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蓝：本土文化符号如何在建筑景观里体现？你知道你祖上的“唐家花园”和祠堂吗？
唐卓韧：大慈寺、昭觉寺有丰富的禅文化和茶文化底蕴，锦江码头具有无可比拟的历史底蕴，还有客家文化、大熊猫稀缺文化优势等，都是本土空间设计优势多样性的资源，要注意保护和承接。只有立足于本土文化，才能展示出真正的国际水平，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比如建设路曾是城市东部人最集中的地方，见证了东郊工业的辉煌，并奠定了成都现代工业的基础，音乐公园的打造就是浑然天成。再比如路段改造，不妨在一环和二环的入口处增加人文地标，目前成都临街住宅立面和商铺的统一改造及道路景观的专项设计做得很好，但在材质、造型上还应考虑其本土风格。
唐劳绮：我弟弟不大清楚“唐家花园”和祠堂，那些已经连同往事湮没了。我还在那附近读过成都女子师范，当时竟然不知道我的老祖宗的家就在这里！后来才知道，我们家的姑妈捐出了一部分房舍作为校产，她是女师股东之一。哎，如果祖上知道卓韧成了设计师，我想他们会感到欣慰的。
蒋蓝：请详细谈谈成都建筑与装饰的关系。
唐卓韧：要避免过度设计。设计要融合于环境，不然要沦为摆设。着眼“比例与尺度”原则营建的一些园林景观，应该说装饰设计相当杰出，使建筑与艺术相得益彰。但不少单位、公共、民用建筑外观上看不出本土化特点。就是说，这个建筑搬到外省好像也可以，无法体现现代休闲大都市的空间格局。比如，在相对封闭和静态为特征的巴蜀文化影响下，茶馆是本土地域特点十分突出的类型。民国初期成都茶馆已达454家。在空间格局上，成都茶馆具有鲜明的个性，铺地要厚重，不宜采用花哨的玻璃、闪光材料。其他搭配古玩、摆设等等，都是必要的装饰，尽管这些元素与喝茶似乎无关，但“功夫在茶外”，设计时必须考量。
蓝大顺是四川潼南人
【采访日记】2012年7月13日
这段时间查阅了很多四川、云南近代史资料。围绕李蓝起义军，“李短褡褡”李永和以及重要将领如卯德兴、唐友耕等人的身份没有任何争议，但浓稠的迷雾一直萦绕在蓝姓兄弟身上。在历史记载中，除了蓝大顺，尚有蓝朝柱、蓝朝鼎、蓝朝壁等人，绰号有蓝二顺、三顺、幺顺等等层递而下。有鉴于此，早年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专写《蓝大顺问题考》，他的结论很清楚：“蓝大顺的真实姓名是叫蓝朝壁。”[3]
我注意到，四川近代史学者李有明不同意这个结论，先后写了三篇与罗尔纲商榷的文章。他认为，尽管各种说法把大顺、二顺之名，胡乱指为朝鼎与朝柱，但是从未有指为蓝朝壁者。记载大顺、二顺混淆不清的现象，也散见于当时统兵镇压起义军的清朝官吏奏稿和年谱当中，有些私家著述也前后矛盾，即或是《清实录》中，也多据地方官奏稿录事，所以也含混不清。他分析众多资料后认为，蓝大顺名为蓝朝柱。[4]
1992年，学者张宁在《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当年第三期上发表论文《蓝朝鼎身世及其起义原因的探讨》，对蓝朝鼎家族的来龙去脉和蓝朝鼎参加义军的过程作了详细的分析，澄清了史学界对李、蓝起义初始阶段某些重要情节的模糊认知。可惜张宁得出的结论依然是：蓝朝鼎即为蓝大顺。
历史与真相，也许正是在这样反复诉说中尘埃落定。但尘埃偶尔也会被风带起，去到尘埃原初的形象里。
2012年5月8日，《成都日报》副刊编辑范湘红告诉我，成都有一个叫蓝炳元的作者来报社投稿，偶然谈到他就是蓝大顺的后人。我心头一惊，立即感到某种感应的异光。次日，我与范湘红赶到蓝炳元约定的东胜街一小区门口见面。
天气暴热，蓝炳元走得很急，敞开衬衣，古铜色的胸廓流满汗水。他身材中等，说话条理清晰，看得出是一个经历丰富的人。他多年前一直在成都宽窄巷子居住，凭着惊人记忆，再辅以资料，他绘制了一张近两米长的成都《宽、窄巷子风情图》草稿，重现了20世纪50年代之前宽窄巷子的街道、公馆、餐饮、茶社、商铺，涉及70多座院落300多间房间，各类生活形态的人物一千多个，连一些醒目的大树也一一标注。他本人没有学过美术，特请住在东胜街的画家江华光根据他的草图，绘制成一幅“成都清明上河图”长卷。
他带我们来到江先生住宅查看原图。蓝炳元讲，自己之所以认识江先生，是彼此祖辈有渊源。潼南94岁的熊葵忠老人回忆，早年蓝大顺一直在四川“跑滩”，后做油菜籽、盐巴生意。从潼南往南方宜宾、犍为一带，逐渐深入到云、贵与四川交界的崇山峻岭。他有几匹骡子，后来加入昭通到叙府一线的“烟帮”，从事镖师押运，这等于走上了不归路。蓝大顺在“跑滩”期间，在蓬溪因身无分文，迫不得已到餐馆去吃“霸王饭”，饭后被餐馆罚以头顶条凳示众，恰好被路过的商人江孔俊目睹。江孔俊觉得不忍，慨然出资，予以相救。蓝大顺说，他日我富贵了，必涌泉相报。后来李蓝横扫滇北、四川等地，他没有食言，为江孔俊送上了狐皮大褂以及珠宝。李蓝失败后，官府四处捉拿同党，这些狐皮珠宝为江孔俊一家带来了血腥之灾，幸亏逃出来了一些妇女和孩子……
家族史就是一部断代史
蒋蓝：首先请谈谈你们家族在成都的情况。
蓝炳元：我的父亲蓝玖陵1910年生于潼南县。因为四伯父蓝锡芝先期来成都安家，于是我父亲在1930年也到成都来谋生活，后来五伯父蓝玉林也来到了成都。大伯父的妻子、儿子接踵而至，几家人均住在宽巷子。我们蓝氏家族自20世纪初入住宽巷子以来，历经五代，前后40余人在这条巷子里繁衍生息，直到2005年因市政建设需要，才最后撤离这条亲切而熟悉的小巷。像我们这样的家族在成都历史上很多，我也算得上是“老成都”了。
蒋蓝：你以前并不研究历史，为什么对蓝大顺与自己的家族关系这么关心呢？
蓝炳元：其实，即便彻底证明了蓝大顺是我的祖先，这并不能为我带来什么荣耀和好处！我是偶然与“蓝大顺”相遇的。2011年6月，我准备撰写有关宽窄巷子的家族生活回忆录，就是在写作过程中，我突然发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本来是哲学层面的形而上的“天问”，没想到，如今却变成了我的现实层面的问题！我的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即：我家是从什么地方来到宽巷子的？又是什么原因会来到这里的？我的老祖宗又是谁？于是我开始留意有关蓝大顺的所有记载。
蒋蓝：蓝大顺与李永和等人举行的起义距今已有150余年，然而作为这次起义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者的蓝大顺，其真实身份如迷雾一般笼罩史学界。如果从1956年李祖桓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对邹知伯“李永和蓝大顺起义始末”一文的商榷和补充》算起，到目前为止，已经过去50多年了，史学界仍未对蓝大顺的真伪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
蓝炳元：李祖桓先生当年就曾谨慎地说过：“蓝大顺这一名称，太平军是承认有的，民间广大群众也是如此传说的，各种记载对他名字的说法，又是大有不同的……要绝对的弄清楚，还不是一二人之力在短期间可以做到的。”在李祖桓先生研究这个问题未果之后，王文才、张志旺、王宗维等历史学家相继发表学术文章进行探讨，不过他们关于蓝大顺真实身份的判断仍未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蒋蓝：你以前知道蓝大顺吗？
蓝炳元：年龄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因为我的父母就给我讲过蓝大顺的故事。我的四伯父最熟悉这一历史，给不少人讲过。一部家族史不但是人口繁衍史，更是一部断代史。
第一，我父辈讲，我家是由四川潼南县（现属重庆）于1920年前后迁来成都的。第二，我父辈为六兄弟三姊妹，1968年“文革”期间，我家唯一一本家谱遗失了。当年底，四伯父即以口述方式叫我堂兄（五伯父之子，刚从部队复员）记下我家班辈排行表，并告之祖上有蓝大顺、蓝大本是参与过农民反清起义，是造过反的。
现我从堂兄处抄录我家班辈排行表为：“周天采杰云廷正大（钟、奇）泽树炳培德延宗世代维永”。共20字，其中钟、奇并辈。堂兄和我是炳字辈，按表推算，蓝大顺、蓝大本应为我高祖辈。
我的大伯父是1886年出生，四伯父是1890年生。查得蓝大顺是1826年生，1859年参加起义，1864年战死。蓝大顺比我大伯父高出57岁，中间隔两代，时间上倒是吻合的。但口说无凭，须得有确切依据。于是我踏上了漫漫寻祖辨踪之路。
寻祖辨踪之路
蒋蓝：你是什么时候去潼南的？
蓝炳元：2011年7月，我第一次回潼南县老家——潼南县塘坝镇灌溉坝村的“石坝大院”走访，后来又去了两次。我查阅了本地蓝氏宗谱收集者整理编印的《蜀潼蓝氏宗谱》，蓝家始祖“蓝现舟”入川至第十五代的基本脉络，其中第八代为“大”字辈。其时蓝氏家族人丁兴旺，因此当地有“蓝家的杆子、陈家的檩子、汪家的谷子”之说，所谓“杆子”是指人多势众，有武力。蓝大顺是长房之子，与他同辈的有大本、大定、大远、大灼、大平、大诚、大试等数十人。
根据宗谱订立者蓝树绪、蓝庭燎、蓝炳华讲，因修谱时，蓝大顺的后人不知去向，也无任何联系。至今当地不少村民承认，自己的祖先参加过蓝大顺的起义军，失败后先后回乡。李蓝大军建立在犍为县龙孔场的根据地被四川布政使刘蓉“水淹七军”攻破后，蓝大顺率部北上进入陕南，攻占义县后建立政权，号“大汉显王”。同治二年（1863年），蓝大顺部与西北太平军陈德才、赖文光部联合，蓝大顺受封为“太平天国文王”。次年，西北太平军东下驰援天京，骆秉章派已经升任陕西巡抚的刘蓉率军进攻蓝大顺部，两军激战于周至县。
蒋蓝：也就是说，历史著作针对这一记载都是张冠李戴？
蓝炳元：我认为是如此。蓝大顺战死于陕西汉阴县。1861年12月，蓝朝鼎在丹棱县战死，但众多史料将其混为一谈。塘坝镇村民蓝炳荣、葫芦坝村民蓝培德讲述，蓝大顺战死于汉阴县后，首级被官府割下用于示众，蓝大顺的同乡部下无法背回尸体，只得砍下他的一只脚杆背回乡。蓝大顺的“脚板坟”就在灌坝村村口，痕迹宛然。但潼南县一带有一个奇特的风俗：那就是院坝无门，坟墓无碑。当地百姓的说法是，你连祖宗坟墓都记不清楚，你就是不肖子孙，所以均没有墓碑。当然这个风俗现在逐渐改变了。蓝大顺的“脚板坟”因为无碑，也是依靠当地村民指认的。
蒋蓝：其实在一百多年前，王闿运主掌成都尊经书院期间，在与四川提督唐友耕的密切交往里得到了不少真实描述，他注意到了这一名字之间的差异。他在日记里记载，担忧西安将军多隆阿的处境：“盩厔（即周至县）在西安以西约200里处，城墙高厚，蓝大顺等率起义军在城内屯粮积薪，严密设防。多军利用地道以地雷轰城，同时发起强攻，皆未成功。多隆阿见部下死伤累累而城不能克，心急如焚。”[5]1864年3月30日，多隆阿赤膊上阵，击鼓督战，再次强攻，他头部被起义军鸟枪击中。次日虽然城破了，蓝大顺等退向陕南，多隆阿因伤重不治于5月18日丧命。
蓝炳元：结合我实地走访的记录，可以发现，当时与李永和一起起义的首领无疑是蓝大顺。至于“朝”字辈的昭通蓝姓家族，与四川潼南的蓝姓无直系关系。我分析，昭通“朝”字辈一批兄弟在李蓝聚义之前就盘踞在牛皮寨、占山为王了。后因两股力量终于汇聚，加上“烟帮”非常讲究义气，血酒一喝，两肋插刀，都是兄弟。大家拜李永和为大哥，蓝大顺为二哥，“朝”字辈蓝姓兄弟自然更愿意与蓝姓“家门”套近乎了，这不但可以进一步结盟，而且可以利用“大顺”之威，树立自己在军内和江湖上的威信。二顺、三顺、幺顺滚滚而下，合情合理。
蒋蓝：昭通文史学者邹长明在《昭通史话》里指出：“蓝大顺又名蓝朝鼎，今昭通市郊守望乡人。据蓝氏祖坟墓碑铭文记载，祖籍陕西，雍正年间迁至贵州威宁。乾隆二十年后，蓝大顺的曾祖蓝元吉徙居恩安县城南八仙营，以耕种为业。后蓝大顺的祖父蓝发贵‘因家道未遂，复移居威宁稻田坝迤北丘’。蓝大顺父辈有七弟兄，弟兄长成，蓝大顺的父亲又迁回八仙营蓝家湾。其祖父死后也归葬八仙营，现墓碑尚存。碑文记载蓝大顺一辈弟兄共24人，其中后来参加起义军并有姓名可考者除蓝大顺外，还有蓝朝璧、蓝朝宏。”
蓝炳元：我认为他考证的还是昭通蓝姓家族。不然，潼南县蓝姓家族为什么至今还有那么多关于蓝大顺的传说？这些传说流传已久，编造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而且蓝姓“大”字辈只有潼南蓝姓家族的字辈才可以吻合。
回忆中的细节
蒋蓝：你在灌坝镇、石坝镇的走访记载里，还有不少证据。
蓝炳元：经蓝月清、蓝树绪指引，我实地查看了蓝大顺家在石坝镇的大院（也是我父辈出走成都的地方），蓝月清讲，1964年他担任乡支部书记，带头“反封建迷信”，砸毁了蓝大顺使用过的喂马槽。蓝大顺后人为躲避清廷追查从灌坝搬迁到了石坝，他们打造的用以表明不再造反的石盘、石锁，在“文革”后也不知去向，但蓝月清还清楚记得石盘、石锁存放的位置。当地蓝树阳、蓝树绪、蓝炳宏、蓝德明分别代表各支祖，讲述了他们所知道的蓝大顺反清起义事迹。可惜的是，这些资料并没有得到有关文史部门的重视。
蒋蓝：听说，你夫人的祖上还是你祖上的“死对头”……
蓝炳元：这是我在搜索有关蓝大顺起义材料的过程中遇到的奇事。我和夫人的祖宗原来早就是“冤家死对头”，且算起来有150年之久了。我翻阅《清史录》，内中有清廷军机处奏请同治皇派湘军前往四川镇压蓝、李农民起义的消息，我突然向我夫人拍案大叫：你的祖宗为何要打我的祖宗？四年前我陪夫人去了趟她老家江苏江阴，还专门去拜谒了曹氏宗祠。曹氏宗祠里有慈禧太后题赠曹毓英的金匾。我的高祖蓝大顺于1859年与李永和联手举行反清起义，从云南杀进四川。清政府先后责令四川总督曾望颜、提督占泰和驻藏大臣崇实对义军进行围剿，均被农民军打得落花流水。后同治皇帝和慈禧听从了曹毓英的奏章，改派老谋深算的骆秉章入川，这才扭转了局面……
* * *
[1] 《西南一隅——法国里昂商会中国西南考察纪实（1895～1897）》，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84页。
[2] 《四川文史资料选集》总36辑，1989年1月版，第57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4] 李有明、蒙绍鲁《往事存稿》，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收录的相关3篇文章。
[5] 《湘绮楼诗文集》第3集，岳麓书社2008年11月第1版，第143页。
2011年5月18日初稿于九眼桥
2012年1月28日第二稿于自贡市东兴寺
2012年5月10日第三稿于峨眉山七里坪
2012年7月第四稿于峨眉山七里坪
2012年8月30日47岁生日第五稿
2012年9月15日第六稿于峨眉山七里坪
2012年11月1日第七稿
2012年11月31日第八稿
2012年冬杪改定于成都九眼桥
2013年3月31日修订完第十稿
附录1
石达开略谱
1831年3月，石达开出生于广西贵县那邦村。
1847年秋，洪秀全、冯云山至贵县访石达开，邀其共图大事。
1850年8月20日，在蚂蟥冲竖旗誓师，率2000人向金田开拔。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金田起义，正号太平天囯元年。
1851年12月17日，洪秀全在永安封王建制，石达开被封为翼王。
1852年10月，太平军大部攻长沙，陷于五万清军内外夹击之中。石达开率部渡湘江，阻敌援军。
1852年10月31日，石达开在水陆洲（橘子洲）伏击，清军向荣部3000人，致其全军覆没。
1852年12月，石达开率部夺益阳，下岳州，克汉阳，直取汉口。
1853年3月19日，石达开率部攻克南京，迎洪秀全入城，建都“天京”。
1856年9月2日，韦昌辉、秦日纲等袭杀杨秀清及其部众两万余人，是为天京事变。
1856年10月初，石达开轻车简返天京排解，议止杀之计，韦昌辉欲加害之，石达开缒城而出，家属及王府所部尽皆遇害。
1856年11月，韦昌辉被诛，石达开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军民共上“义王”尊号，洪秀全封之以“圣神电通军主将”。石达开以“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之职总理军政。
1857年初，石达开在军事上采守江西，反攻鄂皖，局面渐渐好转。但为洪秀全所忌，封安福二王及洪姓王侯16人挟制翼王石达开，并有加害之意。
1857年5月底，石达开率所部随从千人，离京至安庆。
1857年10月，石达开兵进江西，克乐平。
1858年4～5月，率军入浙，克江山，所属石镇吉部占处州，大败清总兵周天受、明安泰，攻占武义、云和。7月，分兵进入福建。
1859年2月，石达开会诸将于南安，确定进图四川之大计。同月分兵两路，突入湘南。
1859年5～8月，与清军激战于宝庆，未克，被迫退入广西。这是石达开远征后遭受的第一次重大的军事失利。
1862年1月30日，在湖北来凤与先期入贵州四川的曾广依部会师，全军扩展至10万人。
1862年11月，石达开由云南镇雄入川，进驻横江。
1863年1月，清军调集川滇湘军多部进攻横江，以阻止太平军抢渡金沙江。双方在横江激战，太平军坚守22日，后因叛徒倒戈而被迫撤兵，退入云南。4月，石达开命李福猷部东入贵州，清军误其为主力，全力追赶。
4月15日，石达开遂率四万余人在米粮坝轻易渡过金沙江。
5月，太平军进占宁远，经冕宁小路，14日进抵大渡河南岸与松林河交汇处的紫打地，此时北岸尚无清军。太平军造筏备渡大渡河，欲取成都。
5月15日，突降暴雨，河水暴涨，木筏无法渡河，石达开下令休息三日，造船待机。
5月17日，天晴，对岸已现清军。第一次试探性抢渡不成功。
6月9日，石达开在多次抢渡无望后率残部6000余人离开紫打地向东突围。
6月11日，因被大渡河老鸦漩水势所阻，突围无望，石达开至洗马姑清营谈判。唐友耕强行夺俘，石达开等与2000人失去联络，后此2000人大多被杀。
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成都慷慨就义。
丁宝桢略谱
1820年6月8日，生于贵州省平远州（今织金县）牛场镇。
1843年，补廪膳生，参加是年乡试，中第20名举人。
1853年，参加会试，中第224名进士。殿试，中二甲第11名，朝考一等第27名，改翰林院庶吉士。
1856年，服阕，升授翰林院编修。
1860年，授湖南岳州知府。
1862年，调任长沙知府。
1863年，朝命授山东按察使。
1864年，授山东布政使。
1866年，朝命署山东巡抚。
1876年，升四川总督。
1877年，署理四川总督，撤四川全省各府厅州县原有夫马局，省民间银数百万两，民困大抒。
1884年，因唐炯请恩及请在贵州建黔军昭忠祠事被责，降三级留任。
1885年，因病请开缺，给假两月，后再请，温谕慰留。
1886年4月21日，卒于任所。
骆秉章略谱
1893年，出生于广东省花县炭步镇华岭村。
1812年，以第3名考中秀才。
1819年，中第58名举人。
1829年，骆秉章与程黻屏、陈兰阶一道再次赴京会试，可惜依然名落孙山。
1831年，第3次赴京会试。
1832年，骆秉章考中壬辰科第60名进士，殿试二甲第27名，朝考入选，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1848年，骆秉章任湖北按察使，翌年升任贵州布政使，后又调任云南布政使，后升任湖南巡抚。
1852年4月，太平军进攻桂林，骆秉章等在湘桂交界处调集各路官兵严密防堵，但仍无法抵挡太平军的强大攻势。
1852年6月，太平军攻入湖南，占道州，骆秉章“未能事先预防”被降三级留任。
1853年，骆秉章卸湖南巡抚之职北上京师，中途奉命留湖北协助防守，尚未抵达，武汉三镇就被太平军占领，清廷命令骆秉章暂时代理湖北巡抚职务，驻荆州、襄阳处理地方政务。
1854年，太平军西征军在湖北黄州大败清军，进占汉口、汉阳，后入湖南再占岳州和湘潭，与湘军水陆激战七天，转战长沙之靖港，全歼曾国藩的水师，曾国藩羞愤得要投水寻死。
1855年，太平军攻占汉阳，克武昌。骆秉章率副将杨载福、知州彭玉麟带领水师援鄂。
1856年，骆秉章派兵入贵州帮助镇压铜仁苗民起义，又派兵到江西镇压农民武装，攻占袁州、分宜两城。
1857年，再次派兵江西吉安，打死农民领袖胡寿阶，并攻占临江府城。
1858年，获清廷“赏加头品顶戴”。
1860年，骆秉章奉命入川督办军务，被任命为四川总督。
1863年，石达开穿越云南、贵州，渡过金沙江，突入川西，骆秉章派重兵扼守大渡河。石达开被围于安顺场，已无力再战，写信给骆秉章（或总兵唐友耕），希望“宥我将士，请免诛戮”。
1867年，骆秉章被授为“协办大学士”。是年，骆秉章因旧病复发，死于四川成都任上，终年75岁。
王闿运略谱
1853年，参加礼部会试，中举人，为肃顺奉为上宾。
1864年，到达广州；入京游览；返家乡。
1865年，迁居衡阳石门，隐居著述。
1871年，入京复试，名落孙山。
1876年，返长沙，著书立说，隐湘绮楼。
1908年，留学归国，封翰林院检讨。
1916年10月20日，去世。
附录2
郑思贺辑纂《唐友耕列传》，其附录载有《唐友耕简谱》——
续表
有些事，可遇而不可求（代后记）
2005年3月，张承志来成都举行了《向山河与民众求知》的文学讲座。这个标题意味深长，也是自2005年开始，我习惯于独自驾车在西部的山岳河谷之间漫游。
川南一线我去的次数最多。最初是因为写作长篇非虚构散文《褴褛时代的火焰凌霄——刘文彩三姨太凌君如个人史》，寻着民国美女的踪迹，我不但去了凌君如的幼年生活地——宜宾大棬子村，她待过几年的宗场镇凌家祠堂，那里有关她卷发披肩、那金色旗袍的凸凹腰身并散发迷人香水味儿的传闻至今也未遁迹。我还去了刘文彩收购鸦片的云南盐津县普洱渡和征收鸦片税的宜宾县横江镇……在横江镇，我首次听到了石达开部在此与官军血战一月、死亡数万、尸体壅塞江流的细节。
其实，早在2005年我在写作《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石达开在成都被凌迟前后》一文时，已经注意到石达开进入宜宾的事实。在横江镇茶馆里听完几位老人的诉说，我决定认认真真写一本书。
写作人应该明白，这类将历史记载还诸大地的写作，行路的难度要大大高于案头写作。我写作20年，出版了近30册本版书，从来没有指望过得到有关部门一文钱的资助。碰巧本地一个文化部门知道了，叫我上报一个考察、写作计划，他们也希望能够给我一点实际帮助。也是私欲作祟，我动了心，报了上去。后来裁判所官员说了，怎么写农民起义军的叛徒呢？写一写抗震救灾或者老军人嘛，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考虑资助。听到这样的结论，我就为我一时冒起来的私欲“感到惶恐”。其实这也符合文坛常态：衮衮诸公的牙口必将蛋糕分而食之！
我非常感谢宜宾县农村信用联社总社的杨仁桂理事长，是她请横江镇的朋友接待了我几天，并请来了当地耄耋为我讲述历史；宜宾第二人民医院贾钰铭主任四处为我收集本地资料；宜宾市工商银行的周德芸赠送给我她高价购买来的《高县县志》；乐山市地方志办公室调研员戴大健先后为我找到了卷轶浩繁的《乐山市志》《乐山市中区志》《五通桥区志》《犍为县志》等工具书；成都长江画院董事局丛林中主席为我寻找到了光绪版的《名山县志》；横江镇人大主席团主席郑启友一直陪同我踏访横江镇，邀集本地老人座谈，我们先后去了黄鳝沟古战场、石城山、云南水富县楼坝镇等地；雅安市文联主席赵良冶细心为我安排了大渡河一线的采访；名山县新闻出版局俸金龙为我找到了民国版的《名山县新志》；朋友林元亨为我提供的几批老四川图片非常罕见……后来我又去了江安县、长宁县、兴文县、高县（含庆符县）、盐津县老鸦滩、大关县以及西昌市、乐山市、雅安市、犍为县、名山县、洪雅县、丹棱县、眉山市、青神县、汉源县、石棉县等地，采用把纸上历史予以“现实对位”的还原法，尽力复原一段波诡云谲的历史。在写作过程中，我希望用一种“文学田野考察”之法，成为文学侦探，去追寻唐友耕的踪迹，用他的踪迹来盘活四川处于“多事之秋”的断代史，纳历史考据入文学叙事，把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同思考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跨文体的变奏叙事。
用近两年时间来全力完成一件事，长期奔走于田野山河间。
我承认，我深爱我的祖国。
将所有的梦蜷缩如种子，将所有的锈在刃口上打开，艳帜高涨，只要它们尚未被厄运磨灭，那就无须回到土地与熔炉。它们在那里，运行如云的命运，就可能看到大地上的阴影，终于出现了缺口！
我与著名散文家、原百花出版社副总编辑谢大光老师多次交流，得益于他的不少提示；散文家赵荔红、高维生、诗人沈苇、雷平阳等人也给出一些建议和支持；写作期间，我的老朋友作家祝勇多次来蓉，他去故宫为本书寻找了一些清宫档案线索，我们谈得推心置腹，这让我获益匪浅；四川历史学者郑光路还为我寻找到了不少珍贵资料；《成都市志·公安志》主编陈稻心先生多次为我“复原”提督街、沟头巷、文庙后街一带民国时期的地理，廓清了本书的一些地名错误；著名历史学者王笛、陈岱峻、李殿元等人也先后为我提示了不少思路……我预感到唐友耕的后人应该还在成都，四处向几十位“可能知道”的老人打听。一次偶然机会，得到四川省楹联学会副会长冯修齐、景常春以及秘书长赵仁春的相助，为我找到了唐友耕后人唐劳绮老师的电话，这为我的纵深研究又打开了一扇门。唐劳绮老师为此特意招集了十数次家族座谈会，力所能及地提供了他们所知的历史情况。后来，又是一个偶然机会，我结识了农民起义军蓝大顺家族的后人蓝炳元先生，进一步厘正了在历史上已成定律的史实错误……
我淘旧书的历史已有二十几个年头了，靠了像我这样的几百人，使得如今成都的旧书市场依然火爆。本书所涉及的大量旧籍，至少有五六十种来自我住家附近的“莲桂南路150号”旧书店，这是一种不浅的缘分。值得一提的还有“新浪爱问共享资料”网站，我在这个网站找到了几十种晚清、民国时代绝版书的PDF文件，解除了一睹为快的苦恼。
行走在历史当中，如同与我的另一半相遇。某天我突发奇想：用两部快门一致的相机，两眼相对、四目相向，像情侣那样吹动一池秋水。同时按下快门而出现的图景，总有精怪的影子倏然而至。这也让我想起西蒙娜·薇依的话：“在保存中无‘我’的痕迹。在毁坏中有‘我’的痕迹。‘我’通过毁坏在尘世留下自己的印迹。”
感谢云南《大家》杂志，尤其是项万和先生的迅捷与卓识。
我先后在成都电视台的“金沙讲坛”、成都市群艺馆举办的“成都故事”、“百姓故事会”以及绵阳市文联的“西蜀文化论坛”等讲坛上，举行过有关石达开、唐友耕、王闿运的四十几次公益讲座。本书里的不少章节，已经陆续刊发于纸媒，从不少读者那里我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反馈。也许，我杜撰的“踪迹史”一词会被人效仿，但我一直认为，这样的写作太过艰难。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有能力写出第二本这类著作。
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蒋 蓝
2013年4月6日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