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性基督教会议于公元325年在尼西亚召开，以解决这一问题。会议做出了驳斥阿里乌的决议，确定圣子与圣父具有相同的本体。阿里乌拒绝接受这一决议，但即使如此，他还是被准许回到亚历山大港。然而，他刚回城，就在去教堂参加重新入教仪式的路上胃痉挛发作，肠子排出体外，“大量”出血，几乎立刻就毙命。之后好几年，亚历山大港人都避开阿里乌的死亡地点。
还有最后一种需要考虑的亚历山大港思想：经验主义。我们知道，古埃及有“大量”医生，不过当时的医生主要是理论家（术语为伊阿特洛索菲者）。也就是说，医生对于疾病是怎么产生的、什么治疗手段可能会起作用有很多理论，但他们不会做实验来验证他们的理论。还没有人想到这样做。但是似乎在公元前3世纪初的亚历山大港，至少有两个医生，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获准对“经国王允许从监狱中”获取的犯人身体进行解剖。这些实验震惊了许多市民，但活体解剖带来了太多的新发现，以至于“用希腊语都不能对其全部命名”。[816]他们俩都应该感谢亚里士多德，他与斯多葛派学者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尸体的世俗化，认为“所有事物在道德上中立”。[817]
希罗菲卢斯取得了两点进步。一是在医学领域建立了“小”文化，即对身体微小结构的认知。他发现了神经的存在，精确地区分了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分辨了脑室、眼角膜和视网膜。他是第一个精确描述了肝，对胰腺、卵巢、输卵管和子宫进行深入研究的人。他揭开了子宫的神秘外衣以及排除了子宫在主人情绪激动的时候会动的观念。[818]他的第二个成就是对身体的数学处理，认为胚胎的发展有阶段性，疾病（如发烧）有周期性，并提供了关于脉搏的一套定量理论。他认为，脉搏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会发生变化，每一阶段都有特别的“音乐”或节奏。婴儿阶段首先是抑抑格（∪∪），青少年阶段是扬抑格（—∪），鼎盛期是扬扬格（——），老年是抑扬格（∪—）。他制作了一个可携带的滴漏计时器来测量病人的脉搏。[819]他还注意到伤口的几何图形：圆形伤口比其他伤口愈合得慢。
在某种程度上，按照我们今天的看法，埃拉西斯特拉图斯在数学化的道路上比希罗菲卢斯走得更远，他认为身体是机器的一种形式，所有的生理过程在它们的物质特征和结构方面都是可以理解的。[820]他说，血和空气从心脏和肝通过动脉机械地流动，灵力通过神经从大脑辐射出去。他认为，心脏就是一个风箱，有防止倒流的瓣膜。此时克特西比乌斯已经发明了两箱水泵，尽管我们不知道是埃拉西斯特拉图斯借鉴了克特西比乌斯还是克特西比乌斯借鉴了埃拉西斯特拉图斯。不过，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确实认为身体是有目的的，他不是一个像诸如启蒙时代法国生理学家那样的纯机械论者。[821]
纵使有着令人震惊的性质，产生了令人惊讶的结果，实验医学（或说无论什么实验）似乎没有流行开来。一千四百年后，实验才被当成一种严肃的方法。[822]
另一方面，虽然实验没有流行开来，另一种形式的经验主义却很流行。其创立者是科斯岛的菲利努斯，他与希罗菲卢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们对菲利努斯知之甚少，我们所知道的是来自2世纪希腊的著名医生盖伦。菲利努斯写了许多关于亚历山大港医学经验主义的书，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抛弃了理论（当时认为理论就是能够通过“精神之眼”看到的），转而认为真正的见解只能通过观察在某一状态下发生了哪些情况（这样一组观察资料被称为“症状”）而得到。另外，对菲利努斯来说，有三种方式可以获得这种经验：第一，仔细观察；第二，分析类推，使医生能够初步判断适用于身体一部分的药物可能也适用于另一部分；第三，早期书卷和书册的研究成果。这样，记录希波克拉底医学传统的作品就或多或少被当成了一种研究工具（套用今天的话），它增强了，而不是削弱了该传统权威性。后来盖伦在2世纪重新发现了实际调查的重要性。但他也是个学究派，经常借助图书馆，或出没在专卖医学书籍的书商之间。很多个世纪以后，医学才会向经验主义传统敞开大门，而这一传统在今天使我们受益良多。[823]
到0年，亚历山大港在两个很重要的方面发生了改变。公元前48年，一场大火至少摧毁了伟大图书馆的一部分。一些记载称大多数书都丢失了，其他记载称受灾的主要是塞拉皮翁分馆，还有一些记载则称图书馆主体在之后的6世纪被阿拉伯人毁灭。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阿拉伯人只要找到希腊和近东的书籍资料就会想方设法保存下来，因此穆斯林不太可能故意摧毁这座图书馆。但可以肯定的是，亚历山大港图书馆的毁灭是导致古代思想遗失并且多个世纪都没有恢复的原因之一。
但是，亚历山大港在公元前2和前1世纪发生的主要变化是，主导的学术形式发生了变化。自然知识（我们所说的自然科学）受到的重视在降低，文学、文学批评和“保管学术”越来越受重视。[824]“至公元纪年之初，亚历山大港精心收集、整理、系统化并保存了有关巴比伦、埃及、犹太和希腊思想的所有知识。亚历山大港成为西方传统的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化基础。”[825]亚历山大港书籍边缘的注释（scholia）就是英语中“学者”（scholar）和“学术”（scholarship）的词源。
如同其他地方一样，在印度，纪年方式取决于人们信仰的宗教。班智达·尼赫鲁在1953年的文章中称，即便在那时也有三十种以上的历法。[826]吠陀经中的历法一年有十二个月，每个月三十天。一年分为两部分，太阳向北移动时为乌塔拉雅拿，向南移动时为达西拿雅拿。一年有六个季节：春季、热季、雨季、秋季、寒季、露季。公元1世纪出现了若干天文学著作，统称《悉檀多》，它们体现着巴比伦和希腊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将时间分为更小的六十份和黄道十二宫的命名上。[827]
公元前1世纪以前，佛教徒以佛的涅槃（而不是诞生）纪年，传统上认为是公元前544年，但是许多印度人以王朝的年号纪年。耆那教徒也用类似的方式，以公元前528年大雄的去世为标志。公元前1世纪之后，印度教徒使用两种方式之一。毗克罗摩时代开始于公元前58年，根据耆那教经典《十二安伽》，这是在毗克罗摩阿迭多征服塞种人之后。印度教徒在使用这种纪年时，将它称为毗克罗摩萨维塔，或简称萨维塔。但是传播最广且印度仍在使用的纪年法可追溯至开始于公元78年的塞种时代。塞种时代以迦腻色迦王的即位作为开始。迦腻色迦王是一位伟大的贵霜国王/皇帝，他统治着辽阔的疆域，并定都富楼沙，或叫白沙瓦，那里至今仍然保存有一座直径近一百米、高据称有两百米的巨大纪念碑遗迹。人们认为塞种人来自斯基泰，即伏尔加河以西、黑海以北的高加索地区。[828]
到耶稣基督时代，地中海世界和印度西部及北部地区有多种联系。到贵霜时代（公元1世纪中期），印度的钱币上已经铸有希腊、波斯和印度的众神混合像。[829]公元前1世纪晚期，到埃及以及更远地方游历的印度人数量激增，文学作品中也有几处提及，公元前17年贺拉斯所作的一首颂歌中就提到了罗马的印度人和斯基泰人。[830]一位佚名的亚历山大港船长于公元50至120年之间的某个时间所著的《厄利特里亚海航行记》描述了红海及印度沿岸的各港口，其中包括西印度港口的许多细节。[831]若干古印度文学著作中提到希腊人时使用了“亚瓦纳斯”一词，这个词据称来自“伊奥尼亚”。[832]印度发现了大量的阿雷佐红釉陶器以及罗马钱币。这些钱币由于其稀有的金属材质而被广为搜求。其他有关游历的信息则是现实和浪漫的怪诞结合。塞琉古国王的使者麦加斯梯尼在约公元前300年出使印度后，在报告中称一些印度部落的人长有狗的脑袋，并且像狗那样吠叫而不是讲话；他称另外的人脚向后生长，或没有嘴巴，并且河中有时发现金子。[833]但是他也报告了印度有专门官员负责修理河道或保护外国人，以及沿路每隔一定的距离就摆放柱子来指示距离，这些都十分准确。[834]
但是佛教和基督教之间密切的关系或许是这个时期最饶有兴味的问题。鉴于佛教比基督教早几百年，我们可以认为，如果有哪一方借鉴了另一方，那么一定是基督教借鉴佛教。三藏经（“三个篮子”），即通常说的佛经，在公元前3世纪护法王阿育王时期就至少以某些形式（很可能是口头形式）存在。[835]佛和耶稣之间除了具体的相同点外，最惊人的是他们人生故事的整体相似度。让·塞德拉对他们的故事做了研究后，指出两个人物都由“没有性经历”的女性所生。他们降临到世界之时，神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一位年长的圣人，圣人预言了婴儿未来的荣耀。他们都实现了一个古老的预言，在长大之后成为“苦行者和传教者”。他们都能够掌控自然、妙手回春，并且在死后不久都化身。他们的故事都以巨大的地震结束。两人都派出了门徒。[836]一些具体的相同点也同样引人注目。佛的故事中，圣人阿斯陀从天宫众神那里得知未来之佛诞生的消息后，赶去看望这个婴儿并预言他的命运。《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圣灵向西蒙透露，在未见到弥赛亚之前他不会死去。前往神庙（按照犹太传统，马利亚和约瑟将耶稣带到那里向上帝展示）的途中，西蒙预言“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同样，与《圣经》里的彼得一样，佛经里也描述了一位僧侣徒步行走在阿什拉瓦蒂河的河面上，最后因丧失信仰而沉入河底。[837]让·塞德拉也指出，两种宗教都提倡爱的伦理、不抵抗暴力、自我克制、放弃世俗享受并且赞成独身，并总结说：“佛教和基督教伦理之间大量存在的相似之处都归因于它们重视来生的相似态度。”例如，两种宗教中，死后获得救赎的目标都无比重要。塞德拉认为虽然两者彼此借鉴，但《次经》借鉴得更多。在《次经》的大多数故事中，“佛教故事很可能是原型”，[838]两者的相似之处可能并不像一眼看去的那样意义深刻。
有关基督教和印度之间的关系，最著名的例子是耶稣最早的十二门徒之一多马。根据一部可能作于公元3世纪美索不达米亚西北部埃德萨的叙利亚文资料《犹大·多马行传》，耶稣的门徒在耶稣受难后将已知世界进行分配，各自传教，印度被分给了多马。[839]今天，在印度西南的马拉巴尔海岸，有一个由两百万印度基督徒组成的群体，他们认为自己的教派是多马创立的。根据当地传说，他在约公元50年到达这里并且建立了七座教堂。[840]除了马拉巴尔群体，没有其他任何人认为最先建立印度基督教派的那个多马就是《圣经》中那个叫多马的门徒，但是基督教确实在印度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影响。特别是公元2、3世纪印度教两个主要分支中的毗湿奴派。被认为是毗湿奴主要化身的神叫黑天。正如欧洲传教士在18世纪发现的那样，在某些印度方言中，黑天的发音是“克利须他”，与基督（Christ）的发音一模一样。正如让·塞德拉所讲：“黑天派或许是基督教的讹化形式，这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841]两种宗教之间存在相同之处，但事实是，黑天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我们又一次无法找到一个完整的答案。[842]
在我们所称的公元0年，印度次大陆分裂为多个国家。孔雀王朝已于公元前180年灭亡，笈多王朝直到公元320年才出现。
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用“‘古典’一词来形容孔雀王朝时代，就像用它来形容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一样当之无愧、具备充分的理由，因为它是印度政治统一和道德重建的典范”。[843]孔雀王朝定都于北部的华氏城，并产生了两位非常不同的领袖，以及一部经典著作。第一位领袖在历史上长期被认为是旃陀罗笈多。塞琉古王朝的使者麦加斯梯尼的无稽之谈所形容的正是旃陀罗笈多帝国，也正是旃陀罗笈多被18世纪印度的一位英国法官威廉·琼斯于灵光一闪中意识到与犍陀罗笈多是同一个人。犍陀罗笈多被称为“印度的恺撒”，他留下了最伟大的帝国，疆域从孟加拉国延伸至阿富汗。[844]
旃陀罗笈多与犍陀罗笈多的联系是威廉·琼斯法官瞬间的洞察。对他们关系的另一洞察来自詹姆斯·甫林切补的智慧。甫林切补是加尔各答英国铸币厂的检验员，他在1837年的发现被约翰·凯伊称作“解开印度古代历史之谜的最重要发现”。[845]甫林切补对坐落在印度中部博帕尔附近桑吉的一座巨大佛教窣堵波（纪念碑）很熟悉。窣堵波上刻有用不知名的文字写成的铭文。这种文字在印度其他地区也有发现。山丘上、悬崖上、巨大的石柱上都有它的踪迹。许多铭文似乎都在说同样的内容。甫林切补最终将这种语言确认为梵语的一种派生语言——巴利语。它流行于佛陀时期，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正如甫林切补猜想的（因为许多铭文都很相像），它是佛经使用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甫林切补只猜对了一半。巴利文是佛教圣语，但是这些铭文却不只具有宗教用途；它们也包括“确信无疑的政治条文……一位君主的法令”。[846]这些铭文的作者被称为德瓦那皮亚·皮亚达西，铭文内容是阿育王法敕。“德瓦那皮亚”的意思是“诸神宠爱的人”，虽然甫林切补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很快谜底揭开。他就是阿育王，孔雀王朝第三代君主，旃陀罗笈多之孙，印度最伟大的帝王。他在大约公元前268年登基，统治印度四十年。阿育王是印度佛教的护法王，他派儿子将佛教传入斯里兰卡。斯里兰卡的佛教文学中有许多关于他功绩的记载。[847]
阿育王法敕现在被分为十四章大磨崖法敕、八章小磨崖法敕和铭文，以及七章大石柱法敕，描述了阿育王的成就。法敕中的“伟大思想”是阿育王的达磨理念，即“慈悲、慈善、真实和纯洁”，放弃暴力、虔诚、责任、得体和“正当的行为”。[848]如果不把它放在“钢铁般的婆罗门”考底利耶所著的经典著作《政事论》的背景之下，我们就很难理解阿育王的新理念。[849]考底利耶是旃陀罗笈多的宰相，他的论著是一部治国方略的综合概述，涉及治理国家、征收税款、外交关系和战争。它被形容为一部近乎偏执的文献，包括怎样洞察政治异见、国家应当怎样干预几乎所有的活动，并对怎样实施严苛的法律提出了残忍的建议。另一方面，它也为世界上首个世俗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850]虽然最近的电脑文本分析显示它事实上是由多人写成的，但它仍然“不仅是获得此生而且是获得来世的指南”。[851]在《政事论》中，作者（们）认为征服邻国是国王的神圣职责。与之相反，达磨思想是阿育王超越这种观点的尝试。他征服了许多国家，拥有一个辽阔的帝国。因此，达磨是他统一帝国的尝试：实施通用法、通用税，尽可能将度量衡和刑罚标准化。这是一个令人钦佩的目标，约翰·凯伊的评价非常得当。他认为这个时期可以被视作印度的“古典”时代，旃陀罗笈多等同于恺撒，阿育王等同于奥古斯都。
但是阿育王及孔雀王朝的其他统治者也鼓励学术。起初，主要的争执发生在婆罗门和佛教徒与耆那教徒等僧侣之间。虽然那个时期没有太多的书面材料流传下来，但是我们知道，佛在世时，印度有两处学术中心，即我们所讲的大学，分别在迦尸和塔克西拉。但是在公元前4世纪早期，它们被位于比哈尔的被誉为“佛教印度之牛津大学”的那烂陀寺的光芒所掩盖。[852]那烂陀寺由一系列院落、建筑、许多佛和菩萨的大型雕像组成。婆罗门教的大学在这之后很晚才出现，时间约在耶稣时代，地点在迦尸（那时称瓦拉纳西）。基础课程是文法、政治学和种姓法律，以及之后引入的医学、美术、逻辑和哲学。[853]学生的惯例是将论文贴在讲堂大门上，民众就会聚集到门前阅读这些论文，听他们在讲堂里的答辩。
大学的出现推动了文化和学术的传播，其中包括：（1）伟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2）《奥义书》，用于记诵的宗教小诗；（3）佛经，用于学习的简短散文形式的哲学指导；（4）圣典，传达哲学和法律原则的说教韵文；（5）戏剧；（6）动物故事；（7）《往世书》，即后来的印度教经文。[854]
《摩诃婆罗多》的意思是“伟大的婆罗多”，它起源于吠陀时代。根据传说，这部史诗作品在古代有若干版本，包括2.4万到10万诗节不等。然而现有的版本出现得很晚，大约在公元前100年，主题是争夺王位造成的骨肉相残。[855]故事以婆罗多王朝的般度被奉为君主开始，他的即位是由于他的哥哥法定继承人持国是盲人，因此失去了继承资格。然而，般度先于哥哥而死，持国一面宣称替般度的儿子坚战摄政，一面篡取国家大权。坚战已经被封为太子，统治着一部分王国，并与另一个王国的首领奎师那结成婚姻联盟。这引起了持国的儿子难敌的嫉妒。他在一场生死赌局中向坚战宣战，而输赢已经事先被他知道。在这场赌注中，坚战失去了一切并被流放。十二年后，坚战派奎师那作为使者去谈判收复王国的事宜，但是难敌不肯交出哪怕一小块土地，于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战争。战争进行了十八天，在奎师那各种兵不厌诈的战术的帮助下，般度族重新得到他们的王国，并消灭了他们的敌人。《摩诃婆罗多》主要批判了过多世俗野心对人性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它具有佛教和希腊思想的双重特点。[856]即使在今天的印度，改编自这个故事的电视节目仍然能吸引整个国家的目光。
《罗摩衍那》传统上认为由蚁垤（活跃于约公元前200年）所作，是第一部梵文叙事诗。从格律看，它晚于《摩诃婆罗多》，缺乏早期史诗的古韵，后世补充的材料也较少。它也是一个宫廷阴谋的故事。罗摩被剥夺了继承父亲王位的权利，并被判流放南部十二年。在那里，他发现这片土地一直受到楞伽（锡兰）恶人的抢掠，甚至他的妻子也被拐走。为了报复，他建立了一支军队，入侵楞伽，救出妻子，并杀死邪恶的国王拉瓦那。他回到家乡时，流放期已经结束，他的哥哥大方地让出了王国。《罗摩衍那》是一个比《摩诃婆罗多》更加宽宏的故事。从梵文翻译成印度通行语言后，它成为举国喜爱的诗篇，罗摩成为最受欢迎的英雄。书中的故事被广泛用在雕塑及其他艺术作品上。[857]
从孔雀王朝结束到笈多王朝建立（公元320年），横跨公元0年的五百年曾经被认为是印度的“黑暗时代”。[858]这种观点再也不能成立了。这是一个拥有伟大城市的时代，是华氏城和迦尸的时代，是马图拉和乌贾因的时代。这些城市通常依据共同的建筑规划，呈四方形，每面城墙的中间都有城门，四周由护城河环绕。这更是一个雕塑和岩庙的伟大时代，它们使印度的声名当之无愧。毗卢、桑吉、阿马拉瓦蒂的宏伟浮雕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它们由新兴的商人阶层而不是帝王出资建造。这些遗址主要在印度西部比孟买更远的内陆被发现，德干高原边缘的褶皱在这里形成了成百上千的自然岩洞，许多遗址不只是寺庙。这里有完整的寺院、禅室、柱石大厅、精美的楼梯连廊，都是由天然岩石雕刻而成。除了岩庙之外，两种雕塑形式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一种出现在北方的旁遮普和阿富汗，它深受希腊思想影响，所雕的佛和其他人物具有阿波罗和其他希腊神的特点（现在被称为犍陀罗艺术）。第二种出现在马图拉周围，使用这一地区特有的粉色砂岩，主要展示了可能与各种祭祀仪式有关的丰满的女性人物。[859]印度雕塑和雕刻远不及同时期的古希腊雕刻出名，但是它理应得到同样的称赞。
这个横跨公元0年的时期同样以文学著名。公元前2世纪，斯里兰卡文法家帕坦加利编纂了有关瑜伽的标准文本。瑜伽被定义为精神状态的静止。[860]瑜伽修行者学习将自己摆成一个特定的姿势（正坐）并平稳地控制呼吸过程。他/她同时不断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精神状态上，目的是“解构精神的构造”，学习“超凡的孤独”，带来道德净化和新智慧。最伟大的宗教作品是后孔雀王朝后期的《薄伽梵歌》。《薄伽梵歌》在《奥义书》的基础上集合了社会管理和哲学。它划分四个种姓及四种归于他们的职责。婆罗门的职责是祭祀和学习；刹帝利的职责是作战和保护民众；吠舍的职责是提供经济福利、贸易和农业；首陀罗从事服务和卑贱的工作。从哲学上看，其目的是使自我从一切“激情造成的不纯洁”（贪婪、憎恶、利己）中解放出来。但是即使是先知或圣人，也必须履行他们的公共职责，为低于他们的其他人树立榜样。[861]无论一个人地位有多高，从哲学意义上说，他仍然被现世的社会枷锁束缚。最高的智慧不能与我们生活的世界分离：它必须与世界共存。《薄伽梵歌》与孔子的《论语》同样具有保守性。
与之地位相同的佛教作品是《妙法莲华经》，又称《法华经》。某种程度上它更具影响力，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与印度教相比，佛教更是一种传教式宗教。《法华经》为中国和日本提供了有关神和人类的新观念，如今日本每处佛教祭坛上都可以找到它。到公元2世纪，筏蹉衍那的《爱经》《摩奴法典》（摩奴的法律准则）和考底利耶的《政事论》都最后定型。[862]
这个时期，东方可能最重要的一个长期的思想趋势是：佛教走出印度，传入中国、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等国，以及印度教佛教传入爪哇岛、马来西亚和其他地方。传统上认为佛教在汉明帝统治期间（58—75）传入中国，但事实上在这之前很久它就是吐火罗斯坦众多国家的主要宗教，也正是从那里，公元前2年中国使节景卢收到作为礼物的佛经，将其带回了中国朝廷。[863]
从中国官方史书《后汉书》中我们得知，到公元1世纪，佛教已经传入中国都城。皇帝的同父异母兄弟刘英得到准许，在尊奉道教的同时可以从事佛教活动。汉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在殿前”后，派遣使节去印度寻求佛法，带回僧侣、一些佛经和许多艺术品。公元1世纪，中国朝圣者撰写了若干中国人游历印度的事迹，配有图画。例如，王玄策几次出使印度，并在佛陀悟道成佛的菩提迦耶临摹了一幅佛像，带回皇宫，成为公爱寺佛像的雏形。这种从印度传来的早期佛教艺术刺激发展出更加美妙的中国艺术。到1世纪中期，佛教传播到淮河以北的河南东部和山东南部。[864]
佛教在中国如此迅速流行的原因与汉族的生活和思想本质有关。汉族的统治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2年，刚好横跨公元0年。中国最早的聚落出现在约公元前3500年，文字起源于商代（约公元前1600年）。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说法不一。有关数字的产生，一种理论是（与美洲相同）字符由绳结发展而来，重要的事情用大绳结，小事情用小绳结。例如，图9就显示了绳结可能是中国数字的前身。
图9 中国“绳结”数字
（Source:Endymion Wilkinson,Chinese History:A Manual,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374）
另一种理论认为一些文字（男、女、蛇、脚、山）从岩刻艺术中产生。还有一种理论认为，人们用来表示同制作和保护陶器有关的迷信仪式的陶器符号，也就是图画文字，也发展为汉字。最后，甲骨铭文看上去也成为一些汉字的雏形，尤其是日、目等。因此，汉字很可能有多个源头。它们上下细长的一般形状以及表示动物的文字上头下尾，说明它们最早写在竹片上，后来竹片消失了。目前所知最先使用文字的是筮官和商代君王的抄书吏，这一事实表明正式的书写直到约公元前1600年才出现，也表明汉字的起源与宗教和政治有关，而不是像美索不达米亚文字那样与经济有关。
历法从很早开始就很受重视，制定历法的官员在朝廷中地位显赫。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黄河附近的安阳出土了许多甲骨，通常是牛的肩胛骨，或龟的腹甲。它们在被灼烧时产生裂痕，这被占卜者用来占卜。有一些甲骨片涉及纳税，所以包含了历法信息。它们显示最初中国人将一昼夜均分为100份（百刻），并意识到一年有365.25天，一个历月有29.5天（汉语中最初有四个表示“年”的字）。同样地，在中国，时间由一系列的周期组成。十天为一周期的称为“天干”，十二天为一周期的称为“地支”。两者合并，构成六十天的干支周期（最小公倍数）。传统上说，干支周期的开始对应了公元前2637年。也有一些其他的周期：极，即31920年，是“大结合”；所有行星在138240年后会合；“世界周期”即23639040年，它的开端被称为“太极上元”。[865]那时，中国已经产生了与众不同的“深层”时间的观念，也产生了约数的概念。十、百、千、万这些用来表示数量级的数字叫作虚数，与英语中的“几十”“几百”类似。3、9、12这些数字意思分别是“若干”“许多”和“大量”。一些数字很吉利，与权威、力量和长寿相联系，因此紫禁城所有的门上都有九排九列乳钉。一些数字则使用无法更改的汉字来防止窜改。
公元前163年，一种新的纪年体系——年号（统治头衔）开始使用，从此各代皇帝在即位后的第一年都宣布一个新的年号。公元前104年，一种新历法被引进，其中有12个历月及第13个闰月，与印度纪年和黄道十二宫极其相似。但是一周七天的概念直到公元13世纪才为中国人所用；在此之前人们将一年以14天为单位分为二十四个节气，以2月的立春（“春天开始”）开始，以次年1月的大寒（“极其寒冷”）结束。直到宋代，“餐鼓”一天打五次，作为一日三餐、宵禁和早晨解禁的信号（宵禁在每个诸侯国尤其是城镇中都必须严格执行，以预防火灾和犯罪）[866]。
佛教传入中国正值汉代衰落之时，统治较长时间的哲学体系也随之瓦解。传统中国思想的根本原则是想象一种宇宙秩序，它在人间的体现是以皇帝为中心的井然有序的中央集权。这种秩序观念统治一切，从贸易到政府、哲学和宗教。大城市的贸易只能在官办市场中进行，由官方制定价格和税收标准。政府筑路修路，并收取使用费。政府也垄断铁、铸币和盐（谷物食谱的每日必需品）的生产。这样就产生了中央集权。
最重要的是，汉代皇帝在信仰上扮演特殊的角色。他召集大量学者为他出谋划策并辅助他治理国家。这些有学问的人成为汉代的新贵族。他们成为有权有势的地方官员，对更加独立的老贵族造成（有意的）威胁。用这种方式，汉代渐渐发展出许多重要思想，经过整合，儒家成为官方哲学。如今它被称为“法家化儒家”或“帝国儒家”，以区别于之前的思想。就像伟大的哈佛汉学家费正清所说：“法家化儒家的本质在于统治者喜欢法家思想，而官僚喜欢儒家思想。”[867]儒家认为统治者遵守礼仪，行为规范，就会形成美德，别人就会尊崇他。虽然武力威胁常常存在，但这个复杂的儒学专家聚集的太学确保皇帝的行为正确。儒家思想认为“正行”主宰一切，它一直以中国宇宙论为背景。这种宇宙论与西方思想很不一样，是一种天文儒学，因为中国人将宇宙想象成一个有秩序的整体。中国人与比他们更西边的民族不同，他们没有创世神话和超自然的创世者和立法者。他们设想宇宙是有序、和谐的，但不认为存在一个赋予这种秩序的超自然的神。“中国人认为宇宙的至高权力是自然固有的，而不是超验的。”[868]人是这个有序整体的一部分，他的位置由他的君王以及他的祖先决定。
这种方法的结果是，汉代人处处看到“对应”和“感应”。人类微观宇宙是宏观宇宙的缩影，这决定着每个人在事物格局中“合适”的位置。因此，在约公元前139年写成的《淮南子》中称：“故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869]这种方法在五行学说中最为显著：水、火、木、金、土。“五行”中的“五”处处有体现：五行星（在那时可以见到的）、五色、五向、五音律、五刑及更多的“五”。只要合适，或看起来明智，中国人就会想方设法使原本难以联系的事情产生对应。我们已经提到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另外加上阴（女性）和阳（男性），使四、五、十或十二种对应得以翻倍。最复杂却最风行的对应围绕《易经》（“关于变化的经典”）发展而来。《易经》主要是六十四卦，由六条或断或连的平行线产生六十四个数字，每个数字都有特定的含义，用来占卜。[870]最著名的理论家是齐国的邹衍（前305—前240），他将解释或占卜延伸到天文、地理、历史和政治。他认为政治变动由五行控制，顺序为：土、木、金、火、水。
这种对应的观点导致了“感应”思想的产生，渗透了从音乐到政府的所有领域。例如，琵琶上的琴弦相互呼应，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是如此：一个好的行为应当有一个好的回应来平衡。当统治者做出好的榜样，他的人民应当而且愿意模仿他。[871]针灸是一种完美的对应科学：身体上特定的穴位控制其他部位的神经灵敏度。虽然针灸麻醉直到20世纪才发明，但是针灸的存在本身被认为是对应和感应的生动证明。
如上所述，这个复杂宇宙的中心要素是统治者以及他们对礼仪的遵守，它们反映了四季更替和其他天象。[872]从甲骨文时期开始，绵延许多世纪，中国人对天象的记载非常详细，当然汉代早期的记载最为系统。自然现象（日食、流星、洪水和地震）都可能被视作自然对统治者行为的评判。因此如果想坐稳龙椅，聪明的统治者就会任命专家顾问，一旦采取了他们的建议而犯错，受惩罚的就是顾问而不是统治者自己。到汉代，人们认为中国的伟大经典中蕴含玄奥学问，只有博学的学者才能知晓。（经，意思是“经典著作”，最初指的是织布机上结实的经纱或垂直的纱线。）由此朝廷中发展出一整支权威的儒家哲人/学者队伍，比如董仲舒（约前175—前105）。他们为皇帝怎样与宇宙发生联系提出建议，然后急切地观察结果。祭天和祭祖是皇帝的特权，但他也控制巡捕、军队和其他社会权力机构。因此他与儒家学者形成意识形态联盟，他们关心的是经书中记载的历代皇帝的模范行为。这两种因素（一方是祭天和祭祖以及中央集权的皇帝，一方是他周围的儒家顾问）形成中国的统治和知识精英，他们位于两极社会体系的顶端，底层为农民。[873]
这种方式的影响在公元前124年帝国学府（太学）成立时达到顶峰。太学中有研究五经的博士：《易经》，即“变化的经典”（用来占卜）；《书经》，即“历史的经典”；《诗经》，即“诗歌的经典”（古老民间诗歌）；《春秋》（孔子所在的鲁国的编年史，有评注）和《礼记》，即“仪式和恰当行为的记录”。据称在公元前156年至公元93年之间的某个时间，在孔子住处的墙上也发现了别的版本。这不仅为经典提供了不同解读，引发它们是否是密码预言的争论，而且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更早激发了人们对文本鉴别的兴趣。[874]也是在汉代，历史首次在中国以一种系统的方式记录下来，许多口头的传统终于得以保存。其中最重要的是司马迁（前135？—前93？）所作的《史记》，班固及其妹班昭于公元82年所作的《汉书》。它们体例相同：包括本纪、书（音乐、天文、水道、法律等）和列传。[875]在那时选拔帝国顾问的考试制度已经确立，但是皇帝要求学子必须读过经书后才有资格参加考试，尽管就儒家来说孝也是选拔的一个标准。[876]
经书被认为载有玄奥内容，它们在一代代学者中传递，儒学统治着大部分的思想领域。“儒学的根本是强调史前时代非常明显的等级秩序，认为人们只有以优劣等级的方式组织起来，秩序才能维持。”同样，强调的是职责而不是权利：如果每个人都尽到责任，每个人都会得到应有的回报。“人尽其责，社会就会秩序井然，人人获益。”[877]儿子顺从父亲，就像人民顺从政府“父母”，忠是最高价值。统治者的任务是将吉祥的事情（吉），如恩赐和大赦，和不吉的事情（凶），如行刑和处罚，相结合来维持宇宙和谐，避免无节制。[878]
尽管儒家势力强大，道家思想却并未消失，几位汉代皇帝或他们的皇后，都信奉道家思想，雇用道士。扬雄（前53—18）写有著名的道教著作《太玄经》。到此时，道家最基本的思想是关于长寿和永生。他们相信，世上有仙人存在，从古到今都以不同的形式现身。道家信徒通过炼金术、饮食、健身甚至性仪式来延长寿命。[879]
进入中国的佛教宗派是大乘佛教。它与小乘佛教不同。第四次佛教会议之后，佛教僧伽（指由佛教出家僧侣组成的团体）当中出现了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分裂。第四次佛教会议据说是由贵霜国王迦腻色伽二世资助的，他于约公元120年登基。小乘佛教信徒认为，他们的信仰实质上是一个伦理系统。而大乘佛教则将佛和其他“觉悟者”提升至神的地位，受人礼拜。也就是说，小乘佛教是一种宽泛的哲学系统，而传入中国的大乘佛教则是一种更为传统的宗教。举个例子，小乘佛教信徒不以人的形式表现佛陀，而是通过脚印、宝座或一棵树的形式来代表。而大乘佛教徒借用希腊人的观念，让端坐的佛像穿上高雅层叠的衣披，赋予他平静、安详和古典的表情（同时要保持人种上的与众不同）。大乘佛教运动的领袖人物是哲学家兼诗人马鸣（活跃于约150年），他的著作《佛所行赞》，即“佛陀的一生”，很长时间内都是大乘佛教的主要文献。[880]活跃于公元300至350年的僧人无著发明了瑜伽，同时将大乘佛教发展成为一种救赎宗教，不仅关注现实，而且关注“来世”。
公元2世纪以后，大乘佛教的主要教义著作是《妙法莲华经》，是“可以与印度的《薄伽梵歌》和基督教第四《福音书》相媲美”的信仰陈述。[881]该书向平民百姓描述了“来世佛”弥勒佛教导人们救赎的方式：
随宜方便事，无复诸疑惑，
心生大欢喜，自知当作佛。
这首比《新约》还长的诗描述了救赎的唯一真正方法，并且强调只有一个永恒的主。弥勒佛与伊朗的密特拉神有很多重合之处。大乘佛教认为，佛独自端坐于山峰，能够使所有事物成真。当邪恶在世上堆积，他就会以一种新的形象降下山顶，播撒光芒，大发慈悲，指引人们走上救赎之路。也就是说，除了最初的佛陀，还有一系列的佛，每个佛都在宇宙的发展演变和人类道德成长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来世佛弥勒佛将会来到世上，拯救世界脱离邪恶。
大乘佛教另一重要的概念是菩萨思想。菩萨在一生正行最终成佛后，为了留在世上服务和教化人们而推迟了归往极乐世界的时间。作为这个传统的一部分，菩萨提倡十大美德，克己是主要的个人美德，怜悯（爱他人）是最高的社会美德。[882]这意味着大乘佛教一个更大的改变，老师更多是一个传教者而不是僧人。“救赎之路只有一条，但它有三个门：一个是罗汉门（有修为的人，已到达极乐世界），一个是为善于冥想的人而开的门，第三个门属于无私、社会之人。”瑜伽对培养克己美德十分重要，但是念诵经文也非常重要。人在临死时的最后想法决定了他死后灵魂的命运，这鼓励了“正行”。人们死后，灵魂被送往炼狱，“承受各种折磨”。地狱一共有十六层，对不同的罪恶有不同的惩罚。[883]对那些没有罪恶的人们，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那里有七座喷泉，流淌着美德的泉水。每天清晨和夜晚的六个小时天上都会下花雨……每天早晨，这些有福之人将天上的花朵献给众多回到他们的乐土用餐的佛。反复诵念阿弥陀佛的名字就能升往这个天国。”[884]这与释迦牟尼的设想大不相同。[885]
佛教在中国汉朝传播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文武的分离。文即书写、文学和与之相关的价值：反思、理性道德、劝诫、文明。而武则表示暴力、武力、军事秩序。儒家重文轻武。但是这导致了两个不幸的连锁反应。第一，它使统治精英和各省的地方农民之间形成分裂，削弱了汉朝的统一，使国家无力对抗周边乃至其他国家的进攻。第二，它意味着儒家思想作为思想和信仰的体系越来越远离普通民众，它成为一个只属于精英的知识体系。[886]
从公元220年前后开始，北方的贵族开始叛乱。在最终的战乱中，北方草原上的突厥拓跋部侵入中原并建立了北魏。他们同样信奉佛教。
在汉代，不是所有的思想都只关注一个抽象的“大观念”。中国人一直以来都是十分务实的民族。早在公元2世纪，中国人就将铁和不同的碳成分混合，制成了钢。[887]那个时候，中国的技术发明已经走向繁荣的国际贸易，特别是一些奢侈品，如丝绸、漆器和铜镜。汉朝人对邻邦采取一种非常独有的“炫耀的慷慨”政策，“这一政策因其高昂的花销和系统性而让我们震惊。世界上再无其他国家像当时的中国那样如此大方地赠送邻国礼物，因此将礼物上升为一种政治工具”。根据官方记载，在公元前1年，汉朝送出去约3万卷丝绸；到公元91年，作为礼物的丝绸总价值达到了1亿90万钱。[888]根据著名的法国东方学家谢和耐的计算，当时汉朝每年的财政收入是100亿钱，其中30亿到40亿用于礼物开销。这笔巨大的国库支出既刺激了生产，也削弱了经济。但是这些礼物是汉朝有意识的长期政策的一部分，它试图引诱周边野蛮邻邦，使他们习惯于奢侈而腐化。这似乎确实起了作用，因为它使汉朝在几个世纪内实现了边境的政治稳定。[889]
水磨是王莽（9—23）年间发明的。起先它看起来是一个直立的轮子，由水力推转，带动水平轴，继而使一系列的碾槌转动。但是有记录记载，公元31年，人们在冶炼中用水力推动活塞风箱。胸带马具也许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开始使用。同样重要的是公元1世纪发明的独轮车。它使单人可以运送较重的货物，也方便在对马车来说过于狭窄或弯曲的道路上运输。[890]中国的船只从公元1年开始有了舵，于公元80年开始使用指南针。对太阳黑子的系统记录始于公元前28年。在公元132年，张衡（诗人兼天文学家）发明了第一台地动仪。这是中国思维的一个佳例，因为张衡的目标是找出地震发生的位置，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地震被认为是自然秩序被打乱的一个征兆。在公元124年，张衡还发明了带有赤道圈的星象仪。[891]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促进了逻辑/科学思想的发展。这一时期还有一位重要人物，王充（27—97）著有《论衡》一书，广泛批判了当时的迷信思想。他对物理、生物和遗传学十分感兴趣，嘲笑人类在宇宙中拥有一个特殊位置这一思想，不相信来世、宿命以及灵魂可以独立于人的身体而存在，而推崇根据经验对现象进行逻辑论证和解释。[892]
可以认为这个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发明是纸张。传统上，纸张的发明被归功于蔡伦。蔡伦是汉和帝时期的宦官，主管皇室手工作坊。他利用树皮、麻头、旧渔网等原料制造出纸，用它来书写。他因此项发明升迁至尚方令，即技艺和生产的主管。但这个故事现在成为修正主义历史讨论的主题，乔纳森·布鲁姆认为，在蔡伦时期编撰的汉语字典中，“纸，絮一苫也”。“絮”就是“从破布或煮沸的蚕茧中取得的纤维物”，而“苫”的意思是“一种由交织毛片制作而成、用于盖东西的席子”。[893]这些工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因此纸张的发明也许来源于这个时期。现今大多数中国权威认为我们所说的纸张发明于公元前2世纪，虽然当时的纸张质量粗糙，不利于书写，直到公元1世纪才得到改善。一个中国故事记录了公元前93年面巾纸的第一次使用：一名宫廷侍卫建议王子用一张纸捂住鼻子。[894]纸必须用石膏、树胶、胶水和淀粉进行处理后，方可用于书写。这一过程发生在公元1世纪左右，或更早一些。到公元76年，一位学者在给学生讲课时，使用了抄在纸上的经书，由此可见，当时的纸张使用已经普及，并且成本低廉。早期的例子显示，中国的造纸者将由碎布料和织物废料制成的纸浆倒入漂浮在水池内的布模中；然后将模子蘸入大桶纸浆中，当纸浆开始干燥时，将它揭下，模子可循环利用。随着纸张需求的增加，人们放弃使用废料，直接用麻头、黄麻、藤、竹子和桑树的纤维制成纸浆。[895]厕纸于公元6世纪开始出现。[8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