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四川省社科院李有明研究员对此有精到的考证：卯德兴立即赶上起义军指挥部所在地——真武山，向几大头领大声指出，唐友耕面含诡谲之气，不适宜充当攻打叙府城的先锋。但这相面之术的结论如何能成为军事会议的议题？“顺天王”李永和安抚了几句，认为攻城计划已经下达，无须再费周折了。
咸丰九年冬月初九（1859年12月3日）清晨，唐友耕率先锋营离开花园庵，突然加速前进，丢开卯德兴的后续接应部队。他明白，那是个不死心的盯梢者。唐友耕驰马直奔叙府城西门月城，他远远看见了民众的大救星——叙州府知府史致康身着官服，正在月城墙头徘徊张望！唐友耕不断甩马鞭，马蹄在石板路上碰出了火星。卯德兴发觉不妙，唐友耕怎么走官道进城了？他急马追剿，连喊带叫，渴望挽狂澜于既倒。卯德兴从马背起身，黑鹰一般直扑下来，可惜只抓住了掉在最后来不及进城门的邓伯仁[18]。
在此，《唐公年谱》夸耀了唐友耕的伟力，说他只带走了“十八勇士”。这的确是一个诱人联想的数字，古有十八般兵刃，遥想崇祯十年的冬天，李自成率众围攻成都，因实力悬殊，攻城失败，后又在梓潼遭到明朝总兵左光先伏击，伤亡惨重，几乎全军覆灭，李自成仅率领部将刘宗敏等十八骑勇士突围逃入陕西的深山之中。这十八勇士是火种，也是大明的劫数，不但可以撒豆成兵，而且还要直捣龙庭。
实际上，唐友耕带出来二百余名兄弟，那应该是昔日“帽顶”
手下的铁杆兄弟伙。面对这批强盗，叙州府知府史致康、守将明耀光分析认为，这极可能是低劣的“诈降术”。我在费行简《近现代名人小传》里查阅到，明耀光为湘军的江忠源手下的掌旗官，曾经被太平军俘虏过，并被授予“副检点”。后来也是弃暗投明，回归组织。因为在太平军队伍中待的时间较久，他“颇悉攻守事”。他岂止熟悉攻与守，显然更熟悉起义军的种种招数。明耀光就对唐友耕说：既然如此，为明心迹，你就出城与李蓝决一死战吧。
被迫出战，这只能说是缺乏主见的底层人士的试金石。看看崇祯皇帝对此的态度吧。面对烽火四起的盗寇，他就反复强调“寇亦我赤子，宜抚之”，他认为，“小民失业，甚至迫而从贼，自罹锋刃。谁非赤子，颠连若斯，谊切痌瘝，可胜悯恻……”“若肯归正，即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恤。”如此宽宏大量，可为什么还是要丢掉江山？权力在嗜杀成癖与妇人之仁之间摇摆，在“招抚”与“剿抚”之间犹豫，结果是终为弃暗投明者打开了一道试探性的窄门。
唐友耕默默接受了这个很不公平的血战。阿弥陀佛，终于找到组织了！这是组织的考验。他不惜血本全力以赴，他要把自己的肝胆掏出来，不但要告诉那些乱党，我与你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肝胆皆是夺命的飞蝗石；还要告诉那些端坐在城头的老爷们，我的肝胆是敲响军鼓的槌子！
天已经越黑越矮。唐友耕说，自己的刀和长矛钝了，他要磨刀。由于松弛，出于无政府状态下的黑夜容易制造偏见。就像这个黑暗中的磨刀人，已经把刀口磨歪。但唐友耕依然不紧不慢地磨，用全身力气推动刃口，磨刀石被刮出了一层骨粉。偏见的确又让一些人因此获得了上好的利刃。
第二天一早，唐友耕提刃上马，一脸铁青。
蓝大烟杆怎么看得起这个手下的叛徒？他们称叛徒为“反草”、“变妖”，“变妖”之人，与老主子见面，总是放不开手脚的。但唐友耕雄心万丈，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要彻底亮出自己憋藏着的反骨。
唐友耕还对部下做了什么样的思想工作就不得而知了，他仅靠几百人的兵力，就向蓝大烟杆的先锋大营发起了自杀式冲锋。
在相继牺牲宜宾叙马营千总赵三元、宜宾抗匪“勇目”陈正魁前后，金堂文人余澜阁在《蜀燹死事者略传》里，特意记录了叙府这一时期的危急情况：陈正魁武功精湛，“九月十九，滇贼李永和围叙郡，陈君登陴守御，城屡陷，俱获保全。自唐公友耕来归，连日随攻西门外各贼垒，克之。继攻花园庵贼巢，唐公攻其南，君攻其东。始与贼巷战，君挥矛直前，贼不支，败和入垣内，闭门拒战。君乘胜跃入，力战方酣，将扑入中营，忽内放巨炮，中君左目，受伤犹呼勇弁上前杀贼。东路唐公，藉公声势，两路夹攻。破贼捷闻，而公已死矣，尚怒执长矛不倒。弁等负公尸，回葬翠屏山麓。”[19]
余澜阁使用了一个颇具深意的古词，比附于唐友耕之“来归”。其实，远古传说有一兽名“来归兽”，身材矮小、目赤如胭脂，具有猫头鹰打穿黑暗的怪眼，指长而细。足扁平，掌心及足下有细密的茸毛，行无声。兽耳小，不善言，属于口吃者。但皮肤极白，于日光之下极为刺目，夜则隐有磷光，凶猛堪称“人狼”。唐友耕的挺身“来归”，与其说仿佛一管神奇的鸡血，注入行将倒闭的官军体系之内，不如说是以一腔“来归兽”之碧血，我以我血荐轩辕，立即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回阳之力。
狭路相逢勇者胜。大义灭亲的革命者唐友耕把蓝大烟杆击退数十里，斩获无算，革命起义军遭受到自牛皮寨起事以来的最大损失。可见重要的问题是要教育农民，肃清叛徒。但围城僵局由此打破，叙州府知府史致康、守将明耀光目睹了战况，没有冒功，如实请示川督府，授予唐友耕五品功牌，以管带录用。
唐友耕的一生，乃是通天血路的一生，他几乎没有遇到贪功的领导，这不能不说是晚清四川官场的奇迹。
“帽顶”的词源学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唐帽顶”的由来。作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组成部分，“唐帽顶”宛若一面铜镜，折射出异常丰富的地缘文化。镜子透过空气而顾盼生辉，镜子将尘埃乱舞的身影相互赠予和加冕。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全部的自我地图与想象力互嵌于一种不再增值的往返中。这个隐喻既不适合于情意深重的父子，也不适合高烧状态的情侣。它有临水自照、临水自爱的意思。
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在1999年完成的《读〈湘绮楼日记〉一得》里指出，王闿运《湘绮楼日记》里反复提到了“唐帽顶”，他幼年在成都文庙后街“唐宅”生活时，老是听大人们挂在嘴边，以为说的是“唐毛剃（儿）”，以讹传讹，甚至认为这个人是剃去了长头发而投降清廷。至于这个“唐毛剃（儿）”的真名，倒没有人去认真追究[20]。
在《湘绮楼日记》里，王闿运注意到了“唐毛剃（儿）”的别致，他以为是百姓称呼官职的“帽顶”别称。这其实是湖南人王闿运不明白川地民俗所致。从官场语言学角度而言，“帽顶”绝非雅称，实与土匪、棒老二、滚刀客、耗子精、干滚龙、冒壳子属于一类，俨然是衣裳角角儿要扇死人的“大脑壳”。
但在巴蜀民间，“帽顶”有着绝大的威力，因为杀人越货是其专业，备受民间豪客们的激赏。由此可见历来被视为“民脆”的蜀人，其实骨子里一直涌荡着暴力的狂喜。
“嘓噜”是地方会党中的一个重要组织，又称“嘓噜子”或“嘓噜党”，乾隆初已达高潮，属于在川、陕、鄂、黔等广大地区民间流行的半武装的秘密组织。“党”并非他们的自称，而是被外人贴上的标签。有学者认为它起于明代的矿工、棚民，系哥老会前身，而后来扬名天下的“哥老”一词估计即由川语“嘓噜”演变而来。“嘓噜”基本上是由无业流民中的强悍之徒组成的极端暴力集团，精通武术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他们的行为做派，清廷朝报总结为“学习拳棒……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21]，由于组织纪律极强，并不亚于曾国藩治军的《爱民歌》的严格，“先约遇难不许散帮。遇追捕急，公议散去，始敢各自逃出；如未议而一二人先散者，众共追戮之。”“嘓噜”除了本组织的军事活动外，还参加了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而四川近代以降飓风四起的暴动，实源于这种民间组织的推波助澜，说他们是当时斗争运动的时代先锋并不过誉。
“嘓噜”的长老就叫“老帽”，也叫“帽顶”或“冒顶儿”。其管事之人叫大武、大满……呼各兄弟叫伯伯、叔叔。“伯叔相遇，不敢亵语，如犯之，拔刀相向，甚于调其妻妹。”[22]这种称谓上的极度尊重，反而对其不羁的匪性具有良好的约束力。轻贱人命，作战勇敢，成就了他们的江湖名望。张之洞《蝤轩语》：“蜀人谓匪首为帽顶。”成都民间文史学者蒋维明在《冉天元别传》里就考证指出：四川白莲教起义军首领“冉天元被同伙推为小帽顶”。傅崇矩的《成都通览》特意收了此词：“袍哥即烧香结盟之会党也，流于匪类者谓之会匪，普通之名词皆称袍哥，或曰袍几哥，又曰帽顶。”
咸丰六年（1856年），四川秘密会党在成都、华阳、邛州、新津、彭县等地活动频繁，俨然“第二政府”也。清廷谕令严加镇压，先后将会党首领李麻子、陶三婆子、白帽顶、高山帽顶、王二矮子、陶尖脑壳等54人逮捕、处死。
面对民事鼎沸的四川，四川总督丁宝桢在镇压“匪患”札文中对此深感忧郁：“军兴以后，又益以游勇散弁，从中勾结，匪踪横行，实遍全省。即以成都十六属而论，以前枪杀之案，年中具报者不下数百起，而隐匿者尚多。甚至还有一二十里内亦劫案迭出，附省如此，外属可知。而其中尤有难言者，匪众日以劫杀为事，而官不能治，于是地方粮富，知官之不能卫民，遂不畏官而畏匪。始则畏匪，继乃通匪，迨日久习惯，而富家大族之子弟，遂至有用钱捐当帽顶之事，于是匪势日盛，民气益蹙，几于不可收拾。”这是否验证了明末清初人欧阳直公在《蜀警录》中提出的箴言“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是有更深的地缘性所致？
这就让我们发现，当时社会上已经有富家子弟出钱“捐当帽顶”，所谓官匪一家，所谓富绅、土匪、官员集于一身，这基本上可以看出“唐帽顶”的来历。这个在蓝大顺部队里已经赢得“顺天王先锋”之称的唐友耕，进入官场体制后依然自称是“大哥”，尽管他的凶残已经获得了背后的“帽顶”之谓，但见面了，他还是那个笑呵呵的“大哥”啊。
1911年9月，龚宝琛致盛宣怀函说：“昔随左文襄公西征，见有部下蜀军十营，官弁勇丁，无一不系会匪。全军哨弁见营主，营主谒统带，皆莫不以大哥呼之，而不闻有称大人者。此蜀产之（深）根固蒂也。”[23]作为在四川落地生根、跃然为本地特产的“嘓噜”党人，宛如一把三刃刀：
你不用，它自会成为反抗群体的生力军；
你一旦引为知己，它注定会糜烂军事、毁坏官场制度；
你用暴力予以剿灭它，它会暴涨刀锋，剁断你握刀的手！
既然如此，那就只有不即不离地、小心翼翼地使用，让这些亡命之徒在刀光剑影中去消磨，消磨对手，消磨长毛，消磨一切异己分子。以“嘓噜”消磨“嘓噜”，让两片石头磨盘彼此仇恨，一阵空磨，咕咕咕，是否会消磨出一个皇天浩荡的天地呢？
锤子才会！
可见啊，“嘓噜”是远比流民、“臭老九”麻烦得多的群体。
既然此生进不了天堂，那就不妨更彻底地切入地狱，以一种把地狱打穿的血气，一举成为地狱中的“大帽顶”。在古代，代表政权的招安使者均尊称为“天使”，一旦“天使”拔冗来招安，极端的恶力反而会令儒雅的“天使”刮目相看。
曾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的傅渊希先生在梳理四川哥老会的历史时，特意提到了大关县的唐帽顶。他历数了川地哥老会的种种规矩、礼数后，指出——
“这些袍哥，是真正的汉流，是复汉反满的。但在四川袍哥中还有极少数扶持满清的，那就是咸同年间的唐帽顶。唐帽顶者，名友耕，绿林出身，早在川、滇边区拖匪棚，自称大哥，江湖人称唐帽顶。后来被四川总督招安后，为清室效力，官拜提督之职，连他在川、滇边区组织的袍哥也变了质。唐帽顶的袍哥组织名叫‘会事’，因为他投满之后，避免用‘汉流’两字，但仍与‘汉流’往来，专搞破坏活动。我们川东一带的袍哥，与川南相距不远，比较知其底蕴，和他们‘会事’是水火不相容的。假若有‘会事’来我们码头上‘出言语’，我们是不‘接条’（理睬）的，而且还要给予批评，说他们‘会事’就是‘姊妹会’。像这种事情，我曾听我父亲说过多次，现在叙南一带的老人，我相信还有知道的。”[24]
文中提到的“姊妹会”，也是清末的民间组织，姊妹会多是有一定声望的士绅之妻妾组成的妇女组织，在地方上主持红白喜事、调解家庭纠纷，但婆婆妈妈，哥老会中人自然看不起，类似于如今民间调侃某人是“妇委会主任”或“耙耳朵协会主席”。傅渊希先生将唐友耕所领导的“会事”指责为“姊妹会”，足见当时哥老会对其的藐视。学者李有明还特意指出了唐友耕带到起义军阵营的十八勇士，都是袍哥：“这一伙人口头上最爱讲点什么‘子曰’、‘学而’、‘非礼勿动’、‘仁义道德’的，可干起事来，行踪诡秘、反复无常。在这一带，名声并不好。”
上文提及，唐友耕在起义军里还有一个名字叫“唐老幺”，这其实进一步印证了他的袍哥历史。袍哥内部排行分五个等级，分别称为头排、三排、五排、六排、十排。排行中无二、四、七、八、九。二是不敢僭越关羽（民间称关羽为关二爷）。四是桃园结义如有赵子龙在当为四弟，故虚此席。七据说是叛徒，瓦岗寨的罗成，行七。八、九忌杨家将八姐九妹之称。
十排统称老幺，有凤尾老幺、执法老幺、跑腿老幺之分。凤尾老幺是有家资的年轻后生，可“一步登天海大哥”。执法老幺多为凶神，袍哥传堂把守辕门，制裁叛徒充当杀手就是此辈。跑腿老幺如茶堂馆、赌场杂务均是。
可以说，唐友耕不但是阵前反戈的“光辉榜样”，还是袍哥的叛徒，更是蜀地地缘文化的集大成者。古来铁血者，必不会顾及部下生死。其狡黠、一踩八头翘、果决、血性、残忍、奉权力为人生指南的品格，竟然还可以成为不倒翁么？
劫人曰寇，杀人曰贼，在外曰奸，在内曰宄。历史总是如此令人玩味，唐友耕不但是一个不倒翁，而且善于治兵，打了无数胜仗。在他一生大小上百场战斗里，我就没有找到一次惨败（有少量的败仗）的记载，就连粉饰较少的地方志里也没有片言只句。我们不能说他的仕途基础全是靠累累白骨支撑起来的，电光火石之间，他不是靠兵书而是靠绵绵不绝的江湖智慧使之化险为夷。
我站在横江码头，巨大的鹅卵石匍匐着接住了低垂的白云，云的羽翼在开合中犹豫不定，卵石像云孵化的蛋。它们吸纳了黑暗时代太多的毒素，均死在排毒的中途。江边浣洗衣服的年轻妇人勾腰，手臂有竹子一般的清健，长发如柳轻点碧波，江流不断将她们的苗条腰身带走，岁月急忙弥补着这样的亏空。当她们立起身子，她们佝偻着，俨然已是臃肿的老妇……远处的几条小渔船忙活了半天，好像一条鱼也没有捞到，一张乾坤网铺天盖地被抡圆，沾在网口的水又下起了一场毛毛雨……我想起刚才茶馆里的老人吟唱的关河号子《饭歌》：“云南下来昭通府，盐巴放在碗头杵；甑子蒸干饭，锅头煮豆腐；偷偷切坨老腊肉，包给情哥吃晌午……”听起来颇有昭通一带流行的民调“打鼓草”的意味，这样的舒曼情调必须与澄澈的江水相依，不然就辜负了唱者美得忧伤的心事。而民事如歌，江水款款，随之而来的滚滚浓血将打破这一山村的静谧，尸体会使江水倒流，彻底改变这歌曲的底色。
时间是一条越流越宽的河，往事在彼岸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当它们逐渐成为河沿的植被被完全遮蔽时，我在红尘的生存，不过是把回望的土台，垒得更高一些罢了。如此，我就更远地遥望历史……
透过清澈江水浮起的一层水汽，对岸是云南水富县楼坝镇，那个古老的破门楼消隐在一株巨大的黄葛树之后。水中的青天湛然无咎。上善若水。天道酬勤。道法自然。得道多助。是什么在为唐友耕之辈点燃圣灯？
我想，一个人持续修炼一生，结果就是能够在平常与极端的氛围里无碍地转换，但他把重心悄悄移偏于极端的一翼。
历史为何？历史何至于此？
* * *
[1] 马应良《清咸同年间昭通回民抗暴斗争记》，《昭通文史资料》第1辑，第230页。
[2] 转引自傅奠基《昭通地名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63页。
[3] 马应良《清咸同年间昭通回民抗暴斗争记》，《昭通文史资料》第1辑，2004年编印，第230页。
[4] 网络版《关于“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府”一说的来历》。
[5] 马应良《清咸同年间昭通回民抗暴斗争记》，《昭通文史资料》第1辑，2004年编印，第231页。
[6] 佚名辑《清代野史》第4卷，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1版，第2155页。
[7] 《昭通史话》，昭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本，2000年第1版。
[8] 任昭坤、龚自德《四川战争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9～220页。
[9] 傅奠基《昭通地名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103页。
[10] 《昭通史话》，昭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本，2000年版。
[11] 李有明、蒙绍鲁《往事存稿》，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64页。
[12] 《西南一隅——法国里昂商会中国西南考察纪实（1895～1897）》，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56页。
[13] 《清代野史》第4卷，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1版，第2159页。
[14] 《重负与神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84页。
[15] 《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从上海经华中到缅甸的旅行记录（1903）》，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2月版，第153页。
[16] 陈力主编《中国野史集粹》第5卷，巴蜀书社2000年第1版，第895页。
[17] 在叙府城北，今人民路广场以东。
[18] 李有明《往事存稿》，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第69～70页。
[19] 佚名辑《清代野史》第4卷，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1版，第2161页。
[20] 《唐振常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02页。
[21] 《大清高宗实录》第203卷，“乾隆八年四川巡抚奏章”。
[22] 《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
[23] 顾廷龙等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版，第161页。
[24] 傅渊希《漫谈哥老会与重庆老关口之占领》，载《四川保路运动风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176页。
唐友耕像顽强的疱疹缠住了李蓝大军
奇人何崇政和他的祖坟
2011年初春的一天上午，我来到名山县城外，把车停在一个树林中的空地上，顺着泥泞不已的小路，我艰难地往上行走。寒风阵阵，雨雪让我的嗅觉变得格外敏锐——
持续一周的雨雪，今晨不再摇摆
透过树梢，隐约可见一个女人
用尽了所有服饰和风月
才安然老去
我在雪景中想起不远的桃花
想起磨损严重的老电影
想起了艳阳的梵高
用湿淋淋的农鞋踩低天际
以及老年博尔赫斯
颤抖的手掌擦亮的汉碑
就像我注视陡立在鼻梁的雪
开花，又在一根火柴上凋谢
雪景的黎明
与穿过雪景的月光
同样在马槽留下水迹
这让秘密
看起来
如同草料
当一滴飞雨追上另外一滴飞雨，当一支响箭追上另外一支响箭，以“飞行强奸”的突兀方式完成大灌顶仪式。我还是不能相信，那在发霉的殿檐上，怎么会长出一朵小花！
前不久，我从四川大学图书馆借出晚清名山县知县胡寿昌所撰的《蒙寇志略》一书，胡寿昌自署“愚溪山人”，在柳宗元笔下，愚溪的纯洁秀美与自己的高尚情操、文学才华彼此呼应，把愚溪不能有益于世的惋惜和自己抱负不能施展的抑郁融合在一起，字里行间蕴蓄着自己被埋没受屈辱的愤懑、不平和抗议。很显然，胡寿昌以此自命，也是大有心绪之人。此书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刊刻于成都，数万字篇幅全部记载的是李蓝起义军攻打雅安、名山、丹棱、洪雅、眉山县的战事，围绕小小的名山县一地，胡寿昌忠实地记录了一系列大小血案。
1860年李蓝大军横扫巴蜀之际，胡寿昌当时年仅30出头，在同行王崇昆眼中，他俨然英姿飒爽，气度不凡。在得知被授命为名山县知县后，感恩戴德。他慷慨自许，认为受命于危难之际，国家寸土决不可弃，与同时被授命为丹棱县知县的王崇昆歃血为盟，结为兄弟。道理十分简单，既然均为战事惨烈、防备形同虚设的小县之长，唇亡齿寒，不能不互为依托。
两个知县到任后，“招集流亡，备器械、练图勇，为守御计。无日不往返函商，有令必回。”[1]尽管拼死抵挡，奈何起义军如山洪一般汹涌咆哮，因为无力立即肃清境内敌军，被清廷撤职。骆秉章入蜀后，臬司杨重雅认为，这两个人为人处事“异于流俗”，极力向骆秉章推荐这一对“城隍庙的鼓槌”，终于又得到起用。当然，这已经是名山战事之后的事情了。
在李蓝大军占据宜宾吊黄楼一线，刀锋直指犍为、名山时，《蒙寇志略》中特意提到一个本土人士：何崇政。
熟悉一点巴蜀武术历史的人知道，峨眉派亦刚亦柔，一派玉树临风。南宋时期，已经眉毛纯白的德源长老“白眉道人”，他模仿山猴动作，创编出一套猴拳，一直流传至今。德源长老还把峨眉山僧道的武技资料搜集起来，编写了《峨眉派拳术》一书，这是目前找到的有关峨眉武术的最早文字资料，是峨眉派武术发展成熟并自成体系的标志。在这个谱系里，何崇政具有承先启后之功。
在一般的历史记载里，何崇政被人称为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记室”（相当于随身秘书），说他兵败脱难后，削发为僧法号“湛然”，来往于川西、川东等地，以哥老会的组织形式结交八方豪杰继续反清，曾经在峨眉山主持多年。他撰有《峨眉拳谱》一书（亦称《拳乘》，今留有残本），成为峨眉派武术理论奠基石，开篇有诗“一树开五花，五花八叶扶。皎皎峨眉月，光辉满江湖”的概述。这其中“一树”指峨眉武术，“五花”指巴蜀的五个片区，而“八叶”则指四川武林中的“僧、岳、赵、杜、洪、化、字、会”八个门。“五花八叶扶”意味着五个不同地区的流派和八个拳术门派互相影响，互为依托。
《峨眉拳谱》出自他手不假，在巴蜀武林中被尊为经典。但何崇政既非太平军，更非翼王石达开的“记室”，而是地地道道的本土异端。显然，与唐友耕一样，他也是一个正宗的流氓无产者。
《崇庆县志》记载说，何崇政是蒲江县干溪保人，为落第秀才。我估计还是胡寿昌的记载更为准确。他的《蒙寇志略》言之凿凿，何崇政生于清咸丰年间，名蒲，出生地在与名山县接壤的何家山。少年时代就膂力无穷，精通武艺，加上为人“豪侠好义，急人之急，远近恶少争附之”。咸丰六年（1856年），何崇政参加府试，因针砭时弊，遭到主考官的指斥和鞭笞。他一度得到术士李御风的“神授兵书”，于是心存异志。咸丰九年（1859年），李永和、蓝朝鼎揭竿而起，何崇政一方面满怀对制度的愤懑，另一方面知道属于他的时间开始了。
这就像献宝的卞和一样，他得到的回报，是体制的当头棒喝。晚清《名山县志》记载说，何崇政一心报国贸然来到官营，上书《平洪杨策》，请咨送江南大营效力。当时川人向荣为主帅，知府蔡步钟以“违制笞之”。尽管他慷慨陈词，渴望制度能够理解他保家卫国的赤胆忠心。但这样的陈述均被官人理解为一种利用危局讹诈政府的伎俩。看来蔡步钟也并没有打错，因为按照清制：士子不谈国事。
历史大错被蔡步钟就此铸成，他为此必须偿付巨量的鲜血才能赎清。
被乱棍打出，何崇政报国之心不死，他直奔前线而去。他在快到宜宾的路上偶遇四川提督马天贵。何崇政拦住军队高呼“献策”，奉上《擒蓝李策》。马天贵看着这个一身褴褛的强人，口出大沿，咋咋呼呼，官威受到冒犯，下令“笞之”。何崇政缺乏卞和那样的耐性，他愤激到了极点，走出门来，何崇政仰天大喊一声：“那就怪不得我了！”
他立马掉头直奔李蓝起义军营垒。起义军多为胸无点墨的农民，从天落下一个能文能武的人才，不禁喜出望外。为展示自己远非纸上谈兵之辈，何崇政决定在叙府石梯桥一带，策划安排了一场甘蔗林的伏击战。他的计谋很简单，就是将怀里的《擒蓝李策》改为《擒天贵策》，连设伏地点也没有变。他守株待兔，等待好收成。
面对极容易隐蔽兵马的甘蔗林，提督马天贵十分轻敌，他遭到了一场伏击战。他往开阔地跑，一步蹈虚陷入另外一侧的水田，动弹不得，被围上来的起义军砍成烂肉。由于一举击毙四川提督马天贵，续战又擒副将张万禄、都司余振海，连歼大员，起义军像吃了炸药一样，挡之者死。要知道，这是李蓝大军入川以来击毙的最高级别官员。
这一下，何崇政火得不行，出任起义军的“军政司”一职，不少人投奔其麾下。何崇政精于枪法和棍法，因此在军中常教士兵习武，深孚众望。新任四川提督蒋玉龙手下能人太少，尽管都是一副化悲痛为力量的样子，但在名山县被起义军打得十分狼狈。
曾经上书《平洪杨策》的何崇政，对当时天下形势自然熟知，他对“蓄谋窥川”的石达开也不会没有耳闻。由此，《名山县志》所载的蓝大顺“通款洪杨”和“拜何崇政为护国军政司”两者之间就显出了内在联系。可以认定，“通款洪杨”也就从此成为李蓝起义军的既定方针。何崇政给起义军的建议是，应该联络四川南部一带的“嘓噜”党，使之成为生力军。这样，“嘓噜”、土匪、强盗、商人纷纷加盟到反体制的营垒中，连名山县的文生邓凌霄也加入进来，这让名山县知县甚觉丢人。他未必知道，丢人是小事，跟着，丢命的事情随时就将发生。
成都蒲江县大塘镇洪福村三组何李氏墓碑背面，载有起义军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天在蒲江、邛崃一带活动的情况：
“……庚申年蓝贼扰蒲江，至邛州攻城不克，自州到名山。名山人‘何马蚁子’带数百人投蓝贼。至辛酉年，何贼伙人数千来札蒲江。是年六月初旬，忽来峰顶漕札营。六月十六夜，我父在宋山碥避躲，被贼人掳去。至六月二十七日，贼等撤营去名山。于七月二十一日，分数千人迭回卻攻邛州，闻有大兵到州，不果。是夜，我在场上店内借宿，为贼所获。复札骑龙山。至二十八日，贼回名山大营。……至八月初八晚，贼令次旱撤营，各归本营。……是夜，贼令西营打前队，至古城桥，见对山（疑为“围”）众多。至新店子场口，我就此等父，未几，上杀至，我亦同贼走挐坝场，过数里逃出……”[2]
这一来自民间石碑上的记载，以鲜活的口语充分证明了“何马蚁子”为害“桑梓”的行为，也说明了战事给民间带来的巨大灾难。
雅安知县何鼎勋的两本围城笔记可以佐证《蒙寇志略》的真实性，并弥补了记载的简略。他指出：在攻打名山县城时，“何马蚁子”对父老乡亲宣告——“名山系我桑梓地，先人之墓庐在，予不敢扰。有妄取民间之一草一木者，悉叱令送还。名人安之，备渐弛。”[3]
这其实是一出烟幕弹，起义军于咸丰九年五月八日突入名山县。这涂炭桑梓的行为，更让当地人发狂。
蓝大顺与蓝朝鼎北上入陕后，何崇政的起义军成为川西的一支独立军。1861年春，各州县衙趁蓝大顺率部北上围攻绵州之机，秋后算账，捕杀曾跟随起义军的农民及其亲属。为振李蓝军威，何崇政提出“吃大户、杀赃官”口号，蒲江、邛崃、大邑、崇庆一些乡镇的农民群起响应。其时，清廷再次调兵围剿，估计“何马蚁子”的读音关系，官府竟喊成了“红马蚁子”。何崇政对此一笑置之，来了个将错就错：“龟儿子些怕红，我们就是要红！”于是下令扛红旗、戴红标，坦然接受“红马蚁子”称号。5月，何率起义军进入崇州隆兴场，准备待机攻取州城。州人副将张联陞率官军团勇，在中和场组织防御，被起义军打败。越日，起义军迂回到西河坝，知州董钧令民众守城，调乡团屯于城外。这时，在嘉定的袭侯杨炘（名将杨遇春之孙）闻讯，率兵赶回崇庆增援，同张联陞联合守城。11月兵分三路攻起义军，“名将之后”杨炘阵亡于金龟桥，各军士气大减，起义军乘胜攻城。内应谭八在城堞瞭望，中流弹负伤，被官军发现后立即诛杀。内应已失，州城防守严密，起义军只得退兵。这年冬天，清廷调提督胡中和率楚军配合各州县兵勇，对起义军分割围剿。何崇政率主力与楚军大战于大邑县城西，终因寡不敌众，就此下落不明。
《蒙寇志略》记载了一桩“不雅”之举。当地绅士冯朝杰、杨廷梁等人献计，何崇政如此难以对付，实乃本邑耻辱，“是其忘亲背祖，大逆灭伦，罪宜根株尽翦。从来讨叛逆者，必先发其祖墓，冀可一鼓成擒。”既然牛啃南瓜找不到地方下口，胡寿昌与提督蒋玉龙就秘密动手了。他们连夜带领500名士兵，黎明时分来到何家山掘开了何崇政的祖坟，雪亮的锄头伴随第一缕阳光倾泻而下。这是何崇政的父母合葬墓地，地下有石埂，宛如土龙盘踞，隐然有王者之气。打破棺椁，满棺白浆流出，飞出无数野蜂。制度中人对此的评价是“地脉天矫，峰峦凶恶，养成戾气，非吉壤也”。
这远不是当地腐儒凭空臆想出来的举措。一是有挖祖坟的历史传统，二是李蓝战事期间，官军就曾经为之。
在中国文化中，挖人祖坟是最狠毒的。当年李自成攻入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凤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掘了皇帝的祖坟。崇祯皇帝怒不可遏，以牙还牙，派人掘了李自成的祖坟。李自成知道后，开始了疯狂的报复……在互掘祖坟的暴力循环中，彻底践踏伦理让暴徒们获得了大快感。即使在近现代，挖人祖坟、断人龙脉的事件也数不胜数。这本是一种严重有违于伦理的行为，但制度显然已经黔驴技穷了。花县知县牟崇龄收到上谕后，即奉命急将洪秀全的祖坟掘毁。但即便如此，太平天国一役，死亡就达几千万人，何曾有半丝作用呢？！
但体制中人怒极攻心，就挖过李永和母亲的坟。
1903年，美国探险家埃德加·盖洛到达云南大关县的大旗山下，就是关河和洒渔河的交汇地岔河。岔河旁的麻柳湾是李永和的祖坟所在地。盖洛从当地人口中得知，异端李短褡褡的祖坟被官府侦知，“狂喜之际，官府光顾了这个河岔口，掘坟毁尸。这样一来，龙脉已毁，这个家庭的气数就断绝了！此后不久，反叛势力被除掉，这位大头领被杀了。”[4]
如果说打开所罗门王的锡瓶是放出了魔鬼，那么国粹化的开坟掘墓，则是让阴魂在朗朗乾坤普照下蒸发遁迹，可万一阴魂又附寄在哪一个泥腿杆子身上，迅速在脑后堆积出“反骨”，那又如何是好啊？
就好像与李短褡褡“同甘苦、共命运”一样，官府发掘何家祖坟后，据说何崇政的起义军逐渐式微，打仗多方掣肘不利索了。单是一次战斗失利，就在名山县3800余名起义军被擒，损失战马1385匹！其实，他依靠智谋出任蓝大烟杆的军师，占据名山县两个月，先后转战于青神、蒲江、大邑、雅安、荥经、天全等10余州县，献计擒斩了清军重要将领张万禄、余振海等人，尽管何崇政部的起义军在名山陷入四面楚歌之境，但何崇政还是逃脱了。他混入湘军果左军胡元廷军门营内，改头换面，名字变成了“昆山”。当骆秉章的缉捕批文发到胡元廷手中时，何崇政已远走高飞了。
名山县县治图。选自民国十九年版校注本《名山县新志》
胡寿昌一直惦记着这个让他寝食不安的恶人何崇政。他承认，何崇政是他的心病。在他主政三道堰、游子堰等水利设施的清淤工程时，突然得到了何崇政投射在水面上的鸟影。
何崇政伪造记名提督胡中和的行军关防令，跑到宜宾的屏山县调动军队。得到这个信息，胡寿昌认为何崇政是准备与宋士杰余党继续为乱，这反而佐证了何崇政亡命江湖继续谋求反清的真实情况。胡寿昌会同张子民太守，设法羁縻住何崇政，秘密与叙州太守朱海门张开大网。他在《蒙寇志略》里提到重要的一句话：“送郡城讯明正法”，把何崇政的脑袋传遍他犯下罪行的各州县。显然，这里出现了记载问题，要不是何崇政冒功，就是所杀的那个何崇政是个冒牌货。
除了说何崇政被官府击毙之外，地方志里还有三说：一说“后起义失败，不知所终”；一说“后来降清廷”，这显然是污蔑；一说竟然成为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记室”，翼王行踪飘浮，这最不可能。我分析，何崇政芒刺一般回到了民间的山野，身形一抖，就成为了一片枯叶。他在峨眉山落发为僧，法号“湛然”。他常居云遮雾绕的白龙洞，偶尔山风催发酒力，山魈鬼叫，虎豹的吼声震落蝉鸣，他会打几路拳法疏通筋骨，这才有了精研武术、演绎《峨眉拳谱》的后事。也就是说，峨眉武术固然源远流长，但以派别崛立武林，却是从何崇政开始的。
唐友耕率振武军到达名山县的时间，是在石达开的先锋“赖剥皮”赖裕新率军入川的时候，唐友耕主要是在邛崃、蒲江、名山、雅安要隘之处设卡防堵。他听到胡寿昌对何崇政的叙述，颇不以为然。须知，唐友耕精于枪法，他很想会会这个神乎其神的何崇政。可惜的是，历史没有为他安排这个对决机会。
由于战事代价惨重，凡是被起义军入侵的州县，骆秉章逐一提议罢免，这涉及二十几个州县的官员。但他还是清醒的，对那个热血青年、名山县知县胡寿昌记忆犹新，称其“才识兼优，长于吏治，晓畅军事，洁己爱民”，奏请功过相抵，这是唯一的一个得到“恩眷”的地方官。胡寿昌因此被委派为唐友耕部等四路军队提供后勤供给。刚刚经历战火的弹丸之地名山县，为此提供了两万名军人的口粮，可见百姓负担之重。当时的驻守情况是，记名提督胡中和驻扎泸定桥，湘果营将领萧庆高驻扎飞龙关，湘军将领何胜必驻扎飞仙关，唐友耕驻扎汉源富林驿。
富林驿是汉源通达西昌的要津，必然要经清溪峡等地，此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段，相传诸葛亮南征平夷时曾路过此地，当地有孟获城遗址，也有“平夷堡”、“镇南桥”等可以钩稽历史的小地名。这是南下的交通要冲，战事频繁而惨烈。石达开的先锋赖裕新曾率军用布匹作桥成功渡过大渡河，在纵切幽暗的清溪峡与唐友耕等部激战，在越巂深沟（汉源县河南公社）被彝兵劈空而下的滚木檑石砸成肉饼……
拉锯战中的精神胜利法
董贻清（？～1872年），字叔纯，江苏阳湖县（今武进）人。道光癸卯举人，出任青神知县，后以军功历任知府，一度署理资州直隶州（今四川资中），后任保宁知府等。他诗词功底深厚，有《偶存集》传世，与伍肇龄等一起参与《同治直隶绵州志》的编撰。由于李蓝大军进逼资州当时所属的井研县，井研为通达省城的要隘，故董贻清奉令赴井研防守。战事倥偬之中，他写有一本史料价值极高的《援守井研记略》，记录了李蓝攻城略地当中的民生与异事。自咸丰九年三月初一抵井研始，止于五月十九日董贻清知母病请急止，逐日记述。是书收录其《偶存集》中，有同治十一年（1872年）刻本。
1841年春，道光皇帝派杨芳为参赞大臣，随靖逆将军奕山赴广州防剿英国侵略军。杨芳没有考虑实际的战斗部署，他从民间搜罗了大量马桶，摆成浩大阵势，指望以“秽气”来破除洋枪利炮的威力。这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笑柄。其实这个个案并不好笑，吕纯阳诗云：“二八佳人体似酥，腰悬利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根据这样的身体巫术，所以我们还看到了使用女人亵衣、内裤、裤带等来破敌的朝廷紧急预案，这些战术虽然没有在四川上演，但在井研县的保卫战过程中，也有同一级别的巫术频频亮相。
时任资州知州的董贻清率领四县兵勇赶至井研县防堵，与起义军狭路相逢，两军激战于城东的凤凰山，起义军的凶悍显然更胜一筹，官军被迫退入县城，弹丸小城迅即被起义军围成铁桶。起义军环山扎营，军旗如豹子嚣张的舌苔舔舐着崖烟。昼夜轮番进攻之下，南门城楼完全轰毁。城内兵民以柜台、土石筑内城防堵，如此苦撑60余日。起义军在城西掘地道、掷火弹并辅以云梯、吕公车攻城，在三官楼、翠屏山置大炮轰击南门，还是屡攻不克。楚军将领萧庆高率部来援，双方又激战于翠屏山，起义军伤亡惨重，最后撤离井研。
这是自李蓝大军攻击叙府以来，从未有过的大仗。当时的四川提督占泰一再畏缩，采取了一种奇怪的拖延战术。知道敌情，他故意慢吞吞地赶去，对方早已经转战另处。在李蓝连续攻击浦江、邛崃、井研、眉山、洪雅、丹棱、名山、雅安的交错战中，提督占泰几乎没有正儿八经打过一场硬仗。他俘获了起义军小头目，对方私下勾兑，他竟然拿银子换人。这就是说，战争是一种生意。
居住在县城，为讨好他，内心惶惶不安的知县们，还要尽其所有招待好。酒肉一多，色情就直窜脑门。色字头上一把刀，但刀就在手里，有何惧哉。占泰的手下甚至发展到强抢民女和财银的事情，这进一步加剧了情况的复杂和危急。在当时，不但民间有讽刺占泰的歌谣，就连起义军也开始肆意侮辱这个怯弱之辈。
指望这样一个提督，怎么可能解县城之危？
这几乎是绝望的两个月，董贻清用尽了一切办法苟全性命。他命令掏干城内所有厕所，架起大锅煮成沸腾的“大便汤”，从城楼迎头浇下，整个城楼立即陷入“沼气蓬勃”的热浪中。他下令征集百姓家中的棉被，浸满水分后，在城楼一线悬挂起来。连被盖芯子也来不及扯下的棉被，五颜六色，就像过冬之前老百姓暴晒的家当。他不惜以被众人误以为“艳帜高涨”的道德损失来保全一城的安宁。
在粮食仅够维持三天的情况下，董贻清祭起了“献米赏功、多者荐官”的精神胜利法。一些大户激动了，拿出了最后深埋的粮食，换取了一纸官文。他们未必知道，纸上许诺的一切，前提是你必须活着。而且，委任官也要活着。
民间人士纷纷献计，有人看见起义军在城外山间伐木，改进云梯，一旦灵活的云梯建成，势必进一步威胁县城。董贻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招募勇士，连夜坠城而下，纵火烧毁了几十架云梯。民间习武者拿起武器，自发参加战斗，他们看见官军缺乏火药，有人立即告之，自己有几十斤硫黄埋在南门外，几个勇士挖出来，以解燃眉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