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5月，石达开率兵数万，由滇渡江，循会理侧上。经西昌至冕宁，走小路奔向大渡河，清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1863年5月4日）抵达安顺场。三次抢渡大渡河失利后，于6月11日率残部六千余人退至老鸦漩河段的石儿山下。面对伤痕累累、粮草断绝、吃完战马后又吃光了附近桑叶而奄奄待毙的六千余将士，石达开绝望了，决定赴洗马姑与清军谈判。石儿山，成为了石达开与将士的决别之地。
准确点说，翼王最后一晚是在老鸦漩之前不远处的利碛堡，作出“舍命全军”决定的。当晚翼王是和全军将士一样露天枕石宿营。
我看到石儿山的石板平台上有一个练武的中年人，他在翼王亭之前挥舞一根长鞭，“啪啪啪”抽打空气，身法看不出有什么凌厉之处，但鞭子爆发出的力道很是惊人。鞭梢从花丛顶端扫过，花枝乱颤，一副失色而预备投河的古典模样。我举起相机拍摄了这一镜头。他冲着我的镜头又狠狠挥舞皮鞭，“啪啪啪”……
我顺着石阶往上走。看见一个用石块垒砌的圆坛，栽有松树与鲜花。走入树影掩映的翼王亭，很多遛鸟的老人在那里热烈谈论鸟经。他们每人提着一个鸟笼，很像一个夜壶。我转到石碑后，大树的浓荫进一步漫漶着字迹，看得我眼睛酸痛，非常吃力。其实，我用手掌抚摸一下，就足矣。县委宣传部的干部以为我被古奥的碑文所感动，不能自持，回单位特意为我打印了一份目前所能收集到的石儿山所有碑文。其实这些资料我看得很熟了，但我很感激。
我早就从无数先人咏怀中得知翼王亭建在依山傍水处，是“登临纵目，俯仰河山”的理想场所，来之前也曾有许多遐想。可是举目四望，均是混乱的楼房，那是县总工会据此修建的建筑与早期的“垃圾库”造型的民居，房顶延伸出来的电线乱如章鱼的触角，像一个鬼子的炮楼肆无忌惮地遮蔽了纵贯古今的气场。就是说，站在如今的翼王亭，已经根本俯瞰不到大渡河了！
我下山，回首“翼王亭”，它陷在横七竖八的“炮楼”群里，我很不舒服。我突然觉得，石儿山，莫非就是“死儿山”的转喻？
当夜小雨，我在石棉宾馆写下了《铜河》一诗：
那是头骨的裂缝
星河从鹰翅决堤
在某个黄昏亮如初恋
金风抽刀
倾注月光的冰
磨碎的反骨
自萧萧落木横扫天庭
光从波浪咬住的折射中抽身
只剩不透明的铜
我从思想的屋檐走向危机
只留蛛丝供我返回
大河溶解的刀光与血肉
镜子抛起的恩仇
在每一个浪口招魂
水中的旗帜一直在溯游
狂奔的水岸晃乱流云
鱼群总会带走旗语
成为码头的粮食
铜河上的每一盏灯火
都是大神
留下的坟
晚清文人余澜阁（字浒村）曾经附会说：闻石逆犯蜀时，蜀人扶鸾有“见豕沉埋在蜀江”之语。计石逆亡于癸亥，见豕之言果验。吉水曾君东山语余云：石逆前窜江右，谒张真人询后事。真人书“王于西方”四字与之，石逆遂生窥蜀心，而不知“王”即“亡”也。是真事有前定欤？
他不知道的是，唐友耕恰是属猪的。知道的话，怕是要进一步“圆”出一连串的“天地感应”。
紫打地渡口
1862年6月，缓过气来的石达开准备再次强渡金沙江。在一个依靠脚力传递信息的时代，滞后性几乎成为了一种常态，所以，审时度势的预见者总是脚力时代的高人。唐友耕奋力追踪、拦截，但这一次石达开比他更快，当唐友耕赶到时，石达开已经遁入宁远的苍茫乱山之中。骆秉章根据情况判断，认为紫打地极有可能是太平军的渡河集结点。这也并非只有诸葛亮才能测算，因为深陷于汉源、石棉群山沟壑之间的路，本来就只有两条，受到山势与水流的阻遏，紫打地就像一个毫无心计的口袋，以蛮荒掩饰着它逐渐倾斜与暴起的阴茎。
今日安顺场全貌。右侧为松林土司王应元领地。安顺场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提供
大渡河古称“沫水”，流经乐山沙湾（锦心绣口的郭沫若出生于此）一段又名“铜河”。汉武帝时，具有吮痈舐痔之口舌功夫的邓通在此开铜矿铸钱（史称“邓通币”），所以大渡河下游自汉魏以来就称“铜河”。但民间并不会遵循如此的繁文缛节，他们对这条泛着古铜色波涛的大河，都称之为“铜河”。这似乎也暗示了铜河的另外一个词源学隐喻。
紫打地又叫“紫大地”、“子大地”、“自大地”等，是由大渡河和松林河所形成的一个三角地带，属越巂西路河道七个集场之一。这七场是：紫打地、喜乐、洗马姑、腊尔坝、积玉、海尔挖、田湾，皆由松林地土司王应元管辖，其中以紫打地为最大。“紫打地”一种认为是彝语读音翻译，意为“出蔬菜的地方”；另外一种意见是来自藏语，“子得呷”是“种蔬菜”之意。这个词语也许体现了双语的“殊途同归”。史式教授特意指出：紫打地不等于今天的安顺场。紫打地为清代松林地番族土司所辖河道七场四十八堡的首场，是土司的驻地。1902年8月5日（清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二日），山洪暴发，紫打地街市荡然无存，难以复建。清廷拨库银2000两在紫打地以东约两公里处重新建场，在灾后重建工程完成后，官府乘机以汉名“安顺场”而偷梁换柱，取“山地久安，河流顺轨”之意。此时上距石达开在此覆军已40年，新场名与石达开已无关系。那种认为清廷镇压了石达开之后随即将紫打地改名为安顺场，说明此地已经安定、顺从的说法，也与史实不符。我从石棉县民宗局编印的《石棉藏族概述》里注意到，石棉藏区上、下八堡居民所操口语也互不相通。操“尔苏”语的人群主要居住于县域的下八堡；操“门尼洛”语的主要居住于县域的上八堡。我推测，“紫打地”一词极可能还是来自“尔苏”。
2011年9月14日，我在石棉县走访了老鸦漩石儿山之后，通过县委宣传部与安顺场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的宋馆长取得了联系，立即驱车前往。新铺的柏油路面顺着大渡河陡峭的流向而蜿蜒，两旁多是半裸的山岩，紧靠身后的苍茫群峰。新近种植的绿化带和散落的民居并不能遮掩一种透心的古朴。这条路在大渡河南岸，正是石达开数千人从紫打地轰然败退到石儿山的唯一路线。那是怎样的一种凄惶，怎样的一种急不择路啊！沿途没有见到一幢老房子，但我突然在一个河道的拐弯处见到一棵巨大的松树，直径一米七八的样子，有30多米高。停车端详，华盖之下，树身钉有一块名古树木的保护牌子，标明此树属于“云南油松”。这树，成为了这30华里道路上150年风云唯一活着的见证者。
其实，这样说并不准确。回想起安顺场西侧公路之下，并不宽阔的松林河白浪汹涌，碎珠溅玉。河沿上有一棵足够五人牵手合抱的黄葛树，枝繁叶茂，高大挺拔，遮地近两亩，在这个偏僻之地营造着舒缓而自足的诗意。兵败之际，石达开的“王娘”潘氏预感不妙，把携带的金银细软装入一口棺材埋于大树下，引来了后世的挖宝行动。据说本地土地神拼命保护，使得挖宝者一再遭到天谴而无功而返。在我看来，大凡传说有财宝之地，多半已经是宝去室空。土地爷可以保护的，恰是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黄葛树。这棵千年古树与那棵云南油松一样，无疑是安顺场的地标性古树。风霜雨雪浸润大树的褶皱里，兴许还藏匿着那细弱的呼救声……
也许，生活就如同行军。常识告诉人们，坦途不是捷径，也距离目的地更远；但距离目标最近的小道通常是充满艰难，但是从来也没有证据表明，羊肠小道就理所当然可以抵达胜利。非但如此，这样充满危机的小道会把惶惶然的心急者带往死地！
我远远看见安顺场的赭红色仿古牌楼，左右门柱写有对联“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牌楼一侧的石碑上刻有“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蒙难简介”。由于安顺场正在大规模进行旅游开发，脚手架上的工人在奋力修建造型怪异的建筑，进入街区的道路无法通行。我绕道从施工车辆的小道进去，最后没路了，周围全是拆毁的建筑垃圾，只好停在一栋孤零零的炮楼一般的土墙房子边。一问，原来这是当年毛泽东的指挥部。
下面是宽达三四百米的河滩，遍布无边的卵石。大渡河宽二百米左右，流淌着碧血，低沉的水流声在江面漫延，不断把细弱的泡沫抛在江边的卵石间。回旋，不走。河水携带着来自矿脉的溶解液，水流泛起一层乳白，衬托着鹅卵石的沉静与稳定。水流的秘密已经渗透于石头内部，无法将其化作泥土。
宋馆长戴着厚底眼镜，有大山一般的肤色，泛着古意，看上去也就30多岁。他是安顺场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馆长，馆里面辟出几间展室，陈列了一些从民间收集的太平军文物以及几十种研究著作。就是说，安顺场迄今都没有为太平军修建纪念馆。我们简单聊聊，谈了不少博物馆的现状，见问不出更多所以然，我们索性就直接去了河边。
大渡河，不是一条大得无法流动的河。它以不息的奔流带走时间，从而也带动历史。山似乎是透明的，它被流水偷走了影子。过往的人似乎也是透明人，被流水带走了性命。时间被时间冲刷，历史在这里被带走了一切外表，没有真相，也没有了幻象。但是，我越来越清晰地听到了大河扭动山岳的流动声。
河滩上，几台挖掘机正奋力挖掘鹅卵石，铲斗被石头磨得稀烂，像个缺牙的老太婆，嘎嘎嘎，轰轰轰，听起来就像一场摧枯拉朽的痛哭。
除了出卖鹅卵石，安顺场还能卖什么？
噪音打穿了大河之声，让我不禁想起上陵磨剑的典故。汉武帝驾崩后，皇后突然见到皇上显灵，皇上对皇陵守卫薛平说：“吾虽失势，犹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剑乎？自今以后，可禁之。”薛平叩头如捣蒜，皇上化为一阵清风而去。皇后立即把薛平找来问话，薛平承认，皇陵旁的确有一方大石可以磨刀，守卫皇陵的士兵经常在大石上磨刀剑。
紫打地场创建于乾隆时期，嘉庆时更新修整。因为石达开的缘故，后来有人建议改名为“诛达地”。1902年秋，紫打地被水冲毁。紫打地旧址在何处呢？历史学者何雅伦、王笛在20世纪80年代特意在此进行了多日的考察，他们认为，当他们站在大渡河北岸，眺望安顺场时，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紫打地被大渡河水所冲毁，选择新场时必定往靠河道较远处移，即往南移。如果按上述说法，今安顺场在紫打地之北，岂不更近河道？殊不合情理。后查当时越巂厅同知孙锵所订的《新立安顺场场规》，中有：“兹择于南头中坝另立新场”[2]，证实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因此，紫打地场旧址应在今安顺场以北、大渡河以南所夹地带，或许一部分正是今大渡河床。[3]
天空不见太阳，空气里回荡着一股燥热，让人无法睁大眼睛。我眯缝着眼睛观看右侧松林河冲下来的丰沛净水汇入大渡河，松林河水的颜色更白，斜插到深碧色的大渡河河心，才不情愿地随波逐流。那时，石达开就是想利用岔道进入大渡河形成的剪力，一举冲至大渡河河心，再奋力划桨过河。
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朱偰1941年夏季来到营盘山时，此地就竖立了写有“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被困处”的大石碑，可见当年人们已有保护历史遗迹的意识，可惜这些遗物早已灰飞烟灭了。从现在的行政归属而言，此地属藏族先锋乡松林地。它南与蟹螺乡、西与新民乡、东与安顺乡、北与新棉镇接壤，东西走向由大渡河相隔，南北走向由松林河相隔，面积约五平方公里。石达开率军屯驻安顺营盘山，因松林地是当时藏族土司王应元所管辖之地，王应元利用松林村北临大渡河、东有松林河的地理优势，与石达开隔河对峙。太平军多次强渡松林河和大渡河未成，石达开在紫打地安营扎寨三天，此地没有竹子，当年太平军砍光了营盘山上本就不多的树木，用葛藤、布条绑扎为筏，六千余将士正欲强渡时，天突降暴雨，山洪暴发，两河河水同时暴涨。此时，清朝官兵西从泸定、东北方从雅安汉源、东南方从西昌冕宁，配合土司王应元四面袭来……事后，王应元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王铁钉”，骆秉章以政府名义还赠送给他一块“功高志大”匾，颂扬功绩。这块匾额，正是唐友耕亲手交给他的。
显然，这颗一心要成为朝廷爪牙的“铁钉”，恰好可以悬挂匾额，他成为了不可一世的人物。
1863年5月14日，石达开前锋部队以樟木菁村民赖由诚等人为向导，未走大渡河南，而出李子坪抵达西岸，屯兵紫打地，以正面直对大渡河的营盘山为中军营地。他们立即伐木造木筏及船，对大渡河、松林河组织多次强渡，均功亏一篑。有人举报向导赖由诚等人为清军奸细，石达开立即“杀无赦”。
5月21日一早，大渡河暴涨的河水已经平息，浑浊的水流逐渐清澈，石达开憋足了力气，做最后一搏。
这应该是所有强渡中最为惨烈的一次。
石达开挑选精兵四五千人，太平军五千精锐“左手握矛，右手挽盾，披发赤足，腰悬利刃”，分驾木筏几十支，将士用挡牌护身，在松林河汇入大渡河的剪力作用下拼死强渡。营内众军都出排列于南岸敲打兵器呐喊助威，血与河水，将仅剩的希望烧红了整个河谷。唐友耕从北岸居高临下用大炮轰击，水柱冲天。突然筏上装载的火药被炮击中，发出闷雷的破裂声，各筏先后炸裂，将士纷纷落水，随船漂没。有几支木筏漂到下游，也被唐友耕指挥部队沿河各个击破，强渡的太平军将士无一生还。
沃邱仲子写道，川军绿营中有一种武器叫作“轰筒”，用粗大的整枝老竹截成一丈长短，打通竹节，做成火炮，相传是乾隆时期征战大小金川的遗制。唐友耕连夜把数百支“轰筒”埋在河岸上，轮番展开轰击。
见此情形，石达开对将士说：“吾起兵以来十四年矣，越险岭，济江湖，如履平地，虽遭难，亦常嚏而复奋，转退为攻，若有天佑。今不幸陷入绝境，重烦诸君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受缚，为天下笑，则诸君之赐厚矣！”面对清军、土司、彝兵箍桶一般的包围，石达开呼天不应，他把情绪托之于诗：
苍天意茫茫，群众何太苦。
大江临我前，临流曷能渡？
惜哉无舟楫，浮云西北顾。
到处哭声多，中原白骨露。
翼王石达开远征路线示意图
诗意未完，他仓促之间展露出的情怀，很容易把我的视野带往鹅卵石堆砌起来的河床。想起石达开，以及数万太平军将士，他们的命运就像这无边的鹅卵石，铺成了铁青的石阵。遥想石达开在宜宾横江镇大战两个月，横江水边也铺满了石头。但那里都是大石，远远没有形成鹅卵石的光滑与内敛。就是说，它们固然是符号，但两者的能指完全不同。看到颜色古怪的鹅卵石静悄悄地躺在地上，诡谲的石花像豹纹一般飞动，我捡起两块，冰凉的石头就像一个拒绝醒来的梦。奇怪啊，怎么越看越像是肾脏呢？肾是什么？肾是实质性器官，外形似蚕豆，分为上下两端，内外两侧缘和前后两面。上端宽而薄，下端窄而厚；而肾的前面较凸，朝向前外侧，肾的后面较平，一个肾脏的造型就像一只“诺亚方舟”，固然，它的使命是拯救和超度，但前提是：只要是真实的有价值的生命。但它恰恰应该把暴政扔出体内。现在，这些不再流血的器官，拳缩如石，为古往今来的暴力写下了最为形象的篇章！
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拒绝了“灵魂假设”，提出从身体的维度重新开始认识哲学。结果，医学、政治学、宗教领域中的身体研究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推论上：传统的身/心二元对立以及对人的身体的忽视是社会科学中主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就是说，身体政治以及身体专政已经成为了制度的新器官。如果说沼泽和湿地是大地之肾的话，那么，什么又是国家的肾脏呢？
我知道，鹅卵石中的亡灵并没有消失，它似乎只是陷入了沉睡。紫打地的鹅卵石具有比白昼更为惨白的光，把白天像虫洞那样打穿，内部的些微真相就足以使光天化日产生阴影。我甚至梦到，那无尽的长梦把遗恨压缩成了一小块肾结石，正越来越深入和坚硬地预谋和等待下去，直到暴虐的欲念运行过来，会被它狠狠挡住，它要让脔割自己的制度痛出原形！
当地的老百姓说这里死人太多，鬼魂经常在鹅卵石上跑动、号哭。呜呜呜！其实那是河风吹入石缝发出的怪声。也许它们在保佑另外一批后来者吧——相距石达开强渡之地下游四百米处，70多年后成为了“红军渡”。强渡大渡河的18个勇士中有16位是广西人，在飞夺泸定桥的22个勇士中，广西人也占了17位！
1978年5月20日，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肩负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的使命抵达北京访问。在这次访问中布热津斯基首次见到了邓小平。邓小平邀请他全家走访长征路。7月，布热津斯基走访了大渡河、安顺场等地，随后他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了《沿着长征路线朝圣记》一文，指出：“在我们走近大渡河时，曾经一度怀疑它是否真的像长征战士在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水流湍急，险象环生；及至亲眼目击，才知并非言过其实。这条河水深莫测，奔腾不驯，加上汹涌翻腾的漩涡，时时显露出河底参差狰狞的礁石，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有几处，河水还以异常的速度倒流回环。我们一行之中谁也没有见过这种水流现象。时而回流，时而顺流，时而侧流……似乎和地球的引力场不生关系。原来大渡河自有它自己的生活规律！”[4]
从安顺场回到成都后，我写下了《暮晚的渡口》：
风把落叶吹往一个方向
发出流水的弦音
这让我想起十二月党人
和他们的家眷
车轴折断的地方
就是道路的终点
而几片猩红的枫叶
该是破冰的鱼
点燃了自己？
远山在落叶的冲刷下
被层层削矮
更远的星群正踏苇而来
像一个恶念，悄然完成了
情欲对身体的覆盖
天空打开了它的全部羽毛
于是在风口之上
我看见暮晚的内部
美人的口袋里装满了鹅卵石
把天国的时光
带往水底
我在紫打地一带采访时，当地一直流传一个说法：石达开冒险走小路北行，过“铁宰宰”（也名铁寨寨、铁寨子，后属栗子坪人民公社范围）时，便有不祥预兆。多年行军的军事家，十分讲究地名暗示的法力，这种情形即便是圣人也难以回避。《尸子》卷下载：“孔子至于胜母，暮矣而不宿。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孔子厌恶“胜母”、“盗泉”这些有违礼义准则的地名，为坚持自己的道德观念而选择了异于常人的做法。蜀国大将庞统，字士元，号“凤雏”，最后竟然就死于“落凤坡”……显然，石达开一听地名，便感觉到了“铁宰宰”刮来的嗖嗖冷气。那是专门用来打石头的工具，也就是石匠用以开凿大石的粗短铁楔子。金能克石，即便是有“石敢当”之誉的翼王，也已经产生了失意萧条之感。
对这类说法，也有史料可作支撑：当太平军到达“铁宰宰”时，石达开见“径极险狭”，“睹部伍鱼贯以进，辄畏阻”，立即心生退意，打算回师西昌，再图成都。但军师曹卧虎竭力主张继续进军，坚持称“兵家乘虚为上”、“便捷莫如小道”，石达开才“决意冒险”[5]。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难免有疑虑之心，而不敢毅然用兵。因此，当5月14日晨石达开抵达紫打地后，犹豫不前，格外小心。他先派兵渡河探路，查看清军是否有备，而耽误了一天。当时石达开对部下说：“我生平行军谨慎，……倘官军卒至，此危道也，不如俟明日毕渡。”[6]由此亦可见石达开疑虑的性格。
谨慎毕生的石达开，在最后的关头，谨慎的丝绦已经自缚其果决。在唐友耕尚未抵达对岸安庆坝时，坐视生机顺波而逝。逝者如斯夫的喟叹，就像裹挟在河边鹅卵石间的水沫，以脑浆一般的乳白色，成为涛声中的顿挫……
而那刮着嗖嗖冷气的“铁宰宰”，后来终于在千里之外的成都，伸出了它的利齿。这——只能叫一语成谶。
我和龚伟在河滩上寻找几块鹅卵石，想带回家做个纪念。我弯腰，背对着天空。我从最低的身姿向上看，太阳显得非常艳丽，它的大光模糊了石头与河水的间隙，催人泪下。遥想当年，密勒日巴尊者的传奇和修法的坚毅在藏区无人不晓。在马尔巴第二次返藏时，密勒日巴由于使用“黑咒”招集起漫天的巨石杀死家族仇人。这样威力无穷的咒语，在紫打地的彝族人里也有。
果有神者，请举起河床上的所有鹅卵石，铺河为路，雷暴一样袭向对岸。
在写作这一部分时，我承认是这本书最为艰难的部分。我无数次设想着那个特定阶段太平军与清军的各种情况。我想到，一个王者必须心藏失败的念头。
一个人在进行一件事的过程中，直到他非常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必将失败。那么，他还会停下来吗？这无疑是他人生中“严重的时刻”。我想，绝大多数人会奋力一搏，渴望金石为开奇迹光临，转危为安；悲观者会明智地罢手，枯木一样等候天意的摆布；还有极少数者，会一点一点去损耗，一点一点去失败。就像作家伍尔夫那样，口袋里装满石头，缓慢走向河心。
失败，可以失败得慢一点，失败得从容不迫。
也许他的一系列荣辱并不能让他忘怀这一预设，而是他不断在刨去预设周围的附赘物，甚至不惜揠苗助长。他等待着越来越清晰的结局与预设相吻合，就像一把伤痕累累的剑，回到了熔炉和砧台。
这样的悲剧性让我控制不了自己的眼泪。
大渡河的河神与乌鸦
我来过安顺场两次。2011年来时，全镇尚在大规模修建；2013年3月的安顺场，悄然沉浸在一股石灰、油漆的味道中，仔细一点可以闻到砂轮、切割机与花岗岩、砂岩摩擦出来的火药味。簇新的安顺场向着蓝天白云敞开旅游时代的热烈怀抱。街头空无一人，砂岩地面泛起白光。我向松林河对岸瞭望，看到一片青瓦白墙的新房点缀在青翠的山腰，那是一个藏族村落——松林村。汶川大地震以前，这里房屋杂乱，80%的群众都居住在土坯房内，生活条件艰苦。经过三年的建设，松林村一组已经成为雅安市最大的农村灾后重建集中安置点，占地83亩，集中统一联建房屋116户。据说，不管是在生活环境还是物质水平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来到松林村，围绕一个巨大的水池，垂柳与红梅点缀其间，鸟声如花叫，仿佛置身欧洲风情小镇，让人有恍若隔世之感。
俯瞰村落的有一个高坡台地，那里是清朝藏族土司王应元的衙门驻地，俗称“土司衙门”。当年王应元曾在松林河领军击退太平天国起义军翼王石达开的部队。事后，清廷赐予王应元“都司加副将”，并绘像进入紫光阁。从此更加志得意满的王土司，在离他家老屋几百米开外的一块台地上，另觅宅址新建了气派的官衙。
松林地南与蟹螺乡、西与新民乡、东与安顺乡、北与新棉镇接壤，东西走向由大渡河相隔，南北走向由松林河相隔，面积约五平方公里，王应元的“土司衙门”位于高坎之上。石棉县文化局干部姜成强很熟悉这一带情况，带我来到一块足有上百立方米的岩石前，说这是当年“土司衙门”的前门，也是插经幡的地方。我仔细看了半天，发现确有不少人工凿出的小洞。
“土司衙门”早已荡然无存，据说毁于土改和“文革”时期，只有后面几间土石建筑的牢房还在。旁边有一个斜吊的门牌：松林村一组90号。
姜成强说，土司王应元的官衙有三重院落：最前面是值守和看管犯人牢房的兵勇房，就是刚才看到的房子；紧接着是官衙的正殿、偏殿、侧殿；右后院的一角，还建有专门用于担任警戒任务的瞭望哨台。就面积来说，整个官衙占地有三四亩，周围都有高大、厚实的土墙，可称得上是一座豪宅。仅以官衙侧殿的房屋来说，其墙壁的厚度就达80厘米，住在里面感觉冬暖夏凉。官衙地面也打成了“三合土”。历经150年，地面仍然十分结实牢固，甚至连地下水也渗不上来。一个朝廷闻达、却深居简出的官衙主人，一座典型的木雅藏式风貌建筑，其中隐藏着多少历史传奇和巨大秘密呢？
在松林村，见有人来打听“王松林”（王应元）的事，不少当地人纷纷对我讲述起当年的故事。当年王土司用一门威力巨大的“劈山炮”，把对面山坡上驻扎的太平军打得七零八落。后来土司又派人把当地人用来晒东西的篾垫裹成筒状，并刷上一层黑油漆伪装成大炮，这更让弹尽粮绝的太平军吓得不行。“王土司家的师爷还专门写了一本书，详细记载了打石达开的这件事情。”松林村的一个村民称，现在安顺场流传的一个关于石达开的故事，就是从王土司家的官衙里传出来的……在一户周家人的屋里，一块刻有“功高志大”字样的木匾，被主人当成了楼板，压在了一个盛满粮食的囤子下面。而在王土司官衙的后院部分，周家人则在地下发现了大量的木炭。[7]
姜成强没有对我讲刻有“功高志大”字样的木匾的下落，他直接带我到松林村一组村民周文清家里，叫他拿出了两块黑漆木板，木板在阳光下发出诡异的光，我心头大惊。
木板应该是松木质地，长约五尺，宽约一尺，一块无字，背后遍布虫蛀的小洞，另外一块刻有阳文“皇恩龙……”字样，字体遒劲有力，每个字有一尺见方，均有鎏金，因为匾额被人锯断，看不到落款。推测起来，估计应该是“皇恩龙赐”，属于中堂正中悬挂的匾额。这是我在安顺场一带见到的石达开一役的唯一“故物”！
我抚摸牌匾，手汗印在上面。
无人知道王应元的下落，包括他的坟茔在何处。往事从来不会如烟，往事如门前的巨石，也如这块木匾，功名如鎏金之字，血泪如虫蛀之洞。
姜成强讲到了王应元的一个“功劳”，我从来没有在任何资料上见过：
王应元得知石达开要强渡大渡河后，特意请来苯教大师王茂（藏名读音），王茂来到场口上一座金花庙里，把坛上菩萨颠而倒之，然后大施法术。山神感应，开始提前发洪水；不仅如此，山神还在石达开驻扎的营盘山间播撒鬼火，让恐惧之气弥漫其间……事后，王茂被朝廷封为“天官师”。我们知道，“天官”出自《史记》，其中《天官书》开宗明义就写着：“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有这样的“天官”保卫的政权，最后自然而然会发展到“马桶阵”，但还不是一样要分崩离析么？
不过，我只在百里之外的磨西古镇见过金花庙，在石棉县却从未耳闻过——也许以前有吧。
处理“巨寇”石达开之后，骆秉章特意奏报朝廷《河神助顺疏》：
伏查伪翼王石达开，上年拥众自滇边突窜建昌，锐意图犯腹地。经臣调派升云南提督唐友耕，督率振武军，暨雅州府知府蔡步钟所带练勇，并汉土各兵，分布大渡河，据险扼击。惟时正值暮春，水尚平静，随处可以涉浅，须至五、六月间，河水始能涨发。倘被该逆径渡，势既蔓延，扑灭非易。乃石逆于三月二十七日，甫抵河干，是夜大雨滂沱，次日河水陡涨十余丈，波涛汹涌，并松林小河，亦成巨浸。询之土人，向来三四月间，从未见此盛涨。石逆每欲扎筏抢渡，被我军枪炮轰击，筏入水辄覆，限于巨流，不得狂逞。大兵四面逼促，该逆遂困于紫打地，食尽路绝。渠魁就缚，余逆歼除。该逆就擒之后，水势仍复消落，众目共睹，无不传以为异。窃惟此役成功之速，虽属将士用命，而仰仗天威。神灵助顺，河水陡涨，确有明证。溯查大渡河发源岷山之阳，一日阳江，流经大坪、鱼通各土司之内，至打箭炉东之瓦斯沟，与旄牛徼外柘拔海之泸水合，转经泸定桥，下汇众流，夹山涧曲折而南，至青溪之大树堡，始能问渡。复经野美境内，东至嘉定府，汇于大江。源远流长，实为西南巨堑，虽考诸志乘，其无神典可稽。而捍患御灾，有功于民则祀之，况洪波助势，俾贼技渐穷，翊赞圣功，削平巨寇，既昭灵显，允宜崇报。应请饬部议加大渡河神封号，建立专祠，列入祀典。并恳颁赐御书匾额，敬谨悬挂，以扬国威，而显神迹。再闻雅州府西之化安坪，向祀金华神，其年代姓氏，皆无可考。前次滇匪围攻雅州、嘉定两城，皆著灵应。据所擒贼供攻城之际，皆见神兵默助，当即骇溃，城围立解，士民奉祀益虔。据该府具详请奏前来，应请赐加封号，附祀大渡河神祠，用以俯顺舆情。是否有当，理合恭摺具奏。[8]
对于这样的请求，朝廷自然准奏，祭拜仪式着手安排。骆秉章承认，能够建此奇功实是仰赖了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但是，他没有在“怪力乱神”的道路上滑行太远，因而没有提及王应元。这种“天地感应”之兆，显然只能归于“天佑大清”的气象。他谈到被俘虏的太平军所言，每临攻城时总能看到神兵默助，当即骇溃，显然是有一定依据的。唐友耕在与李蓝起义军的反复交战中，“神灵佑城”的奇迹已经多次在犍为县、雅安出现。按照这个谱系，石达开兵败紫打地，百年不遇的洪水提前两个月而至，只能归于河神的“正义叙事”。
石达开的部队是如何激怒“河神”的呢？
其实，1863年5月17日实施第一次强渡大渡河时，依靠几条小船的高强度来回摆渡，已经有近一万人安然过河。天色已晚，石达开突然下令，北岸的士兵再次回到南岸。这个重大决定明显就是成与败的锁钥。如果连夜继续强渡，全军最迟在次日黎明前可以全部过河。这至少说明，那时的“河神”并没有怒火中烧。莫非它还没有被震天的杀戮声吵醒？
在1905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扪虱谈虎客（原名韩孔厂）所编的《近世中国秘史》里，采自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的记述，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机遇之门的倒转。
薛福成指出，骆秉章得到泸定桥巡检文策三通过建昌道转呈的密报，当地土司头人已经收下石达开的贿赂，有“放虎归山”的迹象。骆秉章急派唐友耕开赴大渡河北岸的安庆坝堵截，同时对土司头人予以重金收买。既然对方付得起钱财，那么我却可以亮出对手拿不出来的诱惑之物——赏赐光宗耀祖的“官帽”。骆秉章恩威并用，迫使土司头人就范。在我看来，这些“事后诸葛亮”的举措，都不是问题的实质。
这还是石达开用兵过度谨慎所致。他主要是害怕在渡河这个关键时刻遭到清军的突然袭击。这一事实，薛福成写明是唐友耕事后向自己弟弟薛季怀亲口所言。薛福成扭转了骆秉章的谎话：“按达开初到大渡河边，北岸实尚无官兵，而骆文忠公奏疏谓唐友耕一军已驻北岸，似为将士请奖张本，不得不声明防河得力，因稍移数日以迁就之。当时外省军报，大都如此，亦疆吏与将帅不得已之办法也。”[9]
第二天一早，滔天巨流将河岸推得很远了，石达开所率领的中军命运由此铸定。
从兵法角度而言，石达开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曾国藩就说过：“用兵以渡水为最难。不特渡长江、大河为难，即偶渡渐车之水、丈二之沟，亦须再三审慎。恐其半渡而击、背水无归，败兵争舟、人马践溺。种种皆兵家所忌。”[10]
但超越常识的“用兵诡道”，也许才是最后唯一的生路。可惜的是，假设历史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河神啊，那个兴风作浪的河神，鼓起的绿豆眼却看不见真正的大神。
在石棉县、汉源县、雅安一带，我至今没有查阅到曾经有过“河神祠”或“江渎庙”的记载。成都立祠祭祀长江之神——天帝之女奇相是从秦朝开始的。到宋神宗时，成都重建过颓废的江渎庙。有关江渎庙的具体地点，史书记载是在成都城南的锦江之滨，于每年立夏之季来江渎庙祭祀，成为国家大典。明清两朝，成都文庙西街有江渎庙（位置在今四川省卫生干部管理学院），曾有明代所铸造的体格巨大的江渎太子及其两妃三座大铜像。由此可知，江渎庙在“成都县南八里”的所指，应该就在文庙西街。
直到清代，文庙西街的江渎庙前有上莲池仍名实相符，池内莲花灼灼，莲叶田田，是文人墨客雅集的理想场所。大部分庙宇建筑犹存，有三进大殿和瑰丽的木构。从大梁文字上看，在康熙六年（1667年）又予以重修。从大殿那些烟熏火燎、黑得发亮的大梁上，犹可想见昔日的繁荣。1904年，华阳人罗徵女士利用此庙宇建筑开办“淑行女塾”，为川西成都女子教育之滥觞。直到“文革”爆发时旧庙成了危房，才被夷为平地。
唐友耕后来在文庙后街广置田地，修筑阔达的“唐府”。住宅距离江渎庙甚近，对他这个迷信甚深的人而言，每年必去祭拜，感激大渡河河神自然是他心结。按照合理推断，官方事后应该在汉源、石棉的大渡河畔举行过祭拜仪式。
大渡河的河神，大名曰“赑”。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说，沫水（大渡河）自蒙山至南安西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为患。蜀郡太守李冰发卒，凿平溷崖。大渡河河神赑大怒，李冰于是操刀入水与神决斗，他念没念“避水诀”无从得知。结果是平息溷崖，通正了水路，开出河道的地方即是李冰所凿。富有深意的是，四川人尊敬的“川主”，如今俨然就是水神李冰。就是说，在漫长的岁月嬗变中，李冰不但“僭越”了奇相的香火，而且也把“赑”的名位一并囊括了。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如果骆秉章对蜀地的民俗熟悉、知道蜀地的河神是李冰，那就不妨去祭祀李冰；但他显然不明就里，相信一个神管理一条河，可是又不知道大渡河的河神就是“赑”，胜利者企图以河神的名目，囊括大神小神、鬼蜮魍魉于麾下，这不是违背了“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礼仪吗？
这个故事等于告诉我们，河神、城隍、土地之类，均是皇权制度的捍卫者。看来，河神不但在大渡河显灵，还在涪陵的乌江、宜宾的横江战役中也在拼命地保佑制度。
松林河与大渡河交汇处有一种珍稀鱼种叫“鮈鲫”，本地人称之为桃花鱼，在桃花汛期从溪流奔出，只能长到十几厘米长，公鱼身上有一条花纹似彩虹；母鱼没有花纹。那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小型鲤科鱼类，分布于汉源县、石棉县、双流县、都江堰市、彭州市等地。真要在这里找河神，我以为“鮈鲫”才实至名归。
我一回头，看到松林河北岸的“剐老鸹山”云遮雾绕，有很多乌鸦在乱飞。
当地人从不文绉绉地称乌鸦，他们只说老鸹。乌鸦、鱼鹰都叫“鸹”，可见老鸹这个词在石棉、汉源一带的乡村使用频率很高。
传说彝文是一个叫“阿苏拉则”的人创造的，号称书祖。他是家喻户晓的大毕摩。传说阿苏拉则幼年时不善说话，整天不作声，做事怪异，常常整天在外。原来他每天都被一只神鸟引到密林，那只神鸟在树枝上吐黑血，他便用这些黑血在纸上书写，便形成一个个的彝文。母亲来丛林里找他，惊扰了神鸟，阿苏拉则创制彝文还未完成就被迫停止了，因此现在的彝文还有些不够用。
那只神鸟就是鸦。
毕摩们精通“鸦语占”，若遇鸦噪便是“乌鸦叫丧”，则要按乌鸦噪鸣的方位和时日翻阅《阿吉伙博》，即《解鸦语经》以占其所兆。这与藏族经文《以乌鸦的叫声来判断吉凶》异曲同工。不同民族的通灵者，均是乌鸦。
我猜，乌鸦翔集的大渡河上，石达开没有读懂这个“鸦经”。
我眺望河面乌鸦的跃动，它们似乎要把鹅卵石提到空中。我慢慢地发现有一个不变的法则，不管它们是群飞向右，群飞向左，或群飞向上，群飞向下，它们都以某一定点为中心。可以画出数个扩大的漩涡曲线来，并造成阴风的力量聚集。并且看到它们的首领就站在漩涡的中心，以尖利的鸣叫从鸦群上空掠过，就像逆风飞舞的呼哨，指挥着漫天起伏的韵律。黑羽毛如黑雪飞临，连鸩鸟等异兽也要退避三舍。有时，乌鸦竟然会从濒死者的面颊上扫过，死亡的腐气深入肺腑，乌鸦的黑眼睛突然血红，显得强悍而肆无忌惮。《本草纲目》指出，人吞下乌鸦的眼睛就可以“见诸魅”，或者把乌鸦眼珠磨成粉撒进眼睛，夜能见鬼。这些记载充分展示了乌鸦灵化的一面，虽然不可当真，但医者的诗意却跃然纸上。
乌鸦全身漆黑，犹如反光的黑铁，似乎浸透了黑暗的浓汁水，而且叫声凄厉，像金属片被迎风撕裂，令人联想到死亡的颜色。但汉代人却把乌鸦看作吉祥鸟。据晋代干宝所记，景帝三年，“有白颈鸟与黑乌群斗楚国吕县，白颈不胜，堕泅水中死者数千”。这预兆着楚王刘戊附吴王谋反，兵败后逃往丹徒，为越人所击，堕泅水中而死的后事。由此看来，在汉代人眼里，乌鸦是胜利的象征。延至唐代，也颇行鸦卜。段成式说：“人临行，乌鸣而前引，多此。”
人之将死，与鸟何干？与其说是乌鸦加速了死亡的到来，不如说死亡本就是按部就班的。不能恨乌鸦。但在这个时候，我却想起了另一件事，乌鸦在空中写出的字，都是无法涂改的，这太值得喜好涂鸦的写作者警惕了。所以，每当看到乌鸦停在屋顶和草地上，三五成群，像一堆发出晶光的煤。由于长时间一动不动，如大理石雕琢的沉思者，面对着更为孤寒的世界。
当一层阴影重叠于另一层阴影之上，与唐友耕的不同之处在于，躺在官椅上的酷吏洞穿女色，渴望着不见天日的龙阳之癖。清廉的骆秉章此时的心情宛如鹑衣百结。
他一方面额手称庆，另外一方面长吁冷气。
最后一个豹之夜
每年6月份，石棉县境内的大渡河河谷的灌木丛林之间，点缀着的枇杷树均已挂果成熟。在南桠河畔，就有成片的珍稀野生枇杷群落。其中不乏100年以上乃至800年以上的枇杷古树，因此有专家认为，这极可能是世界枇杷栽培原产地。
这神奇的枇杷，石达开是否尝过一个？
石达开在大渡河一战中从马鞍山大营撤退的情形，让置身在大渡河北岸安庆坝高地上的唐友耕一览无余，他后来回忆如下：“他退兵时，我望得很清楚，依旧整整齐齐，丝毫没有拥挤凌乱之节，官军如何做得到！”这也可以视为带兵多年的唐友耕的一种比较法，他不能不佩服石达开。我想，石达开一直到覆没的最后一刻，始终充溢着无法伤辱的自尊与气度。
1863年6月9日中午，石达开率领仅剩的七八千人离开紫打地向东突围，朝小水河方向前进。10日晚到达如今石棉县西侧的藏族人居住的利碛堡（后来改名为利吉堡）。这两天清军与土司兵对他们只是遥遥尾追，不敢过于靠近。兔子也要咬人，何况是石达开这样的狡兔。部队到达利碛堡，发现老鸦漩也在涨水，由于水面更为浩大，情况比紫打地更糟，因为紫打地毕竟还有相对开阔的河谷，而老鸦漩乱石耸立，全是一片水世界。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树皮草根挖掘俱尽，已经到了真正的绝境，热泪长流成冷泪，现在，再等着泪水变成冰凌。大家不愿意束手就擒，决定次晨与追兵决一死战。当天石达开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妖来背水一战，幸而胜则图前进，不胜则主臣赴彼清流，断不受斧钺辱。”计议已定，石达开就与家人决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