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艺术领域也出现了很多革新。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赋，一种华丽夸张的韵律诗，记录宫廷生活（打猎、游园和聚会等）。另外还有乐府，汇集流行的歌曲、舞蹈和乐器。乐府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诗的产生，这种新型诗歌形式包含五言和七言。这些发展为7世纪的唐代律诗。[897]
公元190年，随着农民起义和军队首领对中央的反叛，皇家藏书室和汉朝档案在战争中付之一炬。分裂和混乱持续了二十五年；城市社会瓦解，优雅的汉代文明也消失在中国的中古时代。
9 法律、拉丁语、读写能力和自由七艺
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去世时，留下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私人图书馆。为了辅助研究，他曾经收集了数量众多的书籍，用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话说，“他是第一个把书籍收藏起来的人，也是第一个教会埃及国王如何排列图书馆藏书的人”。[898]后来，“几经辗转”，他的藏书落到了一个居住在帕加马的家族手中，“他们将其藏在地下，防止被国王充公”。[899]他们后来把书卖给一个叫亚贝里康的藏书家，后者把藏书带到雅典。公元前86年，罗马独裁者苏拉入侵阿提卡，攻陷雅典，不久亚贝里康去世，苏拉没收了他的图书并将其运回罗马。苏拉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批藏书包括了亚里士多德及其继承者泰奥弗拉斯托斯的著作，这些是别处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的。这些书的状况很糟糕（虫蛀、发霉），但是能够阅读和抄录，从而得以保存下来。[900]
罗马人对希腊的生活方式、思想以及它的艺术成就的尊崇，是贯穿整个漫长帝国时期的主导思想。当我们现在谈论“古典作品”时，我们常常指希腊和罗马文学。不过，是罗马人发明了“古典”这个概念，认为过去曾经被思考、被书写过的最优秀的东西值得保留并能使我们从中获益。不过，这样表述的话，就掩盖了罗马和希腊在思想领域的真正差异。当希腊人为其自身的缘故对思想产生一种几乎是游戏的兴趣，继而探索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时，罗马人却对人与人之间以及利益（即思想的有用性，对人间事物带来的影响）有着更大的兴趣。正如马修·阿诺德所说：“拉丁经典的力量在于它的性格，而希腊经典的力量在于美。”[901]有许多本身就被我们尊为经典的罗马作家：小说界有阿普列尤斯，诗歌界有卡图卢斯、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马提亚尔、尤维纳利斯，戏剧有泰伦斯、塞内卡和普劳图斯，历史学有西塞罗、撒路斯提乌斯、普林尼和塔西佗。他们每个人都做出了某种高于他们希腊同行的贡献。但是，尽管他们的作品受人喜爱、使人受益，但是他们并没有构成罗马世界的主要思想革新。就我们的日常生活而言，最重要的两种罗马思想是共和制度或代议制民主，以及法律。直接民主制是希腊人的发明，但是，我们得承认，它在现代鲜有继承者。而代议制民主则进入了从18世纪以降开始出现的各类共和国家的宪法体系，现在它已经植根于从阿根廷到俄罗斯和美国的许多国家。在古罗马，正如在当今的美国，政策要由参议院（或元老院）投票通过，再由享有“军权”的行政长官执行。军权是罗马人的一个特殊概念。[902]古代国王、贵族和行政长官都被授予军权，“它是一个关键概念，具有命令下属人员以及期望他们服从的指定权力……这种权力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范围很广，而且武断。一开始，表达军权的重要方式是通过战争把持有人或罗马的权威强加给被认为挑战了罗马的邻国”。征服是罗马人对于自身思考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903]
公元前510/前509年，国王被废除，选举产生的官员取而代之，罗马体制开始形成。这种取代王权的执政官或行政长官的主要特征是：任期限于一年；有两位享有相同军权的行政长官，“再也没有最高权力集于一人的时候了”；问责制，每年年底行政长官被要求对他的行为做出陈述。[904]连续的征服以及不断发生的变乱危机意味着这一体制有时会进行调整，关于此，塔西佗和苏埃托尼乌斯都有记载。在危机时，会任命一位独裁官，让人想起希腊世界的僭主；而在其他时候，如果在几个地方同时出现军事行动，就会允许出现一个以上的行政长官，有些负责军事，其他的履行民事行政职责。这样，共和国的行政机制才呈现出其熟悉的形式：行政长官执政，元老院参政（他们是一群老人）。[905]
一开始，当罗马城建立的时候，罗马国王的“军权”来自神灵。这样，国王有权代表民众行使权力。结果，军权成为行使者的一种特权，因此人们认为他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使这种权力。同时，军权也代表罗马本身的权力，或至少代表了它的人民的权力。军权是共和国得以运转的重要力量，[906]它不是一种抽象的权力概念，而更倾向于签署敕令（来自拉丁语“imperare”，意思是“命令”）。君主制被废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行政长官仍然就未来的行动听取神明的昭示（占卜）。行政长官就职的第一天，会早早起来，向神灵祈祷，以确定自己是否获得了行使军权的允许。尽管没有哪个确定可知的例子表明神明拒绝赐予他权力，然而仪式总是被认为是必需的。[907]
随着时间的流逝，行政长官开始分为那些享有军权和那些没有军权的人。独裁官和执政官享有军权；裁判官也有军权，这是一个新的行政长官阶层，成立于公元前366年，目的是减轻执政官审理法律案件的职责。没有军权的行政长官包括财政官，其实是法律和财政事务的调查官；保民官，职责是管理平民议事会；以及市政官，负责城市建筑、道路、城墙、高架渠等的修缮。最后是监察官，“他们的职责更多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人口调查，而不是监察”。他们的职责之一是确认哪些人违反了道德准则（这些人因此不能担任公职）。同其他行政长官一样，他们也都获准穿一种特殊的托加长袍，有占卜的权力，那是听取神灵昭示的高级特权。[908]
罗马的代议制民主非常复杂。它势必如此，因为到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时期（前63—14），单罗马城就有100万居民，帝国疆域东西横跨近5000公里（从大西洋到里海），南北绵延近3000公里（从英格兰到撒哈拉）。即使像奥古斯都这样狂热追求效率的人也无法独自管理这么大一个帝国。
在实际事务中，除了行政长官，还有四个政治实体。百人会议开始是作为一个代表军队利益的大会而出现的，但是后来它代表全体民众，由193个百人团组成。监察官根据公民的财产数，分配大家到不同的百人团。公民分五个等级：最高等级有70个百人团，最低等级只有1个百人团，它甚至没有登记为一个等级，代表了那些没有财产可以登记的人们。这些不幸的人被称为“最下层阶级”，因为他们不在现存的农业体系之内，只能生孩子。[909]就部落会议和平民大会而言，投票单位是部落。一开始，只有4个部落，都在罗马城，但是后来增加到35个部落，直到公元前241年，部落数开始稳定下来。在这两种实体中，富人不像在百人会议中那样享有相同的固有特权。关键的问题是结构平衡：百人会议的参加者主要是有地贵族，而平民大会只由平民组成，部落会议则是由所有人组成的大会。这些大会在一定程度上权力很大，但是实际上仍然听从行政长官，后者对商业活动和选举时间表的讨论都有控制权。[910]
另一个重要实体就是元老院。起初，执政官每年选出一组新的元老。后来监察官承担了这一职责（公元前4世纪），改为元老终身任职，这一简单但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使元老院成为国家结构中最持久的政治因素。另外，它的成员都是前行政长官，有经验，关系广，不再觊觎职位。这个特点给予元老院无限威望。[911]严格来说，元老院的角色是纯粹顾问性的：在任何时期，在罗马城的元老都有五百人，其他人则在各省行使职责。只有高级行政长官才有权召集元老院，当执政官就某一事情寻求意见而提交元老大会时，这样的大会才会召开。元老们按照顺序表达意见。首先是下一任执政官，然后是前任执政官们，依次发言。时间来不及的时候（元老院在天黑后不能开会），资历浅的元老会穿过大会厅，坐在他们赞成的发言人身旁以表达他们的意见。他们被称为“走路派”，因为他们用脚投票。会议结束时，执政官判断大会的情绪，如果没有反对意见，他会签发元老院法令，一份正式的“决议”敕令。[912]如果还有疑问，就会进行投票。虽然从理论上说，元老院的决定只是“建议”，但是实际上执政官很难忽视元老院法令。执政官任期只有一年，之后通常进入元老院。很少有执政官会冒险去触怒这些他将与之共事的同伴。元老院还监督其他大会通过的新的法律条文，这首先意味着它对军队拥有控制权，实际上也控制对外政策。[913]既然“帝国”对罗马的自身观念至关重要，那么这一点也不可估量地增加了元老院的威望。
我们可以说，罗马法是罗马思想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方面。[914]希腊人从来没有发展出一套成文法或一种法学理论，因此罗马人的发明是他们自己的成就。罗马法是当今西方使用的主要法律的基础，而且仍然是一些大学法律课程的一部分。根据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观点，欧洲这么多国家拥有一个共同的法律传统，这一事实部分解释了12世纪以后欧洲的兴起。
罗马法首先成形于公元前451至前450年的《十二铜表法》。就像《十诫》一样，《十二铜表法》确定了基本的法律程序和惩罚，它成为后来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西塞罗的青年时期，男孩们仍然被要求背诵《十二铜表法》。到共和国后期，刑事法庭开始建立，法官被任命在法庭上按照规定的程序审理案件。这一程序产生了两种新的职业。第一是代表客户的发言人，即辩护律师。在罗马，这是任何绅士都可以从事的活动，他的修辞学教育就是为他进入这一行业而准备的。辩护律师被要求为了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工作。西塞罗和普林尼都是这种意义上的辩护律师。同时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法律专家职业——第一批诉讼律师。这在以前一直都是大祭司的特权，但是，随着罗马的扩张，生活变得日益复杂（而且因为许多纠纷与宗教无关），专业知识变得很有必要。这些所谓的法学家撰写法律意见书（包括反驳状），以补充或反驳元老院的决议或皇帝的敕令。一开始，重要的法学家会收一到两个学徒，后来就发展为第一批法律学校。[915]
有一部罗马法著作至今仍完好无损：即法学家盖乌斯的《法学总论》。该书写于约公元150年，很长时间一直作为罗马法的教材用书。[916]除了具体的法律条文，它还记录了元老院颁发的法令、皇帝的决议和法学专家达成一致的决议，展示了法体的形成过程。这一法体适用于帝国的所有罗马公民。
罗马法的根本是地位的区分，这与现代法律很不同。在现代法律中，财富、性别和国籍被法庭认为是不相干的因素。罗马法区分了奴隶和自由人，并且允许不同程度的自由：服从他人的人（服从主人、父亲或丈夫）以及法律上虽然独立但是仍然需要监护的人（儿童和妇女）。这样一来，使情况变得复杂化：对一位已婚妇女的侮辱意味着可能产生三个受害者——妇女本人、她的父亲（如果他活着）以及她的丈夫。他们的地位越高，侮辱罪就越严重。[917]
地位和尊严最显著的表现是父亲的法律权力，即父权。罗马的父亲对他的整个家庭拥有绝对权力——生死大权，这就是家长的含义。这是对他的合法孩子（包括成年子女、他的奴隶和他的妻子）具有的绝对权力，当然，婚姻形式可能会把女方的父权移交给丈夫（见下文）。常有人说，家庭可以被视为“国中之国”。父亲的权威是绝对的，嫉妒心受到保护。在非常特殊的犯罪案例中，儿子和妻子可以从国家的监管下转移到家长的监管之下。[918]
在罗马，一个人的父亲只要活着，就没有人可以完全独立，尤其在财务和合同法中。一个成年儿子只有通过私产，即他父亲允许的某种托管财产，才可以获得自己的财产，但是这种委托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取消。父亲活着的时候，儿子不能立遗嘱，不能继承属于自己的财产。儿子可能是行政长官，或甚至执政官，但是只要他的父亲还活着，他就仍然在父权的控制之下。不过，罗马的人口事实缓解了这一状况。差不多1/3的儿童在他们十岁之前失去父亲。到二十五岁时，人们通常会结婚，超过2/3的人获得独立。到四十一岁（执政官的最小年限），他们中只有6%的人的父亲还活着。父亲也可以“解放”儿子，这个词起初指把他从控制中解放出来，但是这好像并不普遍。
同样重要且复杂的是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罗马人特别强调丈夫应当严格控制他们的妻子，不过实际生活中，这取决于夫妻缔结了哪种形式的婚姻。有三种结合形式，两种利用古代仪式。在其中一种形式中，夫妻在十位证人面前举办的合祭中献上用二粒小麦制成的饼。在另一种仪式上，父亲当着五位证人的面把女儿“卖”给她的丈夫。两种形式都具有把父亲对女儿的控制权移交给她丈夫的法律效应。她的财产也随之成为丈夫的财产，而她本人也被他控制。[919]
很难说妇女从这种安排中能得到什么，因此有必要指出还有另外的安排。还有第三种缔结婚姻的方法，正如罗马人所称的，“按照惯例”形成。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满一年，她就成为她丈夫的附属品。[920]同样，如果夫妻在一年中，有三个晚上分居，“惯例”就失效。因此，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可以不费周折地结婚和离婚，也不需要对方的同意。这些习俗影响到罗马人关于爱情和婚后共同财产的观念，后者其实并不存在。如果夫妻在证人面前缔结婚约，那么丈夫拥有一切。如果婚姻来自惯例，那么妻子的财产仍旧属于她，而且离婚后，也随之带走。[921]可能因此缘故，离婚和再婚在罗马非常普遍，并不奇怪。
法律对罗马国家的重要性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如果没有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决议就可以被认为无效。即使皇帝的敕令也不能忽视法律纠纷中当事人的地位。正如普林尼说的，正是以这种方式，法律凌驾于皇帝之上，而不是相反。这是市民社会演进中的一个重大进步。
我们可以说，罗马法的巅峰是查士丁尼（527—565）的法典，它极大地塑造了现存的欧洲法，包括欧洲各国和它们的殖民地的法律。法典由以下几部分组成：法学总论，阐述基本原理；学说汇集，是以往法学家的著作汇编；法典，历代皇帝颁发的法令汇集；新律，查士丁尼自己颁发的新法律。《查士丁尼法典》的组织结构确定了思想的演进过程，因此对于表明法学思想在罗马的发展方式尤其有帮助。它最为人所知，也是影响最大的部分是《民法大权》，它实际上是一种成文法，影响到民事管理以及宗教权力和特权的范围。在中世纪，《查士丁尼法典》在帝国的东半部分（拜占庭）更有影响力，但它是被12世纪的西欧重新发现的古典因素之一。
前面说到，法律是西塞罗时代学童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罗马的教育，整个学习程序，比之前任何地方都更有组织。巴比伦也有学校，古希腊有学园，在亚历山大港和帕加马出现了图书馆和学者。而在罗马，除了一个更广泛的学校体系和标准课程外，还有更多的公共图书馆（我们知道的有二十九家），出现了繁荣的图书贸易、有记载的第一个出版事业、文学批评的新发展、艺术品贸易（艺术展览很普遍）、室内装潢（尤其是马赛克）、在市中心用混凝土制造的大型剧场，以及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讽刺文学。心灵生活、思想世界，比之前任何时期都更普及、更有组织性。
标准或“核心”课程向精英阶层的所有子弟开放，精英人士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进入仕途。这种核心课程，这种共享的因素，很可能就是罗马文化在西方得以传播的原因。[922]男孩们在七到十一岁时接受的第一门课是拉丁语。在近两千年的大半个时期里，拉丁语在西方历史上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罗马帝国的成功表明拉丁语成为一个辽阔疆域的通行语言。它后来被早期基督教会改造，成为通用语，先是用于教会事务，后来用于外交和学术。与此同时，由于古希腊和古罗马被认为是西方所有文明事物的起源，因此熟悉它们的语言被认为是受过教育的标志。据说，拉丁语可以“让思维变得敏锐，培养正确的美感，而且学习过程中需要的艰辛能教导男孩们‘苦学’的价值，以及培养他们专心的能力”。[923]“拉丁特性”，即拉丁文化，被视为代表了“秩序、清晰、整洁、准确和简练，而‘本地话’混乱、无序、简单、粗糙”。[924]拉丁语的重要性当然并不完全体现在这一方面。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看到，它在教会组织、学术生活以及在现代欧洲的兴起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过，在此之前，我们需要考量一下它在罗马的地位。
第2章讲述了世界语言的状况，其中谈到新大陆的人类同旧大陆的人类相互隔绝。拉丁语的出现轻而易举地帮助更新了这一故事。拉丁语的真正历史重要性在1786年以后才开始被认识到，当时一位在印度任职的英国法官发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突破。威廉·琼斯爵士在攻读法律之前是一位受过训练的东方学学者（在那些日子里，学过法律意味着他学习过拉丁语）。1785年他到达加尔各答后开始学习梵语，即印度经文的书写语言。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和思考，他在孟加拉亚洲学会发表了一次演讲，其中提出的思想也许是整个历史语言学研究的起点。琼斯的突破在于，他认为梵语的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与希腊语和拉丁语都非常相似。他提出，它们如此相似，肯定来自同一个源头。琼斯法官的论据如此充分，以至于自他之后，学界对欧亚大陆的语言（无论是死的语言还是活的各种语言）进行了成千上万种研究。这些研究得出的一个大体结论是，确实存在一种被称为“印欧语”的“母语”，这种语言最初被发明农耕的人群使用，后来随着农业的传播而扩散，最终成为欧亚大陆所有的，或大部分语言的共同基础。[925]更多的细节在第2章和第29章有讨论。
意大利语族（拉丁语、奥斯坎语、翁布里亚语）与凯尔特语族（爱尔兰语、盖尔语、威尔士语、康沃尔语、布列塔尼语）非常相似，以致一些学者感到，在不早于公元前1800年，在多瑙河中部的某个地方一定出现了说一种共同的意大利—凯尔特语的人。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说意大利语的人群向南迁移，先进入巴尔干，然后绕过或是穿过亚得里亚海进入意大利。同时，说凯尔特语的人群向西迁移进入高卢（法国），从那里又进入西班牙、意大利北部和不列颠群岛。同希腊语相比，拉丁语的语法和句法更陈旧，同起初的印欧语更接近。这在屈折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屈折语言通过在词根上添加后缀，揭示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另外，拉丁语还通过添加前缀揭示出词与词之间的关系。[926]
说印欧—意大利语的新来者似乎在公元前2千纪分三批到达意大利。第一批到来的是说原始拉丁语的人，他们很快被后来者逼迫，向西迁移，他们的语言只在台伯河下游存活，说这种语言的人是拉丁部族，也作为弗勒莱附近和西西里的方言被使用。第二批在意大利中部的山区定居，他们的方言成为意大利中部靠北的翁布里亚语和靠南的奥斯坎语，奥斯坎语的名称来自那不勒斯附近一个叫奥斯基的部落（罗马人称他们为萨莫奈人，他们的主要支族是萨宾人）。[927]最后，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700年间，意大利亚得里亚海岸被第三批移民占据，他们的语言包括北部的维尼蒂语。
根据梅森·哈蒙德的研究，书面拉丁语的最早证据是在一个黄金做的安全别针的搭扣上发现的，据有些专家的估计，年代约为公元前600年。上面的文字是希腊字母，从右往左书写，和后来的用法相反。把它转化成罗马字母后，读作“Manios med fhefheked Numasioi”。如果转化成后期拉丁语，它读作“Manius me fecit Numasio”，意思是，“马尼乌斯为努马修斯制造”。[928]公元前3世纪之前很少有文字留存至今，让人以为罗马人很少写东西，或即使写，也是写在容易腐烂的材质上。同时，拉丁语的传播是逐步的，到公元前200年传播到奥斯坎地区，到公元前1世纪传播到更南的阿普利亚。[929]然而，在意大利的许多地方，当拉丁语在西班牙很普遍之后很久，奥斯坎语仍然被使用。我们确实听说，早在罗马执政官斯普里乌斯·卡西乌斯于公元前493年与拉丁部族签订的协议以及前面提到的《十二铜表法》（公元前451—前450）中就存在拉丁语文件。但是这一时期的读写能力肯定很有限，否则应该能看到更多保存下来的文字。
现存最早的文学作品大致保存了口头文学的模式和节奏。也就是说，它们无论在押韵还是在节奏上都是反复性的。很显然，如果叙述节奏感强，而且押韵，叙述的故事就容易记住。[930]我们所称韵文（verse），来自拉丁语“uersus”，字面意思是“翻转”，从动词“uerto”而来。它本来指犁沟，因为在犁地的时候会来回翻起土壤。该词因此又用来指一行播种在犁沟中的植物，最后用来指任何成行的事物，包括一行诗。在英语中，韵文和诗歌都指同样的事物，但是韵文狭义上仅仅指形式；而诗歌，从希腊语动词“我做”变化而来，既包括形式也包括内容。[931]现在我们把韵文和诗歌同散文相对。“散文”（prose）这个词来自拉丁语“向前”（prosa），它是拉丁语形容词“prorsus”的讹用，意思是“直向前”。“直白演讲”（Prosa oratio）是“一直朝前的演讲”，没有像韵文那样的翻转。
拉丁语的词汇比希腊语贫乏，而且许多词都借自别处（例如，拉丁语从希腊语的借来词是希腊语从东方的借来词的两倍）。[932]其中的一些不足是很基本的，例如，希腊语中表示颜色的词比拉丁语要多得多。[933]另外，与拉丁语相比，希腊语多一种语态、数、情态和时态，小品词数量是拉丁语的两倍。[934]另一方面，罗马人表示家庭事务的词比较多，例如他们区分母系和父系亲属。由于罗马最受欢迎的食物是猪肉，因此，我们发现他们表示猪的词汇比任何民族都要多得多。虽然拉丁语中有大量的法律和军事比喻，但是帝国的大部分仍然是农耕社会，这影响到其语言。例如英语中“精神错乱的”（delirious）一词来自拉丁语delirare，其字面意思是“走出犁沟”，然后举动像一个疯子一样。[935]同样，“灾难”（calamity）起源于拉丁语calamitas，指对庄稼有害的虫病。罗马人并不认为拉丁语具有希腊语的优雅。他们认为拉丁语更适合雄辩，而不适合抒情，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认为男子气概和尊严是最重要的个人品格的观念。奥斯卡·魏泽在《罗马人的语言和性格》一书中提出，在拉丁语中，“几乎没有任何矫揉造作和文学修饰的痕迹”。罗马人说的拉丁语是一种严整的语言，一个支配动词后面有许多从句，“可以看作单词的军事安排，所有的从句都服从支配动词，就像士兵服从他们的指挥官”。拉丁语是一种具体的、明确的语言，尽量避免抽象。约瑟夫·法雷尔说，古典拉丁语是一种男性语言，“我们发现用希腊语写作的女性要大大多于用拉丁语写作的女性”。[936]
当然，许多英语单词来自拉丁语，它们的语源有助于说明罗马思想。例如，“保民官”（tribune）本来是部族的首领，他们后来成为以保护人民为职责的行政长官。他们使用的高座，因其所处的高位，被称为“高台”（tribunale），这样就产生了英语中的“法庭”一词（tribunal）。“候选人”（candidatus）一词用来描述行政长官职位的申请人，但是它起源于申请人拉选票时穿的亮白色托加长袍（candida）。[937]英语中的“达到顶点”（culminate）一词来自拉丁语“芦苇”（culmen），人们用它来搭建屋顶以完成整座房屋。“冥思”（contemplari）和“庙宇”（temple）有关系：“冥思”起初指仰望天空。一开始，神圣建筑被称为“圣所”（fanum），因此所有神殿前的非神圣地面都被称为“世俗”（pro fanum）。[938]尽管与希腊语相比，拉丁语作为一种诗歌语言有不足之处，但是它是一种内部联结的逻辑系统，这使它成为引起后世极大兴趣的一大课题。
古典拉丁语的鼎盛时期，所谓的“黄金时代”（还有一个“白银时代”）是奥古斯都时期，产生了西塞罗的散文和维吉尔的诗歌。在那之后，它的发展道路很不顺利，直到最后成为一种死语言。到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时，欧洲普通民众的口头语言在发生变化，衍化成各种各样的“罗曼语方言”。但是拉丁语成为一种国际语言。作为口头语和书面语，拉丁语一直到17世纪都是学术、外交和教会事务的通用语，在欧洲的某些地方甚至更晚。[939]同时，文学语言（受过修辞学训练的作家的语言）离普通人说的拉丁语越来越远。虽然有西塞罗的优雅和维吉尔的流畅，大多数人还是使用一种通俗拉丁语。当那不勒斯以南的庞贝城在公元79年因为维苏威火山爆发而被掩埋时，它的日常生活也在瞬间被“冻结”。现代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些墙上的涂画作品，用意大利语就是“涂鸦”。它们保留了公元1世纪中期普通人的日常拉丁语。许多“涂鸦”是对仇人的粗俗诅咒，大大不同于西塞罗和维吉尔的语言。[940]
拉丁语在教会中也变成主要语言。基督教开始是在地中海东部的希腊语人群中发展起来的（罗马的第一批主教都说希腊语）。[941]第一批基督教传道士和《新约》的作者使用了希腊化世界的通用希腊语，即所谓的希腊“通用”语。不过，早期基督徒使用的是普通人的拉丁语，他们是第一批皈依者。另外，他们避免使用西塞罗的文学风格，因为那种风格代表上层阶级的异教信仰。不过后来发生了变化。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和沦陷，教会接管了帝国的一些职能（下一章将讨论），基督教采纳了拉丁语，而且是西塞罗和维吉尔语言中较精致的成分。这在公元400年前不久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得到最好的体现。在书中，他以一种亲密的忏悔语气，讲述自己皈依基督教的过程。[942]就拉丁语对西方教会的影响而言，也许更重要的是圣哲罗姆从约公元380至404年的《圣经》翻译。[943]这部《圣经》武加大译本融入了许多古典传统，如讽刺诗和自传，产生了一部流传几个世纪的标准文本。[944]
现在回到罗马青年的教育问题。第二阶段的教育从十二岁到十五岁，主要内容是语言和文学。学习的主要教材是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学生大声朗读这部作品以及其他作品，培养批评技巧，对其中的文法、修辞以及作家对神话的运用发表评论。十六岁时，男孩们从文学转移到修辞学，通过参加公共讲座来学习。
西蒙·普赖斯说：“修辞学在现代的名声不太好。我们更重视‘诚恳’而不是‘矫饰’，因此我们现代的喜好为我们欣赏拉丁和文艺复兴文学带来了真正的问题。正如C.S.刘易斯所写的：‘修辞学是我们和古人之间的最大障碍……几乎所有的古老诗歌都是那些人写成的，在他们眼里，现代形式上的诗歌和修辞学的区分毫无意义。’”[945]修辞学的学习分成两种：劝告和诘问。劝告是为了帮助男孩们组织论证。他们对过去的事件进行争论，例如，恺撒是否应该接受王位？在诘问训练中，男孩们会面临许多法律难题。例如，普赖斯提到了一个案例：儿子同父亲吵架后，被赶出家门。在放逐中，儿子学习了医术。后来，父亲生病，当他的医生无能为力时，儿子被召唤回来。儿子开出了一个特殊处方，父亲服药后死亡。儿子平静地喝下自己开的药，却没有死。不过，他还是被指控杀父。在课堂上，学生必须为起诉方和辩护方提供辩词。[946]
这样的体系似乎很有效，因为教师的特权在罗马变得很普遍，当然迈克尔·格兰特认为当局应该有更多地介入，以维持标准。公元69至79年在位的韦斯巴芗皇帝为教授希腊语和拉丁语修辞学设立了两个带薪席位。即使在罗马城之外，教师也可以豁免各种市民义务。[947]
罗马读写能力的传播是逐渐的，但是非常重要。涂鸦的存在以及普通士兵多多少少能够写家书这一事实表明，读写能力已经扩大到元老和政治家之外的人群。[948]但是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夸大。古罗马没有眼镜，没有印刷的广告，没有时间表，没有《圣经》的大众传播。[949]一项估计是，古代雅典具备我们所说的读写能力的人不超过5%，而在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不超过10%。[950]无论雅典还是罗马，一开始，读写能力可能并不具备像我们今天这么明显的优越性。许多古人拥有了惊人的记忆力，能够没有差错地背诵大段材料。其他人则满足于听他们的背诵，对记忆力的尊敬由来已久。[951]事实上，人们可以通过“二手”方式“具备读写能力”（从“了解书本”的意义上）。[952]
否认读写能力广泛传播的论据包括经济因素。在古罗马，书卷是用莎草纸黏合而成的，携带和阅读比较困难，而且长长的书卷使得笔管和墨水写作因文字增加而尤其困难。尽管如此，书还是得到复制，西塞罗曾经派人把书卷送给他的朋友阿提库斯，后者让奴隶随时抄录。贺拉斯提到了索苏兄弟，说他们的图书销售/出版收益可观。昆体良和马提亚尔都提到了出版家特里丰和阿雷克特斯。[953]这有点可疑。根据一项估计，公元1世纪，在埃及一张纸莎草纸的价格是30至35美元（按1989年的价格），在其他地区更贵。马提亚尔的第一卷《隽语》大约700行，标价为20塞斯特尔提乌斯（=5迪纳厄斯），第十三卷（276行）标价4塞斯特尔提乌斯（=1迪纳厄斯）。为了给大家一个价值概念，马提亚尔本人说过：“一个阿斯（古罗马铜币）可以吃一顿鹰嘴豆晚餐，外加享用一个女人。”1阿斯相当于1/18迪纳厄斯，因此，约翰·巴斯比说：“买一本马提亚尔的一卷《隽语》的钱可以吃四十五顿鹰嘴豆晚餐外加享用四十五个晚上的女人。他能卖出一本才怪呢！”[954]
当然大多数作品并不是隽语或哲学。它们都是事务性的，涉及农场或生意管理、账簿、写信等。这就是威廉·哈里斯所说的“手艺人的读写能力”。在《萨蒂利孔》中，释奴厄西昂在提到阅读法律材料的能力时这样评论道：“这件事情能挣到面包。”[955]随着时间流逝，书面合同获得了地位，在有些城市，提交书面合同成为强制性的要求，以至于不为档案馆所收藏的文件被认为无效。还有一种新的文件形式越来越多地在借贷中被使用——手迹，即借款人亲笔书写的借条。[956]最重要的是，共和国后期的罗马人需要书写一些文字以行使自己的投票权。[957]
衡量读写能力的另一个标准是公共和私人图书馆的规模。虽然古雅典不存在我们所说的公共图书馆，但是伪普鲁塔克在《十大演讲家的生平》中说，吕库古（约前390—前324）提议，在重大节日表演的剧本的正式抄本应该存放在公共档案室。图书馆可能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958]我们听说的罗马第一座公共图书馆是由阿西尼乌斯·波利奥在公元前39年建立的（之前恺撒曾下令建造一座，但是从未建成）。到罗马帝国灭亡时，仅罗马城就有29座公共图书馆。[959]科姆（由普林尼出资建造）、以弗所、帕加马和乌尔皮亚也有图书馆。[960]权贵当然有自己的图书馆，西塞罗的书信中经常提到他去朋友那里借书。他会时不时地去卢库鲁斯的私人图书馆，有一次发现加图也在那里。[961]1752年在赫库兰尼姆发掘出一座私人图书馆，里面藏有1800个书卷。[962]最后，在考察读写能力的程度时，我们要记住罗马作家的不同背景。泰伦斯曾经是阿非利加的一个奴隶，加图来自统治国家的贵族，而贺拉斯是意大利东南部维努西亚的一个被解放的奴隶的儿子，诗人斯塔蒂乌斯是一个校长的儿子。其他线索显示，军队也深刻地官僚化，[963]罗马出版的至少一种书会印制1000册，[964]甚至涂鸦中也提到维吉尔的作品，[965]这些事实也可以说明当时的读写能力。（作为罗马最著名的作家，维吉尔从未担任军政职务，自然受涂鸦者的欢迎。）在罗马很可能有数以万计的人能够阅读，并且第一次形成了一种读写文化。[966]同时，口头文化在大多数人中依然很普遍。在市集，人们仍旧大声朗读诗歌，根据记忆讲述史诗。[967]
作家多少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想说的东西。《十二铜表法》禁止诽谤，奥古斯都虽然对别人对他个人的讽刺作品不以为意，但是仍然明文规定署名的讽刺作品是一种犯罪。不过，还存在社会压力。特别是元老院的内部关系很密切，西蒙·普赖斯告诉我们，当奥维德因为记述了皇帝外孙女的性行为习惯而被流放到黑海时，他感到“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因为其他社会地位更高的人犯有差不多同样的罪却未受处罚。[968]大体上，写作是一种城市活动，并且“都市”价值在罗马很时髦。[969]与此同时，罗马人自认为是一个行动的民族，热衷于战斗、管理和有所作为。这又让我们回到“利益”，即有用原则，它在罗马人心中永远都是享乐的对立面。这样，阅读只有能引导写作时，才成为一种有用的行为，“尤其当作品被证明对道德有益时，更是如此”。
因此，诗歌很成问题。每个人都承认，诗歌大部分是优美的，尤其是早期的希腊诗歌。但是，大量的诗歌确实轻浮。贺拉斯被迫从两面辩护：“诗人或想有用，或想给人带来快乐，或说一些既能愉悦人又对人生有用的东西……兼具实用和愉悦的诗人在哪里都受欢迎，既愉悦读者又能提供建议。”[970]不过正如他们之前的希腊人一样，罗马人还相信诗人在某方面是特殊的，所以称呼他们“瓦提斯”，意思是“先知”。
前面提到，正是罗马人发明了“古典”思想，即认为过去时代（尤其指古希腊时代）所思考的、所说的和所写下的最好的东西值得保留。这一思想的产生与学术的产生关系很密切，学术是罗马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
我们现在的词语“学者”（scholar）和“学术”（scholarship）其实来自中世纪在文本旁边撰写评论和批评的写作活动，这些评论被称为“页旁注解”（scholia）。但是这种批评和评论活动本身开始于亚历山大港的图书馆，它的开始也是由于早期书卷的某些特征。这些书卷由薄莎草纸片做成，由尼罗河三角洲到处可见的一种芦苇的纤维木髓制成。两张纸草以直角压在一起做成纸张，多张纸张黏合成书卷，第一张称为“起页”，最后一张称为“尾页”。一张普通的莎草纸上，一栏有8到10英寸高，25到45行。当埃及政府为了控制书籍制作而禁止出口莎草纸，从而导致纸张稀少的时候，人们就用兽皮代替，在帕加马尤其如此。英语中的“羊皮纸”一词（parchment）就来自帕加马（Pergamum），意大利语中羊皮纸的对等词是“帕加马那”（pergamena）。[971]大多数时候，莎草纸是单面书写，部分是因为抄写员都喜欢顺着纸张的纹理书写，部分是因为在书卷中，任何写在反面的东西都会很快脱落。读者阅读时，要慢慢展开书卷，一手握住已经读过的部分。这样当他读完后，整个书卷都反过来，为了方便其他读者的阅读，必须再把它重新卷回去。对有些长达10米的书卷，这么做带来很大的不便，而且不断地卷来卷去会缩短书卷的寿命。不便还意味着，如果一个作家想引用另一位作家的话，他更愿意依靠记忆，而不愿意费劲去展开相关的书卷。因此，复制文本比听起来要困难得多，而且由于标点很不完善，甚至几乎没有，使得复制更不容易。例如，文本中单词之间没有间隔（间隔到中世纪才系统化），剧本中变换说话人也总是没有清楚的表示（一行的开头用一条横线表示，就像一个破折号，但是几年后，横线容易脱落），人物的姓名也会被全部省略。[972]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导致的不准确和混乱才催生了学术。
学术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亚历山大港缪斯庙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有意识地尝试编撰一部完整的希腊文学文库，他们发现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版本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情形又产生了一些研究方法，它们也推动了学术的产生。第一步是为受过教育的大众普遍阅读的作家编辑一个标准文本。第二步是确保公元前5世纪阿提卡的书籍（有些用早期希腊语写成），被译成当时通用的希腊语。直到公元前403年，雅典人一直使用早期字母表，其中字母ε可以用于表示三个元音：ε、ε-ι和η，字母ο可用于表示ο、ο-ι和ω。[973]第三步是发明重音体系，它的出现其实比标点还要早。第四步，撰写自成一书的评论，讨论古典文本中的不足。第一种例子是，引进一套批注记号，书写在文本页边空白处，让读者参考评论中的相关地方（正是这些页边记号形成了后来的页旁注解）。批评记号中最重要的一个是诗歌左边空白处的短剑号，表明该诗属伪造。其他记号包括“＞”，表示精彩的内容或语言；“”表示诗行的顺序被打乱；以及“※”，表示这一段在别处错误地重复出现。[974]
亚历山大港人的这一套批注方法被罗马的L.艾利乌斯·斯蒂洛采用，他活跃于公元前100年左右，他的成果包括编制他认为是真实的古希腊和早期罗马的戏剧清单。虽然他感兴趣的不仅仅是作品的真实性，但是他的方法和评判被他的学生瓦罗（前116—前27）采用，并且部分决定了古典作品留给我们的遗产。自此之后，像塞内卡和昆体良这样的作家总能意识到，在罗马，文本可能会有很多讹误，因此他们经常把不同的版本进行比较。
随着帝国的衰落，书的制作越来越少，古典文化的延续性岌岌可危。保存它的方式之一是发展新的文学形式，即摘要和简编。摘要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节本”，一本书的简略形式，包含书的主要内容，它通常和别的摘要一起在简编中出现。虽然这样做会丢失许多细节，但是简编的作者必须对各种书的版本进行筛选，同时要进行批评判断。除了简编之外，罗马人还创作了许多评论，它们告诉现代学者哪本经典的哪个版本可在何处与何时获得。[975]
正是在这个衰落时期，学术和读写能力的共同提高产生了至少三套不仅在罗马时期，而且在后来的中世纪都具有重大影响的书。第一套是艾利乌斯·多纳图斯的两本文法书，《文法初阶》和《文法进阶》，它们和《文法基础》一起成为中世纪的主要文法教材。第二套是诺纽斯·马凯鲁斯的《教学简编》，这本词典因为收录了许多当时佚失作品的引文而弥足珍贵。
第三套书是马尔提亚努斯·卡佩拉的《论墨丘利的婚礼》，这是关于自由七艺的寓言性论文。“人文学科”被认为是一个罗马绅士必须接受的教育科目，它起初是瓦罗受波希多尼（前151—前135）的影响而构思出来的。瓦罗编写了一部有影响力的百科，《艺术九书》。在书中，他概述了九门学科：文法、修辞、逻辑、代数、几何、天文、乐理、医药和建筑。后世作家略去了后两门。[976]在罗马，到公元1世纪末，教育多少有些标准化，确立了自由七艺。这些又成为中世纪教育的基础，到中世纪自由七艺又分成两大类：基础三科（文法、修辞和逻辑论证）和高级四艺（代数、音乐、几何、天文）。我们在后面章节中将会看到，这一体系形成了现代教育体系的基础，而且是导致西方兴起的因素之一。[977]
