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提督为从一品官，是驻扎四川清军的直属军士长官，即“弹压大员”。顺治时期开始设置剿抚提督，顺治五年（1648年）令省，十七年（1660年）又下令复置。提督的职责是：“掌巩护疆陲，典令甲卒，节制镇、协、营、汛，课第殿最，以听于总督。”就四川而言，总督多从各镇总兵中提拔。毕竟外来的水土不服的提督，已换得太勤了。
四川提督有直属部队提标中、左、右、前、后五营，战马、守兵二千多名。但在清初，四川提督本标之下只有三营兵马。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四川提督唐希顺奏请照各省提督惯例，添为五营，并标下设游击、守备等官，康熙考虑到“四川地属紧要”，同意了这一奏请。
根据乾隆元年（1736年）所制定的《提镇见总督条规》，提督凡到任、离任以及因公出境、入境，除照旧例必须具题。四川总督旧驻雅州，便于控制边陲。乾隆时，四川总督岳钟琪开始驻扎成都，后来才成了常例。成都，就成为既有将军标、又有总督标、还有提督标的“来了就不想走”式的赖在城市的军队。他们游情于繁华都市，骨酥体滑，锦衣玉食，武人的气，在委顿中恍如登徒子之脸，真是红光满面，箭步登上“扬州台基”。
此时的唐友耕踌躇满志，在东较场高视阔步。麾下绿营棚长以上的大小头目有二百余人。这些头目，每月由他主持考核一次，称为月课。月课的内容主要为弓、刀、石、马四大项，成绩分优、甲、乙、丙四等，是武职迁升黜降的一个重要依据，一向为军营所重视。
首先考弓箭。称为“弓术”。弓以“力”为单位，一力为十斤。从八力起开弓，连续开满三次者为合格。八力开后再加至十力，合格后再加至12力。12力合格者为甲等，超过15力者为优秀。唐友耕看见一个士兵尿都挣出来了，双臂打闪闪，就是无法把弓拉满。他本想给他几耳光，但他突然想笑，心情立即就愉快了。他劈手接过来，较力一拉，他想示范得更到位一些，用力更大。只听“啪”的一声，他竟然把弓生生拉断。士兵们再惊呼：“军门神勇！军门神勇！”他心头一喜，嘴里喃喃道：“这弓太旧了，禁不起！再换一把新的。”
开弓完毕，再考平地射。每人发六支箭，在30步远外对准靶子射，六箭皆中靶心者为优。接下来考刀术。刀有80斤、100斤、120斤、130斤之分，能将130斤重的大刀舞得娴熟者为优等。石分200斤、250斤、280斤、300斤四个等级，将石拔地一尺，再上膝，再上胸，将300斤的石头举过胸者为优。
他骑上马，马甚通人性，围绕较场小步跑。发出秋风扫碎叶的声音，这声音不但容易让闻者慢下身形，而且容易变得脆弱，但很快就被士兵们震天的叫喊淹没。伫立马上，唐友耕望到东面的青砖城墙，城垛上有好些看热闹的人，伸出脑袋左晃右晃，就像一个个潜伏的探子，也像一个个被权力之刀剁下来的脑袋。几个如花似玉的妇人挥舞着手上的丝绢，好像是在招呼自己。这皮影戏一样的场景，容易勾起一些不愉快的往事，挥之不去。其实，一个人的一生，难道不是像皮影那样被线拴着，提来提去吗？
他想得起，同治元年闰月八月二十五日（1862年10月18日），自己的“龙头大哥”李永和、劲敌卯德兴苦心经营的犍为县龙场被打破，李永和之兄和卯德兴之兄，也在龙场（字十分罕见，四川仅此一处用作地名）之役与其他被俘起义军将士于东岳庙一起被杀害。而从“督办陕西军务”的虚职提拔为陕西巡抚的刘蓉成为了最大的赢家。刘蓉天分极高，与曾国藩意气相投，也潜心于朱程理学，但不落窠臼，讲求经世致用。刘蓉一直被称作“卧龙”，出自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寄赠给刘蓉的《怀刘蓉》一诗：“我思竞何属？四海一刘蓉。具眼规皇古，低头拜老农。乾坤皆在壁，霜雪必蟠胸。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比之诸葛，可见刘蓉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地位。后来人们暗地里则称刘蓉为“小亮”，他则自号“今亮”，是“当今诸葛亮”的意思。许多人都视他为狂徒，只有少许几位有识之士知道他的根底。这位湘军的重要首领，后来以“方伯”（这是他出任四川布政使时的别称）的闲庭信步，在石达开的身边跳起了狼狈万状的狐步舞。但哪个晓得，唐友耕才是覆没石达开的最后一双手呢？
据说，“龙头大哥李永和的鼻子、卯德兴的手心戳洞穿上十余斤重的链子，押送成都。”[8]由于他们大骂不止，骆秉章下令割掉两人的舌头，双耳灌入沸腾的铜汁，并砍断了他们的四肢，肆意蹂躏叛逆者的身体。奇怪的是没有动用国家法律的家常便饭——凌迟。其实，国家制度需要的是一种恐怖的蔓延，他们决定以“人彘”的刑法来处理罪大恶极的匪首。被装在木笼子的李永和与卯德兴口不能言，但据说目光炯炯，注视来人，如此在成都四门被示众了三天三夜之后，才在督院街辕门斩首，又把他们狰狞的脑袋挂在城门上[9]。看上去，就像烂冬瓜，流着稀烂的脓血，哪有半分头角峥嵘的“顺天王”影子！在这前后，当时与唐友耕一起在“屯上”入伙的周绍涌、郭富贵、郭富民、郭富友等人纷纷被押解到成都，逐一凌迟，最后枭首示众。唐友耕看到了这些丑陋的脑袋，他庆幸自己的迷途知返，不然，那堆示众的脑袋里，应该也会有自己的。他斜睨五官挪位的李永和，心想你不过是铁匠，你不过是脑袋进了水的棒老二，一个尖脑壳怎么就想当皇帝？那是你撑得起的皇冠吗？这分明是沐猴而冠嘛。不过，这个“永和”，的确是个好名字。
清末，穿中式服装行走的四川的外国传教士。
这样的印象，这些晃动的头颅，伴随着吕西安·博尔达的成长。他是20世纪初叶法兰西驻成都府领事之子，他回忆说：“当夜色降临时，这座城市就像一道被大门关闭的阴森森的隧道。在这座城市里，你不时会看到一个个的人头挂在木桩上或者装在笼子里。如果那头颅是刚刚被砍下来的，还可以看到淌着滴滴鲜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便慢慢地干枯直至腐烂……有人便把那些老头颅拿走，再换上新砍下来的……”[10]在头颅如灯笼一样的更新换代的过程下，斜刺里的一排排大红灯笼高高挂，俨然是黑天空的主语。其实，它们是什么都变得很无所谓了。那唯一能照亮脚下仕途的，胡雪岩是把银子当灯笼的人，唐友耕为什么就不可以把头颅当鬼火一般的风灯呢？
反正都是为了上路！
他甚至为没能手刃劲敌卯德兴而深自后悔。卯德兴也是李永和的同乡，洒渔河卯家冲人，武功精湛。自幼和李永和交往，成为铁杆哥们，也是屯上起义的倡导者之一，一直担任李永和一部的先锋。卯德兴个子不高，具有滇北山里人特有的体格，精悍而矫健，骨骼粗大，动不动就脱掉上衣，露出黄竹一般的肋骨，据说他曾经徒手与黄牛较劲，硬是活活拗断了一根牛角。两拳击中牛头，牛被打得耳口涌血，轰然倒地……
这个卯德兴，就像一个梦魇，在梦里也闪烁着桀枭的硬光，一直在鄙视他；唐友耕不予理睬，他又来纠缠。唐友耕好不容易从那崩溃的梦田边缘溜走，睁眼回过神来，鼻尖上还留滴着卯德兴叉开双腿尽兴冲过来的尿水。他咧开大嘴哈哈大笑，黄牙如铁蒺藜，嘴里喷出苞谷酒的馊味儿……奇怪的是，这鄙视的尿冰凉而锐利，细密地把骨头戳成了薄纱……可以这样说，在唐友耕的戎马生涯里，有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此人不是雄才伟略的石达开，不是凶悍的蓝大顺，而是刀比眼光更为犀利的卯德兴。
王闿运、周询、刘蓉等人或在笔记、或在奏章里认为，“得兴尤凶悍，当时呼之为‘卯先锋’者也。”“德兴”、“得兴”、“卯老三”均是指他。这里的“先锋”固然是职务，其实未尝不是对其剽悍无俦的标举。
在蓝大烟杆的部队期间，卯德兴知道唐友耕是练家子出身，而他也是武林出身，虽然武无第一文无第二，但这样的对手极容易一言不合、四目喷火，他就提出要与唐友耕一对一马上单挑，分出生死。这是一个树立威信的良机，也足以了断两虎相争的局面。但军中私下比武肯定是死罪，但无人来管，反而围拢了一大群拉长鸭脖子的看客。两人较量起了鞍上功夫。
清末，成都地区布置豪华的教堂。郑光路先生提供
唐友耕自幼习武，他喜欢剑，但最擅长的是槊。剑只能防身，剑是民间化的武力道具，槊才是展示主流暴力最为理想的传声筒，它才是制度的常规武备。它最早出现在战国末期，流行于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当时的槊一般分为步槊和马槊，大将用的都是马槊，张飞用的所谓丈八蛇矛实际上就是马槊，关羽万马军中杀颜良的时候用的也是马槊。唐友耕的槊矛并不重，一旦抖擞而出，就像受伤的响尾蛇。
在一个冷、热兵器并行的时代，用冷兵器的人总是高傲的，他们不大看得起那些摆弄枪支的。就像杜月笙的贴身保镖，手枪已成寻常物了，他们还是坚持用刀。但唐友耕也许错了。
一个盘旋，唐友耕就是无法格开卯德兴的枪身，撼山易，撼卯德兴的枪怎会如此之难？他觉得屁股简直在马鞍上坐不稳了。一愣神，卯德兴就把唐友耕挑落下马，正欲补上一枪，唐友耕的侍卫、他的妻 王刚眼见迫在眉睫，不得已冲上前来出刀格挡，使唐友耕幸免一死。卯德兴不料有此一招，他讥嘲道：“真是人多食言！”转身便走。一个人怎能把吐出的口水吞回去？唐友耕回营后怒不可遏，顾不得伤势，立杀救命的妻舅，还叫手下把侍卫的首级送过去，约定再与卯德兴较量。
他伤愈后，拿出十二分的功力，凝神再战。这是为尊严必须全力一搏的比试。
但是，唐友耕还是输了。
“花千总”之墓
唐友耕尽管身材不高，但膂力过人，枪法迅猛而实在，因为缺乏花枪反而没有什么破绽，一当发力刺出，枪身因强烈的旋力而弯曲，就像一根从中突然裂开的竹子，对手的兵刃一触即飞，发出低沉的霍霍之声。他很少遇到对手。正因如此，他就不再顾及防守，这使得他的枪法更为凶悍。但这一次与卯德兴对垒，比掌纹还要熟悉的枪，变得陌生了。
总是在毫发之间差那么一点点，卯德兴的身形就像涂满了黏液的黄鳝一般毫不着力，以一种出乎预料的摆动让他失去准头。稍一走神，卯德兴的枪尖已经飞到了自己的鼻尖！枪尖带起的金风扫痛了唐友耕的眼睛，他一下子迟钝了。又是天助也，他的坐骑“点子花”深通人性，见主人斜刺倒地，战马发出震天动地的一声嘶鸣，后腿直立，向对方猛然扑去……卯德兴没有料到这一出，在惊讶的一瞬，身形迟疑。唐友耕回身，又躲过一劫！
这匹“点子花”属于典型的川马，体格不高大，但筋骨强悍，具有惊人的脚力，战马一直跟随唐友耕转战驰骋，也是一路化险为夷。因福得福，直到在成都文庙后街的唐家花园安然老死。
这匹战马，在四川绿营里也叫“花将军”，后来名声越来越大，蜚声四川官场与民间，成了真正的神马，在成都制造了不少传闻。唐友耕唐氏家族第四代唐锷华（为纪念蔡锷将军而取的名）后人、1945年出生的植登捷先生告诉我，当时四川绿营就曾经有这样的传闻：每临打仗之前，只要“花将军”自动走出马厩，昂首嘶鸣，往往就能打胜仗，反之则败。久而久之，“花将军”几乎成为了四川绿营的一棵灵验的“消息树”，出战与否，决定权在马，不在人。
一匹战马居然能够一路过关，这在战乱时节的四川是十分罕见的事——竟然还有老死的战马！唐友耕吩咐用白绸裹马，买来上好的建昌板子棺材，在成都南郊——如今距离旅游客运中心不远的南台路与胜利村、大学路交会之处，那里原有一个南台寺，购置一块林间空地为爱马隆重下葬。以巨大的青条石砌好墓圈，立碑“花千骢之墓”，碑上题有“四川提督云南唐泽波敬题”的落款。直到1950年，此碑、此墓尚存。但风雨漫漶了碑文，变成了“花千总之墓”。有人不明就里，就认为埋葬的多半是一个武功显赫的“千总”。
其实，马旁的“骢”字和丝绕旁的“总”字，读音本相近，而残碑斑驳，“骢”字的马旁剥落，“千骢”被误为“千总”了。
这救命之马，怎么不是神助？不然如何解释一连串偶然？
唐友耕坚信，这一切都是神赐。
当然了，唐家后人对“花将军”墓地所在地的讲述与史料记载的观点不同。他们见过“花将军”墓，认为应该在唐友耕墓地右侧不远处——即肥猪市一带，那里清末时均为唐家花园的区域。也就是说，南台寺距离肥猪市还有大约一华里的距离。到1938年，成都才开辟新南门，随后修筑了一条由西向东通向新南门的道路，路的东段是南台寺旧址，故取名“南台路”。
但奇妙的是，现在供职于华侨凤凰集团的王庆福先生告诉我，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在位于青羊区浣花南路的草堂小学门口，看见过一块白木牌子，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几个大字：花将军墓地。而且这块牌子，一直到80年代学校改造修缮，才拆掉。我分析，这个地点距离浆洗街有相当距离了，应该不是唐友耕战马的墓地，反而可能真是一个将军的墓地。
话说回来，因为比武失败，与卯德兴的梁子就此结下。仇恨就像锋利的锯齿卡在更坚韧的树瘤之间，进退无据——这往往是用刀者最为危险的时刻。可惜的是，国人习惯奉“一笑泯恩仇”为古礼，均把这样的恩仇之死结移情于男女，所以处处“浓得化不开”。
1905年，成都的西较场。【日本】山川早水/摄
巴尔扎克在《塞克皮罗多盛衰记》里提出了一个发现：“单是恨而没有报复的心，等于一颗谷子落在花岗石上。”然而，我在历史中见过太多的花岗石上长出参天大树的事情。复仇之树迎风招展，不但遮阴挡雨，还提供过夜的庇护。它才是“守株待兔”的实践者：既等候着兔子，也等候着那乐颠颠的获利者！
成都的老人一直认为东较场杀气重，不少人信誓旦旦地说在深夜听见较场四周的鬼魂哭叫。闭眼想一想吧，张献忠的大西军攻占成都的当天，仅在东较场一次就斩杀了四川督抚、将军、校尉和明军士兵近五万人。岂止是鬼魂的哭叫，大概还有风鸣马萧萧，黑夜被红血所腐蚀，汇合成一股流质的劲力，褴褛无边，划破蜀地低垂的阴霾。那天黄昏下班，我偶然注意到路边一块占地十个平方米的景观置石，刻满了几十个各种字体的“蜀”字，夕光之下，侧面一看像是“乱蜀”的隐喻。而一支将大石贯穿的长箭雕塑，是在昭示较场的凶事呢，抑或希望以此来镇住邪气？商住楼鳞次栉比，楼群斜影中的东较场仅剩几条缰绳一样的道路在路灯下逶迤，但愿不要把蛰伏在这沃土下的血唤醒。学者王笛在《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里频频引述本地的《竹枝词》，如下一首非常符合我此刻的心境：
两会大操东较场，
风筝放过又乘凉。
茶瓜买向平芜坐，
演武厅前话夕阳。
夕阳是什么？夕阳不过是一个没有冲力的马尿包，一直被一只手在低空拧着，等候着一箭穿心的准头，成为了历史的标靶。直到夕阳被虚无中的针芒刺破，那一溜一溜滴落下来的，不是鲜丽的血色，而是油腻腻的黑，喷出濒死的气泡……
唐友耕的寡情与重义
有关唐友耕与卯德兴的马上对决，一直是四川武林中不衰的龙门阵。早年，作家孙因在纪实长篇《血染大渡河》[11]里，就描绘了另外一个决斗版本，我参考了另外的史料，觉得孙因的描绘也颇为真实。但他显然把决斗的地点和时间都弄错了，他认为是在眉州保卫战期间的眉州城外，其实发生的时空点位就在眉州保卫战之前——1859年（咸丰九年）9月叙府城北的华严庵。
侍卫、自己的妻舅王刚眼见唐友耕被卯德兴一枪刺中，危急万分，就在卯德兴回枪刺来第二枪时，他抽刀上前，格开了卯德兴致命的一击。妻 虽然救了自己，但唐友耕觉得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失面子，自己以后还怎么混哪。他回营后恼羞成怒斩杀了王刚。
但他突然心疼起另外一个救星——那匹点子花战马。他亲手去为战马洗刷，并拿来一袋胡豆予以奖赏。妻子看不下去了，在一旁数落他，一个大活人还不如一匹马啊。我的弟弟为了救你的命，最后竟然就给你一刀杀了，天下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女人涕泗交流，惹得众人围观。唐友耕火了：你再说一句，看老子也把你送上路，你兄弟就有伴了。妻子哭到气头上，根本管不了这些威胁，继续号叫，阵势越来越大。
唐友耕比武落败已是大失面子，血从最脆弱的地方轰然决堤了。他抽出佩刀，回首一挥，他想剁烂那个在耳朵边喋喋不休的金蝉子。妻子的脖子就像被拗断的毛竹。蝉子还在发出声音，嘶嘶嘶，那是最后的空气从血管里走失的声音……
蓝大顺得知这一场比武结局后，十分震怒。大敌当前，这是严重自乱阵脚的行为。他不好责骂结拜的“血兄”卯德兴，就抓住“老幺”唐友耕滥杀妻子、妻舅的事情不放，严责这六亲不认的行为。
结合《唐公年谱》分析，可以发现年谱所言王夫人投江自杀的记载有很多矛盾。吃过大苦的女人，只要不被丈夫抛弃，她们的生命力总是像贫瘠大山里的竹子一般强悍。妻子故去后，后来唐友耕较长时间内没有续弦，他是否因为自己的一时莽撞而后悔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
在云南大关县则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唐友耕加盟李蓝起义军后，在盐津县短暂停留期间，大关县的第一位举人孙发元老先生恰好路过。见到同乡唐友耕孺子可教，以为终是栋梁之才，孙举人叫唐友耕到一僻静处，来了一番敦敦劝告，希望他回头是岸，力争早日回到组织怀抱[12]。我想，从到手的美女被夺，到误杀妻子、妻舅，被蓝大顺当众责骂，更关键的是自己比武落败自感无脸，再加上孙发元的点拨，这些因素汇聚成一股巨力，把这个不要命的浪子生生扭转。
一侧身，他看到了一片天光。
一个人在投奔之路上如果没有携带屈辱与情义，那么这个人就会成为道德的叛徒。就唐友耕而言，如果他是一条船的话，屈辱就是平衡内心与现实的压舱石，一旦扔掉，他不过是朱提江中的鬼魂，连忏悔的气泡也冒不出。
宛如公狼为了交配权而决斗，落败者只能独自离开狼群。唐友耕作为一个开鲜血染坊的“帽顶”实业家，只要他的血管里还有一滴血在勃动，他就拒绝交出他所剩无几的善良。残酷的生活磨砺使得他出走的行囊像一团软塌塌的生牛皮，其实这是唐友耕揉成一团的尊严。
多年以后的1869年（同治八年），已经官居云南提督之位的唐友耕，利用带兵镇压昭通回民起义之机，傲然回乡。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健步登上翠华山，向群山和人民挥手致意。他再去看望已经垂垂老矣的孙发元先生，送上了他亲手题写的楠木匾额“德大称师”，感谢孙发元当年在老鸦滩前“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的情义。这手迹被当地文人放大，镌刻在大关县城门楼上，民国时期连同城楼一并被毁去。后来，这“德大称师”又被大关县的同知陈庭珍重新题写，刊刻于大关县龙洞清泉瀑崖壁上，至今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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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入《朱提文化研究论丛》，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464～468页。
[2] 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第240～244页。
[3]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第354页。
[4] 哈佛大学有馆藏本，标题改为《唐泽波将军（友耕）年谱》。我使用的版本为《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73册，第245～360页。
[5] 《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331页。
[6] 《蜀海丛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93页。
[7] 小横香室主人编《清朝野史大观》卷七《清人逸事》，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856页。
[8] 《犍为——李永和义军反清斗争史迹调查记》，刊《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64年2月由四川省政协内部出版，第13页。
[9] 黄德明《李、蓝起义军在自贡的活动情况》，刊《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1988年出版，第47页。
[10] 《领事之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第15～16页。
[11] 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2] 郑艺、赵海仙主编《明月万里照关山——大关的历史文化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115页。
几个江湖名号终于被女色策反
翠华镇的“帽顶”大哥
古人深信，名字与人的运势具有“四柱”关联，百姓取名寄托对乌托邦之热望，但潜移默化，名字多半会成为主人的“意底牢结”。但异人不在此列，就像“永和”，就像“大顺”，就像“德兴”，但哪一个不是反骨冒起三寸高的革命者呢！至于《骆文忠略传》里记录的很多李蓝部中头目的名字，诸如周跛跛、郭刀刀、曹灿章、张第才、郭富贵、周绍涌等等，除了凶猛的绰号，其姓名学的价值指向依然是安家乐业。
唐友耕祖籍为江西吉安府泰和县。按四川人的说法，此乃江西老表也，老表即祖宗的表亲，但在川话里，还有憨、耿直、木头木脑的意思。可是俗话也有“三个湖北佬，赶不上一个江西老表”，标举了他们木讷表象之下的“先飞”之象。根据我的调查，泰和县为客家人的祖地之一，唐友耕家族应该是客家人无疑，他们是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迁徙而来，当地人至今有“清康熙年间，从江西移民填四川”之说。也许正是拥有客家人那种永在赶路、永不安于现状的群体性，上者会发奋图强；下者则与川地的流氓性相焊合，成为强悍的游民。
如果说一个名号就是一个面具、代表一种运势的话，一个人具有多重面具，兰花指翻飞，他的面貌就模糊于彼此的缝隙间，甚至会旁生出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气象。
成都府城墙手绘图。选自1881年出版的《ImFernen Osten》
唐友耕本名唐大明，字少西，这是一个草民的名号，没有贵气与仙气，一直使用到他归降清廷之前。他在屯上参加李蓝起义军时，开始担任最末一“牌”（即“营”）领导，即“第五牌先锋”，加上年龄在各先锋中最小，一直被人称为“唐老幺”。他投降之后，四川提督占泰很是喜欢这个颇有心计的武将，觉得“大明”粗俗，特意赐名“友耕”[1]。至于再赋予他的别号“泽坡”云云，富有《诗经》的典雅，显然是在功成名就的占泰指点下，顿感“大明”的粗俗，“泽坡”蕴含阴阳变易，如《吕氏春秋·辩土》所言：“其为晦也，高而危则泽夺，陂则埒。”俯仰之际，也许还含有对出生地的纪念。大关县县城就位于崎岖陡峭的翠华镇，在县境南部的关河上游东岸，海拔在1100米左右。而这条通达四川境内的关河，进入四川境内就叫横江，则成为缠绕唐友耕官服的金腰带。
《唐公年谱》记载，唐友耕自幼“不乐章句，学从厅城徐先生受剑槊技击”。练武时节，他年仅九岁。我想，他并非在盲目学习贵族项羽自诩的“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的超迈指标，他压根儿就不懂这些，他懂的就是如何一蹴而就，击倒对手。唐友耕的父亲在他出生后不久就被仇家所杀，一家老小全靠母亲龚氏拉扯着，日子自然是暗无天日，艰难异常。他12岁投入到昭通镇大关营游击长公德麾下，从军几乎就是底层的唯一出路。
据《民国大关县志稿》记载，大关营为雍正六年（1728年）所设，系昭通镇左营游击一营，原设游击一员驻扎大关。所辖“豆沙汛”的几处，全部士兵约有400名。[2]
但这个吃粮当兵的过程也是断断续续，因为没有更多的收入来养活一大家人。当地人至今认为，唐友耕自幼习武，膂力过人，但不务正业，是一个地痞流氓，经常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当地人称之为“唐小贼”[3]。所谓“小贼”，仅仅是着眼于他出道的年龄，但“小贼”绝不满足于小偷小摸。
唐友耕稍后即混迹于烟帮队伍，从昭通把鸦片运往叙府的普洱渡，再从叙府城内以及横江一带购买盐巴、百货运回昭通。这是一条充满危机、随时人头就会落地的行当。从昭通到叙府500余里的道路上，不但要面对地方权豪和剪径强人，还要与市井百姓打交道，负贩匠作、巫医卜算、娼妓优伶、奸夫淫妇、僧尼道姑、市井泼皮、婢仆媒婆和帮闲篾片，均是唐友耕之辈必须熟悉的群落。可以说，清代叙府到昭通的通商之路，也是当时世俗社会风气的大画廊。
秦朝开凿的“五尺道”，在汉叫“唐蒙道”，到了唐代叫“石门道”，由于茶马互市在宋明时期叫“官马南路”。又由于贩运川盐为主，民间也称之为“盐道”，即乐山五通桥的井盐和少量自流井的“巴盐”，经过此道运到云南。
进入晚清，由四川往南有两条重要通道逐渐从群山峻岭当中凸显出它们的威仪。一条叫“叙昆大道”：从叙州出发，经南广、月江、高县、筠连、昭通、曲靖、昆明到大理。这条大道沿袭了叙府往南的古道。另一条叫“叙黔大道”：从宜宾出发，经南广、月江、龙头、红桥、古宋、叙永（清时称永宁县）、毕节到贵州。不仅如此，宜宾依靠金、岷二水的便利建立起来的水运，在清季民初更加发达。明代的朱提、东川（今昆明市东川区）已经是产银和产铜的宝地。乾、嘉共60年间，到昭通乐马开采、冶炼“朱提银”的苦力，竟达10万之众。因此，宜宾除了接纳滇黔的大宗山货和珍贵药材，还要接纳云南的矿产。金沙江边的“潼关”码头，在清后期不叫“潼关”而叫“铜关”这一名称彰显了码头吞吐的物品，码头就是专门转运云南贩来的铜产品。俗语“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府”是描述清初昭通物产丰富的真实写照。据传，光绪年间，一个上海商人担一箱银元来到宜宾县横江长住了下来，只收购虎骨和三七，而且要把带来的一箱银元（一百斤）买光为止！[4]
但是，依靠马匹托运的负贩，盯上了后起的硬通货——烟土。他们依然行走在五尺道上。我在横江镇的依山公路之上，越过铁路走了几公里的“五尺道”，依然可以见到清代记录维修道路过程的“功德碑”和保护令。窄仅三尺，赭红色砂岩修筑的石板路蛇蜕一般蜿蜒。个别危险处仅容一足，一些破碎的石板上尚可以见到马匹的蹄痕。
可以见到的资料上，无法得知唐友耕在贩运过程里的具体事情，但我想，拥有这般经历，加上唐友耕有武功在身，在江湖上赢得嘓噜组织中“帽顶”的称呼并不是奇怪的事。敢于出头，敢于出手，更敢于出口“拿言语”、主持公道，唐友耕的江湖阅历在艰辛的贩运生涯里逐渐成熟。
嘓噜的意思，有人解为四川土语。清人李调元曾作《噜曲》，其序云：“嘓噜本意国鲁，骂人呼赌钱者通曰嘓噜。”也有人认为嘓噜极可能是满语的音译，其意是对散兵游勇与失业游民团体的蔑称。昭通的嘓噜无疑受到四川尤其是叙府的深刻影响。从档案记载来看，早在乾隆年间便有许多移民中的水手因无法谋生而加入嘓噜，从事抢劫等活动。由于与沿途各地秘密结社组织的接触，逐渐从移民的武装集团演化为哥老会，在四川又称为“袍哥”，在长江中下游则称为“红帮”。所以左宗棠曾说：“哥老会匪本四川嘓噜之变称。”秦宝琦先生在《江湖三百年》里指出，哥老会在组织方面较嘓噜更为严密。嘓噜的头目必才技过人，由众人推举。其头目的名称也由“棚头”、“舆夫”改为“帽顶”等。总头目曰“大帽顶”，其最大者曰“坐堂老帽”，其次为“大五”、“小五”，又次为“大老幺”、“小老幺”，以下为“大满”、“小满”。其新入伙者曰“侄娃”。入伙的青少年，不仅白天为首领背负行李，晚上还要遭受首领鸡奸。这毫不奇怪，同性恋历来与军队、梨园密切相关。
想一想就能明白，李永和就是大关哥老会的大堂主。他能够迅速召集滇川洪门孝义会、哥老会等各路好汉参与反清大事，能得到各路人马在道义、物质上的支持，敢于以身试法，可见李永和在江湖中的极高声誉和威望。他的手下，自然是这些敢下油锅、就怕被人说成“不值价”的角色。
唐友耕决定解决自己的心头之结。那就是把为父报仇的夙愿提到议事日程。唐友耕一点也不盲目，也并不显得焦急。他充分考虑了“私自报仇”的结果。
《蜀海丛谈》里，记录了他的报仇步骤：他考虑到自己手刃仇敌后，必然累及母亲，乃请人以母亲的名义具状大关厅知署，历陈仇人逍遥法外的情状。他认为，“自请后，子如不法，勿累及身。”他得到大关厅已经立案的消息后，但要看到杀父仇人被绳之以法是那样遥遥无期，何况，他绝对不再希望法律的铡刀抢在自己之前而越俎代庖。他回家告诉母亲自己的打算，决定亲手为父报仇。报仇就等于放逐自己的余生，为了那心中的义。母亲龚氏含泪同意了他的决定。但剩下的一帮兄弟姊妹怎么办？他和母亲的确想不了这么多了。
唐友耕摸清仇人的作息规律，夤夜潜入仇家，涌在头颅的血让他双目眦裂，一口气手刃七人，神不知鬼不觉，立即潜逃。
对方同样也是练武之辈，唐友耕可以一气杀掉满门，怒气炽烈，可见其武功一蹴而就的凌厉。“武”字的最初之意，就是一个人抓住武器挥动，不但不会“止戈”，反而是挥动不已。只有经过这个阶段，“武装到了牙齿”，才能进入到“止戈”之境。而一个无法将手与兵器完全合一的人，似乎不能侈谈“止戈”。唐友耕不屑于空谈纸上的招数，他的一生就是挥动不已的一生。
这就让我们发现，那些完全依靠武力来塑造人格的人，那些武不离手的人，一般而言均是活在恐惧深水中的漂浮者。暴力源于无处不在的恐惧，置身于一个绝望、迷惘和崇尚恶力的时代，暴力不但要成为自己的甲胄，而且还要成为活命的饭碗。也许不是因为唐友耕好杀，而是恐惧子不敢为父报仇的耻辱；刀锋一出再无回头的嗜血兽性，因为恐惧死亡本身的意念而被激发到了癫狂的程度。
《礼记·曲礼》明确记载：“父母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这等于规定了一套复仇原则，父仇不共戴天；杀兄弟之仇，则要随身携带兵器，见到仇人径直杀掉；杀朋友之仇，不能跟仇人共处一个国家之内。及至封建社会，经过一定程序的复仇杀人也不为罪。在这个价值谱系下，唐友耕确为孝子。
这让我想起法国文豪雨果的名言：“历史有这样一种特点和妙用：尽管它是光明，并且正因为它是光明，便常在光辉所到的地方涂上一层阴影；它把同一个人造成两个不同的鬼物，互相攻讦，互相排斥。”而历史即是黑夜，面对复仇事件，文人们由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各自经历等原因，形成了既赞美血亲复仇又反对其酷烈的南辕北辙的文化观念。在复仇悖论中，使得复仇意识成为一种自成体系而又较为稳定持久的文化心态，跃升为主调，深刻影响到国人的行为准则。
唐友耕不可能像宋江那样风雅，可以酒后临壁题诗，即便到他名震云南和巴蜀之后，也从没有在哪个名胜之地留下他的手迹。关河江水三千尺，日破云涛万里红。看来他比很多书法官员诗歌官员更有自知之明。估计他像武松那样蘸血留名也来不及了，但他的确实践了武松为武大郎报仇的基本步骤，然后立即止步。他显然已经看穿了武松的老实“报官”，不可能挽救自己的性命。他鞋底抹油，一面做点走私烟土的生意为生，一面寻找出路。听到烟帮起义的消息，他就像晴空万里的高原上的一只老鹰，翅膀一抖，滑入了蓝大烟杆的起义军。
唐友耕的父亲到底为何被杀？这是不能戏说的。
屯上
2010年2月15日，我来到昭通市的大关县一带进行田野考察。想起李短辫子，想起唐友耕等人物的命运，在这崎岖陡峭的山区里，只能如同眼前的道路顺水蜿蜒。就是说，生活赠予你双翅，但它又偷走了天空。那么你背上的翅膀如同樵夫扛起的柴堆。这突增重量的累赘，就让我们发现，对于庸众而言，希望根本不需要这么繁琐和诗意，希望固然是需要的，驴子眼前的一根胡萝卜就足够支撑它向前走！
屯上位于大关县天星镇斜文村境内。在我看来，屯上，不过是起义军沉重行囊之下的一根“木打杵”。在短暂的休息下，腋下生风，风景展开了它纵深的诱惑。
村夫不识风景，但景致托升起来的绝色，让文化人没有看到掩藏在景色之下的凶险，他们只看到文化的波澜。
大关县城一带旧时被县中寓公以及墨客诩为“关阳”，“大关十景”初时亦称“关阳十景”。这被赋予出尘之境的“关阳”，日后也成为唐友耕父子的籍贯自称，取代了直白的“大关”。
我注意到一个汉区较为罕见的地名：屯上。
这分明是移民群体里小聚居区的地名，源自元朝回民参加“探马赤军”屯戍得以留传。特别是在各地回民营、回民寨等地名名称，就是受屯戍影响而流传下来的。
朱元璋派傅友德率30万大军远征云贵后，一部分士兵就地屯垦戍边，加上后来陆续移民百万到云贵屯田，这些移民的居住地就叫“屯堡”，移民也叫“屯堡人”。“屯”的出现，改变了云贵高原的历史格局。而明朝的屯军制，规定60～100里设立一屯。犬牙交错的“屯”与更小规模的“哨”，宛如链环，维系着制度对“蛮夷之地”的控制。
“屯上”位于大关县城东北约18公里，总面积80余平方公里。在丁家梁子遥对之地，四周岩壁如削，负山面水，岩屯宛如一头巨大的水牛安卧其间，故以地形取名“屯上”，又因地貌两角稍长，形似一面猎猎飞舞的军旗，所以又叫大旗山。至今在当地老百姓的口中，还有“红旗绕绕大旗山，李短褡褡反四川，不打云南昭通府，要扎宜宾翠屏山”的民谣。斜文村的庙子坡是李蓝起义军发祥地，天星镇半边街大桥头是李蓝起义军的集体殉难地。
1858年5月，烟帮首领蓝朝鼎兄弟不堪官府勒索，聚众起义，此地只是他们心目中的“二龙山”。至于真正的乌托邦基地，那是李永和带人来屯上胜利会师后，牛皮寨才正式成为了聚义厅。
此地东至黄水河，南接洛泽河，西北邻大关河，除东北一小角外，基本上是河流环抱，此地在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这让我豁然于李蓝两部会师富顺县牛佛渡（骆秉章在奏折里喜欢写成“牛腹渡”）之后，为何要在“牛佛九街十八巷、中间有个鸭儿凼”的弹丸之地建都，把“顺天国”年号定为顺天元年（1860年）了。牛佛三面环水，与“屯上”景色的确有些近似。
“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是主。”这些浅显的古语草灰蛇线，依然带出了历史恩仇的踪迹。建立“顺天国”是一大分水岭，既区别于“绿林”“响马”打劫的经济动因，也不同于以往流寇色彩浓郁的寻常起义。他们进一步提出推翻清王朝建立新社会的政治目标，使起义军成为真正的革命队伍，并制定“不交租、不纳粮、不交苛捐杂税”的三不政策，李蓝最为重要的历史作用是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根据地。
我从老百姓嘴里听得出一些不屑，他们宽广、塌陷的卷舌音边缘，漏出很多跑气的细声。“听我爷爷摆过龙门阵，唐友耕是本地有史以来军职最高的人物。但却是不务正业之辈，凶残无比。尽管他后来成了官居一品的唐大人，不过还是一个偷牛儿。”昭通的轮胎商人李丽君这样对我讲。
我想，在一个难以判定方向的未明世界里奔走，一个人又如何知道自己是在走向光明呢？如果说光是智慧的本性，那么还有一种异形的大力在冥冥中提醒自己：返回黑暗才是天赋的必经之地。
当乌贼喷出第一团浓墨时，这才是弱者的火炬。也可以说，这团浓墨是“黑暗中的阿基米德”。
一匹马引发的血案
大关县边界与昭通市靖安乡接壤，那一带就是著名的黑石凹。从翠华镇往南，“屯上”峭拔而上，乃是李蓝起义的据点——大旗山。在参加顺天军之前，年幼的唐友耕穷苦无计，到靖安的黑石凹将一个回族人的牛偷走，还舍不得杀了吃掉，交给父亲牧放，准备卖个好价钱。黑石凹的失牛回民四处寻找，牛是认亲的，他来到翠华镇附近的山坡，那牛一见主人就叫唤不已，回民立即与唐友耕父亲发生激烈争执，一个说是自家的，一方说是偷来的，回民愤怒不已，将唐友耕的父亲当场杀死。
但黑石凹距离唐友耕在大关县翠花镇的家不是一时半刻就能走到的，何况偷的是耕牛，不是一块金子可以揣在兜里。昭通文史学者马应良指出，唐友耕在黑石凹偷窃的是回民的马匹，偷偷牵回大关家里，交给父亲喂养，父亲经常在大关城外的山坡上牧放马匹。某天，昭通龙洞汛的经商回民恰巧在大关县城外的山坡经过，见到了这匹失踪的马。恰巧马的主人又是商人的亲戚。马主闻讯后，立即赶来与唐友耕的父亲理论，几句不和，回民把唐父当场杀死，牵马而归。[5]
唐友耕并不知道这杀父仇人的名字。他还太孱弱，在一个奉武力为主旋律的年代他束手无策。他把杀父之仇的血吞回肠胃，一面刻苦练武，一面悄悄查访凶手姓甚名谁。
就这样，唐友耕和回民结下了血仇。为了既成的痛苦而痛苦，自然会招来更多的苦痛。这个痛苦的爆发点，不是自己的身体被三刀六洞贯透，就是在对方身体内爆炸，就像打翻的粪桶。
如此看来，后来发生在昭通咸丰年间的回汉之争，最初的原因就是黑石凹的一头牛。这引出了多年后唐友耕“奉旨”剿杀回民的血雨腥风。
对这段历史，《唐公年谱》里臆造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故事，说是唐友耕的父亲、也是顶头上司的“道西公”因有一匹骏马被回民强贼马某觊觎甚久，在一个猝不及防的时刻，强人暴起而夺马杀人。这暗示了两个背景：一是父亲因良马被杀，第二才是关键，点名父亲是官府之人，那么，唐友耕念念有词的复仇就具有了顺应伦理与制度的合理性。唐友耕为道西公复仇，手刃马某全家七口之后带着妻子黄氏开始亡命江湖，做小生意糊口。他的母亲龚太夫人携带襁褓中的小儿子唐友忠投靠叙府城内东大街的彭姓人家以避祸。这固然符合费行简的记述，但是年谱将偷窃之“牛”替换成了被强人觊觎的“马”，如此牛头不对马嘴，成何体统啊？
年谱记载的最大漏洞还在于：说咸丰七年（1857年），唐友耕已经21岁，当年十一月，他的弟弟唐友忠才出生，但何以从未再写父亲唐仁义（字道西）的一些情况呢？他不是被杀了么？年龄相差如此之大，颇不可解。
在进入起义军阵营之前，年谱臆造了一个短暂的逃亡期。但提到了那个叛党麇集的大本营：大关县牛皮寨，说唐友耕是去牛皮寨“投靠族兄”避祸。这险险的一笔，曲笔藏有万般无奈，让正统历史为其捏了一把汗。他继而带老婆黄氏四处流浪。清末之际，各省反清的哥老会兄弟，尤其是犯了大案的，既不为体制所容，那就只有亡命江湖一条路可走，这叫做“避濠”，而这样的“避濠”者逃往四川的特别多。唐友耕是久走江湖的，通往叙府的几百里路他熟门熟路，人缘也广，但是我估计，唐帽顶没有遇到能够接纳他避祸的兄弟伙。这个原因，我在下文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