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是翼王进军涪州125周年，涪陵市政府在望州公园修建了一个翼王纪念建筑群。在翼王当年指挥作战的“帅台”所在地大梁子山岗上，树立翼王石达开的大理石像，修筑了一座壮丽雄伟的翼王台，同时在附近太平军当年汲水之处开辟出翼王饮马池和翼王井。翼王台正对面，另有三座纪念碑，分刻《翼王石达开告涪州四民训谕》《翼王招募兵壮告示》《翼王石达开进军涪州史事简介》，另有石碑一座，刻有原重庆市太平天国史学研究会会长史式先生撰写的缅怀翼王的七言古风一首：“探赜索隐见真情，尽瘁天国一片心，欲起翼王与共语，使知百载有知音。竖子成名英雄死，世间不平胡如此！父老饮泣向我言，言皆翼王爱民事。折戟沉沙急水流，千秋遗恨几时休？登台怒问山与水，青山无语水东流……”
梅花镇的竹飙与脆蛇
为了在四川建立新根据地，石达开曾经七次攻入四川，均以失败而告终，以横江大战最为惨烈。
石达开不得不向四川西南方向迂回，这展示了他用兵的特点，那就是漂浮不定，神出鬼没，昼夜行军上百里简直是家常便饭，这得力于太平军的体能优势。太平军都有一双比铁板还要耐磨的光脚板，练就的方法是脚板起了血泡、再用刀放血，如此多次以后练出来的，一脚全是硬茧，一般的蒺藜、硬刺根本伤不了他们。可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光脚的确比钢铁更皮实。
太平天国研究专家史式在《太平军在四川》里指出了一个细节，体现了翼王的“仁政”。石达开一行路过巴县一品场时，碰巧当地正在赶场，由于部队纪律好，没有惊扰群众。部队甚至站着看了一会儿正在路边上演的川戏。这一幕，让我看到了军事家的雍容气度。因为石达开的关系，一品场也叫仁义场，据说来自他的命名。《巴县志》记载：“穆宗同治元年三月，太平军石达开入川围攻涪州不利，乃兵入巴县。……石军至一品场，乡人尚演戏，市集如故，石呼之为仁义场。”逢场当天，一品场上演川戏《桂英打雁》，剧情是：穆桂英代父执掌穆柯寨，操练时射中大雁，命穆瓜捡回中箭之雁。谁知却被上山索要降龙木的孟良捡去不还。穆桂英只得与孟交手，结果孟良大败而去。翼王未必欣赏川剧唱腔，但大致听得懂四川话，且听穆桂英道白：
本大王穆桂英。我父定天王穆羽，曾在刘王驾前为臣，可恨昏君无道，有功不赏，无罪乱罚，恼了我父情性，插旗生反，反来反去，反至穆柯寨前自立为王。我父年迈，命我执掌山寨大事，今乃操演之期，命得穆瓜整顿人马，不知可曾齐备，来呀！
翼王听得入神。也许，这让他联想起浮荡在自己身边的烟云……他和将士在此吃饱喝足，急步走出一品场，消失在茫茫丛林间。
1862年6月19日，唐友耕、唐迥等部与石达开的太平军激战于宜宾长宁县营村口、竹洞水等地。唐友耕被围困在安宁桥，清军增援，与石达开展开拉锯战。7月2日，石达开集中五路兵马，在香炉山、玉皇场、新堡漕、洞底沟一线胶着血战，战事越发不明朗了。
《唐公年谱》记载了一条所有史家均未留意的战况：唐友耕率部驻扎在如今属于江安县的“梅桥坝”，此地原名“梅花镇”，即现在的虹桥镇。淯水河从梅花镇经长宁县、江安县汇入长江，河流、山林与漫天竹海构成了本地最大景观。石达开大军从营村口、竹洞水山沟里迂回前进。见翼王兵马太多，但山道狭窄，摆不开战场。面对数十倍于自己的太平军，唐友耕孤注一掷发动袭击。他明白擒贼先擒王的道理，突然看到一顶黄色伞盖，在修篁之间分外抢眼。他明白，那是石达开！石达开的护卫队有几百名武功高手，但山路狭窄，一般是四人一排，个别地方仅容两人列队前进。这就是说，石达开也必须走在队列里，前后固然人多，但左右防卫就薄弱了。唐友耕看准了这一点，他像埋伏已久的蛇突然跃起！
他的长矛比蛇更快，突然刺倒两个翼王警卫，唐友耕竟然冲入卫队！猝不及防的石达开挥刀迎敌。
这是两人的第二次见面，也是历史性的第一次迎面交手。
冷兵器时代的交手是在电光火石之间分出高下的：刀在铁杆长矛上格出一串火星，翼王晃身再砍。唐友耕右臂以下被翼王愤怒的马刀砍出一条大口，但他的槊矛直走下盘，刺伤了翼王的大腿！这是死命的一击，彼此立即退开，卫士们蜂拥而上。
石达开本为一代武术家，这在很多史料里均有记载。民间流传着他挥拳碎碑的美谈：“道光中，石达开游衡阳，以拳术教授子弟数百人。其拳术，高曰弓箭装，低曰悬狮装，九面应敌。每决斗，矗立敌前，骈五指，蔽其眼，即反跳百步外，俟敌踵至，疾转踢其腹脐下。如敌劲，则数转环踢之，敌随足飞起，跌出数丈外，甚至跌出数十丈外者，曰连环鸳鸯步。少林寺，武当山两派所无也。教授于右寺中，前憧有丰碑，高二丈，厚三尺。一日将远去，酒后，言‘吾门以陈邦森为最能，应一一较艺。吾身紧贴碑，任汝击三拳；吾还击汝，亦各之。’邦森拳石，石腹软如绵，邦森拳如著碑，拳启而腹平。石还击邦森，邦森知不可敌，侧身避，碑裂为数段。”[3]由此可见石达开武功之高深，显然不属纯外家一脉，他走的是内家的路子。即便如此，仓促之间他与唐友耕只打了一个平手。
如今可以考证的是，江安县境内之梅桥镇（今名虹桥镇）附近，有一座形状似钟的金钟山，俗名“金钟扑地”，石达开与唐友耕所率清军激战于金钟山和隔江相望的梅岭堡。而虹桥镇位于两山之间，原有一座石桥连接两岸，近年在悬崖峭壁间修建了玉梅公路大桥。靠金钟山一侧是兴文县之玉屏镇，靠梅岭堡一侧为江安县的虹桥镇，相持数日，因清军大队援军赶到，石达开不得不下令向兴文、叙永方向撤退，放弃了从江安、叙州府（今宜宾）一带渡江占领全川的计划。
从《唐公年谱》记载来看，这一次与石达开的交战情况，自然是唐友耕后来向儿子们的夫子自道，我至今无法判断这个“孤证”的可靠性。但唐友耕的确受伤，而且伤势严重，却可以得到佐证。
唐友耕的槊矛，深深激怒了石达开。他发誓，非宰杀此人不可。他下令群攻人数不多的官军。
如今在宜宾国家级风景名胜“蜀南竹海”的万顷翠竹深处，有关两军大战的遗迹甚多。“蜀南竹海”在明朝以降均被当地人称作“万岭箐”，云海茫茫掩映下的天宝寨、白果坪城垒、翼王桥等等，而观云亭尤其特殊，成为了唐友耕命悬一线的遗留。其中有一个小地方名叫“轿子石”，位于万岭小桥沿公路往东三公里处。清军在山下官兴场被翼王战败，唐友耕再负重伤，已经无法骑马。他坐轿至此，太平军紧逼不舍，他只好弃轿落荒而逃，丢弃的轿子就变成今天路中央的大石，得名“轿子石”。这样的传闻史料自然不载，但从民国年间即在本地流传，可信度极高。观云亭四周丹壁千仞，临岩而立，浓云相聚，云海翻腾，可以遥想当年的惨烈战事。
在当地走访中，我记录了很多与竹子有关的罕见传闻。在竹海阴壑虚崖之下，蛰伏着一种小青蛙，前有两足，后肢与尾巴连为一体，尾巴与后肢长于身体，很像三足蟾。小青蛙在竹林间闪展腾挪，发出得意的叫声，快如鬼魅。这种蛙，当地山民称之为“竹飙”。它们在破竹积水中生卵育子，山民利用细密的落网进行捕捉，捣为金疮药，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老乡对我说，还有一种竹间的脆蛇，比“竹飙”更为金贵，不但可以痊愈刀枪伤，而且可以续接手脚断骨。
想来，身受重伤的唐友耕，大概不会拒绝这神奇的“竹飙”与“脆蛇”吧。
唐友耕的确迅速痊愈，更具有了竹林中脆蛇一样的滑溜品行。他发现太平军多打赤脚，下令在山道上撒布铁蒺藜，晚上拼命让士兵吆喝、劫营、追赶、纵火，迫使太平军不得不连夜行军。两山之间羊肠小道往往只有一条，是为必经之路，这样，太平军又被铁蒺藜缠上了……
1862年10月，翼王率领的太平军为摆脱清军纠缠，寻找渡长江的机会，自贵州大定取道云南镇雄、昭通，再折返彝良县牛街，突入川南筠连县的镇舟。据《筠连县志》记载，翼王设行辕于沙坝子毛家大院，次日即沿镇舟河西下，攻占平寨（现名腾达镇）。当天正逢赶集，太平军除打了“大昌亨”、“天瑞祥”两家盐店外，对百姓秋毫无犯，市集买卖如常。太平军大本营设在捧印场“怀信号”大寨内，那就是横江战役指挥所。“怀信号”民居在宜宾县捧印场下场口。原房主姓章，是当地很有名望的书香人家。其房面积约500平方米，是硬山式砖木结构的四合院，轩敞气派，雕刻精细，为当地的最佳大宅。当地老人都指说太平军驻捧印时石达开就住在此。
由于转战诸县山林，多舛的命运宛如羊肠小道永远没有尽头，翼王颇有穷途末路之感。他心中怒气郁积，题诗于筠连县腾达镇“黄家寨花园”的墙壁：
踏遍河山胆气豪，
编师入蜀斩蓬蒿。
何当痛饮黄龙酒，
不灭乌珠恨不消。
这首收进新版《筠连县志》的翼王“伪诗”，气势豪迈，有戛金断玉之力。我想，即便是“伪诗”，又有何妨！
清军兵器谱
我住在横江镇的招待所里，也许往来客人不多，房间长久不开窗，有一股可疑的气味直冲云霄。我翻看着《四川战争史》，而蟋蟀的叫声抚摸着天花板，如此精确且富有韵致，它是一切精密仪器的导师。就在我写下这个句子时，蟋蟀沉默了，时间露出了一个空洞……窗外下起了雨，雨从树叶边缘纷纷跳崖，并无狼牙山五壮士的决绝。雨滴并不急于回到大地，从同一个凹处，一滴雨追踪上另一滴的体态，就像用高尚的额头触及皇帝那看不见新衣的燕尾。雨水的踪迹构成了一个事物的阴面与阳面，溅起的水丝让我感到清凉，这就是生活的韵致。
透过雨雾，横江的涛声渐渐四起。
很多人总是为石达开兵败四川而痛惜不已。这固然是石达开的人格魅力所在，再撇开太平军入川前本就实力大减的背景，很多人尤其忽略了太平军与清军武器方面的差异。
先说一下清军的火枪阵战术。在雍正年间，鸟枪在军队中已经成为了制式装备，地位重要。自大小金川战役之后，四川各营兵丁除炮位、鸟枪、弓箭通行演习外，还有马上弓箭兵兼习枪棒，守兵兼习 刀。
一般而言，绿营的装备比团勇好些，但好得有限。临阵火器，当先长矛，次之盾牌，短刀再次之。
第一列为抬枪手，每杆长不过五尺，重不过18斤，以轻便灵动为好。
第二列为营枪手，每杆长不过二尺五寸，重不过五斤，以内外光滑、机关活泼为好。
第三列为长矛手，每杆长不过一丈五尺，均剖坚实老黄竹，缚缠麻线，覆盖生漆，以矛头锋利为好。
第四列为挡牌手，牌长二尺二寸，宽不过一尺，前画虎头，后钉挽手，左手执挡牌，右手握短刀，以护枪队。
第五列为挡扒手，曲木为扒，利刃为齿，以御长矛。五人为伍，十伍为队，进退快慢各有次序。
据《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所记，战争之际，清军火炮的大致分类，按照主导的类型分为：红夷炮、子母炮、抬炮三类；按照制造的国度和时间顺序分为：旧式火炮、新铸的火炮、购买的葡萄牙式或英国式加农炮、仿制的英国夷炮四类；按照长度和重量可分为：长管滑膛重炮和身管较短的轻型滑膛炮，前者就是明末清初的红夷炮原型，后者包括神威将军、神功将军、劈山炮、子母炮、奇炮、竹炮、九节炮等，这种炮品种最多，其中除子母炮和奇炮是后膛装填弹药的佛郎机炮型外，其余属于红夷炮的发展型。
土制的西瓜大炮威力次于劈山炮，制造法是巨木剖开凿空，再用铁皮捆扎，可以发射四斤多的炮弹。最大特点是轻便灵活，这是劈山炮所不能及的。“火镳”已经相当于现在的火箭，携带大量硫磺硝石，烧毁营房和粮草，一镳的射程最远的可达20里。
左宗棠在1874年3月22日的《与沈葆桢书》中便认为：“愚见布乐斯（普鲁士）近出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精妙绝伦，最为利器。……实为洋中所罕见，似可乘遣赴各国使，亦到布乐斯讲习制炮造子之法。”[4]
这种普鲁士大炮俗称“开山炮”或“劈山炮”，可以射出重达25磅重的炮弹，对仅有藤牌为防护设备的太平军而言杀伤力极大。
《清代火枪杂谈》一文指出，清军的一种战术称为“九进十连环”。实战中“每旗鸟枪护军在前，次炮兵，次鸟枪兵，次骁骑”。枪炮相互配合保持火力持续不断。另有一种始于道光年间被称为“百人哨”的阵势，又称“鸟枪三叠阵”，是由明末清初的阵法演变而来的。阵中共100人，第一叠20人使用10把抬枪，这是一种大型鸟枪，需二人操作，射程和威力大于单兵使用的兵丁鸟枪；第二叠30人使用鸟枪30支，阻击百步以外的敌人；第三叠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用于护卫、冲杀及近程阻敌。
横江镇的阵势
石达开毕竟是战略家，行军飘浮，让人无法捉摸。他见硬攻不行，就退走川东，再迂回贵州，清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七日（1862年11月18日），突然回师川南，一举攻占高县、筠连、庆符等县，这是石达开入川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原因在于他的神速与出其不意的军事特长。
人阵也叫人陈。《六韬·三阵》：“武王问太公曰：‘凡用兵为天陈、地陈、人陈，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谓天陈；丘陵水泉亦有前后左右之利，此谓地陈；用车用马，用文用武，此谓人陈。’”人阵是部队调动﹑部署和人事的安排，更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石达开就像一个箍桶匠，决心把横江镇打造成一只滴水不漏的铁桶。
11月26日，太平军主力占领横江镇。石达开从横江镇到石城山长达三四十里的江畔、丘陵地带“匝营”，修筑工事，按照太平军战术，这是以守待攻的阵势。石达开坐镇30里之外的捧印场，他准备利用横江春夏之际的洪水冲击力，在横江斜插汇入金沙江的剪刀形地带，利用木船竹筏一举跨过金沙江，构成占领宜宾、继而夺取成都的有力态势。
横江镇石城山半腰上的太平军古栈道。马恒健提供
从布局上看，石达开依然采用的是“夹江为营”布兵，此法也叫“夹江法”，这是太平天国十分纯熟的战术。张德坚在“奉檄编纂”的重要史料《贼情汇纂·卷四》里，也不能不承认它的威力：“吾尝与贼战矣，其夹江而营，阻山以营，夹河夹市，包我城，包我营以贼战矣，动合古法。”
需要注意的是，石达开坐镇双龙镇指挥全军的说法，仅出自骆秉章的奏稿，这就是孤证。我在双龙场村民孙一树带领下，四处向双龙场的老人打听，无一人说得出石达开的指挥部在何处。但在20公里之外的捧印场下场口，有古迹“怀信号”山寨惹人瞩目，原房主章姓人家是当地颇有名望的书香世家，宅院面积约500平米，为硬山式砖木结构的四合院，轩敞气派，精雕细刻，为当地的豪宅。当地老人都说，太平军驻捧印场时，石达开就住在此。
横江镇石城山的古北寨门。马恒健提供
太平天国“夹江为营”战图。选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
捧印场在清宣统年间即为大镇，曾管辖有双龙、横江等场。以此为中军驻地，东进25公里可直达横江，西退15公里可抵达云南的燕子坡渡口，东南10公里就是双龙场，东北10公里则是张窝场。这些场地正好与捧印构成犄角之势，可进可退。
作为太平天国通军主将的石达开，征战无数，太平军独有的“剪尾冲腰”、“夹江为营”、“一字阵”、“老鸦阵”、“地堡阵”、“百鸟阵”之类战术对他而言简直就是烂熟于胸。但他用兵的最大特点是神速与流动性。所谓“兵以诈立”，一直灌注于他的军事生涯。可是，为什么非要在横江一线展开阵地战？
从人数上分析，石达开号称拥兵10万，却多为新手。清廷共集湘军臬司刘岳昭、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等20万清军围剿太平军。但太平军修筑工事占据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兵力的不足。在兵器上，清军的优势十分明显。
从火器上，清军的枪炮威力均比太平军更强，弹药补充更为及时。清军并不把太平军的火器放在眼里，他们畏惧的是太平军的刀矛。我想，石达开清楚意识到自己无路可退，横江是个犀利的楔子，这是由此进入四川腹地的最后一击。而关键的因素，在于身经百战的他，认为川军不堪一击，那么，他渴望用决定性的一仗，把这个楔子深深凿进天府之国，一举占领成都，彻底改变自己游走不定的颠沛命运。
当时部队已经征集了几十只小船，张贴布告招徕船工，当地竹子甚多，绑扎竹筏是最简单的强渡工具，石达开立即组织人马，从11月24日至29日，多次进行试探性抢渡，都未成功。因为横江河道不宽，水流不急，但险滩甚多。船只虽是顺流而下，为了避让险滩，行船不能太快，再加上部队缺少大口径火炮，没有充足的火力进行掩护，在清军炮船的轰击下，驻扎北岸的唐友耕已经拉起了拦船铁索，而不用炸药根本无法炸断铁索。
史式先生指出，当时，石达开和部将们认为，从横江抢渡的设想无误，不过冬季水浅，行船难以充分利用水流的冲力。等到春季涨水，横江和金沙江水位升高，险滩自然构不成威胁，船只顺流直冲而下，瞬息即到宜宾。因此，决定在横江坚守到明春涨水时节。在这段时间里，他命令部队抓紧时间尽力征集、修造各种船只，训练水战人员，取土熬硝石，熔铸炮弹，补充弹药，并且在横江上建搭浮桥，使两岸人马通行无阻。全军挖壕筑垒，作久守打算。
在新加盟的起义军里，有不少船夫水手。石达开下令层层传达，公开征求能够从事水战的人员，命令中说，“誓必渡此金河，凡有能水战者，即到统兵大将处报名。果能渡此大河，所有同过浮桥之人，准于每张封条抽取银十两，以赏水师。兵士之有功者，赏军功检点职衔，功高者，赏侯爵豫爵。”许多能够驾船泅水的人，修船造船的人，都踊跃前来报名。各个营地上都在打造船只，休整器械，训练人员，忙得热火朝天。
201 1年5月上旬，我来到横江镇之外两华里的一个叫“黄鳝沟”的山坡，顺布满荒草的山路而上。此地距离横江的水面高差200余米，太平军的战壕遗迹掩映在乔木和毛竹当中，幽深而幽静，阳光透过树荫停驻于战壕底部的枯叶间，我看到一条二尺长的花蛇梦一般搅动草丛。
太平军的工事外围自北至东至南，环山构筑四道战壕，壕埂全用大鹅卵石筑成，分别长510米、410米、310米、250米，高2～4米，顶宽1.5米。越过四道战壕方能进入山顶城堡。城堡北、东、南三面均筑有连筑石墙，一般高三米、长210米。顶宽1.5米，墙足宽五米。正中一堵矮石墙把城堡分隔为南北两半，中间各筑有一个周长80米、高三米的圆形指挥台。太平天国工事的坚固与浩大，可见一斑。
工事历经百余年风雨，嵌在黄泥里的鹅卵石逶迤舒展，如凸起的龙脊，把火热的力道伸延至历史的睫毛。“农业学大寨”时拆毁了不少用于垒农田保砍。荒草茵茵，芦蒿遍地，如今只剩下装满野草、落叶和死寂的战壕逶迤盘旋，像箍桶的竹篾条一样勒进现实。我捡回了两块赭红色的卵石，算是纪念。
1863年1月9日，太平军由捧印场分兵两万，经罗家坳，再克高县城，活捉了知县丁良俊。次日，太平军与清军刘岳昭部于高县玉皇观（今高县四烈乡一带）激战，牺牲3000余人，经沙溪退回捧印场。于是，云南提督胡中和率部推至距回龙场仅五里之地；甘肃镇总兵何胜必率部推至横江镇东南25里五宝山（今五宝），太平军由攻势转为守势。这是出乎石达开意料的，他从没估计到偏僻的四川一地会调集三个省的军力。12日，清军向横江镇发起全面进攻，“胡中和攻横江之左；肖庆高、何胜必进攻横江之右；唐友耕会同杨发贵率所部及陈庆友、徐步云等驾战船水陆并进，直攻横江。”
骆秉章很清楚，他调集四川、云贵、陕西境内一切可以调动的队伍来参加决战，一定要抢在春水涨发之前，拔除横江镇石达开部这个危及四川全境的楔子。
但石达开并非那根“守株待兔”的木桩，斜插在古典的缓慢氛围里晒太阳。他固然是一根深犁巴蜀的楔子，但不要忘记了：楔子一旦从土地拔起，就是一根长矛！
就在清军忙于布置时，石达开抢先动手了。
1863年1月8日，横江大战的序幕正式拉开。值得注意的是，三天之后，是天王洪秀全的生日。深陷美女拥簇的寝宫之内的天王不亦乐乎，他左拥右抱，并未分身下凡显神，把胜利的天平推向太平军。
这让我想起美国作家凯瑟琳·吉罗尔德的话：“在某一场创造历史的战役的前一天，这块地方或许还空无一人，只有那些随风翻卷的小麦。”摇曳如美人裙带的毛竹，成为了充满铁锈味的空气里唯一的活物。
《唐公年谱》对此描绘的是：“所有落湾、缠腰坡、古道寺、鱼嘴枝、横溪、年音沟、上坝等处之寇约五六万众，排山倒海而来……”
石达开分兵三路，主动出击逼近捧印场大营的清军。太平军大队驻守横江两岸，石达开本人则驻守距江岸20余里的捧印场。当天清晨，阴云低垂，石达开指挥常德太平军猛扑胡中和营盘，其他各路太平军也纷纷出动。清军处处应战。由于无法一蹴而就，石达开下令各部坚守营垒，以逸待劳，杀伤敌人。清军被遏制在太平军阵地以北，寸步难进，双方连日激战，相持不下。清军火器占据较大优势，石达开部则占据了有利地形，太平军在横江、捧印场两处营垒森立。我来到横江镇西郊二里开外的白果坪山上，靠近陡崖的地方曾经还有一座用大卵石加黄泥修筑的碉楼，其实是太平军的瞭望哨，直到“农业学大寨”期间才被毁掉。按照太平天国的术语，这样的瞭望台叫“望妖台”，不但可以看到“清妖”的蠢蠢欲动，而且还能洞悉“阎罗妖”（指帝王）的倒台。
白果山顶的海拔才500余米，但坡度较大，清军仰面进攻，自然吃大亏。他们被倾泻而下的炮、石击中，伤亡惨重。石达开又命部队在捧印场大营外增筑20多座营垒，各部坚守阵地，彻底挫败进攻。
意外总是在意外之时发生的。而且，结果一般比预料的还要糟：清军探测到一条通往太平军大营的小道；另外，太平军内部出现了叛徒。后一个，总是在对垒的关键时刻最容易出现的裂缝。
石达开治军历来严明，叛徒是怎么出现的？唐友耕的现身说法，成为了事件的转机。
四川总督骆秉章的军师刘蓉据报叙州府横江一线军情紧急，官军进攻了20多日，伤亡惨重，太平军仍坚守不动。特此赶到叙府，召见唐友耕、刘岳昭等，他认为石达开大兵屯驻捧印场，并没有伤元气，极可能再次渡江。看着一脸苦相的唐友耕，刘蓉好像获得了神启。唐友耕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活教材啊！他设计了一个计策，唐友耕一听，全部明白了。
他回到横江镇，派人混入太平军内部，用官职金钱诱使将领投降朝廷。见对方犹豫不决，游说者挑明了来意：我们的唐大人就是从昭通叛党那边反正过来的，厚禄美女，哪样没得？
太平军将领郭集益、冯百年、周克仁、张从富、汪永和等人决定倒戈。唐友耕等人大喜，一面禀报刘蓉，一面准备偷袭。郭集益、冯百年暗中向湘军臬司刘岳昭献书请降，约期举火焚寨。
1903年，在横江镇的北斗崖1号墓。【美国】威廉·埃德加·盖洛/摄
这种人，太平军称之为“反骨妖人”，石达开称叛徒为“长毛妖”。当“长毛妖”与“清妖”沆瀣一气时，已非出离愤怒的翼王所能清理门户的了。清军在信使指引下，从横江后山的小路摸索到太平军营寨，各部约定于1月30日发起总攻。是日，太平军正与肖庆高、何胜必率领的部队苦苦相持，任何一方再加上一根稻草，天平就会倾斜。
横江镇后山鼓声大震，胡中和由后山小路破卡而入。太平军腹背受敌，但并不惊慌，四万太平军有坚固的工事，凭借卵石筑起的城堡、战壕继续作战。清军达十倍之数，激战两个时辰后，太平军的物资储备显然捉襟见肘了，“铅丸将尽，继以锅铁、碎石”，但阵脚逐渐在数百次冲击下松动了。他们败退至横江镇西侧的黄鳝沟、白果坪。与此同时，石达开坐镇的捧印场无险可守，遭到了清军的猛攻，郭集益、冯百年与刘岳昭里应外合，举火焚寨，翼王大本营最终陷落。
翼王纵有回天之术，在腹背受敌情况下也黯然了。
黄鳝沟一带分布的均为砂岩夹页岩地质构造，一块山石上有一条长近四尺的黑色石纹，就命之为“黄鳝”化龙之迹，前来摩肩接踵者太多了，石纹磨蚀，已经看不出“黄鳝”的半丝痕迹了。陪同我踏访的横江镇和平村村长晏昌均，今年58岁，指着翠竹掩映下的横江说：“听老人们讲，几万具尸体将河水染红，接着染成黑绿色，苍蝇的漫天绿光成为了石头上青苔的伪装，一如死对生的置换。很长时间，别说河水，就连井水也不敢喝，老百姓只好接雨水或找高处的山泉饮用……1973年，我那时20来岁，与几个人下河洗澡，我看到水底有一根黑糊糊的长条，奋力拉起来，原来是一把鸟铳。生铁铸就，长约两米，拿去一称，重达37斤。当时的生产队长一看，就说这是太平天国大战遗物。可惜这支枪后来生产队拿去卖废铁了。”
根据记载，唐友耕在横江血战当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他主要负责从宜宾沿横江的十几里水路进攻，他依然很卖力，拉起多道锁江铁链，连续攻破了太平军的几十座布防在两岸的营垒，焚烧太平军绑扎好的全部竹筏，使得太平军利用汛期激流冲入金沙江直捣叙府的计划付之东流……而他的策反技术，再次立下了奇功。
而唐友耕左腹中枪，被亲兵救下阵来。
横江恶战，持续22天，翼王一部牺牲将领近50名、战士近四万人，多是常年征战的老兄弟。清将中有胡万甫等11位将领阵亡，死伤上万人。到1863年1月31日，横江两岸太平军的所有据点相继失守，石城山也只好放弃，元气大伤的石达开率部由燕子坡渡退入云南。
在捧印镇采访时，我深深感觉到朴实的村民大都知道石达开。他们谈起他，有点自豪，就因为石达开来过这里，牺牲了四万余将士。他们反而对官军——尽管他们在“保卫家园”，却显得不以为然。当然了，村民们不知道唐友耕，但晓得有一个杀人如砍瓜切菜的头头叫“唐大人”。我问他们：“如果石达开打胜了这一仗，老百姓是不是更苦呢？因为他的十万兵马要吃饭要征粮要穿衣，还要焚烧孔庙……”
他们不再说什么，只说：“那是另外一回事！”
分析历史可以发现，石达开入川，与清军拼死一搏的十几次战役，实际上就是强渡与反强渡之间的博弈。回溯一下翼王的巴蜀足迹就明白：他第一次进攻涪州，是为取得涪州为基地北渡长江；第二次进攻长宁，是为了在江安渡江；第三次攻占宜宾横江，是为了以横江为基地抢渡金沙江。三次受阻而功亏一篑，只有第四次从米粮坝渡过金沙江，才甩开了唐友耕的追击顺利渡江，可惜在大渡河受阻而折戟沉沙。在这四次强渡与反强渡的博弈中，我们发现，唐友耕均是如影随形，他如蛆附骨的噬咬力从李蓝起义军的腰部，蜿蜒到了石达开身上……
当这条被彝人称为“金河”的金沙江逶迤蜿蜒，又勾连到被彝人称为“铜河”的大渡河之际，笃信天命的石达开，顿然觉得，巴蜀的河流都是天堑。太平天国有个专用词叫“化醒”，就是开悟之意，想到此，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
横江大战，无疑是石达开的滑铁卢，为他几个月后陷入大渡河紫打地的绝路，埋下了元气大伤的祸根。至今在高县有“翼王匾”、兴文县有“王姑坟”（石达开义妹之墓）、在西昌邛海边有“七姑堰”（石达开妻妾开凿的灌溉渠）、“翼王桃”（石达开赠予铁匠的广西桃树种子）等等大量传说，从现在的角度讲，作为一个“外省”的来者，他还有两个一般人根本不知道的封号：“电师通军主将义王石”与“高天义人”，这样的“义王”“义人”，以超乎寻常的才情和人格魅力深犁巴蜀民间。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但翼王之电并未转瞬即逝，人们深信他“待之如同手足，用之以作干城”的诺言，他与植被一同荣枯，他如同花间的倒刺，使他成为了中国的切·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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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80页。
[2] 史式《论石达开史事七题》，团结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44页。
[3] 徐珂辑《清稗类钞》第6册“技勇类”，中华书局2010年1月版。
[4] 左宗棠《与沈葆桢书》，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06页。
血气浸淫的天地交感
花鸟异事
同治元年（1862年），唐友耕虚岁为26岁。这一年他正式定居成都青莲巷，把母亲龚太夫人以及姨妈一并接到成都。青莲巷位于成都城区南部，北起新光华街，南端西通人民南路二段，长近300米，宽仅两米。巷子两侧均为青砖瓦房。明朝万历十三年（1585年）巷子里建有青莲庵，清朝乾、嘉均有增修，巷因此而得名。青莲巷中有著名的“同德里”，其中达官贵人的公馆有六七个之多。相比于紧邻的状元街，这里较僻静，但巷小名气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附会成唐朝诗人李白在这条街上住过，他在团扇上绘画题诗逐渐成为传统工艺，也在巷子里的家庭作坊沿习，好多外地来的文人学士都慕名而来。
后来，唐友耕在青莲巷相距一华里的东、西两个方向，分别在东丁字街和文庙后街又购买了两座大公馆。显然，富有骚人韵味的青莲巷成为了武人的发迹之地。
1863年春天，唐友耕利用战事间隙，为“心舫公”立即聘请了一位教书先生，到成都家里为之讲授诗书礼仪与天地玄理。估计是出于避讳心理，《唐公年谱》里并未点教书先生的姓是名谁，其实这位“心舫公”正是唐友耕的弟弟唐友忠。他字心舫，当年由于他的暴烈复仇行动，弟弟只好寄养在叙府城别人家里，现在弟弟长大成人，哥哥自然要报答一番。后来唐友忠娶妻傅姓小姐，婚事也由唐友耕一手操办。由此施施然由民间步入官场，他后来也参加了围剿石达开太平军的战事，狼奔豕突，呕心沥血，一度由广安调署汉州，最后官居涪州知州。
横江大战中，太平军修筑的战壕，至今遗存。蒋蓝/摄
可见，一心渴望在官场获得擢升的唐帽顶，还渴望登上文化的制高点，文道与武道相铺相成，成为晋升的双翼，这恰是他与众多武人绝大的不同之处。一旦他丰富的形而下阅历通过文化的管道予以提纯并被驯化，那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文化从来不会“劝化”一些具有伤痕记忆的人。文化只会为他们提供一种更为广阔的视域，让经历与之对接。眼界一开的唐友耕，就不是简单的纠纠武夫了。
王守仁的《闲居诗》云：“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些子事”乃风水用语，亦作“些子法”“些子诀”，那是堪舆学中的最高秘密。在我看来，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道理在于一个人应该是先做事，再来读书。所以童年总是美好的，初恋总是美妙的，文字会结痂，成为麻木手脚的累赘。我们可以发现，所谓“不读书者有至行”的规律，总是深获历史的芳心。不然的话，黄巢、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等“人中之龙”，在使用文化的香汤沐浴自己的流民之身的蓬勃匪气之前，他们一定是“做够了”之后才能安然上演“金盆洗手”活报剧的。
1929年10月，大病初愈的毛泽东来到闽西上杭县临江楼，推窗遥望，他双手卡腰，敞开胸襟，风纪扣只锁住咽喉，在高声吟诵“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之际，谁也不会理解为实指，那是精神的气味学隐喻。伟人意识到，只要有阶级存在，斗争就永远不会停止！基于同样的道理，诗人元好问似乎并不渴望战天斗地，他以一种大尺度的陡转，在描绘“千村寂寂无人静”之余，凸显“战地风来草木腥”的死亡妖氛。
太平军驻军横江期间，石达开曾设指挥部于这间老房中。
死亡的衣襟，的确伸手可及。被疾风撕裂出的丝绦，在耳畔兀自书写无人辨识的狂草。恐惧是一派血红色，笔触向上飞动，酷似一个儿童颤巍巍的描红作业。但恐怖是一种尖锐的暗色，具有立地生根的钝性。我发现，粉色酥胸、桃色之腮可以安抚恐惧，使一个极度失措者突然空降到性欲的巅峰，为失色的口唇涂上元阳的猩红……但唯有暴烈之血才可将恐怖的天幕漂白，露出骨头的玉色。
对了，恐惧就是骨头的玉色！
而在白天等待太久的血，失望之极，最后以暗色的凝聚，加固了恐惧的基座。恐惧不再是颤抖，而是等着刃口由远而至，洞穿头骨，直到碎骨的闷声打扰了缓慢，当事人才觉得：这声音怎么一点也不脆性呢？
文人余澜阁在光绪时期居住在成都，被门生推为“词坛盟主”，并在“霓裳吟馆”执教，门生们为其刊刻的《蜀燹死事者略传》一书里，收录了大量围绕李蓝起义军的奇异战事传闻，我并不把这些文字视作农耕时代的谶纬迷妄，它们显然具有另外的深意，就像蜀地的杜鹃鸟，谁又能剥除历史赋予它的王者逸像、春心似箭与苦闷的发声术，而仅仅把它视作布谷鸟呢？
劫运之来，不特上天垂象，即禽兽草木，以及寻常细故，皆有先机之兆。或由人心感召欤，抑亦地气使然欤？余尝幕游川东南，凡贼所过之区，询诸父老，咸云杀机预兆，所在皆有，今备录于此。庚申，滇逆窜蜀，有小鸟，黑身红喙，连呼“过兵”，数数不辍。又有山鸟，长呼“蓝大顺”者。屠家宰豕，毛去而肤有红印，方圆大小，字画不可识。民间桃李结实如刀形，黄、黑蚁常斗道旁。吾乡李氏家，李枝发竹叶，酷类矛头样，余亲见之。李逆之姓，已兆于此。人呼短刀为顺刀，蓝逆之名，已兆于此。什邡王氏家，梁燕毁巢，四月贼至，焚掠万余家。天彭河坝场山腰，裂一缝，水出，色赤如血。辛酉春。通山会匪。即于是场起窜，皆机之先兆也[1]。
咸丰八年戊午（1858年），有一列扫帚星从天宇西南划入东北，耀眼的光芒拉出数丈之长的尾翼，竟然旬日不散。数日后，四川制置司官员接到典史姚成云的上书。言及天象有显，干星直逼奎度，若隐若现，忽高忽低，兼是白色。其征兆乃主刀兵之象，从天象上做分析预测，兵燹之灾应该是分野在四川南部的连绵山岳河谷之间，而且将持续数年。
这一说法，在《富顺县志》里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咸丰七年（1857年），“大旱。秋，有星出西方，色赤如火，长丈余，十余夜始没。”而在咸丰十年（1860年）的记载里，异相更为猛烈：“七月。二十六日夜有三星出西方，朦胧一片，形若巨梃，其光若火，三星隐现其中，闪烁不定，至同治四年（1865年）始没。”[2]而富顺县境的西方，正是兵火泛滥的叙府与滇北。
那个高挂在西天长达五年的“巨梃”，显然是兵灾恶兆。20世纪80年代太空爱好者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好在古籍里做“银鱼臆想”，将其附会成不明飞行物UFO，且进行了一番“科学封建主义”式的狂想推理。这一结论就更有意思了：天外来客们盘桓天际，长期俯视着芸芸众生遭到杀戮而陷入了“集体性沉默”。那么，至于哀鸿遍野之上，到底谁才是“沉默的大多数”呢？相比起来，反而是土生土长的神秘主义比“科学封建主义”更有人情味儿。
李蓝大军横扫川南诸县时，攻掠高县、杀死县令后，余澜阁记载说：“闻咸丰七、八年间，高邑各乡桐叶，多生刀剑形，蔓菁亦作尖刀状，殆杀机之先兆者欤。”[3]如今读来，我感叹于余澜阁每临血光之灾而在万物之间寻找证词的迂气，但这样的记载，未尝不让百余年之后的我读之心惊。这也恰如晚清学者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里的痛切体认：“川陕易乱后治……凡值人类天性将泯，残忍日臻时，必有大战踵之，此道理殆亦不爽也。”[4]
有道是“美人如霜、草木如刀”，蔓菁就是蜀地俗称的大头菜，又称大头芥，这样低矮植物的叶子也举起了柔弱的刀剑，真不好推测啊。但柔情蜜意的梧桐叶如何长成了刀剑形？高县清朝一代有不少梧桐，如今的庆符镇（原庆符县）山坡上，就有著名的“梧桐书院”，是高县乃至整个川南相当有名望的书院。有了梧桐树，招来的可惜不是凤凰，而是血雨腥风。这大可以弥补梧桐意象在古文化里的单调了。
类似的天象、植物预兆记载，在古史当中固然不乏记载。它们就像一场血光之灾生发的毫毛，率先感触世道的杀机。后来，一些灵异现象研究者信誓旦旦地再次翻出这些异星记载作为神灵现身的铁证，认为这是“上天以苦难对人间进行考验”。与其说是他们脑袋进水了，不如说是他们被头顶的星光所打穿，已经闻不到一丝历史与人间的血腥气了。当来自于朱提山的望帝在与大臣鳖灵美丽的妻子偷情事发后，自动放弃王位，变幻为一只杜鹃以多声部的鸣叫染绿巴山蜀水时，来自于朱提山的李永和、蓝大顺一帮剽悍山民，莫非刻意向祖先学习，施展了移形换影之术，以一种高超的口技功夫震慑了老实巴交的蜀地民众？！
咸丰年间，叙府籍的举人赵惟熙写过一首著名的《出乡口号》绝句：
帝乡回首望依微，
赢得缁尘染敝衣。
愿化催归一双鸟，
不辞苦口劝人归。
与余澜阁的文章相对照，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望帝化作杜鹃鸣叫的是“不如归去……快快播谷，快快播谷……”。
现实主义的山鸟却在昭示：“过兵……”
在乱如刀丛的时代，无论是归去还是出山，都必须赤脚从刀丛踏过。
望帝以鸟影在巴蜀大地播撒种子一般飞遁而去，那个“蓝大顺”撒下了无数铁屑，来年要长出倒钩和芒刺。
至于文中谈到的鸣叫“过兵”的小鸟，根据我的考证，在蜀地应该是著名的“桐凤”，即桐花凤。这种乖巧的鸟儿以暮春时喜欢栖集于桐花之间采撷花蕊而得名。《太平广记》卷四六三：“剑南彭蜀间，有鸟大如指，五色毕具，有冠似凤。食桐花，每桐结花即来，桐花落即去。不知何之。俗谓之桐花鸟。极驯善，止于妇人钗上，客终席不飞，人爱之，无所害也。”唐朝李德裕的《李文饶集》别集之一《桐花风扇赋序》进一步指出：“成都夹岷江，矶岸多植紫桐。每至暮春，有灵禽五色，小于玄鸟，来集桐花，以饮朝露。及花落则烟飞雨散，不知其所往。”桐花凤并非神话制造出来的，它是雀形目太阳鸟科亦花蜜鸟科的雄鸟。沈钧的《鸟类世界》二“世界奇鸟撷翠红”：“太阳鸟体长8至15厘米，体重仅五至六克。它们以细长的嘴、管状的舌吸食花蜜，同时也捕食昆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