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作者：彼得·沃森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煌煌百万言、面向普通读者的百科全书式巨著。纵览自人类直立行走与取火直至20世纪初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发展历程。
远古智人本是非洲一种毫不起眼的灵长类动物，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令他们扩散至整个地球，甚至踏上探索外太空的征程？又是什么样的发展使他们反思人类给地球带来的破坏，进而采取一种有良知的生活方式？沃森以发人深省的笔法讲述人类何以成为今日的人类，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世界、理解自身。
这是一部依思想撰写的通史，历史不再是王朝更迭和成王败寇，而是那些为了推进人类理解世界、理解自己而做出贡献的重要思想和思潮。
版权信息
Ideas: A History from Fire to Freud by Peter Watson
Copyright © 2005 by Peter Wat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39号
书 名 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作 者 【英】彼得·沃森
译 者 胡翠娥
责任编辑 陶泽慧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7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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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你好小巴鱼
目录
CONTENTS
中文版序
作者按
思想史大事记
前言 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一些候选
序曲 发现时间
第一部 从露西到吉尔伽美什：想象的演化
1 语言之前的思想
2 语言的出现及战胜寒冷
3 神灵的诞生，房屋和家的演化
4 智慧之城
第二部 从以赛亚到朱熹：灵魂的传奇
5 祭祀、灵魂、救世主：“精神的突破”
6 科学、哲学和人文学科的起源
7 以色列思想与耶稣思想
8 公元0年的亚历山大港，西方和东方
9 法律、拉丁语、读写能力和自由七艺
10 异教徒和基督徒，地中海和日耳曼传统
11 书籍的浩劫，基督教艺术的兴起
12 巴格达和托莱多的哲学与代数
13 印度数字、梵语、吠檀多
14 中国的士大夫、理学和毛笔文化
第三部 历史的伟大转折：欧洲的加速发展
15 欧洲的观念
第四部 从阿奎那到杰斐逊：攻击权威、世俗思想和现代个人主义的诞生
16 “上帝与人之间”：教皇的思想控制手段
17 学术的传播和精确性的兴起
18 世俗的到来：资本主义、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
19 想象力的爆发
20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精神视野
21 印第安人的心灵：新大陆的思想
22 历史一路向北：新教在思想上的影响
23 实验天才
24 自由、财产和社会：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起源
25 “无神论恐慌”和怀疑论的到来
26 从灵魂到心灵：寻求人性的法则
27 工厂的概念及其影响
28 美国的创造
第五部 从维柯到弗洛伊德：平行的真理，现代的不协调
29 东方的文艺复兴
30 伟大的价值颠覆：浪漫主义
31 历史、史前史和深度时间的兴起
32 关于人类秩序的新思想：社会科学和统计学的起源
33 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应用与滥用
34 美国精神与现代大学
35 十字架的敌人：灵魂的终结
36 现代主义与无意识的发现
结语 电子、元素和难以捉摸的自我
注释
献给贝贝
没有完全的真理，
所有的真理都是部分的真理。
把它们当作完全的真理
就是胡作非为。
忍受概括归纳也许很困难，
但没有概括和归纳则无法想象。
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
《对话录》（1953）
忍受概括归纳也许很困难，
但没有概括和归纳则无法想象。
彼得·盖伊
《施尼茨勒的世纪》（2002）
中文版序
《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即将在中国出版，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这个国家近来发生的许多变化（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教育的）意味着新的思想正在各处涌现，对此没有人能够怀疑。本书虽然审视的是过去（它是一部历史），但是我认为它同样适合中国现在特有的“前进状态”（正如英国人所说的）。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西方胜利高歌的历史。相反，该书虽然花了很多篇幅讲述欧洲（不仅作为一块大陆，而且作为某些思想的象征）的崛起及其重要地位，但是它同样探讨了中东、印度、朝鲜半岛、日本，尤其是中国的思想在历史上关键时期所起的作用。这是一部包含多种传统的叙述。
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不具有批判精神。中国的读者也许会对第14、15和23章特别感兴趣，因为这些章节不仅讨论了新儒家、理学和中国古代的“毛笔文化”，而且还探讨了中国士大夫文人的性质和地位，并且尝试回答为什么穆斯林文化和中国文化没能发展出现代科学这一突出的问题。
近来西方学界声称，他们在东西方之间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差异，现代中国学人对此会予以首肯。例如，哈佛的学者托比·赫夫让人们去关注非欧洲地区的科学如何落后。托比·赫夫一直在亚洲工作，其研究成果也在亚洲出版。他指出，在11世纪，穆斯林中东拥有“几百座”图书馆，其中设拉子的一座图书馆据说包含多达三百六十个房间。但在伊斯兰制度下，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通常还扮演另一种叫作穆瓦奇特的角色，即清真寺中的计时员和历法专家，因此他们很难产生新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可能对信仰造成威胁。赫夫认为阿拉伯的天文学家知晓开普勒所知的一切，但从未仔细思考太阳中心说体系。中国人和阿拉伯人没有发明数学上的等号，事实上中国人也从不认为实证调查可以完全解释物理现象。赫夫认为，13世纪的欧洲学者与伊斯兰学者或中国学者数量相当，但后两种文明由于学术被国家或统治者中央集权化，没有形成系统的或集体的怀疑论，最终导致了文明的落后。
16世纪，了解天体是科学最重要的目标，这里的科学主要指物理学。在宗教社会，“人的全部命运和其他一切都与天体运动密不可分：天体统治着大地。因此，谁理解了天体是怎样运行的，谁就理解了地球上的一切”。17世纪西方科学革命的主要影响之一，是天体并不统治大地，到牛顿思想被接受的时候，这种观念已经很明显了。这是最重要的一大进步。
现代中国正在学术上快速发展。中国的大学尽管存在某些限制，但是似乎发展良好，正在创立新传统，尤其在科学和数学领域，这主要得益于这些领域较少受到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干预。
在一个国家，重要性仅次于政治机构的，当属它的大学。大学是新旧思想汇聚之地，尤其是新旧思想密切接触的重要连接点。我们正在目睹历史转型的关键时期，亚洲开始在思想领域重新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如果本书有助于这种值得欢迎的变化的顺利发展的话，那么我更有理由为这本书在中国出版而感到欣喜。
胡翠娥教授为翻译该书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对此我深表谢意！
彼得·沃森
伦敦，2016年夏
作者按
利奥·罗斯腾在他出版于1970年的《意第绪语的快乐》的“致谢”中，对一位朋友表示了感谢。这位朋友在对该书手稿的批评中，展现出他“对古代历史、拉丁语、希腊语、德语、意大利语、希伯来语、阿拉米语和梵语的熟稔”。正是最后的一笔让我很喜欢：阿拉米语和梵语。能够说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已经令人惊叹了；加上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就已经能让你成为一个非凡的语言学家；再加上阿拉米语（耶稣说的语言）和梵语？这样的人，罗斯腾只在书中的另一处提到过，那是一位伟大学者，一位“拉比”，一个“聪明、睿智或学识广博的男人或女人”。在《思想史》这样的著作中，把学识和智慧视为同一是一件令人感到安慰的事情，但是罗斯腾很快打消了这样的希望。“这位年轻、聪明的拉比告诉祖母自己将要成为哲学博士。她自豪地笑了：‘很好。但是哲学是一种什么病啊？’”[1]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本来需要很多像罗斯腾的朋友那样的人，因为本书的材料涵盖了多种语言写成的文献，包括阿拉米语和梵语。但是现在能找到的通晓多种语言的“马文”（意第绪语里的“专家”“鉴赏家”之意）不如以前那么多了。尽管如此，我的运气并不差，因为许多喜欢为大众读者撰写思想史的著名学者答应阅读部分甚至全部打印稿，让我从他们的专业知识中获益。在向他们致谢之前，我先要声明，书中遗留的错误、缺漏和语法问题都由我本人负责。接下来，我要向以下各位表示感谢。他们是：John Arnold,Peter J.Bowler,Peter Burke,Christopher Chippendale,Alan Esterson,Charles Freeman,Dominick Geppert,P.M.Harman,Robert Johnston,John Keay,Gwendolyn Leick,Paul Mellars,Brian Moynahan,Francis Robinson,James Sackett,Chris Scarre,Hagen Schulze,Robert Segal,Chandak Sengoopta,Roger Smith,Wang Tao,Francis Watson和Zhang Haiyan。在编辑和文字输入方面，我还要向以下人物表示谢意：Walter Alva,Neil Brodie,Cass Canfield Jr.,Dilip Chakrabati,Ian Drury,Vivien Duffield,Hugh van Dusen,Francesco d’Errico,Israel Finkelstein,Ruth Fitzgibbons,Harry Fitzgibbons,David Gill,Eva Hajdu,Diana Harari,Philip Harari,Jane Henderson,David Henn,Ilona Jasiewicz,Raz Kletter,David Landes,Constance Lowenthal,Fiona McKenzie,Alexander Marshack,John Menzies,Patricia Menzies,Oscar Muscarella,Andrew Nurnberg,Joan Oates,Kathrine Palmer,Colin Renfrew,John Russell,Jocelyn Stevens,Cecilia Todeschini,Randall White和Keith Whitelam。如果没有来自三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的帮助，本书不可能写完。它们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哈登人类学和考古学图书馆、伦敦图书馆、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所图书馆。对它们的帮助，我至为感激。
在本书的结尾，共3550条参考文献。不过，这里我想请大家注意那些我参考最多的文献。研究并撰写《思想史》的一大乐趣是能够熟悉这么多的著作，它们虽然从来不是畅销书，却都是博学、有洞见、有学识的杰出作品。下面提到的不少著作都是同类作品中的经典之作，要不是因为本书的篇幅已经太长的话，我还想写一篇书目介绍，对以下清单中许多书的内容、研究方法和吸引人之处进行描述。其实，我只想说，以下清单包括的著作都是任何希望通晓思想史的人士的必备之书；而且，我对以下作者的感激之心没有止境。这些书给予我的快乐是无法衡量的。
按照作者/编者的姓氏字母顺序排列，它们依次为：Harry Elmer Barnes,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Isaiah Berlin,The Sense of Reality;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cFarlane(editors),Modernism:A Guide to European Literature,1890—1930;Jacob Bronowski and Bruce Mazlish,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Edwin Bryant,The Quest for the Origins of Vedic Culture;James Buchan,The Capital of the Mind;Peter Burke,Culture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J.W.Burrow,The Crisis of Reason:European Thought,1848—1914;Norman Cantor,The Civilisation of the Middle Ages;Ernst Cassirer,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Jacques Cauvin,The Birth of the Gods an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Owen Chadwick,The Secularisation of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arcia Colish,Medieval Foundations of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400—1400;Henry Steel Commager,The Empire of Reason;Alfred W.Crosby,The Measure of Reality:Quantification and Western Society;Georges Duby,The Age of the Cathedrals;Mircea Eliade,A History of Religious Ideas;Henri F.Ellenberger,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J.H.Elliott,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Lucien Febvre and Henri-Jean Martin,The Coming of the Book;Valerie Flint,The Imaginative Landscap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Robin Lane Fox,The Unauthorised Version;Paula Fredericksen,From Jesus to Christ;Charles Freeman,The Closing of the Western Mind;Jacques Gernet,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sation;Marija Gimbutas,The Gods and Goddesses of Old Europe:6500 to 3500 BC;Edward Grant,God and Reason in the Middle Ages;Peter Hall,Cities in Civilisation;David Harris(editor),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Agriculture and Pastoralism in Eurasia;Alvin M.Josephy(editor),America in 1492;John Keay,India:A History;William Kerrigan and Gordon Braden,The Idea of the Renaissance;Paul Kriwaczek,In Search of Zarathustra;Thomas Kuhn,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Donald F.Lach,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David Landes,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David Levine,At the Dawn of Modernity;David C.Lindberg,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Science;A.O.Lovejoy,The Great Chain of Being;Ernst Mayr,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Louis Menand,The Metaphysical Club:A Story of Ideas in America;Steven Mithen,The Prehistory of the Mind;Joseph Needham,The Great Titration;Joseph Needham et al.,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Hans J.Nissen,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Anthony Pagden,The Fall of Natural Man and People and Empires;J.H.Parry,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L.D.Reynolds and N.G.Wilson,Scribes and Scholars;E.G.Richards,Mapping Time:The Calendar and Its History;Richard Rudgley,The Lost Civilisations of the Stone Age;H.W.F.Saggs,Before Greece and Rome;Harold C.Schonberg,Lives of the Composers;Raymond Schwab,The Oriental Renaissance;Roger Smith,The Fontana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Richard Tarnas,The Passion of the Western Mind;Ian Tattersall,The Fossil Trail;Peter S.Wells,The Barbarians Speak;Keith Whitelam,The Invention of Ancient Israel;G.J.Whitrow,Time in History;Endymion Wilkinson,Chinese History:A Manual。
我还要请大家关注世界各大学出版社的赞助人和编辑。后面讨论到的许多最引人入胜和重要的著作从来不会成为商业选题；但是大学出版社的存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新思想得到出版。为此，我们充满感激。我们还不应忘记本书提到的许多著作的译者（有些是匿名的，有些已经辞世多年）。正如利奥·罗斯腾所言，语言技能不应当被视为理所当然。
在关于中国的章节中，我使用了汉语拼音来进行音译而不是威妥玛注音，不过有些词的威妥玛注音即使对非专家而言也已经广为人知（拼音中没有撇号和连字符）。在抄录其他文字（例如阿拉伯语、希腊语、梵语）时，我几乎省略了所有的附加符号，因为大多数读者不知道å或ẹ如何改变原有的发音。只有在必不可少的情况下，我才保留了附加符号，例如，为了区别俄罗斯的史前遗址马尔他（Mal’ta）和地中海的马耳他岛（Malta）。大多数时候，我所说的“经书”指希伯来《圣经》，有时，为了避免重复，我也用《旧约全书》。
一如既往地，我最诚挚的谢意要献给凯瑟琳。
思想史大事记
有些年代，尤其是早期的年代，是大致的估计。
60000至40000年前：“创造激增”，大量洞窟艺术与雕刻
14000至6000年前：动植物的驯化
前11000年：最早使用黏土
前5500年：最早的文字出现于印度
前2900年之后：《吉尔伽美什》，第一部文学创作的史诗
前2100年：第一部法典
前2000年：发明轮子
前1200年之前：第一套字母表
前640年：发明货币
前600年：书面拉丁文的最早证据
前585年：米利都的泰勒斯预测日食。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科学与哲学的开始
前538年：佛陀开始游历
前507年：克里斯提尼在雅典引进民主制
前336年之后：亚里士多德为世界分类
前3世纪中叶：阿里斯塔克斯提出太阳系日心说
前2世纪中叶：中国发明纸张
前160年：以色列流行复活和弥赛亚的概念
前120年：《马加比二书》中第一次使用“犹太教”这个术语
公元1世纪：中国发明手推车
33年：保罗皈依基督教
80年：中国发明罗盘
2世纪70年代：基督教的四《福音书》出现
242年之前：亚历山大港盛行新柏拉图主义
431年：马利亚作为圣母得到宣福
570年：穆罕默德出生
633年：《古兰经》得到编纂
8世纪：发明农田轮作
751年：纸从中国传到西方
904至906年：中国最早将火药用于军事
1001年之后：雷夫·埃里克松探索文兰
1094/1117年：牛津大学出现第一批名字有史可查的教师
13世纪末/14世纪初：资本主义与银行在意大利发源
14世纪初：欧洲大量出现大学，西方艺术开始出现透视技术
14世纪末：复式记账法得到运用
1403年：朝鲜使用活字字模
1440年：发明印刷术
1450年之后：欧洲重新发现柏拉图
1506年：最早的包含美洲的印刷地图
1517年：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滕贝格教堂的大门上。宗教改革开始
1519年：麦哲伦发现通往太平洋的南部航线，他的助手塞巴斯蒂安·德尔·卡诺完成环球航行
1525年：再洗礼派在德意志发动农民起义
1543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发表
1605年：弗朗西斯·培根《论学术的进展》发表；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第二部出版于1615年）
1619年：勒内·笛卡尔认识到怀疑的重要性以及心灵—肉体的二元论
1669年：最早认识到化石是生物的残留
1670年：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发表
1675至1683年：列文虎克发现原生动物、精子和细菌
18世纪初：报纸兴起；学术期刊与音乐厅兴盛；“公共领域”出现；中国出现禁书目录
1721年：第一家工厂出现在德比
1729年：长距离输送电力
18世纪40年代：大卫·休谟攻击基督教
1750年之后：北美的大觉醒运动
1760年：工业革命开始
1789年：法国大革命，法国公布《人权宣言》；边沁的“幸福计算法”
1790年：第一次使用“中产阶级”这个词
18世纪末：哥廷根大学开始对《圣经》进行文本批评；火成论与水成论，关于地球历史的不同理论
1805年：贝多芬《英雄交响曲》问世
1816年：电报首次运作；第一次使用“印度”（Hindoo）这个词
1831年：英国科学进步学会组建
1833年之后：首次使用“精神错乱”及“精神病”的术语
1838年：孔德发明“社会学”这个术语；首次使用“古生物学”这个术语
1840年：路易·阿加西发现冰期
1848年：欧洲多个城市爆发革命；罗伯特·欧文证明脊椎动物有类似的结构
1856年：在德意志发现尼安德特人头骨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确立自然选择为物种演化的机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发表《论自由》
1864、1879、1893和1899年：教廷发布敕令，反对现代主义、《圣经》批评和科学
1874年：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建立
1880年：约瑟夫·布洛伊尔治疗贝尔塔·帕彭海姆（“安娜·O”）
1885年：巴斯德发现狂犬病疫苗
1897年：发现电子，粒子物理学建立；埃米尔·涂尔干发表《自杀论》
1899至1900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发表，为精神分析论奠基
前言 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一些候选
1936年，英国物理学家和自然哲学家艾萨克·牛顿爵士的一组文件在伦敦索斯比国际拍卖行进行拍卖，而五十年前，当这组文件被提交剑桥大学时，曾被认为“毫无科学价值”。文件被另一位剑桥学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即后来的凯恩斯勋爵）购得。他花了几年的时间研究这些文件（主要是手稿和笔记），并于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伦敦的皇家学会俱乐部举办讲座，展示了“历史上最有名、最受崇敬的科学家”的全新一面。“18世纪以来，”凯恩斯告诉俱乐部的会员，“牛顿一直被认为是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现代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一个教会我们如何用纯粹理性冷静思考的人。我不这么看他。我想任何一个人如果仔细研读过牛顿在1696年离开剑桥时留下的那个盒子里的东西（虽部分失散，但传到我们手中），都不会那样看他。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他是最后的魔法师，最后的巴比伦人和苏美尔人，他和不到一万年前那些开始铸造我们思想遗产的人用同样的眼光注视着这个物理世界和思想世界。”[2]
当然，对我们来说，牛顿仍然最主要是建构现代宇宙观念（即宇宙因为重力作用而凝聚成形）的人。但自凯恩斯在皇家学会发表演讲以来的几十年，一个非常不同的牛顿开始出现：他在虚幻的炼金术世界里耗时多年寻找魔法石，潜心研究《圣经》编年，因为他相信那有助于预测末日天启的具体时间。他几乎是个神秘主义者，对玫瑰十字会、占星术和命理学着迷。牛顿相信摩西早就认识到哥白尼的日心说和他自己的重力理论。在他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几十年后，牛顿还在努力发掘所罗门圣殿的确切布局图，因为他相信所罗门圣殿是“天堂地形的最佳指引”。[3]也许最令人惊奇的是，最近的学术界发现指出，如果牛顿没有在炼金术方面做研究，就可能不会取得那些改变世界的发现。[4]
牛顿身上的悖论是开始本书的一个有用的矫正。人们可能期望一部思想史应该展现一个流畅的人类思想发展进程：从早期人类使用石器的时代的原始思维，经过几大宗教的酝酿，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史无前例的艺术繁荣、现代科学的诞生、工业革命、摧枯拉朽的进化论和我们非常熟悉并赖以生存且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标志的神奇技术。
但是从这位伟大科学家的生涯中，我们发现，情况并非这么简单。多数时候，确有一个总体的发展和稳定的进步（关于进步的思想将在第26章详细讨论），但绝不是所有的阶段都如此。通观整个历史，某些国家和文明在一段时期内散发过光芒，然后由于种种原因，光芒消退了。思想史绝不是一条直线，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剑桥大学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在他的《伟大的滴定》（1969）一书中，着手解决他认为是历史上最令人费解的难题之一：为什么发明了纸张、火药、木板印刷、瓷器和科举制度的中国文明在领先世界思想几个世纪之后，从未发展出成熟的科学或现代商业机制——资本主义，并且在中世纪以后被西方超越，远远地落在后面？（他的答案将在本书后文讨论。）[5]伊斯兰文明也是如此。9世纪，巴格达在地中海的文化领域居领先地位：正是在这里，古代文明的伟大典籍得到翻译，医院得以建立，几何学得到发展，哲学取得重大进展。到11世纪，由于宗教极端主义的严酷与苛刻，先进的伊斯兰文明消失了。查尔斯·弗里曼在他的新著《西方思想的终结》中，描述了许多在中世纪早期基督教极端主义统御下智识生活枯萎的案例。[6]5世纪的拉克唐修写道：“知识有何用？关于自然界，即便我知道尼罗河从何而来，或拥有任何‘科学家’为之疯狂的知识，又能为我带来什么福祉呢？”[7]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波克拉底就把癫痫描述为一种自然疾病。然而到中世纪，它却成为圣克里斯托弗负责的事情。当时的一位英格兰医生加德斯登的约翰，向癫痫病人推荐了一种治疗方法，让他们一边读《福音书》，一边在身上放一根白狗毛。[8]
这也许是我们从思想史中能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思想生活（它可能是我们最重要、最令人满意、最有特点的一个存在维度）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毁灭或丢弃。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将尝试性地给出某些结论，以期评价这一领域取得了哪些成就，遗失了哪些东西。本“前言”要表明，这部思想史如何不同于其他历史，并试图帮助解说思想史是什么。这里的讨论将限于组织思想史材料的不同方式。一部思想史当然要涉及浩繁的材料，因此必须找到一种适用的组织方式。
因为某种原因，过去许多人都把思想史看作一个三分体系，即围绕三大思想、三个时代或三项原则进行组织。菲奥勒的约阿希姆（约1135—1202）主张，曾经存在三个时代，分别由圣父、圣子和圣灵统御，主导每个时代的分别是《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和“精神永存的《福音书》”。[9]法国政治哲学家让·博丹（约1530—1596）把历史分成三个阶段：东方民族的历史、地中海民族的历史和北方民族的历史。[10]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指出了使他生活的时代区别于以往时代的三大发现。[11]“我们有幸能观察到发明的力量、价值和成果。没有比这三大发明更显著的了，它们不为古人所知，它们的源头直到最近才被发现，此前既不清楚，也不广为人知。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磁石。这三样东西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现状，第一样改变了文学，其次是战争，最后是航海，并由此衍生出无数变化。没有哪个帝国、宗教派别，或名人，对人类事件施加的力量和影响能超过这些机械发明。”[12]这些发明的真正起源在培根之后得到了明确，但这并不能改变他的论断的力量。
培根的“秘书”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认为，有三种知识门类在解释力上超过其他任何知识：研究自然物体的物理学、研究个体人类的心理学和研究人类社会群体的政治学。詹巴蒂斯塔·维柯（1668—1744）划分了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类时代（虽然他从希罗多德和瓦罗处借用了一些东西）。维柯往往用三分法思考问题，他区分了形成历史的三种“本能”和形成文明的三种“惩罚”。[13]三种本能是对神的信仰、对父母的承认和埋葬死者的本能，它们分别给人类带来了宗教、家庭和墓葬制度。[14]三种惩罚是羞耻心、好奇心和劳动的需要。[15]法国政治家安·罗贝尔·雅克·杜尔哥（1727—1781）认为文明是地理、生物和心理因素的产物（圣西门同意此说）。孔多塞侯爵（马利·让·安托万·尼古拉·德·卡里塔，1743—1794）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过去和“辉煌未来”的分水岭，并且相信历史上有三大突出问题：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消灭、一国之内平等的进步和人类的完善。英国无政府主义者威廉·戈德温（1756—1836）认为有三大思想能够实现生活的最终目标（理性和真理的胜利），那就是文学、教育和（政治上的）公正。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注意到“现代文明的三大要素是火药、印刷术和新教”，而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建构了三大历史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后来又扩展为神学—军事阶段、形而上学—法律至上主义阶段和科学—工业阶段。[16]到19世纪，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爵士区分了三个时期，即巫术时期、宗教时期和科学时期，而路易斯·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中把历史分成蒙昧社会、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认为文明的主要组成思想包括政府、家庭和私有财产的思想。
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三分法历史观。孔多塞认为进步有十个阶段，约翰·哥特弗里德·冯·赫尔德把历史分成五个时期，格奥尔格·威廉·黑格尔则分成四个时期，而伊曼努尔·康德则认为进步经历了九个阶段。
不管怎样，W.A.邓拉普在1905年的文章中，使用“三分体系”（triposis）这个词来描述那种把思想史划分成三个阶段的倾向，而欧内斯特·格尔纳在1988年则使用了“三位一体”（trinitarian）这个词。[17]较近期的J.H.丹尼森在《作为文明基础的情感》（1932）一书中，把社会分成父权社会、兄权社会和民主社会。1937年，哈里·艾尔墨·巴恩斯在《西方世界思想文化史》中描述了人类“情感”史上的三大变化，即轴心时期（前700—前400）的“伦理一神教”、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此生本身成为目的，而不是通往不明确的来生的准备）和19世纪的达尔文进化论。[18]
经济学家也经常以三分法思考问题。在《国富论》（1776）中，亚当·斯密（1723—1790）率先对收入做了基本区分：租金、工资和股票收益，分别把它们的获得者称为地主、工人和资本家，认为它们“构成了每个文明社会的三大秩序”。[19]甚至马克思主义也如此划分：没有剩余产品也没有剥削的时期，剩余产品和剥削都盛行的时期和只有剩余产品却没有剥削的时期。[20]卡尔·波兰尼在《剧变》（1944）一书中，区分了三个经济时代：互惠时代、再分配时代和市场时代。两年后，R.G.科林伍德在《历史观》中，描述了欧洲史学史上的“三大危机”。第一次危机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历史学开始成为一门科学；第二次危机发生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随着基督教的出现，历史被认为是上帝的创造物，而不是人类的创造；第三次危机出现于18世纪，否认任何先天说、直觉说或天启说。1951年，哈佛大学古代和现代史教授克雷恩·布林顿在《思想与人》一书中，区分了形成现代世界的三大思想：人文主义、新教主义和理性主义。1965年，卡罗·奇波拉出版了《欧洲扩张早期的火炮和帆船：1400—1700》，在书中他提出，民族主义、大炮和航海促成了欧洲对世界的征服，因而创造了现代世界。宗教改革之后在欧洲兴起的民族主义导致了新一轮战争，促进了冶金术和更有威力、更残酷的武器的发展。这些远远超越了东方任何已经取得的成就（1453年的情况正相反，土耳其人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同时在帝国野心的刺激下，航海术的发展使欧洲船只能够到达远东（瓦斯科·达伽马时代）和美洲。[21]
欧内斯特·格尔纳在《犁、剑和书》（1988）中提出，历史上有三个伟大时代，即狩猎采集时代、农耕时代和工业时代，它们分别对应三大人类活动，即生产、强制和认知。1991年，理查德·塔纳斯在《西方思想的激情》一书中提出，至少在西方，哲学发展可能分成三大阶段：哲学在古典时代有自主地位，在基督教统治时期从属于宗教和此后从属于科学。[22]
约翰·古兹布鲁姆在《火与文明》（1992）中提出，人类对火的控制带来了人类生活中的第一次转变。早期人类不再是掠食者，对火的控制使他们能够圈禁野兽和清理土地。没有这些，农业，即第二次转变，不可能出现。对火的控制同样使烧煮技术成为可能，使人和动物区分开来，而且可能被视为科学的起源。（烟的使用也可能是人类的第一种交流形式。）当然，对火的控制还产生了烘焙、制陶和熔炼（“烟火文化”），由此才能制造金属短剑和长剑。但是，古兹布鲁姆说，继农业之后的第三次大转变，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工业化。水和火的结合产生了蒸汽，人类开始驾驭一种全新的能量，使无论尺寸还是力量都前所未有的庞大机器能够执行日常工作，比人工更好、更快。[23]
牛津大学的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认为历史上存在三大政治学/心理学转折点。第一次是在亚里士多德死后，雅典的各哲学学派“不再认为个体只在社会生活的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不再讨论曾经主宰柏拉图学园和吕刻昂学府的那些与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有关的问题，仿佛这些问题不再是核心……突然转而仅从内心经验和个人救赎的角度来探讨人”。[24]第二次转折点开始于马基雅维里，他承认“自然品德和道德品德之间的区分，认为政治价值不仅仅不同于，而且可能在原则上不容于基督教伦理”。第三大转折点（伯林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是浪漫主义的出现。这些变化将在第30章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