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伊奥尼亚人所了解的知识是，世界是能够被理解的，只要你努力去正确地观察它。世界不是那些一时冲动就随意行动，总是被强烈的爱情、愤怒或复仇所左右的神灵的游戏场。伊奥尼亚人对此感到震惊，正如薛定谔所说的，“这实在太新奇了”。[563]巴比伦人和埃及人对天体的运行也了解很多，但是他们把这当作宗教秘密。
第一位科学家是公元前6世纪的米利都的泰勒斯，米利都是伊奥尼亚海岸的一座城市。然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一词第一次使用是在19世纪早期，古希腊人并不认识它。他们分不清科学与其他知识的界限，事实上，正是从他们提的问题中同时产生了科学与哲学。[564]泰勒斯不是第一个思考宇宙起源和本质的古代人物，但他是第一个“用逻辑而不是神话方式表达这种思想的人”。[565]作为一个曾经去埃及旅行的商人，他掌握了足够的数学知识以及巴比伦人的天文学知识，使他能够预测公元前585年发生的一次日全食。日全食在那年的5月29日如期出现。（两个世纪后，亚里士多德写道，这是希腊哲学的开始。[566]）但是，让泰勒斯更为人所知的是他提出的一个基本科学—哲学问题：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虽然他给出的答案水是错误的，但是提出这么一个根本问题其本身就是一种革新。他的答案同时也是新颖的，因为它表明，组成世界的东西不像看起来那么多，世界的背后只有一种东西。换言之，宇宙不仅是理性的，因此是可知的，而且还是简单的。[567]在泰勒斯之前，世界被认为由神创造，创造的目的只能通过神话间接了解，或（如果犹太人的话可信）根本不能被了解。这是思想的划时代革命（虽然一开始只影响了极少数人）。
继泰勒斯之后的是另一个伊奥尼亚人阿那克西曼德。他认为，宇宙的最终物理现实不可能是一种可以认知的物理存在（这一理念离真相并不远，正如后来所证明的）。为了取代水，他提出了一种“无法确定的事物”，没有我们能辨认出的化学属性，尽管他指出了某种他所称的“对立性”，例如热和冷、湿和干。这可以被看作是朝着“物质”的一般概念迈出了一步。阿那克西曼德还提出了一种进化理论。他否认人类是神和巨人（乌拉诺斯的孩子都是巨人）的间接后代。他认为所有的生命体首先出现在水中，“披着带刺的甲”。后来，随着部分海水干涸，一些生物出现在陆地上，它们的甲破裂，形成新的动物。按照这种理论，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人的始祖是鱼”。[568]这里，说正在发生的是一场划时代的思想革命一点也不夸张：拒绝用神和神话来解释一切，开始用观察作为理性的基础。人应该起源于动物，而不是神，这一思想是对旧思想的一大决裂。
阿那克西美尼是第三位来自伊奥尼亚的思想家，他认为，气是原质，气有不同的形态。它是一团雾，浓度总在变化。“最均匀的时候，”他说，“肉眼是看不见它的……当气变浓时，以及在压力下移动时，就成为风。当它变得更浓时，就成为云，然后变成水。当从云中下落的水固化时，就成为冰雹。当水在更潮湿的条件下固化时，就成为雪。”[569]这种推理也没什么错，它引向了一百年以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理论。
不过，在德谟克利特之前，还有毕达哥拉斯，也是一个伊奥尼亚人。他在萨摩斯岛长大，那是米利都以北的一个岛屿，靠近土耳其海岸。后来，他迁移到希腊属意大利的克罗顿，因为，据说萨摩斯岛的海盗国王波利克拉特斯虽然吸引诗人和艺术家到萨摩斯岛，并且建造了威武的城墙，但是他的宫廷是一个腐败的宫廷。毕达哥拉斯是非常虔诚的宗教信徒，更不用说是神秘主义者，他憎恨这样的宫廷。终其一生，毕达哥拉斯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传授许多迷信思想，例如不要用刀子拨火（可能会伤到火，它会报仇）。但是毕达哥拉斯的名声在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数学定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特殊的定理（如何获得一个直角）不仅仅是一种抽象：在建筑中，绝对垂直至关重要。对数学的兴趣引发了他对音乐和数字的兴趣。正是毕达哥拉斯发现，如果按住七弦琴弦的四分之三、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处，会出来第四、第五和八度音阶。这些乐音，如果排列适当，“可以把人感动得流出眼泪”。[570]这一现象使毕达哥拉斯相信，数字蕴含了宇宙的秘密，数字，而不是水或其他原质，才是基本“元素”。对和谐的神秘关注使毕达哥拉斯和他的信徒相信，数字中存在美，从这又特别推衍出了我们称为“平方数”的概念，即那些可以用平方来表达的数字：
但是对数字的着迷也使毕达哥拉斯相信我们所称的命理学，即相信数字的神秘意义。这就走入了一个复杂的死胡同。
毕达哥拉斯派信徒还知道，地球是一个球体，而且他们可能是第一批得出这个结论的人。他们从月食的影子轮廓得出了这样的推论（他们还知道月亮自己不会发光）。他们认为地球总是用同一面对着宇宙的“中心之火”（不是太阳），正如月亮用同一面对着地球。所以，他们想象地球的一半是不能居住的。正是水星和金星不断变化的光亮让赫拉克利特（他与晚期毕达哥拉斯派很亲近）相信它们在变换同地球之间的距离。这些运行轨道增加了天体的复杂性，并且证实，行星就是“漫游者”（这正是“行星”一词的初始意义）。[571]
对宇宙是由什么组成的探求由两位“原子论者”继续，他们是米利都的留基波（活跃于公元前440年）和阿布德拉的德谟克利特（活跃于公元前410年）。[572]他们认为，世界是由“无数”微小原子组成的，原子总是在“一个无限的虚空”中随机运动。这些原子是固体微粒，很小，肉眼看不见；原子存在的形状各种各样，正是它们的“运动、相互碰撞和短暂的构形”创造出了物质的丰富多样性和我们所经历的各种不同现象。换句话说，现实是一台没有生命的机器，其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没有生命的物质原子根据它们的属性运动的结果。“没有任何思想和任何神圣力量介入这个世界……没有目的，也没有自由。”[573]
克拉左门奈的阿那克萨哥拉接受了原子论的部分思想。他认为一定存在某种基本粒子：“头发怎么能从不是头发的东西上长出？肌肉怎么能从不是肌肉的地方长出呢？”[574]不过，他还觉得，我们所熟悉的物质形式，例如头发或肌肉，没有一个是纯粹的，每一种物质都是一个混合体，产生于“原始的混沌”中。他为心灵保留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对他来说，心灵就是一种物质：心灵不可能从不是心灵的东西中产生。只有心灵是纯粹的，因为它没有同任何物质混合。在公元前468至前467年，一颗巨大的陨石落入加里波利半岛，这似乎促使阿那克萨哥拉对天体产生了新的想法。他提出，太阳就是“另一块这样的炽热石头”，“比伯罗奔尼撒半岛还要大”，其他的星星也是如此，只不过它们太远，我们感受不到它们的炽热。他认为月亮和地球一样，由同样的物质组成，“上面有平原和崎岖的大地”。[575]
原子论者的观点非常接近真理，两千多年后的实验证明了这点。（作为一个理论，正如薛定谔所说，它是所有“睡美人”中最美丽的。[576]）但是，不可避免地，当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他们的观点。阿克拉加斯的恩培多克勒（活跃于公元前450年），差不多和留基波同一时代，他指出了组成所有物质的四种要素或“四根”（用他的话）：火、空气、土和水（分别用神话中的宙斯、赫拉、埃多纽斯和奈斯蒂斯表示）。恩培多克勒写道，从这四根中，“产生了所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物，树木、男人和女人、野兽、鸟、鱼，还有享有特权的长生不死的神……每一种要素都独立存在，当互相发生关系时，就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是他还认为，物质成分本身不能解释运动和变化。因此，他引入了另外两个非物质原则：爱和斗争，它们“促使四根混合又分离”。[577]
就像之前那样，我们不应言过其实地夸大伊奥尼亚人的实证主义。毕达哥拉斯的名声如此之大，以致他被冠以许多虚名，即便他那有名的定理，也可能是后来者的成就。这些第一批“科学家”被比作“一支小型船队”，他们本来朝着不同的方向行驶，唯一共同点是对未知水域的好奇。
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瘟疫被认为是神干预的结果（这种思想在一千多年后的基督教中复兴），但是在关于战争本身的记述中，荷马对伤口的处理作了仔细的描述。显然，伤口处理已经成为一门专门技术。阿斯克勒庇俄斯被描述为一位伟大的医者，后来被希腊式地神化，对他的崇拜也由此建立。考古学家发现了至少一百座他的神庙，病人蜂拥到那里祈求他的疗方。[578]
在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一种新的更世俗化的传统医术产生了，它的产生和科斯岛的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7）有关。希波克拉底是一个非常细致的观察家（瑟尔苏认为希波克拉底是把医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人[579]）。他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气候和环境对体质和心理的影响，另一篇文章《神圣的疾病》是他对癫痫所做的研究。希波克拉底否认所谓的神干预说，把这种病归因于“自然因素……人们觉得它是神灵作怪，因为他们不能解释它……所有的疾病既是神意，也是人意；所有的疾病都有前因”。他的理论是，癫痫是大脑中的血管被黏液堵塞而造成的。
或许是在恩培多克勒的影响下，希波克拉底学派采用了四体液说：黏液、血液、黄胆和黑胆，它们是“宇宙四种元素或四根，即火、空气、水和土在身体内的表现，每种体液对应着热、干、寒和湿四种基本属性。例如，黏液是寒性，在冬天会加重，因此冬天黏液型疾病更普遍。各种体液的平衡是保持健康的要素，不平衡导致身体痛苦。同时，根据哪种体液占主导，可以分成不同的气质（黏液质、多血质、胆汁质和抑郁质）”。通过放血或通便来净化身体是恢复平衡、保持健康的一种正确方式。[580]正如历史学家安德鲁·伯恩指出的，“两千年来这种理论对医学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为它可以解释任何疾病，从而阻碍了进一步的观察研究”。（希波克拉底治疗下颚脱臼的方法在19世纪的法国仍旧被采用。[581]）希波克拉底还教导说，仔细观察症状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查身体、体态、呼吸、睡眠、尿、大便、痰，以及病人是否咳嗽、打喷嚏，是否有气胀和器官损伤等。治疗不仅包括食疗，而且包括洗浴和按摩，还有许多草药，包括催吐药和祛痰药。不过，希波克拉底最著名的可能是在他的学派采用医誓。医誓的主要内容是永远把病人放在第一位，不提供毒药，不为妇女施行堕胎手术，也不利用自己的权威勾引“男人或女人，奴隶或自由人”。医誓非常详细地明确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保密关系，它在历史上为医生赢得了很高的地位。
不难想象，这对那些认为天体和风云现象是神或神的代理的人们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事情。人们采取各种行动反对这些“前卫”知识分子，神职人员想方设法要控告他们，而阿里斯托芬在《云》中对他们进行了著名的奚落。但是新思想是希腊城邦正在发展的文化的一部分。杰弗里·劳埃德表明，在雅典法庭上使用的“证人”一词，也是早期科学家使用的“证据”一词的词根，而“讯问”一词同样被稍作改变，用来描述对假说的验证。[582]
现代学者把在伊奥尼亚兴起的思考称为伊奥尼亚实证主义或伊奥尼亚启蒙，它以双重形式出现：科学和哲学。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既可以被称为最早的哲学家，也可以被称为最早的科学家。科学和哲学都起源于这一思想，即存在一个逻辑的、属于自然秩序一部分的宇宙，如果假以时日，它是能够被认知的。杰弗里·劳埃德和内森·席文说，希腊哲学家发明了自然的概念，“以强调他们相对于诗人和宗教领袖的优越性”。[583]
泰勒斯和他的追随者试图通过观察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然而是巴门尼德（约公元前515年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爱利亚，当时是大希腊的一部分）发明了一种可辨认的“哲学”方法，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哲学。他的成就很难估量，因为只有一首约一百六十行的《论自然》诗被保存下来。但他是一个伟大的怀疑论者，尤其怀疑现实世界的统一性以及作为理解现实方法的观察。相反，他更愿意通过思考，纯粹的脑力活动，他所谓的“意识活动”，来解决问题。他相信这是有别于科学观察的另一种可行方法，并由此建立了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智力活动的一个分支。[584]
巴门尼德以诡辩家闻名。起初，诡辩家指一个有智慧的人，或热爱智慧的人，但是现代的“哲学家”一词，掩盖了古希腊诡辩家的实用性质。正如古典学者迈克尔·格兰特所说，诡辩家是第一种高等教育（至少在西方）在教师中的发展形式，他们周游四方，向青年提供指导，获取报酬。这种指导包括修辞（这样，学生在公民大会的政治论辩中可以流利表达，这在希腊是很受敬仰的一种才能）、数学、逻辑、文法、政治和天文。因为他们周游各地，有许多学生，所以诡辩家擅长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不久人们便对他们的方法产生了怀疑，况且他们一再强调自然与希腊法之间的区别。（强调这种区别对他们有利，因为自然之律是无法改变的，而国家的法律却能够由受过教育的人做出改变，即他们教授的那些学生，那是他们的收入来源。）这样，“诡辩术”本来指对智慧和知识的热爱，后来逐渐表现为“狡辩之术，美化糟糕观点的技巧”。[585]
希腊最有名的诡辩家是来自色雷斯阿布德拉的普罗泰格拉（约前490/前485—前421/前411之后）。他的怀疑主义甚至涉及神。“我对神一无所知，他们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我也不知道他们以什么形态出现。”[586]（色诺芬也持怀疑观点。他问，为什么神长得和人一样？以此类推，马应该崇拜长得像马一样的神。他认为可能有很多神，也可能只有一个神。[587]）也许普罗泰格拉最为人所知的一句话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的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的不存在的尺度。”
哲学以这种方式开始，我们还拥有三位家喻户晓的伟大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普罗泰格拉》中，柏拉图描述了苏格拉底如何戏弄诡辩家。苏格拉底（约前470—前399）说，诡辩家更感兴趣的是炫耀辩才，而不是真正的知识。但同巴门尼德和普罗泰格拉一样，苏格拉底也不做科学观察，而是专注于纯粹思想能达到的成就。然而，他从未写过任何书，我们对他的了解主要来自柏拉图和阿里斯托芬，后者在他的两部戏剧中对苏格拉底有不友好的描写。我们记住苏格拉底主要因为三个原因：他认为关于善和正确，存在一种永恒不变的“绝对标准”，相信所有的人性都为着一个目的，即把握这一“标准”；为了发现这一标准，人必须首先了解自己；他对任何事情和任何碰见的人都发问的“苏格拉底方法”（“未经反思自省的人生不值得活”）。当然，苏格拉底不是在玩文字游戏。他相信，他从神灵那里获得的使命是教会人们思考，因此他的智力游戏是为了激发人们去质疑所有想当然接受的事情。他的目的是帮助人们过一种善的、充实的人生，但是他的戏弄方式最终把他带上了审判庭，他被指控嘲笑民主和公共道德、败坏青年、唆使他们违抗父母。当他被判有罪时，法律允许他选择处罚方式。如果他选择流放，肯定能获准。但是，好辩的苏格拉底说，他真正应该得到的是作为一个公共慈善家由国家供养终生，不过他愿意付罚金。陪审团被激怒了，他们以比判决他有罪时更大的多数票判决他自尽。根据柏拉图的记载，在发表了一席关于灵魂的雄辩之后，在太阳下山时，他饮毒身亡。[588]
柏拉图出生于约公元前429年，他本来想成为一个诗人，后来在约公元前407年遇见了苏格拉底，受其启发，决定献身哲学。他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多方游历，据说经历了很多次险境，其中有一次他在埃吉那岛被拘留，交付赎金后才被释放。回到雅典后，他在迪普利翁城门外约一公里处创立了著名的柏拉图学园。学园的名字Academy是为了纪念希腊英雄阿卡德摩斯（Academus），他的坟墓就在附近。（雅典有四所著名学府：柏拉图学园、吕刻昂学府、斯多葛学派柱廊、伊壁鸠鲁学园。）除了捍卫和记录苏格拉底的思想，柏拉图也显示出运用“纯粹思想”理解世界的方法所具有的全部长处和不足。他的知识面非常广博，和苏格拉底不同的是，他写了许多书。在《斐多篇》中，他捍卫了灵魂不朽的理论（前一章提及）；在《蒂迈欧篇》中（蒂迈欧是个天文学家），他阐述了关于生命起源的著名理论，他把生命的起源叙述为想象中的亚特兰蒂斯大陆的神话传说，以及雅典人如何打败崇拜公牛的海上强国的入侵。当柏拉图说蒂迈欧把神看作整个世界及其道德秩序的创造者，并且以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的方式支配这个世界时，他陷入了他惯常的神秘主义直觉论。[589]《蒂迈欧篇》在后来的基督教中会找到相似之处（见第8章）。
柏拉图还以巨大的创造激情对自然的数学化进行了思考。他说，宇宙是一位慈善的匠人的作品，他同时也是一位理性神、造物主、理性的人格化身。正是他从混乱中创造了秩序。柏拉图继承了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土、水、空气和火，并且受普罗泰格拉的影响，把一切都简化为三角形。他说，等边三角形是世界的基本实体。这种“几何原子说”解释了稳定和变化。在柏拉图的时代，人们已经知道只有五种规则几何体：四面体、八面体、二十面体（二十个等边三角形组成）、立方体、十二面体（十二个五角形）。柏拉图把这些和四根联系起来：火是四面体，空气是八面体，水是二十面体，土（最稳定）是立方体。他认为，十二面体代表了整个宇宙。这里，重要的不是柏拉图把五种形状同四根联系起来、牵扯进来以便把宇宙同数字对等的牵强方式，也不是他随意忽视立方体不是由等边三角形组成的事实。相反，柏拉图认为，所有这些多面体（“柏拉图多面体”）可以分解成三角形，然后以不同的形状再现，创造出不同的物质。这一观念发展、完善了现象背后的宇宙原质思想，它才是稳定和变化的原因。这与我们前面讨论的思想相差并不很大。[590]
但是柏拉图主义的核心，也是他最有影响、最神秘的，是关于“理念”的理论。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是“形式”，它首先被德谟克利特用来命名原子，但是柏拉图赋予它崭新的含义。柏拉图似乎认为他的理论建立在苏格拉底和毕达哥拉斯派的基础上。苏格拉底认为存在独立的德行本身，它不依赖于有德行的人而存在。毕达哥拉斯派揭示了抽象秩序，宇宙背后的数字模式。在此基础上，柏拉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是关于美。他认为，我们有可能在对美丽身体的冥想中认识到，在另一个王国存在一种理想的美，它拥有最纯粹的形式。通过学习、自我认知、直觉和爱，美的纯粹形式（以及其他形式，例如善和真）能够被启蒙的心灵所获得。对柏拉图来说，存在的世界按照四种层次被组织：影像、可感觉的物体、数学物体和理念。同样，知识也分四种存在状态：幻觉、信仰、数学知识和论辩（询问、讨论、学习和批评），它们最终引向“最高的理念世界”。[591]
当柏拉图试图设想理想城邦的时候，这一无所不包的理论甚至还包括了政治学。在《理想国》中，他摒弃了四种“不纯粹”的政府形式（荣誉政府、寡头政府、民主政府和僭主政府）。他设想有一种制度，专门培育理想的统治者。男人必须如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能够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女人和孩子必须归集体所有，使男人能够接受一套严格的教育体系：体育（从十七岁到二十岁）、数字理论（从二十岁到三十岁）和理念理论（三十岁到三十五岁）。完成了这一教育的人才能在三十五至五十岁之间担任公职，然后退休回到他的学业中去。[592]在《法律篇》中，柏拉图的理论走得更远。他预见了一种财产、女人和孩子都归共同所有的早期共产主义形式，主要目的是保护个人不受“喧闹的本能影响”，因此需要广泛监管。偏重数学的教育是国家的特权。几乎没有自由：女性督察官可以随意进入年轻人的家庭。禁止娈童（这是一大创新），五十岁以下的人被禁止出国游历。同时，宗教信仰是强制性的，不敬神者被关在“思过屋”五年，直到改过自新。那些被认为不可教的人被处以死刑。[593]
在现代读者的眼中，柏拉图的神秘直觉主义让人无法忍受，正如他的精力、执着和广泛兴趣让人印象深刻一样。他的书，从心理学和末世观到伦理学和政治学，无所不包。他的重要性在于他对后世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公元1世纪亚历山大港的斐洛和基督教的教父们试图调和《旧约》与柏拉图思想，形成一种新的智慧。人们相信基督教能使智慧“更加完美”（见第8章）。柏拉图的直觉观，关于隐藏的世界、灵魂的不朽以及灵魂是一种独立存在的物质观，被后来的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者进一步阐发。[594]同样的直觉观也会激怒后来的哲学家（例如卡尔·波普尔），他们认为这种内在的反科学观虽有益处，但也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这个问题我们会在结语中会讨论。
“亚里士多德是个巨人，他的著作为接下来两千年的欧洲思想既带来了光明，也投下了暗影。”[595]丹尼尔·布尔斯廷说，“谁能想到柏拉图最有名的学生会成为（据说为柏拉图语）踢它母亲的一只小马驹呢？”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对柏拉图的直觉论和神秘论不感兴趣，也不倾心于柏拉图学园强调的数学。（据说，在学园的入口上方，写着“只有几何学家才能进入”。）他来自医生家庭，他的父亲尼科马库斯是马其顿国王阿明塔斯的私人医生，这位国王又是马其顿的腓力的父亲、亚历山大大帝的祖父。公元前367年父亲死后，年轻的亚里士多德被送到雅典接受教育，那年他十七岁。虽然他进入了柏拉图学园，但是终其一生他始终是一个旁观者。作为一个客籍民，一个有居住权的外地人，他在雅典不可能拥有土地。[596]他在学园待了二十多年（学园不收费，学生只要能负担自己的衣食，可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到公元前347年柏拉图死时才离开。幸运开始向他微笑，因为当时马其顿的腓力正在为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寻找一位老师。“这次偶遇本应激发比实际历史重要得多的后果：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和将来征服整个中东辽阔土地、统治罗马时代之前西方最大帝国的征服者开始了亲密接触。”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比亚历山大大帝从中获益更多。伯特兰·罗素认为，年轻的亚历山大“一定对他父亲为了使他不致胡闹而给他安排一位没有趣味的老迂腐感到烦闷”。[597]而亚里士多德这方面，他从马其顿人处得到了双倍的奖励。马其顿人给他的报酬很高（他去世时很有钱），并且资助他的博物学研究项目，他们让王室猎场看守人给那里的野生动物系上标签，便于他跟踪它们的活动。在马其顿，亚里士多德还和将军安提帕特建立了友谊，这一点将来非常有用。
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继承王位之后，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这时柏拉图已经去世了十年，学园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此时富有的亚里士多德在吕刻昂建立了自己的教学中心，那是离雅典广场约一公里远的一座树林兼运动场。在那里，亚里士多德开始在公共人行道上漫步，和他的学生谈论哲学，直到他们“到了涂油准备运动的时间”。同学园一样，吕刻昂学府也有一些讲课间，不过它还有一座图书馆：据传说，亚里士多德对那里面的书第一次做了系统排列。（他可能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一个连贯的整体，不过现在对其藏书的分类是公元1世纪的罗马人做的。）上午，他给严肃的学者上课，晚上则向所有人开放。作为一天的结束，会举办飨宴，根据亚里士多德自己制定的规则举办。[598]这种飨宴是雅典的传统，相当于后来的俱乐部。甚至关于长榻的摆放和如何上酒都有相关的规定/时尚。
亚里士多德在吕刻昂度过了十多年，他的书和讲演内容涉及非常广博的领域，从逻辑和政治学到诗歌和生物学，其范围与柏拉图相比毫不逊色。他试图对任何东西进行分类，尽其所能记录所有的事物，成为第一个百科学家。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亚里士多德“发表”（用我们的话）的作品没有保存下来。保存下来的是经过学生补充和注解的他每天上午的讲课内容。[599]公元前323年的夏天，听到亚历山大大帝去世的消息后，他被迫离开雅典。雅典公民大会立即对当时作为马其顿王国摄政的安提帕特宣战，他曾经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和保护人。作为客籍民的亚里士多德被当作马其顿人，很快成为嫌疑犯。他逃到哈尔基斯，那里是马其顿人的一处大本营。正如亚里士多德本人敏锐观察到的，这至少阻止了雅典人“对哲学的再一次犯罪”。[600]一年以后，他在哈尔基斯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伯特兰·罗素认为，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像教授一样写作的哲学家……一个专业教师，而不是一个受灵感启发的先知”。和柏拉图的神秘主义不同，亚里士多德具有一种精明的常识。[601]他与柏拉图主义最大的不同表现在政治学上。与柏拉图对理想国的直觉描画不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牢固地建立在研究基础上。例如，他的助手对一百五十八个不同的政治体制做了描述，其中涵盖了从马赛到塞浦路斯的整个地中海地区。他的调查研究让他相信，理想的城邦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没有哪种政体是完美的，各个政府“因为气候、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而注定彼此不同。他本人则更喜欢只对受过教育的人开放的民主制。[602]
亚里士多德对自然世界进行分类的天资，虽然富于想象力，却成为后世的一种桎梏，尤其在生物学领域。他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即自然界存在一种不变的统一性。“我们观察到的事实说明，自然界不是由系列片段组成，像一部拙劣的悲剧一样。”（《形而上学》）[603]不过，同时他又认为自然是不断变化的。“再见了，形式。它们都没有意义，而且它们是否存在根本无关紧要。”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完全颠覆了柏拉图的理论。例如，他认为音乐家的存在不依赖某种被称为“音乐”的形式。抽象概念不能像树木或动物那样实际存在。它们只存在于心中。“没有音乐家，就不可能存在音乐家身份。”[604]
如果说他有神秘的一面，那就是，他往往在万物中看出目的。例如，他认为，每种动物都实现了某种特别的目的，它们因为某种理由而存在：“自然从不徒劳用功。”不过，大多数时候他还是尽力保持逻辑性。事实上，他可以自称是逻辑的创始人。他称之为分析学，不管怎样，他都是第一个解释演绎推理的人，演绎推理是通过形式三段论从前提得出结论的科学。他认为这是理解任一学科的基本工具。[605]逻辑从两个方面引导他对动物的思考。在马其顿王国猎场看守人的帮助下，他对四百多种动物进行了描述（非常细致）和分类。例如：
亚里士多德对动物王国的八个“大分类”
一红血动物
1 胎生动物（哺乳类动物和鲸目动物）
两个种类：两足动物和四足动物
2—4 卵生动物：2鸟类：八种
3 爬行动物
4 鱼类
二白血动物
5 软体动物（头足纲）
6 有鳞软体动物（甲壳纲）
7 有壳软体动物（腹足纲）
8 昆虫（九种）和蠕虫
逻辑学（遑论常识）引导他解剖动物，因为这样他能描述动物的内脏结构。这强化了他的观点：生命的统一性。他表明，动物的内部结构与人的区别并不那么大，动物之间的区别也不那么大。[606]
他的存在观也是常识性的，包括十个方面：物质、数量、质量、关系、空间、时间、位置、支配、行动和激情。这里唯一的神秘因素与物质有关，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功能，“当形式得到实现的时候”；二是潜能，在形式实现之前。当雕刻师把一块青铜材料雕刻成最后的作品时，他就“实现了”物质的功能。[607]这也反映出亚里士多德对目的的执迷。
变化和目的也适用于人类和动物。然而，他关于神的思想正好相反。他宣称，在所有的变化中，位居其上的是一个永不变动的推动者，即神。神是纯粹思想，纯粹功能，“没有实体，没有意外，也没有发展”。宇宙万物都渴望达到这种相当于真正的美、智慧与和谐的状态。他说，这种和谐就是学习的目的，在这里，他也许与柏拉图最相像。[608]记录他这些观点的讲演集被亚里士多德自己称为“第一种”或“最初的”哲学。不过，后来的编纂者把它放在另一部《物理学》集子的后面，它们一起成为后来所知的《形而上学》（Meta ta physika）。这就是“形而上学”一词（metaphysics）的来源。[609]
最能显示亚里士多德的常识的是他关于伦理学的论文。他说，每个人都想要幸福，但是像多数公民所理解的那样，去追求愉悦、财富和尊重是一种错误。幸福、和谐、美德来自符合人性的行为，换句话说，来自合理的行为。幸福包含对激情的节制，人们应当寻求生活中的均衡，即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位置。正如皮埃尔·莱韦克说的，亚里士多德太“枯燥”（用罗素的话说，他的写作像个教授），不过，即使这是真的（记住，我们拥有的只是他的课堂笔记），他贴近事实、贴近具体以及贴近常识的能力都远远超过了他的缺点。对他来说，人生下来就具有潜能，如果假以理性和正确的成长/教育，人就能达到伦理上的善。这与后来圣奥古斯丁和原罪思想下的基督教伦理观完全不同。
对哲学相同的执迷也是悲剧的一大主题，悲剧是雅典独一无二的伟大荣耀。“其他民主制下的城邦发展了喜剧，但悲剧是雅典的独创。”[610]“虽然对演出至关重要的音乐和舞蹈已经佚失，但是这种悲剧诗歌成为最具决定性的戏剧和文学创新，它所取得的成就跨越时空。它的目的是为了表达男人和女人具有的最深刻思想，尤其是为了探究和评价人与神圣力量之间的关系。”[611]
虽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只有他们的悲剧作品流传下来）的戏剧在我们眼里是经典，但是对于古希腊的雅典人，它们却是崭新的作品，探索并且反映了民主、科学和军事战术的新成果。新思想使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新的变化。在古典悲剧中，人性与神性相对立，自由意志与命运相对抗。虽然人总是失败，因为对神的无知或不敬或狂妄自大而被杀或被放逐，但是死亡在悲剧中作为一种方法，发人深思，让人思考为什么会有死亡降临。虽然很难发现悲剧与当时政治之间的直接联系，但联系还是存在的。雅典的悲剧代表了人类自我意识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科学、哲学、政治学和法律进步所表现出的自信是不是等同于傲慢？在所有这些新知识中，神灵的真正位置在什么地方？
雅典剧场的发展是长期繁盛的直接结果。我们推测，雅典有过一个繁盛期，因为这一时期种植了许多橄榄树。橄榄树需要大约三十年的时间才能结果，因此种植本身说明，人们至少对未来充满信心。橄榄油出口的增长也促进了制陶业的发展，因为橄榄油要用陶器运送。大约公元前535年，出现了红彩陶瓶画，以前是在瓶上绘饰黑彩人物，细节用刻刀刻印。现在整个表面是黑的，人物用自然的红色涂绘，这样就增加了更多的变化和写实精神。[612]橄榄油国际贸易带来的繁荣也给农民带来了利益，正是他们在庆祝酒神狄俄倪索斯（他的血供人饮用）的仪式上编排的合唱歌曲和模拟舞蹈成为早期戏剧的基础。当献祭狄俄倪索斯的时候，通常的祭品是一头羊，因此这种仪式本身被称为“山羊歌”。祭祀和悲剧之间由此建立了一种直接联系：这种原始的仪式在我们最有力的戏剧形式中一直存在。开始，“山羊歌”是一种纯粹的宗教庆祝仪式，只有一个庆祝者，称为“回答者”，由他叙述圣童的诞生以及“他的敌人对他的阴谋”。在故事之间，合唱队唱歌并且跳舞（他们的角色是强调回答者为引发大家思考而提出的问题）。[613]不久，创新大量涌现，开始叙述狄俄倪索斯之外的神灵的故事，引进了对话，一般都在回答者和合唱队队长之间进行。大约在公元前534年，泰斯庇斯引入了另一个变化：独白。这时已经开始连续出现独白，每次都在更衣帐篷（skēnē，英语的“场景”一词scene就是这么来的）变换服装和面具。这样一来，独白可以表现不同的人物，增加了叙述的复杂性，而且他的话语由一支双长笛伴奏。合唱队仍然大多数时间在舞台上，用歌声或舞蹈衬托随情节发展而产生的情感。
雅典每年都在卫城的阴凉处庆祝酒神节，正是从这里开始，悲剧成为一种固定的节目。设立了最佳戏剧奖和技术创新奖。泰斯庇斯凭借更衣帐篷的发明，是早期获奖者之一，普律尼科司也因为开始使用女性角色（虽然人物一般都由男性扮演）而获奖。在探索人物、情节和对策的过程中，剧作家开始了创作四联剧的传统，即包括三部悲剧和一部讽刺剧。[614]
雅典三大悲剧家中的第一位是埃斯库罗斯（前525/前524—前456），他的语言“丰富而机智”。他引入了第二位演员，使对话不那么僵硬，而是更写实，更有张力。他对延迟的戏剧性也很关注。[615]早期的剧本没有什么戏剧性，也没有我们所理解的启示、激动。通常，一开始就揭示中心矛盾，剩下的就是人物围绕它做出不同的反应。但是在《波斯人》中，埃斯库罗斯把主要情节的发展延迟到三百行以后。即使如此，在剧本还没到一半的时候高潮就出现了。[616]一份书目记录了他创作的七十二部悲剧，但是只有七部流传下来。
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496—前406）的父亲索非勒斯是雅典城外克罗诺斯的兵器制造商。他可能向埃斯库罗斯学习过，而且认识伯里克利，伯里克利让他担任了一系列重要职务：税收管理者、将军、祭司和大使。当他开始写作的时候，他的幸运也不亚于从前：一百二十部剧本获得了二十四次奖，不过同样，只有七部幸存下来，这也是个悲剧。[617]不过，他在剧本中引入了埃斯库罗斯之后的两大创新。首先，他引入了第三位演员，增加了情节的复杂性和深刻度。同样重要的是，他以观众非常熟悉的神话作为情节。这使他得以发展和完善“悲剧讽刺”艺术，即观众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人物却不知道。这增加了紧张感，而且当观众将人在困境中的视角同神和命运的传统视角相比较时，能激发他们的反省。这种模糊性正是它的部分魅力所在，而且直到今天也非常有吸引力。亚里士多德认为《俄狄浦斯王》是所有戏剧中最伟大的，因为它展示了戏剧性张力以及对自我认识和无知的关注。它的影响因为弗洛伊德和俄狄浦斯情结而一直持续到现在。然而，索福克勒斯的主要思想是，人总是被比他更伟大的力量打败。英雄也会倒台。
欧里庇得斯（前485/前480—前406）是第三位伟大的悲剧作家，他的作品更通俗，更尖锐。他来自一个世袭祭司家庭，他在雅典远不如索福克勒斯那么受欢迎：他的九十部剧作很少获奖。最有名的是《美狄亚》，它处理了希腊戏剧中的一个新主题：可怕的激情能够改变一个被冤屈的女人。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展现傲慢同其他感情之间的区别，而是为了表明人性如何会因为复仇和惩罚而堕落。相对神的任性随意，欧里庇得斯对人的处心积虑和唯利是图更感兴趣。爱和爱的牺牲品，尤其是女性，是他作品中的一大主题。因此，在欧里庇得斯笔下，个人占据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心理学取代了命运的中心位置。[618]（美狄亚不是希腊人，而是一个来自黑海的外来者，所以在剧本中可能提到了“蛮族”行为。见第10章。）
荷马和悲剧家的作品都取材于神话。里面有一定程度的真实历史，但是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不管怎样，正是希腊人发明了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它即使还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历史学，也从神话得到了解放。
希罗多德（约前480—前425）通常被誉为“历史学之父”，虽然他很有可能非常喜欢讲故事，以致我们不能全部信以为真。他来自哈利卡纳苏斯（即现在爱琴海海岸土耳其的博德鲁姆）的一个诗人家庭。他给自己规定了撰写希腊战争史的任务，首先是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然后是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前490）和薛西斯一世（前480—前479）对希腊本土的侵略。希罗多德选取这些事件，是因为他相信这些是所有事件中最重大的。除了撰写历史而不是神话这一基本思想外，还有三个原因让他的作品与众不同。首先是他的研究方法（“历史”的本来意义是“研究”）：他广泛游历，尽其所能参阅档案，访问目击者，核对土地测量记录（地名是否正确，战场的地形如何）和文学作品。其次，他承袭了荷马，但是又有所进步。他承认，敌对双方都有值得叙述的故事，有各自的英雄、深谋远虑的指挥官、优胜的武器和战术。第三，同荷马和悲剧家一样，他对傲慢也非常执迷。他认为所有“声名显赫”的人都沾染上傲慢的恶习，从而激怒神灵。[619]这种观念以及对于神灵干预的信仰使他对于战争起因和后果的大部分论述变得毫无价值。但是这些多多少少迎合了他的读者，而且清晰的写作风格（和纯粹的勤奋）使他的书非常受欢迎。
修昔底德（约前460/前455—约前400）又增加了两个创新。他选择的也是战争题材，但是他自己那个时代的战争：事实上，他创造了当代史。他也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发生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是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但是他没有像希罗多德那样对故事趣闻感兴趣，而且（这是他的第二个创新）他的战争中很少甚至没有神灵的位置。“和希罗多德不同，修昔底德承认智谋在军事中的重要地位。‘诺姆’一词的意思是理解或判断，它在书中出现了三百多次，有智谋的人也不断受到表扬，尤其是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和塞拉门尼斯。”[620]因此，修昔底德能够敏锐地洞察到，这场战争具有两个起因，直接起因和隐藏起因，他认为后者就是斯巴达人对雅典扩张的恐惧。对直接原因和基本事实的区分，对神灵的排除，是政治思维的一个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修昔底德还被称为政治史的创始人。”[621]
正如繁荣是希腊戏剧诞生的一大因素，和平也帮助创造了古典艺术的黄金时代。到公元前450年，粗略地说，战争之后的雅典重新获得了安全。它成为一个城邦联盟的首领，其他城邦向它进贡。为免受外来敌人的攻击，尤其是来自波斯人的进攻，其他城邦寻求雅典海军的保护。公元前454年，伟大的雅典将军和统帅伯里克利从进贡中拨出一笔钱用于战争破坏之后的重建工作。他的目标是让雅典成为希腊的典范。[622]确实，它从来没有如此辉煌过。
公元前6世纪末和前5世纪初，在艺术和建筑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实用技术的进步。希腊人发明了山形墙，还有正方形柱间壁、各种形式的风格独特的圆柱、女像柱（支撑山形墙的女性雕塑）、城市规划，以及陶器上的红彩人物。而且，正像历史上其他时期那样（例如文艺复兴盛期），出现了比任何时候都多得多的天才艺术家：欧夫罗尼奥斯、欧西米德斯、米隆、菲狄亚斯、波利克里托斯、波利格诺托斯、“柏林画家”（古希腊雅典著名的陶瓶绘画家，因为他从来不在自己的瓶画作品上署名，所以后人无从知晓他的名字。但是他有一个最著名的双耳陶瓶现在收藏于柏林，于是大家称他为“柏林画家”）、“尼俄柏画家”和“阿喀琉斯画家”（他们的名字不为人所知，以其最著名的作品命名之）。各种因素共同造就了艺术的黄金时代，即我们所敬仰的“古典时代”。它创造了厄琉息斯的泰勒斯台里昂神庙、苏尼昂的波塞冬神庙和拉姆诺斯的涅墨西斯神庙、著名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和宙斯像、德尔斐的青铜驾车人、巴赛的阿波罗神庙，但是最著名的还是雅典剧场（原来的剧场，不是现在的）和赫淮斯托斯神庙与狄俄倪索斯神庙，更不用提雅典卫城圣山上崭新的建筑，即我们所知的帕提农神庙。这些神庙每座都不是一种艺术的体现，而是多种艺术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