。他不时受邀到唐府，酒酣耳热之际纵横捭阖，纵议天下。他心雄万夫，在致宋育仁的信里曾经自谓：“青油幕看人面，未若鸦片灯前读我书。”让唐帽顶恍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渐知学术妙境。
我可以举一例：
《湘绮楼日记》光绪五年八月十一日（1879年9月26日）记述了一件事，说成都看守人、富顺籍拔贡出身的张芝，时为成都“看守人”，因为武断颟顸，估计要被逮捕法办了，就脚底抹油仓皇出逃。张芝摆下了一个迷魂阵，他让两个妾出门张扬，吸引官丁，“其少者美不可言”。这件事，在王闿运与唐友耕闲聊中，大儒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张芝“此人如驽马恋栈，不能远也”。第二天唐帽顶就来见王闿运，报告侦破结果：张芝果然在成都城附近，已经被抓获。为此王闿运特意记了一笔：“唐颇服余胸次之阔达。夜雨不寐。”受到恭维，夜不能寐，大儒也不能例外啊。
因此，唐友耕后来在家里做出决断，十几个子女不要习武，一律猛攻诗书，少闻窗外事，为此还聘请家庭教师辅导子女。
四川饱受战乱，文风保守，在西学东渐大势影响下，蜀地大儒们开始注重书籍的刊布，当时校对、刊印古籍之风在成都蔚然成风。受此影响，唐帽顶开始亦步亦趋涉足出版业了，那才是流芳百世的唯一途径。为此，唐友耕已经为每个子女准备了2000余亩的巨额田产，他解除了子女们一心读书治学无力治业的破产之虞。
唐友耕处于官场游戏规则制约之下，他总是以钱财和热情维系着自己上下左右的链环。不要说对丁宫保、王闿运之流，即便是贵州籍官员号召大家为修缮大儒王阳明在贵阳修文县境内的“阳明洞”，唐友耕也捐款200两银子。如今位于贵阳城东扶风山麓、始建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的“阳明祠”边，也刻有四川提督唐友耕的名字。
唐家致力于出版的名山事业
清代图书业在乾隆以前，无论是正统著作还是稗官野史一般而言皆有成书，记述未必得法但总可备参考，到乾隆以后内忧外患，一如梦魇，政府既无从容编述的人力，更无庞大的编修费用，太平天国、捻军、李蓝起义与清军多年拉锯战对财政消耗太大了。在这一背景下，曾国藩、骆秉章总督幕府军师黄彭年、李庆云等先后设立书局，纂集案牍，以保存国故；王闿运入主成都尊经书院后，蜀学开始复兴，传播新式学术理念的书局也逐步在成都涌现。唐友耕涉足图书业，显然是受到了这两股风气的左右。
而黄彭年的经验之谈恐怕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他曾经说过类似“翻底牌”的一句箴言：“刻书最易传名。”
晚清成都“天才学者”刘咸炘曾经在《推十书》里提出过一个富有深意的观点：“夫蜀之多文，以江源也。而峻谷急湍，奔趋出峡，渟回涟涣，乃在五湖。滔滔东流，人文亦随之不返。天耶，人耶？亦可慨矣。”[10]这明示了蜀地作为人文发兴之地而匆匆流逝的历史性脉络，加之连年兵灾，蜀地文脉枯萎，读书人头脑冬烘。《唐友耕年谱》里承认，正是着眼于此，唐友耕才慨然涉足图书雕版。
唐友耕晚年居住成都，在骆秉章“释兵权”的暗示下，解散了自己亲手组建的数千振武军。在大儒王闿运影响之下，唐友耕着手刊布的古籍，是大型古代文学总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等7种。
我能够见到的证据，是围绕清代著名学者赵翼笔记《陔余丛考》的版本。此书43卷全16册，先有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庚戌阳湖赵氏湛贻堂刻本，后有光绪年间“大关唐氏寿考堂藏版”。馥笙张选青校正、心舫唐友忠参阅。唐友忠就是唐友耕的弟弟。
来历是：乾嘉之际阳湖赵氏湛贻堂所刻《瓯北全集》板片，在光绪年间归滇南大关唐氏寿考堂后，继续印刷。《陔余丛考》卷末署名“心舫唐友忠参阅”，这是一种风雅的“附骥”之举。唐友耕在成都期间，曾重刻《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内封署“寿考堂藏版”。这似乎可以认定，唐友耕光宗耀祖的具体工作，是由弟弟唐友忠率先开始推行的。
文化的接力棒传过来，光大这一名山事业的是唐友耕的六子唐鸿学和九子唐鸿昌。
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长篇前言的第八部分《道咸以来之翻刻与校勘》里提到：
“唐百川本名鸿学，后以字行。云南大关厅人，四川提督唐友耕第六子，捐班道员。曾任四川官印刷局局长。其父在时，营粹英堂书肆于成都，刻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百川继之，刻有《怡兰堂丛书》。又为（四川）布政使许涵度刻《三朝北盟会编》。颇治目录、版本、校雠诸艺。卒于一九四四年前后。晚年闲居，以校勘《华阳国志》自娱。用二酉山房刻本为底本，每得一条，书签贴于文上，或朱或墨，凡约三百条左右。大抵采辑《初学记》、《太平御览》引文及《函海》与《汉魏丛书》本异字。随得随贴，未及竟业而死。其底本八册用木匣精装，现归四川省图书馆。原贴似用口津，今全脱落，颇有零乱。人以其贡献不大，未甚注意。本书校注每亦采之，凡称‘唐笺’者是也。”[11]
这个记载，可以从民国傅崇矩编纂的《成都通览》中的《候补各官姓氏·候补道》一栏里得到佐证，我终于发现了“唐鸿学百川”的名字位列其中。可见，唐帽顶在与官场文人互利互惠的濡染中，一心要在文化码头上岸。不过我查阅了成都众多史料，依然未找到有关“粹英堂”的进一步资料，倒是发现了数十种以“滇南唐友耕”之名刊布的古籍，范围遍及经史子集。至今我在古籍拍卖的网站上，尚能见到“滇南唐氏”民国精印本的频频亮相。
这里仅举一个近年我看到的例证。
我在2002年6月19日《中国文物报》一版上见到一则报道，北京中贸圣佳拍卖公司由日本有邻博物馆征集到米芾的《研山铭》，此事在国内外书画界、拍卖界引起强烈关注。启功先生在鉴定《研山铭》后感慨良深，说此铭还有一件“姊妹篇”，现藏重庆博物馆。“姊妹篇”即罗聘等合作的《研山图》卷。
该卷的内容颇多，是诸多内容的合装卷。主要有翁方纲小字隶书《宝晋斋研山考》、罗聘之子罗允缵绘《宝晋斋研山图》、研山拓本、罗聘等绘《合作研山图》。其中最重要的是研山拓本和翁方纲考证。《研山图》卷钤有“怡兰堂书画印”藏印，显然这一国宝为云南大关人唐鸿昌、唐鸿学所得。上面还有“治园所藏”与“王缵绪印”，后来又为民国时期四川西充人、军阀王缵绪所得。王瓒绪自称王安石后人，齐白石特为王缵绪治印“半山后人”。1949年，王缵绪在四川率部起义，将此卷捐献与当时设在重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1951年在重庆筹建西南博物院，该卷遂为博物院所得。1954年，西南博物院改为重庆市博物馆，该馆珍藏至今。
该卷的珍贵在于：因米芾研山亡佚，赖此卷研山拓本得其概貌，可与米芾《研山铭》、苏氏易去之研山“图”相辉映、佐证而成“完璧”，是研究米芾研山的珍贵资料；翁氏考证详尽，且其小字隶书颇为难得；罗聘等合作研山图，艺苑佳话；齐白石刻印，亦添佳色也。
公允地说，唐百川的治学水准远在其父之上。他精于版本校雠，其批注的《世说新语》本等广为大学图书馆庋藏。我考证过四川官印刷局情况，于1890年开办，地点就在成都东玉龙街。唐百川出任四川官印刷局局长，利用条件印制了多部《怡兰丛书》，也是以“滇南唐氏寿考堂”名义陆续点校古籍刊布于世。
唐老九的眼睛
唐友耕另外一个儿子唐鸿昌（字少坡，一字少公）在家族大排行第九（《年谱》记载称“七子”），是唐友耕与李夫人于光绪七年（1881年）所生，可谓老来得子。唐鸿昌后常以“唐九”、“老九”为名号，他在成都大邑等县有父亲分赠的良田2000余亩。老九很聪明，深得父亲喜爱。他幼年时，唐友耕特意为小儿子延请了专馆老师邱春生，邱春生曾经在江浙、福建奔走多年，与大书画家赵某有交往。在先生影响下，唐鸿昌开始对书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爱好，渐入门津。自然了，他对生计却毫无心计，全力以赴浸淫于搜集古籍字画与金石古碑，甚至不惜倾其家产。古语“穷不习武富不读书”，到他这里才终于发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哪一样不需要白花花的银子呢？他十几岁就介入书画市场，但江湖骗子多多，让他吃尽苦头。唐鸿昌写得一手绝好的书法，于书法而言是早已登堂入室，足可维生。为开阔视野，他游历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与书画名家切磋，细心揣摩古画真迹，由此胸襟大开。到30岁年纪，唐鸿昌的阅历已经炉火纯青，大凡所谓的名家书画，经他一看，立现原形。
1902年前，四川衙门影壁上的瑞兽绘画。
他晚年寓居成都，以鉴定字画、金石为生。但他从来不会因为区区鉴定费而随口迎合，这又让他得罪了不少附庸风雅的达官贵人。晚年时节，他曾言自己鉴定眼光的一番来历：“我这双眼睛，是2000余亩田地换来的！”这是一句概括力极高的话，远非如今牛皮哄哄的碌碌鉴定家们能望其项背。我考察其介入过的不少作品，诚言不虚。
所以，民国初年的成都，巴蜀书画界不能不承认，所谓的名人字画，必得要经过两双眼睛的鉴定：一双是老九唐鸿昌的，一双是沈少成的。
这里，还有一个趣事。
民国时期，成都童子街有一家叫“赏古斋”的装裱行，老板老金跑滩多年，为人诡诈，用成都话讲叫“秘头儿”，这个词专指那种藏龙卧虎之辈。当时成都的警察厅张厅长喜欢字画，尤其对“清初四王”的作品志在必得，为了区别于后来的“小四王”，所以又称为“大四王”。“大四王”虽都以摹古为能事，但各人的面貌也有所区别。厅长先后弄到了王廉州、王烟客、王麓台的作品，独缺王石谷。金老板何等精明，立即答应效劳。
他的效劳，不过是制作精良的赝品。老金是搞装裱的，可以找到老纸、老墨、老印泥，他又请了两个作伪高手，细心揣摩王石谷笔法。这幅长八尺、宽近三尺的作品完成后，他又放到箱子里，熏上几个月，让画褪去“火气”，显得古意盎然。但厅长懂得起，一定要请成都的“两双眼睛”到场，他们开口才算数。怎么办？
沈少成本来就是张厅长的门客，老金拿银子当眼罩，把他牢牢罩定。这自然没有难度，沈少成的眼睛等于是摆设。而这个唐鸿昌却难以对付。老金打听到，某天唐鸿昌要去大邑拜访朋友，据说要过了中秋才回成都，他一走事情就好办了。这个时机万万不能再错过。
作伪是一个细致的系统。老金在成都存古巷安排了一家所谓的浙江籍的官宦之后，多多打点，一场戏开始上演。万事齐备，老金请沈少成、厅长一行前来官宦之家看货。存古巷是和金泉街垂直的小巷，可以一直通到锦江。存古巷里有好几处雕梁画栋的建筑，著名的“水井坊”就在附近。来到一栋四合院内，家具、陈设无一不散发出只有官宦之家才能散发出的特殊气味。主人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举止文雅，操着江浙口音。来到书房，取出包装甚为严密的古画，缓缓打开，大家屏住呼吸，厅长眼睛都亮了。沈少成沉吟半晌，不断点头，官宦的后人哀叹家道中落，只好出卖祖宗的遗产。老金赔笑，不断叹气。啊啊，买吧，机不可失，才2000大洋！厅长入其彀中，慨然付款。
几天里，厅长沉浸在喜悦中，以他的眼光，平时这事就该过去了。但也许是宠爱有加，他反反复复地看，又找出画册里王石谷的作品，逐渐感到了一丝不安。为什么？他觉得这幅八尺大画太便宜了。他私下让亲信暗中打探，唐老九何时回来。
中秋早过了，好像没有打听到什么消息。有一天厅长问沈少成：“我想请唐老九喝茶，顺便问问手头的一些古画。”
“厅长是不相信我么？我看过的东西，绝对错不了。再说，这个唐老九行踪飘浮不定，好像在省外，没有回来啊。”
厅长一听，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唐老九听到这个传闻，他也很想开开眼界，一览王石谷的真迹。厅长以前与唐老九并不熟，因为有沈少成在当中碍着，干什么事都是隔的。一会儿听到门房报：“唐九爷到了！”
只见一个中等身材的人，盘子脸，黄须落落，有点未老先衰，他手提拐棍，另外一只手还拿着叶子烟杆，缓步而来。
这是成都金石书画鉴定、收藏家袁愈高先生提供给我的。在其早年购买的一批印谱原件中，除《沈贤修印谱》之外，尚有署名《何氏藏珍》的印谱，其中有唐友耕儿子唐鸿昌（少坡）的题款。
唐鸿昌（老九）题款
唐老九站到王石谷的作品面前，看完画作，再看题款、印章，看完之后默不作声，用奇怪的眼光盯住厅长。看得厅长心头发毛：
莫非我也成了歪货？厅长会意，屏退了左右。
唐老九问：“花了多少银子？”
“2000大洋。”
“应该说，这还是花费了不少功夫的。可以！”
唐老九找了一个静僻处，取下水晶眼镜，点起叶子烟，对沈少成说：“这些笔法，你有！”
“九爷这是什么话？”
“我是说，王谷石的皴法，你画得出……”说完，唐老九打了几个哈哈，走了。
一晃，三年过去了。
厅长还是厅长，老金还是老金。厅长继续找老金买字画，老金不断寻找出宝贝。一天厅长来到童子街的“赏古斋”，恰好老金不在。在客厅里，厅长见到一个老太太，尽管一晃而过。他总觉得眼熟。一问，伙计说，这个老太太就是金老板的丈母娘。
“啊啊，我明白了。一帮狗日的！”
厅长回到警察厅，立即下令查封“赏古斋”，逮捕金老板。审讯了大半天，一惊一乍，金老板已经吓得屁滚尿流，全部招供了如何设局的过程。金老板只好卖了乡下的田地来偿还这笔孽债。脑袋算是保住了，可是名誉扫地，已经很难再在成都书画界混饭吃了。而让厅长愤怒的，还不在于这钱，而是大人的面子。几个鼠辈就可以欺骗自己三年，那么自己那些古人字画，还有多少是真的呢？他越想心里越不舒坦……[12]
由此可见唐老九的艺品和人品。
另外，唐鸿学、唐鸿昌锐意搜罗典籍书画与金石文物，为近世蜀中收藏界巨擘，也是近世蜀中屈指可数的版本目录学家、出版家、书画鉴定大家。
兄弟两人与民国初年四川文人雅士、官员、寓公广泛交往。2012年5月，唐家后人对我回忆说，因为唐老九手里有一部宋版《淮南子》，军阀杨森决定用黄瓦街上的一座公馆予以交换，但被唐老九婉拒。在他们的交往史中，不乏如曾佑生（姓曾名敏，字佑生，四川广汉人，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碑帖拓片收藏大家，兼擅椎拓，民国时蜀中汉砖拓片多出其手。生前和易均室先生均居玉泉街）、李鸿裔（1831～1885年，字眉生，号香严，又号苏邻，四川中江人。官至江苏按察使、布政使衔。罢官后，家住苏州。精书法，著《苏邻诗集》）、林思进（1873～1953年，字山腴，号清寂、清寂翁，室名清寂堂、三十六松馆等。四川华阳人。30岁中举，后即东渡日本，回国后授内阁中书，著名的古文学家，诗与赵熙齐名，并称“林赵”）、芮善（字敬予，民国四川画坛领袖）、徐无闻先生及其父亲徐鸿冥以及黄宾虹、张大千等名士，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文物古迹的存留。
我见过唐鸿学、唐鸿昌兄弟收录、秘藏古本上的题跋，这些秘本也引起了吴虞、徐无闻等先生的注意。徐无闻堪称“20世纪四川书法的殿军”，是一位在众多领域都取得很高成就的学者、诗人、书法家、篆刻家。尤其是《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别集一卷，宋代姜夔撰，此本经清大藏书家鲍廷博以墨、朱、黄三色笔全本批校，满纸燦然，其文献、版本价值无庸赘言。此本原为大藏书家大关唐百川兄弟的云南大关“怡兰堂”所藏，复经唐氏读校；后归徐无闻先生舅舅“太平崔氏谦益堂”堂主崔之雄所有；1987年由徐无闻先生谋划、影印刊布行世。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部《鲍廷博手校张奕枢本<白石道人歌曲>》影印本之前，刊有徐无闻撰写的长篇跋语，指出：经过专家“按谱试弹”后，认为与一般传本之旁谱比较而言，“音节最谐”，应该最为接近白石原谱。
秘本《荒书》的刊印过程
要刊刻古籍，必要掌握可靠的秘本。这里谈谈明末清初四川思想家费密《荒书》的问世记。
费密（1623～1699年），字此度，号燕峰，四川新繁人。出身于书香世家，祖父嘉诰为四川大竹县训导，父经虞为云南昆明知县。他六岁从师读书，好学穷理，深得长辈的赞赏。20岁时，张献忠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进入成都平原。费密参加了当地地主李国祥组织的武装，在高景关与张献忠军队对峙，后被打得大败。他只身去昆明投靠父亲，途中又被山寇掳劫，幸为父亲赎回。几经挫折，终于得到镇守嘉定的明将杨展任用。杨展为抗击大西军队的名将，被投降张献忠的军士所杀，费密也被俘。1652年费密辗转回到故乡新繁，见祖传房屋已成灰烬，遂北行到陕西沔县定居。在沔县，他谢绝了当地总兵官的重金聘用，而专心研究医学。1657年，他又携家到江苏扬州。当时海内名流钱谦益、屈大均、万斯同、朱彝尊、孔尚任等都与他交往密切。为了不断增长学识，他于1673年徒步数千里专程到河南卫辉苏门山问学于儒学名士孔逢奇，得其真传。次年春他又到浙江与思想家吕留良切磋学问。费密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后葬于泰州野田村。
费密遗书三种。民国庚申大关唐氏成都刊本、线装三册、纸本。此包括费氏《弘道书》、《荒书》、《燕峰诗钞》三种著作。
同治三年三月十二日，奏谢补授云南提督事。典藏单位：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
费密的身世，记录在如今新都龙藏寺所收藏的一块涉及其家族的“歌碑”上。费密一生坎坷，由于身后萧条，著作一直没有流布，以致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和地位无法广为当时学术界所识。民国初年，费密的主要著作《弘道书》终于刊刻流通于世，自此费密的学术思想才渐为人了解。
刘智鹏《费密著述考》[13]指出：
编年史记《荒书》，起自明崇祯三年（1630年），止于康熙三年（1664年），记录张献忠祸乱全蜀过程。费密很重视《荒书》，希望以此书参与《明史》的编撰。后来，由于坊间已有传闻，《荒书》逐渐成为读书人渴望一睹的秘本。然而，这时心情怪异的费密却谆谆嘱咐两个儿子“但藏吾书，勿以示人”。费密死后，《荒书》遂一直被秘藏起来。费密两子也曾为《荒书》作过一些校补，但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刊行。到了雍正五年，《荒书》传到费密的孙子费藻手上。费藻鉴于原书“久贮敝笥，多朽蠹”，于是重新缮写成帙。抄写完了，依然放着。
时间佐证了《荒书》无可替代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