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帕提农神庙建造在始终供奉城市守护女神雅典娜的地方（她的全名是雅典娜·波利亚斯。“贞女雅典娜”一名说明后来她融合了古代的贞女生殖女神）。建筑师伊克蒂诺和建造者卡里克利特设计了一系列光学效果，让神庙显得更有吸引力（例如，圆柱稍微向内倾斜，置于凹凸线条上，使线条看起来更长）。他们融合了粗犷的多利亚柱廊和纤巧优雅的伊奥尼亚饰带，使主殿和入口达到最佳的视觉效果。帕提农神庙及“克里托斯男孩”雕像和厄瑞克忒翁神庙，以及整个希腊风格的成功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中得到证明：它是至今被全世界模仿最多的建筑风格。
饰带浮雕以及神庙中独立雕像的设计者菲狄亚斯仅仅是使这一世纪中期的雕像闻名雅典的三大设计师中的第一位，其他两位是米隆和波利克里托斯。菲狄亚斯的饰带（由他设计，其他七十位雕刻家完成）原长五百二十英尺，其中四百二十英尺保存至今，大多珍藏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上面主要描绘的是雅典最著名的节日，每隔四年举办一次的泛雅典节。在节日上，由城市公民的女儿织的新衣被送到卫城。神庙的两面山墙描绘了雅典娜的出生以及她与海神波塞冬争夺阿提卡控制权的斗争。但是菲狄亚斯的杰作是他设计的站立的雅典娜雕像，雕像高四十英尺，由黄金和象牙做成（也许是用这类材料做成的第一例）。同其他许多物品一样，雅典娜雕像也佚失了，我们只有从保萨尼亚斯的描述、小复制品和钱币中了解一二。她的肩上披着具有神奇法力的短山羊皮披风，又叫“山羊盾”。菲狄亚斯在她的盾牌上刻上了自己的肖像（一个秃顶男人），由于他的这种傲慢，他被迫逃离雅典，逃到奥林匹亚，在那里他设计了第二座黄金象牙雕像，宙斯像。它后来被运到君士坦丁堡，在大火中被烧掉。不过，同样通过钱币和复制品，我们能了解到它的全貌。据说，它的表情如此庄严和祥和，“以致能够抚慰最深重的伤痛”，它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623]
古典雕像的鼎盛期“代表了理想的写实主义”，即理应存在的美。它的两种主要形式是裸体男性（古莱斯）和披衣女性，通常是女神（科莱）。裸体男性雕像似乎起源于纳克索斯岛和帕罗斯岛，那里盛产石灰岩和大理石，能够制作大型雕像。女性雕像发展于雅典，不过是在伊奥尼亚人在公元前546年因为波斯人入侵而逃到雅典之后才出现的。[624]古莱斯传统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古希腊，体育竞技是一种崇拜形式，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希腊运动员以一种宗教仪式进行竞赛。因此，竞赛中加入了一种神秘色彩，但是从艺术的角度看，更重要的是身体，尤其是男性运动员的身体，是从宗教的角度来观赏的。完美的身体被视为一种美德，是具有类似神的力量的人的特质。艺术家因此尽力展示尽可能真实的身体，肌肉、头发、生殖器、脚或眼睛都得到刻画。但是同时，这些雕像融合了不同人身体的精髓，所代表的人是至美的超人——神。这显然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柏拉图的形式理论。最有名的是米隆的“掷铁饼者”，它很可能是一组雕像中的一个，同样现在只有罗马人的复制品。它完美地捕捉了运动员掷出铁饼之前的紧张瞬间。在信仰理性的雅典，像神灵一样控制自己的激情是一个人的美德。雕像也是如此。[625]
红彩陶瓶在大约公元前530年开始在雅典出现。此时的色彩体系与从前正好相反：以前是红底黑绘人物（阿提卡的制陶土富含铁元素，使整个陶土呈红色），现在是黑底红绘。同时，画笔代替了刻刀，能够刻画出更多的细节，在题材、姿态和评论方面有更大的灵活度。[626]希腊陶瓶在古代地中海沿岸非常受欢迎，它们的题材半为神话，半为日常生活：婚礼、葬礼、爱情场景、运动游戏，以及井边人们的闲谈。这些作品展示出人们戴什么样的耳环，在运动比赛之前如何包裹他们的生殖器，演奏什么样的乐器，什么样的发型时髦。公元前5世纪，雅典诗人克里特雅斯列出了各个城邦最著名的产品：希俄斯和米利都的家具、伊特鲁里亚的金杯和青铜装饰品、底比斯的战车、腓尼基人的字母表、雅典的陶工转盘和“泥灶之童，最精美的陶器，也是家家户户的吉祥物”。[627]
从欧夫罗尼奥斯的先锋技法，经过“尼俄柏画家”，到“柏林画家”和他的学生“阿喀琉斯画家”，希腊绘画的发展在陶瓶装饰的演进中能得到最好的反映。绘画技巧和题材越来越自由，变化更丰富，从未真正失去它们柔和与节制的格调。这些作品虽然都非常美丽，但是它们首先是一种历史记录，其次才是艺术品。没有哪个古代民族像希腊人那样在他们的陶瓶上为我们留下了对自己如此详尽的记载。它或许是第一种通俗艺术形式。
约翰·博德曼爵士同样指出，对希腊人而言，他们对艺术的体验和我们不同。古典希腊的艺术有很高的一致性，这让我们感到厌倦，“类似整个21世纪充斥了新艺术派建筑”。另一方面，所有的希腊艺术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我们感觉不到希腊艺术有任何“劣质廉价”之处。很可能许多公共艺术在大家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神话故事人人都知道。读写能力比较低，因此雕塑尤其会成为一种永远存在的前希罗多德时代的历史形式。[628]
在古典艺术中，有两样东西是紧密联系的。第一是对自然世界的纯粹观察，从最细微的解剖学和肌肉组织到花束的摆放，恐惧、欲望或狡诈的表情，狗、马或音乐家的活动，每一种都不乏幽默感。所有这些观察都具有一种务实特质，对使用材料的驾驭能力越来越高。这在雕塑中对衣料的处理方法上最能得到清楚的体现。希腊雕塑家在石头上表现衣服的技艺堪称大师，衣服垂落下来，里面的身体似隐似现。（卫城上雅典娜胜利女神庙中一位女子弯腰触摸凉鞋的雕像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但是，在观察和写实主义的背后，表现的是人物的节制，一种安详与和谐，那正是希腊人所推崇的“有节制的激情”，因为节制是希腊成就的全部象征，他们把智慧或理性看作进步之路。[629]这种节制有时被误解为感情上的冷漠，而且在以后的世纪中，“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经常被对比，成为感情的两种对立形式。这是对希腊人和古典主义的错误认识。他们虽然将艺术家的“技艺”区别于诗人和音乐家的“智慧”，但是他们并不缺乏激情。普律尼科司的戏剧《米利都的陷落》让雅典人如此伤心欲绝以至于被禁止演出。[630]希腊人推崇平静，因为他们知道激情会带来什么后果。（柏拉图希望让感情“销声匿迹”，因为它妨碍冷静和理性思考。）这就是古典主义的全部内涵。
古典希腊的许多神都是女神，尤其是雅典娜。但是古希腊人对女性、性和性别的观念和现在大不相同，而且女性在公共生活中几乎没有一席之地。她们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民，因此不能直接参与政治。她们没有财产所有权，结婚前她们属于父亲，结婚后她们是丈夫的财产。如果一个女人的父亲死了，那么她就属于她父亲那边的男性亲属。丈夫晚上外出参加飨宴（一种谈论严肃话题的时尚晚餐），他的妻子必须待在家里。飨宴上男人们的女性伴侣由交际花担任，她们是专门的有教养的女子。亚里士多德也是相信女人比男人低等的古希腊人中的一个。[631]有位学者指出，古希腊男性世界对女人非常戒备，她们被认为是“玷污者”。在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中，女人被刻画成男性社会秩序的颠覆者。[632]最近几年，学界出现了大量关于古希腊的性别研究。整体印象是，在热爱家庭、专心抚养孩子的女性观和狂野、没有节制的感性女性观（像美狄亚）之间存在一种张力。
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列斯（公元前4世纪中期）把裸体女性引入了西方艺术，这可能是所有时期最受欢迎的一个主题。在这个过程中，他完善了大理石雕刻技艺，雕凿出光滑的平面，在上面以强烈的写实主义表现皮肤，尤其是女性皮肤和色情暗示（不仅仅是暗示）。约公元前364/前361年，普拉克西特列斯为位于土耳其海岸克尼多斯城雕刻的阿佛洛狄忒像被老普林尼誉为“世界上曾有过的最精美的雕像”。[633]毫无疑问，它是最有影响力的，虽然已经遗失。
无论古希腊人对女性的态度如何，男性之间的同性恋在希腊非常普遍，比现在更普遍。在整个希腊，不仅仅是雅典，年长一些的男性和他年轻的爱人之间的关系被视为一种风俗（这也是为什么古典雕像中有这么多裸体男性的另一个原因）。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通过斐德罗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肯定由一对对男同性恋者组成。而且在公元前4世纪，成立了类似的军队，即底比斯圣军，他们在留克特拉战役中获胜。“一整套教育哲学都建立在这种关系上。”[634]和性别研究一样，关于同性恋也出现了大量的学术著作。
考虑到希腊遗产的重要性，也许这里有必要指出，最近，学者曾经三次宣称，希腊人本身受到了外来文化的极大影响。第一次是在1984年，德国历史学家瓦尔特·布克哈特研究了希腊生活中的一些方面，认为它们受到中东文明的影响。例如，他指出，希伯来语和亚述语对希腊人的称呼分别是“亚旺”和“爱旺”，即“伊奥尼亚人”，证明某些地方之间存在确定无疑的联系。在《奥德赛》中，荷马提到腓尼基人，也就是西顿人，是制造昂贵金属容器的人。重步兵武器同亚述人的武器有非常直接的联系。希腊语中的字母来自闪米特语，其他许多词语也是借词：chrysos（黄金），chiton（服装，和棉花相关）。阿卡德语中的重量单位“米纳”，成为希腊语中的“纳”。另一个词“哈拉苏”，划、刻的意思，成为希腊语中的“夏莱克夏”（charaxai），最后发展为英语中的“书写符号”（character），一种刻下的字母。布克哈特认为，希波克拉底医誓也源自巴比伦的魔法师，以及把守护神像埋在建筑下面的习俗（这点，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出现在纳图夫文化）。争议更大的是，阿斯克勒庇俄斯可能是阿兹戈拉特，阿卡德语中“伟大的医师”，而拉弥亚女妖可能是近东的女魔拉玛什图。最后（虽然布克哈特提供了大量其他的例子）他在《奥德赛》和《伊利亚特》同《吉尔伽美什》之间发现了相同之处。[635]
最近，愈加有争议的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政府学教授马丁·伯纳尔在《黑色雅典娜》中认为，北非，尤其是古埃及（它的几代王朝都曾经是黑色人种），对古典希腊产生过最主要的影响。他认为，公牛崇拜在传播到米诺斯文明的克里特岛之前，就已经在埃及出现。他同样从外来词以及埃及人的作品同埃斯库罗斯的《乞援人》之间寻找相似之处。他认为遍布希腊的河流名称“科非索斯”来自“Kbh”，是“一个普通的埃及河名”，意思是“新鲜的”。在论述雅典的一章中，他说这个名字源自埃及语“HtNt”：“在古代，雅典娜经常被作为埃及的女神Nt或Neit。她们都是水、纺织和智慧的贞洁女神。”他在陶器风格、军事术语和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的意义上也读出了相似之处。[636]伯纳尔比艾伦·布鲁姆遭到了更严厉的批评，因为他的解读缺乏学术依据，年代和数据混乱，而且没有如他承诺的续集出版。
第三次关于希腊受外来影响的论题是由M.L.韦斯特在《赫利孔的东方面孔：希腊诗歌与神话中的西亚元素》（1997）中提出的。韦斯特证实了在《吉尔伽美什》和《伊利亚特》之间、吉尔伽美什和奥德修斯之间，以及萨福和巴比伦诗歌之间大量的重叠之处。[637]这不是为了贬低希腊人的成就，而是把它置入一个合理的背景中，并且重新证明（对不住伯纳尔教授），从整体上，传统认为希腊文明更多源自中东和巴尔干地区而不是北非的观点仍旧占上风。虽然这样的背景对表明希腊思想的可能来源是必要的视角，但是它丝毫没有改变这些思想本身的重要性。
亚里士多德卒于公元前322年。1962年，牛津大学的思想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耶鲁大学举办了系列讲座，讲座内容后来以著作形式出版。在书中他指出，亚里士多德死后，希腊发生了一个伟大的变化。“大约十六年后，伊壁鸠鲁开始在雅典授课，之后是来自塞浦路斯基提翁的腓尼基人芝诺。短短几年之内，他们的思想就发展为雅典的主导哲学流派。似乎突然之间政治哲学销声匿迹。没有人再谈论城邦，也不谈论如何教育公民履行自己的职责……带有必然的社会性和公共性的成就观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发现平等观代替了等级观；人们不再强调专家的优越性，代之而起的是这样一个信念：每个人都能自己发现真理，都能像其他任何人一样过上幸福的生活；对意志、道德属性和性格的强调代替了对知识才赋的强调；内心生活代替了外部生活；人们不再强调政治参与，而强调个体自足，赞美苦修，像新教徒一样履行职责……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最高的德行是灵魂的宁静，个人救赎不是由积累知识或逐渐增加科学信息而获得（像亚里士多德教授的那样），而是通过突然转变信仰——内心之光的照耀。人被分成转变了信仰的和没有转变信仰的两类人。”[638]
伯林认为，这就是希腊个人主义的诞生，它是西方政治理论中的三大转折点（在后面我们将讨论其他两大转折点）之一。他认为，在希腊的古典时期，对人的思考经常是用本质上属于社会的角度进行。所有人（哲学家、戏剧家和历史学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的自然生活就是城邦的制度生活”。“人们不应该说一个公民属于他自己，”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而应该说，所有的一切都属于城邦，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一部分。”[639]伊壁鸠鲁的观点非常不同：“人的天性不适合居住在公民社群中。”[640]他进一步说，除了个人幸福，没有什么东西其自身能成为目的。公正、税收、投票，这些东西除了能给个人带来幸福外，本身没有价值。独立就是一切。同样，芝诺之后的斯多葛学派追求无情，即没有激情，他们的理想是达到冷漠、超然和无动于衷。“人是拴在推车后的一条狗，如果他够聪明，就会跟着车跑。”[641]芝诺既是一位斯多葛学派信徒，也是一位数学家，他告诫人们要反省自身，因为除了自身，没有别处可看；要遵循自然之律，此外别无他律。社会是生活中最重要目标（自足）的最大绊脚石。他和他的追随者提倡一种极端的社会自由：男女杂交、同性恋、乱伦、食人肉；人类的法律是非理性的，“有智慧的人不需要这些”。[642]
伯林认为这一思想断裂的影响是巨大的。“有史以来第一次，政治是肮脏的行业，不配让有智慧的人和有德行的人为之献身的观念开始扎根。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分裂成为绝对事实……重要的不是公共秩序而是个人救赎。”[643]他承认，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是因为马其顿的腓力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过程中毁坏了许多城邦，导致城邦变得无足轻重。随着古老而熟悉的标志被毁灭，人们被一个强大的帝国所包围，一种对个人救赎的忧虑是情理之中之事。人开始退回到自身。[644]
伯林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而且，亚历山大大帝没有毁坏城邦，相反，新的城邦在产生。[645]伯林发现，新思想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的安提丰和第欧根尼。安提丰是诡辩家；第欧根尼反对城邦，相信只有真正独立的人才是自由的，“只有自由能让人幸福”。只有对个人生活的追求才能满足人的最深层需要，人只有追随自然才能获得幸福和尊严，也就是说，要无视人为的安排。[646]事实上，伯林想知道，这种思想是否来自东方，因为芝诺来自腓尼基的塞浦路斯殖民地，第欧根尼来自巴比伦，其他具有相似思想的人来自西顿、叙利亚和博斯普鲁斯。（“没有一个斯多葛派信徒出生于古希腊。”）
无论起源于何处，这场思想革命包括五个要素：第一，政治学和伦理学开始分离。“现在，自然的单位不再是群体……而是个人。他的需要、他的目标、他的解决方法、他的命运才是最重要的。”第二，唯一真正的生活是内心生活，外部生活是不重要的。第三，伦理学是个人的伦理学，它带来了一种尊重个人生活的新价值观，后者又产生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由思想，即必须规定边界。超出此边界，政府无权侵犯。第四，政治被贬低，被认为不值得真正有才能的人为之献身。第五，在两种观念之间出现了重大分歧，一种认为所有人被一个相同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另一种则认为，每个人都是一座孤立的岛屿。这肯定是此后人们之间的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区分。
“古典”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在21世纪，它包含了一种卓越和某种品位：古典音乐、古典摇滚、这家或那家出版社的“古典作品”书目（那些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熟悉的著作，不管它们出自什么时代）；甚至还有古典汽车，它已经成为拍卖行销售目录中的一个固定类目。当我们描述某种东西是“古典的”，我们指它是该类中最好的，好到可以成为将来的标准，经久不衰。但是，当我们谈及古典希腊时，我们说的是公元前5世纪的整个希腊，尤其是雅典，即本章提到的人物和思想。[647]正如艾伦·布鲁姆所坚持的，这些思想和实践虽然在当时都很新，但是从那以后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我们将在第9章看到，正是罗马人对希腊生活方式的敬重才产生了“古典”这个观念，它认为过去曾经被思考、被书写、被雕刻、被描绘过的最优秀的东西都值得保留并能使我们从中获益。我们有很多要感谢罗马人的地方，但是对那些因为艾伦·布鲁姆以及他的同行保卫了两千五百年前一个小小城邦“已经死去的、白人的、欧洲男性的”文化成就而进行攻击的人，下面的回答可能是最好的。这是德国科学史学家特奥多尔·贡珀茨的话：“我们几乎所有的智识教育都发源于希腊。彻底了解他们的起源是使我们从其压倒性影响中解放出来的必不可少的前提。”[648]
7 以色列思想与耶稣思想
公元前597年，威胁以色列已久的灾难最终摧毁了它。在尼布甲尼撒王的率领下，巴比伦人攻陷了耶路撒冷，俘获了国王并且任命了他们自己的总督。根据《列王纪下》，“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万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被掳走，只留下了这片土地上最贫穷的人。[649]更糟糕的是，被任命的总督如此不得民心，以致起义接连不断，城市再次遭到攻打。最终，当这座饱受灾难的城市在公元前586年再次陷落时，巴比伦人肆意破坏，将城市洗劫一空，包括圣殿。能逃跑的都逃跑了，又一批俘虏被流放。“从那天起，更多的犹太人将生活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而不是它境内。”[650]
现在还不能确定究竟殃及了多少人。虽然《列王纪》提到了1万人，但是《耶利米书》中的数字更适中些，总计约4600人，其中前586年的人数只有832人。另一方面，这些数字可能只指成年男子。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我们所讨论的总数可能是2万人。无论哪种情况，它都是一个小群体，这一事实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因为它使流放中的犹太人更容易保持凝聚力。
对他们而言，这个不幸从多方面来看都是灾难性的。正如保拉·弗雷德里克森所说，犹太人本可以从他们的困境中得出一个“或许是最现实的结论”，即他们的上帝实际上远不及邻国的神强大。然而，犹太人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以色列的不幸证实了先知的预言，证明它已经远远背离了与耶和华的立约，并因此遭受惩罚。这意味着犹太人的行为需要一个重大变化，而流放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喘息的机会。[651]
犹太教大部分教义是在流亡中形成的，不过今天的犹太教教义像基督教一样都超出了其早期阶段。（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犹太教是在公元200年左右确立的。）最重要的变化是犹太人因为缺少自己的领土，也没有一位政治或精神领袖，他们不得不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来保全他们的身份以及他们与其上帝之间那种独一无二的关系。答案就在他们的作品中。在犹太人流亡期间，还没有产生我们所知道的《旧约全书》或称希伯来《圣经》。相反，他们有包括民法在内的书卷合集，有《十诫》，有一本据说是摩西编写的其他宗教法律，有《战事记》，有先知的语录以及在圣殿中吟诵的诗篇。[652]
之前，抄写员并没有特别的声望。此时，由于经文对信仰变得越来越重要，抄写员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实际上，有段时间他们比祭司还重要，因为他们得到富商的资助，记录使传统得以确立、使人民能够团结的材料。另外，很多以色列同胞将书写看作是一种近乎巫术的神圣活动。当然，抄写员不但会书写，还会阅读。在美索不达米亚，他们读到很多苏美尔人、亚述人以及巴比伦人写的东西，并且适时地翻译了他们的文字。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受到了其他文化，包括其他宗教信仰的影响。
但是，在流亡过程中得到巩固的不仅仅是成文的传统。某些饮食规定和割礼也开始确定下来，“以彻底区分犹太人和异教徒”。[653]（古代的其他民族，如埃及人，行割礼，叙利亚人不吃鱼类。）巴比伦人的天文学比犹太人的天文学要先进许多，因此他们据此更新自己的礼仪年，制定了一个固定的节日周期：逾越节（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人穿越红海到达应许之地从而建立国家之前，击杀埃及人而逾越犹太人）、五旬节（《摩西律法》的制定和宗教的确立），以及赎罪日（对审判日的期待）。曾在《以赛亚书》中提到的安息日正是在这时才具有了新的意义（这样推断，是因为记录显示，当时最受欢迎的新名字是“安息日”）。“安息日”在前面章节中提到过，原本是个巴比伦词语和习俗，意思是“满月日”，在这一天人们不用劳作。[654]甚至有些证据表明与上帝“立约”的思想是在这次流亡期间产生的。它使人想起了琐罗亚斯德教的一个古老观点，而正如我们即将谈到的，最终将犹太人从流亡中解放出来的居鲁士大帝是一位琐罗亚斯德教信徒。
巴比伦之囚从公元前586年持续到前538年，还不到半个世纪。然而，它对犹太人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大部分流亡者被迁移到美索不达米亚南半部，就在巴比伦附近。他们可以自由地建造房屋、经营农场，以及自由地信仰其宗教，尽管在巴比伦并未发现一座犹太圣殿。很多人似乎是成功的商人，并且在当时用楔形文字撰写的商业泥板上，犹太人的名字有所增加。[655]
虽然流亡本身并不艰苦，但是犹太人的境况还是在公元前539年得到极大的改善。这一年，波斯人和米底人组成的盟军征服了巴比伦。这支盟军由阿契美尼德（“伟大的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大帝统率。此外，居鲁士大帝不仅是一位琐罗亚斯德教信徒，而且对其他宗教也非常包容，他不愿意让犹太人继续当俘虏。公元前538年，犹太人被释放（不过很多人不愿离去，巴比伦作为犹太文化中心持续了一千五百年）。[656]
希伯来《圣经》告诉我们，第一批俘虏的返乡比流亡要艰难得多。巴比伦人早先不屑掳走的贫穷以色列人的后裔对出资修建新的城墙几乎没有一点热心，也不欢迎返乡者。第二批流亡者人数更多，于公元前520年离开巴比伦。《圣经》告诉我们有4.2万多人，可能是原来被掳去人数的两倍。这群人得到居鲁士之子大流士的支持，但即便如此，重建耶路撒冷的工作直到公元前445年尼希米到来之后才开始。他是个富有的犹太人，在波斯宫廷担任要职。他听说耶路撒冷的悲惨状况之后，重新修筑了城墙和圣殿，并且采取措施帮助穷人。但是，正如罗宾·莱恩·福克斯所说，“虽然他认为大家广泛了解《摩西律法》，但是他在任何地方都未提及成文的经文”。[657]
人们现在普遍认为是以斯拉首次提到了这一特别重要的文献。以斯拉是一位祭司，在巴比伦有良好的社会关系，也是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宫廷的一位官员。公元前398年，他到达耶路撒冷，“随身带着王室的支持信函、一些敬献圣殿的华丽礼物以及一部《摩西律法》”。[658]根据莱恩·福克斯等学者的观点，正是在这时“我们首次看到‘求助于书面经文的诉求’”。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一位无名编者开始将所有不同的书卷和经文合并成一部统一的叙事和律法。大致说来，希腊在公元前300年就有了统一的《荷马史诗》形式，但是希伯来《圣经》（基督教的《旧约全书》）直到公元前200年左右才在以色列完全形成。这一年，便西拉等人物提到了“最高神的圣约，摩西立下的律法”。[659]便西拉是《便西拉智训》的作者，并且是第一位我们知道名字的犹太作家。我们前面提到过，与上帝立约的思想是犹太教的一个核心元素，可能根据美索不达米亚的琐罗亚斯德教信仰改编而成。结束流亡之后，犹太人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经文，这意味着人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确保在什么内容写入律法、什么内容不应写入方面保持严格一致。犹太人必须确立一部正典经文。因此开始了《圣经》编写的第一步。《圣经》可能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
“正典”这个词原本是个苏美尔词汇，它的意思是“芦苇”，一种垂直的东西。阿卡德人和埃及人都有正典，而在埃及显得尤为重要。在埃及，尼罗河定期泛滥，淹没财产，改变土地并且冲掉分界线。因此，精确的记录非常重要，这也是正典的主要意义。在同一时期，负责档案的维齐尔也掌管司法，这就是该词如何扩展为表示一种传统的不变的标准。[660]在希腊语中，“正典”这个词也指直杆或直尺，并且它的用法也扩展了，指一种抽象的标准（用我们的话说，一种“衡量标准”），甚至指诗歌或音乐创作应遵循的规则。[661]柏拉图关于理想形式的观点本身也容易形成“正典”概念：伟大的作品使传统规则变得神圣。因此在古希腊，正典既可以指单部作品，也可以指整个合集。波利克里托斯写了一部关于人体形式的正典。但是，最先用这个词指称经文的是犹太人。纳入正典的经文必须受到神的启示。
《圣经》的发展对犹太人产生了影响，使他们与希腊人以及后来的罗马人区分开来。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前3世纪的希腊见证了哲学、批判性思维、悲剧、历史写作的发展，以及宗教信仰的衰弱。在以色列，情况正好相反：由于人们学会了阅读并从中得到快乐，因此越来越重视经文。由于经文的大部分是预言，而不是神话或观察（如在希腊），因此在解读先知的隐含意义时存在巨大的空间。《圣经》的评注激增，但随之带来的是经文真正含义的普遍混乱。很多《圣经》书卷被看作是神圣的，尤其是有上帝之名耶和华的早期经文。后来的经文不再使用这个名字，以免非犹太人将其用于符咒中。不说这个名字也意味着上帝是不能被界定或限定的。[662]
约瑟夫斯是一位犹太领袖，出生于公元37年左右，后来成为罗马公民。他写了两部关于犹太人的著名历史著作《犹太战争》和《犹太古史》。他确认了二十二本经卷，虽然有很多其他非正典经书。他说，这二十二本经卷“是可靠的，是对所有时期的记录”。他确定了五本律法，十三本他认为都是由先知写成的史书，以及四本“对上帝的赞美诗和人类行为的戒律”（《诗篇》《箴言》《雅歌》和《传道书》）。[663]选定二十二本可能是因为希伯来字母只有二十二个，又是数字命理学。然而，在耶稣活着的时候，似乎并没有固定的正典这种思想，并没有我们所说的“权威版本”。各版本的文字和长度都可能不同（一些书同时有长短版本，如《以西结书》），并且它们的意义也有很大分歧。[664]
基督徒所称的《旧约全书》就是犹太人的《塔纳赫》。实际上，它是三种神圣经文的书名首字母组成的缩略词：《托拉律法》（律法书）、《先知书》（先知）和《文集》（作品集）。组成《托拉律法》的五本经卷在早期的希腊文版本《圣经》中被称为《摩西五经》。[665]最初的作者并没有想到将经书划分成章节，它们是后来的创新，分别在9世纪和13世纪发明。希伯来《圣经》的经卷顺序与基督教的《旧约全书》有所不同，天主教《旧约全书》中有《旧约》和《新约》之间过渡的经文，而东正教的《旧约全书》却没有。[666]
关于《旧约全书》的写作，出现了浩繁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揭示了最早的编写时间、有多少作者，有些文章还揭示了经文的写作地点。例如，学者现在认为《托拉律法》由四重文本组成，于公元前4世纪末期（即流亡后）编写而成。这样推断是因为，虽然《创世记》位于《圣经》篇目之首，但是最早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到末期的《先知书》，尽管描述了早期以色列人的许多经历，却一点也没提到创世、亚当和夏娃或（对基督徒而言）人类的堕落。考古学家在犹大王国七个地方发现的可追溯到更早几个世纪的文字证据，无一例外都是经济材料（酒或油的交货），或与政府或行政事务有关。此外，赫西俄德的《神谱》（约前730—前700年）中有些思想明显与《创世记》相同。例如，在《神谱》中，潘多拉是从男人中创造出来的第一个女人，就像《圣经》中的夏娃。公元前7世纪20年代，德拉古在雅典拟定了希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这些因素是否启发了以色列《托拉律法》的产生？希伯来《圣经》中前面部分的史实（也许不是史实）也受到了质疑，因为没有独立的证据证明任何早期人物的存在，如摩西，尽管生活在他那个时期的一些人得到了充分证实。例如，摩西率领的出埃及时间，都有不同的记载，从公元前1400年到前1280年不一。而该时期巴比伦和埃及国王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很多行动都得到了确认，且发现了很多可识别的遗迹。然而，被证实的最早一位《圣经》人物是亚哈王，他在公元前853年与亚述国王撒缦以色三世交战。
我们可作进一步的分析。在以色列工作的考古学家（他们中有些是以色列人，有些并不是）认为，没有考古证据能证明这些先祖中的任何一位（亚伯拉罕、诺亚、摩西或约书亚）存在过，犹太人没有流亡到埃及，没有英雄般地出埃及，也没有对迦南的武力征服。对于大多数《圣经》学者而言，现在的问题不是亚伯拉罕这样的人物是否存在过，而是他们故事中的风俗习惯和制度是否具有史实依据；问题不是出埃及和征服迦南是否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发生过，而是它们是什么样的。除此之外，犹太人和上帝之间并没有立约，并且最重要的是，犹太人的上帝耶和华，并不像以色列人一直声称的那样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神灵，而不过是中东某类神中的一位而已。至少在公元前7世纪以前，耶和华有一位妻子。犹太教并非一直是一神教。[667]在最近的研究中，学者甚至怀疑大卫王、所罗门以及“统一的王国”是否存在过，那是犹太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根据《圣经》的记载，它开始于公元前12世纪，当时十二个支派统一在一位共同的王之下，并且建立了如米吉多（哈米吉多顿）、哈措尔和耶斯列这样的大城市。从这个观点来看，大卫和所罗门，如果他们是王的话，也是势力很小的统治者，而不是耸立在该地区（今以色列）并且在《圣经》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宫殿的伟大建立者。[668]尤其是，“所罗门的黄金时代”历来就是个问题。
然而，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人们普遍认识到：一直认为属于青铜时代（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某个时期实际上属于铁器时代（即公元前1200年后），这一认识尤其严重削弱了《圣经》的权威。《圣经》中的地名是铁器时代的名称，非利士人（巴勒斯坦人）直到公元前1200年左右才在《圣经》外的其他文本中被提到过。虽然早在《圣经》的《创世记》第24章中已经提到了驯养骆驼，但是骆驼的驯养直到公元前2千纪末期才被人类掌握。[669]
此外还有伊斯拉埃尔·芬克尔斯泰因的著作。他是特拉维夫大学的考古学教授，也可能是他这一代人中最富有魅力和争议的考古学家。他的贡献是双重的。传统意义上，即根据《圣经》，以色列人从其他地方来到迦南地，并且在他们的神耶和华的帮助下，于公元前13至前12世纪征服了非利士人（或巴勒斯坦人），随后于公元前12世纪和前11世纪建立了显赫的大卫和所罗门王国。北部撒马利亚的以色列王国和南部的犹大王国一直延续至公元前6世纪，直到巴比伦人攻克以色列，让犹太人“第二次流亡”，流亡到美索不达米亚做奴隶。然而，现在看来，实际上没有任何考古证据支持这一观点。没有证据证明约书亚发起了短暂的军事征服，并且没有证据证明该地区任何城市遭到过洗劫或烧毁。实际上，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圣经》中提到的被约书亚攻占的许多城市，如阿鲁德、艾城和吉比恩，在当时并不存在。然而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生活像以前一样没有变化。早期的考古学家声称，某种陶器（有独特瓶颈的花瓶）以及四室房屋的突然出现表明外地人（即以色列人）突然涌入到该地区。然而，后来的研究表明这些发展在不同地方经过了一百五十年左右才得以成熟，并且很多时候先于外来者（以色列人）到达的年代。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当然就意味着《圣经》在试图表明犹太人与该地区其他人有多么不同这一重要方面是错误的。根据最新的研究，犹太人并不像《圣经》所说的那样，从其他地方来到迦南地并且征服当地居民。他们其实就是当地的一个部落，像其他很多部落一样逐渐分离出来，有了自己的神（复数）。[670]
上述推测的意义在于，它证实了这样的观点：《圣经》首先是由流亡到巴比伦的第二批犹太人（第一批流亡到埃及）返乡时收集的，他们编写了一部叙事，目的有两个。首先，它意欲说明在古代历史上就有犹太人从外面进来并占领迦南的先例；其次，为了证明自己对迦南的所有权，他们编造了与上帝的立约，这意味着以色列人需要一位特殊的神来确保这件事的发生，一位与该地区其他任何神都不同的神。[671]
拉兹·克勒特博士的最新研究正是从这个角度入手的。克勒特博士就职于以色列考古委员会。他最近刚检查完过去几十年间挖掘出的八百五十多个小雕像。这些小雕像体形通常很小，由木头或黏土制成。它们有夸张的胸部，通常都是正面像。很多可能在仪式中被打碎了，还有很多被丢弃在废料堆里。其他的是在开阔的圣地找到的。所有小雕像都可追溯到公元前8到前6世纪。没有人知道这些小雕像为什么会在这些地方被发现，为什么有着这样的形状。也有男性塑像，有的只有头，有的是全身，骑在马背上。根据克勒特博士和埃弗拉伊姆·斯特恩在其权威著作《圣经地考古学》（卷2）中的观点，这些小雕像代表耶和华及其配偶阿斯塔特。（在《箴言》第8章中，“智慧”女神被认为是《圣经》中上帝的配偶。）斯特恩教授说，这些以色列人小雕像和高地圣殿与邻国的没有多大区别，并且断定它们代表犹太教发展过程中介于异教和一神教之间的一个中间阶段，他称之为“异教耶和华教”。这些小雕像的意义在于它们的年代以及它们与其他国家的小雕像没有实质性区别这样一个事实。它们似乎能够证明，犹太教是在流亡巴比伦之后才完全成熟的。总之，“第二次流亡”期间的犹太人将耶和华转变成了一位特殊的唯一神，以证明他们有权拥有迦南。[672]
当然，也有人持相反但同样坚定的观点。如果说特拉维夫大学在这些问题上是激进派阵营的中心，那么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便是保守派的中心。阿米哈伊·马扎尔是希伯来大学的考古学教授，并且著有《圣经地考古学》（卷1）。他承认，希伯来《圣经》的很多早期经卷，尤其是有关始祖的地方，是不可靠的。但仅此而已，他不愿作进一步的怀疑。他以开罗博物馆的美尼普塔石碑为例进行说明。这块石碑是一块刻字的石板，美尼普塔是一位埃及法老。这块石碑可追溯到公元前1204年，描述了埃及人对这个地区（今以色列，包括亚实基伦和基色）几座城市的攻占。但是，该石碑也描述了“以色列人”的毁灭。马扎尔进一步举1993年发现的但丘石碑为例。这块石碑上有阿拉米文字，提到了“大卫王朝”，石碑的年代是公元前9世纪。马扎尔教授认为这块石碑证实了《圣经》中的传统观点。[673]正如威廉·福克斯韦尔·奥尔布赖特所说，无论对《圣经》纪年及其意义做什么样的修改，没有人质疑一神教是以色列人在中东独一无二的创造。
希伯来《塔纳赫》的第一部分，始于《创世记》止于《民数记》，共五卷，涵盖了从创世到希伯来人到达应许之地这段时间。学者认为它的来源有四个，是第五个人在公元前520至前400年间将其收集整理，并且试图使它具有统一性。第二部分有八卷，始于《申命记》止于《列王纪下》。这几卷有“内在的统一性”，使得大多数学者认为除了《路得记》外，它们是由同一个作者，即所谓的《申命记》作者或D写成。这几卷的统一主题是先知以及他们对以色列人有一天会被赶出迦南的担忧。因此，学者认为这几卷一定是在那次灾难事件发生之后写成的：换句话说，这几卷是于公元前6世纪中期在流亡中写成的。[674]第三部分始于《历代志》，止于《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几卷讲述了从流亡地返乡以及在迦南地重新确立《摩西律法》之事。它们通常被认为由同一位作者，即《历代志》作者，于公元前350年前后完成编写。希伯来《圣经》剩余部分由好几位作者在不同的时间写成，时间跨度约从公元前450年直到最后写于公元前160年左右的《但以理书》。[675]
在本书第4章和第5章中，我们发现好几个《圣经》故事与早期巴比伦文学相似。例如，包在纸莎草中的婴儿或大洪水，上帝选定的一对夫妇造了一只船，并在船上将每种动物都放入一对。但是，希伯来《圣经》让人最为困惑的是，它给出了两个互相矛盾的创世故事。在《创世记》前面的章节中，上帝用了六天创造世界，第七天休息。他将光明与黑暗、天与地分开，让太阳和星星发光，然后在创造了树木青草后又创造了飞鸟、海洋生物和陆地动物。他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并将他们分为男人和女人，让他们管理所有的动物，食用水果和草本植物。“第一种创世是素食风格。”[676]然而，在《创世记》后面的章节中，又出现了对创世的描述。此处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创造了人（希伯来文中尘土为adamah，即亚当）。这里创造的是男性，并且在这个叙述中男人先于其他生物，如植物。上帝发现男人孤独的时候，又创造了动物并将它们带给男人，给它们起名字。他用男人的肋骨创造女人，并称她为“女人”（wo-man，“由男人而出”）。[677]这两个版本大相径庭，并且一直让学者感到困惑。17世纪，正如在本书绪论中提到的，伊萨克·拉·佩莱尔提出，第一个创世故事适用于非犹太民族，第二个适用于亚当那个民族。这个观点解释了所有的异常现象，如北极地区和美洲有人的事实，《圣经》中没有提到这些地方，但是大发现时代却证明了他们的存在。直到1711年，一位德意志牧师H.B.威特才指出一个更凡俗的事实：《创世记》中的创世故事是由两个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写成的。[678]古希伯来人如何到达应许之地的故事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分歧。在一个故事中，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到埃及，然后在摩西的带领下，穿过荒野到达迦南。在另一个故事中，他们是从东面移居到迦南的，没有提到埃及。还有其他几处不一致的地方，但这种不一致也是其他宗教的一个共同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