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小小的李子对身体的打击并不能阻止骨头里脱兔的痒意，渴望倒干骨髓的人血脉贲张，他们希望击中额头的李子演变为撞上胸部的水蜜桃。再后来，嗜血的暴力从腰带之下挪移到脑壳，被大力烧开了锅。一个谣言开始弥散。1895年，九眼桥下有一头饮水的母牛，有天竟开口对一个道士说话：“洋人留四川，四川闹天干。天干不下雨，百姓要饿死。”这种“反洋”的谣言，更反映了自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国人的群体心态。如果说这个谣言没有具体所指，那么，第二个谣言伴随李子又开始了凌空低舞：“洋和尚专门拐骗小孩，不仅摆人肉宴，还挖小娃娃双眼来制药！”[34]不由分说地痛恨洋人以及他们炮制的一切，成为了飞舞的李子必然带出的结论。
历史上多次出现利用谣言来达到政治目的和获取经济利益的例证，有的谣言甚至改写历史进程。谣言可以要皇帝的命。古罗马诗人、先哲维吉尔说：“所有的邪恶中，谣言散播最快。随着速度的加快更加激烈，随着散播面的扩展更有精力。”
洋人立即领教了谣言的杀伤力。
1895年5月28日当天，洋教士斯蒂文孙、启尔德从四圣祠街的英国福音堂医馆前往东较场看热闹。由于人多，拥挤不堪，身着挺阔衣服的洋人被推得东倒西歪，衣服上沾满了娃娃们的手爪爪印，这已让洋人怒不可遏了。为了抢得一个便于观赏的位置，洋人牛高马大，发力推开混乱的蚁阵，与几个小孩子发生口角。叽里咕噜，洋人已经出离愤怒了，干脆把几个推搡他们的小孩拉进福音堂教训一番……
听到小孩哭啼，人群漫过来，准备“坐实”谣言。他们高声吼叫：“你们要干啥子？是不是要杀人？洋人算个锤子，有啥子了不起？！”斯蒂文孙、启尔德一见凶猛的口水阵，以为是暴民要伺机行凶，提起手枪冲出教堂与人群对峙。
一个比李子的威力更大的谣言立刻传遍了东较场：在东较场南侧的四圣祠美道会教堂前，一个传教士用奇异的糖果诱哄路边儿童进入教堂，拿来做实验，并把孩子吃掉了……这一幕被好事者一口咬定亲眼所见，说得钉子都要咬断，一言以蔽之，是洋人诓骗儿童并加以陷害。这一嚷嚷还得了，人们放下投桃报李的李子，拿起砖头瓦块冲向教堂。
四圣祠街旧有寺庙，供奉孔门曾参、颜回、子路、子游四位贤达。洋人占据后，本来就使得本土人士窝了一肚子火，于是，民众当晚将教堂、教士住宅及附设的诊所一并捣毁。华阳县知县黄道荣接报后，立即带兵前往弹压。迎接他的是雨点般的石块。黄道荣的轿子立即成为了千疮百孔的纸盒子。
及至深夜，在骨头高温的导引下，群众又冲到平安桥、城南的一洞桥（今向荣桥），将天主堂和法国传教士住宅捣毁，次日又陆续捣毁了玉沙街基督教传教士住宅、内地会福音堂和陕西街美以美会教堂及诊所等，洋人们不得不跑到当地官员家里躲避这一场疯狂的暴力。而四川的绿营士兵们反洋情绪十分明显，他们或以维持秩序为名阻拦企图进入东较场的洋人，或者趁乱“力踢洋妇”[35]，中国人的宽袍大袖以及扁平的面孔让洋人无法辨认行凶者。
当时成都凡属与教会有关的建筑无一幸免，直到两天以后“教案”方告平息。事后查明，全省捣毁70余座教堂。法国公使施阿兰向清政府开列了一份攻打教堂匪徒的名单，其中有会党首领倪四帽顶、古帽顶、赵老帽顶、谭九帽顶等罪魁祸首。这些“帽顶”是干什么吃的？他们都是民间组织袍哥各个公口的领袖，这也暗示了四川众多的近代事件中，民间会党历来就是生力军。
“成都教案”共有七人被判死刑，郭炳辉等17人枷杖充军，政府赔偿了百余万两白银，清廷在巨大压力下将四川总督刘秉璋以下十几名官员革职，永不叙用，由此开创了因教会事件而惩治封疆大吏的先河……从1863年的“重庆教案”滥觞至此，可知四川是中国近代史上反洋斗争最为激烈的省份。这反让人觉得不解：既然清初的四川基本是各地移民组成的，移民文化落地生根，吸纳蜀地之气，烟草、海椒、蔗糖标举了一省的味蕾之舞，但为何如此反感海外舶来的文化呢？
一年之后，“教案”余波仍然没有彻底得到平息。1896年9月，法国里昂商会考察团从河内跋涉万里来到成都，他们明白了“教案”的原委后，认为这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而导致的恶果。法国人承认，成都是“总督刘秉璋的滑铁卢”；“在四川高层官僚，尤其是欧洲人的死地，在四川藩台的合谋下，刘秉璋准备悄然无声地逃出成都。之前刘早已把大部分财产放置妥当，甚至人也离开了省城。此时迪南先生听闻风声，立刻通知北京我公使团，得到公使团支持后，他随即强烈要求北京遣返逃者并通告他对教会恶劣破坏行径……刘秉璋执政期间收敛的大部分财产也被充公用来支付大笔赔款……”[36]
这一起源于纷争、得到官员默许和纵容的极端“爱国”行动的尾声，远非强攻之末、难穿蜀锦。仿佛是口号停留在高音部的“出神”之态，戛然而止，暴喝者突然失声，销魂时分的塞壬一般，张口无声，它断然抽回了自己的利器。显然，这是“一堆李子引发的血案”，在简阳人方于彬写于民国初年的一首竹枝词里有所反映：“较场撒李翠森森，衢巷遥传笑语声。怕忆昔年仇教事，福音今日已风行。”这就是说，洋人还是洋人，手舞斯的克，头抹司丹康，欧风美雨，福音风行，唯有李子无法再成为“飞去来器”。
由于“教案”引发全川反洋，“打李子”活动自此被当局严厉禁止。但成都有关端午的童谣流传至今，依然吟唱着那场“李子革命”引发的历史联想：
雁鹅雁鹅扯得长，
一扯扯到东较场。
不宰鸡，不宰羊，
逮个耗儿过端阳。
蜀地方言里“雁”读作“按”，雁鹅即大雁；“扯长”是指雁阵越飞越长，方言里“扯”字动感十足，就像总是扯谎的历史书籍，堆满了扯谎坝。李劼人《死水微澜》中也描绘了东较场投李子的习俗，长期以来，“耗子”一直是贫瘠年代底层社会儿童们的副食品，以前生活困难时，老鼠肉凸显了它的味蕾蛊惑之力，实在不夸张。
由此可见，一个体制的权力空间逐渐让渡于民事，不但可以容纳法律的威仪，也可以接纳万众狂欢，还可能酝酿阴谋与暴力革命。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了权力、民事、暴力革命具有相互传染、互成默契的可能。这样的时空位移与互换，在成都春熙路的孙中山广场上得到了更为完美的重叠。它们远非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对西方“广场政治”的鹦鹉学舌，认为对广场宏大叙事的消解，始于1970年以后的坝坝（露天）电影、商品贸易与单声道喇叭鼓噪之下的露天交谊舞会。
* * *
[1] 《卢前诗词曲选》，中华书局2006年4月第1版，第72页。
[2] 《再记唐帽顶》，《万象》第1卷第7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174页。
[3] 《唐振常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454页。
[4] 《吴之英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版，第103～104页。
[5] 《读〈湘绮楼日记〉一得》，《唐振常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203～204页。
[6] 丁治棠《仕隐斋涉笔·卷七》。
[7] 马积高主编《湘绮楼诗文集》第5集“湘绮楼说诗卷二”，岳麓书社2008年11月第1版，第153页。
[8] 马积高主编《湘绮楼诗文集》第5集“笺启卷第五”《致唐帽顶》，岳麓书社2008年11月第1版，第194页。
[9] 马积高主编《湘绮楼诗文集》第2集“笺启卷第一”，岳麓书社2008年11月第1版，第83～84页。
[10] 《刘咸炘论史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269页。
[11]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57页。
[12] 以上往事，见梁凌、梁平汉、任杰《中国商人谋略坊：话说川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152～158页。
[1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14] 《吴虞日记》1921年11月1日。
[15] 《吴虞日记》1921年11月3日。
[16] 《吴虞日记》1922年1月20日。
[17] 《吴虞日记》1922年1月21日。
[18] 侯俊德等撰述《新繁县志》，民国三十五年成都启文印刷局。
[19] 《贲园书库落成征文事略》，成都聚昌公司1924年版。
[20] 赵怀忠《文献学家渭南严氏父子》，《图书情报工作》2010年第17期，第145～148页。
[21] “二千指”是200人。
[22] 《吴宓日记中的严谷声》，《东方早报》2011年6月12日。
[23] 《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116页。
[24] 《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227页。
[25] 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光绪十年”，岳麓书社1997年1月第1版，第1298页。
[26] 《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94页。
[27] 《湘绮楼诗文集》“文卷第九”，岳麓书社2008年11月第1版，第316～318页。
[28] 徐一士《亦佳庐小品》，中华书局2009年9月第1版，第20页。
[29] 徐一士《亦佳庐小品》，中华书局2009年9月第1版，第23页。
[30] 刘俊林主编《玉垒金声——名人眼里的都江堰·诗歌卷》，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201页。
[31] 中华书局2006年7月版，第1页。
[32]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33] 徐心余《蜀游闻见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77页。
[34] 郑光路《百年红十字运动在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55页。
[35]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总督致美国公使田贝照会》，《洋务教案档》第5册，转引自《四川文物》1992年第4期，第66页。
[36] 《西南一隅——法国里昂商会中国西南考察纪实（1895～1897）》，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149～150页。
唐友耕的后裔们
昙花一现的候补知县唐致远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虎父犬子类型当属赵奢与赵括，父子两个大名鼎鼎，但如雷贯耳之下也有“金声”与“瓦釜”之别，一个较好地诠释了“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哲理，一个却成为纸上谈兵的形而上论者。
还可以补叙一个成都的案例。
暴动，俨然已经成为四川19世纪后半叶的主动词。白莲教19岁的义军元帅冉天元的各种轶闻充斥坊间，石达开还活着的传奇在盖碗茶腾起的缕缕水汽之间蔓延，而来自华阳县石板滩的红灯教聚义，像飓风发作之前硫磺色的诡谲之云。当年，盛世英的一首诗反映了石板滩的情景和众教徒对“反清灭洋”的意志：“撒防步队散归田，五夜妖星照蜀川。狐火窗明争倡首，龙潭静夜饱挥拳。辍耕陇畔村农舞，说法台前奼女颠，似醉如痴浑不识，连头受戳志弥坚。”
一个十五六岁的乡下丫头摇身一变为蛊惑人心的“妖女”，这个自命“廖观音”的女人依葫芦画瓢，将红灯教设棚为单位，由师父曾阿义传教：分每11个教徒为一小棚，由棚首级引导练拳；每10个小棚为一大棚，借以束缚组织团众。这种行之有效的基层组织方式在四川早期的啯鲁党当中就被普遍采用，它的远祖无疑是连坐制度和保甲制度，这样的居民委员会武装到牙齿，居民伸手即为利器，而红灯教中低级领导也化名为罗汉、仙人等，依靠附体的佛法来号令大众。廖观音把门前的院坝、干枯池塘等任意变成练武操场，并现身说法，大练神拳，她甚至可以超然高举，抗迹烟霞。这一出表演，倒是让人联想起唐朝果城南充的飞天神女谢自然的种种奇迹。为此，高惟寅辑《三水关纪事诗·王蜀琼和诗》记载了两句最富盛名的诗：“蜀江水碧蜀山青，一点红灯万点迎。”
这是一出上演在成都府几十里之外的“红灯记”，红光之下，本已杯弓蛇影，再加上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在体制中人看来，红灯普照的乡野已经处于严重无政府状态。这些拳民与义和团拳匪是什么关系？据说神拳附体后，枪弹也无可奈何。例如民国时期汪海如的《啸海成都笔记》就说：“有谓其（廖观音）能避枪弹者，有谓其能履行水面者，有谓其能跌坐树梢；若伽肉身降世者。”对此，华阳县县令龚子蔓甚感不安，急派团丁搜捕。红灯军立即奋起抗击，战胜了一帮烂眼儿团丁，又乘胜将华阳县衙的公堂设施捣毁，并摧毁教堂一座。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旦遇到突发的暴乱，县令总是乌龟，他们总是被暴乱的兔子赶着，飞跑在时代的前面。
华阳县县令赴成都督署请兵。从此，拉开了以廖观音为首、曾阿义为副的川西义和团与清军的武装对峙。
四川总督奎俊并不知兵法，急派唐友耕的儿子、候补知县唐致远率正规军百人往剿。这个候补知县，不是唐友耕生前花银子捐来的，而是唐友耕病逝后，朝廷“赐恤祭银两并荫一子给予六品顶戴”。就是说，他既非科班出身，非“技术官僚”，更缺乏父亲那种脚踏实地的血战经验。1902年6月13日，唐致远赶到龙潭寺一个叫二台子的地方弹压，他太不知道水深了。红灯照红光乱射，廖观音坐在轿子里，手挥红旗，抬轿子的人快如疾风，不惜用绳子把轿子拉向空中，造成廖观音可以冉冉升天的奇迹。在美女的指挥下，教民勇敢回击。据说廖观音又空降到地面，举刀把手无缚鸡之力的唐致远的刀轻易格开，唐致远立即摔下马来……红灯军乘势捣毁华阳县耶稣堂一所，惩办了“作恶”的教士。清廷为多灾多难的四川局面震惊，急调马维骐为四川提督，“酌带勇营，配齐军火，敏捷赴任”。
翼王训谕的封套，封套上印有“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石达开”字样。
这是一场极其糟糕的父子权力与道统的接力赛。父亲递过来的槊矛，当儿子的不但拿不起，而且双股战战，槊矛“哐当”一声从历史的地表反弹而起，发出了瓦器破裂的笑声，槊矛跌落下来时，还刚巧扎中了唐致远的脚背……
可见，唐致远不但没有唐友耕的半点武功，他连基本的阵势都不会筹划调度，这丢脸的一幕足可以让其父从建昌板子的棺材里跳起来。无论怎样，由于唐致远的勉力加盟，使得唐家父子的一生，用深切的刀口贯穿了自李永和蓝朝鼎、石达开、云南回民、红灯教廖观音的身体，其辉煌的《年谱》不过是血坟上的纸钱。
这是唐致远在本地史料里的唯一战事记载，这唯一的记载，却是这般可人。
当时，像唐致远这样的混事儿的官员众多，但还有更多的人渴望能够跻身于官场这趟浑水。
就在岑春煊大肆整顿四川官场的四年前，法国里昂商会悄然莅临成都。洋人显然注意到了成都街头的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那就是“跑官”者焦急的面容与狼奔豕突的身影，由此可见四川官场的混乱程度。法国人指出：“在成都从早到晚都可见一队队的轿子里坐着来跑官求职的人。他们衣着光鲜，穿梭于达官贵人官邸接待处。只有给官府里的下等差役使过银子，送过礼物方能进屋求见。这些下人时常让跑官求职的人充满希望，深信他们拥有路子办妥一切。然而保证的事却迟迟不能兑现。最后当跑官求职的人山穷水尽，被迫抵押财产，甚至变卖华服来偿清步步紧逼的债务时，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这些充斥衙门的寄生虫把玩、愚弄良久，钱财也被搜刮、吞噬一空。”[1]
连跑马观花的洋人都能看出来的弊端，身为封疆大吏的岑春煊又岂能不知？
1902年9月25日，岑春煊到达成都，出任四川总督。按照清例，督抚到任期满三个月之后，应对全省在职以及候补各大小官员的品行政绩进行全面考核，并奏请朝廷予以黜陟，此谓“到任甄别”。岑春煊赴任后对考察官吏一事尤为精细严格。这个敢于顶撞慈禧的硬手，的确没有把区区四川一地的“关系”放在眼里。他在广东就罢了1400余人的官，怨毒之深，他也是一往直前。他把考核情况用一套特殊的符号记录在秘本上：凡是名字下画五个圆圈者，都是立即予以参劾者；画有三个圆圈者，为留待参劾者；画有两个圆圈者，为不弹劾也不起用者；画一个圆圈者，为尚待考察者。名字下面画有五个叉叉者，是立即予以保荐重用者；画有三个叉叉者，是日后定要任用者；画有两个叉叉者，表明此官吏可以任用；画有一个叉叉者，表明此官吏可以派事试用。这个官场密码本成为了岑春煊上奏的田野笔记，起初准备一举弹劾300余名官员以整饬吏治，后经其幕僚力劝不宜打击面过广而作罢，但最终奏请弹劾的官员仍达40余名。
从官场作风而言，岑春煊较为谨严，他发现川省贪赃枉法十分严重，进行弹劾和惩治的官员数量如此之多，幕僚劝阻他：不宜树敌过多，岑春煊再三权衡，最后弹劾了40多人。他的严厉比寸铁杀人还要锋锐，一次在罗江县巡视时，当地游击赖某被他训斥，双股战战，脸如死灰，两天即惊惧而亡。
面对红灯教蔓延的战火，他调整战略，急速灭火，斩杀起义军无数。1903年1月15日官军获得“大捷”，在简阳县镇子场（今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抓住魁首，他亲自下达宰杀“妖女”廖观音的手谕。这在李劼人先生《暴风雨前》第六章里，得到刀刀见血的刻画。他唯一比骆秉章文明之处在于，岑春煊选择的是砍头，而非凌迟。
整个川西的起义风潮彻底死灭了，“红灯”成为了真正的避讳之词。45天之后，即1902年11月30日，在冷风萧瑟的成都，一直视农民起义军为大逆不道的官员赵藩，在武侯祠撰写了“攻心”联，悬于成都武侯祠孔明殿门前：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上款为“光绪二十八年冬十一月上旬之吉”，下款为“权四川盐茶使者剑川赵藩敬撰”。据说他撰写此联，有劝谏学生岑春煊不必过于热衷“严刑峻法”，引起了岑春煊的不满。他提出的“攻心”与“审势”两大关键词，就像是他掏出来高悬着的两枚苦胆，在历史的长廊里迎风散发清凉。1958年3月，毛泽东站在这副“攻心”联之下若有所思，长久地沉默……到“文革”时期，盛传1972年刘兴元调任四川省委书记时，毛泽东嘱咐他，一定要到成都武侯祠观读“攻心”联。
赵藩总结了岑春煊大功毕其一役的深远意义，那几乎就是一个历史定律：变前任总督奎俊的“以剿为抚”而为“剿抚兼施”，恩威并重，软硬兼施，执政必须上下其手、阴二手、阳一手，左右、左左左。鲁迅先生在《小杂感》一文里的总结是：“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者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革命，革革革革革……”这充满锈刀出鞘的摩擦声，是有关中华民国革命史的本体论。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四川革命与反革命的循环之论！
那么，唐友耕的一生，是否恰是一种由武入官、再由官归儒的循环呢？他就像一个坐在历史过山车的顽劣之徒，进入隧道前，他向我回首，做了一个鬼脸……
有意思的是，赵藩的女儿，后来就嫁给了唐少波的儿子唐建伯，就是说，赵藩与唐友耕是亲家。看来久经历史兴衰的赵藩，并不反感杀人如麻的唐友耕。也许历史就是在矫枉过正的反弹里，更倾向于严厉。可这就是“审势”的宿命吗？
唐友耕之子唐致远当时为候补知县，多行不义，声名极坏。岑春煊甫到川上任，他即前来巴结，岑春煊拒而不见。《蜀海丛谈》记载了一个细节：唐致远连同20来个“有问题”的官员候在总督衙门，希望拜谒主公。当巡捕手持唐致远的手版特来告之时，岑春煊一把夺过，把唐致远的手版狠狠掼到地上：“还有脸来见我！”巡捕大惊失色，由于他与唐致远是哥们儿，只好出来如实相告：“君之消息殊不妙矣！”
唐致远空了，立即萎顿倒地。
尽管唐致远唯一的一次临战成绩极其糟糕，但他具有其父的官场敏感，忙向私交甚厚的枢府领袖庆亲王奕劻求助。当时奕劻父子权倾天下，直隶总督陈夔龙不惜以美色老婆贿赂奕劻，四川大儒赵熙就以“儿自弄璋瓮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相讥嘲，可见奕劻一言九鼎的威势。奕劻贪婪而庸恶，世人皆知，其卖官卖爵之多，不可胜数，家里门庭若市，人们戏称为“老庆记公司”。一次奕劻举办生日庆典，唐家父子送去一根四川邛州的方竹杖，说是可以扶老，以为纪念。竹杖中空，藏有银票三万两。奕劻喟然：“此诚可儿也！”
得到唐致远的求助信，奕劻投桃报李，给岑春煊发电，保举唐致远，认为他有才可用，“望加青睐”。岑春煊只好在“密码本”里删去了唐致远的名字，吩咐文案抄录弹劾名单。他一直在徘徊，为这个事纠结不已。走着走着，岑春煊一拳打在“密码本”上，吓得文书直钻桌子。他恨恨地说：“这个人手段狡诈，足见其钻营功夫。我怎么能畏势而宽恕这等蠢材！”他立即命令把唐致远的名字填入弹劾名单。
但是，他必须回复奕劻。他说，弹劾名单已经上报朝廷，无法再撤下来了。
一个钉子一个眼。岑春煊的强硬，在此淋漓尽致。
岑春煊虽然在四川总督任内只有九个月，不但弹劾了一大批贪官污吏，而且还把四川省长期积累下来的官场弊端给予了革除。但“政由贿生”的体制枝繁叶茂，至多稍微收敛一点而已。
几年之后，大清的江山依然分崩离析了。这巴山蜀水，也不是依靠铁血总督骆秉章、肝胆总督岑春煊、41岁就归天的唐帽顶鞠躬尽瘁就可以维持的。偶尔听到的吱呀声，大儒们会惊喜莫名，以为那就是声声“蜀籁”瑞兆，其实，那不过是危楼坍塌前的阵阵撕裂声……
长子唐鸿龄点滴
民国初年，沃邱仲子（费行简）谈到，曾经在唐友耕长子唐绍闻家里见过所谓石达开撰写赠送给唐友耕的对联。我认为，这个记载也是真实的。这一真迹就在西南民族大学一位教授手中，不知何种原因，一直秘不示人。我想，固然有人利用石达开的名望来抬高自己，但唐家有石达开的翼王印、笔砚、兵器等遗物，早已名声在外，几乎成为了成都民间的龙门阵。至于那些刻意去伪造翼王的手迹来炫耀门庭的生意人，固然有，但又有几个人相信呢？
《大关县志》中确有对唐友耕长子唐绍闻和六子唐鸿学的记载，称唐友耕长子“唐鸿龄，字寿山，提督友耕长子……”，但是没有提“唐绍闻”的名字，不过记载中说此人曾“委署盐源县”。
后来，我在《攀枝花日报》上看到一则报道，梳理本地志书的历史形成过程，特意提到《盐源县志》的编纂经过：“光绪《盐源县志》刊本，六册，十二卷。先是光绪十七年（1891年），时任盐源知县的辜培源组织邑人周冕等人编纂成初稿。光绪十九年（1893年），由新任知县欧阳衡组织人修订初稿后刊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又经在职知县唐绍闻再次组织人补修刊印而成今本。”看起来，这个唐绍闻就是《大关县志》中提到的唐鸿龄了。绍闻，是他的字。
而《清实录·光绪朝实录》记载了一件四川的官场风波：“以违例苛罚。革署四川盐源县知县唐绍闻职。”地处偏远的盐源县小吏有何违法乱纪的事情能够惊动朝廷呢？至今不得其详。从此之后，宛如羚羊挂角，再无迹可求。他的踪迹，就此在历史中彻底隐遁了。
老九唐少波的后裔家族情况
唐劳绮的外公是四川著名书画家江梵众（1894～1971年），号少舟、喜舍庵主人。祖籍广东，生于成都。为民国丹青妙手，张大千、谢无量好友。1914年毕业于成都客籍学堂及四川省政法专门学校。受业于同盟会邹琳和宣统二年（1910年）时任巡警道的徐樾。徐乃江先生姑父，号季同，为成都警察总监。江先生少年时为林琴南所重，壮年时好游历，常住南京、焦山、上海、苏州等地。1950年后寓居成都，曾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民革四川省委委员，与刘孟伉、陈子庄、赵蕴玉、贲园主人严雁峰、严谷孙等往来，在蜀中书画界德高望重。
唐劳绮的爷爷、父亲也并非无名之辈。
爷爷唐建伯（1890～1938年）系老九唐鸿昌的儿子，为云南讲武堂出身，在蔡锷出任校长期间，他出任总务长，后出任靖国军参谋长。民国成立后，出任过嘉定府第一任硫磺局局长。因是富家出身，他为人慷慨，交游广阔，民国初年在成都的官场、军界、商界、文艺界均有人脉。
闻一多绘制的《石达开诗钞》书影
父亲唐孟桓（1911～197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结识众多演艺界名人。在周芷颖、高思伯合著的《成都早期的话剧运动》一文里，讲到1930年成都“摩登剧社”活动，在1931年又以“现代剧社”名义恢复话剧演出时，特意提到了唐劳绮的父亲唐孟桓：“现代剧社中人，新人有盛建群、杨琳、唐孟桓、唐娜等。演出剧目，除原摩登社所排演者外，增添了如《伪君子》、《名优之死》、《风雪夜归人》、《松花江上》、《雷雨》等名剧……”[2]
民国时期唐孟桓一直活跃在四川文艺界，他有一个笔名叫“皿木”，写过一些文艺小品，与谢添、车辐、陈白尘、阳翰笙、洪深等人友善。他曾经提供房子和资金积极支持地下党负责人车耀先编辑《大声》周刊及报纸，他写有一笔好字，帮助车耀先刻写钢版。还参与过话剧《放下你的鞭子》以及著名电影《风雪太行山》的演出，出演的是配角——体格剽悍的矿工。尽管唐家中落，毕竟“饿死的骆驼比马大”，他还出资支持话剧《雷雨》在重庆等地的演出。1949年以后，唐孟桓在成都市建国中学（15中学）任教，担任语文教师直至退休。
约1898年，重庆府知府府邸。立德夫人/摄
电影艺术家谢添晚年曾经对唐家后人谈到过对唐孟桓的突出印象：“那是一个爱情至上者！”这句话，大可以窥见唐孟桓的性情。当年他与蓝苹、徐曼、白杨、舒绣文等人过从甚密，交往史也许将永远湮没于往事，至今只有两张他与这些女星的合影，成为孤证。由于家境的特殊性，置身一个波诡云谲的时代，无论是唐建伯还是唐孟桓，均未留下任何回忆性文字。
我对唐卓韧的访谈
【采访日记】2012年6月18日
由于唐卓韧较忙，采访时间几次推迟，他今天约我在他位于南华巷的家中一叙。他姐姐唐劳绮也来陪我。
那是位于成都一环路以内最早的别墅了，建于20世纪80年代。踏进铺有浅黄色地板的客厅，石块贴墙，在这富于一种静谧、清凉气息的环境里，光线从高空倾斜而下，让四周墙体上的绘画作品莹莹欲动，给人一种静谧而深邃的纵切感。唐先生坐在一个巨大的玻璃鱼缸之前，他声音浑厚，身体强壮，胸廓很厚，一点也看不出是年届耳顺之年的年龄。从他的体格上，可以依稀看见其祖唐友耕魁梧的模样。看到我在注意室内的灰色石头墙体，他微笑着说：这些花岗石其实不贵，但与川西门楣相组合，就具有了巴蜀元素，我更注意到这些材料的节能、色彩、纹理和在环境中所产生的光影效果，因为它们决定了一种风格空间。黄、绿、灰三色固然是客厅的主流色彩，灰色给人稳重高雅之感，冲淡了墙体灰色石头的凝重，而绿色中和了地板的耀眼，让空间获得了最大的体量。
我看到挂在墙头的一些大照片，他与歌唱家廖昌永以及演员巩俐的合照，他与廖昌永是老朋友，也为巩俐设计装修过豪宅。在我的感觉里，唐卓韧似乎不太愿意谈论这些，也许他认为那是别人的生活，不宜过多置喙。谈到文化与生活，文化与建筑，他神态自若了，语速也越来越快：“英国诗人马休·阿诺德的一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文化就是让我们认识世界上已知的和前人已阐明过的最美好的事物，从而也就认识了人类精神的发展史。’马休·阿诺德还有一句名言：‘文化的重要目的是使我们弄清何为尽善尽美，并使之成为普遍追求的目标。’如果说我青年时代的个人奋斗不过是为了一己的温饱，那么在我开始从事建筑装饰设计的过程中，文化几乎就是托起建筑的基础。我的经历让我痛切地体会到这两句话的重要性……”
我们的话题集中到刚刚过去的深圳大运会。深圳的速度、热情、激情，深圳的一切都将会通过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传向世界。唐卓韧先后参与了深圳蛇口鱼街等数条街区配合大运会的改造以及景观大道的设计，这些安静而热闹的建筑，它们不但将铭记大运会的每一个日子，而且将成为深圳的文化符码。
在持续四个小时的采访中，唐卓韧数次起身，拿来图纸、模型、景观设计彩样、照片，并在电脑上展示详尽的PPT。一些项目尽管不能立即落地，但这个蓝图一直在他头脑里演绎，他忘情地细化着他的美学乌托邦。我逐渐觉得，他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人，60岁的唐卓韧就像他身后挂在墙头用作装饰的马灯。凡是得自于火的，总是让人产生敬意。我问他，为什么要使用马灯而不用常见的灯笼？他认为，灯笼必然要与华贵的木装饰才相得益彰，马灯在石头装饰的空间是突然的，而它蕴藏着火，马灯才是希望、激情的基地。火并不是黑夜中的偶发行为，火更不是借助黑暗的大氅而上升的耀眼蕾丝。火的出现，是将过于浓郁的夜晚稀释、调和、拌均，火将出位的黑夜放回到它原来的静谧位置。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放进本质中去。更重要的是，火与黑夜是互为保管的，火是黑夜的动词，在言与义无限接近的挪移中，火高高拔起，就犹如流星划过天庭的亮丝。
蒋蓝：你的经历颇有传奇意味，好像你什么都学过……
唐卓韧：我小学毕业后，“文革”风暴来临。我自幼跟着外婆外公长大，外婆曾坤远是大家闺秀，外公江梵众在民国时代已是名画家，是张大千、谢无量好友。1950年后，他曾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民革四川省委委员，与刘孟伉、陈子庄、赵蕴玉、“贲园”主人严雁峰、严谷声等往来，在蜀中书画界德高望重。老先生们常来家里，我常常外出为他们买八分钱一包的花生米，打绵竹“成色酒”，我知道了很多奇闻异事。当然，外公从来没有提过唐友耕一个字。
约1912年，成都北门外。
蒋蓝：这是政治局势的原因。你那时学了些什么？
唐卓韧：国画、笛子、二胡等等都学习过。后来觉得不过瘾，专门拜师学武术，我前后跟着廖老师、曾在青羊宫打过金章的武师张英武（音）操扁卦，四处找人“抢手”，嘿嘿，那时我在成都街头还有点小名气。1970年上山下乡，我去的地方是江油青莲区的八一公社，自己打制石锁、石担子，有空就继续练武。
唐劳绮：有血性！这也许是祖先唐友耕的血脉所致吧。我多少知道一点唐友耕和父亲唐孟桓以及爷爷唐建伯的事情，弟弟小，几乎不晓得……
蒋蓝：你知道下乡所在地是李白的故里吗？
唐卓韧：李白是见不着了，但我见到一个奇人。此人衣着干净，文文静静，走路无声。他一进知青大院，连狗都不叫，但若是公社、生产队来个人，即便穿得很周正，狗儿反叫得更凶。为啥子？这就叫气质。这个人我们成都知青都叫他“秘头儿”，这个词专指那种藏龙卧虎之辈。“秘头儿”见我好学，常常为我讲授一些历史。这不奇，奇的是他有上千册书，这在偏僻的农村本就是奇迹，而且这些书竟然是《金瓶梅》《红楼梦》《牛虻》，多是民国版本，竟然能够保存下来，没有被举报、没收，你说奇不奇？我像发了疯一般扑向藏书，通宵痛读……可以说，下乡五年，不但磨炼了自己的生存技能，而且培养了我热爱生活、在艰难困境里提炼诗意的心性。
蒋蓝：回城后你做了些什么？
唐劳绮：唐卓韧啥子都干过。他是从最底层奋斗出来的。这样的事例在一个讲求学历化的时代几乎不可能出现……
唐卓韧：那时成都市内仅有东、西城两个区，我到西城区建筑公司当泥水匠。后来发现，如今名满书坛的书法家谢季筠也在公司当工人。我喜欢动脑筋，当泥水匠时我就动手做了一张水磨石茶桌，惹得朋友们眼红。后来人民公园修建盆景园，对方请外公江梵众绘制兰草、梅花图，我建议在花墙上开出一个个扇形窗子，再用水泥浇筑兰草、梅花。我参与了制作，实践证明这一创造很美观，外公称赞我是“艺术泥水匠”。后来制作花坛、梅华洞，我发现每一个工种，细心琢磨，都可以升华到艺术领域。突然，一个契机让我“发财”了。
蒋蓝：什么契机？
唐卓韧：那时，结婚很流行请人打家具，但上的漆一律都是“偷油婆”色。一天我偶然发现缝纫机的虎纹台面非常漂亮，我想，可不可以绘制出这种虎纹？我有美术基础，实验了几十次后获得成功。绘制的虎纹、楠木纹等等可以以假乱真，上漆之后，实在是很漂亮。逐渐有人请我这个“油漆匠”上门油漆家具，名声不胫而走，到了应接不暇的程度。那时我一天可以赚10元钱！我一月的工资才二三十块呀！我决定开办家具厂，那是成都最早的家具厂之一，我设计后出书本上也没有的各种款式，组合柜、镶嵌有书画作品的工艺屏风、宫廷花瓶、宫廷宫灯，四川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以传承传统文化为题，予以了多次报道。我在困境里学会淘金，更尝到了创造的快感。
蒋蓝：你后来从家具行业抽身，何时开始关注设计？
唐卓韧：家具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火得不得了，单是我在商业场、成都百货大楼举行家具展后接到的订单就排满了两年的工作量。我先后为省社科院图书室等十几家单位设计家具、环境，这自然就牵涉到室内装修设计。1986年我组建装饰设计机构。但设计是“沙盘作业”，别人如何相信你？我是一丝不苟完成一个“沙盘作业”，这一般要花几个月心血，再让对方去评判。经过激烈角逐，我接手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地质宾馆八角楼歌舞厅。我采用了体现“万物生长”的意象，借鉴了民国歌舞厅的格调，又大量采用几何造型，头顶是彩虹、星空，有“造梦”的氛围。这应该算是成都第一家真资格的歌舞厅。成都人才晓得，成都最早出现的娱乐形式就是舞厅，而最出名的就是地质宾馆八角楼、四川宾馆、岷山饭店、锦江宾馆等。后来我又设计了成都第一家卡拉OK厅的室内装修，并参与了重建人民商场的装修设计竞标，并一举中标。这一项目完成后，觉得我的理念上了一个台阶。在整个过程里，我觉得我掌握的实践已经足够，开始到大学学习。
蒋蓝：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诗学》在国内很出名，空间诗学改变了着重关注物质空间的传统，转而关注“内部精神空间”，他从现象学和象征意义学出发，发挥其“物质与诗意统一的想象观”，在居室、抽屉、箱子、柜子、鸟巢、贝壳、角落、缩影和圆等意象的诗意观照之中建构出“栖居的诗学”观：空间并非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载物体容器，更是人类意识的幸福栖居之所。
唐卓韧：我完全同意，一个空间对设计师的要求太多，因为你是在“造梦”，符合主人地缘、文化、经济、心性的梦。他曾说过“我越是善于把世界缩影化，我就越能占有世界”。我在北大讲坛提出“美是有定论与无定论的交汇”论断，这不复杂。设计必须着眼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时代的结合。而设计家必须有情，山水之情、文化之情、人伦之情必须兼顾，塑造什么样的环境，它就能带来相应的生活。我先后去过几十个国家，揣摩建筑的每一个细节，而这样的细节又必须融入不同的地域文化当中……我拍摄的建筑照片大概超过了10万张。概括地说，艺术性与技术性、适用性与舒适性、持久性与文化性、自然性与和谐性的全盘考察成为了我设计的尺度。设计毕竟是为了使用，不仅仅是为艺术服务。设计应善用资源，一味求贵绝非设计目的。设计者应常怀敬畏自然之心。
蒋蓝：你曾经提出“人文、自然、和谐是社会时代的灵魂”，这一理念在设计里如何体现？
唐卓韧：建筑讲究和谐美，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的和谐，单一性与复杂性的和谐。现在的城市建筑设计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同时又必须是有地域性的，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在设计成都几个高档酒店的室内时，充分利用巴蜀文化资源，加上现代艺术的元素来创作美化时代的建筑，是室内美学的一次重大改革。一般酒店也都会配置一些艺术作品，但它们缺乏主题内容。2008年，针对本土一家明显彰显文化品格的高档酒店的装饰设计，我真是绞尽脑汁。前后几个方案都失败了，一天我待在烟雾缭绕的设计室快发疯了，突然在一本文物画册里获得了灵感：我何不以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石、汉阙、汉雕等为形式，展现马上发财、说书、说唱俑、汉代乡村城市生活等内容作为设计的理念呢？这些原始艺术形式通过现代元素再创作，古朴、现代、典雅、造型生动，熠熠生辉，为大堂增添了不少色彩；同时把汉画砖花纹运用在建筑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开始在酒店内布置大尺寸书画作品，酒店就成为一座书画艺术沙龙，向客人展示名家各种风格作品，供客人品赏回味……完成这个设计后，我觉得我老了几岁。灵感源于对生活的持续激情，多年磨炼让我更懂得如何体味生活。
蒋蓝：你从事景观、室内设计多年，你的八字方阵是“经看、经想、经问、经用”，可否详细谈谈？
唐卓韧：我使用的材料必须优良，但造价都不高，我不喜欢那种天价材料，因为这足以让人审美疲倦。视觉美感、内涵充实、联想丰富、经济实用就是这一理念落地的效果。我在深圳参与了十几个大型项目的装饰设计，这一理念应该说是落地开花了。巩俐在成都的别墅也是我设计装饰的，她对此很满意。
蒋蓝：你在成都生活多年，如何看待成都的城市发展？成都有不少片区是自行车、行人、汽车并行不悖的流动模式，大道与小道的关系，就像动脉与毛细血管……
唐卓韧：成都近年涌现出了不少引以为傲的景观，比如天府大道两侧多层次、多功能、多品格的现代化建筑与装饰，展示了成都的气魄与美学追求。就传统文化与景观的结合而言，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用纵横的大道切割出大地块，然后开发为各种小区，但这样的大道并没有解决沟通。沟通应该有无数毛细血管。如果说街心花园、广场是看台，但是我们看不见细部。在我看来，小街、小巷就是西方建筑师所谓的“街道眼”，是利于人们活动交往的公共场所，所谓建筑的和谐观，正是休闲、交流以及生活细节可以随意发生的地方。街区是经济、文化、故事、感情的孕生地。看看水井坊老片区，其实这一大片晚清民居就是连接不同建筑群落与街区关系的一个和谐样板，因为它避免了孤立与突兀，我们不妨从中吸取一些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