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棺内没有金银，唐家后人一无所获。“五外爷”唐泽绝望地大捶胸口，大失所望之余，他决定把唐友耕的官服拿去卖点钱。唐泽竟然奋勇跳上了唐友耕的棺材，双脚叉开，倒骑在祖先身上，双手把唐友耕托立起来，腾出一只手扒下衣服，动作轻车熟路。唐友耕承受不住了，在这一阵挪动之下开始七零八落，瞬间散架。官服上沾满了时间的尘埃和生猛的白酒，唐泽拿到外面以几万元（相当于现在几元钱）的价格卖给了收荒匠。也许觉得太不划算，他又返回墓室，干脆把唐友耕身后的几匹白绸一并抽下来，因为沾满了白酒和尸体碎块，看起来很脏。绸子拿出来，用力一拉，发出“蹦蹦蹦”的脆响弹声。他拿到府南河去洗。哪里知道，丝绸一入水，立即碎成了粉末……
往事就像溶解的铁锈，回到了它的原初。所谓历史的镜像，不过是水中摇晃不已的倒影。而一切鲜活的事体残留在当事人记忆中的，均漂洗为黑白片了。准确点说，我们不能奢望通过历史镜像去按图索骥，历史总是以黑白底片的形式，成为见证。
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循环。
博物馆馆长王瓒绪得到汇报后，狂喜之余，觉得有点不忍。因为没有金银，唐家后人没有收获，于是决定一次性补助唐家后人400万元，这相当于现在的400元。后人们不甘心，继续在废墟间奋力奔走，把砌墓圈的青条石卖给了正在筹备中的成都铁路局施工部门，用于火车站台的修建；又去找成都医药材公司，对方对坟墓里的数吨雄黄粉并不感兴趣，说是沾了“尸气”，加之受了潮，只好作罢。
“那块有一丈高的镌刻有王闿运碑文的刷金汉白玉石碑，仅卖了2000元，相当于现在的两角钱，用于支付民工工资。”说到此处，亲历者冯森育猛拍大腿，惋惜不已。
唐友耕的大墓平掉了。
他碎裂的遗骸在原地敞放了几天后，又被守墓人装回到建昌板棺材中。守墓人当时尚未离开，他想了一个办法，四处游说，说自己“晚上听见墓室里嘎嘎作响，怕是唐将军在发怒哟”。当地派出所的王所长认为，是新社会了，要求尸体必须火化。几经商量，就在坟地架上柴火火化，后人把唐友耕的骨灰装入棺木，抬至“鱼老鸹”唐家坟地安葬。这样一来，唐友耕终于又可以与那位屈死的爱妾相会了。但爱妾已经蜷缩在一对水缸里了，他们在地下约会估计很不方便啊！
1950年成都市政府为了改造成都少城公园（后改名为成都市人民公园），使之成为群众休闲学习参观之地，将当时在“明远楼”内的“川西人民博物馆”迁至少城公园内。而这里举行的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出土文物展，正是来自唐友耕墓地的文物。唐家后人多数人不敢去，少数几个去也只是默默参观，然后不露声色离开。
“文革”暴发前夕的1966年初，植登捷先生去北京出差，抽闲到故宫参观，偶然发现在清朝玉器展馆里，有一个展柜的“成都故物”。展出标签上标注的是“四川省成都市浆洗街出土唐匪泽坡遗物展”，物品多达数十件。因此涉及自己祖宗，他记忆深刻。由此可以推断，唐友耕的随葬物品，至今均在故宫。值得一提的是，那柄在唐友耕坟墓中出土的众目所见的翼王之剑，也应该在故宫文物典藏中。
有好几次我骑车在桓侯巷里查访，在混乱的楼道间怀想石板几米深之下的古人，想着地底下的亡灵一直在仰望——
小河将社区隔开
水面的房影被电缆线维系
如同泡涨的风筝
从楼顶遥望
我逐渐知道晚稻与玉米
阳光下那厚薄不一的金黄
有时，也有鸭子从水底窜出
从油菜花丛突然腾空
拥有多个王族的宿地
团聚四散的风水
青草沾满露水，蓬蔽了小道
我推想爵爷的模样，以及
妃子们曳地的衣裙
估计他们也将埋怨淫湿的季候
难以频繁踏春
将捂藏了很久的情事，不散热地
在对方的身体上铺开
坐在小酒馆
看那些一边吃胡豆
一边打纸牌的人
他们对桌子外的世界毫不关心
无论是呼啸的中巴，还是女人甩牌时
荡过来的香气
穿过田野的脚印
总是一层又一层地覆盖
各有各的心事，或者出走，或者买醉归来
但雨水改变着泥土的塑性
我偶尔走到楼群外的夜幕
自西而来的府南河
送来的却是雪山的冷意
可以看见逆风的柳树
将那银子的头发高高抛直
平原高空，干燥的星光下
我听见有人在哭泣
也听见
鱼蹦跃的破水声
王闿运的追忆
现在，我们再看看王闿运对唐友耕的追忆——
当时王闿运一直在成都与湖南之间穿梭。当他首次去唐府致悼后，再次从湖南回到蓉城，不久收到张中丞送来的一桌“燕席”。张中丞指的是张兆栋（1821～1887年），字友山，山东潍县人，时任四川按察史。光绪十年一月十一日（1884年1月7日）的《湘绮楼日记》记载说：“张中丞送燕席一桌，不知何人所送，而以诒我，不可辞谢，勉强受之。方与吟梅谈宦游物候之诗，高吟欲咏，而人事相扰，有类催租也。此席拟以奠唐泽坡，盖去岁欲祭未果者，家眷既不至，故宜了此一段。梅兰香发，胧月不寒，极佳光景也。”[25]
这暗示了四川官场中礼物的“击鼓传花”游戏。一桌宴席送来送去，终于在王闿运处无法再流传了，只好再做人情，但他也消受了其中一部分菜肴，这让他心情大好。在古语中“燕席”通“宴席”，未必是专指燕窝席，但此处的燕席却是燕窝席，因为晚清四川官场一直有赠送燕窝席的奢华传统。由于这次王闿运未带家眷随行，自己消受不了，他决定做一个顺水人情，把盛宴送给唐帽顶家人。
王闿运毕竟是甚重礼仪之人，“此席拟以奠唐泽坡”，于是第二天“辰起至唐家上香”。由此可见，个中情义远非“秀才人情纸半张”可以总结的。可惜的是，祭奠场面让王闿运感到有点不妙：他是去专门祭拜唐友耕，发现闻讯而来参与祭拜者不过一二个。他于是被唐家请到别室吃饭，等候诸位前来祭拜者。来的人主要是来追随看望大儒的。既来之则安之，对那些人，大儒是一副可见可不见的神情。
20世纪初，成都南门外军工厂（图中）。凯尔/摄
唐代曹松《己亥岁》里有这样的诗句：“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也许建立在杀孽之上的功名，也让当时四川的官场中人有些不屑，因此来祭拜的人寥寥无几。
而这一切，都灰飞烟灭了，包括唐友耕在提督衙门大门前树立起来的巍峨旗杆。唐帽顶死时，远远赶不上骆秉章死时四川“人民千余，入署一哭”的宏大阵势。因为直到2010年中国嘉德秋季拍会上的一部《骆秉章奏折》，这是清咸丰十一年骆秉章所上46件奏折，附片35件，最后以145.6万元成交，创下同类拍品的历史最高价。可见百余年后，骆秉章依然是历史绕不开的一个存在。唐友耕死时，文人周询在《蜀海丛谈》里称，成都人民也是“人争惜之”。
唐友耕死后逾年，由于丁宝桢的奏章起到了作用，“朝廷追念前勋，命附祀占威烈公专祠。旋又命图像紫光阁……公殒甫廿年，宅即易主矣。”[26]就是说，唐友耕挤在前任提督占泰的专祠里，分享香火。《清实录》记载，“以保障全川有滟卑大局。予故云南提督唐友耕于四川省城建立专祠。事迹宣付史馆立传。从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请也。”这显然是辛亥革命前夕的事情，最后到底把唐友耕的专祠建在哪里，无考，我估计最大的可能还是在肥猪市的唐家花园。由此可见，丁宝桢对唐友耕的积极评价，影响了他的后继者四川总督赵尔丰。而只知一味贴金、为尊者讳的《唐公年谱》，其价值自然不及《骆秉章奏折》以及吴棠等人的《游蜀疏稿》。
唐友耕病逝后的光绪十二年（1886年），由于为唐友耕建立专祠的呼声甚高，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正式下令：念公勋老，特命四川提督派员赴大渡河，重走友耕路，勘察当年与石达开血战的故地，绘制翔实地形图以及唐友耕画像，送到朝廷。这样的规格，不可谓不高。
王闿运应唐家之邀，撰写了两篇悼念文章。一是《唐帽顶碑》：
“帽顶，哥会头目之称也。唐立功名，官极品，蜀人但知唐帽顶。奸宄不敢发坟，从俗以旌之。”
帽顶之称，可见不但得到了唐家的首肯，也迎合了官场、市井对唐友耕的默许。他的一生，的确具有“小说气”。这让我感到，英国作家威廉·赫兹利特所言“绰号是魔鬼能够投向一个人的最重的石块”的论断，对于唐友耕来说，他显然把这石块变成了垫脚石。他变不利为有利，箭步而上，成就了他的戎马一生。
大墓碑正面，刊刻的是王闿运的一篇具有超级马拉松标题的道德文章：《皇授建威将军提督云南全省军务节制各镇奏署四川提督额莫克伊巴图鲁唐君碑铭》，这是一篇干净利落的制式文字，就像王闿运写过的上百篇针对贵人的“墓志铭”一样，还尽力歌颂了唐帽顶的勇毅与果敢。他罗列出的传主事迹，与《唐公年谱》颇有出入，显然王闿运除了从唐友耕的口中得知一些经历外，他还利用自己在四川的广阔交游，补入了一些材料，显得比较真实：
君讳友耕，字泽坡，昭通大关人也，故名大明。年十二，以幼丁入营。父讳仁义，道光初年功拔外委把总。
咸丰兵寇，滇回叛援。家有名马，厅酋涎焉。侍其迎妇府城，夜往劫。赠公出御，猝婴凶刀。旦归报官，官惧不捕。遂独身寻仇，斩头告墓。亡命金沙，反破其家。侍间复还，携妻负母，奔进两年，豪杰知名。
蜀寇起时，年二十三。妻黄谓曰：“丈夫当自奋功名。老母有托，毋以妾为累。”径自经死，以壮其志。于是匿母枝剑倚江东行，壮士从者十八人。途出叙州，为寇裹胁。酋首蓝、李夙闻雄武，引为同党，骤相杖任。值官军败绩，俘获守备典史，得以输诚，纵归为验。他日合战，率十八人自拔驰还，即日攻寇，克其八垒，督左营明游击拔为先锋。再战解叙州围，追寇犍为。五战先登，补蓝翎千总。迎母赎弟，安居宜宾，从川北镇占公剿寇富顺，檄署通江守备，领军五百。战马踏井，大营被围，六千人败绩。单马还救，壁闭不开。夜还斫阵，斩馘数人，寇不敢追。乃曰：“贼易与耳。请内外合击，以旗为号。”裂衣裹马蹄，溃围径出。收合散卒，立旗前山。平旦冲围，内外荡决，群寇大崩，追奔百里。蜀军敢战，自此始也。即补守备，赏换花翎。援名山、邛、雅、峨眉，八战并捷。矛伤颈髁，刀断腕筋。天全之役，卧积尸中以免。擢都司，赏额呼莫克伊勇号，署川北游击。四战肃清省北，解潼川围，补会、盐游击。六战绵州，免补参将，以副将用。将军崇实檄援绵州、眉州、青神，十三战，矛伤右肋，遂复青神。复原官，领九营，立振武军，加总兵衔。
土寇平定。而金陵逸寇石达开率众数十万，走湘、鄂，犯蜀，围攻涪州。急檄赴援，城围已合。诸军屯守，莫敢接战。登陴望阵，逾堞遽下，部卒拥矛推锋直前。围寇骇愕，炮不及发，应时崩摧，平其五垒，获黄纛以徇，追奔四十里。养伤涪城。舁援綦江，奔命叙南，力战江津，诏授重庆镇总兵官，军中受印。防遏屏山、雷波，扼战横江二十垒。寇所至，贪连大众，湘中名将莫敢撄锋。既识唐旗，曾不得逞。往来黔、蜀边，遂人蛮疆，兵食乏绝，乃为书约降。同治二年三月，兵渡大渡河，进紫打地。蕃、汉合势，生俘达开，槛送成都，群帅惊喜。论首功，记名提督，其年补云南提督，军中受印，年二十七。昭通游击长德赉印行营，即君十二岁时所事本统将也。士民闻见者莫不激昂。
明年，统蜀军援黔，合湘军克阶州，赴急巡防，靡有定所。母留成都，被病，将军总督亲王问疾，遣成都知府日视医药。四年冬，于江津行营闻丧，总督奏夺情领军，给假治丧，泣血固辞，乃得解任服阕。诏募新军，驻防川北。又诏援滇，进师昭通，转战恩安、威宁、鲁甸，攻碉岩洞，肃清迤西，特赏黄马褂。过家上冢，凯还筠连。滇回、黔苗钩合倮夷，复陷威宁。围郎岱，据毕节，分屯金沙、赤水，列栅四十三，战平之，兵事乃竣。
散竣闲居，六年无事。颇礼接文士，校刻异书。哀伤元妻，七年始娶。至是有子女十人，治家严整。蜀督丁公励精经武，嘉君有名将之风，特奏署四川提督。君久居蜀都，犹谙俗弊。豪猾连结，俱知踪迹。会党延蔓，未发已惊。终任三年，内无草窃，及其薨逝，奸宄矫虔。丁公诛斩数百人，然后稍静，故知威声所摄，折冲樽俎。又严核驿马，剔除饷折，至今便之。
光绪八年四月朔旦，薨于署任，年四十有六。诏依立功例从优议，恤赐祭葬，荫一子。越四年，录大渡功，图像紫光阁。越二十四年，总督奏陈功绩，诏于成都建祠，国史立传。明年，赵公督蜀，以为长行省皆视石寇为安危，君之功在天下，于是伐石树碑，表著殊勋。
乃为铭曰：于桓将军，壮勇自超。奋起一剑，羁旅奔逃。当蜀军兴，将倨兵骄。湘营善妒，不可战友。将军谦柔，贬居和调。在丑不争，明王请囚。克成大功，绶带儒衣，逡巡退休。有诏起家，江沫安流。卧虎其耽，志在法俄。胡不耆艾，俾终壮猷？峨峨天彭，阙表树楸。如闻喑呜，灵爽孔昭。[27]
查《唐友耕年谱》，同治三年十二月（1864年），唐友耕奉旨补授云南提督。昭通游击长德的确送来了云南“提督印篆”，但唐友耕一直驻扎四川视事。
王闿运在此堆砌大量典故，好在文辞清丽可读，予以恢弘之壮美之，这可以理解。而“将军谦柔，贬居和调”的评价我以为则是近于真实。在一个“遇上官作奴、候过客则妓”的官场语境里，唐帽顶见上官如鸡啄米，见反对制度的“两脚羊”则是雷霆出击。但大儒没有忘记把唐友耕的荼毒生涯拔高到爱国的高度，甚至刻意提到其准备抗击外侮，“志在法俄”，听起来有点像我当学生时写过的决心书，但这也不是王闿运的虚构。1864年10月7日中俄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强迫中国清朝割让了唐努乌梁海地区西部的阿穆哈河地区。1879年，俄罗斯再次挑衅，《唐友耕年谱》记载，唐友耕准备招募部队，毛遂自荐准备充当先锋。后因两国议和，烈士暮年的唐友耕由此失去了再上战场的机会。可见，王闿运下笔是有根据的。啧啧啧，唐帽顶啊，这个濒死都梦到冤魂索命的刀客，好像遇到知音了。这就让我进一步相信，历史的确是“写”出来的。
写作这篇颂德之光荣榜，获得的润笔想来不菲，与《唐公年谱》的溢美之辞在伯仲之间。可惜的是，这个耸立在肥猪市一带松柏之间的墓碑文、铭文与大坟，人们眼睛死盯住宝贝，竟没有一人想到过应该拓一张王闿运的手泽片子予以保存，真是可惜啊。
廉洁与贪婪远非一线之隔
作为大清要员，骆秉章的一生的确是“清正廉明”的一生。我们不但找不到一条他贪污受贿的记载，而且包括他的生活起居，连惯于多嘴的民间也没有别的说法。至于有人说他“庸人庸福”，想来能人背后往往不缺乏这样的刻骨之言。他的一生大起大落，他总是能够从低谷跃然而起，那种对体制的忠心耿耿，可谓无以复加。如果说他有人生哲学的话，自然是儒家思想打造了他的全部骨架。外圣内王，学而优则仕，忠君爱国，甚至不惜肝脑涂地。有记载指出，在他当官期间，他几乎就是拼命三郎。有一段时间，他急火攻心忧国忧民，身上长了大毒疮，痛苦不堪，佝偻着身子仍坚持视事。后来年老患了白内障，被朝廷以“老成硕望，调度有方”为由留任，他“力疾视事”，最终死在四川任上。所以可以说，晚清四川官场碌碌无为、庸人干政的本地风气，自骆秉章开始，得到了极大改观。
一个人既然在生活里没有什么酒色财气的欲望，那么他自然会把一种累积在体内的瘴气，用迅猛之力发泄出来。太平天国起义就成为了这个战略家的一只拳击沙袋。运筹帷幄。间谍刺探。事必躬亲。监视属下。培养人才。宜将剩勇追穷寇。当年曾国藩在全力攻打太平天国江浙要地时，后方的湖南、湖北等全赖骆秉章左支右绌。他协力帮办团练，并创立筹饷募勇的方法。
作为旁观者，细致考察了四川官场情况的王闿运，尽管也讥弹过骆秉章，在《湘军志·川陕篇》里以“公忠推贤”赞许当时的成都将军完颜崇实：“崇实见蜀事日棘，度己材不足济，虚心待秉章。频上奏，欲假朝命促之，且自言旦夕竭蹶，恐误国事。当是时，封疆大臣虽见危败知死，莫肯言己短。曾国藩所至见齮龁，秉章亲遘之，至欲资饷地主，则挠诎百方。唯独崇实恳恳推贤能，常若不及。秉章在道，频奏诉饷匿，初不意四川能供其军。比至，未入境。总督公文手书殷勤通诚，遣官候问，冠盖相望。悉发夔关税银资军，湘军喜过所望。”这就可以看出，骆秉章领湘军入川，得到了崇实全方位的配合，不然四川的战火会越烧越旺。
1917年的都江堰。选自《都江堰百年影像》
完颜崇实自撰的《惕庵年谱》记载说：
四年……秋，骆老求退，奉旨：赏假日月，安心调理，所有四川总督，著崇实兼署。九月初八日，接篆视事。……冬夜予亲自巡城。近年骆老年高，不能受此辛苦，外间不免懈驰。至是文武悉努力从事，附省一带竟无一劫案，省中几至夜不闭户，大有升平景象矣。
五年……春正月，骆老请开缺之折批回，再三慰留，宽予假期，令其安心调理，所以总督篆务，仍著崇实兼署。二月，派人赴粤省为骆老延医。……九月，由广东延请针治目疾之阎姓到川，骆老仍无大效。予屡劝其销假。
六年……开篆后，予劝骆老出而视事，择三月初三日将督篆交还。凡紧要公事与大典礼，皆许相代。骆老奏明遇事商办，并将本年文武科场皆归予料理。……冬月……初七日，骆老犹过我面议南北防务，并请十二日代主鹰扬宴，孰知其归去即不能起床。迨十二日，予往视，已言语不清。随侍并无眷属。予虽与之事事和衷，然究为其精神不振，不忍令其烦心。自本年三月后，名为销假，而一切之事皆予代办。至是老翁自料不起，即命仍将总督关防送归予处。予力持大局，不能不先为接管。正拟出奏，而老翁即于是日溘逝，只族侄孙一人在侧，真令旁观不忍。因将其历年政绩详为奏明，并请格外加恩，于蜀湘两省建立专祠。督同司道亲视棺敛。川民感其戡定之功，合街缟素。予挽以一联曰：“报国矢丹忱，古称社稷之臣，身有千秋公不愧；骑箕归碧落，气引星辰而上，自营四海我何依！”总之，骆老为人，第一不可及曰清操，而才略尚在其次。最能推诚用人。前在湖南，幕中有左季高诸贤，则东荡西除。初到川省，有刘霞仙，亦能筹巨款，灭大“寇”。后来幕中多不如前，加之神明已衰，几至声威稍减。[28]
应该说，完颜崇实是发自内心敬佩骆秉章，这体现了他在承认力不胜任之际的宽广胸怀，比后来的官员胜出诸多。
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骆秉章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兼四川总督，云南、贵州、陕西等省士吏之黜涉及的大政，朝廷必要询问他，可见对他的倚重。
在担任四川总督六年之后，骆秉章在“同志”杨重雅的泪水和哀嚎中，死于同治六年十一月十七日（1867年12月12日）的成都。桐城大家姚鼐从孙姚永朴（1861～1939年），在《旧闻随笔》记录了骆秉章死时的情形：
公薨时室中止一布帐，簏存百金。询之司会计者，乃知公廉俸所入，多以周穷困之人。尝有廉吏罢官不能自存，为张罗千金，群不知所自来，至是乃知皆出诸囊橐云。公薨于蜀，民罢市缟素，丧车所过，哀音相属，至有以“如丧考妣”四字榜于门者。同官因语嫌国恤禁之。民大呼曰：“使公等他日为川督而死，民必不尔！”其功德入人之深，即此可见矣。左文襄公平回疆后，勋望益崇。一日谓人曰：“君视我何如骆文忠。”其人对曰：“不如也。”文襄曰：“何以知之？”曰：“到骆公幕府人才有公，公幕府人才乃不复有公，以此观之，殆不如也。”文襄大笑曰：“诚如子言，诚如子言！”[29]
他的余银只有800两，每封都有藩司印花，说明全是俸银。清贫至此，朝野震动，最后奉旨赏银5000两治丧，其侄方才有财力扶柩回到广西。仅此一端，可见骆秉章之“廉静有余，必可信也”。“独善其身”一语，至少对骆秉章而言是适合的。
骆秉章的廉政不是个案。继任者吴棠在川八年，他并非没有功绩，他死后朝廷上谕的评价为：“前任四川总督吴棠，老成练达，办事勤能。由大挑知县擢升监司，循声卓著。”可惜，他的继任者丁宝桢名声昭著，吴棠就像夹在两个猛士之间的稻草人，喜欢昆曲的人才略知他带到成都而落地生根的“舒颐班”，而成都人几乎忘记了创始者。
丁宝桢1877年5月调任四川总督，严劾贪墨吏，澄肃官方，加之疾恶如仇，力主图强御侮。他的到来为四川注入了一股生猛之力。他借鉴山东机器局的经验，创办了四川近代第一座机器制造工厂——四川机器局。山东、四川机器局的创办，成为两省近代工业的开端。为办洋务，保举了一批“博求通识之士”，如薛福成、张荫桓等。在抵抗外来侵略中有功的长庚、鲍超等，都经丁宝桢一手提拔。
1886年67岁的丁宝桢死于四川总督任所。由于俸金多数用于济困助教，宦银只有400两，也是靠门生和属下捐助，灵柩才得以运回山东。而且这位封疆大吏病危时竟然债台高筑，他只好含泪上奏朝廷：“所借之银，今生难以奉还，有待来生含环以报。”光绪帝动容而称“遽闻溘逝，悼惜殊深”。礼部尚书李端芬更是感于其功德胆识情操，把他与曾国藩、左宗棠等推为“中兴名臣”。
丁宝桢的灵柩运回济南，葬于历城九华山麓。是年4月，王闿运由长沙至济南，参加丁宝桢丧仪。对这位亲家的品行与为人，王闿运早在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廿六日的日记里特意记载了一件亲历事件：丁宝桢在成都，时值他六十大寿。他在西南一带阅兵。丁宝桢为了避免幕僚的祝寿送礼，故意留在偏僻的都江堰过生日。王闿运得知后，写诗四首祝贺。他特别在题记里补了一句：“时方劾罢按察。”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丁宝桢亲自主持大修都江堰，是清朝260余年来对都江堰水利工程最大规模的整理，共耗资10万余两白银，他前后12次来到工地巡视，使得灌溉面积由10县扩大到16州县，从而奠定了都江堰灌区的格局，这一为民造福的功绩令四川人铭记在心。丁宝桢是恩怨分明之人，龙藏寺开山祖师大朗和尚在清代顺治年间曾持钵劝募，治水于都江堰下游，分流灌溉数十万亩农田，造福于温江、双流、新津三邑，多年来在成都一带传为佳话。丁宝桢得知后上疏，为大朗和尚请赐封号，得以恩准，拟勒碑于龙藏寺，以为纪念。而另外一方面，他断然裁撤了以往从事“岁修”的官员，既断了他们的油水，又坏了官场潜规则，于是，一帮利益中人向朝廷告发丁宝桢：挥霍国库。慈禧拿不定主意，命令成都将军恒训予以查实。恰好第二年岷江发大水，冲毁了部分新建工程。尽管损失不大，并且很快修复了，但恒训仍然坚持上报丁宝桢确有浪费。慈禧大怒，对丁宝桢处以降级，并勒令他与丁士彬赔偿工程超支部分。可见，丁宝桢所欠下的巨债，正是他为此支付的工程费，估计有上千两银子。而谁能借得出这样一大笔银子呢？我想，除了唐友耕，大概四川无人做得到了。为什么在唐友耕病死时，丁宝桢会痛哭失声？这当中，恰有天大的秘密，丁宝桢未能偿还唐友耕代为垫付的国库银两。多年以后的20世纪60年代，唐家后人偶然在都江堰城边与一当地老人摆龙门阵，对方得知他们是唐友耕之后，老人不停地说，为了都江堰，我向你们鞠躬了！这让唐家后人惊诧莫名。现在看来，老人是知道个中原委的。
在四川努力奔走10年的一代名臣丁宝桢，就这样清风一般而去。
比此稍早，时任成都知府的杨重雅——那个杀害石达开儿子石定忠的纤弱书生，游历都江堰时，写有一首《都江堰赋》，至今留有碑刻：“蜀封在秦惠廿有七年，其时中国始通，天遣名臣开险界；江水出岷山百五十里，此地上游高踞，人传神迹廓灵关。李氏治水要诀为深淘滩、低作堰、遇弯截角、逢正抽心。故二王庙另有一联云：凿内江口以平秋汛，导外江水以慰春耕，盈亏系一身，二千年利待害除，恩波永照秦时月；深滩低堰乃安其流，截角抽心乃顺其势，典型在西蜀，十四字科金律玉，敷土同垂禹贡经。李当时仅一郡守耳，却能不避险阻，怀其忧国忧民之心，戮力同心，官民全力以赴。卒使灾害消灭于无形，千秋俎豆，庙食万世。理固宜然，绝非幸致也。独惜今日官场，推拖敷衍自圆其说，恐多做多错而裹足不前，尸位素餐，恬不知羞耻为何物也，悲夫。”[30]
读其文，可以推测杨重雅似乎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好官，他在文末的感叹，移之于丁宝桢治蜀的遭遇，何其贴切啊！
反过来看，唐友耕不但可以为10个子女每人准备2000亩地的产业，而且还有五六处庞大的唐公馆。晚清巨贪盛宣怀其全部财产的总值，银两超过千万两。相比起来，唐友耕的家业看来不过是稍逊风骚。我想，以骆秉章、吴棠、丁宝桢的睿智与犀利，自然知道唐友耕的财富主要得自于石达开部队的金银珠宝，继之是他返回云南数年的征讨搜刮，但唐友耕毕竟是一个能征惯战的好同志，吃点拿点，反正他的钱财不是出自国库，至多算没有充公而已。因此，他们都沉默了。
这不是潜规则——而是官场的元规则吧。
我发现晚清四川官场，除了社会动荡时期的特有腐败外，体制的破车带着惯性，呼啸着、跑冒滴漏着它固有的历史性腐败：官场腐败、吏治腐败、司法腐败。一方面固有清风明月，可是这点清明就连眼皮下的唐友耕也奈何不了，又如何就一个往悬崖直奔而去的王朝？！
让脊梁在墓碑上磨成矛
脱臼的思想是一种习惯性脱臼，也是思想历险中的常见性创伤。一个从不遇险的思想，也许是非人类的。
哲人说，“惊奇乃大地之盐”。而在我看来，唐友耕是晚清四川的官场之盐。四川农村把盐称作“上味”。在我会写盐字之前，我已经体味到了这种白色的结晶体是如何“上味”的了。百味之中，盐是上味。它是什么时候端坐于味觉顶端的？成为人们味觉上最大的嗜求？这真是一“盐”难尽。
可以说，唐友耕不但是晚清四川官场最大的贪官，他充满“小说气”的一生更是一个深谙底层智慧的小人物起伏跌宕的形象演绎。他的踪迹史向我们展开了一个时代波澜壮阔的铁血叙事，他以鸩鸟一般摧石裂铁的步伐，是一道打破晚清四川历史坚硬的大染缸、漏出卤水般黑汁的裂痕。
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
一个奇怪的梦。
梦到我路过成都科甲巷路口。辕门。十字木桩。黄铜门环。小巧精致的刀。
石达开、石定忠、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恩丞相韦普成一行，他们哈哈大笑，笑得浑身褴褛，笑得浑身鲜血，他们浑身长出眼睛。五岁的石定忠从羸弱的身上撕了一大块肉，他递给我说：我不再送人血馒头给你了，我送一块肉给你。你看吧，它会像息壤一样长大的。长成山，生出铜……
还得那个评价石达开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文吗？
多年以后，他写有一本书叫《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文章在上海的《北华先驱周报》发表过，后来又以书的形式在中国出版。其中有这样一段感叹：
纵观中国历史，自古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观念已经达成一种共识。那耸入云霄的群山、果实累累的山谷、未被开垦的荒野及富饶的平原，莫不归属于皇帝。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如果国家需要任何财富用于公益事业，它只需简单地向现有的财富占有人提出征用要求，并向其支付财富实际价值一半的价钱就可以了。其实，这样一笔费用只能算是对财富所有者的一种感情上的慰藉，而不是对他作为真正的财富所有者的承认。如果阿拉伯国王是一个中国皇帝的话，他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令人垂涎的奈伯斯葡萄园（Naboth vine yard）据为己有。他只要派几个臣子去将葡萄园征用就可以了，而奈伯斯也会马上屈从于他的命令，并在情感允许的情况下体面地隐退，将自己的财富予以奉送。[31]
民国时期的少城公园
权力固然可以使高烧的帝王在赤身裸体状态下坚持声称自己穿着世界上最华美的衣装，但权力在很多时候的确赋予了柄权者一种隐身的法术。这与其说是权力自己发育出来的智能，不如说也是大众固有的权力崇拜情结催生出来的一件乌托邦产品。所以，赤裸的不是帝王，人们只看见华服在夤夜而走。这姑且可以作为“皇帝的新衣”的另一解。于是，无法无力觊觎权杖的人，就只能攥紧刀把子，把刀把子攥出血，成为了权力的润滑剂。
我至今没有见过唐友耕的画像、照片。我一点也不遗憾。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七月，刚刚由四川布政使调任贵州布政使的张集馨（1800～1873年），在进京陛见时，张集馨被道光皇帝召见五次，与之议论官员贤否、吏治如何时，特别谈到四川官场。道光皇帝问：“四川吏治如何？官员是否勤能？”张集馨对：“州县中人才出色者少，循分供职者多，全在上司提倡。”这显然是有所保留的，皇上也焦头烂额，报点儿喜吧！作为至尊无二的“上司”皇帝（特别是清朝的，当然包括道咸二帝）的提倡一直是好的，可实际又怎样呢？更多的是上梁先不正了，又如何指望底层的秩序？“监司大员行同市井，何以表率僚属？”[32]张集馨针对四川官场，提出了“政由贿成”的四字真言，可谓击中了晚清官场制度的死穴。只要看一看晚清道、咸以来的吏治局面，便不难得出这一结论。由此，我们大可以窥见清末四川官场的魑魅魍魉，唐友耕俨然是其集大成者。
作家蒋蓝与唐友耕后人的合影（右一为江潮，右二为张植俊，右三为王庆蓉，右四为植登捷，右五为蒋蓝，右六为唐劳绮，右七为胡景蓉，右八为王庆福）。
今日成都大暴雨，我恰好路过文庙后街四川省公安厅后门，看到被雨水打扫后空无一人的文庙后街，它立刻变得宽阔了，像被回避的铜锣声肃清的街面。那里仅剩三道老宅院的青砖高墙，雨水在砖墙上漫漶，像“来归兽”与倩影的纠缠，像一把折断的槊……
而一个把自己的脊梁抽出来，在墓碑上磨砺自新当作投枪的人，他还站得稳吗？
我的朋友祝勇说，历史是“写”出来的。我不大相信稗官野史是正史补充的说法。这是掰断人手接在自己身上的“历史嫁接术”，这样制造出来的历史就是第三只手的诞生记。它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偶有交汇与交缠，在这个历史的平交道口，我们能发现，那些堂皇于正史的人与事，那些依靠蜜糖的诱因把褒义词的蚂蚁麇集于一身的宏大叙事，在它们每个词站立的反面，均有泄露机密的反词。当正史里的“纸人”与现实中的斜影构成狭路相遇的仇敌之际，邪不压正的叙述就是加在胜者一方的致命稻草。我就容易把面具与人脸混淆起来，而真相还原为面具，或者蜜蜂蜕变为苍蝇，但唐友耕还是唐友耕。
如果我们把近代农民抗争史中那些加在“大哥”李永和、蓝朝鼎头上的“伪”字，那些糊在石达开头上的“长毛”“鬼”字标签，那些为巍巍官帽上再戴上的荆冠——“妖”字删掉的话，历史的篇幅就会减去四分之一。
这一切，都在历史的平交道口擦身而落了。
我想，唐提督会暗中邀请昔日的“唐帽顶”小聚一番，露一口黄牙，喷一口叶子烟，偶尔也会吸几口上好的“云土”疗伤镇痛。在他宽袍大袖的官服之下，历练自江湖的筋骨，还没来得及剔骨还父……这样，作为历史旁观者的鄙人，就不必再伤筋动骨了。
唐友耕的一生，不但是在墓碑上磨砺刀锋的一生，更是“以刀杀火”的一生。准确点说，“破梦之矛”属于唐友耕的意象。看看梦的构图：有人梦到钱哗哗哗，堆成了垃圾山。有人梦到肋骨长出葵花，还在跳“忠”字舞。我不相信薰衣草，可以引人遁入信仰。我不断梦到一支长矛，像福尔摩斯一般贴近我的后脑，某天它挥刀自宫，轻声而上，矛头嵌入我的头骨。直到我的呼喊把它烧红。在另外一个梦里，我像口灿莲花的老师，吐出来的是碎铁和牙齿。而在另外一个更替的梦中，面对我的失语，一个好人给我戴上了口罩。我无法像博尔赫斯那样，明智地醒来，我不行了——因为舌头上的倒刺，反而支撑住了崩塌的天庭。
一当定型的事物不可变易立场。所以刀一直停在蓝汪汪的记忆中，甚至没有热身，就插进了火焰的腹部。
火把刃口逼出羊水的气息，它们是孪生的兄弟。此刻火的腰肢蔓生歧义，相互绞缠更像是乱伦的姐弟。刀被越舔越黑，黑得只剩豫让的牙齿。在缤纷的碎绸中渐渐迟钝，刀瘦成了一根懵懂的扇骨，旋掌上之舞。
恒定旷野的总是跑兽的眸子，被白焰灌得酩酊大醉的铁，天灵开裂，彩翎飘飘，就像一只可怜虫腋生双翅。
以刀杀火，不过是为了回炉和淬火。刀关闭了血槽，承受十万只群星的马蹄，无声地剁碎自己，直至辗成蹄铁。
在谣言中倾斜的成都东较场
在时光冲刷之下，遥远的往昔无色无味，类似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笔下的“所指”；但一片千年陈迹却顽强散发砖石泥土的特有味道；更近一点，比如置身一二百年的不见日光的楠木斗拱遗构之下，深吸一口即五内奔涌，有一股触手可及的沧桑。这个感觉的纵深与时光成反比——面对只有名义关系的先祖牌位，与面对自己父辈的坟茔，感情的淡浓之别恰在于斯。
《成都日报》报业集团位于庆云南街和庆云西街构成的夹角范围之内。2008年前，报社东门正对横跨四圣祠街与庆云南街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这个民国时代就声名卓著的仁济医院，成天车水马龙，找一个空车位相当困难，难度不亚于春熙路上偶遇美女崴掉高跟马失后蹄。近年单位停车场修起了四栋巨大的商住楼，雄视古今，睥睨周遭蚂蚁阵营，在“红星国际”的利润语境麾下，停车就更为艰难。我上班去得晚，就更没戏了，我一般是停到东较场路边的临街停车点，再向南穿过新华大道，由落虹桥路去报社。东较场是老成都的东南西北四个较场中占地最大的演武场，足足四百亩，除南较场修筑较晚外，其余三处都是清朝以前遗留、康熙时又重建的。如今高楼林立，街道仄逼，哪里还有半点较场的旷达影子？西较场成为八旗兵的禁脔，东较场则为绿营操练之用。清代四川总督定期对军队进行“大阅”，场地一般都选在这里。此地也曾为华阳县刑场，后因附近民居渐密，嫌煞气太过炽烈，到清朝中叶后，砍脑壳的制度威仪就移到了北较场。
在东较场正西一侧，旧有华阳县城隍庙一座，为两进小庙，历代香火不绝。绿营士兵闲暇时喜欢到城隍庙去逛逛，不一定要烧香，而是讨口水喝，抽几匹叶子烟，听听那些算命打卦的术士摆“玄龙门阵”。较场规矩很严，中上级武官所带的随身仆从一律不得进场，只能在场外等候，这些人就挤在城隍庙里东说西说。很多官场秘闻、社会消息，就随城隍庙的缕缕青烟飘向了城区的几百家茶馆……后来庙宇改为成都市城隍庙街小学，我的同事王鹤1971年就在此读书，她回忆，铺天盖地的向日葵、红梅、青松和雷锋叔叔、欧阳海叔叔的画像团结在伟人四周，贴在高敞的教室石灰墙上，为置身香火的庙宇带来了火红的时代讯息，直到20世纪80年代城隍庙才彻底拆除。如今，在一色仿古的青砖建筑的街面上，仅剩一个“城隍庙街”的名字是真的，抽象的名字与东较场连为一体，那是进入一个城市记忆的路口。
广场是具有意识形态的空间，带有人类的普适价值。我发现，无论是意大利的罗马，还是法国的巴黎，或者是俄罗斯的莫斯科，它们的广场一般来说都具有几百年以上的生命史，镌刻下了那个时期的历史车辙。因此，在渴望“大体量”的东方人眼里，西方的广场多是街心花园，那里营销着露天咖啡，情侣耳鬓厮磨，根本容纳不了豪情壮志。在古代的中国，所谓广场往往指的是三种类型，一为刑场；二为遗留在各大城市中的“较场”（古代军队的操练场地）；三为皇家贵胄坟墓前的宽阔空地。可以发现，东西方的广场之喻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但到了近代，承载制度威仪的较场，也引发过真正的广场暴乱。
东较场发生过两起锲入近代史的大事。
一是清宣统三年辛亥十月十八日（1911年12月8日）的“成都兵变”，仅全省藩库银一项，乱兵们就抢走800余万两。另外一起，则是光绪二十一年端午节（1895年5月28日）震动中外的“成都教案”。1905年，日本学者山川早水来成都考察时，就发现一个落差巨大的现象：街道的一边是市民休闲自得的生活，而另外一边的较场上，士兵却在紧张地跑马射箭，彼此毫无瓜葛。当出现“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时候，市民才知道，一年一度的会操要开始了。
成都有大量竹枝词浮现于庸常生活的地表，其中一首描绘道：“锦城东角列营房，细柳新栽护较场。每当天光初擦粉，数声军乐最悲凉。”“初擦粉”的口语韵致，唯有成都人才能在手舞足蹈里体会其莲足的通幽之趣。这使我们发现，除了会操和比武考试，较场一直就是市民以及脂粉飞舞的游乐场。
成熟的李子上有一层粉霜，那是由水果表皮或表皮附近的细胞分泌出的一种天然保护物。当细腻如银的粉霜与“初擦粉”构成通感之际，一种发痒的冲动就让这个世风趋于绵软的城市变得情色勃勃，不可遏制。
大清一朝，成都人有到东较场举行传统“打李子”的活动，该活动起源何时无从考查了，应该算是中国城市狂欢序列里甚为奇特的风俗。“光绪五年五月五日”当日，出任尊经书院山长的王闿运恰好在成都，他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特殊的本地风俗，在《湘绮楼日记》里记录道：“端午节……成都俗以今日会儿童于东较场，撒新李子，相夺为戏……”
端午节前后正是李子上市季节，端午节当天，肩挑箩筐售卖李子的小贩，简直无法计数。“向例在城东南角城楼上举行，上下对掷如雨，聚观者近万人。”[33]投掷场地逐渐不局限于城楼，东较场把激情与挑逗铺排开，男人中者多福进财，远处的女人中者多生贵子，形成暴力与媚眼交相辉映的狂欢节。温柔敦厚的成都人，本属“民脆”性的群体，但此举未尝不是一种群体暴力的回光返照，曾有一次超过六万人参加东较场打李子活动的记载……富室家庭的妇女、小孩穿着鲜艳衣衫，站在东城墙上垫足观看。巨大的狂欢气场又带动小贩、算命先生、咸猪手、掮客、刷浆糊的独身主义者、土娼、卖跌打药的跑滩匠，跟着群飞的李子进入了一个旋动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