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唐鸿学于新繁严渭春处得到此书的钞本一卷，并刻成书板。严渭春（1814～1876年），名树森，新繁人，初名澍森，字渭春，道光举人，咸丰年间由知县累迁至河南巡抚，于河南省边界剿镇太平军，1861年调任湖北巡抚，剿灭捻军，1875年任广西按察使，后任贵州布政使、广西巡抚。严渭春家大业大，出高价收购《荒书》，那是不可能不成功的。
以唐鸿学的眼光，他很快怀疑本子有脱误，而没有贸然印行。
他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个事。唐鸿学终于在宣统三年（1911年）得到另一秘本信息，遂以重金购得新繁杨氏的《荒书》一卷本“旧钞”，但因政局不稳而无法校印。到民国九年，唐氏以光绪三十四年所刻为底本，将“旧钞”可资补正的部分录成校记，附于书后。《荒书》遂与《弘道书》《燕峰诗钞》合刊为《费氏遗书三种》，收入唐氏《怡兰堂丛书》中。此本刊刻极精，乃清季宋体字刻本中最典雅之作。开本阔大，乃皮纸极初印本，即红印向墨印过渡的实例，俗称“紫印本”。眉间有前人辑录各种相关文献资料，对于研史颇有助益。这三部著作，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予以了极高评价。稍后，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立即进行馆藏。
这是四川提督丁宝桢应唐友耕所求所书：“泽坡尊兄大人正腕。丁宝桢。”
《荒书》刊行后，木刻版片辗转落入严渭春后人之手。民国十六年（1927年），严氏后人略作校补后全书重印，收入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版面与《怡兰堂丛书》本旧貌一致。值得一提的是，收有近300首诗歌的费密诗集《燕峰诗钞》，也是唐鸿学以“怡兰堂”名义出版的。
叙述这一过程的大学者，是大名鼎鼎的吴虞。《费氏遗书三种》出版后，吴虞1922年在北京时特意随身带了一部。书画名家王雪丞曾经向吴虞索要，吴虞将仅有的一部相赠。从《吴虞日记》记载可知，他还为唐百川向书法名家郑沅求字。郑沅（？～1940年之后），湖南长沙人，字叔进，号习叟，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恩科探花，同科状元张謇、榜眼尹铭绶，以翰林侍讲入值南斋，1903年出任四川学政，辛亥后曾为总统府秘书。吴虞四处对人讲“费氏遗书”，在北京不但赠予日本汉学家藤塚邻，他还向远在日本的著名的“支那学”大家青木正儿写信推荐，希望他在其主编的《支那学》上刊载此出版消息。他于1921年12月12日致青木正儿的明信片上，专谈此事——
同邑费此度先生（密），清初之学者也。其著述以《宏道书》为最精采。而其书久绝于世。敝国云南大关唐君百川，宦游蜀中，藏籍冲栋，尤嗜校刻。囊者搜得先生《宏道书》旧抄本，亟精刊之，今年完工出书。适其世兄敝门生唐术伯负笈京华，就学北大，携其书来京，觅虞代呈一部，奉赠贵社，并乞在贵报为广播。唐氏父子，皆雅而好学者也，故乐介之足下。外有胡适之《费密学说》，刊载《晨报》，亦附呈一份。书到请照收为荷。
有暇望常赐教益。
匆此，即颂
道安
弟吴虞拜启
民国十年十二月十二号
此书分为三册，是渭南严氏镐乐堂丁卯（1927年）根据大关唐氏怡兰堂庚申（1920年）刻本刊布。书前有赵熙题签及序文。后来，介绍文章刊登在1922年3月出版的《支那学》二卷六号，题为《费密遗书》，文章作者为小岛佑马。我感兴趣的是吴虞提及的唐氏几个人，以他的眼光，能有如此好评，足见他对唐百川、唐术伯等人的好感。而且唐友耕后人唐术伯为他从成都带往北京的弟子，这是我们唯一能在《吴虞日记》里见到的记载。当时唐术伯为北大文科旁听生，大学后来招收旁听生有限，所以主任马幼渔在自己权力许可的范围内，还是给了吴虞应有的方便。“今日《北大日刊》，旁听生揭晓，国文系取四人，术伯考上”[14]；“下午晤幼渔，言术伯系因予特取”[15]。
吴虞信中的“世兄”一词，明清时期用以称座师、房师的儿子，后亦为有世交的平辈间的互称。唐术伯极可能是唐友耕兄弟唐友忠的儿子。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里，有很多“中国语资料”，不少为当时中国文人的捐赠，在土屋纪义整理的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寄赠资料”目录中，就记载有“《皇清谱授建威将军云南提督四川提督唐公年谱·附录》，……唐术伯寄赠，大正10年12月17日”一条，看来，这个唐术伯无疑通过吴虞的关系，又向日本方面寄赠了一些家族资料。
唐术伯不但是吴虞的学生，还充当老师的耳目。冉云飞在《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一书里特意提到：当时吴虞自信未够，往深了说是为了更了解别人言论下的自己。他听说“徐旭生在哲学社讲礼是什么（礼教果能吃人吗？礼乐果能代宗教吗？）术伯往听，不知作何讲说也”[16]，唐术伯去听了后不知所云，但还是派术伯去听，因为据说他要讲到自己。“术伯听徐旭生讲礼是什么，归述其大意云，吴先生有《礼论》一篇，《吃人与礼教》一篇，周先生有《狂人日记》一篇，此二人皆学者所作之文，非同文人之文，最有关系者也。吴、周见解是一致。梁漱溟先生主以礼乐代宗教，恰与吴、周二先生相反，然则礼究竟是什么，是否有存在之价值，我们不可不大家一为研究。”[17]学生术伯的转述，从其理解能力来说，未可尽信。但也可以从未可尽信中看徐把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
看成学者之文，是受彼时小说还未受到后来那样的高看之故……
这一段围绕吴虞而展开的曲折历史，不但可见唐鸿学致力于珍本的校勘，也可以发现唐家与渭南严氏的关系，也显示了后来唐家家道中落后，藏书转入贲园，似乎水到渠成。
民国《新繁县志》记载了唐鸿学以重金从新繁杨氏家中购得《荒书》的经过[18]。
在我看来，一个人前半生致力于杀人，后半生致力于嘉惠学林，子女知书识礼，之乎者也，骈七骊四，银子多多，醇酒美人，躲进小楼成一统。放眼大清一朝，几个从血海里安然登陆的堂堂提督有此能耐？
我感慨于造化，却有不能不为唐友耕的陡然转向，产生佩服之情。
唐氏藏书与学术地标“贲园”的渊源
有些看似无关的事情，认真起来，就会发现它们往往具有深切的勾连。我们知道了严树森与《荒书》的关系，而名动巴蜀的“贲园”藏书楼，主人严谷声恰是清末名臣严树森的侄孙！
在如今的成都市锦江区岳府街55号萧邦大厦之后，为骆公祠街16号“严府”，系知名藏书家严雁峰、严谷声父子所建的“贲园书库”所在地。
从历史上看，此地颇有渊源。三国时赵云曾在此建宅，所以在街西有水池，民间称赵云洗马池，又名“子龙塘”，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填平。为纪念“德政既不胜书、武节亦非所短”的川督骆秉章，清廷在“子龙塘”边为骆秉章修建了骆公祠，此街即改名为骆公祠街。1950年后，“革命”呼声的音调愈来愈高，有人认为此街不应以刽子手骆秉章命名，1954年在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中改为和平街。历史就在这条一百多米的街道上重叠，当然最为驰名的还是“贲园”。
贲园旧址为岳钟祺将军宅第“景勋楼”。之后大员衮衮而来，主政四川的官员吴连生、骆秉章、祥文澜、恒容齐等都曾入住景勋楼。清末，大盐商、藏书家严雁峰、严谷声父子买下景勋楼，据皇家档案馆的样式于1914年至1924年历时十载，将其改建为“贲园书库”。小院门楣上雕刻着两个篆字“怡乐”，小楼上嵌着书库的隶书横匾，门是“满月门”，基座上雕刻着青狮白象、卷草、白云，为南方园林建筑的典型风格；窗户小巧而精致，左右对称，中间有阳台，又是西式建筑的特点；而房檐却又是中国北方建筑的风格。小楼墙体有二尺厚，所有窗户都装有隔水板，屋檐下修有腰檐，小窗之上设有气窗，连最细致处的防潮防晒都考虑周全。贲园书库被学者誉为“成都地区目前唯一见到的专门的民间藏书建筑”，内容比四川江安傅增湘的“双鉴楼”更为丰富，号称“成都天一阁”。贲园不仅以藏书知名，又以刻书精善而著称，纸质、字迹、印刷皆称上品，英国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图书馆、苏联列宁图书馆均有其印本陈列，美国国会图书馆还专辟有“渭南严氏精刻善本书籍室”。
严雁峰曾为贲园自撰对联一副，并由大书法家于右任书写。读懂了这副对联，也就明白严氏父子的精神操守、读懂了贲园藏书楼横空出世的意义：
无爵自尊，不官亦贵。
异书满室，其富莫京。
贲园主人严雁峰（1855～1918年），号贲园居士，陕西渭南人。儿子严谷声（1899～1976年），原名式诲，又名谷孙，藏书家、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金石书画鉴赏家。严雁峰青年时，久闻成都尊经书院的大名，特意来成都报考。王闿运为尊经书院山长，主要为振兴蜀学，所以不收外省籍学生。但金石为开，严雁峰却成为了例外。由于喜书，平时搜书甚勤，那时他的藏书就已达五万卷了，王闿运嘉其志向，遂收入门下。严雁峰与宋育仁、廖季平、吴之英、张孝楷等同门朝夕研读，成为了清朝末年蜀中的著名学者和诗人。他后来弃仕从商，在成都经营盐业，迅速成为巨富。这一“曲线就学”之路，历史证明他的人生踪迹非常精妙，大有深意。由于蜀地战事频仍，好的古籍早为官家富豪垄断，严雁峰在1894年（光绪二十年）入京，以巨资购进大批古书，装运四川。途径西安时，遇张氏藏书大量出售，又重金全部收进。建书楼三楹，正式命名为“贲园书库”。
成都文化地标“贲园”藏书楼主人严雁峰，张大千作。图画上的钤印是：“张爰私印、张大千、林思进、清家翁”。作者落下的款识为：“雁峰老伯遗像甲申四月张爰拜写，林思进题跋，廖平撰文”。
程宗文说：“余与严子交最久，知最深，其生平觅善本，几成癖，阅异书，心辄醉。穷年屹屹，手不释卷，当世罕有。知者而严子亦不求人知，意在征实不在猎名。亦后来之振奇人哉。”[19]由于理想日益明确，耗其两代人毕生心血而藏书、求书，书成为了藏书家活着的唯一目的。严雁峰后来动用经营多年盐业的巨款矢志访书。成都、西安、北京、南京、天津甚至日本商如有善本、珍本都要联系。
当他听说清军提督唐友耕之孙，因为家道中落欲售藏书时，便亲自去唐家登门求购，高价购得不少珍本书籍。收藏四部之书凡“14145种115232卷45982册”。[20]
对这个情况，唐老九的第五代后人唐劳绮女士对我回忆说，她听父亲唐孟桓转述过爷爷唐建伯出让藏书的情况：民国初叶，一方面，家大业大的唐家逐渐入不敷出；另外一方面，唐孟桓在北京就读，参与文化、电影事业，根本无心打点生意，于是开始出卖多所公馆、田地，最后注意力集中在存放于琉璃场书库的藏书上。与严雁峰商榷后，最后以10万两白银成交。
其实，这个价格对近六万册藏书而言，价不但可谓不高，而且过于廉价。唐家的庋藏对“贲园”的藏书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唐孟桓曾经对子女们讲，那时“贲园”没有恒温系统，他常去找严家父子谈书，看见书库雇了八个工人，每天的工作就是以竹签翻动书页，以此来通风透气，永无休止。明朝常熟大藏书家毛晋为影抄宋本书，不惜“家蓄奴婢二千指”[21]，“入门僮仆尽抄书”，其规模盛况可知。严氏没有如此豪气，但雇八个工人翻书透气，大概巴蜀一地，也仅此一家。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图书馆（其时为川西图书馆）接收了“贲园”30万卷藏书，其中由蒙文通、杨啸谷、严谷声共同圈定的善本即有五万多卷。政府接收这批书籍时，竟然没有一卷有水渍、虫蛀痕迹。
在唐家转卖的这一批藏书里，可以随便举一个例：《梦溪笔谈》二十六卷附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补校一卷。
此书由宋代沈括撰，清代林思进补校，民国戊辰年（1928年）渭南严氏刻本，计有六册。半叶10行，行21字，单鱼尾，上下黑口，左右双边，牌记题：“芜湖沈氏镌版，后归大关唐氏，今归渭南严氏。戊辰十月复假华阳林山腴舍人用宋本补校者附刊印行。”按照这一记录，本书确切地说应为芜湖沈氏刻本，严氏戊辰年重印时又加印了华阳林思进的补校。因《书目答问补正》上范氏记大关唐氏刻本在光绪年间，故版记所题戊辰年应是民国十七年。卷26之后又有严氏跋文一篇述其版本之由来。此本刻印俱佳，保存完好，难怪藏书家们视之为上品。
当时，贲园的座上客，无论军政商学，都是近代声名显赫的人物，如于右任、张大千、关麟徽、孙科、邵力子、章士钊、吴虞、沈尹默、林山腴、向楚、蒙文通、宋育仁、吴之英、廖平、谢无量、庞石帚、陶亮生以及唐百川、唐少波兄弟等一时闻人。
成都骆公祠街的贲园，无疑是蜀中的学术地标。
可以看看吴宓的记载——
1945年1月29日的日记：“与严谷孙谈，谷孙赠鉴《费氏遗书》一部三册。又赠宓其父严遨（雁峰）《贲园诗钞》一部一册。”
1956年3月2日的日记：“至和平街（原名骆公祠街）18号（即渭南严谷孙君之旧宅，遭收没来者。严君生死未悉，念1944至1946几度来此宅，又深悲悼）。四川省立图书馆古书部设此中。”
黄裳先生在《关于〈入蜀记〉》这篇小文中曾提到，20世纪50年代他入蜀旅游，在成都记下的一条日记云：“访四川图书馆古书部，这地方的房子全部都是一个叫严谷声的地主捐的。”后来黄先生这部日记在他下放干校时被抄去，抄没者曾在这条记录后批注道：“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说什么严谷声房子是地主‘捐’的。”可以确实地判断，自20世纪50年代政治运动风潮迭起之后，严谷声的第一身份绝对是“地主”而不是什么“藏书家”。[22]
蜀地多雨，某天我骑车路过贲园，就在门口打探一番。浓荫中的枝条入水，一寸寸融化，开出一树的亮云。水雾中的藏书楼被鱼尾改变了立场。水草收匿了太多的闪电而绿腰荡漾，写字的落叶被遗忘了，夕光啃食叶脉。整个黄昏由于蚕丝的出神，而无法归去。天穹拳缩如远古蜀漆器，爬满了裂纹。
“切梦刀”与唐友耕之死
一个人的身影投射在墙，如同一个词语受到两种修饰力量的施加，冰炭相激；如同火焰在每一次具形时刻受到明与暗的诱引，首鼠两端。
一个光滑的词毫不着力，投之于水，水声很小。
但唐友耕不善于“藏”，他稳不起，是一块动静很大的石头。
王闿运的日记为我们勾勒了四川提督唐友耕暮年的一幕：
光绪八年六月初一（1882年7月16日），尚在湖南的王闿运当日记录道：“得和合书，报帽顶之丧。帽顶自署提督后，志气益衰，去年已讶之，今乃知其禄尽也。莫总兵三年前已神游墟墓，而令复署提督，则不知其故。”[23]日记里提到的“和合”为湖南籍军人李和合，字润芝，时为四川某镇总兵。王闿运执掌成都尊经书院期间，与之过从甚密。“志气益衰”的原因，除了受伤太多、酒色过度之外，真正的原因是，唐友耕一直处于有权无兵的虚空状态。
同治十二年（1873年），唐友耕接到圣旨，将赴京城觐见同治皇帝。一省提督赴京，一来一回至少两月，四川、云南两省虽然已经肃清大规模的反叛力量，但边缘地区的小叛逆从未断绝，稍不留神即可酿成滔滔山火，不可能一日无执掌兵权者。当年冬季，有关自己的子弟兵振武军不听别人号令的传闻，已经飞入唐友耕的耳朵。唐友耕采取了一个断然行动。
《唐友耕年谱》记载，唐友耕把振武军全军交给了部下——记名提督张占鳌暂行统带。但唐友耕深知，振武军多年征战，骁勇异常，除非自己，别人难于驾驭。骆秉章深以为然，奏报京城，等唐友耕遣散振武军后再行北上，皇帝恩准。在我看来，这分明是一出“北上释兵权”的好戏。
遣散全军的行动，持续到第二年5月。士兵均为滇人，每人发给军饷、路费。据说没有一人在回家路上骚扰百姓。这一情况，在四川总督吴棠会同时任成都将军完颜崇实、继任成都将军魁玉、四川提督胡中和等于同治八年（1869年）至光绪二年（1876年）间向清廷奏报关于治理四川，招降、镇压四川、云南、贵州交界处回、苗、汉等民族民众起义的奏折底稿《游蜀疏稿》里，可以得到证实。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1873年12月30日）的《奏报提督唐友耕陛见请旨以记名提督张占鳌代统营务片》，就进一步证明了《唐友耕年谱》所记载的遣散振武军情况完全属实。
仅仅在三年之后的光绪二年（1876年），唐友耕的旧部李培荣奉命又开始在四川招募滇籍士兵。很多人闻讯来到成都，却被告知名额已满，这些人本就不名一文，开始流落街头。唐友耕知道后，逐一找到他们，馈赠钱物使其得以返乡……唐友耕的乡谊与耿直造就了他的威望。
我们无从得知唐友耕的心境。据说他已经口不言军事，像个脑满肠肥的阔佬。但不难推测，这个名头依然是云南提督的光杆司令，又被控制在成都，尽管锦衣玉食、妻妾环绕，他怎么不“志气益衰”呢？
古语“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是非常现实的。也许，成都的慢生活，恰是伪装自己得以保全的良策。
唐帽顶死亡的准确时间在王闿运的日记里有详细记载，为：四月朔旦。朔旦为农历每月第一天，即1882年5月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和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主编的《四川大事记》中有关当天的记载如下：“四川提督唐友耕病殁，提督一职由莫祖绅继任。”
死亡总是姗姗来迟。对行如风的人而言，死亡一如风暴。《唐友耕年谱》记载甚详：在沉疴里浮沉的唐友耕奋力拼搏，“力疾视事”。当天的天象为“日蚀”，而日蚀一定是发生在朔，即农历初一当日。突然昏黑的午后，唐友耕环顾突然暗淡的世界，自感不起，招集儿子们训话：“吾以艰难戎马身沐国恩，力图报答未及万一，汝辈好好读书，正大光明，为朝廷有用之人。吾心安矣。”言讫而逝。
唐友耕断气的瞬间，成都城的西北“有鼓，殷声如雷，军民皆闻之。盖公薨之顷也”。这一段细节化程度极高的记载，显示出了唐鸿学的笔力。
古人云：“断无良药能医命，未有奇书可救贫。”看起来，人一旦不当官，不但精神气质要蜕变，甚至五官也会挪位。官位不但是强心剂，更是壮阳药。《湘绮楼日记》中点明了唐帽顶升任提督一事，这是别的所有文字资料没有记载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他春风得意之际而“志气益衰”呢？可惜语焉不详。我估计，多半是源于御女太多，加之多年征战受伤太多所致吧。但“禄尽”一词颇为突兀。唐友耕在云南征战多年，搜刮起来的滚滚财富怎么会“禄尽”呢？加上他囊括了石达开中军部的大量珍宝，也不至于因为“禄尽”而“志气益衰”呀。
推想古人有“积德可以延寿，损德则减寿”之论，亦有“食禄尽则命尽”一说。王闿运吊起了书袋，清人梁章钜《浪迹续谈》载，唐代名相李德裕，召一僧人预卜吉凶，僧人算后说：“相公平生当食一万头羊，现在已食了九千五百只。”李德裕闻言，黯然道：“老夫年轻时曾发一梦，到晋山游览，看见羊群满山，当时有几十个牧羊人走过来，向我迎拜，并说这些都是我生平所食的羊。梦醒后，从未让别人知道此事，想不到现在都给大师算出来了。”十几天后，镇守灵武的将帅差人送来羊五百只赠李德裕。李德裕大惊，这五百只羊，刚好凑够一万之数。他请僧人前来商议。李德裕说：“我不食这五百只羊，是否有得救？”僧人摇头：“事已至此，那五百只羊已归相公所有，食与不食皆已算在相公的食禄中了。”李德裕闻言，极为沮丧。事隔不久，他被贬到蛮荒之地，客死他乡。
所谓“吃多少，食多少，皆是命中注定”。食禄一尽，人命亦亡。这就让我们发现历来长寿者，多见于寻常人家，鲜见大富大贵者，可见这与他们的食禄消耗多少有关。
以此观唐帽顶，一切又是那么自然，冥冥之中，确有定数。他在刀丛箭雨里俯身呵护的“滇南寿考堂”，“寿考”已然是画饼也。
王闿运于光绪九年六月十一日（1883年7月14日）的日记中，再次谈到令他难以释怀的唐帽顶：“夜热，坐月泛读，无佳语。唐泽坡死时，言有鬼从窗外射之，矢声铿然。顷复言有武弁入冥，云女鬼讼之。次民因言其手杀继妻状甚悉。余云讼者言奉檄杀，非其妻也。”[24]
王闿运本人是十分相信“梦兆”的，他曾经自负于自己之于女色大有“异禀”，他的两个著名的“情色之梦”，被另一个大文人郭则沄（1882~1946年，字蛰云，号龙顾山人）写入《碧云簃琐谈》披露后，湘绮之绮情一直在文坛特立独行。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岂不信哉！一直对女人怀有深情的王湘绮，显然对滥杀女人的唐友耕要直抒胸臆了。在评论唐友耕死亡之景时，他终于在结尾处体现了一点“大儒”的笔锋之刃，唐友耕的武弁进入主子的梦中，还在坚守自己的全方位的阴阳之职，通报了女鬼向冥王递交诉状的实情，显然，阴曹地府的判官已经受理了诉状，派兵前来捉拿罪魁祸首唐帽顶了。王闿运认为，讼者不可能是“奉诏”而只能是“奉檄”而杀之，檄文历来是官府发出的讨伐性文字，具有一种无法抗拒的正义性，但奇怪的却是他一再申明复仇者不是唐友耕的妻子。这是否就是说，唐友耕对待妻子还是不错的，而美妾们则另当别论了？
我想，王闿运的深意在于：唐帽顶有那么多刀下之鬼，他临死之际对方岂能不前来叩门？又何止是几个死得很冤枉的女人？那些来自昭通的李蓝大军旧部呢？石达开和数万太平军将士呢？想一想吧，鬼魂拥挤在唐帽顶卧室的花窗外，他浑身被钉满了复仇的箭矢，属猪的唐帽顶恰如一头豪猪。走在黄泉路上而不知何时抵达黄泉的尽头，这既有恐惧，也会激发回光返照的想象。这可以使当事者一再回望来时的路。但冤魂们用身体的骷髅阻挡了瞭望的视线。当一缕缕黏液从黑夜的穹顶漏下来浇到当事人的额头，让其头骨裂开，他的灵魂就从裂缝中逃遁而出……薄荷冰片渗入肌体。靠在架子上的兵器钝如柴刀。他张嘴，嘴变成伤口，变成了无底的黑洞……
南北朝人颜之推撰有《冤魂志》三卷，内容均为冤魂复仇。冤魂复仇与古代“强死者为鬼”的说法密切相关。所谓“强死”，指的是强健无病而死即被杀。《冤魂志》的主角就是这些“强魂毅魄”，他们生前或为将相，或为官吏、普通百姓，但均因被杀枉死，含冤负恨，魂魄难安，终至化为厉鬼报复仇人。那么，在唐友耕窗外拉弓射箭的人，就绝对不会是几个被冤杀的女人了！
这让我想起著名作家李健吾的《切梦刀》一文。单凭他从古籍里提炼出的“切梦刀”一词，就足见他的异禀了。典故来自《晋书》里龙骧将军王浚的一个“神启”——“三刀入梦”：说是王濬夜里梦见三把刀悬于屋梁，一会儿又增加了一刀，王濬惊觉后，“意甚恶之”。主簿李毅是术士兼马屁精，闻讯立即拜倒祝贺：“三刀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监益州乎？”后来大贼张弘杀了益州刺史皇甫晏，王濬果然被任命为益州刺史。唐朝刘禹锡《西塞山怀古》里有“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名句。益州即指四川、重庆全境以及陕南以及滇北部，几乎与唐友耕的踪迹盘桓区域雷同。
王濬梦到的是得意之刀，“梦而可切，这把刀可谓锋利无比了”。
唐友耕呢，他梦到的却是夺命之刀。
刀将梦剁碎，变成芒刺，填满了他浑身的伤口！
人处于回光返照阶段，由于频繁梦到失败、死亡、触手可及的黑色，当事人已经适应了那种梦的特殊气息——黑色的气息——掺杂了夜来香的气息。有时，这气息更接近于香樟木。就是说，梦把酒变成了一杯黑水，唐友耕也可以耿直地一饮而尽。
在大关县傩戏里，道教的神巫气质保存在“打醮”和办丧事时的“道场”中。比如“跳穿花”，含意是“为亡灵把路踩宽些，让其畅行无阻”。大关县的“穿花舞”是本县道士曹文广于清康熙六年（1667年）从四川学道带回到大关民间。穿花舞又称“穿花篾笆”“穿牛肋巴”“绕坛”等，相传如来佛死了才告知其母，莫依夫人捶胸大哭到棺前，绕棺三周，边哭边说：“如来如来，吾是汝母，汝是我佛，今既舍母，汝进涅槃，何不与母几句绝言？”如来听母呼唤，便从棺中跳出，向母亲诉说……说毕躺进棺中。此后便有“绕棺穿花，死者才能复活”之说。穿花有“四大天王”“蛤蟆跳井”“犀牛望月”“套云扣”“编鸭叶笆”“裹草帘子”等七个套路。
唐友耕太熟悉这些戏路了，因为戏台就是生活，戏路就是道路。道场有四十九天、七天、三天、一天一夜和安葬前一晚开始至凌晨三四点钟结束等多种。道场中有许多段落，其中“开路”“接亡（招灵）”“绕棺”是每场道场不可缺少的。在这些法事中穿插着“穿花舞”。
唐家四处请来道士，按照葬仪最高规格为唐友耕“跳穿花”。道士是否可以“为亡灵把路踩宽些，让其畅行无阻”呢？
对于这个问题，在“起唐友耕于地下”的1950年，人们才知道答案。
唐友耕妻妾众多，在《唐友耕年谱》中就提到先后有陈夫人、雷夫人、万孺人、刘夫人、黄孺人、李夫人、王孺人、汤孺人等等，有四女七子，可谓人丁兴旺。《年谱》不载女儿名字，提到的儿子先后有：长子唐鸿龄、次子唐鸿平、三子唐鸿安、四子唐鸿吉、五子唐鸿学、六子唐鸿文、七子唐鸿昌。
2012年5月1日上午，我与唐氏家族后人在成都跳伞塔边的原四川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招待所见面。唐建伯二小姐唐锷华的儿子植登捷先生告诉我一件事，不但可弥补周询在《蜀海丛谈》中语焉不详的记录，而且可以佐证王闿运日记里关于唐帽顶滥杀妻妾的事例：在1955年左右，他在一本由成都某文化馆编印的内刊《故事会》上，读到《一根红线埋活人》一文，作者是成都的老文人，据传而记，显然也是有根有据。尽管是历史故事，但显然迎合时局对大官僚唐友耕草菅人命的暴行来了一番控诉：
一天，唐友耕家里亲人暴亡，正在大办丧事。估计是人死得过于突然，毫无准备，特意请来裁缝到家为死者量体裁衣。唐友耕在外，因公事缠身，盘桓多日才回家，发现自己的小妾身上粘着一根红线。他由此推断，小妾一定刚刚与裁缝有过激烈的肌肤之亲。在这一丰富联想力的支配下，唐友耕动了雷霆之怒，立即吩咐棺材铺，立即再送一具棺材来！提督大人发了话，棺材铺岂敢怠慢。棺材送来了，唐友耕立即把小妾按入其中，立刻钉上棺钉。在这个可怜的女人拼命哀嚎与敲打声下，他是这样盖棺定论的：这就是偷情者的下场！
根据《湘绮楼日记》，唐友耕家中确有人暴亡，王闿运还登门致悼，可惜王闿运没有指出死者是谁。我估计多半指的是唐友耕的母亲龚太夫人或奉养的姨母朱宜人。唐友耕是大孝子，本就带着空前的悲愤回家奔丧，猛然见到一根在空气里颤动的丝线，洞穿了他不可一世的帷幕。他的膀胱在丝丝漏气。寻此踪迹，他嗅觉大张，犀利的眼神明察奸情，拿获了一段丝线逶迤而踏实的偷情秘史。裁缝历来具有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技术眼光，裁缝的情欲秘术具有勾引家的实证技法，他们在想象力的驱使下逐步接近凸凹的阳面与暗面，心思恰如盘扣对肉体的关切，应该比他们外在的手工还要繁复和细密。不想当情人的裁缝就不是好裁缝！
可惜的是，让我们看看曾国藩是如何看待唐友耕这类人的：“天下惟不明白人多疑人，明白人不疑人也。”这就意味着，唐友耕在处理情场经纬的能力，远不及他在疆场上的纵横自如。
文章没有提到那个被唐友耕蓦然提拔为情敌的裁缝遭到了怎样的结局。推想起来，多半会被他的盛怒之刀一举割掉裁缝的脑袋。
2003年3月2日上午，四川凯德置业有限公司总裁冯森育在送仙桥茶馆告诉唐家后人唐劳绮，这件事他从祖上那里听说过。冯森育生于1940年，长期生活在成都南门之外的三道桥、浆洗街，祖上为四川官宦世家。那天唐友耕在外喝醉了才回家，一进门他就得到了密报：最漂亮的爱妾正与裁缝在卧房内！这是什么意思？血往上涌的唐友耕排闼而入，他立即被爱妾身上的那根红线吸引住了，他得到的密报加上推理，似乎得到了“一条线”的应验……
第二天酒醒了，他恍然觉得：这个小妾怎么不来侍候自己了呢？拿水来，我要喝茶！
得知二人已经成为了自己酒意下的刀下鬼，他追悔莫及，只能厚葬爱妾。这座陪葬丰厚的大坟，位于洗面桥横街的猪店河沙子堰一带，那里有一个小地名叫“鱼老鸹”的地方，“鱼老鸹”一直是唐家后人尤其是女眷的坟地，后来成为西南民族大学的空间。20世纪40年代晚期，这座爱妾之墓才被穷困潦倒的唐友耕孙辈“五外爷”唐泽亲手挖开，拿走众多翡翠等宝物。守墓人张大爷目睹了这一切，后来对冯森育讲，“这个唐大人的爱妾被从金丝楠木棺材里拖出来，就像睡着一样，太美了。尸体还在流血水……五外爷最后用一对水缸对扣草草葬了尸体，他拿走了那么多好东西，却对不住先人，作孽啊……”
我想，身为堂堂一省提督，怎么会如此脑残：一个下贱的裁缝胆敢染指官家的爱妾么？他还找来一顶绿帽子硬硬地给自己扣上——这下，巍然帽顶就越发五彩斑斓了。
植登捷先生认为，这一事件固然体现了唐友耕的残暴，但似乎也暗示我们，唐友耕的性情显然已经不大正常了。莫非他受伤太多，身体亏欠太烈，已经无法驾驭自己？
我同意这个判断。
唐友耕的巍然大墓
临终之前几年时间里，唐帽顶较多时候盘桓于香软的成都。据《唐公年谱》记载，说他一直在默默悼念“元妻”，且长达七年，升任重庆总兵时，才娶继妻陈氏。这“七年之痒”是如何度过的？他不是有很多美姬么？这些带不出手的玩物，只能存在于床第之间。所以，所谓七年之后才娶妻的说法，对比《年谱》里记载的众多妻妾，就发现说话的人一望无牙，比较漏风。
王闿运并未及时奔赴成都参加唐帽顶的葬礼。王闿运返回蓉城后，于光绪九年六月初六当日（1883年7月9日），也就是唐友耕逝世一年之后又两个月，业已错过了“周年祭”，他才姗姗到文庙后街唐宅补行吊丧。他记载说，当日“出吊唐提督子，便去南门，至惠陵”。这可推知唐帽顶应该死于文庙后街的唐家公馆，而非沟头巷或东丁字街的唐家住宅。因为从文庙南街的住宅向南直行几里，即可到达刘备墓惠陵的柏树丛林。成都武侯区地方史料记载，唐帽顶的墓地在文庙后街通往惠陵的中途——浆洗街。这个记载有点粗略，外省人不太了解成都民俗与地缘，容易造成误导。因为浆洗街一带在民国初年确有一个巨大的乱坟岗，但那是“死无葬身之地”穷人的集体宿舍。浆洗街中段，右侧岔路为肥猪市和附近的桓侯祠（里面既可以祭祀，也可以杀猪），一直血光冲天。再加上运到成都的生牛皮大多集中在成都南郊一带，浆洗街就成了硝制皮革、牛骨加工、尿水储存的主要场所，民间称之为“三臭街”。这样的风水，于一个堂堂二品提督的身份是极不吻合的。
周询在《蜀海丛谈》里记载说，惠陵一带，大树参天，风水极好，才是达官贵人的穴地。想来迷信甚深的唐帽顶不会放弃这一宝地，而去与穷鬼们同甘共苦。
但我经过进一步考证，这个看似成立的结论其实还有误差。就是说，王闿运认为的惠陵距离唐友耕的墓地位置尚有一段距离。但能够混淆二者，足以说明当时的墓地环境古木参天，面积阔达，远非清末浆洗街、肥猪市局部的冲天血光可遮蔽。但一个杀人如麻的人，他的归宿就这般与地缘的罡风如此错落而层累地交织在一起了。
冯森育先生对我指出，唐友耕坟地选择于此，最大的原因在于：在其坟地的东西两侧，是三国英雄关羽、张飞的衣冠冢。位于如今华西医院之内的张飞墓（实为“成汉墓”），不远的武侯祠有刘备的“惠陵”，洗面桥旁有祭祀关羽的衣冠冢。三处如三角形三个顶点倚角而立，恰如“桃园结义三兄弟”。唐友耕大墓恰好位于三座大冢之间！唐友耕就仿佛一根长矛，精准地插入了历史的要津！位居坤卦的天府之国，成都的城南风水之所以出类拔萃，看来均是事出有因的。
2012年3月，我应邀随四川省作协采风团赴苍溪县参加梨花节，结识了四川省楹联学会副会长冯修齐、景常春以及秘书长赵仁春一行。闲谈之中我提及唐帽顶，他们告诉我，认识唐帽顶的后人，此人就在成都。我心头一惊。
几经联系，2012年4月16日下午，我终于在紧邻中科院成都分院的磨子桥小学教师宿舍里，见到了该校退休的高级美术教师唐劳绮女士。唐劳绮于1947年出生在成都东丁字街上的唐家公馆，微胖，短发，患病多年，是一种罕见的“渐冻人”，既不能久坐，也无法久立，还要照顾一个遭受车祸而生活无法自理的女儿，看得出母女生活得有些艰难。但唐劳绮却有出乎我预料的开朗与从容，谈到祖上唐友耕，她直言，或是“祖上”杀孽太重，唐家几代人里日子过得舒适的是凤毛麟角，更没有出过什么大人物。
唐劳绮与弟弟唐卓韧为唐友耕小儿子老九唐鸿昌在成都的唯一唐姓后裔，算起来，他们应该是唐友耕的第五代后人。第六代后人目前仅有唐韬。
我们谈到了唐友耕的墓地。
唐劳绮回忆道，不但是浆洗街肥猪市，就是由此向北扩展，唐家在民国初期尚有500亩祖上获得皇上赐封的领地。大约是在1950年左右，疾风暴雨的革命绝对不容许封建余孽的牌坊与豪华大墓耸立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唐友耕的孙辈“五外爷”一再提起开坟建议，“铲平屠杀太平天国英雄的侩子手的坟地”，这个理由得到了领导的首肯。时任川西博物馆副馆长的起义将领王瓒绪先生与唐家后人达成协议，决定打开唐友耕墓地，一来响应新中国移风易俗的新规，二来抢救性发掘文物。具体协议约定：坟墓里的金银归唐家后人，珠宝古玩归国家。其实，这个开挖祖坟的要求应该是唐家后人主动提出来的，因为大富之家进入新时代之后生活立即陷于极度困乏，他们渴望在坟墓里找到惊喜。
唐建伯带着唐劳绮，先后与唐劳绮的舅舅江潮、表哥植登超、植登国、植登捷、表姐胡景蓉、王庆蓉和表弟王庆福等二三十位家人，去了唐友耕位于如今肥猪市西街口靠东几十米的墓地（唐友耕病逝后，朝廷赐给500亩地，作为坟地。后来又在此建立了唐友耕祠堂。这个诺大的地盘在1949年后成为了成都锅炉厂厂区）。坟堆高高隆起，占地约200平方米，仅比“惠陵”稍小；在唐友耕墓地的向西方位，就是唐友耕的战马“点子花”的墓地，就在肥猪市以南数十米如今武警医院的区域内，当时附近尚有唐友耕买下的一座花园住宅，部分后人就居住于此。后人们回忆，到1950年，这个花园临街一侧尚存一间高敞大屋，门楣立有一个大石匾，上书“唐泽坡将军之宿舍”。为什么叫“宿舍”？后人们说不清楚。而世代为唐友耕守墓的吴姓家人以及当时的守墓人张大爷，历经70年，到此才彻底完成了他们的家族使命。
在决定打开坟墓之前，后人“五外爷”唐泽坐在附近的茶铺里向露出羡慕目光的收荒匠和看热闹的邻居们大摆龙门阵：自己前几天做了一个梦，老祖宗唐友耕说话了，“这坟墓里没有金子，打开了坟墓你们什么也得不到！”
绝大多数人不相信这梦中真言。他们只相信沉甸甸的金子。家属们睁大雪亮的双眼，明察秋毫，在石匠的锤击声里等候封存70年的秘密露出真容。聚集起来的收荒匠忙着递毛烟、请唐家后人吃饭，以便能够获得收购墓中文物、衣物、石料、棺材板板的首选权。
当时唐劳绮年龄太小，印象模糊，后来经过长辈舅舅江潮以及表哥植登国以及亲历者冯森育的补充，他们对我回忆——
在书写有“唐帽顶之墓”的汉白玉石碑背后，镌刻着密密麻麻的碑文，刷金字，周围尚立有不少汉白玉的石碑，但谁也顾及不了这些“不管钱的石头”。有工人拿来一个古老的罗盘，摆弄了半天，说是找到了掩盖在厚土之下墓门的方位。巨大的长条红砂石均用糯米浆砌成，几个工人断断续续工作多日，花费了大力气才拗开墓门。唐家后人不想浪费半点财富，忙着在坟堆的杂草、柏树下挖掘何首乌，历经70年的风雨与香火，精气俱形，何首乌长出了人形，小儿手臂粗的何首乌很快就挖了几箩筐。墓门果然在预测的地方，葫芦吊车稀里哗啦拉了半天，才把深红色的棺材盖子吊上地面。棺材是最好的“建昌花板”。所谓“建昌板”，材质多为金丝楠木，即今西昌一带出产的阴沉木，因山崩、山体滑坡等地质变动将树木埋于地下，经过近万年时间而形成。由于这种木材本身就是从泥土中挖掘出来的，所以做成棺材埋人于地下，不腐朽，也不被虫蛀，是做棺材的上等材料。俗语说“生于苏杭，死于建昌”，就是指这一驶往冥界的“方舟”。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大邑县志·风俗》就记载说：“棺以建‘昌杉板’为上，次则本地阳山杉柏，各惟其宜。”巨大的棺材用粗大的铁链悬空吊立在墓穴当中，下面铺垫的雄黄粉厚达一米多，大约有两吨之多！棺木、铁链历经70年竟然未锈蚀断裂，让观者啧啧称奇。打开棺盖，唐友耕身着华丽的二品武官“补服”，绣风细腻，一只矫健而威武的狮子昂首回眸，立于万顷碧波的礁石之上，四周祥云环绕，烘云托日。纵历经70年，金黄色的丝泽仍熠熠生辉。
唐家后人事前买来两大瓶白酒，用来杀灭“尸气”。唐泽身手矫健，第一个进入到黑洞洞的墓门内。打开棺材盖，伴随腾起的尘埃，他大喊：“老祖宗，不孝孙儿来看你了！”他含了一大口白酒，向着老祖宗喷去。棺内发出“嘶嘶嘶”的声音，70年的时光冰炭相激。唐泽根本顾不了多看几眼时间的具形与变异，他手忙脚乱四处翻找宝贝，干脆把老祖宗唐友耕拉起来坐着！
这是众人目睹的景象：唐友耕歪着头，胸前挂有二品武官的“狮子图”银件，他脸如白垩，胡须落落，宛如陷入一场绮丽大梦而乐不思蜀。后人们对我证实，他们也许不敢过于靠近，但均说没有从唐友耕的面部或脖颈处发现疤痕，这与周询的记述就有出入了。《唐友耕年谱》记载唐友耕脖子、脸颊多次受伤。他手臂富有弹性，手指上套着一个巨大的玉扳指。嘴里含着一颗有鸽子蛋大小的天珠，被率先抠出。棺材内也铺有一层雄黄粉，在粉末之间放置着大量珠宝。很快，珠宝就装满了一只脸盆，“用水一泡，整个盆子立即就绿了。”江潮先生描述说。他依稀记得，棺材里面尚有一把佩剑，人们都说就是翼王佩剑，因为剑柄上还镌刻有一首五言律诗。毕竟时间太久了，往事漫漶，他不敢肯定其诗歌内容。
唐劳绮老师特意提到，墓里有一件“青狮白象”大玉坠，一面是青狮一面是白象，为一块奇异的不同色泽宝玉雕琢而成，为慈禧佩戴之物。当时慈禧当场赐予了前来北京紫禁城述职、领赏的唐友耕，此物以及所有的出土器物经简单清理，后被故宫博物院收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