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于1世纪50年代第一次写给哥林多人的书信，尽管不一定比流传的口头《福音书》早，但在《福音书》写成之前。信中保罗列举了耶稣复活的目击者。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尽管他很期望能活着见到最后审判日，但未提到空坟墓。[757]可能更重要的是，他用来描述复活后的基督出现在门徒面前的词语ophthe和他用来描述自己去大马士革路上所见异象的词语一样。换句话说，似乎对保罗来说，复活不是一件肉体上的事，“不是死了的血肉之躯复活”，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转变，一种不同的理解。[758]
也有观点反对这种解释。例如，所有见证空坟墓的都是妇女。尽管在犹太不乏富有的妇女，尽管当时文学有女主角，但总体来说，妇女在那时地位很低。如果有人捏造证据，他们肯定不会选妇女做证人。同样地，复活后的耶稣与他所见之人的所有谈话都和他受难之前一样，普普通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且，如果人们杜撰这些相遇，考虑到复活的奇特性，这些碰面肯定会被渲染得更重要。[759]
很可能耶稣既是一个宗教威胁，又是个政治威胁，这两方面并不矛盾。如果耶稣真的自称弥赛亚，或即使他允许信徒像看弥赛亚那样看待他，他就自动地成了政治威胁，因为犹太人认为弥赛亚就是能带领他们反抗罗马的军事领袖。他是一个宗教威胁，因为撒都该人会因为他对犹太教的理解与他们大相径庭而遭受灭顶之灾。但这仍不能解释不一致的地方。
下面是最新的耶稣研究学术成果：尽管有上述不同，《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惊人相似之处是因为，马太和路加在创作各自的《福音书》时，每人有一本《马可福音》的复本。此外，如果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去除《马可福音》那部分，仍然有许多相似之处，“包括大量几乎是字对字的相同部分”。[760]19世纪德国学者称此为Q，用来表示“信息来源”。加上1945年在上埃及的拿哈马地发现的学者知道存在但认为已经消失的《多马福音》，这给《新约》带来了新视角。最引人注目和最具争议的两个观点来源于这些发现。第一个是伯顿·马克，他认为耶稣是一个“历史上的次要人物”，“一个边缘化的人，因为一系列事件而变成神”。第二个是保拉·弗雷德里克森，她认为“耶稣是一个预言大灾难的犹太人，期望上帝的干预能扭转历史……但彻头彻尾错了。后来，基督教可以说是在不断尝试解决这个令人惊愕的错误，尤其是基督再临的信条”。[761]虽然这些都让基督的地位下降，但他仍然被视为一位历史人物。[762]
不管今天基督教意味着什么，而且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还将要追踪其教义的改变过程，《新约》中反映的耶稣的主要思想都相对简单，就是“神的国近了”。实际上这个短语在希伯来《圣经》中并不普遍，但正如我们知道的，弥赛亚的思想在以色列人中变得更流行。在耶稣诞生前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弥赛亚的含义从“国王”变成“救赎者”。然而，需要补充的是，耶稣从来没有自称弥赛亚。[763]
德国《新约》学者约翰内斯·魏斯在1971年出版的英文版《耶稣关于上帝国度的宣言》一书中宣称，耶稣的这个主要观点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弥赛亚时代即将来临；第二，一旦上帝建立王国，审判和统治将交给耶稣；第三，开始耶稣希望自己能活着看到王国建立，但后来他意识到他的死是必要的。然而即便是那个时候，他相信王国可以在排斥他的那一代人的有生之年建立。那时他会从“天堂的云端”重返人间，而且巴勒斯坦地区将成为新国度的中心。换句话说，耶稣说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再生，他也设想了世界现实的根本变化，而且他希望很快实现。[764]在这个主要观点之外，耶稣通常对犹太律法的细节（遵守安息日、饮食限制）采取更加宽松的态度，强调上帝的仁慈而不是惩罚性公正，坚持心灵证悟而不是对仪式表面上的遵守。毕竟，他的教义针对的是犹太人。他从未设想一个新的宗教制度：“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765]他甚至避开那些寻找他的非犹太教徒。[766]这是历史上失传的一个简单却很重要的思想。
耶稣复活后升了天，他的信徒继续在圣殿朝拜，期望他随时重返人间，同时自己也能获得救赎。出于这个目的，他们做了各种努力，让以色列人做好准备，督促他们的犹太同胞做出耶稣之前提议的改变。但这当然和传统的祭司与抄写员的权威相冲突。而且信徒走出耶路撒冷越远，在没有直接亲身经历耶稣事迹的犹太人中受到的阻力就越大。这进而导致基督教的一个主要转变（基督教这个术语是首先在安条克的犹太基督徒群体中创造出来的）：非犹太人不怎么反对使徒宣传的教义，因为他们的传统思想没怎么受到威胁。所以在1世纪末期，若是和紧接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期相比，早期基督教会（不是犹太会堂）和犹太教更加疏远。他们否定《托拉律法》，不无乐意地看到罗马在66年摧毁圣殿，将《新约》原先给以色列人的允诺转到了自己身上。[767]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基督教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它起初是一种犹太教形式，随着基督教远离耶路撒冷，渐渐从犹太教中分离（主要多亏了保罗）。
保罗几乎是耶稣的同代人，他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看见基督再临。马可将圣殿的摧毁视为世界末日的开始。但是当《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写成时，基督再临已经被认为比较遥远了。即便如此，早期基督徒仍然沿袭犹太教的传统，为自己设想一个神学上的特殊位置：他们抛弃希腊化思想，不仅是因为它的多神论，也是因为它对世界的混杂的理解方式；他们坚持历史的独特性——神明在特定时期通过某一个人显现出来。他们对这个特殊事件和特殊地方的关注，不管有多偶然，是迄今为止蕴育的最伟大思想之一。
8 公元0年的亚历山大港，西方和东方
当然，0年是不存在的，原因有几个。一个原因是当时还没有发明0，0出现于大约公元7世纪的印度。另一个原因是那时候世界上的许多人都不是基督徒（现在也一样），他们计算时间的方法完全不同。第三个原因是西方使用了若干个世纪的纪年法——公元（AD）是Anno Domini的缩写，意为我主之年，公元前（BC）是基督诞生之前的意思——直到6世纪才被采用。耶稣，正如我们所见，从未试图开创一种新的宗教，所以，与耶稣同时代的人即使听说过他，也从未想过一个新的时代由此拉开了序幕。实际上，直到8世纪比德在他的《英吉利教会史》一书中采用了公元纪年法（AD），它才被普遍使用。而公元前纪年法（BC）虽然为比德所提到，但直到17世纪下半叶才被普遍使用。[768]尽管如此，假想一个“0年”能够使我们一窥古代的时间概念，了解在耶稣生活的时代还存在着哪些其他思想。
在古代世界，对时间的理解因为当地情况，尤其是当地宗教的不同而不同。可确定年代的第一批钱币铸造于大约公元前312年的叙利亚，刻有铸造这些货币的塞琉古时代的年份（“胜利者”塞琉古于公元前321年，即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两年建立了塞琉古帝国[769]）。了解古代时间的基本天文学因素是将地球分为东方（Orient，来自拉丁语，意为“出生、增长、生长”）和西方（Occident，来自拉丁语，意为“倒下、死亡”）。例如，巴比伦人注意到了所谓的“与太阳同时升起的”星星。这一现象使我们能够在黎明之前观察到靠近太阳位置的星星升起。巴比伦人还注意到，随着一年的变化，太阳沿着这些星星以一个似乎规则的圆周来回运动。他们将这些星群分为十二组，无疑因为一年大约有十二个朔望月，并给其命名。这些名字的起源不明，但其中许多是动物名（也许反映在星星的排列上）。希腊人从巴比伦人那里继承了这一习惯，我们才有了黄道十二宫，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zodion，意为“小动物”。正如一年十二个月中每个月都被分为大约三十天一样，黄道十二宫的每一段也都被分为三十度。对天空的这种划分最终导致我们将包围一个点的完整圆分为三百六十度。[770]
巴比伦人的天文知识传播甚广，直达希腊、埃及、印度，甚至中国（但是其对中国的影响最近受到了质疑）。不同文化之间计时方法的相似性可能由此而来。但是将一天分为二十四小时似乎起源于埃及。在埃及，人们注意到夜晚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明星升起，这就是最初人们怎样将夜晚分为十二个时刻的。后来，白天也用同样的方式划分，但是在中世纪机械钟表发明之前，时刻的长度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夜晚越长，夜晚的时刻也越长，白天的时刻就越短。后来，这种埃及计时法才普及开来。在巴比伦，一天分为十二个贝鲁，在中国则是十二个时辰，在印度则是三十个穆哈拉。在巴比伦，一个贝鲁分为三十杰斯，一杰斯等于六十加尔。在印度，一个穆哈拉分为两个伽地，一伽地分为六十个巴拉斯。换句话说，在古代，人们趋向于将时间分为十二或三十的倍数，而这几乎可以肯定与一年分为（大约）十二个朔望月、一朔望月分为（大约）三十天有关。巴比伦人这种以六十为基数的六十进制系统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将一小时分为六十分钟，一分钟分为六十秒。正如我们现在熟知的十进制系统，右边的数字只有左边数字的十分之一大（如22.2），在巴比伦系统中六十是基数。而且，这一细分系统中的名称延续了下来。第一个用拉丁词组表示是“第一小部分”，第二个是“第二小部分”，以此类推。后来，这些词组产生讹误，“第一小部分”只剩下“小”（与英语里的“分”同形），另一词组只剩下“第二”（与英语中的“秒”同形）。第一、第二和其他部分有时用′和″等表示，至今还在使用。[771]
记录时间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协调月相周期和太阳周期。太阳支配着四季，这对农业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月球控制潮汐，是重要的神祇，并有规律地改变形态。大多数社会在某些时候另外增加月份来克服太阴年和太阳年之间的差异，但是这虽然能够暂时调整时间，最后还需要其他的置闰手段。最重要的闰月是公元前499年在巴比伦产生的，但是我们对它的了解主要来源于两个希腊人，默冬和优克泰蒙，他们在公元前432年将其传入希腊。所谓的默冬周期有十九年。每年有十二个月，但是另外有七个闰月，分别加在第三、五、八、十一、十三、十六和十九年。一些月份是“满月”（三十天），其他月份为“残月”（二十九天）。这可能看起来过于复杂，但印度人和中国人对其的沿用说明了它的重要性。（魏根深称中国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使用了非常类似默冬周期的历法。）在中世纪历书中，标明一年在默冬周期中位置的数字是用黄金写成的，直到今天它们都以“金数”著称。[772]
复活节也来源于这些传统。犹太教和基督教历书都采用了十九年的太阴—太阳周期，因为它解决了为新月确定日期的难题，这对于宗教仪式来说很重要。最初，巴比伦的祭司王需要绝对精确地确定新年日期，因为庆祝仪式被视为对创世神迹的重演，只有精确的对应才能取悦神灵。由此产生了基督教要在准确的日期庆祝复活节的思想，“因为这是上帝（或基督）与撒旦战斗的关键时刻，上帝需要崇拜者的支持来打败撒旦”。[773]巴比伦人似乎还是第一个将阴历月分为七天段的人（每一天代表七个神圣行星之一，或说“漫游者”中的一个，这些“漫游者”不同于恒星，是不“固定”于天空的天体）。每七天以“凶日”结尾，这一天有许多禁忌，同样也是为了取悦神灵。楔形文字记录还显示巴比伦的满月日在每月的第十四或十五天，而这似乎是希伯来安息日的来源。基督徒也将其沿用。每周各天的次序来自一个复杂的时刻表。一天的每个时刻都以七大行星之一命名，按照轨道时间长度依次递减排列，顺序为土星（二十九年）、木星（十二年）、火星（六百八十七天）、太阳（三百六十五天）、金星（二百二十四天）、水星（八十八天）、月球（二十九天）。当确立了以上顺序的循环后，结合一天的二十四小时，接下来每天的第一个时刻依次为：土星、太阳、月球、火星、水星、木星、金星。[774]
古埃及人将一年分为十二个历月，每月三十天，最后再加五天，这五天被认为很不祥。这样的计算方式纯粹出于实用考虑，因为那是尼罗河在赫里奥波利斯地方泛滥的平均间歇期（尼罗河泛滥是埃及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埃及人很快发现，一年实际上还要稍微长一点，为365.25天，因此做了调整。他们还发现，尼罗河涨潮恰好发生在最后一颗星——天狼星出现在地平线的时刻。这颗星“与太阳同时升起”的时刻成为所谓“天狼星”历法的固定点，比尼罗河的泛滥更有规律、更加精确。天文计算显示，两种历法（前天狼星历法和天狼星历法）的第一天在公元前2773年重合。学者得出结论，这必然是天狼星历法启用的年份。所以对埃及人来说，无论他们知不知情，0年实际上是公元前2773年。[775]
希腊人有两种时间观念：神圣的或永恒的时间，以及普通时间。在希腊，有一种观点认为时间是仲裁者。在雅典的法庭上，人们使用水钟，或称滴漏，将演说限制在半小时之内。[776]在公元前432年默冬周期传入希腊之前，人们一直使用一种八年的周期，“八年法”。这个历法中一年有十二个月，每个月交替有三十天和二十九天，总计三百五十四天。每隔一年增加一个三十天的闰月，以此与太阳周期相协调。这意味着这种历法在八年之后会与月球运动整整相差一天。前6世纪后期，希腊人每八年将闰月去掉，这种八年周期成为基本的时间段。时至今日它依然存在，奥运会每四年举行一次，四年就是半个“八年法”。[777]希腊人有时以当时的执政官（每年选举产生）来确定事件的时间，有时参照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被认为于公元前776年举行，照这样计算，亚历山大港建于第一百一十二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的第二年，记为112.2（我们所说的公元前331年）。[778]
《圣经》中只提到了一年中的四个月，但有可能是因为古犹太人使用的太阴历同以秋天为开端的季节年相关。这可以从其他文献证据中得到推断，这些证据表明，如果犹太人发现大麦在亚笔月（“新水果之月”）十六日之前无法成熟，就会插入一个月以保证大麦束能在逾越节之后那天献给上帝。在耶稣的时代，大多数犹太人使用塞琉古历法，它始于公元前321年（与第一批确定日期的钱币相吻合），被称为“契约时期”，因为塞琉古人要求所有的法律文件以他们的纪元注明时间。[779]根据犹太人的计算，世界创始于公元前3761年10月7日，但算法不确定而且复杂。这些“世界纪元”（12世纪的一种观念）由于犹太文、撒马利亚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版本间的矛盾而各不相同。例如，根据犹太希伯来文版本，从创世到亚伯拉罕的出生相隔1946年，根据撒马利亚希伯来文版本相隔2247年，根据《七十子译本》则为3412年。现在人们倾向于认为创世发生于公元前3761年。
基督教产生和发展的世界部分受古希腊文化影响，部分受犹太文化影响，还有部分受古罗马文化影响。罗马有许多宗教和许多迷信。一年有那么几天，宗教日历禁止一切交易，船不能离开港湾，例如8月24日、10月5日或11月8日。[780]罗慕路斯，传说中罗马的缔造者，被认为发明了最初的历法，该历法始于3月，共有十个月。罗马的第二任国王努马对其进行了修改。努马建立了大祭司团，即以祭司长为首的一群官员。他们的职责包括提供宗教建议、负责罗马的桥梁（它们具有重要的神学意义）、监督历法。后来，罗马的基督教领袖成为祭司长，所以现在的教皇还被称为祭司长。传说是努马增加了2月和1月（按这个顺序），这样一年有三百五十五天，与月相周期一致。他还增加了一个被称为默西多尼乌斯的闰月，它来源于“工资”（英语单词“雇佣的”即来源于此），因为那是人们领取工资的月份。[781]公元前5世纪出现了进一步改革，1月（January）成为第一个月。这是因为雅努斯（Janus）是门户之神，以此作为罗马官员开始就职的新年之始很合适。
罗马在公元前158年竖立了一个公共滴漏计时器，但是罗马富人有自己的水钟，他们会雇佣奴隶在整点大声向他们报时。[782]我们今天所用的历法实际上是公元前45年1月1日尤利乌斯·恺撒在罗马开始使用的历法的修订版。前一年，即公元前46年，为了同步，天数长达四百四十五天，被称为“最后的混乱之年”。[783]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是因为，之前历法中增加的闰月没有固定的天数，被各怀目的的政客肆意滥用，例如为了延长执政期或提前选举。[784]恺撒废除了太阴年和闰月，改用太阳年，定为365.25天，每四年一个闰年来补齐这另外的0.25天。原来1月、3月、5月、7月、9月和11月都有三十一天，其他月份三十天，除了2月有二十九天。公元前7年奥古斯都作了调整，形成我们今天使用的历法，他希望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月份（罗马古历6月）。[785]官方的罗马历始于春天，3月1日（反映在9月到11月份的名称上），但这也变了，因为每年选举一次的罗马官员在1月1日就职。早期基督徒反感这样的安排，认为这反映了异教习惯，他们一度将天使传报节（3月25日，圣诞节的九个月前）作为一年的第一天。7月至12月份的名称来源于拉丁文的五到十，可能非常古老。3月以战神玛尔斯的名字命名，5月以春之女神迈娅的名字命名，6月代表朱庇特的妻子朱诺。4月可能来源于“开启”，或阿佛洛狄忒。2月可能来源于一个萨宾词，意思是“净化”。7月以尤利乌斯·恺撒的名字命名，他为终结历书的混乱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瓦罗在公元前1世纪发明了自罗马建城开始的罗马纪元系统，传统认为罗马城建于公元前753年。罗马人还承袭了巴比伦人七天一周的做法（希腊人没有承袭这样的做法），不过他们起初将一个月分成三部分：初一（Calends，我们的“日历”这个单词正来源于此）是一个月的第一天；月中（Ides）是一个月的第十三天或第十五天；五号/七号（Nones）是月中的八天前。初一适逢新月，而月中适逢满月。[786]最初，每周各天没有名称，以数字形式从初一、五号/七号和月中往前推算，但是在罗马帝国时代，由于占星术的广泛传播，各天就以行星的名字命名。
早期基督徒认为上帝之国“触手可及”，对于他们来说，时间无足轻重，反正不会很长久（例如保罗写信就不标日期）。最初基督徒沿袭犹太人做法，除了安息日，都以数记日，并不命名。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并随之带来了占星术，基督徒也采用了以行星为一周命名的做法，但是他们将周日作为一周的第一天，因为那是基督复活的日子，也因为这将他们与犹太人区别开来。复活节大约在160年引入罗马。根据G.J.惠特罗的说法，圣诞节第一次被提到是在罗马历的354年。之前，人们庆祝1月6日，那是耶稣受洗的纪念日，人们认为耶稣在三十岁生日那天受洗。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婴儿受洗代替了成人受洗，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也导致了信仰的变化。现在认为基督一出生就具有神性，而不是在受洗后才具有。[787]
到耶稣的时代，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位于东西方之间）几个世纪以来就是学术中心、“算术中心”“典范之地”。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1年建造了亚历山大港，因为他希望拉近埃及与希腊世界的距离，并想要一个不会受尼罗河泛滥影响的港口城市。亚历山大港从一开始就被构想为“特大城市”，布局如同马其顿式的军用斗篷，它的城墙仿佛能“无限”延伸到远方，它的街道比任何其他城市的街道都宽阔，其理念基于亚里士多德对理想城市的构想：棋盘式街道布局，使城市既受惠于海上清风，又保护其不受大风袭扰。[788]亚历山大港的三分之一是“王室领地”，城市位于地中海东端，交通便利，是贸易中心，尼罗河和红海在其附近形成一个国际交汇处，从非洲内陆和亚洲而来的商队路线交汇于它的海岸。亚历山大港有两个港口，其中一个就是著名的法罗斯岛灯塔所在地，该灯塔高一百四十四英尺，三十五英里以外也能看见，是古代奇迹之一。[789]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将军们互相争斗，帝国分裂，塞琉古控制了帝国的北部，包括以色列和叙利亚，而埃及部分则由托勒密一世统治，至少从公元前306年开始。
但是最令亚历山大港闻名宇内的还是学术。根据传统说法，当亚历山大决定把此处作为新城市的理想之地时，他同时下令修建一座图书馆献给缪斯女神。这个想法并不新鲜，据我们所知，巴比伦和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地方都建有图书馆，特别是在帕加马和以弗所。但是从一开始，亚历山大港就比其他地方更有雄心，用一位学者的话说，“一个学术产业”在那里启动了。[790]早在公元283年，一个由三十至五十名博学之士（仅限男性）组成的团体在图书馆成立，他们拥有特殊的地位：这些学者享受免税待遇，而且在城市的王室领地享受免费食宿。图书馆由国王指定的学者型馆长主持，他同时又是王室的老师。[791]图书馆有多个侧厅，厅内沿着走道摆有一排排书架，或叫“太克”，还有保存着不同类别学术文献的壁龛。图书馆有讲座厅和一个植物园。
第一任馆长是德米特里，到公元前3世纪他的较著名的继任者卡利马科斯担任馆长时，图书馆已拥有超过四十万卷混合书卷和九万卷单一书卷。后来，坐落于塞拉比斯神殿的塞拉皮翁分馆藏有另外四万书卷。塞拉比斯是一个新的埃及化希腊神，原型可能是希腊神话中的死神哈得斯。卡利马科斯是世界上首次提出使用分类目录的人，其影响之一就是到公元4世纪，来到图书馆查阅书籍的学者一次竟多达百人，他们互相讨论。这一卓越群体存在了将近七百年。学者用莎草纸书写，亚历山大港一度对莎草纸进行过垄断，后来当埃及国王为了扼杀其他地区，尤其是帕加马建造的图书馆而停止莎草纸出口后，学者改用羊皮纸书写。[792]莎草纸和羊皮书籍都是书卷形式（从长度来说一卷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一章），由亚麻或皮革罩好，存于架子上。至罗马时代，不是所有的书都是书卷：出现了书册，它们被保存在板条箱内。[793]
图书馆还有许多所谓“转写人”，实际上就是翻译人员。亚历山大港的国王们（托勒密家族）为了获得希腊、巴比伦、印度和其他地方的所有智慧，非常急迫地想获得他们没有的书籍。尤其是托勒密三世尤尔格特斯的使者遍寻地中海，他自己还写信给已知世界的所有君主，向他们借书抄写。当他从雅典借到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时，他将原本据为己有，归还的是摹本，放弃了担保金。同样，所有经过亚历山大港湾的船只都必须将携带的所有书籍寄存于图书馆，这些书经人抄写，归类为“泊来之书”。大多数时候归还的也是摹本。这种孜孜不倦的“收集”使亚历山大港图书馆在古代文明世界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794]
在亚历山大港成名的学者中有欧几里得，他可能在托勒密一世在位期间（前323—前285）创作了《几何原本》；还有提出太阳系日心说基础的阿里斯塔克斯；“伟大的几何学家”佩尔吉的阿波罗尼奥斯，他在亚历山大港写出了影响深远的关于圆锥截面的书。罗得岛的阿波罗尼奥斯是史诗《阿耳戈船英雄纪》（约前270）的作者，他介绍了叙拉古的阿基米德，后者观察了尼罗河涨落之后发明了使他闻名遐迩的螺旋抽水机。阿基米德开创了流体静力学，用自己的方式计算面积和体积，这成为一千八百年后微积分的基础。
之后的一位馆长厄拉多塞（约前276—前196）是地理学家兼数学家，阿基米德的好朋友。他认为地球上的所有大洋彼此相通，某一天人们可以环绕非洲航行，“从西班牙往西航行可以到达”印度。厄拉多塞计算出一年的正确长度，提出地球是圆的，并计算出其直径，误差在50英里以内。他的计算方法如下：选择两个距离已知的地点，北方的亚历山大港和南方的赛依尼（今天的阿斯旺），当时认为赛依尼正处于北回归线上，这意味着夏至那天太阳垂直照射，不会有阴影。同一天，在亚历山大港，他将一根竖立的杆作为日晷固定在一个碗中，即一个凹半球的中心位置。杆投射的阴影占了碗表面的1/50，因此厄拉多塞计算出地球周长为50×5000（=250000）斯塔德（之后调整为252000斯塔德，为了更方便除以60）。250000斯塔德相当于25000英里，与今天稍低于26000英里的计算结果相去不远。[795]厄拉多塞还开创了年代学，仔细确定了特洛伊陷落的时间（前1184）、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间（前776）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时间（前432）。他开创了后来尤利乌斯·恺撒实施的历法，还想出了确定质数的方法。在学者圈中，他被称为“老二”（柏拉图是“老大”）。[796]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被广泛认为是古往今来最有影响的教科书。该书成书于公元前300年左右，至今已有大约一千种版本，成为大概是仅次于《圣经》的再版最多的书（它的内容至今还在中学教授）。欧几里得（Euclid，其中eu意为“好”，kleis意为“钥匙”）很可能在柏拉图的学园就读过，但可能没见过这位伟人本人（欧几里得大约公元前330年出生于雅典）。虽然没有提出自己的观点，但他的《几何原本》被视为至他为止的一部希腊数学史。[797]书的开头是一系列概念：点（“没有长度和宽度”）、线（“没有宽度的长度”）、各种角和面，然后是五个公设（如“从任何一点到另一点都可以画一条线”）、五个公理，如“与同一个东西相同的所有东西之间都相同”。[798]后面的十三卷，或十三章，探讨了平面几何、立体几何、数论、比例和他著名的“穷举法”。[799]欧几里得展示了怎样用内切多边形来“穷举”一个圆的面积：“如果我们成功地使多边形的边加倍，我们最终能将多边形的面积（已知）与圆的面积（未知）之差减少到比我们所选择的任何单位都小的地步。”（见图8）欧几里得著作的一个影响是，和雅典人不同，亚历山大港人将数学视为完全独立于哲学的一门学科。[800]
佩尔吉的阿波罗尼奥斯是一位数学家兼天文学家。他出生于潘费利亚（位于小亚细亚南部）的佩尔吉，求学于帕加马，成名于托勒密三世统治下的亚历山大港，公元前200年去世。他的很多著作都散失了，但他的《圆锥曲线论》和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一样，在古代世界保存了下来，没有受到改动。他是一个猜疑心很重的人，被称为“艾普西隆”，因为在缪斯园图书馆他总是住希腊字母中第五个字母的房间。在《圆锥曲线论》中，阿波罗尼奥斯研究了椭圆、抛物线和双曲线（将一个圆锥体分别以锐角、直角和钝角切割所产生的平面图形），并提出了对其定义和描述的新方法。圆锥体后来在光学和天文学中都很重要。[801]在他的天文学著作（他在全部公开之前会拿给同行评议）中，阿波罗尼奥斯依靠克尼多斯的欧多克索斯提出的本轮来解释行星运动。这一系统设想行星围绕一个点进行小周期运动，而这个点围绕地球进行大周期运动。在当时椭圆轨道还未曾为人考虑的阶段，这是唯一符合观测的数学理论。[802]
图8 欧几里得的“穷举法”
希腊化时期最有趣也是最多才多艺的数学家是叙拉古的阿基米德（前287—前212）。他应该在亚历山大港与欧几里得的学生一起学习过很长时间，并和那里的学者经常保持联系，不过他主要住在叙拉古，也在叙拉古去世。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叙拉古卷入了罗马和迦太基的争斗中，由于站在迦太基一边，叙拉古在公元前214至前212年被罗马人围困。普鲁塔克在罗马将军马凯鲁斯的生平传记中告诉我们，在这次战争中，阿基米德发明了许多巧妙的武器对付敌军，包括石弩和焚烧罗马人船只的燃烧镜。但是无济于事，城市最终陷落，虽然马凯鲁斯下令赦免阿基米德，他还是被一个罗马士兵用剑刺死了，当时他正在沙地上画数学图。
阿基米德本人不太重视自己的发明。他更感兴趣的是理论，其涉猎之广泛令人惊叹。他在《论平面的平衡》中讨论了杠杆，在《论浮体》中讨论了流体静力学。后者引发了他下面所说的著名论断：“任何比液体轻的固体，如果放在液体中，完全浸入，其排出的液体重量等于该固体的重量。”“比液体重的固体，如果放在液体中，会沉入液体底部，如果在液体中称重，所得重量等于其实际重量减去其排出的液体重量。”[803]他还研究了大数，这促使几个世纪以后对数的产生。他还是将圆周率计算得最为精确的人。[804]
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港最后一位伟大的数学家是克劳狄·托勒密，活跃于127至151年。（这里的托勒密指的是他出身的城市区域；他与亚历山大港的王室托勒密家族没有亲缘关系。）他的著作最初叫作《数学汇编》，有十三卷或十三章，但因为它常被人与其他（次要的）作者的作品比较，渐渐被称为“最伟大的”。后来在穆斯林世界，人们习惯用这个词对应的阿拉伯语“天文学大成”，而这也是托勒密这部书最广为人知的名字。[805]《天文学大成》是一本主要关于三角法的书，即与三角有关的数学分支，涉及角和边的长度有什么关系，它们与包含它们的圆有什么关系。反过来，这些又与天体轨道和地球上观测者看到行星的角度有关。《天文学大成》第七和第八章列举了一千多颗星，按照四十八个星座排列。
到公元前3世纪中期，萨摩斯岛的阿里斯塔克斯就已经提出了地球绕太阳运动说。大多数其他天文学家，包括托勒密，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地球如此运动，那么天上“固定”的星星就会改变彼此相对的位置，但它们没有。托勒密通过他的三角法计算——计算弦和弧（类似正弦函数）——发展出了他的行星周期和本轮系统，被称为托勒密系统。这一系统将宇宙设想为以地球为中心，其他天体围绕这个中心沿着一个大圆周运动（均轮），同时如欧多克索斯所设想的，绕它们的轴自转。
托勒密的另一部伟大著作是《地理学》，该书有八章。在亚历山大港，赋予地理学重要性的是斯特拉波，他记录了这一学科和他的旅行历史，证明“埃及”最初指的只是沿着尼罗河的一片狭长土地或“地带”，后来向东西扩展，最终包括了塞浦路斯。斯特拉波还注意到了海洋的凸起。[806]但托勒密更加理论化，更有创新精神。他的《地理学》阐述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纬度和经度，记载了大约八千座城市、河流和地球上的其他景观特征。当时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确定经度的方式，结果，托勒密严重低估了地球的大小，选择了庞培和西塞罗的斯多葛派老师波希多尼计算的18万斯塔德，而不是厄拉多塞计算并经喜帕恰斯修改的25.2万斯塔德。这一错误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后来的航海家和探险者认为向西航行至印度的路途没有实际那么遥远。如果哥伦布没有被这样误导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冒险开始他的航行了。托勒密还是第一个绘制地球投影的人，即在平面绘制地球。[807]
亚历山大港延续着自己作为希腊化时代数学中心的历史：亚历山大港的墨涅拉俄斯、希伦、丢番图、帕普斯和普罗克洛斯都继承了欧几里得、阿基米德、阿波罗尼奥斯和托勒密的学说。我们不应该忘记，希腊数学和科学的伟大时代一直从公元前6世纪延续到公元6世纪初，反映了一千多年的学术成果。没有哪个文明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就。[808]
在亚历山大港，数学，或至少说数字，有着非常重要和不同的一面。所谓的俄耳甫斯秘仪强调秘密和神秘主义。根据马尔西利奥·费奇诺在15世纪的论述，古代世界有代代相传的六位伟大神学家。琐罗亚斯德是“东方术士之首”；第二位是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埃及祭司的首领；俄耳甫斯继承了特利斯墨吉斯忒斯；其后是阿格劳法穆斯，他把毕达哥拉斯带入了这一神秘教派；毕达哥拉斯又传给了柏拉图。在亚历山大港，柏拉图的继承者克莱门特和斐洛创立了人们所知的新柏拉图主义。
俄耳甫斯秘仪基于三个理念。一是数字的神秘力量。数字的存在、它们的抽象性和它们的行为与宇宙中的许许多多事情紧密相连，使古人长期为之着迷，（人们认为）它解释了宇宙和谐的原因。[809]二是数字的抽象特点还强化了抽象灵魂的概念，而这又进一步带来了更重要的救赎概念，即人们相信未来通过轮回或化身可以获得天赐之福。最后是流溢原则，即存在永恒的“善”，也就是“太一”或“单子”，万物从中衍生。如同数字，善也被认为是一个抽象的本质存在。在单子和物质世界之间，在完全抽象的精神与感觉之间，灵魂占据中心位置。根据俄耳甫斯教义，单子将影响投射于物质世界，灵魂的任务就是运用感觉来抓住它。用这种方式，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化身，灵魂进化到无须化身为止。一系列获得真知的狂喜时刻产生一种称为灵知的知识形式，“头脑与所感知的事物融为一体”。可见来源于琐罗亚斯德的这一思想是世界上许多主要宗教的基础。除了前面章节讨论的其他信仰，这也是一个核心信仰。
毕达哥拉斯尤其相信对数字与和谐的研究能够获得灵知。对他的学派来说，1不是一个真正的数字而是数字的“本质”，数字系统从中衍生。将1分为2创造了一个三角形，一个三位一体，这是最基本的和谐形式，在许多宗教中都可以找到呼应。柏拉图最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地方是，他宣称存在一个基于数字与和谐的“世界灵魂”，万物由此而来。但是他又做出了很重要的修改，称达到灵知的途径是辩证法，即对观点的批判性认识。[810]
根据传统，基督教于公元1世纪中叶传入亚历山大港，其时福音传道者圣马可到达此地传播新宗教。最全面理解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相似性的是亚历山大港的克莱门特（约150—215），但是斐洛将两者融合起来。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学派已经在亚历山大港存在了一段时间，受过教育的犹太人非常清楚犹太思想和希腊思想的相似之处，以至于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俄耳甫斯教只是“《旧约》首五卷未曾记录的溢出部分”。斐洛是一个典型的亚历山大港人，他“从不依赖事物的字面意思，而是寻求神秘的象征性解释”。他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神圣的思想“联系”神，思想是“神的想法”，因为它们赋予“不成形的物质”以秩序。与柏拉图一样，他对人持二元看法：“在居于非尘世的纯洁灵魂中，那些靠近地面的灵魂被理智生命吸引，降落在他们的体内。”灵魂是“人的向神面”。当灵魂回归神时，人获得拯救。[811]
阿蒙纽斯·萨卡斯（卒于242年）继承了斐洛的理念，他在亚历山大港教书五十多年。他的学生有异教徒和基督徒，包括一些著名思想家，如普罗提诺、朗基努斯和俄利根。对阿蒙纽斯来说，神是三重的：本质、智慧、力量，后两者是本质的流溢（这种方式反映了数字的行为）。对阿蒙纽斯和其他新柏拉图主义者来说，神的性质不能仅仅通过智慧知晓，智慧只产生“意见和信仰”。这是早期基督徒和希腊人的主要区别：对基督徒来说，需要的只是信仰。但这不符合希腊人的理性传统。新柏拉图主义者（就像之前的俄耳甫斯教徒一样）提出，实际上属于第三种知识形式的灵知是可以经验的，并不完全属于智慧的管辖。哲学和神学帮助一个人到达灵知的境界，基督教的理念（只需要信仰）对新柏拉图主义者来说削弱了灵魂的进化说。对于从亚历山大港移居到罗马的普罗提诺来说，灵知（对神圣的认知）只能通过行善、经历善，以及在获得单子或太一的自省和自知中运用智慧才能达到。这不是基督教；但它的神秘元素、它关于三位一体的理念、三位一体的理由（甚至比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更难理解）和它对智慧及辩证法的运用，确实帮助形成了早期基督教思想。《圣经》释义的概念、禁欲主义、隐逸主义、隐修主义的践行都能在俄耳甫斯秘仪、灵知和新柏拉图主义中找到。[812]我们要理解（甚至撰写）和展示早期基督教和现在的基督教有什么不同，是很困难的。
克莱门特认为所有的知识（灵知、哲学、理性）都是基督教的基础。例如，人类早期阶段对天体的崇拜，“是为了从这些令人敬畏的天体进而崇拜造物主”。[813]他说，圣父是哲学家的绝对真理，圣子是上帝的理性（“道”）。由此他认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情欲将他向下拖拽和信徒严格要求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人是为了沉思上帝而被创造的，所有的知识都是为此做准备，所有的行为都指向这一目的。
亚历山大港早期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世界至少发生了两次激烈的争执。第一次发生在2世纪，起因是异教徒哲学家瑟尔苏的专著《真言》。瑟尔苏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犹太人背弃了他们祖先的神圣戒律，而皈依新的宗教。瑟尔苏抨击弥赛亚，指出他出生于一个小村庄，母亲是一个与士兵通奸之后被丈夫休弃的女人。他不无讽刺地说，这可不像一个神的出身。他又将耶稣的所谓疗病能力与“埃及巫师”做比较，这些巫师“每天都在集市上为了几个小银币”表演与弥赛亚类似的戏法。“我们不叫他们上帝之子，我们叫他们无赖和流浪汉。”[814]瑟尔苏坚持认为人类并不比狮子或海豚更受造物主的青睐，基督徒所持的只有他们才掌握神圣知识的观点是很荒谬的，救赎和赐福的“承诺”只是妄想。但瑟尔苏不仅仅是一个善辩家，也是一个能干的研究者。他说明了撒旦的概念源自哪里，巴别塔的故事只是剽窃了早期的希腊思想，天堂来源于柏拉图的一个概念。基督教就是一堆“借来的”、思想上支离破碎的大杂烩。
他的指控一个多世纪都没有人回应，直到克莱门特的追随者之一俄利根·阿达曼提乌斯毅然承担了这一任务，他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俄利根。他很小心，没有去反驳那些无法反驳的部分，而是指出宗教信仰总是比哲学更有益，更能满足情感需要，更能提升道德，只要基督徒过着有道德有收获的生活，基督教就有存在的意义。
但即使是俄利根也认为圣父和圣子的本质是不同的，不属于同一个三位一体。实际上，他认为两者之间相差巨大，圣子远远低于圣父，根本不应该受到崇拜。这一观点在撼动基督教的第二次大辩论，即所谓的阿里乌异端中找到了共鸣。不仅仅是共鸣。我们无法确定阿里乌出生于利比亚还是亚历山大港，可以确定的是他成年后生活在亚历山大港。他似乎是个好争论的人，曾两次被亚历山大港的主教处罚，但他最著名也是最惹麻烦的观念是对基督神性的质疑，宣称耶稣是“被造出来的”，因此完全不同于（且低于）上帝圣父。这成为亚历山大港街头巷尾热议的焦点，还发生了流血事件。对阿里乌来说，耶稣介于上帝和世界的中间，他先于时间和所有生物而存在，是上帝思想的执行者。但耶稣是被造出来的，阿里乌说，不是以圣父的本质所造，而是从虚无中产生。[815]因此耶稣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不变的。阿里乌在论辩中指出，基督曾在圣经中说：“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