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告诉渔夫们这个文字发现，我们只是谈论本地民俗。
人子峡的洼岩腔平时可容人进出，里面还有台阶，阶上干燥无比，常有少年来游玩。每年七八月洪水来临，岩腔被水淹没，鱼游到岩腔内。奇特的是，水位消退后，这些鱼被留在台阶上的干燥处，历经数天，失水死去的鱼却不会腐烂。据说李蓝起义军打了大败仗后，元气大伤，也在洼岩腔抓鱼吃。本地至今流传着几个版本的说法，后来附会成“宋希濂兵败干鱼腔”的故事。
人子峡又叫美人峡，峡口的半山腰竖了一个碑，碑上的文字如蝌蚪，无人能识，被称为“怪字碑”。相传：如果有谁能全部识别碑上文字，人字峡外的锅盖沱就会浮起装满金银财宝的货船，而这些金银财宝就属于认得“怪字碑”上文字的人所有。
这个传闻流传久远，据说某个有心人专程来人子峡。随着他朗朗上口的破译，江水爆响，锅盖沱浮出装满金银财宝的大船。但“怪字碑”上的最后一个字没有被辨认出来，金光闪闪的大船怪兽一般浮出了脑袋，张望了半晌，复沉入水。这个辨识者一气之下，把“怪字碑”推入江流，自此这个谜团随“怪字碑”沉入历史的波涛，徒留下“干鱼腔、锅盖锅，金银财宝用船拖”的传说。
在我看来，这多半是古蜀文字的孑遗，与藏在瓦屋山一带道符里的秘密一样。秘密不可说破，一说就漏气了。
萧寺寻尸以及梦启神力
2011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登临绵阳市文联主办的“西蜀讲坛”，讲述辛亥革命中的侠义事件。会后天色晦暗，我来到城外散心。突然想到，当一个人的人生经验可以从容应付生活中的有幸或不幸时，他如果还为奇迹留下了哪怕一小块降临的地方，我还是要承认，这样的人还是有意思的。
伟人之死叫陨落，那是他们被历史之潮托举到了无法再高的程度；勇士之死叫坠落，用一把刀作尺子，就可以丈量他们的决绝；绝大多数人不过是以堕落的形式而活着。就像荒草倒伏在泥坑，却渴望另外的一根稻草来搭救！
我掏出口袋里的火柴，只剩下两根了。一根划着就熄灭，当我拿着最后一根火柴，因为过于小心翼翼而划动时，磷火滚动，如濒死的回光，也熄灭了。这样，我在黑暗里坐下来，想象着一些往事。而旷野的星斗真的变大了……
绵州保卫战是李蓝起义军的一大转折点。
这时，唐友耕仍然归属于占威烈公占泰麾下。提督占泰率领一万余兵马驻守罗江县城，以便随时支援危机四伏的绵州。当时绵州知州是唐炯，因任南溪知县时镇压起义军有功而为上司赏识。他一到绵州就积极部署防守。1861年4月初，蓝部起义军围攻潼川时，唐炯亲率所部一千余黔勇驻扎潼绵交界之福源寺（葫芦溪），遭到起义军毁灭性的打击，唐炯逃回州城后，下令烧尽附郭民房，紧闭城门。
绵州位于盆地西北部，在涪江上中游。涪江顺龙门山脉自西北向东南而来，在绵州城南左纳芙蓉溪，右汇安昌河，倾东南而下，入嘉陵江和长江。绵州旧志有“山形如斗，襟带三江”之说，一旦控制了绵州，等于起义军就解除了成都的北部屏障。
1861年5月4日，起义军进至绵州城下，依山沿河修筑营垒，围困州城。在围攻绵州的同时，分兵出击，袭占安县、彰明（今江油南）等地，获取大量物资，运至绵州前线。5月24日，起义军将在涪江巡守的清军20余只炮船尽数夺获，完全控制了水陆交通。
绵州城垣坚固，易守难攻。城垣周七里有寄，高一丈九尺。城外除东面紧靠涪江外，北、西、南三面有壕，宽一丈五尺，深一丈。城壕近城一侧筑有壕墙，壕外置梅花桩。城内存粮极多。鉴于以上情况，唐炯采取了紧闭城门，凭险固守，静以待援的方针。
1861年5月初至9月初，起义军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想尽一切方法攻打绵州城，诈降、火攻、筑堤坝拦水冲毁城墙、挖地道埋藏炸药破城等等，均未得手。7月，起义军在绵州城外东岳庙设伏，另外派出一支人马佯攻绵州，官军没有看穿这个计谋。由于猝不及防，起义军大败从罗江来援的占泰所部清军，又由于占泰纠集了不少色厉内荏的游击武装，属典型的乌合之众，战斗一旦胶着就胆寒心虚，抵挡一阵立刻轰然四散，光杆司令占泰独木难支，终于被擒。这突如其来的大礼，让蓝大烟杆有点措手不及。虽然他们先前已经杀死了提督马天贵，那只能怪马天贵嘴巴太硬。现在一个活生生的提督就在面前，这是一张“海底捞月”的王牌啊！
这是一个辉煌的胜利，一帮泥腿子第一次与威严的清廷军门提督平起平坐，脚杆就有点发软。
他们语气绵软，体现求贤若渴之心，希望占泰大人深明大义，准备把水泊梁山上的“义气恩重”上演一次。很可惜，占泰很不配合这出“义释头目”的国粹曲目，他嘶哑地暴叫，破口大骂，吐唾沫，扬言准备一头撞死，向前任提督马天贵同志学习。按照《邛崃县志》的记载，起义军的算盘其实是利用占泰来“赚”开绵州城门。他们把占泰装进呢子大轿，抬到了城门前，马弁高喊：“占大人受伤了，就在轿子里，请快开门！”但嘴里卡住铜簧的占泰向城门上的士兵拼命摇手，示意不要开门。
士兵机警，不但城门紧闭，还射出一排弩箭。可见，占泰是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绵州一城的安全。
既然榨不出剩余价值了，蓝大烟杆下令斩杀占泰。
临死，占泰还没有忘记对狱卒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金堂赵镇读书人杨锡成，被蓝大烟杆掠到军帐，成为“书记”。占泰见他是成都口音，就规劝“杨书记”认清形势，脱离反叛阵营回到正义立场才是读书人的根本。占泰解下自己的皮带交给“杨书记”：“持此见唐友耕，必能用汝。”绵州危局解除后，“杨书记”趁乱逃逸，慌乱中遗失掉了占泰给他的革命信物，由此失去了进入体制的通行证。后来回到金堂，成为了民间讲述先辈伟业的义务说书人。
堂堂一省提督受泥腿杆子侮辱，制度是断然不可容忍的。四川总督的命令层层传下来，务必厘清占泰下落。
占泰手下的成都籍兵勇骆耀龙、吴俊站了出来。就像两根野草变成了竹笋，由此才刺破了历史的地表，让我们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两人自告奋勇前去寻找领导的尸首，临走时对战友说了一番奇怪的临别警语：“吾两人幸有生还者，则详告占公死所，如俱死，必以梦告。”两人一去绵州郊野，便如泥牛入海了。
经过两个月的准备，骆秉章于1861年8月31日亲率后队湘军由顺庆进驻潼川府城。他决定以新任四川提督蒋玉龙所部，在川南眉州一带牵制李永和部起义军，不使北上，而以湘军为进攻绵州的主力：总兵胡中和等率原萧启江部湘军六千余人由中江县黄鹿镇经杨家店进扎朱家桥，骆部湘军由三台县葫芦溪进扎丰谷井，从南面进攻起义军大营；副将唐友耕所部川军与州判颜佐才新招“黔勇”从西面配合进攻，唐炯则从城里配合湘军行动。
唐友耕等部四处寻找占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更何况，占泰不但是自己的上司，而且还是为自己改名字进而改天换地的恩主。太平天国的行话说法是：“豆腐是水阎罗是鬼”，“走鬼走入庙”，但这个“鬼”却在执行鬼的使命。对此，余澜阁的《蜀燹死事者略传》记载甚为详细：唐友耕等人来到绵州东郊东岳庙，那里是起义军的巢穴。一天夜宿萧寺，唐友耕被飞驰而至的梦醍醐灌顶，他听到去寻找占泰尸体的骆、吴二人的声音：“大人来矣。”说话之间，立即显灵，语间，骆耀龙还是以前那番模样，直进寺庙，在台阶下与占泰席地而坐。唐友耕急忙起身，准备问个究竟，而占泰与部下水汽一般立即消匿。唐友耕醒来，吩咐掘开台阶。“即于阶下掘得公尸，足上绵履犹在，面目须眉如生，乃迎归葬之。……公生时识人善任，拔云南提督唐公友耕于微得。公卒后，唐公每临大敌，先一日必梦公指授方略，战必大捷。”[9]
唐代李肇的《唐国史补》卷中记载：“梁武帝造寺，令萧子云飞白大书‘萧’字，至今一‘萧’字存焉。”后来沿袭此规，称佛寺为萧寺。李贺名诗《马》诗之十九：“萧寺驮经马，元从竺国来”，即是一证。
蜀地寺院多植大树，它们与低矮的植被总是有意无意地隔有距离，以便留出一定的空间。大树的阴影遮天蔽日，不但成为了矮小植被的庇护，好像那些矮小植被就是靠阴影分泌的汁液而成长壮大的。唐友耕似乎就是如此。
三国时李康先生的《运命论》所言：“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鉴不远，覆车继轨”的说法只对了一半。木秀于林，风摧而不折，是为大材。
从余澜阁的文章来看，显然是唐友耕事后的自言自语，吹嘘的成分很多。尤其是“每临大敌，先一日必梦公指授方略，战必大捷”的说法，暗示了唐友耕继承革命遗志而获得一脉单传的心术。其实，占泰一生里，韬略远不是他的长处啊，畏战逃避、搜刮地皮倒是他的特长。一个战神的魂魄，转移到另外一个战神身上，如此“移魂大法”赋予了继承者无俦的胆气。这样，唐友耕的豹子胆就有演变为碗大的牛心的可能。颗颗红心向圣上。除此之外，梦中传授兵书的神话并不遥远，连洪秀全也是闭上眼睛念念有词，传授“天兄”基督谕告天王的特级机密；杨秀清看不惯这种“单传”秘技，自己某一天也闭上眼睛一阵乱冲，“咣当”一声摔倒，随后又鲤鱼打滚挺身而起，神色肃穆，自称为“天兄”有最最高指示，然后冲上去猛扇洪天王的耳光……唐友耕深谙此道，占提督的灵魂附体之后，那么提督一职，舍我其谁？
我估计，这寻尸的事情，应该归结于唐友耕久走江湖的犀利眼光。他属于“一踩九头翘”之辈，一个寺庙里奇怪的挪动与器具变异自然会引起他的注意。托梦之类，不过是把自己的底层实践能力，托升至魂灵附体的高度。
想当年，唐友耕最初投诚于叙府知府史致康，但最终为四川提督占泰确认，就是说，占泰引他步入了体制的康庄大道。唐友耕想不到的是，几年之后，附体成真，自己就是占泰官印的接班人。这冥冥之中，真有定数？
这个事情，在官方演义中就变成了唐友耕“于枪林弹雨中奋力夺回占泰遗体”，这一大力维护制度尊严之举引起了清廷的重视，追授占泰“威烈”之谥，他们记住了唐友耕这个忠勇之人。这引出了庆亲王奕劻后来营救唐友耕儿子唐致远的后事……
毫无疑问，绵州之战是李蓝起义的一大分水岭。《中国近代战争史》指出，在此之前，起义军一直处于主动地位，清军则处于守势。当时，四川除成都驻有少数旗营外，主要是绿营兵，名义上有28000余人，其实多不足额，且分驻各地，兵力极为分散。但是李蓝起义军没有利用这一大好形势，对迅速发展起来的部队进行整顿训练，以致部队武器装备和军事素质都很差。以这样一支缺乏攻坚能力的部队，屯兵于坚城之下，围城数月之久，这在作战指挥上显然是错误的。而骆秉章所指挥的清军，兵力虽处于劣势，但其主力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湘军。骆秉章采取“合围会剿”的方针，集中全部兵力，发动强攻，速战速决，扬长避短，因而取得了胜利。蓝朝鼎在强敌进攻面前，没有及时果断地率军转移，反而与敌人进行阵地决战，正好中了敌人的圈套，一战损失七八万人，元气大伤，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起义军在战略上由进攻转入了防御。
丹棱县的“大石包”
1861年4月23日，时年67岁的湖南巡抚骆秉章率领一批幕僚正式入川“督办军务”，次年正式升为四川总督。在《骆公覆陈川省军务情形疏》里，阅人无数的骆秉章指出：“然以臣审度情形，其党多而不整，其人狡而不悍，其情合而不固，此三者犹是乱贼草窃之故态，非若粤逆之坚悍难制也。”接着，骆秉章分析了李蓝的游击特色：一则散而不聚。一则漂而不留。一则伏而不出。指出“此三者，所以为蜀省行师之深患，难期功效于旦夕者也”。[10]
此可谓入川灭火计划的“骆六条”。事实证明，这个大清一朝的老刀客，的确是拿捏住了起义军的“七寸”。
骆秉章探查清楚起义军以李永和部人数最多，控制的地区最广，而战斗力却以蓝大顺部为最强，但人数较少，控制的地区较小，遂决定以四川提督蒋玉龙部牵制南路李永和部，而以湘军全力主攻蓝大顺嫡系。首先从北面打破蓝大顺大营，然后鼓行而南，利用“势如破竹”之势，以进攻李永和大军的战略。
但骆秉章显然小看了蓝大烟杆。1861年12月3日，官军强攻盘踞丹棱的蓝大烟杆营垒而占不到丝毫的便宜，骆秉章在奏稿里不得不承认：清军“奋冲数十次，不能拔贼一垒”。因此，骆秉章务必将丹棱围成死城，就成为不二之选。
当时还是建昌镇总兵的胡中和闻讯驰援，蓝大烟杆分路来扑，这叫“打援”。胡中和突入阵地，被长矛戳进脸颊，赤血殷衣。胡中和看不清什么了，见人就杀，宛如战神转世……因为这一战功，保住了眉山，他被授以提督记名。与这惊人相似的一幕，很快就由唐友耕上演了。
一个不知恐惧为何物的莽夫，事实证明，时常比那些老谋深算的智者更能因势利导地解决问题。
唐友耕等人包围了困在丹棱县的蓝大烟杆。起义军非常清楚坐困围城的处境，他们派出精锐部队十几次冲击唐友耕，唐友耕就像喝了“神水”一样，似乎有金钟罩之功，刀剑被他弹回，偷袭的起义军反被他逐一击败。最后，蓝大烟杆赤膊上阵，不料也被毒箭射中，毒发身亡，使得李蓝战斗力最强的一翼，生生折断。余部在蓝朝柱的带领下继续突围，终于占领了另一座山头，并在山顶上插上了军旗，如今，这座位于石桥乡的山，就名“插旗山”。
在位于丹棱县境东北部的石桥乡，有一座小山，当地人称之为“大石包”，薄薄的红壤之下，经常被农民挖出白骨，“万人坑”之名不胫而走。据当地媒体报道，农民宋怀全说：“李蓝起义军抗击封建恶势力的时候，因为敌人太过凶猛，所以死伤过万。当时，尸体占满了好几大块土地，鲜血染红了好几大块水田。”20世纪80年代，土地包产到户，“万人坑”所在的土地分到了宋怀全的手里。在所有人看来，这块血迹斑斑的土地承担着太重的历史，让人难以接受其极为阴郁的色彩，“这里似乎到处都掩埋着尸体。我们继续在大石包的半山坡上开荒，几乎每挖一处都能见到一堆堆的白骨。估算一下，这个装满了尸骨的大坑，足足有一间农房那么大，长十来米、宽十来米、高至少都是五米。尽是白骨，吓人得很！”
小小的千总职位怎能框定唐友耕的杀人才华？他在邛崃、名山一带与蓝大烟杆余部展开拉锯战，此役他身受重伤。伤到什么程度，史料里没有记载。伤愈后，唐友耕就像一个重新回炉的钉子，铆足了劲，深钉在起义军的骨缝，拼命搅动。他受命攻打围困蒲江、眉山的起义军，战果累累。李永和之妻薛夫人，也于1861年10月11日在眉州大战中毙命。当时骆秉章挥师围攻顺天军统帅部——刘家祠。起义军兵将皆在外，为保卫顺天国机密文件、辎重、弹药，薛夫人率领家属、老弱伤兵血战清兵，当日阵亡于刘家祠。
有鉴于唐友耕的剿灭之功，清廷特授予“巴图鲁名号什都司”。“巴图鲁”乃满语baturu的译音。《五体清文鉴》译为“勇”，《清文汇书》译为勇强之勇，勇冠三军之勇。清廷先后赏赐巴图鲁名号不下几十人，且绝大多数赏赐给汉人。乾隆皇帝下令为征战中凯旋的“巴图鲁”绘像，悬挂在紫光阁。这一英雄光荣称号，成为了《唐公年谱》贯彻始终的最高荣誉。
1860年11月，唐友耕在青神县与卯德兴大战值得一记。单是此地，就打了13仗，可见其血腥程度。
青神县地处四川省南部、岷江中游，清代为蜀中极苦之地，官员到此地任职被视为畏途。鸿化堰是青神县境内最大的人工灌渠，始建于唐朝，堪称古代水利建设的灿烂明珠，渠首在四川新律县城东南岷江支流南河、西河与岷江的汇合处。唐代张武率县民编竹篓填石拦阻而成鸿化堰，以截取山溪水灌溉农田。古县志载：“竹石垒者几多丈。”由于当地地狭民贫，水利年久失修，连年水旱为害，民众苦不堪言。鸿化堰引泯江水灌溉农田二万余亩，是全县富饶之地，同时“害之大者，亦惟鸿化堰为甚”。[11]按旧例每年修堰浚沟费用由民户按田产分摊，但地主豪强隐田不出，全部开支全摊派给贫民小户，农民无力交付遂流亡撂荒，既使赋税锐减，又成流民之患，是地方首要弊端。20世纪30年代末，著名水利学家黄万里带领工程技术人员杨子英、任宜勇、施彭龄及弟弟黄大能等人，用四个月的时间主持修复淤积的鸿化堰，仅花了近五万元，节约预算25万元，灌溉农田1.5万亩，成为了他在四川留下的一个深刻痕迹。也正是为了纪念这座鸿化堰，黄万里将自己在这一年出生的儿子取名为黄观鸿……
鸿化堰绕黑龙场镇之后而过，前面是岷江，岷江与场镇之间有一条鸿化堰的支渠叫黑龙壕，场口上有一棵10人携手才能合抱的黄葛树，山嘴上，朝鸿化堰方向还有一座龙女寺，如今很难让我们复原那些汹涌澎湃的战事。就是这样一片水网纵横的阡陌原野，险些成为唐友耕这个新任“巴图鲁”的长眠之地。当时总兵唐友耕、游击陈祥兴驻扎于鸿化堰。卯德兴自认武功在唐友耕之上，他就是不明白，战场上怎么就打不过这个叛徒。老天有眼，老天总是站在正义的一方。唐友耕这次的确支撑不住了，卯德兴决定手刃这个叛徒，他要把这颗钉子拔出来，一分一厘斩断。
但莲花团练带领的一支“垮杆”武装来增援，再怎么不济事，毕竟是来了几百号人。这就像一根稻草，加到了唐友耕一方，战事的天平立即倾斜……这是卯德兴的刀刃距离唐友耕咽喉最近的一次，可惜，唐友耕还是像黄鳝一样滑过去了。
历史的玩笑还在继续。1862年1月17日，唐友耕差一点就可以活捉卯德兴。当时起义军困守青神县，在双土地、高坎子、黑龙场一线血战，他们声东击西，突出层层重围，伤亡极大，回到犍为铁山。这让唐友耕有些措手不及，这叫一报还一报，扯平了。
在这之前的1861年7月，却发生了令人费解的一幕。四川总督骆秉章率湘军入川，在顺庆部署绵州会战，决心彻底端掉蓝大烟杆，但历来急功冒进的唐友耕这次却按兵不动。9月会战拉开序幕，湘军连续打破蓝大烟杆营垒70余座。绵州解围了，唐友耕因“临阵观望”，被革职查处。
到底是什么让这把颤抖不已的屠刀安然入鞘？
是否眼见昔日的大哥面临灭顶之灾，他想学一学关羽，放曹操一马？
《唐公年谱》对此的解释是，新任总督骆秉章发给唐友耕围捕绵州起义军的官札与前任下达的命令之间产生了矛盾，谁也没有分身术，造成唐友耕奔赴绵州解围失期，因而被骆秉章革职，鉴于他在攻打眉州快活山象耳寺付出了“巨力”，所以留营差遣。
权力的钟摆一旦停止，唐友耕猛然醒悟了。他如梦方醒，认为自己中了义气的邪。10月，骆秉章面临四处流窜的起义军并无良策，他想起了那个急先锋。他急命已经革职的唐友耕率部进攻眉州的王家场起义军。唐友耕抽出战刀，面对起义军箍桶一般的厚达30里的营垒发起自杀式冲锋，他如入无人之境，斩首上万。骆秉章对迷途知返的羔羊甚为满意，何况羔羊又变成了昔日的狮子。其实，精于世故的骆秉章未尝不是故意利用这一招，来树立自己不可撼动的权威，使唐友耕永远臣服于自己。
京城终于来电：“已革职副将唐友耕，着开复原官并免缴捐项。钦此。”唐友耕官复原职，他很为自己一时的观望而后怕。眼见打仗的规模越来越小，李蓝穷途，逐渐呈现萎靡之势。自己这把屠龙刀，何时才能得到施展的大手笔？
这一年，唐友耕做了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派人回老家昭通一带招募了很多云南籍士兵来四川，成立了“振武军”九个营。他利用嘓噜、袍哥的义气和严格的奖惩，把这支部队凝成一块铁板。振武军不但成为了他的子弟兵，而且奠定了他征战多年的铁家底。骆秉章对唐友耕治军的评价是“谨畏能战，更见赏爱”，看来是有根有据的。
一个巨大的机遇在变脸缝隙里露出了真容：1862年2月17日，在湖北来凤休整一个月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进入四川石柱、丰都，立即兵分三路入川，对涪州形成钳形攻势。
韦昌辉引起的叛乱之后，太平天国首期分封的七王之中，唯有石达开硕果仅存。写有“真天命太平天国神圣电通军主将翼王石”17个大字的杏黄旗帜不但要卷动巫山云雨，还要让惊慌的蜀犬看见太阳。
但唐友耕得到的命令是固守青神县，扫荡李蓝起义军残余。他怎么才能与那个名满江湖的翼王过招呢？
在蜀地，疱疹俗称“缠腰火龙”、“缠腰火丹”。当唐友耕的腰带上镶着越来越多的浴血宝石时，他渴望自己就是一条“缠腰龙”，把李永和、蓝大烟杆缠住，让这些“蛇丹”、“蜘蛛疮”勒进他们的血肉。
绵州内讧
就在起义军围困绵州的时候，唐友耕的牛皮寨老同事、知识精英黄鼎，顿生回归体制之心。就是说，他与唐友耕都是“龟友”。
据《邛崃县志》记：“骆督初至川，求知贼情者而难其人。适崇庆黄鼎自贼营归，州官欲捕之，鼎闻而遁。会督令至，州官乃征请致之。既见骆督。为陈贼状，甚悉，故能一战（按指绵州会战）成功。”这对一筹莫展的官军来说，黄鼎的投诚立即以一道雪亮的刀路，为彷徨无计的制度指名了方向。当时，黄鼎是蓝部起义军统帅部的主要“文生”，管理文书也参与筹划军机。毕竟是读书人出身，他没有唐友耕在横江镇的艳遇，冲冠一怒为红颜，他主要是怕死，突然觉得回归正道才是唯一的出路。他跪倒在骆秉章脚下，竭力“陈贼状”，作为“进见礼”，以求宽赦，黄鼎所陈主要应是起义军的军事部署，故而帮助了骆秉章能够“一战成功”。至于黄鼎推测起义军阵营中蓝大顺、蓝二顺就是蓝朝鼎或蓝朝柱，是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何况骆秉章是亲自指挥湘军在绵州与蓝朝鼎部起义军作战的人，黄鼎叛投体制后，又一直随湘军对起义军作战，后来又随刘蓉进驻陕西，以“道员”身份指挥调度军队与起义军余部作战，前后达四年时间。足见这个黄鼎不是一般“懵懂的鼎锅”，他好像真是顶得起啊！
清绵阳县全图
四川历史学家李有明指出，10余年前，我们清理《巴县档案》时，就曾发现1861年绵州会战期间，四川防剿军务总局曾向各州县刊发《陷贼见闻记》一书。在刊发行文中说：“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四日，奉防剿军务总局宪札：照得本局现由贼营逃出之人，以《陷贼见闻记》呈阅前来。查其所叙贼中情形，尚属详细，剿办机宜亦多可采，应即查照办理，以期迅扫贼氛。除将所呈《陷贼见闻记》刊刻成本，分别移行照办……计发《陷贼见闻记》十五本……”很可惜，我们在档案中未发现原书，各州县方志中也未见有抄录和记载。但就上引刊发文中，可以判定此书为黄鼎所呈，是这个叛徒的“进见礼”，故详在“剿办机宜”。[12]
这部宝贵的泄密之书在李蓝起义失败后即有流传。证据是晚清余澜阁先生在《蜀燹死事者略传》里讲述庆符县知县武来雨遗嘱时就提到：“公遗嘱中言贼起事，只数百人，证以无名氏《陷贼见闻记》，事皆符合。今节录数条于左，以志滇逆之缘始焉。”[13]
这就等于指出了知识精英黄鼎拜倒于骆秉章膝下之后，再接再厉，继续有所作为，这部《陷贼见闻记》的价值，就当时局势而言，价值不亚于清代朱逢甲编著的中国第一部、也是我国古代军事文献中唯一的一部间谍研究专书，同时也是世界第一部间谍研究专书《间书》。
唐友耕对老朋友很是关心，托人送上礼品，予以压惊。他可能觉得，自己在衮衮官场，还有一个“后来者”，自己不再孤独了。
就在这时，援川的湘军进驻绵州之后，与守城的贵州清军发生了一场争斗。毕竟绿营兵是国家正规军，湘军当时称为乡勇，属于临时性质，是无法与绿营军争位置的。
当时，31岁的绵州知州唐炯在守城时兵力明显不足，左支右绌，甚为狼狈。由于湘军战绩卓著，他于是借钱招募军士成立“黔军”，在防城之战中立下了扎实的战功。王闿运在《湘军志》里对唐炯很是高看一眼，认为四川州县的官员里，若论对军事的见解，唐炯可以说是首屈一指。而且他为人慷慨，颇重义气。这也造成了一个态势：不少四川官员在清剿李蓝起义军余部退入陕西的战斗中，由于朝廷多用川人，造成了川人在陕西立了不少战功，此地扭转了李蓝起义军鼎盛时期给四川官场造成的尴尬。
唐炯（1829～1909年）是湖南常宁人，被提拔为夔州知府以后，自视颇高。而他的父亲唐训方是湖南一代名将，跟骆秉章素有交情，尽管他明明知道湘军看不起川黔军队，但他容不得湘军将领在自己面前颐指气使。
事情起源于湘军的入乡随俗。湘军的行军制度是，规定每营都设长夫运送粮食器械，部队经过郡县，不向官府索要一草一粟。湘军初起时，所过之处，有些地方官吏设置障碍，甚至不让部队进城，湘军只好忍气吞声，哪里还能指望地方官府供应部队的开支呢？
但是湘军进入四川后，天上掉下了馅饼。他们发现，这个省份的各州县官员，不但准备了粮食供给部队，还会按人头配给轿马挑夫。如果部队不用人夫，就可以将劳力折合为银钱。这样就为军队提供了一个渔利的渠道。
湘军发现有这项收入，真是大喜过望，很快就习惯了这个待遇，因此对不给钱的官员会很不习惯，有时甚至不免苛求，胁迫人家拿出“老窖”。湘军为绵州解围之后，仗着立了大功，索要非常嚣张。矛盾交到唐炯那里，他认为绵州被围半年，资力困乏，供应的物资少而瘠，自然无法令湘军满意。唐炯希望手下的一个营官摆平这事。营官夸下海口，说他能够说服湘军。但他只是说说而已，却摆下酒宴请客，将这件事委托给家丁去处理。
湘军哨官前来索要人夫，出语不逊，唐炯的家丁仗着黔军势力，也不讲理，争得脖子粗了，眼睛也红了。
湘军将领早就指责黔军纪律松弛，唐炯矢口否认，毫不认输，反过来辱骂湘军。两军本来就闹得很僵，现在就供给一事发生冲突，大有兵戎相见之势。
曾传理年少轻慢，初次统领军队，约束不了部属。哨官对唐炯的家丁恶语相向，黔军将领听见了，更加记恨在心。待对方走后，便在州府内埋伏一百卫兵，准备格斗。
湘军哨官去而复返，带领一些军士闯进州堂，气焰非常嚣张。
黔军亲兵将领向唐炯告状，说：“湘军持刀来闯公堂，请求擒拿治罪。”唐炯被迫同意了这个请求。
得了令的亲兵，有恃无恐，冲出来立即砍杀贸然进门的一名湘军。其他军士见自己人被杀，高声怒吼，纷纷拔刀，就像地火突然冒起一般，伏兵四起，开始围剿州府的所有湘军军士。一场混战下来，双方各有伤亡，将领于是下令戒严。
几个逃回来的湘军，向将领告状，将领跑去向骆秉章告状，一定要争出个高低。骆秉章十分老道，他立即上奏，弹劾唐炯，罢免了唐炯的官职。唐炯不服，也大告骆秉章的状，甚至加以谩骂。湘军从此多与其他清军分开行动，四川的清军更加缺乏战斗力。
但是，王闿运在《湘军志》里特意补充了一句：此时骆秉章因为“唐友耕以谨畏能战，更见赏爱，奏复其官”。这分明体现了骆秉章的官场阅历，打一个，拉一个，四川话叫“一个耳光一颗糖”，不然的话，自己就容易成为光杆司令。
* * *
[1] 《中国野史集粹》，巴蜀书社2000年9月版，第3册第230页。
[2] 黄尚军、董红明《巴蜀牌坊铭文所见清代农民暴动与起义初探》，《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3] 李有明、蒙绍鲁《往事存稿》收录了《雅安围城记》《雅安防河记》全文，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58页。
[4] 《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从上海经华中到缅甸的旅行记录（1903）》，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2月版，第161页。
[5] 转引自李有明、蒙绍鲁《往事存稿》，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53页。
[6] 《中国野史集粹》，巴蜀书社2000年9月版，第3册第246～247页。
[7] 李有明、蒙绍鲁《往事存稿》，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42页。
[8] 徐心余《蜀游闻见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62页。
[9] 佚名辑《清代野史》第4卷，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1版，第2172页。
[10] 佚名辑《清代野史》第4卷，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1版，第2218～2219页。
[11] 《陶庐老人随年录》卷上，《近代裨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页。
[12] 李有明《罗尔纲先生〈蓝大顺问题考〉中的问题》，刊《历史知识》1981年第1期。
[13] 佚名辑《清代野史》第4卷，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1版，第2159页。
用血磨刀，横槊横江
唐友耕从涪州城墙飞纵而下
战场就是一个武人的道场。往好点说，乃坛场也。
狼奔豕突的四川，频繁的战事对百姓来讲自是不幸；对唐友耕而言，却是好运来也，运气好得脚一迈出门，金元宝竟然把脚趾踢得生疼。
1860年3月石达开在围攻广西百色时，牺牲10万之众；彭大顺、朱衣点等大将竟然带领10万大军脱离翼王，回奔天京。石达开可谓内外交困，对部下的约束力大不如从前了。由于新近参军的人多，表面上看似浩浩荡荡，仪仗显赫，但战斗力已经大打折扣了。带兵多年的石达开又如何不知？！既然如此，历来偏安一隅的四川，由于交通不便，较为富庶，天府之国养得活这十几万兵马，加上川地清兵战斗力较弱，一旦出其不意占领成都，加上经营得法，未必不可以把四川打造成再起波澜的飞地。
1862年2月17日，石达开率20万兵马进入四川石柱。先锋部队无法渡江，他们于是折返，沿乌江200余里扎营，绑扎竹筏，准备强渡乌江、围困涪州。数百年来，谁见过这扎营200里的恢弘阵势？知州姚宝铭急得昏头，以写“血书”的十万火急向成都飞掷“鸡毛信”求援。这一情况，让本已被李蓝起义军消耗甚巨的清廷无力应付了。
4月1日半夜，石达开强渡乌江拉开序幕。那是一道不折不扣的血幕。据《重修涪州志》记载，翼王主力部队是从距离涪陵城一公里左右的夏家嘴（今江东办事处沃坪村），以及距离州城30公里的白涛镇陈家嘴同时抢渡乌江。
他显然知道，这一步跨出去，就再无回头之路。他的不安与深沉的挫折感在这首写于渡口的述怀诗里展露无遗：
垂翅无依鸟倦飞，
乌江渡口夕阳微。
穷途纵有英雄泪，
空问西风几度挥。
清军沿川江100余公里防线被翼王左宰辅李福猷连续攻击而崩溃，骆秉章被不断飞来的求援急电所包围，急命唐友耕乘船东下重庆。应该说这是唐友耕首次接触官方战船，他这只“干鸭子”在奋力熟悉水性，他预感到“水战”迟早会成为决定胜败的关键。1862年4月，太平军围困涪州，久攻不下，唐友耕临危出任川东镇总兵。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四川有80营绿营，每营三四百名马步守兵，共分为四镇——川东镇、川北镇、川南镇、川西镇，各镇设“提督军务总兵官”。并设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守、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官职。提督总兵直辖的部队称为“标”，副将参将统领的称为“协”，参将至守备所辖称“营”。川东镇总兵在康熙元年（1662年）八月始驻夔州府城，总理川东军事，故夔州府又名重夔镇。镇设总兵一员，衙署设在夔州府署之右。康熙十九年（1680年）平定吴三桂部王公良等后，总兵奉文移驻重庆府，夔州府改设夔州协，隶属重庆镇。
这一线尽管是大江与山岳重叠，但他并不疏于江边山地作战。此地不但成为了唐友耕真正成名之地，而且一箭双雕，树立了川军的威信。
周询《蜀海丛谈·人物类》，劈头就是“石达开”专条，将石达开置于“骆文忠公”等衮衮大员之上，不但显示了他的另类眼光，关键还在于他写作此书时，大清已经不存，因而可以评头论足毫无顾忌了。他用了很大篇幅记载唐友耕率八营士兵由重庆奔赴涪州解围的过程。遗憾的是，我简直弄不清楚他是在利用石达开来衬托唐友耕呢，还是唐友耕的神勇让“神圣电”也不得不佩服。想来事情太烈，周询用情太深，以至于丧失了严谨官场必备的理智。
当时涪州城内尚有十几营楚军（就是后来名震朝野的湘军），他们畏缩于城内，却又看不起怯懦的川军。尽管当时成都将军完颜崇实已经把四川最大一笔关税——夔州关税的收入拱手送给湘军作给养，但这似乎并不能激发他们的斗志。唐友耕、绵州知州唐炯所率领的川军援兵到达后，楚军又“以唐年少，窃窃少之”。后一个“少”字，显然就是轻慢了。
唐友耕决定亮一手。即便是被外省人污为“川耗子”，但也有超级的——
“唐有骏马，白质黑章，花骢也。整鞍立于唐侧，时涪州刺史杨某，体胖而懦，于唐以远镜窥敌之际，在侧絮絮述敌猖獗状，请唐不可轻视。唐益愤激不可遏，以手推杨曰：‘君文人，乌知兵事。’杨被推，蹶然仆，左右仓皇扶掖间，唐以右手牵花骢，左手挟长矛，一跃下城。其部下闻信，相与大呼曰：‘军门（清时称提镇的专用称谓）临敌矣！’遂开城，纵川兵出。”[1]
相传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六骏”之中就有“花骢马”，杜甫诗“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讲述的也是花骢骏马的神骏。唐友耕骑马从城头飞纵而下，倒是体现了他不可一世的血性与勇毅。
太平军在涪陵城外阵地有三处，即黄泥坡、龙王嘴与仰天窝。事先唐友耕、唐炯与徐邦道用拈阄的办法选择攻击点。结果唐友耕拈得龙王嘴，唐炯拈得黄泥坡，徐邦道拈得仰天窝。湘军果后军刘岳昭的五营人马，较两唐晚一天，且是驻军于江对岸之北山坪。唐炯对于湘军奉命远道赴援却不与石达开交战十分不满，曾毫不客气地指出，“楚军（即湘军）畏之（指石达开）如虎。自（石达开）窜蜀来，无敢撄其锋者。而刘某（岳昭）尤庸劣，贼在南岸，辄引军向北岸行，或偶到南岸，闻贼至急逐去。”[2]
唐友耕带队猛攻龙王嘴，他就像一个疯转的砂轮，陷进柔软的质地，他带起了一股赤红的狂流。他一口气攻略了石达开部几处阵地。
这是唐友耕与石达开部的第一次血战，他立即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杀气。
与唐友耕交战的是石达开的先锋刘统领，太平军视这些不堪一击的地方垮杆部队为“妖蛆”，但唐友耕这只“妖蛆”伸缩自如，却可以拉长为蛇。两人举矛相向猛冲。这是一根比卯德兴更可怕的长矛，枪尖就像一个制造冰渣的机器，扎进了唐友耕左侧脖子，冰渣喷涌而出，枪尖一抖，顿时撕下一大片肉。唐友耕仰天大喝，发出一连串鬼叫，举枪反刺。刘统领没有估计到一个人受了重伤身形竟然还能如此迅猛。他略一迟钝，胸部被唐友耕刺中，一挑，刘统领轰然倒下。战马很乖，大眼睛盯住在地上蜷缩翻滚的主人……
民国二十六年景钟书局印行《石达开全集》，印有石达开肖像。
石达开部第一次遇到如此凶猛的川军，这与他的耳闻完全不符，惊退30里才稳住阵脚。周询就此来了一番“文学家言”：“石在马上以远镜窥唐，诧曰：‘此劲敌也，宜少避其锋。’又退二十里乃止。”这哪里像是石达开的话，分明是周询在展示衙内师爷的深湛墨功！用石达开的话来说，这样的师爷话语叫“妖话”。
有关历史学者研究指出，石达开并非是历史辞藻垫的那般高大威猛，他身高不到1.70米，为短脸矮汉子，客家人不少长成这种常态模样。我想，同样身为客家人的唐友耕，大概也与此近似，只是，他多了一种戾气。
唐友耕凯旋而归，人马皆赤，等于自己给自己披红挂彩。史载，涪州城内百姓纷纷以红纸书写“唐公长生禄位”，供在门口。这欢迎救星的仪式我们见过，尤其当救星挂彩凯旋，狂欢气氛会被推至燃烧的沸点。而那块被刘统领的枪挑下来的肉，乃忠臣之肉啊，岂能白白流失？当场由唐友耕的马夫奋力捡回来。这也是一个学习唐友耕抢回占泰尸体的好榜样。可惜的是，型号、意义均小多了。
据《续修涪州志》记载：涪陵知州姚宝铭、参将徐邦道尽焚城外民居，闭城作困兽之斗。石达开兵临城下，火犹未灭，百姓流离失所，号泣之声，惨不忍闻。“先是，邦道见贼渡江，即令城中人除妇孺外，皆登埤守垛。一人右垒砖瓦，左集灰罐。十垛为一牌。正副二人，侧安行灶，置釜，煎便溺防城。城口呼交令、接令，上下应和，不容停止。近东南城垛，守者隐垛下，避贼铳；入夜则燃草纸由洞掷出，令十垛以外人探头下视，恐贼簿城也。”在这场惨烈空前的以沸腾的“大便防城”战斗中，石达开不能不退去。
太平天历二月十四日（1862年3月22日），石达开发布《告涪州城内四民训谕》，不但四处张贴，还用箭射入涪陵城中。他在飞行传单里痛责清吏虐民，号召涪州百姓“效沛子弟，杀酷令以归降”，告示原件被当地百姓冒死保存下来，世代相传，直到1949年以后，才交给政府，现为国家一级文物，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但城外荒无人烟，唯有一片废墟迎接着这样的安民告示。
1898年，重庆府的城墙与城门。
连日大雨，攻城的难度进一步增加，清军水师又封锁长江。眼见渡江无望，石达开固然视涪州弹丸之地，即便攻克，玉石惧焚，而于渡江无补，为惜民命、于略一接战后，即撤军西上，另觅渡江之地。
唐友耕顺理成章地升任重庆镇总兵，在江津行营视事。那可是用实力换来的，可见并非一将功成万枯骨，还要搭上自己的肉。
自此，左侧脖子凹陷一大块的唐友耕，成了歪脸，面目有点狰狞。这倒是符合传统戏剧脸谱里的凶悍人物，如《审七长亭》里的李七、《斩黄袍》里的郑子明，都是歪脸。由此，唐友耕不得不经常吸食鸦片予以镇痛。
唐友耕来到金紫门码头，此地清嘉庆以后便是重庆镇总兵署所在地。唐总兵受到重庆父老的热烈欢迎。他挥手，健步，腰力十足。触目的伤疤等于是一块金字招牌，让人顿生敬意。兵署位于重庆城的正南，面长江而立。码头江边过去曾是柑桔船集中的地方，它与储奇门相距甚近。在当地的传说中金紫门又叫金子门，因古时附近有一个金紫寺而得名。
望着滚滚东去的大江，唐友耕特别想知道：石达开如今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