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军见强行攻打不见成效，派人伪装成逃难的难民，跑到城门外哀求进城。这是历代攻城战当中的惯用方式，但他们并非褴褛的装扮和呼喊的高亢声引起了守城士兵的怀疑。几问几答，难民中突然飞起几根抓城钩……让守城者惊出一身冷汗。起义军又写了不少《安民告示》用箭射入城内。董贻清是文人出身，自然明白此举比枪炮更具威胁，急命全部收缴销毁，任何人不得传阅。
针对于此，官军同时上演了心理战，在阵地前竖起招降旗，大书“投诚免死，给票回籍”的蜜糖丸。有人心动，施施然出来了，他的确给了“票”，后来，出来的人多了，怎么处理啊？制度不会记载这样的结果，我估计，多半就“撕票”了。这从来就是制度对待反叛者的不二法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董贻清从来都相信，资州的火神庙十分灵验，曾经保佑了他们，未被起义军攻破城池。他的手下心领神会，竟然把资州的火神塑像随营携带而来。他把这个神请进了井研的城隍庙，已经管不了火神是否高兴，自己双膝跪倒，“默祈庇佑，责以大义。”就在这时，攻城的炮火震撼五内，城垣已倒塌，幸好内城未垮，董贻清认为此乃火神保佑之功。一批手下心领神会，有人说，就在起义军的攻城地雷炸响之际，看见“有一二贵官在城督队，衣冠仪从甚多”。这无疑是一副兴奋剂，大家一听，“兵勇却而复振，御灾捍患，昭应如响”。
董贻清这一记载，很可玩味。也许就是在吹嘘自己有如神助吧。
但起义军不信这个邪，他们也请来了神仙。
“有贼僧在北门外叫骂往来，自夸火器不能伤，击之果若无事者。”面对如此狂妄的挑衅，董贻清有点拿不准了。
他手下有个叫赵汛的马弁说有办法破之。
赵汛首先找来一小坛白米，又派人四处收集沾满妇人月经的亵衣与便纸。这是一个深挖女厕所的艰苦工作，更麻烦还在于必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怕秽气缠身霉得长毛。这些繁琐的设备一一准备停当，赵汛向城下撒出了一把白米，他像发了鸡爪疯一般，高举沾满大红月经的亵衣疯狂抖动，把城下挑战的和尚身影远远罩住。这分明是掩耳盗铃的障眼法，赵汛还煞有介事念念有词，其实这些都是过场，在为后来的好戏做铺垫。不然的话，就将与参赞大臣、湖南提督杨芳的“马桶阵”一道，敢与日月争辉了。
赵汛早已经下令，让一个枪法好的兵勇躲在一旁，伺机扣动抬枪的扳机。
透过枪管的火药烟，那个自称刀枪不入的和尚应声而倒，像一条死狗四肢乱蹬。
为查看是否破了法术，又一个叫唐九皋的守城勇士站了出来。他飞身下城，找到血肉模糊的尸体，割下了妖僧的脑袋带回城内。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董贻清对此评论道：妖僧能饮符水作法，增人力气，显然是起义军的动力之一。但他又自言自语：“此等邪术自来皆有，原不足恃。”那么，他是否想过，自己在火神塑像前叩头如捣蒜，是否就是“大义”之举呢？
在起义军攻打雅安战斗中，眼看城门即将被起义军打破，绝望的知县何鼎勋把所有课银搬了出来，堆到大堂。须知擅自动用朝廷税收，是不容置辩的杀头大罪。何鼎勋愤然宣布：“有能杀一贼来献者，赏银十两；守城兵勇除例支盐折口粮外，能用枪炮轰毙围城贼匪者，亦一律给赏。不逾时纷纷报功至，予即以银与之。”有人提醒他：这一来，来领赏的人中多半有诈，他们会乱杀乱割一气，找些草民的脑袋来充数。但何鼎勋却讲了一句制度箴言：“即伪，亦可以作士气。”正是靠了这堆白花花的银子，靠了何鼎勋的高度理解，雅安城算是暂时保住了。
这就让我发现，所谓精神胜利法，古人其实比后人要睿智得多。不但要高呼口号，宣布神灵护体、天帝保佑，还要敢于冒丢脑袋的危险，敢于“出血”。一个子儿都不掏的胜利法，还可以生发倒转乾坤的伟力，估计是后来诞生的，反正清朝诞生不了。何鼎勋敢于承担责任，与后来的官员不可以道里计。[5]
这个时候，唐友耕并未闲着，他返回成都后，总督分析起义军立即攻打成都的可能性不大，见几个县城战事吃紧，命令他星夜开拔赶往犍为县。那又将是一场怎样的战斗呢？借用董贻清的一首回首往事的七言绝句《资州题壁》，似可昭示唐迥、唐友耕等人的未来：
当年叱咤走风云，
废垒江头尚夕曛。
傥向灞陵逢醉尉，
夜行休说故将军。
奸细如飘坠的枯叶蝶
川南丘陵山区常见枯叶蝶，而以峨眉山枯叶蝶最为知名。停息时，两面“三刀翅”紧紧收缩竖立，将身子深深地隐藏着，展示出翅膀的腹面。这种隐身术远远高于鸵鸟埋沙，因为它腹面全是古铜色，在秋天酷似一片枯叶，并且常常随着季节的更替而变化，色彩和形态都和树叶无异。一条纵贯前后翅中部的黑色条纹和细纹，很像树叶的中脉和支脉；后翅的末端拖着条和叶柄十分相似的“尾巴”，静止在树枝上，很难分辨出是蝶还是叶来。
枯叶蝶属于中华枯叶蛱蝶，它把姿色藏在老妇人一般的褶皱下，这是一种典型的《聊斋志异》式易容术。偶尔迎风飞起，终于让我目睹了那种埋名浊世的仪态，依然还有一种孤芳自赏、渐渐融入虚无的喟叹。
枯叶蝶的丽彩可与凤蝶媲美，大都为绒缎般的墨蓝，闪动的光，却有刀锋的犀利。
在大量有关李蓝起义军的记载里，我注意到奸细出没的频率极高，不仅是起义军爱用这一套，官军也不例外，不但用于刺探敌情，也用于监视官军的实际调度和作战情况。也许，奸细本来就是体制的运作程式吧。
在胡寿昌所撰《蒙寇志略》当中，提到1862年的深秋时节，在自己慰劳官军的途中，突然发现一个行人，遍体污泥，衣服褴褛，但他并不害怕部队，眼睛发出大光，这光芒泄露了他的身份，于是被更尖锐的眼睛认定是起义军的奸细。经过反复盘查，这个“细足”终于承认，自己是老湘军营的差役，奉节帅命令，探查敌寇实情以及防隘虚实，已经前后来了十几次。也许为了讨好胡寿昌，他说看到“如公严整，未易轻犯”。胡寿昌由此十分感慨：“余深服文忠公（胡林翼）之能用人，而尤虑防守之不密也。”
通过耳目予以打探实情，历来是骆秉章的工作方法。
1862年，初来四川的骆秉章深居成都，又如何运筹帷幄？必须发扬湘军细作制度的优良传统，而蜀地这些四处飞舞的枯叶蝶，更是他的眼目啊。果然，几天之后的一个午后，胡寿昌接到了骆秉章的札谕：“该令：速领所部勇队一千名，前往竹箐关堵御。”[6]得到这样的命令，熟悉军情的人都认为领导在胡乱指挥，但胡寿昌立即安排出兵。
显然，他不但看到了枯叶，他还看到了那藏匿在枯叶下的刀锋。
事实证明了骆秉章的判断无误。正当他们在庆贺打好了这个阻击战时，骆秉章的手谕又来到胡寿昌面前：“移防浦江‘一碗水’。”当年入冬时，就在“一碗水”击毙了剽悍的匪徒蓝二顺。当时起义军在渡过响水滩河道时被清军大炮轰击，人的碎肉块浮满了水面，臭了几年，无人敢吃河里的鱼。起义军抛弃的兵器，被收荒匠捞了几年也没有捞完……
骆秉章不愧为“经世致用”的儒生，他对《孙子》烂熟于心，从这一掌握信息的方法而言，他无疑使用了《孙子》当中“生间”的谍报学，“生间”就是能够活着回来报告情况的间谍。五类间谍中，彼此是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尤其以“反间”为“乡间”
“内奸”“生间”“死间”的根本。从骆秉章用兵可以发现，“间能”“间助”“间邻”等方法的运用，体现了他神机妙算、灵活变通的心机。
但这也不是什么高级机密，唐友耕就精于此道，农民也懂，只是没有骆秉章那样长袖善舞。
雅安知县何鼎勋深知，不但有骆秉章的耳目在四周巡视，蓝大顺的眼线也在四处飘浮，觊觎自己。他听说丁游击竟然是蓝大顺的老朋友，一方面对丁游击“晓以大义”，另外让他去劝降。这几乎是没有半丝把握的事情，病急乱投医，也顾不了这么多了。这一间谍策反行动，按照《孙子》的观点，是“五间”间谍方式中的“乡间”之计。所谓“乡间”，就是利用同乡、老相识关系去从事间谍活动。这一方式，官军、起义军均在采用，谈不上什么秘密。
丁游击去游说了半天，带回蓝大顺的一封信，慷慨陈词，甚至附上了一个对联：“杀贪官以救民，原为黎民造福；分豪户而济众，但愿大众归心。”对得不是很工整，但让何鼎勋心生疑点：既不投诚，则击而杀之，是杀贼也，非杀友也，忠义亦可两全矣。他追问：“何以终未出一战乎？岂不私于忘公乎？”这暗示了李蓝裹挟的众人里，有不少心态像丁游击一样的人。其实，丁游击与唐友耕一样，也是出自烟帮。这与后来唐友耕一度不愿对起义军赶尽杀绝，也是异曲同工。
针对奸细混入难民当中的情况，雅安知县何鼎勋的做法十分灵验：他不能拒绝在城外哀嚎不已的难民，放其入城后，立即着手编纂户口，相互指认。迅速把那些枯叶蝶式的“内奸”逐一撵出，净化了革命队伍。可惜这一做法，没有得到推广。
而在董贻清的《援守井研记略》中，来自起义军的奸细就不可胜数，60余日的战事日记，几乎隔三差五就有奸细出没，或劝降游说，或刺探，或传递告示，或为叛乱者带路，甚至抓住了一个叫李吴氏的女奸细。
这个女人颇有姿色，曾经是大户家的小妾。在起义军的刀锋霍霍之下，大户们抱头鼠窜，她连同家具被遗漏在某个记忆的死角，这也是妾的一种常规性命运。尽管蓬头垢面，依然掩饰不住她的风月姿容。她在一个逆风的豁口显身，她身轻如蝶，轻身而飞，杀戮的金风把她轻易带了起来，依然有莲蓬的韵。
这样，李吴氏被起义军一个头目看中而收留，一来二去，女人如蚂蟥附体，痒意适中，浓得化不开了。可见，漂亮者生存的概率的确比平庸者大得多，这也是历次战乱里美女不大容易直接送命的原因。当然，她们中有一些结局比死更糟糕。我们必须承认，漂亮与聪明的财富价值实际上是一致的，而且它更能让男人一目了然。漂亮可以使男人忽略一些致命的细节，或者她们具有一种改变自身劣势的魔力，让大家对她们寄予朦胧的亲近欲望，而忘记了一切危险。但是，对油盐不进的知县董贻清来讲，这个女人拥有美色竟然委身侍匪，就非杀不可。
起义军那个头目的鸦片瘾发作了，这历来是起义军、低级官军在女色、赌博之外的又一嗜好。为此，李吴氏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成难民，凑到城边找难民购买鸦片，顺便打探城内的守备情况。漂亮的李吴氏毕竟不是与难民在一个战壕生存的，她的粉红色缎子内衣散发香气，她的言谈、离奇举止立即被劳苦大众雪亮的眼睛识破。
对这样的妇人，不但甘心投敌，竟然不顾“家风”委身匪徒，大灭道统正气。董贻清的处理办法完全一致：就地正法。这就等于董贻清在承认处理战场奸细之余，还要维护道统的正义叙事。
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正因为水深火热难以为继了，不然怎会有这么多穷人参与到刀头舔血的日子呢？
在我看来，董贻清还是读书太少。自号“活埋庵道人”的文人林茧，在其《荷牐丛谈》“东林中有依草附木之徒”条下记载说：“当谦益往北，柳氏与人通奸，子愤之，鸣官究惩。及归，怒骂其子，不容相见。谓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此言可谓平而恕矣。”这是钱牧斋与大老婆生的儿子，儿子抓住继母柳如是偷人，兴奋地跑去告诉父亲，却被钱牧斋大骂一顿并要与他断绝父子关系。钱牧斋是明智的，他自命圣人之徒，饱读诗书，沛然正气，不料苟且却成了“贰臣”，这连圣人第一要义的“忠”已经大亏了，还有什么脸面去要求柳如是贞守妇道？偷就偷吧，得过且过。就是说，国破家亡之际，士大夫钱谦益之辈尚不能坚节义，连柳如是也要红杏出墙，钱谦益自然要放她一马了。但董贻清不这样想，他自诩为保家卫国之“正朔”，在他眼里，区区乡村妇人一旦通敌，就是大逆不道，足见其阴暗心理。
如果李吴氏从了他，也许就是另外一番说辞了。
晚清国运飘摇，贵州官员朱逢甲有感于苗民的动乱与太平天国起义的此起彼伏，为统治阶级奉献出一部戡乱平定的奇书——《间书》。按照他的观点，“李吴氏”属于起义军“内奸”，但有方略者必然需要化“内奸”为“反间”，变不利为有利，由此观之，董贻清属于一根肠子通到底的角色，白白丧失了一个立功赎罪的好材料。
更有意思的记载还有不少。
战事胶着，城下的与城上的士兵，距离不过两三丈，彼此相貌都看熟了，第二天没见着，说不定还惦记着对方。这样的攻城与守城，像一个儿童游戏“击鼓传花”，鼓点在哪里停下，谁就掉了链子，那就不好玩了。所以，鼓点不能停。
某一天，起义军和守城官军彼此上下叫骂，叮叮当当在石头上敲打兵器，谁也不想再来真的，这可以让在远处瞭望战局的领导人觉得，都是一帮冒死的忠诚者。但光天化日之下，守城士兵谢吉超忘记了制度使命，竟然缒绳下城，与贼人哥们放下武器摆起了龙门阵，并互赠礼物。
董贻清闻讯大怒，立即问斩。
从这个事例也可以看出董贻清头脑简单，明摆着这是可以使用“乡间”计策，守城士兵谢吉超不但可能策反对方，而且可能将对方感化，化身为“内奸”，那对战局将起到积极作用。可惜，诸多像董贻清这样的低级官员，没有明白朱逢甲的苦心。与骆秉章比较，高下立判。
这完全是出自他笔下的真实记载，如此战地浪漫曲，可惜没有被习惯于宏大叙事的作家们留意，不然，汉语写作完全可以豹尾续貂。想着历史的场景，我对那些映射在刀光上的亲切交谈与美女买烟印象挥之不去。我如此记下了李吴氏和谢吉超的名字。我改写了勃洛克《十二个》的一段：我们要用子弹射击神圣的大清王朝——那坚强的，那农村的，大屁股的大清！……我们要叫所有的官人吃苦，我们要煽起世界的大火，那血中的世界的大火。
但情意，似乎还是战斗中的清凉剂。
《贼复至记略》中的“唐帽顶”手下
《贼复至记略》与《名雅遭贼记》为晚清无名氏手写本，于1978年由四川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沙铭璞先生偶然在藏品中发现，均为楷体抄写。涉及咸丰十年三月十四日至六月十六日蓝朝鼎起义军在名山、雅安的作战情况，堪称较为详备的战事日记。从语气上分析，作者显然非显赫官员，故意隐身“无名氏”，因此可以更自由地站在民间立场来看待战事双方的博弈。
作者历数提督占泰的种种畏缩之举、造成几所县城的相继失守，还特意记载了提督手下兵将的种种恶行。
一个叫杨复兴的人，贵州人，直属唐帽顶领导的兵勇。他是随唐帽顶在叙府一起反出起义军阵营投诚官兵的将领，朝廷赐予五品顶戴。唐友耕此时已经奔赴犍为县，杨复兴随提督占泰来到雅安布防。他来到大兴场，匪性难改，看见一所高敞的门第，以为遇到了肥猪，立即冲进去大肆劫掠。那是当地朱武举的家宅，这家人也不是吃闲饭的，立即与杨复兴动起了手。杨复兴大怒，哪里还有肥猪把豹子咬伤的道理！当场把年迈的朱武举打伤，裹挟细软扬长而去。
朱武举来到县衙喊冤。面对武举，都是同志嘛。提督占泰问明情况，面对这个哀求免死的杨复兴，沉吟半晌，毕竟面子过不去啊。他下令，立即斩决。
杨复兴虽然是唐帽顶手下，已经获得“朝廷赐予五品顶戴”，而迄今为止，杀人兢兢业业的唐友耕也未能获得这一赏赐，可见杨复兴的战功是显赫的，超越了其直接领导。但如果他打伤的不是同志朱武举，占泰大概不会秉公执法吧。可见官场的运作之术，占泰拿捏还是颇有分寸。
《贼复至记略》作者在此展开了一番议论：“唐帽顶者，原系贼子，因与蓝大顺不和，弃贼投诚占泰者。其人打仗颇出力，但所领勇半是贼子，打闹尤甚。”[7]整本书里，他几乎未对官军说什么好话，但对唐帽顶算是客气的，只是指责了疏于家教，由此可见，唐帽顶拼命三郎的名声不是冒功骗来的。
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当时绿营士兵里十分寻常，剿贼固然要剿，但万不可一下灭掉，这就等于把泡在一盆污水里的银子一起倒掉。他们不愿意失去发财、邀功的机会，不但是借机可以勒索地方、抢劫百姓，连起义军那边也有不少赎买俘虏的油水。士兵们抬枪向天空射击，用噼噼啪啪的响声来让置身温室中的领导悦耳，抢割老百姓的禾苗喂马……上梁不正下梁歪，占泰就是一个典型。他一再弃战，甚至被绝望的老百姓堵在雅安城门洞，请他回答为什么知道起义军要来攻城，反而要开拔到另外的地方？占泰王顾左右而言他，以“上峰有令”来搪塞。《贼复至记略》作者看得十分清楚，他写了《对向日葵忽念及占提台》七绝一首：
亭亭向日本真诚，
不戒而孚性自倾。
草木犹临酧照德，
不似今日占提兵。
诗歌的讽刺力度十足。他面对一株俯仰开合的向日葵，没有想起伟人的隆恩，葵花的女脸多么渴望临幸啊，因为这是她们的本性使然！作者竟然想入非非地讽刺起中层领导来。作者过于迂腐，未必明白，普天之下，“日”只有一个，心向伟人，不等于心系群众啊。既然置身“不似”草木的人间，那就只能让人寄希望于鬼神。其实，杨复兴既是唐帽顶的手下，更是占泰的手下。这样的士兵，这样污浊的军界，看来距离死期不会遥远。
什么时候可以祛除乌云让葵花见到隆恩？鬼知道！
大山坡与狮子山的藿麻
柔弱的植物，也具有足以致命的自卫武器。比如，你挨着一株茅草从下往上顺毛抓它，则平安无事，这叫“顺着毛毛抹”；倘若由上而下逆毛抓或触上毛芒，即如蜂蜇，奇痛难忍不说，轻则红肿，重则溃烂，这叫“逆了龙鳞”。我说的是荨麻茎叶上的蜇毛，用以杀伤来犯之敌而保卫自己的武器。在风中，它蛰伏如一片龟甲，纯洁如良民，无思也无畏。
1859年，四川的时局简直不是热锅上的蚂蚁了，而是猪群涌入了藿麻林。
清军没有力量抗拒山林火灾一样发作的李永和、蓝大顺起义军。数千官兵龟缩成都，以保护省城的名义既掩饰了他们的胆怯，也昭示了朝廷武备侧重于江南沿海、空虚于内陆的实情。晚清时节，金堂文人余澜阁在《蜀燹死事者略传》指出：“大宪以省垣为重，所有占军门泰，明都司耀光，唐守备友耕，各营俱调回省。”由此可见，当时唐友耕的职务，仅仅是一介绿营的守备。在清制中，“镇”下分“协”，协下设营，营的长官为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当时仅剩郭相忠和唐炯率领兵勇扼截要隘。地主富商绝望之余，只能挺身自救。有产者团结起来，出钱出力，筑寨办团，身体力行实现保家卫国的夙愿。
当时的四川总督有凤，属于典型的怯懦无能之辈，但他毕竟是咸丰皇帝的亲信，对继任者曾望颜的军事调度大为不满，不断上报危急的匪情。清廷急调驻藏大臣完颜崇实入川予以“查办”，也无济于事。此时直接的军事指挥官、四川省提督早成了替罪羊，最后改由占泰继任。而李蓝起义军一度仅距成都70华里，成都危在旦夕。清廷几经协调，最后决定改派湖南巡抚骆秉章抽调湘军一万余人入川援战。
但战事瞬息万变，不可能坐等素有“诸葛”之称的骆秉章安然运筹。李蓝大军开始自叙府（今宜宾）退却，开始流窜，转攻一百里之外的犍为县。叙府急派副将明耀光率领唐友耕前往解围。
犍为建县于隋代开皇年间，县治所在地几经变迁，于明代洪武四年移至今天的玉津镇，屈指算来已有640余年。犍为县城东临岷江，北枕凤凰山，西倚翠屏山，南俯铺展数十里的岷江冲积平原，直抵岷江与马边河汇流处的河口。从中国传统的堪舆学来看，这里确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晚清时期，县城内数十条大街小巷纵横交错，遍布富商大户、官宦人家建筑精巧的深宅大院，排列着货物充盈的商铺客栈、人声鼎沸的楼堂会馆，其繁华与富庶景象远在周边县之上。这也是自明、清以来犍为县一直有“金犍为”美誉的有力佐证。
谁也没有想到，藿麻成为了护卫城池的宝贝。
荨麻，俗称藿麻。古称毛藐或荨草。明代植物学大师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荨麻，荨音寻。”又云：“荨麻又称毛薮。荨字本作薮。杜子美有除薮草诗，是也。”《辞源》说：“荨，草名。俗读如寻，本作薮”，又“荨麻，古谓之薮草”。“荨麻，……其茎有刺，高二三尺，叶似花桑，或青或紫，背紫者入药。上有毛芒可畏，触人如蜂虿蜇蠢，以人溺濯之即解，搔投水中，能毒鱼。气味辛、苦、寒，有大毒。主治呕吐不止。蛇毒，捣涂之。风疹初起，以此点之，一夜皆失。”因此，农民把它视为珍宝。用藿麻捣碎外敷，治毒蛇咬伤和风湿性关节炎等症，相当有效。
记得多年前，我尚在野外勘探队工作，关节炎很严重。一次在山里与一个农民偶然聊起，他从溪边扯起一棵叶阔如巴掌、布满白茸茸针毛的草对我说：“你的关节炎这草就可以治。”我认得这草是咬人的藿麻草。农民说别怕，它是咬人，但它更治风湿疼。他让我把双膝露出，正在犹豫间，农民挥起藿麻就朝我双膝“刷刷刷”地抽了十几下。在一种疼痛的凉意下，双膝红得就像上过一层土漆一般。这草的厉害我幼年就知道，平时碰到它比野蜂蜇了还痛，可是打到腿上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呢？农民说：有风湿疼处用它掠打不疼，正常之处碰上它就疼痛难忍。
从植物学角度而言，藿麻属荨麻科，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全世界有30个品种，中国有16种。植株高几十厘米，茎直立，有钝棱，叶两面疏生蜇毛，型似大麻，边缘如锯齿，蜇毛基部膨大，下部细胞壁钙质化，虽比汗毛细，却坚硬锋利，含复合生物碱毒素，人畜被刺则奇痛奇痒不已。但这样奇毒的野草居然可以食用，入药学名追风草，对常见的风湿性关节炎，取适当煎水洗患处治疗，用根煎水洗湿疹疗效更佳。
四川西南一些地方如自贡市的盐帮菜馆子，竟然别出心裁地推出“藿麻稀饭”菜品。我吃过几回，微微的绿色汤汁，弥漫着清香，藿麻的威力被驯服如处子，让人难以相信。它们还有一道菜——“藿麻煎蛋”。老板说，藿麻虽然凶猛，但最怕热水，放在热水里一煮，便无刺无毒了。做法是把藿麻剁碎，与鸡蛋搅拌下锅油煎，形同韭菜煎蛋，入口没有异味，略带清香。所谓一物降一物，这叫“歪人治歪草”，有法！
四川农村既有野生的藿麻，也有故意移栽的。针对小偷夜晚偷盗情况，农民们想出了一个妙招：在屋后种上藿麻，谁敢侵犯领土半寸，蜇你没商量。基于这样的经验，犍为县的士绅们开始在围绕犍为县城墙的地头，广为种植藿麻，但这种只能防卫宵小之辈的方法，对付饥肠辘辘、磨刀霍霍的起义军，却没有了神效。
犍为县城东门外有一个叫“大山坡”的地方，成为血战之地。
大山坡并非籍籍无名，仅仅是一个厮杀之地。宋朝绍圣年间，犍为有一个邵伯温，祖居河南洛阳安乐村，其父是大名鼎鼎的易学大师邵康节，与王安石、司马光诸君友善。邵康节纵览天象，对儿子说：“天将乱，蜀安，宜避之。”邵伯温不当官了，就选择了犍为境内的岷江一隅安家，并终老犍为。邵伯温把自己定居的地方也如洛阳一样，起名“安乐”，并在安乐窝养儿育女，著书立说。学术含量极高的《邵氏闻见录》等著述就是在这里完成的。邵伯温的儿子邵博、邵溥自幼在犍为成长，后在眉州、杭州等地做刺史。邵博很喜欢犍为、嘉州的风景，使他写出“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的名句。犍为有安乐窝、邵子祠，大山坡上还有邵夫子坟，以及流传很广的邵夫子传说。我向村民打听具体位置，都说大山坡前有个叫黄花冲的地方，邵夫子的坟就在那里。当地民间有这样的谚语：“城南五里红花山，邵伯温墓对朱石滩。”翠屏山余脉正是在这里隆起一座高冈，东坡上约三四亩的一片，当地村民说，这即是黄花冲了。我找了半天，一无所获，估计早在历史风雷中碎为齑粉了。
民国时期，犍为县水码头福星门。
李蓝起义军行动迅速，一举攻占了犍乐盐场，获得大量资财，并吸收大批农民、盐工参军。为避开清军的追剿，蓝朝鼎率领起义军从五通桥竹根滩西渡岷江，南下宜宾县芗州一带。1860年1月7日，蓝朝鼎与李永和会合，突袭犍为县东南的箭板场，将清军都司但玉龙、守备余振海等部2500人截为数段，全部歼灭。起义军声势大振，四川提督皂升退守犍为县城。
2011年4月，我从乐宜高速公路的犍为南站出站，向右行五公里可以抵达清溪镇，向左行五公里可达玉津镇。清溪恰是诗仙李白登舟夜下渝州、走三峡的千年古镇，也是一座人口稠密、商业繁荣的岷江大镇。由于新建公路与古代石板官道线路不同，我绕道从玉津镇的富和乡12组，穿过茂密的竹林，沿一条窄窄的水泥路盘山而上，来到古战场大山坡。大山坡不过是一个红壤密布的丘陵斜坡，此地是清溪镇通往县城玉津镇的官道，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段。以前有石板铺就的官道，荒弃太久，石板大多被当地人拿去建房，只有一小段还能看到当年的繁华。经一个涵洞穿过“乐宜高速”，行两公里来到一个坡顶，此地属富和乡11组地界，终于见到三块石碑，当地百姓称之为“三个碑”，风化严重，不但看不出上面的文字，而且碑也只剩一块相对完好，红色的砂岩抵挡不住风雨的侵蚀，估计一两年就将坍塌。这是记录当年出钱修路人名的功德碑，是向人们表明这条古道历史的唯一实物。
我发现，越是来到所谓城乡一体化如强弩之末的区域，那里的农业依然保持着固有的淳朴与一眼即可辨识的舒缓。一如美国人类学家高登维瑟曾经提到的一个词“内卷”：当某种文化的发展达到定型这种最终形态后，它趋于稳定以至于无法进行刷新。但地力赋予了农民一种希望，他们不指望跨越式的横财，他们只希望获得汗水点化的收获。
在层层藿麻林之下，藏着尸骨。
大山坡并无大山，毛竹密植的丘陵海拔高度约400米，山势圆润，红色页岩与土壤在修篁翠竹之间依稀可见，宛如大地的伤口。在明耀光统领之下，唐友耕连续与起义军在大山坡展开了一系列拉锯战。
面对咆哮而来的起义军，唐友耕并没有慌乱。他并不熟悉犍为县城周围的地形，他实地查看之后，注意到清溪镇边一个叫狮子山的地方。在故乡昭通，就有云横雾锁的狮子岩，在狮子岩下就是至今唯一的“朱提银”出土之地。在清溪镇一线，从小寺子到马庙的这一段马边河，两边均为悬崖峭壁，中间是奔流湍急的蛇形河流。而在距离马庙四华里的窄项子、吊咡坝一段，才有打阻击战的地理条件。
他决定把这个“狮子”，点化成一个坟场。
龙头山之东的狮子山，也称文豹山，海拔449米，形如一头雄狮与对岸的龙头山隔河相望。旧有文庙一座，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堪舆家认为绝非正脉，后来把文庙迁回到犍为城内。为何不是正脉？就在于此为兵家凶地。自张献忠占领四川后就发生过多次战争，内有五座古老的山寨，尤以狮子山以北1000米处的龟头寨最为著名，四周全是悬崖绝壁，崖脚四周翠竹簇拥，只有采药人要挂绳索才可攀援。三山犄角对峙，外人眼里充满狮舞龙腾龟相戏的谐趣，兵家则认为是一个只进不出的口袋，是天赐的瓮中捉鳖之地。
双方交战，唐友耕本来兵少，故意怯战且退，逐渐把起义军大部分引入这个口袋，起义军杀得起兴，根本没有注意到伏兵。待起义军全部进入谷地，唐友耕的伏兵立即关门……此役起义军损失巨大。
我行走在狮子山山麓的荒草丛间。这一带杂草里也有刺麻，翠绿色，叶片上能看到小刺，手背碰触它的叶子，它像冤死的魂一般刺肿肌肤，痛半天也不见消肿！
我想起这种当地人称“藿麻”的东西，与“八大王”张献忠还有一段渊源。民国文人徐心余记载说：“川地有寒麻，叶如掌，背刺多而密，人触之，痛彻骨。（张）献忠距地出恭，误触其上，痛弗辍，怒甚，举刀向天誓曰：‘川人可诛，川草更可恶，他日倘手拥兵权，必使人不留种，寸草不生而后已’，后果如其言。”[8]其实，川语中的“藿麻”，就是“火麻”，即荨麻。张献忠的热屁股不幸贴到了四川“藿麻”的脸上，这叫屁股“摸了老虎屁股”，凶恶的“川草”让张献忠的尊臀红肿不已，杀人魔王鬼哭狼嚎起来：“他娘的，四川硬是连花花草草都要杀人。”这也应验了一句俗话：“藿麻草擦屁股——满地扑腾”，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无古人的杀戮。可见，张献忠屠川简直是一根恶草引发的血案。这虽然是传说，但流传甚广，综合张献忠父亲在南充被恶霸灌马粪致死的史实来看，不排除他对四川的新仇旧恨。
饱受藿麻之苦的张献忠被附近一老农用草药陈艾、菖蒲熬水一洗，痛痒顿消。为报答老农之恩，张献忠叫老农家门口挂上菖蒲、陈艾作标记，他的兵就不会伤害他们。老农将此信息传给其亲戚朋友，于是一大批人免于被杀害。后来门前挂菖蒲、陈艾成为四川端阳节习俗的一个来源。
与其说李蓝起义军是大清朝廷肌肤上的“藿麻”，不如说唐友耕才是革命者挥之不去的“蜇人草”。现在，唐友耕恨不得浑身上下伸出锋利的蜇毛，把犍为城包裹起来。
犍为保卫战
李蓝输红了眼，开始集中一切力量猛攻犍为县城，他们要一吐被叛徒唐友耕打败的火气与傲气。
犍为县老城南北相距1260米，东西相距640米，城垣占地900余亩。县城周围用石条垒砌而成，城高6.4米，厚2.56米，周长2976米，共有城垛1737个，城墙外南、北、西三面有壕沟，清末逐渐淤塞。20世纪50年代末，那时城墙基本保存完好，灰黑色的城墙遍布齿状的城垛，城门上矗立着青瓦灰砖的城楼。所有城门自60年代开始撤毁这一封建堡垒的遗迹，至90年代当地筑堤修建滨江路时，终于全部撤毁，片瓦不存，如今自然看不到一座老城门了。
犍为城一直有“九门十三柱”的说法。从北门（又叫拱极门）开始，因连接北至嘉定府（今乐山市）的官道，北门城楼的壮观景象为众城门之最，其址位于今天的北街口；西门（又叫义正门，民国二十年更名为西安门），位于今天的凤凰路与西街相交处；南门因靠近犍为文庙外的南街口，所以又叫焕文门；东面濒临岷江，自南向北依次为奎星门（俗称矮门洞）、忠孝门（即正东门）、阳青门（俗称大土地）、犀江门（俗称水东门）、福星门（俗称火熄门）、嘉惠门（俗称新开门）。
李蓝起义军选择两个相对高度较低的西门和南门，不惜血本予以猛攻，复仇者的血气立即占了上风。他们从老百姓家里征集了所有的方桌和门板，选派一批敢死队队员，头顶方桌、门板，铺上棉被，埋伏在桌子下挖掘地道，逐渐靠近城墙。
犍为属于典型的江城，鹅卵石随处可见，要多少有多少，大者几百斤，小的像鸽子蛋，守城的官兵早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攻城者的“卵石雨”。无论多么坚硬的家具，自然无法抵挡鹅卵石的凌空打击。但守城军队人数少，加上烂家具在城墙下越堆越多，形成了有效的防护屏障。眼看着“方桌阵”已经顽强地推进到城根了，可是全城厕所已经掏干，“大粪汤”已凌空倾倒完，“秽气”并未能发挥它宗教般的巨大魔力，守城者只好责怪神灵们在“打晃眼”，没有坚持本职岗位。
起义军猛挖地道，猛挖体制的墙角，屹立千年的犍为城岌岌可危。呐喊声下，锄头终于在墙根刨出阵阵火星，取出几块条石后，他们埋下数千斤火药。一声巨响，木飞石裂，城墙倒下几丈。盘踞在老城墙石缝里的大蛇，被巨力甩到空中，烂成几节。
犍为县武庙大门，约于20世纪60年代摄。
守城者见“卵石雨”已经失效，紧急启动第二套守城方案：城中妇孺守着炉灶挥舞蒲扇，烧出一锅又一锅的开水。男人们排出几十个纵队，把这一锅又一锅的开水传至城墙。
迎头浇下，就像用沸水的瀑布，用来烫猪。
另外几支纵队，收集了全城所能找到的生石灰粉，迎头撒下，酷似天女散花，一座城池好像陷于茫茫仙界。
石灰一沾沸水，热气蒸腾，吱吱乱响。人在蒸汽中狼奔豕突，就像皮影戏。
死猪固然不怕开水烫，但城墙下是一个烂马蜂窝，活人立即惨叫成一片地狱，但依然冒着浇头而下的开水、石灰以及鹅卵石，拼死涌入缺口，这就是人海战术的好处。守城者大乱，就像打昏的兔儿，语无伦次，手脚无力。眼看起义军已经同时打破西门和南门。
就在胜利在望之际，唐友耕急中生智，施展出孔明的空城计。
作为诸葛孔明的函授学生，情急之中他命人从县城川戏班子找来道具，顾不得多说，只是命士兵穿上八卦道袍、天神红袍，急忙赶到已经失守的城门内的街道上。城墙到内城，只有几十米的距离，均为石板平地，这里成为了不折不扣的舞台。
几个心乱如麻的士兵手挥尘拂，踩着高跷，立即就是一副“身高过丈、虎背熊腰”的神话造型，他们嘴里念念有词，似乎对眼皮下的起义军进攻毫不以为意。对于这一出“以天地为戏台”的演出，起义军见到了道貌岸然的众天神，关羽红脸，张飞黑脸，好像白袍赵云也来了，二郎神、寿星、福星鱼贯而出，八蛮将军、苗老三也是鱼贯而出，威仪不可方物。起义军觉得攻城之战激怒了神灵，这还得了？！
起义军立即惊退几里以避祸……
获得这个宝贵的时间差，唐友耕下令，立即取用街面石板堵住被炸毁的城门及城墙缺口。待起义军反应过来，缺口修复，唐友耕已是严阵以待。
双方均精疲力竭，一把锯子卡在榆木疙瘩上了，进退无据。当日深夜，唐友耕下令，凡是到城墙外，抢回或毁坏方桌、梯子、门板的士兵，每一个赏银五两。起义军完全没有料到这一招，大量攻城器物遭到毁坏。
这一出心理战，对目不识丁的唐友耕来说，只能是来自大关县的傩戏以及各种传说的“神启”，他太明白底层社会对神灵的敬畏了。大关傩戏传入历史悠久，康熙六年（1667年），大关县吉利镇鱼田村曹家寨道士曹文广从四川学习傩戏返回家乡，便招收门徒，立坛开教，使傩戏在大关县境内日渐普及。傩戏的最大特点在于使用生动形象的木雕面具，通过化妆来表现和区分人物。唐友耕自幼唯一的形而上熏陶正是傩戏，由此铺就了他的价值观。
而在四川传说里，当张献忠从成都退至彭山县江口镇时，当地县令就命令人伪装出很多巨大的草鞋和超级粪便，构成“巨人”在此的痕迹，这在张献忠部队里制造出“鬼神震怒”的恐怖之相，以至于造成张献忠江口大败。由此不难发现，“巨人足迹”不但是巴蜀文化的独特印痕，更是汉文化的“踪迹”。处女华胥在“雷泽”无意中看到一个特大的脚印，好奇的华胥用她的足迹丈量了巨人的足迹，不知不觉感应受孕，怀胎12年后伏羲降生。“雷泽”就在阆中渝水畔，即嘉陵江边。从这些巨人痕迹的神话中吸取养分，唐友耕摸着石头过河，其活学活用俨然是“诡道”的实践者。
1860年1月中旬，起义军进攻犍为县城失利，乃东渡岷江，经龙孔场进至罗城场附近的铁山地区。铁山形如弯月，四面山丘如众星环拱。谁能料到，这里并未成为福地，很快又成为被刘蓉“水淹七军”的一大死地。
唐友耕以“人在城在”的大无畏气概和急中生智的诡道，让犍为城躲过一劫。这是被民国版《犍为县志》大肆渲染的“卫城”奇迹，可见唐友耕不是一味只知道刀头拼命。经过此役，清廷赏给他五品顶戴，升任千总。真是“一字入公门，九牛拉不出”，朝廷这碗饭，算是吃定了。
洼岩腔
采访的当天，我希望能接一接“地气”，夜宿于清溪镇。下午我来到岷江老码头，见三两渔船靠在岸边，我就过去与渔民摆龙门阵。岷江水太少了，大片古怪的石头裸露在空气中，就像一个褴褛时代的女人。没有春光乍现的意味，而是不想细看。
近年岷江鱼类减少，职业渔夫已经很少了，他们懂鱼，但显然对两岸民俗知之不多。一个老人对我谈起“叉鱼子”。说是在县城北五里，有一巨石潜伏岷江之中，修长如鱼；山上一石横卧，三叉如刃，故名。冬春水涸时节，行船极险，所以有蜀江第一险滩之称。我查阅了随身携带的电脑，“叉鱼子”又名“蟆颐滩”。我决定马上去看看。果然见到岩上石刻有“蜀江第一”、“鼓浪吹波”、“朱霞九光”等摩崖大字。
邵伯温后裔邵墩，字冶塘，乾隆年间由浙来川访求先人遗迹，多次入山访樵询牧，查实邵伯温墓就位于县城以南的红花冲。于是移仆碑于祠，勘定坟圈四址，另撰墓碑，重为修葺。他写过一首五言长诗《叉鱼子》，对其险峻予以了入木三分的刻画。清代末年文人徐心余（1866～1934年）在其《蜀游闻见录》里记载：“车（叉）鱼子者，为川省著名第一险滩。滩为犍为县辖境，两头有犍为县立碑，严谕过往行人，抵滩时须将行李物件，登岸避之，滩过再登舟。而船家以烦琐故，往往不告客而径过之。失事者无日无之。……天方明，即抵滩，余披衣起，天寒甚，懒于登岸。迨驶近滩中，波浪翻腾，船几倾覆不可救。余在舱中，为浪所击，倾跌如翻斤（筋）斗者再，神已失，气已促矣。”
所谓万蛙不及一鳟，千鱼不及一鸹，当险滩以中流砥柱的姿态激起千堆雪时，它就像一个绝对的复仇者，不惜自己浑身被洞穿，也要对手粉身碎骨。
我回到码头，又与渔夫闲聊，他们谈到人子峡口曾有一处奇特天然岩腔的诸多传说，这引起了我的联想。
记得2010年我采访八十高龄的巴蜀文化专家冯广宏先生时，谈到古蜀开明时期的巴蜀文字里，有一个奇特的根据洼岩腔而创立的“氏”字，后来融入到汉字当中。冯广宏认为，这就是汉字借用巴蜀语言的证据。起因是，有一天他翻看《说文解字》，看到“氏”字，许慎的解释是，蜀人用“氏”字形容山上的石头将要裂开但还没有坠落的状态。不过，这种说法历来被学者视为谬误。
冯先生是从事水文研究的，为都江堰水利史的权威专家，十分熟悉地层结构。联想到四川江边砂岩与页岩相互层垒的地理现象，觉得“氏”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像一个凹形山洞的山坡，即四川人俗称的“凹崖腔”，山坡由砂岩和页岩构成，由于四川盆地独特的气候，较软的页岩很快被风化成山洞，上面砂岩因为压力过大便很容易坠落，经常伤到过往的行人，巴蜀人便根据山坡的形状绘成“氏”字的形状，以提醒行人。所以，《说文》云：巴蜀名山岸胁之旁著欲堕者曰氏。氏崩，声闻数百里。这个“氏”字只有蜀人才造得出来，尽管在古汉语中“氏”字与危岩丝毫无关。
值得一说的是，冯先生在学术界提出这个看法后，他偶然在《蒙文通文集》里看到史学大师早就有类似的见解，欣喜于这一不谋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