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释这种不一致，部分论据是通过论证《圣经》的早期经卷有两个主要来源。它们是E或埃洛希姆派（根据其称上帝为埃洛希姆）和J，指耶和华派（说它是部分论据，是因为人们可能会期待后来的编者消除这些不一致）。E被看作是较早的来源，尽管源自E的材料少于J。有时，J似乎是对E的回应。这些早期来源主要可追溯至公元前8世纪，但是有些学者认为公元前10世纪更可取。正是在J来源中提到了上帝与犹太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但没有提及有关迦南的立约。这就是人们为什么说立约是后来在前6世纪编造的。在这个时期，犹太人在流亡中接触到巴比伦的琐罗亚斯德教信仰。[679]《托拉律法》的第三位作者是P，指“祭司”，他（仅仅是可能，一些学者提出质疑）将E和J合到一起，同时也加入了自己的材料，主要是仪式和什一税的律法。P也将上帝称作埃洛希姆而不是耶和华。[680]
后来，流亡结束后，由马所拉学士负责《塔纳赫》的准确性。他们是抄写者的家族，其工作就是忠实地抄写古代文本。这就是正典为什么被称为马所拉版本的原因。在库姆兰发现《死海古卷》后，我们对《圣经》在古代的变化过程形成了某种观点。在库姆兰发现了八百部书卷，其中有两百部是《圣经》经卷。例如，我们现在知道，撒马利亚人采用的《托拉律法》，粗略地说，与马所拉版本有六千个不同之处。撒马利亚人是北方的一个部落，大部分人没有被流放。在这些不同之处中，撒马利亚本与《七十子译本》相一致的地方有一千九百处。[681]举个例子便可说明编者的删改有多么重要和具有启示性。希伯来语言中有辅音，但没有完全明确的元音，因此一直有混淆的可能性。绝大部分希伯来词语由三字母词根构成，在不同的位置添加成分可以构成表示相似物体的一类词语。在一些情况下，这使希伯来语很高效，英语或法语需要三个或四个词语的地方一个希伯来词就足够了。但是，这也容易产生混淆。以大卫和歌利亚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为例。在他们那著名的交战中，歌利亚身穿铠甲，戴着头盔。考古发现表明，该时期的头盔上有个突起的金属条，它可以盖住战士的鼻子和额头。那么，从大卫投石器上射出的石头怎么可能打中歌利亚的额头并使其丧失战斗力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指额头的希伯来词metzach很容易与mitzchah混淆，后者指胫甲，其原理与板球垫一样。两个词来源于同一个词根：m-tz-ch。如果大卫将石头打在歌利亚胫甲之间的肉上，他就无法弯曲膝盖，可能会失去平衡而摔倒，大卫才能扑到他身上并杀死他。[682]
《先知书》分为前先知书，如《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纪》，主要是叙事；和后先知书，有《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第5章已经谈到它们。便西拉在公元前180年左右写作时，提到了“十二先知”；因此，《塔纳赫》的这部分肯定在那个时候已经确立。[683]《文集》主要由智慧书文学和诗歌作品（《诗篇》《传道书》和《约伯记》）组成。这些经卷的写作晚于其他部分，它们成为正典的原因可能是：公元前2世纪中期，犹太人受到亚历山大大帝的继业者安条克·依皮法尼的迫害，他试图将希腊生活方式强加给他们并毁灭希伯来《圣经》。作为回应，犹太人将《文集》作为其正典的一部分。在便西拉的《智训》开端（该卷成为《次经》的一部分，且不应与《传道书》混淆），他提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经卷：《摩西律法》《先知书》和“其他经卷”。既然《便西拉智训》在公元前132年左右被翻译成希腊文（由作者的孙子翻译），我们可以认为正典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684]这个正典究竟有多“正式”，这一点值得怀疑。库姆兰的《死海古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现的，它庞大繁复，这本身表明当时存在众多经卷，其中一部分与马所拉版本有很大的不同。到耶稣生活的时代，虽然有“一部”正典，但没有理由推测这就是“唯一的”，也没有理由认为其他受崇拜的经本没有广泛流传。[685]
《七十子译本》，即《塔纳赫》的希腊文译本，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菲勒底法国王（前285—前247）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1年根据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想城市的规划修建了亚历山大港。它位于地中海和一个湖泊之间的地峡上，靠近尼罗河最西端。作为埃及的一座希腊城市，这里到处是宫殿、神庙，还有一座大图书馆。这座图书馆很快使它成为“世界思想和文化之城”。[686]）然而，图书馆馆长德米特里告诉托勒密，他缺少五卷重要的经文：《托拉律法》。于是，托勒密找到耶路撒冷的大祭司以利亚撒，后者让七十位学者将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语。在没有互通有无的情况下，这七十位学者每个人给出了相同的译文。较大的可能是，作为口语的希伯来语在流亡过程中开始消失，阿拉米语（耶稣的语言）取而代之成为口头语言。慢慢地，希伯来语成为一种文学语言（像中古拉丁语一样），在亚历山大港希腊化的犹太人中产生了对希腊文版本《圣经》的需求。《托拉律法》可能早在公元前5/前4世纪就被翻译成了希腊文。让我们感兴趣的除了翻译传说的不可思议之外，还有就是《七十子译本》包含了我们使用的《旧约全书》的所有经卷（只是顺序不同），外加《次经》和《伪经》。[687]
《次经》包括《便西拉智训》《犹滴传》《马加比二书》《多比传》和《智慧书》。在耶路撒冷，虽然它们具有二等权威，但是人们并不认为它们受到了神的启示。在亚历山大港，虽然人们认为它们不那么重要，但仍视它们为正典的一部分。[688]《伪经》的得名是因为当时习惯将不知名作品归在过去的著名人物下。例如，《所罗门智慧书》是其“作者”死后很久才写下来的。《禧年书》描述了从创世到犹太人在西奈流浪这段时间的世界历史，并且加入了一些细节，如亚当儿子的名字，长幼依次为该隐、亚伯和赛特。其他经卷提供了关于出埃及的其他细节。[689]然而，《次经》和《伪经》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耶稣出生前犹太教思想的发展形成，如撒旦思想的出现、肉体复活与灵魂复活的区分、死后回报与惩罚思想的出现。“冥界”，即死者居住的阴间（可能不太舒适），现在被分为两部分，一是好人的天堂，一是恶人的地狱。这些思想可能是以色列人在流亡中，第一次接触巴比伦琐罗亚斯德教教徒时遇到的。[690]
值得再次注意的是，希伯来《圣经》与差不多同时期的希腊文学有多么不同，尤其是《塔纳赫》的狭隘视野。正如罗宾·莱恩·福克斯所说，它对铸造世界的政治或其他伟大力量（经济、科学甚至地理学）没有详细的关注。一些比较可以凸显这一差异。例如，《旧约全书》中的《底波拉之歌》和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一样，探讨了战败对敌国王室女性的影响。希伯来《圣经》是一部胜利者的颂歌，他们对那些妇女的处境冷眼旁观，他们说：“主啊，愿你的仇敌都灭亡。”相比之下，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表现了对这些妇女的同情：众神可能为希腊而战，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敌人有权受到人的待遇。[691]
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撰写的历史与希伯来《圣经》之间存在更大的鸿沟。希罗多德认可奇迹，修昔底德看到事件背后的“命运之手”。希腊人在文献中搜寻，亲赴现场调查，访问能找到的目击者。他们认为人应当为其行动负责，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而且尤其在修昔底德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众神的地位，而希伯来《圣经》几乎完全相反。经文是匿名的，没有研究的迹象：没有人为了亲自调查而旅行，或试图把希伯来故事与经文之外的独立资料做比较。希伯来《圣经》的目的是讲述创世起的整个世界历史，它处理上古事件的方法与处理最近发生的事件的方法相同。《创世记》中的叙事到处都是虚构的日期（后面的经卷好一点），也从来没有受到怀疑，不像修昔底德，他意识到各地历法之间有何不同。《旧约全书》的要点是希伯来人与其上帝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只关注自身的故事。一些学者阐明了这样的观点：在公元前120年左右写成的《马加比二书》中，“犹太教”首次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被使用，将犹太人区别于希腊文化的生活方式。[692]然而，《塔纳赫》真正让人感动的是它对面临重大问题的普通人的关注。“犹太人是第一个寻找词语，表达人类最深层情感的民族，尤其是身体或精神遭受折磨、焦虑、精神绝望和孤寂时所产生的情感……”[693]一些文本是从早期作品中“借来”的。例如，《箴言》是埃及作品《阿门涅墨坡的智慧》的乔装改换。但是，整个希伯来《圣经》表达的是一个弱小民族生活在上帝阴影下的感受，“其实就是，他们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对上帝的意志无知。因此不可避免地，生活就是应付不幸，经常是没有预知的、不该承受的不幸”。[694]有哪部经文比《约伯记》更令人心酸、令人悲痛、令人震惊？在对邪恶的处理上，它并不像人们有时候所说的那样独特。《约伯记》可能在公元前600至前200年间写成，在这个时期，邪恶问题已经在其他近东文学中得到讨论。[695]《约伯记》的特殊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有一百多个词在经文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没出现过。早期译者是如何处理这一难题的，语言学家对此一直困惑不解。其次，该经卷真正的创新之处无疑在于对不公平的上帝这个问题的审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本书是关于无知和苦难的。开始，约伯对上帝与撒旦的打赌并不知情。随着遭受的苦难增多，约伯会背弃上帝吗？虽然，作为读者的我们知道这个赌约，但是约伯不知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上帝的动机。这本书就是关于无知和邪恶的：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最后我们能知道什么。[696]在上帝不公的世界里，信仰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是谁，竟能质疑上帝的动机？
流亡之后，作为一种拥有正典经书的宗教，犹太教的特征变化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完全不同的后果。重视正典使以色列人成为一个相对狭隘的民族（虽然有例外，如斐洛和约瑟夫斯）。这可能使他们变得执拗、不愿去适应，而带来严重的（更别提灾难性的）后果。另一方面，具备正典经书的宗教无疑提高了读写能力和对学术的尊敬，这对犹太人有益。对书写的尊重，尤其是对律法的尊重，也是一个文明因素，赋予犹太人一种鲜明的集体目标感。围绕《圣经》的学术研究在犹太教中引入了一个新实体：教授和详细研究《圣经》的犹太会堂。“犹太会堂”实质上是个希腊词汇，就是指人们聚集的地方，这也表明它是在流亡过程中形成的。在巴比伦，犹太人在新确定的安息日那天也可能聚集在某人的家里，朗读《摩西律法》的相关部分。这个习俗在以斯拉和尼希米时期肯定存在，尽管我们知道的最早的犹太会堂位于亚历山大港，那个地方的遗迹可追溯至托勒密三世（前246—前221）。[697]
犹太人面临的问题是，尽管他们在宗教上很成功（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但他们的政治困境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们仍然是处在强国包围之中的一个始终如一信奉宗教的小民族。从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开始，巴勒斯坦和中东地区就先后被马其顿人、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等众多的王国统治。这当中的每一个国家（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在观念上都是希腊化的，而且以色列人的四周不是城市，就是城邦，那里没有犹太会堂和圣殿（耶路撒冷例外），而运动场、剧院、学园、市场和表演场才是主要的文化场所。在推罗、西顿、比布鲁斯和的黎波里都是这种情况，因此，撒马利亚和犹太都被认为是落后的地方。这种文化分隔只是很有效地使更正统的犹太人更趋保守。许多人回到沙漠，寻求宗教仪式的纯洁性，他们感觉这种纯洁性在城市甚至在耶路撒冷都是无法获得的。然而同时，还有其他犹太人，通常是那些受过更好教育的犹太人，发现希腊文化比他们自己的文化更多样化、更协调。实际上，用保罗·约翰逊的话说，对犹太人来说这意味着，希腊化“是一种让人精神涣散的力量，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种世俗化、物质化的力量”。[698]这种一触即发的局势在公元前175年塞琉古王安条克·依皮法尼即位时终于爆发，这在前面提及过。在此之前，也有过改革正统犹太教的尝试。遍布中东的希腊化促进了贸易，并大体上缓和了宗教分歧。和犹太人相比，希腊人对神有不同的理解。“在希腊人的想象中，神就像我们自己，只不过更美丽，他们降临人间是为了教会人们理性与和谐法则。”[699]按照这样的想法，希腊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都接受将他们的神合为一体，例如，阿波罗—赫利俄斯—赫耳墨斯，都是太阳神。[700]
然而，对于正统的犹太人来说，这是最恶劣的异教野蛮行径。当安条克·依皮法尼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进希腊化进程并帮助以色列的希伯来人当中的改革者时，这一信念得到进一步加强。他罢免了正统派的大祭司，用一位改革者代替；把城市的名字改为安条克；他在圣殿旁边建了一座运动场；用圣殿的钱来资助希腊化活动，如竞技比赛（记住，这些竞技比赛本身就是一种宗教仪式）。最后，在公元前167年，他废除了《摩西律法》，用希腊世俗法取而代之；同时降低圣殿的地位，使它变成只是多种宗教做礼拜仪式的一个地方。这一步对于哈西德派教徒（即虔敬派犹太教徒）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拒绝接受这些变化，并采取新的策略反对安条克：殉教。二十五年来激烈的宗教纷争不断，当时的结果是哈西德派教徒获胜。犹太人不仅赢回了他们的独立，包括宗教独立，而且改革思想也失去了公信力。从那时起，“圣殿比以前变得更神圣不可侵犯，也加强了对《托拉律法》的严格遵守。犹太教断绝了与外界的来往，远离希腊世界。暴民成了耶路撒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得整个耶路撒冷城和犹太地区都很难被任何人统治……希腊和希腊世界特有的思想自由，在巴勒斯坦是未曾有过的。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由地方学校组成的全民教育体系，所有的男孩，而且也只有男孩，只学习《托拉律法》，别无其他。不得教授其他形式的知识”。[701]
在安条克·依皮法尼之后和耶稣出生之前的那些年，尽管哈西德教派势力很大，犹太教还是不断发展，并且主要呈现出四种形态。如果对这四种发展形态缺乏了解，就难以理解接下来发生的事。
撒都该人是祭司，有时被称为犹太人社会的贵族，他们对于外来思想和影响比大多数人更开明。他们的名字可能取自大卫王朝时期的一位大祭司撒都，当然也有其他的解释。在政治上，他们倾向于和任何一个掌权的力量和平共处。在宗教上，他们的特点是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托拉律法》。不过这并没有使他们变得那么保守，因为他们对教义的严格理解促使他们反对将《托拉律法》延伸到经文没有具体指定的领域中去。既然他们将自己的《圣经》限定为《摩西五经》，那么他们对弥赛亚就没什么概念，也不信奉复活。[702]
复活思想似乎在约公元前160年首次产生，那时正是殉教时期，是对于殉教的一种回应（殉教者一定不会永远死去吧？）。《但以理书》首次提到了复活。我们在前面看到，在流亡过程中冥界的概念如何出现，然后发展成基本的天堂和地狱概念，犹太人如何从巴比伦的琐罗亚斯德教发展出与上帝立约的概念。复活的概念可能也是如此，它是又一个琐罗亚斯德教概念。尽管琐罗亚斯德曾说过，所有灵魂在死时要跨过一座桥，才能到达极乐世界，那时罪恶之人会跌入阴间。他还说过，在“大限”之后，就会有肉体的复活。世界将会经历一次严酷的考验，世界各大山脉上的所有金属将会熔化，地球会被一股宏大的金属熔流覆盖。对于正直的人来说，熔化了的金属不会是个问题，“就像是走在热气腾腾的牛奶上”，但邪恶之人就会死亡。世界清除了罪恶之人，只有正直的人活着，那么地球到时将会是天堂。[703]正如许多注释家所说的那样，犹太人周围都是强国的困境是产生琐罗亚斯徳信仰的自然环境，一场大火将毁灭邪恶力量，正直的力量会复活。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一个能引领正直之人走向胜利的弥赛亚的思想产生了，但这是后话。
法利赛人是和撒都该人截然相反的教派。他们是非神职人员，非常保守，却把《托拉律法》运用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是《圣经》并未指明的那些领域。他们非常热衷于宗教仪式的纯洁性，并对弥赛亚和复活深信不疑。对他们来说，犹太会堂而不是圣殿才是他们传播自己信仰的主要场所。“他们渴望上帝带来最后的审判日，自己却不曾做什么来发起最后的审判日。”[704]
奋锐党是极端的一派，事实上，这个词已经进入现代语言中，成为极端主义的象征。与撒都该人不同的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清除”外界对以色列的“亵渎”。而且如果必要的话，他们不惜进行战争来达到目的。他们相信“上帝的选民”将会获胜。[705]
艾赛尼教派共同拥有财产，吃住都在一起。在库姆兰居住的很可能是一个艾赛尼教派团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那发现了《死海古卷》。[706]他们都很虔诚，敌视其他犹太人，举行复杂的入教仪式。他们最著名的思想就是他们生活在“时间的边缘，最后的世界末日中”，每天都在准备迎接上帝的到来，上帝会使他们摆脱严峻的政治现实，恢复犹太人的荣耀。他们相信，会有一个弥赛亚带领他们进入天堂（有人甚至相信有两个弥赛亚，一个是宗教上的，一个是军事上的，这是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思想的回归）。艾赛尼教派的经文是在马萨达发现的，该教派在那里被消灭了。
很多学者认为，弥赛亚（“受膏者”）思想是犹太教固有的思想。这和认为在大灾难之后会有一个和平、公平和公正的新时代的观点相关。[707]人们还相信从创世到末世的世界历史预定论（“末世”，意思是时间的终止，“会带来上帝对历史决定性的、最终的干预”）。[708]这一系列观点被称为“天启末世论”：大灾难之后，会揭示隐藏的事件，上帝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再次引用保拉·弗雷德里克森的话，“快乐的人们不会创作天启”。弥赛亚是天启末世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旧约》中大约有三十九处提到这一人物，一开始，这个词语指代国王。“犹太人的传统是首先期望大卫王的后代会在世界末日崛起，领导上帝的选民……大卫王的后代会为以色列人的极乐铺平道路。”[709]那时，犹太人将会回归到他们在创世时的素食风格。[710]这个弥赛亚的形象起初不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例如，在所罗门《诗篇》中，他是一个像其他人一样的人，他的人性是毋庸置疑的。[711]弥赛亚变得超自然只是因为犹太人的政治地位不断恶化，变得“如此绝望以至于只有超自然的力量才能拯救他们”。[712]
在耶稣时期，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地区不得不向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强大国家罗马低头。对于一个像犹太人那样把政治占领和宗教占领视为同一并且信奉宗教极端主义的民族来说，世界一定比以往看起来更加无望。在更早一些的黯淡时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就已经有预言爆发，而现在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又出现了一次，尽管这一次，由于琐罗亚斯德教的观点已经融入犹太人的思想中，天启末世论成为这些预言的主调。只有一个拥有超自然力量的弥赛亚才能拯救犹太人。耶稣就是在这样的世界中诞生的。在希腊语中，弥赛亚这个词被译为基督，这就是为什么它后来成了耶稣的名字，而不是他的头衔。这样，关于弥赛亚的所有预言都开始应验到耶稣身上。[713]
在我们讨论耶稣之前，我们需要看看另一个因素：希律王以及他在耶路撒冷重建的圣殿。当希律王在公元前37年成为罗马的附庸时，巴勒斯坦已经被罗马统治了二十五年。犹太人内部从来没有停止过争端，也从未停止过反对外来统治。希律王本人有许多自相矛盾的思想，正如保罗·约翰逊所说的，他是个令人困惑的人，“既是一个犹太人，又反对犹太人”。[714]他掌权后采取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处死最高评议会，即长老委员会的四十六位成员，他们主要负责将《摩西律法》运用到传统的世俗领域。和他之前的安条克·依皮法尼一样，希律王委派更练达但不太信奉宗教极端主义的犹太人代替他们，同时将最高评议会仅仅作为宗教法庭。[715]
希律王同意许多练达之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巴勒斯坦是落后的，可以通过进一步了解希腊生活方式而获益。因此，他建造新城镇、新港口和新剧院。不过他通过大规模重建圣殿而避免了安条克·依皮法尼引起的那种反抗。重建工作开始于公元前22年，历时四十六年，意味着在耶稣一生，这座大圣殿都在施工。工程的规模极其宏大。仅招集和训练一万名劳力就花了两年时间。一千名祭司作为监工，因为只有祭司才能进入限定的神圣区域。完工后的圣殿是原来的两倍（大约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犹太人称之为“圣殿山”的两倍高）。这是一个五彩缤纷、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有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宽阔的外庭，货币兑换商在这里摆摊设点，把钱币从任何一种货币换成可以付香钱的“圣殿谢克尔银币”。（耶稣抗议的正是这些货币兑换商。）在这个外围部分，有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写的大标记，提醒非犹太人如果他们敢往前一步，就有生命危险。往里走是一系列对特殊的犹太人群体（如妇女和麻风病患者）开放的小庭院。内庭只对男性犹太人开放。圣殿总是很拥挤、繁忙。除了在这工作的几千名祭司外，还有大量的经文抄写员和利未人，他们要么作为乐师，要么作为工匠，要么作为清扫人员在仪式中帮忙。[716]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入中央隔间，至圣所，而且也只能在每年赎罪日进入。[717]
根据传统，每天黎明和傍晚分别要献祭一只羊羔，每个朝圣者还可以献上自己的祭品。这项仪式伴随着歌唱、奏乐和喝酒而进行，据我们所知，每场献祭仪式平均需要十三个祭司。关于圣殿的一处描写提到七百名祭司参加献祭仪式，也就意味着有五十多只羊羔同时被宰杀。难怪它们的尖叫声，再加上奏乐和吟唱使许多人感觉很野蛮。[718]
圣殿是个宏伟的地方。但在希律王的统治下，犹太人一点也没有更幸福，巴勒斯坦仍然是一个附庸国，正统派犹太教始终和从前一样不妥协。在公元66年，希律王死后的第七十年，犹太人再次起义，这次他们遭到强有力的镇压，乃至宏伟的圣殿被彻底毁灭。犹太人被驱逐出巴勒斯坦长达两千年。在希律王死后和圣殿被毁之间，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然而也是最神秘的事件之一：耶稣的诞生。
耶稣存在吗？他是一个人还是一种思想呢？我们到底能不能搞清楚？如果他不存在，那为什么他建立的信仰会如此迅速地流行起来？自启蒙运动以来，“寻找历史上的耶稣”成为主要的学术问题，这些问题激发了许多学者的兴趣。必须指出的是，今天，曾经存在的怀疑正在消退：很少有《圣经》学者现在还怀疑耶稣不是一位历史人物。同时，没有人能忽略《福音书》的混乱和矛盾，也不能否认，保罗的作品（主要是书信）虽然早于《福音书》，然而却没有提到耶稣生活中许多比较重大的事件。例如，保罗从来没提到童贞女生子，没有称耶稣为“拿撒勒的耶稣”，没有提到他的审判，也没有表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尽管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14—15暗示是发生在犹太）。他从没给耶稣冠以“人子”的头衔，也没提到耶稣据说曾创造的奇迹。因此，关于耶稣的生平至少存在大量疑问。[719]
关于耶稣的思想并不是全新的创造，这一事实也导致了怀疑的兴起。例如，那时至少有四个神，阿提斯、塔木兹、阿多尼斯和奥西里斯，在中东作为“早逝的牺牲者”而广泛受到尊崇。[720]这些都是植物神，不是明确的弥赛亚，但为了群体，他们也需要复活。这里意思有重叠。[721]我们也不应忘记，在希伯来语中，耶稣的名字（Ieshouah）意思是拯救。正如上文提过的，基督即弥赛亚，意思是国王和救赎者，当耶稣基督联用时，它更多是一个仪式称呼，而不是一个历史人物。
早期的基督教文学及其与基督教思想的发展关系尚不确定。下面会谈到《新约》的很多缺点，但我们应该记住的是，最早的《福音书》是在耶稣受难约四十年后写成的，因此除了希伯来《圣经》中的一本外（这个例外就是《尼希米记》），它们在时间上比所有其他文献都更接近它们记载的事件。[722]现存《新约》篇章总共大约有八十五个残篇可追溯到公元300年之前。我们现在使用的四本《福音书》大约在公元100年就都存在，但我们知道至少还有其他十本。这包括《多马福音》《彼得福音》《希伯来人福音》和《真理福音》。[723]例如，《彼得福音》就像我们的《福音书》一样，详细描述了耶稣受难、葬礼和复活，更注重后来的事件，也比我们的《福音书》更有意把耶稣受难和希伯来《圣经》联系起来。《多马福音》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中期，里面收集了耶稣的言论，有很明显的反女性倾向，而且颠覆了耶稣的许多言论。[724]正如罗宾·莱恩·福克斯报告的，1935年在埃及出土的纸莎草纸上发现了一本“不明身份”《福音书》的四个残篇，里面有许多我们现存《福音书》的故事，但顺序不同。
第三本《福音书》（《路加福音》）的序言提到，之前有“许多”撰写耶稣故事的尝试，但除了《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外，没有一个幸存下来。保罗的至少部分书信也是这样。保罗在耶稣死后不久写了他最早的一批信件（约公元48/50年写给加拉太人），所以如果保罗没有提到某些更令人惊奇的事件，那么它们真的曾经发生过吗？如果没有，这个传统又源自何处？我们知道第一次提到《马太福音》是在约公元110年安条克主教伊格纳提乌斯写的一系列信件中，虽然并没有提到马太的名字。《约翰福音》的第一个证据来自莎草纸碎片，根据字迹可追溯到约公元125年。稍晚一点，约在公元125至140年有史料提到了《马可福音》。[725]人们通常认为最早的《福音书》是约公元75年的《马可福音》。这是希拉波立（在土耳其境内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海滨的内陆地区，靠近米安德河）的主教帕皮亚的引文中提到的。约公元120至138年，帕皮亚引用上帝信徒老约翰的话，说马可是彼得的阐释者，“仔细记录了他所记得的耶稣说过、做过的事，但是顺序不对”。然而，《马可福音》的语言（和其他《福音书》一样，都是用希腊语写的）在风格上逊色于那些受过教育的作者。因此他可能不是一个有见识的人，与使徒无直接联系，而且更糟糕的是，他可能轻易相信别人，并且不可信赖。鉴于耶稣的死和后来写成的《福音书》之间有五十至八十年的时间跨度，其准确性值得怀疑。在这些《福音书》中，只有《约翰福音》提到了一个作者：“耶稣喜欢的那个使徒。”[726]
对于《福音书》，早期基督徒似乎持矛盾的观点。大约在公元140年，一位著名的异端分子马吉安认为《新约》的上帝高于《旧约》的上帝，认为一部《福音书》（《路加福音》）就够了。然而到2世纪70年代，我们的四本《福音书》开始变得有些特别。因为罗马基督徒作家查士丁的门徒他提安把它们放在一起，“糅合”成一本特别的书。我们现在所用的四本《福音书》最初用希腊语写成，但我们知道用拉丁语、古叙利亚语、埃及语翻译的早期译本。其中一些译本早在公元200年就出现了，因此产生了很多变体。大约在383年，哲罗姆编纂出拉丁语版本的主要修订本，据说是用比较早期的希腊语文本作为标准，更正已经逐渐侵入拉丁语译本的错误。哲罗姆版的《圣经》成为《武加大译本》，即标准拉丁文译本的基础，取代被称为“意大拉”的比较早期的拉丁选译本。[727]但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新约》的篇目直到4世纪才确定下来，当时早期基督教主教认可了这种编排。[728]
《福音书》中最大的不同是在《约翰福音》和其他三部之间。《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以对观《福音书》而著称，因为它们基本都是对耶稣故事的著述。人们经常认为，这些故事就像从不同角度给同一对象照的相片一样。（《路加福音》可能有意对《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稍作调整，展现耶稣的不同方面。）在对观《福音书》中，耶稣几乎从不提及他自己，更少提到上帝交给他的使命。[729]但是在《约翰福音》中，相比耶稣的生平，他作为上帝密使的意义更重要。[730]在第四部《福音书》里，甚至连耶稣的说话方式都不同，因为他不断声称自己就是“上帝之子”。可能《约翰福音》是后来的作品，特地用来反映其他三部《福音书》里描述的事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它为什么不尝试消除一些明显不一致的地方呢？这些《福音书》在时间上与它们描述的事件很近，这只能使这些不一致更麻烦。
它们都从耶稣诞生说起。首先，《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甚至都没提到耶稣的出生，尽管耶稣的诞生具有传奇色彩。《马太福音》将耶稣的出生地定为伯利恒，但认为这发生在希律王统治的后几年。《路加福音》将天使传报和希律王的统治联系在一起，将耶稣诞生在伯利恒和一个特定事件联系起来：“当那些日子，恺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第一次征税是在居里扭当叙利亚总督时，我们认为这一年是希律王死后的公元6年。根据这一点，《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关于耶稣出生的时间相差十年。[731]
关于童贞女生子的详情更令人生疑。令人不舒服的事实是，尽管这一事件非常罕见，但是在《马可福音》或《约翰福音》或保罗的信件中都并未提及此事。据牛津大学《圣经》学者盖佐·韦尔迈什的研究，甚至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它只被当作“主要故事的序曲，因为这两部《福音书》以及《新约》的其他部分都不曾再次提到，因此可以很确定地将其视为次要的附加部分”。[732]无论如何，在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童贞”这一词的使用很灵活。从一种意义上说，它用来表示第一次结婚的人。在罗马地下墓穴发现的希腊、罗马文字表明“童贞”这个词可以适用于任何结婚多年的妻子或丈夫。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童贞丈夫”表示一位以前没有结过婚的已婚男子。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个词语可以指当前不能生育的女子，也就是说，没来月经的女子。“月经一来，童贞即告结束。”[733]即使在那些提到过童贞女生子的《福音书》中，不一致的地方也很多。在《马太福音》中，天使拜访约瑟，宣布耶稣的诞生，而不是拜访马利亚。在《路加福音》中，他拜访的是马利亚而不是约瑟。在《路加福音》中，基督的神性是向牧羊人宣告的。在《马太福音》中，是通过东方出现的一颗星得以体现。在《路加福音》中，是牧羊人首次表达了对耶稣的崇拜，而在《马太福音》中是东方三贤。还有就是《马太福音》提到的一个事件，希律王害怕“新国王”的诞生，命令杀死住在伯利恒的所有不满两岁的婴儿。如果如此大规模的杀婴行为发生过，约瑟夫斯一定会提到，因为他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希律王的其他暴行。但是他没有。[734]
耶稣为童贞女所生的奇特身世也和他的年谱相抵触。正如我们所认识的，犹太人的弥赛亚传统认为耶稣应该是大卫王的后代，这样就排除了马利亚所生的可能，因为据我们所知，她不是来自大卫王所属的犹大部落，而是来自利未部落。[735]但是根据《福音书》，耶稣根本不是约瑟之子，而是圣灵之子，因此和大卫没有关系。[736]另一方面，根据《新约》的一个非常早期的版本（西奈抄本，可追溯到公元200年），“雅各是约瑟之父，约瑟为童贞女马利亚之夫，是被称为基督的耶稣的父亲”。[737]这么看来，耶稣还能被视为神圣吗？同样，在《路加福音》中，十二岁的耶稣以其惊人的理解力让圣殿里的博学之士为之惊叹。当担心他的父母来找他时，他指责他们道：“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么？”《福音书》继续写道：“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也就是说，他们看起来没有意识到他的神圣使命。马利亚若经历过这样神奇的生育，怎么会不知道呢？这些不一致以及《新约》其他篇章对此问题的沉默，使许多学者同意韦尔迈什的观点：这是后来附加的。但这一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呢？犹太教传统没有这方面的说法。在希伯来《圣经》中，一些族长的妻子不能生育，她们的子宫“被上帝关闭了”，后来又“打开了”。这是上帝的干预，“但从未导致圣灵感孕”。[738]一个可能性是第5章讨论的以赛亚预言（7：14），它这么写道：“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名字意为“上帝与我们同在”。）但这里以赛亚并没有暗示什么超自然力量：他用的希伯来词almah意思是“年轻女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处女。然而，当这个词在《七十子译本》中被翻译成希腊语时，所用的词（parthenos）意思正是“处女”，译文这样写道：“这个处女会怀孩子，你［丈夫］会给他取名以马内利。”[739]
和犹太教传统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异教世界有许多重要人物由童贞女所生的故事。在小亚细亚，阿提斯的母亲娜娜女神就是处女，她“把熟了的杏仁或石榴放在胸部”就怀孕了。还有就是赫拉远离“宙斯和男人”，怀孕生下提丰。[740]在中国也存在类似的传奇，但最相近的是墨西哥的羽蛇神，他是一位天生“纯洁的童贞女”所生，被称为“天后”。一位来自天堂的使者告诉她，是神的旨意让她可以“不和男子结合”就怀孕生子。人类学家J.G.弗雷泽认为这些故事都很原始，其生命力来自一个人类还不懂男性在怀孕中的作用的时期。[741]亚历山大港的斐洛（出生于公元前20年，因此和耶稣是同时代人，并早于《福音书》）的著述表明童贞女生子思想在基督生活时期的异教世界非常普遍。[742]当然，圣诞节最后选定在许多异教庆祝太阳神诞生的日子，因为那一天是白昼开始变长的冬至。在这里弗雷泽又一次认为：“在叙利亚和埃及，异教徒在冬至这一天向朝拜者展现的婴儿图案代表新一轮旭日，告诉朝拜者：‘看看童贞女的杰作吧！’”[743]
耶稣是加利利人这一事实也让我们心生疑惑。因为加利利人在社会和政治上都不同于犹太人。它主要是农民定居的农村地区，但因橄榄油出口而富裕起来。大一点的城市都希腊化了，只是在最近才变得犹太化。例如，在公元前8世纪，以赛亚提到过“非犹太教徒区域”。[744]加利利也是我们现在可称为“恐怖主义者”的希西家的家乡，他约在公元前47年被处死。他的儿子犹大和一个法利赛派教徒撒都创立了政教合一的奋锐党，鼓动不缴税，也不服从外来统治者。马萨达城堡在犹太沙漠边缘一千三百英尺高的岩石上，领导那里起义的正是犹大的后代。在那里，九百六十名“叛乱分子和逃难者”被杀，或大规模地自杀，拒不投降。[745]加利利人有明显的乡村口音（《圣经》提及了这一点），因此不管耶稣是不是革命者，他都可能被视为一个革命者。我们也必须记住，阿拉米语表示木匠或工匠的词也表示“学者”或“有学识之士”。这可能解释了耶稣一开始就受人尊重的原因（因为他似乎从来没有什么职业）。[746]难道因此缘故，他被当作加利利革命党的一个雄辩的代言人吗？[747]
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也出现在耶稣受审和受难上，这更增加了人们对其身份和信仰性质的疑问。克里斯托弗·罗兰清楚地表述了这个问题：耶稣是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是为什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具体来说，为什么他不是被犹太人惩罚呢？是因为他的罪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宗教上的，还是既有政治性也有宗教性？（在当时的巴勒斯坦总是很难区分这两者。）耶稣总是支持非暴力方式，这说明他不可能是奋锐党；另一方面，他不断主张上帝的国“即将到来”，也很容易被理解为政治性言论。
第一个不一致的地方是耶路撒冷迎接耶稣的仪式。据我们所知，他受到“群众”的隆重欢迎，而且带领这些群众的祭司都一致赞同他。然而，几天之后，他就被审判，所有的祭司都呼吁判处他死刑。四本《福音书》都认为耶稣首先被犹太宗教机构审讯，然后才被交给犹太的总督彼拉多。第一次会议是晚上在大祭司该亚法的家里进行的。[748]当时聚集着所有的抄写员和长老，该亚法问耶稣是否真的自称弥赛亚，“耶稣的回答让大祭司觉得亵渎了神明”。[749]这个回答可能是什么呢？在犹太人的律法中，亵渎神明是死罪，但自称弥赛亚却不是亵渎神明，西蒙·巴尔·科赫巴在耶稣死后一百年也自称弥赛亚，甚至被一些犹太显贵认可。[750]不一致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在和该亚法见面后，耶稣被交给了彼拉多。然而犹太律法禁止在安息日或节日审判和执行死刑，其他律法也禁止在这一天的白天或晚上进行审判和执行死刑。最后，亵渎神明的死囚应当被用石头砸死，而不是钉十字架。
如果耶稣的罪主要是宗教上的，那么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这些都不合乎情理。[751]但如果他的罪是政治上的，为什么据说彼拉多称，“我查不出这人有甚么罪来”。其他的文献资料也证实，彼拉多“一直警惕着外来入侵或起义”。犹太人在彼拉多面前甚至指控耶稣煽动革命。“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恺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然而耶稣的信徒却没有一个和他一起被逮捕，如果他真是政治组织的首领，他们肯定会被逮捕。彼拉多把他交还给犹太人，执行所谓的罗马死刑。在一些《福音书》中，彼拉多没有做出正式的审判和判决，他只是让犹太人自行处理。[752]钉十字架的意义也不怎么明确。例如，据我们所知，没有一个例子说明罗马总督会一经要求就释放犯人（如巴拉巴）。[753]事实上，这一事件可能比看起来复杂得多也简单得多。巴拉巴的意思其实是“父亲之子”。我们现在知道在《马太福音》的一些早期版本中，巴拉巴的名字被写为耶稣·巴拉巴。[754]最后，据我们所知，在钉十字架时，太阳变暗，大地动摇。这应该是一个真实的事件，还是具有比喻意义的事件呢？没有对这个事件的独立证据：老普林尼（约23—79）在他的《博物志》中用一整章记录了日食，却没有提到与这次受难相符的任何自然事件。[755]
尽管首先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这些事件没有见证人，但有关耶稣复活的不一致更加明显。确实如此，尽管最早提到亲身经历这一系列非比寻常事件的人是保罗，在他写给哥林多人的第一封信件中，那是在《福音书》写成之前的1世纪50年代中期。至于发现空坟墓，《马太福音》上说是妇女前去看坟墓时发现的，而在《马可福音》中，她们之前就看过了，后来又带回香料去处理尸体。《约翰福音》又不同：尸体已经被尼哥底母拿香料涂过膏了。《福音书》的其中三本里，石头已经被人滚开了；而在《马太福音》中，是天使当着妇女的面把石头滚开的。[756]在《马太福音》中，复活后的耶稣在加利利出现在门徒面前，而《路加福音》里，这件事发生在耶路撒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