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去无所，独钟于蜀地，近乎灵异了。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这喜欢停驻于美人金钗上的翠鸟，竟然从粉黛闺情之间贸然出走，侧身问鼎刀戈，足见世道的诡异和危机了。
石城山
“对于善于观察的人而言，夜幕不是降临，而是渐渐升起。黑影首先从山谷出现，慢慢爬上山坡。渐渐黯淡的光线被称为‘阳光吸管’，光亮仿佛被吸走了一样，向上消失在云层中，暗中积聚着新的一天的光明。”[5]黎明则是降临的，但黎明并不懂得夜的黑，黎明以更低的身姿仰视着上空的黑暗。
这样的情致，就像儿子目睹父亲的情人。
一个清晨，露水尚未醒来，夜色的尾翎拖曳在山沟的暗水里，像一个刚刚从情色高地冉冉退潮的大梦。就是说，死亡与性交具有非常近似的心理结构。可以发现，夜色并非一味地默浓，而是以一种乌蓝的偏转，层递着夜晚的丰饶和幽深。暗生的植物和思想，唯有在这样的时辰才能获取吸收滋养，逐渐还阳。夜色从进口到出口，都为日光的软着陆铺垫了柔和的坡度。
石城山一带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形成时间最早、分布最广、面积最大的丹霞地貌群落之一。石城山还拥有近10平方公里大的整体丹岩，可谓世界奇观。红色砂砾岩构成的顶平、身陡，麓缓的石峰、石墙、石柱、石桥等奇险的丹霞地貌在四川境内也属罕见，宛如托向天空的血。所谓“色如朱丹，灿若明霞”，当太阳东升之际，霞光会把红蔼色的山体照得通红，血在融化，而生命却再也无法醒转。
我在横江、石城山、捧印场一带连续进行三天的考察之后，从海拔1000米的石城山之巅的古城门漫步而下，行走在荒冢、野草、修篁、灌木之间，草叶出刀，不断割着我的脚胫和肩膀。一个人在充满自然气息的环境里行走，总会联想起一些令人血液倒流的往事。石城山与对面的山头“老鹰嘴”构成了一种沉闷的对峙气象，一群山鹰把黑色的线团挽在高崖，似乎要拉起一张黑幕。这一带的坡度在40至50度之间，由于多年的封山育林，此地据说除了没见老虎、黑熊，一般野生动物均有分布。从横江镇到石城山，曾经历了10次以上驻军和10次以上大规模战争，其中有四次战争死亡将士八万人。张献忠剿四川，部将冯双礼攻石城山，夜晚，他用“火羊阵”攻克寨门，杀死明朝官兵二万余人，尸横遍野，血流有声……
叙府经历毁灭性的战争有三次：其一是被元军攻陷。双方交战数月，守将投降，叙州城池悉毁于战火。第二次是明朝万历十四年，曾省吾剿灭都掌蛮，战事持续十几年。第三次最为惨烈，清军、明军、张献忠的交错战，当地人口锐减，达到十里不闻鸡鸣的程度。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宜宾县人称“石城山”乃风水宝地。清嘉庆年间《宜宾县志》载：“石城山，山势高峻，环列如城，即古石门道也。”远望海拔1100米的石城山，状如覆斗，环列如城。红色砂岩的绝壁衬托起一幅披红挂绿的景色，兀峰独立，绝壁环山，它以一股巨力把一座石头城堡扛在头顶。石城升仙气，夕照耀金山，阳光催动山腰的岚烟上升，石头城堡好像随时要冉冉离去。
因横江镇地处川滇要冲，故易守难攻的石城山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唐代，西川节度使韦皋沿秦五尺道赴云南“抚剿”各族人等，途经石城山时，赋诗石城山：“石城山峻谁开辟，更鼓误闻风落石。界天百岭胜金汤，镇压西南半天壁。”
横江镇人大主席团主席郑启友陪同我来到石城山，他具有一种土地的热情，恨不得把所知的一切从脑袋里拽出来，在大地上一一还原，摆给我看。他指着山腰的栈道和寨门说，为了退守石城山，太平军将士在山上修筑栈道3000余米、寨门四道，派精兵强将把守。寨门前悬岩高约四五丈，没有梯子、绳索根本上不去。此山只有东、南、北三个方向各有险道通达山顶。山腰均有筑于宋代、明代又予以加固的城门，且三座主城门下方又都筑有瓮城门，真所谓苦心孤诣，固若金汤。由于植被茂密，方圆20平方公里的石城山上，还有终年不竭的湖泊。
在石城山的三道城门里，北门最为独特，它利用一块上千立方米巨石的陡峭，从中剖出一道宽仅三尺的隙缝，然后在裂口上盖顶而成。就像一个拒绝霸王硬上弓的贞女，以双腿的绞缠之力捍卫着莫名其妙的荣誉，这样的地形不禁让我对蜀文化的“幽玄”之境，产生了更深的体会。
在如今进入石城山的旅游公路上，有一座近年修筑的牌坊式寨门。寨门向前数十米，右侧是悬崖，左侧全是长满翠绿蛇草的峭壁，我找来几根竹竿做支撑，从这里抓住山藤、杂草奋力攀登二三十米70度以上的陡坡，衣服已经被灌木撕裂了好几处。好不容易来到山凹，一只大乌鸦狂叫着迎面扑来，我险些闪身滚下陡坡，这真是一个不寻常的见面礼！抬起头，见到太平军修筑的一条盘山木栈道，据说长达3000米，栈道有一人高的护栏，十分坚固，宽的地方可以跑马。这在石城山上，是真正属于太平军遗迹的东西了。工程不复杂，但相当浩大，就是在绝壁上掏凿架设的通道，但显然不是应急而修筑，更可能是为了长期据守。据我的朋友、人文地理作家马恒健的分析，这是守山的太平军为了迅速调派机动部队增援出现险情的城门所完成的工程。近年，石城山景区用栅栏封闭了多处垮塌的栈道。我没有理睬这些，只身钻进栅栏，站在宽仅两尺左右的没有护栏的栈道上，厚厚的青苔上长着木耳和菌子，足可以领略到险峰的意味，下面是数百米深的悬崖。淡淡云烟飞过，我内心掠过一个念头：即便是如此险峰，也没有扭转战局啊。历史上的天堑还少么？却并没有阻止被逾越的命运。
石达开的指挥部以及卫队并不在这里，我估计，此地应该是后备队以及大脚“女兵营”所在地。太平军中有“女兵营”和“童子营”的建制。这些部队不是为了照顾将士家属而设立的保护性编制，因为她们一样需要参加战斗。
在石城山麓一线山藤纵横，灌木遍布，也是太平军与唐友耕等官军反复厮杀的战场。当地农民一旦深耕土地，总会挖出一些白骨。蟋蟀细声，知了长鸣，将燥热的季候在山坡扩展。深绿的植被受到地力滋润，暴戾之气却好像被生机盎然的植物能量中和了一样，可以看到四周释放的红色杀气在慢慢地变成紫色，在几块垒起来的方形青砖上聚集。这些青砖一块至少有50斤，可以断定是清朝所产。
我想，在敲响一块沉睡的石头前，我应该做好准备。
在金蝉的自问自答的声浪里，云裂开，山巅在云之上。在它下沉的过程中，露出了山腰的惊慌。
回忆起石城山的农民李友田给我谈起的石城山的奇事：山崖里偶尔有山魈出没。形如婴儿，一足食蟹，它不是如今所言的猴子一类。当年张献忠屠川，尸横遍野，聚精而成。怒则飞沙走石，或者点燃山林，焚烧庄稼……
天地间常有不可思议之事。自问我是不信鬼神的人，但又无法证明，石城山的山魈到底是什么！说起来真不敢相信，但它偏偏存在于当地的传闻中。
那愤怒的山魈，大概也有太平军的精魂吧。
我承认，我在误入歧途。一切都在错位。桃李结实如刀形，桃李可以长出苹果。玉米可以结出地雷。毛竹伸出倒钩。这样的错位挥之不去，我写下了《错开》：
把铁和针错开
剩下针尖，和舞蹈的天使
针尖可以容纳多少脚的飞旋
从尖顶起跳的韵
正在一点点被声音贯穿
把玫瑰和香艳错开
直到花朵内翻，玫瑰绽放苹果
近似于我的天庭可以现出你的愚行
把身体错开
把身体与紧身衣错开
让身体褴褛而漏光
阴谋的水淹没双膝
裙裾飘飘的往事啊
孙膑那样，只带半边让蝴蝶云集的香
就足以轻身远行
把罂粟与梦错开
镜子塌陷，植物无风自动
把仇恨与刀锋错开
月光注满血槽，多一滴也会溢出
叫声散落了一地的枯叶，隐蔽着
刀锋麂皮一般的进入
我的成都
把扇骨与丝绸错开
把博尔赫斯与迷宫错开
那头被关在身体里的老虎
丢失了神的金属而迷路
是的，我会把唇从你的额头错开
把蒋和蓝都错开
失名大于你的失色
我的舌尖被词语衔走元阳
独角兽正将杀身之祸埋进十字架的斜影
发亮的马臀陷于逆光，等候神的手
为它带来镇定，以及一场
预谋的雪崩
我从书籍旁转过身来
影子与我正在彼此确认
这时，透明的翼刚刚抵达火苗
还擦落一层
焰的磷粉
那时的战场上，用尸体狼藉已经不足以形容了。其实，尸体绝非电影里展示的那么规范，倒地、蜷曲，并符合美学造型。冷兵器时代的杀戮，人死得缓慢而痛苦，那种痉挛而怪异的身体姿势，就像铁犁铧在满是石头的山坡犁过。犁铧撞出的火星，是一串鬼火……
山麓上杂树丛生，还可以见到挂到树身上的蛇蜕。我被一根虬起的树根绊倒，几乎是一个狗啃屎的姿势，我闻到土地的腥味，回头发现树根早被无数行人踢断了，但顽强的树根还在执行着它的功能。就是说，一个错误的生长方式，至死也在用绊倒对手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力道。
何况，我如何知道树根裸露在外就是错误的呢？我走回到横江镇，这样的体力支出，是我多年来保持的在疲惫中保持追忆的一种体位，是往钢里加碳。
石门子的兰花轶事
秦五尺道在宜宾现存两条线路，一是从宜宾市区到横江镇，沿横江北岸西行，出雄奇的豆沙关，可至云南昭通、曲靖；另一条就是沿南广河经高县、筠连县，进入云南昭通，再至曲靖。两条道路中，依南广河开凿的道路沿途历史遗迹最为丰富。经学者考证，秦五尺道基本上是沿着南广河河谷开凿的。南广河在汉代并不叫南广河，而叫符黑水，河水青碧如玉，当地人称之为“绿韵玉黛”。而南广二字始源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王朝为加强对五尺道的管理和经略云贵广大地区，而设立的一个县——南广县。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南广”二字与五尺道有无法割舍的联系。
汉南广县的辖区广阔，范围包括今四川的高县、珙县、筠连县、兴文县、叙永县及云南盐津县、威信县、镇雄县等八县区域，隶属于犍为郡。从南广县的辖区也可以看出，五尺道经过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地区。
2011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对翼王石达开在宜宾一线的踪迹进行田野考察。我开车离开高县县城向北往筠连县方向行三公里，在庆符镇与文江镇丘陵之间，可见一座豪华建筑、瓷砖贴面、金碧辉煌、埋伏在灌木修篁之间颇为惹眼、恍如成都春熙路的厕所。这是一座近年崛起的公路超限检查站，它的左侧紧靠一块足有上千立方米的森然巨石。俯视着逶迤而来的南广河，河口在此骤然紧缩，巨大的石梁从南广河东岸绵延而来。这就是石门关。
石门关的“勒愧燕然”石刻。蒋蓝/摄
隋唐时，政府对五尺道进行拓修，改称石门道。有专家认为，之所以道路名为石门，就是这条道路经过高县石门子，直达云南第一关——盐津豆沙关。作为两省锁钥之地，意义自不待言。
山不在高。石门山低矮而犬牙交错，用当地人的说法来讲，嶙峋的山石就像一群小猪，排着队，依次到南广河去喝水。猪又岂能具有理性而行事？但传说不管这些规矩，石猪反正就被传说固定在河心，成为了传说的证据。在巨石之后，我看到两间小瓦房，上书“庆符镇老年活动中心”的牌子，74岁的王元田为从木林村人，一直在守护活动中心，也兼卖纸钱和烛香，石门之下还有一尊明刻观音像，题额大书“慈悲为本”四字，另外还供着两尊近年的假古董。王元田告诉我，在传说中，石门山的来历确实与猪儿有关。据说是一名叫洪毛子（音）的神仙，赶着一群猪，想要去赴王母娘娘的蟠桃宴，当路过此地时，被当地秀丽的风光所吸引，便驻足歇脚，顺便让这群神猪排着队到南广河里喝水，谁知这一群猪喝了水后，觉得入口甘甜，竟然不走了。洪毛子一气之下就将这群神猪化成了石头，变成了石门山。
巨石褪去了本地常见的赭红色，为青色砂岩，重床叠架，直抵河心，陡峭的石墙锁断南北。临河之处，曾由人工凿成门穴，为该地小名“石门子”的来由。清嘉庆《庆符县·关隘志》载：“石门山，山石峨丛，有石穴可仪通人行，不能容车舆。清康熙间，高县知县石如金炸开石穴，始长外坦途。”20世纪50年代修筑宜宾入云南的川云公路，炸掉了石门，也毁去了不少碑刻。由于题刻甚多，残剩下来的，皆为明清题刻。
石门山还有一个诗意翩然的名字：兰山，是在于山石林间多兰草，这在冒辟疆著名的《兰言》一书里有载，因而有“石门幽兰”的美称。冒辟疆的祖父冒梦龄先后出任四川酆都县知县及云南宁州知州，倾情于风月的冒辟疆，自幼随祖父长大，不会不注意祖父所到之处的兰草踪迹。四川兰花遍及全省各地。其中以川西和川南最为丰富。兰花的种类及蕴藏量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四川的地貌、气候、土壤、植被的分区相对应，可将四川兰花的水平分布划为如下七个产兰区，川南产兰区里，合江、泸县、纳溪、叙永、兴文、珙县、高县、宜宾、屏山、马边等地处于长江的南侧，属于四川南部低山区，海拔一般为500～1000米，这一产区主产春兰、春剑、夏蕙、寒兰和虎头兰，还有线艺春兰、送春、蕙兰、台兰和兔耳兰。
冒辟疆指出：“石门山在蜀之庆符县南，下瞰石门江，其林薄间兰种盛多。有春兰、夏兰、秋兰、凤尾兰、素兰、石兰、竹叶兰、玉梗兰。春兰花生叶下，秋兰花生叶上。楚辞云：‘疏石兰兮以为芳’，岂即指此也。”看来，他对庆符县盛产兰花的情况十分熟稔，考证出楚辞中所提到芳香的石兰，就是指石门山所产的石兰。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中国兰花的养植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屈原所处的战国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把现代公论的所谓唐宋年间的植兰说，一下子提前了一千多年，这应归功于冒辟疆的有力佐证。
我看到的石门幽兰，叶子普通，最可惊心的是它的花，红而斑斓，血在碧水里漫漶，宛如红翅蝴蝶的假寐，让奇异的瑰丽匿于这一束翠绿之间。
冒辟疆还指出：“蜀中有花名赛兰香，又名伊兰花。花小如金粟，香特馥郁。戴之发髻，香闻数十步，经久不散。粤之珍珠鱼子，想亦同此。又一种兰叶尖长，有花红白，俗名为燕尾香。又风兰一名桂兰，不土而生，小篮贮挂树上，细花微香，人称仙草。见闻中之当记者。”赛兰香就是米兰，这在宜宾的丘陵、山岳间也很常见。冒辟疆不但对国兰深有研究，就是对其他香花类的品种亦如数家珍，可以看出他的广见博闻。
乾隆十八年（1753年），叙府知府就将石门幽兰作为贡品进贡朝廷，引得来此挖掘兰草的人络绎不绝。如今兰花在野地里早已不存，野草倒是铺满了山景，偶尔有几茎类似兰草的绿叶在风里摇曳，其实，不过是丝茅草而已。
谈起石门山的兰花，王元田老人给我摆起了龙门阵：他听老辈讲过，春夏之交，石门一带香气熏腾，香气一多，具说就在花叶上凝聚为一种异物。此物名“兰花龙”，只需吃上一只，数日之内，吹气如兰。这对女人倒是锦上添花，对男人自然一改酒肉浊气。但是我推测，这一功效暗示了“兰花龙”是一种媚药。它长一寸左右，听到细微人声就坠地，如地精一般消匿了，极难捕获。这个说法，在晚清合川文人丁治棠的《仕隐斋涉笔》里确有记载，只不过丁治棠只说“兰花龙”出自“夷地”，当地土官甚至拿来招待来自省城成都的武官。
《左传》里记载兰花就是媚药，《山海经》和《博物志》也有提及。而更有意思的是处于西语麾下的“兰花”，因为这个词是从古希腊睾丸一词演化而来的。Pliny的长者推崇球状兰花块茎做春药，罗马人称兰花为“satyrion”，因为根据传说这个阳具状的根是从satyr（萨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以好色闻名）射出的精液中长出来的。由此可见，兰草道貌岸然，实则曲径通幽。
石门北壁距地面约四米，一株大树枝叶遮住了壁上的大字，王元田老人用晾衣服的竹竿顶开树枝，“勒愧燕然”四个大字赫然入目，每个字直径约两尺，笔力雄浑。题刻下撰有跋文：
“蜀乱纷纭，石逆来而益剧。予统兵自楚赴援，先后攻克长宁、高县及沙河驿、双龙场等贼巢，转战于叙南为多，留戍亦于叙南为久。今幸边患稍息，部将数请记其事，予勉从之，非示功也，亦也寄鸿爪云尔！同治二年癸亥岁孟夏月，总翼长、统领楚蜀水陆兵勇布政使司、鼓勇巴图鲁刘岳昭书并跋。”
“勒愧燕然”引用的是《后汉书·窦融传》附有《窦宪传》之典：永元元年（公元89年）六月，窦宪被任命为车骑将军，与副将征西将军耿秉率八千汉家骑兵、归附汉廷的八千羌胡骑兵出征。再加上南匈奴的二万骑兵，三路分袭，当年围歼北匈奴主力于稽落山（今蒙古境内）。次年，窦宪又率军夺取伊吾城（今新疆哈密以西），北匈奴至此崩溃，单于远逃，汉军直追击至私渠比鞮海（乌布苏诺尔湖），此役共斩杀名王以下匈奴军一万三千多人，获牲畜百余万头，周围部落归降汉室共八十一部计二十余万人。此时汉军已然出塞三千余里，国土更广，遂命班固作颂，刻铭燕然山（蒙古杭爱山），纪汉威德，是为燕然勒功。
愧字通媿，《广雅》：“媿，耻也。”起义军的乌云，是朝廷社稷之耻！可问题是，到底谁该“愧”呢？
显然，时任湘军臬司的刘岳昭（后官至云南巡抚、云贵总督）刻此四个大字，认为自己取得的战绩能和窦宪相提并论。“蜀乱纷纭”的始作俑者指的是李永和蓝大顺，“石逆”指的就是翼王石达开。
“勒愧燕然”四个大字背后隐藏的，是石达开突袭川南的战事：1862年11月15日，石达开率领大军由镇雄出发，分兵数路入川，使清军首尾不能相顾，其中一路在东川附近与赖裕新部会合。石达开这次迂回行军，绕了一个大圈子。10月28日太平军与高县知县丁良俊所率之团练武装2000人相遇，激战于县城南古道线落润坎，丁良俊战败被俘斩。29日太平军攻克高县县城。30日，太平军沿川滇古道北上至石门关，遭到湘军悍将刘岳昭所率曾纪凤的定武营、王有德的先锋营、周复胜的护卫营等部清军的阻击，太平军损兵三千，被迫退据宜宾县横江镇、双龙场、回龙场一带及云南绥江县副官村等地。
这就是刘岳昭在跋文开头所提的“蜀乱纷纭”了。而刘岳昭的战功，则是来自于那场赫赫有名的“横江大战”。
1863年1月9日，太平军由双龙场分兵两万，经罗家坳，再克高县城，活捉知县丁良俊。次日，太平军与清军刘岳昭部于高县玉皇观（今高县四烈乡地）激战，太平军牺牲3000余人，经沙溪退回双龙场。云南提督胡中和率部乘机推至距离回龙场仅五里之地；甘肃镇总兵何胜必率部推至横江镇东南25里五宝山（今五宝），太平军由攻势转为守势。12日，清军向横江镇发起全面进攻，“胡中和攻横江之左；肖庆高、何胜必进攻横江之右；唐友耕会同杨发贵率所部及陈庆友、徐步云等驾战船水陆并进，直攻横江。”当然了，刘岳昭的战功还不止于此，他还是诛杀回军首领杜文秀的刽子手。不然，他怎么有勒石记功的豪兴呢！
在这一意义之外，我认为“勒愧”还有寓意。我们知道，1853年，石达开为全军先导后，经河西跳出清军反包围圈，夺岳阳、占武汉，自武昌东下金陵，28天挺进1200华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令清军闻风丧胆，号之曰“石敢当”。石敢当是立于街巷之中，特别是丁字路口等路冲处被称为“凶位”的所在，用于辟邪。而在太平军的语汇里清军从来就被称为“清妖”。在此，刘岳昭一语双关，不是同样暗示了他拨乱反正的“勒石”壮举吗？！
在刘岳昭题刻之左下方，有无名氏五言诗一首：“江石悠然在，三才镇世间，道德长春古，名利不如闲。”剥蚀较重，几难辨认。是石门较早的题刻，继之是一字迹清晰工整的五言排律：“世路荆榛迷，当道豺狼吼。满目干戈横，壮士牛马走。叙南石门关，似擎巨灵手。层山塞其前，湍湍绕其右。云根动地开，日脚射泉钮。征夫苦经过，行行重回首。西蜀天下险，此险复何有。不有大将才，谁作长城守。我从亚夫营，剑气冲牛斗。恨不乘风天，顷刻扫尘垢。一剪荆榛平，再造干戈后。还从赤松游，放歌时纵酒。”落款为“粤人林肇元题壁”。据《庆符县志》载，林肇元，字贞伯，贺县人。诸生出身，系刘岳昭之下属。同治年间，其随刘岳昭追剿太平军路过石门时所题诗于此壁。诗歌大大吹嘘刘岳昭，没忘记传统文人归隐山水的情结——“还从赤松游，放歌时纵酒”，但体制中人，又有几个可以做到呢？分明是鬼话。林肇元确有文才，著有纪事本末体史籍《刘制军武功纪略》一卷，另有诗集遗世，后任贵州按察使，光绪七年至光绪九年升任贵州巡抚。
尽管太平天国失败了，但不少太平军将士转而加入哥老会等秘密团体，以布衣的方式参与同体制的对抗。这是由于尖锐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社会危机日趋严重，而秘密社会却能从事组织群众自卫抗暴、劫富济贫、扶弱抑强以及反封建统治、组织农民起义等，招降纳叛，谋求生路。光绪八年（1882年）初，已是贵州巡抚的林肇元就慨叹：“洪秀全结上帝之会为滔天之逆，其已事也；乃洪逆方平，而哥弟会又起……声息气势较洪逆秀全之上帝会尤远且宏也。奸民伙乱一至如此，万一有稍雄桀者出而号召其间，远近响应，则大局不可收拾。”[6]
可以说，川南也是刘岳昭的一块福地。有学者指出，由于种种原因，湘军集团在云贵地区掌管督抚之权较晚，刘岳昭1866年任云南巡抚，直到同治七年刘岳昭晋升云贵总督，随后又由刘长佑接任是职，直到光绪九年病免。然云、贵两省的巡抚之任，则很少与他们有缘。虽然湘军曾长期在这里作战，但统兵将领位不过是藩臬，自咸丰四年至同治十年，近20年间仅刘岳昭一人担任过云南巡抚，时间不及三年。至于田兴恕、江忠义署理贵州巡抚，则时间更短。
这“勒愧燕然”的碑刻能够保存至今，大概与云贵总督的身份多少有些关系吧。石达开兵败紫打地后，太平天国丞相钱江流落四川，曾信手拈笔在扇面上题了两句诗：“兰花三四朵，自有倾国香”。王者之香，恰如石门关的兰草，丝毫没有半丝“惭愧”，飘香于历史的低空。
“王姑”与大坝高装
1862年6月，石达开所率太平军远征军攻克修篁遍地的长宁县。这在《唐公年谱》里有记载，石达开军队为报复当地人的拼死抵抗而“屠城”，但恰恰是这样非常重要的事件，正史往往不载，
或者语焉不详。唐友耕闻此“五内俱焚”，他是忧国忧民而“哀民生之艰难”的情怀吗？
石达开随即分兵四出略地，高县周围的长宁、兴文、古宋、大坝、叙永、庆符、珙县等地均成为广泛战场。查光绪三十四年邓元惠、万慎编的《叙永永宁厅县合志》，1862年冬月，翼王石达开在攻占叙永后，旋即由叙永西进大坝镇，在落岩河战败清将周兆岐、李仁山和大坝守备袁捷三。
当时，生长在叙永县水潦的彝族诗人余昭[7]，对石达开部的“流窜”写下三首七律《闻警》，《其三》[8]这样写道：
百年豢养到微躯，中外官民总不殊。
毕竟圣朝何所负，犯干天地太加诬。
公行杀掠才为贼，凡属庸才即是奴。
酿至祸成推劫运，扪心衾影可惭无。
尽管诗人以正统自居，在他的道德天平上，他是把从事杀掠的官军、起义军一锅端的。这样的诗歌，恰为当时的兵燹留下了证词。
石达开在大坝休整旬日，然后攻打长宁。戎马之余，翼王固有的文人风采开始抬头，他到大坝的张爷庙凭吊，感张飞之大义，命人置匾，手书“大义千秋”四个鎏金大字，笔力沉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也不妨理解为他对义妹“王姑”的追忆。可以想见，他因为战事颠沛的心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平息。此匾民国初期尚存，后来毁于兵燹之灾。播散在这些地区里的许多太平军的传说和遗迹，被民俗继续传播，而有关石达开“义妹”的传说在兴文县大坝镇一带则是有鼻子有眼。
应该说这个传说具有历史依据。1854年9月，杨秀清托“天父下凡”的幌子，宣布废除男女隔绝的禁令，在天京城内恢复家庭，40个女军就此解散，此后未再成立“女营”。石达开部大体如此，但一部分女兵成为了将领的眷属，另外一部分则充当了将领眷属的杂役。在攻打涪陵城时，就有不少女兵担负战前物资运输的任务。由此看来，有指挥才能的“王姑”完全可能存在。
石达开前军出击古宋，入长宁、珙县，义妹“王姑”率五千兵将断后。红桥一线被唐友耕、刘岳昭部拦腰斩断之后，不得已率部退回泸州卫（现在的古宋镇）、大坝地区，于崇山峻岭间迂回盘旋。行军到晏州新坝乡南麓，有一座山叫插旗山，“王姑”患病，日见沉重，病薨于此。部属感其恩义，在瀛水寺旁的插旗山巅安葬。选择醒目的位置，也许是为将来成功之日便于寻找。三千将士排队从落岩河中择卵石传递至山顶垒坟。坟垒完毕，一声令下，众军士抛石于地。因此在这石灰岩地带，一条砂石路从山顶直至落岩河边。至今还能沿卵石遗迹寻踪“王姑坟”。当地人将此山称作“王姑坟包包”。
附会在翼王身上有诸多“义妹故事”，但这一个却是可信度极高的历史事件，原因在于本地民风淳朴而封闭，在喀斯特陡峭地貌之间，民生艰难，人们已经没有哗众取宠的嗜好。这个传闻至少民国初年就在当地流传，远非旅游经济的产物。“王姑”是天国诸王义妹之特称，至于有文章说她的真实名字叫冯建英，祖籍广西花县，是太平军将领南王冯云山家族远房的堂妹，而且还是翼王的监军韦普成的未婚妻，这就缺乏证据了。
尽管清廷一再刻意毁灭太平天国的一切痕迹，希望他们的言行和身体立即人间蒸发，但这样一个颇有些招摇的大坟，却并未遭到人为破坏。我想，这只能归结于险峻的地理环境与淳朴民风的护佑。
一个异乡人安葬于此，尤其是作为“贼魁”之一，却不能阻止老百姓对她的缅怀，据说每年都有人前来凭吊。这样的情感，也渗透到了本地戏剧当中，这不是太平天国而是翼王石达开的个人魅力所在。
清康熙三年（1664年），随着湖南、广东、江西等地大批民众迁移至四川西南山区，他们所沿袭的民风习俗与兴文县的苗文化等相互交融，形成了远近闻名的地方戏“大坝高装”。因为石达开“义妹”病逝于此，“大坝高装”中的主角，一律设为女子，据说就是对“王姑”的敬意。
“高装”即高台着装戏。高装底坐平台为正方形，直径六尺、高四尺八寸，全为杂木制成。平台中央有根铁桩，高达九尺八寸，称为装亭，平台与装亭组合后由棉布围扎装饰为一个戏台，平台上五至六人分站四周，再由两根特大长木杠从两侧将戏台夹牢，由16个男人抬着游街，一边走，一边演出。“高装”每架装为一台完整的戏，如《天仙配》、《水漫金山寺》、《大闹天宫》、《穆桂英挂帅》等。表演时，方桌上的表演者穿着穆桂英挂帅、白蛇传等符合戏情的戏衣，有些剧目里，把身着彩装的小孩绑着吊上五六米的高空，不说也不唱，由观众根据造型认定剧目，理解戏意。2007年3月，“大坝高装”被四川省政府列入第一批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实在太平天国制度里，有称诸王姐妹为“王姑”的定例。在《太平天国轶闻》里，收有《洪杨托名妖术》一文，在两军对垒之际，乘战事胶着、枪烟弥漫时分，就绑缚一个幼女在长竿之上，“艳装彩服，如赛会抬高故事者，烟散即撤去”。由于在石达开入川之前，大坝一带并无“高装”戏，我推测很有可能是当地人目睹了石达开部的所为，以一种模仿的身体语言，来寄托他们的情愫。
这个姓名已经无从考证的“王姑”，将一个反叛者的符号，蔓延到蜀地文化的细部当中。
2011年初春的一个下午，阴霾厚重，我从新坝乡中学之后的落岩坡右侧顺一条盘山泥径而上，没膝的荒草抽打着我，惊飞很多蚱蜢，发出丝绸拉裂的窸窣声，美极了，这是山间最悦耳的细音。山路越来越窄，登上一个坡顶，凭自己的感觉，猜想王姑坟可能的方位。来到一户农家打听，农家告诉我，此地俗称“月亮殿”，“王姑坟”就在屋后的山坡。
场面有点让人惊异，数千平方米的范围内，洁白的石灰岩犬牙交错，构成一个微型的石林，与赭红色的土壤构成强烈反差，这多么像是孔明先生的八卦阵演练场。在石头阵正中的低矮处，有一片四四方方的枯草地，醒目地盘踞在坡地的最佳位置。更奇的是，沿坡地弧面低处的纵轴线，有一条通道，贯穿石阵而通向枯草地，我相信这里就是“王姑坟”。
满山的萋萋芳草，无声摇曳在山风中。我往瀛水寺方向走，我的响动惊动了一群老鸹，夕阳之下，周围是群鸦呱呱的嘲笑声，黑鸦如炭，反照着更为深广的黑暗。乌鸦有意地抛下了一片羽毛的体温，我将用它犁开更深的黑暗。西方神话里，白雪公主躺在透明棺材时，三只鸟——猫头鹰、乌鸦、鸽子依照顺序来悼念她，似乎也隐含有潜意识的性象征？这样说来，乌鸦就是诗人苦闷的身体，它黑，是因为它梦想黑中的白肌肤；它金属般的叫，是因为它一直渴望穿刺万物的结果。我想说的是，乌鸦是天空亮出的底牌。
我一边喝水，一边想起“大坝高装”的种种奇特。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身体政治展示术。在奇峰突起的喀斯特峰峦之下，拔地而起的高竿，成为峭拔于历史的身体叙事。一百多年来，在沉默的表演里，每一个观众都知道“王姑”。历史固然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但那只是“纸上的历史”。纸托举不住那被血浸透的土地，哪怕是小小一抔！而对那个长眠山顶的女人来说，她打穿了这些文字的纠结。白云苍狗，高敞的墓地，分布着四望、五谷、老鹰、马鞍诸山以及兰花、乌龟、马蹄诸岩，环拱在墓山四周。
怒放的火焰凌霄花举起地底之火，战事的胜与败已经没有意义了。
下山后，在路旁见到几棵枯死的大树。那是雷击之树。
树举起闪电一饮而尽
天空龟裂
向更高处塌陷
只剩下树，和树的酩酊大醉
反刍中的时间
空气里浮满树幼年的小手
身体被火的利斧劈开
树汁的星星喷射到高空
写作中，我被一个词割破了舌头
现在蛇的信子从树爬下
把最粗大的根
化作炭的灰姑娘
雷击之树站在荒野一百年了
当暗夜的流云找不到去路
它就会用肚腹
去擦——这根火柴
* * *
[1] 佚名辑《清代野史》第4卷，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1版，第2160页。
[2] 《富顺县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791页。
[3] 佚名辑《清代野史》第4卷，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1版，第2183页。
[4] 《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华书局2008年7月第1版，第939页。
[5] 【美国】A.罗杰·埃克奇著，路旦俊、赵奇译，《黑夜史》，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6] 光绪八年一月廿一日林肇元《密陈各省会匪情形由》，徐安琨《哥老会的起源和发展》附件。
[7] 余昭，1827～1890年，字子懋，号德斋，一号大山，彝名龙补。
[8] 余宏模辑录《大山诗草》，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38页。
血，漫漶于“武人贵相”之间
老鸦漩动石儿山
2011年9月13日，我和朋友龚伟轮流驾车，一早自成都出发，驶上成雅高速，出荥经县后顺大渡河河谷的泥泞而行。翻越常年雨汽弥漫能见度不足50米的泥巴山后，抵达富林镇吃午饭。稍事休息，我们穿过已经被大渡河河水聚集为广袤湖泊所环绕的汉源县新城，迎着强烈的光照，于下午四点驶入石棉县城。我事先与雅安市文联主席赵良冶联系，他请石棉县委宣传部的陈莲芬接待我们。黄昏，部长赵雅玲请我们在大渡河河边吃饭。
晚餐之后入住人民路的石棉宾馆。我和龚伟到街上闲逛。发现县城并不小，有超出我估计的整洁，市政建设很有规划，行人们在一条宽阔的步行街上打起了拥堂。这条街道明显是按照成都春熙路的格局而建，街面充斥王菲、周杰伦的扯着头发就可以升空的乐音，商家的霓虹灯映照着头戴军便帽、衣着朴素、背大背篓的行人，让我颇有时空交错的恍惚感。
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地图上，此地已经名叫“农场”了。擦罗人李德吾（字光明）挣够了一笔银子，衣锦还乡，在老鸦漩的荒滩上招佃开垦百余亩，办起了“光明农场”，悬挂有一块写有“光明农场”的匾额。这个名称逐渐成为了地名，就叫“光明场”。此地为大渡河中游，北靠汉源县美罗乡，南归越巂县廻隆乡。但是立县是1951年6月的事情，因境内富藏优质的石棉而得名。
在国学大师、人文地理学家朱偰（1907～1968年）先生的游记里读到过老鸦漩的记述，他在1941年7月底来到“光明农场”时，此地“系万山丛中一小村落，前临大渡河。人家不满二十，断垣残壁，满目荒凉。夜宿危楼，万籁俱寂，惟闻山后松风声与大渡河涛声相激越而已”。[1]朱偰有幸，见到了赖执中先生，三天之中聆听他讲述石达开在凉桥被执的详细过程。
当夜细雨不停，我的睡梦很浅，甚至可以听到雨丝在树叶聚集，最后抱成一团跳下树叶的碎音。
第二天天色放晴，宣传部的司机小周接我们去位于县城北、大渡河南岸的石儿山和老鸦漩。
1863年5月初，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由滇入川，抵达安顺场。这时山洪突发，河水暴涨数丈，致使四万人马被阻于农场、紫打地、凉桥共47天，全军覆没，他们用滔滔血水，在这荒山之间写下了让历史为之扼腕的命运。
其精确的时空位置是：1863年5月4日至6月13日，在安顺场及其附近的60华里范围之内。
“紫打地”是石达开远征军最后的驻军之处，“老鸦漩”是石达开部属的覆军之地，两处相距15公里。或者这样说，老鸦漩就像濒死的泅渡者，用一只手把石儿山举在空中。
除了“光明场”，石棉县城这个地方以前也称老鸦漩。那是因为大渡河在此突然折返，一头向东，两岸都是石渚，洪波击岸，卷起千堆雪，形成层累的漩涡，这是否就是层累的历史呢？人们说，就是“鱼老鸹”也只能随着水势盘游留恋，望水兴叹而不敢下水抓鱼。所以按照当地人的读法，应该写作“老鸹漩”。有人指出，老鸦漩的地名应是由少数民族尔苏人的读音演化而来。这里是大渡河与南桠河交汇之地，南桠河上游在冕宁境内又叫勒丫河。经史式先生进一步考证，“南桠”、“勒丫”、“老鸦”读音相近，“老鸦”即“南桠”、“勒丫”的另一译名。番语称“老鸦漩”为“呷奴罢沙”，含义为“像老鸹”的地方。可见这一地名是从番语译意而来，与汉语语义并无关系。
1941年的南桠河及凉桥景色。 朱偰/摄
石儿山是突兀在大渡河畔的一堆雄浑的嶙峋怪石，当地人又称之为“小石林”。从水面到山巅不足百米。石丛之中，有一处峻岩极似一个小孩钻入石缝，外面露腰翘起圆圆的小屁股。人们说，那是一个深夜，石达开的小儿子石定基被清军追捕，钻入乱石，天亮鸡叫时羽化而成。至今大家仍习惯把这里叫石儿山。由于山岩上有不少晚清、民国碑刻，在官方资料里均称为“灵岩胜迹”。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军事需要，修筑川滇公路西线（四川乐山—云南祥云），20多万人参与修筑、三万多人为之伤亡的抗战公路，在当时的四川省与西康省的界山大瓦山海拔2800米的蓑衣岭上，贯通了最为艰险的一段，从而与大名鼎鼎的滇缅公路连通。当时，石儿山被劈开，建成一座横跨大渡河的钢索吊桥。1942年秋季竣工通车，工程部门与地方有识之士协同，时任川康绥靖公署顾问、西康省参议员的赖执中提出为石达开在此处修建翼王亭的建议，当时捐碑镌刻的有20余人，历时一年完工，在这里建起了非常壮观的缅怀石达开的碑林。这些捐碑纪念者多为党政军要员，如于右任、白崇禧、刘文辉、张笃伦、熊式辉、刘万抚、杨学端、林云陔等。赖执中本人也写了《翼王石达开紫大地蒙难纪实》的碑文加予镌刻。据原公路工程部门的段秀安先生回忆，刻在山上的“灵岩胜迹”四字，系川滇西路工程师吉一诚先生题写。如今铁索桥已成危桥，用水泥墩阻拦，只许行人及摩托车通行。
大渡河在老鸦漩突然河床收紧，激流擦石儿山而过，石坚壁陡，河水不断地撞击岩石，响起地震一般的啸声，水沫经风一吹，打在脸上，可以嗅到一股河流的勃然生气。我看见石儿山洄水沱的水面上，有一只鸭子的尸体，一直停驻在水面。回想曾经看过的史料，说不少太平军的尸体、衣物、盾牌、旗帜等，从紫打地冲下来后，就在老鸦漩汇聚成了一个水面的坟场，徘徊不去。最后，石达开的几个妻妾也从石儿山附近跳入漩涡密布的河面。她们色泽艳丽的绸缎衣物，像航标一样烧在水中。
这是南桠河凉桥所在地，环境比起朱偰来到的1941年差得多了。蒋蓝/摄
石儿山上的翼王亭。后面是“翼王石达开死事碑”。蒋蓝/摄
想一想吧，当激流把一个人抛向石儿山的巨石之时，他的尖叫被水浪稀释了。这激流将数千具太平军的尸体在此旋动，像磨盘那样旋动，被泡涨的身体在尖锐的岩石上不断被撕裂，被肢解……老鸦漩是一个大约有400米宽的扇形区域，就像地狱之门。它接收了朝向通天血路的上万灵魂。
石儿山全景
他们是从这里被拉入地狱，还是顺流而下，走向洪天王制定的那缥缈天路历程？
我站在一块突出于水面的大石上，脚下的花岗岩露出鹰嘴一般的角质化硬光，纤尘不染，石头无时无刻为涛声醍醐灌顶，石头被劝化，成为了守望者。
翼王亭就在铁索桥之上的岩石间。翼王亭于1942年修建，有翼王碑等石刻碑文若干处，翔实记载了翼王兵败始末及评论。由于在“文革”期间多数石碑被毁坏或遗失，如今，唯有位于亭后的原国民政府西康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韩盂钧所立的“翼王亭记”碑，成为见证那段历史的唯一印迹。“翼王亭”三个大字面朝大渡河，石达开的魂就这样矗立在大渡河上空，瞩目对岸，成为千古之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